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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的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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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的粤军（一）时当民国时期粤军军兴百周年，特发此文聊以记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大名鼎鼎，闪闪发光的名字。它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解放阵线里的中流砥柱。不过，八路军和新四军并不是仅授予一次的番号。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革命军的队伍里已经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有意思的是，最先出现的这支八路军和新四军，跟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史上还有些渊源。抗日战争时期我共新四军的军歌，第一句就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说的就是当年北伐军第四军血战武昌，最终击败吴佩孚夺城的故事。无论老四军，新四军还是姓共的新四军，它们骨子里刻着的大名其实是：粤军。 粤军是中国革命史中以能打硬仗出名的部队。不过这支部队的命运也相当悲剧。跟1925年统一后只经过一次分裂的桂军不同，粤军历史上分分合合，鲜有统一的时候。都说两广唇齿相依，这个不假，但是双边分裂打架的事情也不少见。桂军常受四分五裂的粤军拖累，无可奈何的时候也屡见不鲜。这些恩怨，值得说的八卦便在本文中了。 粤军起源跟孙大炮逸仙关系密切。中山先生在1917年带着慈禧老佛爷留下的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广州，成立了军政府要跟北洋段祺瑞对着干。带来的海军军舰加在一起排水量有一万多吨，是够吓唬不少人的，可惜水兵不能上岸，也只配吓唬人用。中山手上没有陆军，不得不倚靠不靠谱的军阀部队。“军政府”这个名字已经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该政府是如何被军人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非常大总统南下之际，广东刚刚结束了陆荣廷的驱龙战争，亲袁世凯的广东军阀龙济光被反袁世凯的广西军阀陆荣廷赶到偏远的海南岛去了。陆荣廷表面革命，让孙中山觉得可以依靠这样的人北伐。就算老陆不那么靠谱，湘军程潜云南唐继尧这样也是一抓一堆，去找段祺瑞的麻烦还不是轻而易举？ 这么想想可以，可惜根本不可能做到。陆荣廷脑子好使得很，借着驱逐龙济光的机会占据了粤省，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快活，还北伐你个锤子。陆荣廷手下大将陈炳坤督粤。陈炳坤一手压着陆荣廷另外一个大将莫荣新，弄得老莫火大，跟一群广东实力派——里面有个后来成为凯申公头号智囊的杨永泰——勾结起来，起哄架秧子，赶走了陈炳坤。莫荣新上位没几天，广东佬才发现此公是个只懂得用枪子儿说道理的老茅坑石头，嗜杀成性，杀掉了军政府陆军次长崔文藻，把孙大总统的卫队士兵打死了几十个。后来他的手下更是杀掉了前来劝降的中山先生信徒、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家朱执信。如果有人看过电影《孙中山》，就会记得这个看上去有点书生模样的人，一边高喊“我是朱执信”，一边向莫荣新部下控制的虎门炮台走过去准备劝降，然后飞过来了一发子弹。 朱执信只是当年中山革命一串长长的殉难者名单中的一个。1918年2月，追随中山先生南下的海军将领程璧光遇刺身亡，把孙逸仙博士给吓得跑到上海著书立说去了。他老先生临走前不服气，叫上两艘军舰远远朝着观音山放了几炮，很是发泄了一番。 被孙大炮轰了几炮，对老莫来说毛都伤不了一根。