【文/王佐民】

作为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海难，泰坦尼克号的遇难无疑影响深远，而1998年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则让泰坦尼克这个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处女航时，船上还有8名中国人，他们不幸遇上了这场重大海难。其中有6人幸运地存活了下来，但对他们来说，从海难中幸存并不是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部分。

百余年后，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导演施万克在得知泰坦尼克号还有中国幸存者后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次海难有七百多名幸存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详细的人生轨迹和故事，但幸存下来的6名中国人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痕迹。而这一切也促使施万克想要探寻这6名中国幸存者，并最终将探寻经历制作成了这部名为“六人”的纪录片。

在这部纪录片中，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詹姆斯·卡梅隆的出镜，以及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时被删减掉的镜头：折返寻找幸存者的救生艇搭救了一名中国幸存者，他可能是那次海难中最后一名被搭救起来的人。

109年前的4月，大清已经亡了，欧洲正在备战，美国正在排华，整个世界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那8名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在这时代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当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出发时，除了头等舱里数不清的社会名流之外，还有三等舱里的底层人民。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莱昂纳多扮演的男主杰克就是在牌桌上赢得了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船票而坐上了这条驶向美国的巨轮。那8名中国人和电影中的杰克一样，只能待在底部的三等舱，而且还共用一张船票。船上奢华的头等舱与豪华舞会与他们无关，但在沉没之后，污水却泼向了他们。

泰坦尼克号登船记录上的8名中国乘客姓名

当载着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在纽约靠港之后，七百多名幸存者或被送往医院，或安置在宾馆之中，唯有6名幸存者留在卡帕西亚号上——没错，就是那6名中国幸存者。泰坦尼克号沉没无疑是当时的头条新闻，影响之大可与百年之后的波音两起737MAX空难相比。这不仅仅因为这条当时最大的豪华邮轮戏剧性地在处女航中就沉没，还因为上面有着无数商业巨贾、社会名流以及贵族。

在卡帕西亚号到达纽约之前，美联社的记者们就在港口等着拍摄幸存者的画面。美联社甚至还租了条船一路跟拍载着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当时的宣传与报道大篇幅地赞扬着海难中的“人性光辉”与“绅士精神”，诸如妇女儿童先上、绅士让出了救生船上的位置、名流们拒绝登上救生艇、船员们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等。至于船长事发时在打牌、大副玩忽职守、早就收到了冰山警告这些事则压根不见报端。这种操作我们一般称之为“丧事喜办”。

既然立了“正面典型”，那自然需要树一些靶子来打一下。载有两千多人的泰坦尼克号最终只有705人获救，生还率不足三分之一，三等舱男性乘客生还率只有六分之一，船上几十名土耳其人无一生还。而8名中国人中有6人幸存了下来，生还率远高于平均水平。

1912年的美国还处于排华情绪中，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一直到1943年才正式终止，而刚刚灭亡的大清王朝与新生的民国显然也顾不上维护海外国民的权利。这些都使得6名中国人成为了极佳的靶子。

生还的6名中国人有5人坐上了泰坦尼克号的C号折叠救生船，恰巧泰坦尼克号的船主伊斯梅也乘坐了这条船。作为泰坦尼克号海难中最受指责的人，他对于海难的证词中充满了对中国生还者的攻击，指责中国生还者躲在救生艇的座椅下方混入救生艇。而其他生还者的证词也对中国生还者不利，甚至有人指责那五名中国人是“男扮女装”混上救生艇的。

在纪录片《六人》中，施万克的调查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梳理。这8名中国人那时待在三等舱的单身男性舱室，即泰坦尼克号的右前方位置，距离冰山撞击的位置较近，也因此对冰山撞击后的不祥预感更强烈。而这8人登记的身份是水手，使得他们更早觉得情况不妙并进行逃生。

根据调查中对当时情况的还原，左舷救生艇的原则是“仅上妇女和儿童”，而右舷救生艇则是“妇女与儿童优先”。换言之，妇女和儿童坐好后还有空位的话男性是可以上的（船主伊梅斯也作为男性上了同一条救生船）。施万克甚至根据中国幸存者搭乘的C号救生艇的图纸1:1还原制造了一条救生船，并模拟了逃生者搭乘救生船的情况，证实了所谓“中国人躲在救生船座位底部”是完全不可能的。

红圈中的C号折叠救生艇就是5名中国幸存者与船主伊斯梅所乘坐的救生艇

横的木条就是折叠救生艇上的座位，能否藏人一目了然

坐满幸存者的折叠式救生艇，真要座位下藏人那早就被发现了

对于这些指控，中国生还者们无力也无法进行反击与驳斥。当幸存者们踏上美国土地之时，他们被勒令不准上岸，只好留在卡帕西亚号上，第二天就被转移到了安纳塔号水果运输船上，踏上前往古巴的旅程。刚从一场世纪海难中幸存，他们就被美国驱逐出境，停留时间不足24小时。没有人在乎他们是否对乘船有阴影、有没有从海难中恢复过来，就让他们乘坐另一条船离开，甚至没有提供反驳对他们指责的机会，而这一切都是源自美国的《排华法案》。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方荣山

1863年美国开始建造太平洋铁路时，由于缺少劳动力，引入了大量的中国劳工。一万两千名中国劳工占建设铁路劳工总数的大半。1869年太平洋铁路的建成连通了美国东西海岸，成为了美国的经济动脉。中国劳工用自己的汗水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1882年，美国政府以中国劳工抢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将大量的中国劳工拒之门外，它也成为了当时《美国法典》中唯一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法案。

在《排华法案》实行之后，中国人想要以合法身份进入美国长期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产生了“纸生仔”现象，即利用当时身份户籍档案不完善的漏洞，冒称自己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抑或伪造身份将自己弄成有着合法美国国籍的华人的子女进入美国。因此，当时大量进入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改名换姓。

在泰坦尼克号的六名中国幸存者中，“fang lang”就是一个典型。在找到“fang lang”的后人并对他的人生履历进行研究时，确认了“fang lang”就是方荣山，并且发现他此前还有着另一个名字：方森。他为何会有两个名字已经无人知晓，一切都随着他的离世成了一个谜，但研究者相信与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在访谈中这样评价《排华法案》与中国幸存者的遭遇：“这六名中国幸存者经历了如此重大的灾难，只因为当时的美国不再对中国人开放。只有这些被长期利用的中国廉价劳动力被驱逐出去，在我心里这无疑又是一项美国的暴行。”

方荣山在美国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其他几名中国幸存者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去了英国，均遭遇了系统性的对华人的歧视。1885年，1.7万名华工在加拿大刚建设完太平洋铁路，就遇到了加拿大的《人头税法》，对每一位来加拿大的华工征收50加元的人头税。在2021年的今天，50加元听起来似乎没多少钱，按照汇率换算也就约260元人民币。然而这是在加元还实行金本位制度的19世纪末期。按照金本位，一加元约相当于6克黄金，对当时的华工而言意味着两年的收入。很多华工要么被迫筹款支付巨额人头税，要么面临妻离子散的局面。

人头税在1900年提高到了100加元，在1903年更是提高到了500加元的天价。而1923年加拿大还通过了《华人移民法案》（也称排华法），禁止除商人、学生、外交官外的中国人进入加拿大。这一“排华法案”一直到1947年才取消，而这时二战已经结束两年了，再过两年新中国也要成立了。

一名叫亚林的中国幸存者去了英国，遭遇更是凄惨。由于一战爆发，英国大量商船水手参战导致商船缺少水手，几千名中国水手，包括亚林前往英国填补了这个缺口。然而一战结束之后的经济危机加上失业率的剧增，这些无依无靠的中国水手无疑成为了英国当局的目标。一夜之间，几千名华工被强制驱逐出境，包括那名中国幸存者。这是现代史上中国海外劳工常见的一幕，需要的时候被叫来流血流汗，不需要时弃之如敝履，十足的“卸磨杀驴”。国家屈辱的历史与个人悲惨的遭遇交织在了一起。

“他们坚信未来会更好，他们能忍受一切艰苦，只为了下一代能有更好的生活”——《六人》

旧金山的天使岛有着美丽的名字，然而这名字的背后满是华人的血泪。作为华人入境隔离区，有十万华人先后被关押在天使岛上被拘留，等待隔离审查。天使岛上留下的建筑墙上依然有大量当时被拘华人刻下的诗。

呜呼！白种强权，黄魂受惨。

叱丧家之狗，强入牢笼；

追入笠之豚，严加锁钥。

魂消雪窖，真牛马之不如；

泪洒冰天，洵禽鸟之不若也。

但我躬既窜海曲，性品悦看报章。

称说旧乡故土，剖瓜分；

哀怜举国斯文，狼吞虎噬。

旧金山天使岛华裔拘留所墙壁上所刻诗词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那些对华人充满歧视性的法案逐渐消亡，美加政府也先后就当年的《排华法案》对华裔进行道歉与赔偿（加拿大2006年正式道歉并对当年华裔后人进行了一定金额的赔偿，美国政府于2012年正式道歉但并未进行赔偿）。然而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发现当年的排华行为还在不断重复。欧美国家的政府官员与右翼势力依然在指责华人抢走了工作机会、依然在叫嚣着让华裔“滚出去”并袭击华裔、依然在进行着无端的指控，想要看剖肚子却丝毫不在乎肚子里到底有几碗粉。

百年过去了，哪怕看上去进步了很多的欧美依然“还是那个味”，然而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个腐朽而又无能的清王朝了。如果某些人还想玩百年前那一套，那先得问问中国人民答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