不过，桂军在广东是客军，莫荣新又盘剥无度，终于惹毛了广东佬，各方奋而举事，在1920年把他和手下部队赶回了广西。朱执信便是在此次“驱莫”运动中牺牲的。 要问广东佬凭什么赶走莫荣新的，答案是粤军。 1917年，只得到海军支持的中山先生当了光杆儿非常大总统。由段祺瑞任命的广东省长、浙江人朱庆澜对此深表不安，把自己指挥的广东新军二十个营共5000人交给了中山，这是粤军最初的基本部队。所谓新军，其实源出自袁世凯在光绪末年军事改革所诞生的新军，跟北洋军攀得上亲。段祺瑞对朱省长擅自交出枪杆子十分恼火，把他改派到广西当省长。陆荣廷那个虎狼窝，傻子才跑去那里惹一身骚。拜拜了您呐，朱庆澜便先去了上海，后来又投了张作霖，一度当了张学良张小六子的上司。 有了这二十营步兵，中山先生终于算是登陆成功。不过他除了懂得开炮，在军事上纯属外行，便把大部分军队（十二个营）交给自己一个战友管理。此人名叫陈炯明，字竞存。 竞存公当年掌握粤军时还是跟中山先生跟得很紧的，革命精神也相当不错。在中山令下，粤军进军闽南，打出的旗子上书“援闽粤军”，跑去打福建北洋军阀李厚基。援闽是假，自己没地方去是真，只好跑去吃福建人，硬是在闽南吃出自己一片天地。躲到福建两年后，部队发展到两万多人。这支部队以陈炯明为司令，参谋长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广东陆军小学堂原校长邓铿邓仲元。当年这所学校毕业生如邓演达、张发奎、薛岳、叶挺和张云逸等青年将领，这会儿都在粤军中当着中下级军官呢。 1920年，“援闽粤军”结束“援闽”，杀回乌烟瘴气的广东，一路向西从桂系手中夺回全省。丢掉广东的陆荣廷不服，第二年跑回来想要砸场子。没想到粤军战斗力爆表，这一次干脆直接打进广西，控制南宁等主要城市，陆荣廷被迫走人，是为他第一次下台。此役中邓仲元又收了老陆手下不少兵马，其中有几个人得注意一下，分别是在桂军林虎部担任营长的陈铭枢和担任连长的陈济棠。陈铭枢手下有个士兵出身的排长，名叫蔡廷锴。巧的是，陈铭枢和陈济棠也是邓仲元在陆军小学的学生。林虎部下还有一位营长名叫李宗仁。粤军打进广西后，他跟着老林一路退到广西玉林兴业县一带，然后拉起了队伍，在陈炯明那里挂了个名，听调不听宣，从此占山为王，自立一方。 这下好了，历史名角儿一个个都出场了。 陈炯明带领粤军夺回广东，迎回中山先生，当然算是再兴革命，是有功之臣。不过他本人并不是带兵之才，部队管理训练交给了邓仲元。此时粤军编制是两个军。第一军军长由陈炯明担任，下辖三个师，第一师以邓仲元兼师长，师参谋长是保定军校毕业的粤军将领、广西梧州人李济深；第二师师长是河南人洪兆麟。第三师是原来的广东省警察厅厅长魏邦平输诚后建立的，手下的粤军将领有李汉魂、邓龙光和韩汉英。粤军第二军军长是许崇智，因为该军不满编，所以手下编制没有师，只有旅。三位旅长分别是许济（许崇智的堂弟）、吴忠信和张民达，参谋长则分别是顾祝同、刘峙和卫立煌。 不但粤军的人到齐了，就连后来中央军都有人掺和进来了，大戏开演。 这些将领里面，陈炯明之下，可以奉为粤军灵魂的是邓仲元和许崇智。邓仲元之前是广东新军的营长，粤军的基本部队是他训练出来的，自己直接指挥的第一师更是粤军祖宗。许崇智则在1917年随孙中山南下担任大元帅府参军长和陆军总长。两人都是中山心腹和头号军事助理。 控制粤省没多久，粤军出现了第一次分裂。1922年中山先生觉得手里的军队挺靠谱，又控制了粤桂两省，可以去打北洋军了，遂督促陈炯明联合湘军北伐。竞存公存了军阀之心，不肯去打北洋，逐渐跟中山先生离心离德。两人决裂，终于出现了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炮轰越秀山总统府，迫使中山先生再度离粤赴沪的好事儿。 中山蒙难，原因之一是失去了军方支持。手下大将中，许崇智带兵在外，不久被陈炯明赶去了福建。邓仲元更是在陈炯明造反之前的1922年3月在广州遇刺身亡，年仅36岁。邓仲元为人正直、公正，与手下将领多有师生之谊，粤军将领对他非常尊重，张发奎这种刺儿头将领，也一样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要是邓仲元还活着，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胆量起码会收缩一半。粤军后来也不太可能陷入四分五裂互相撕斗的境地。今天如果有朋友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墓园一侧有邓将军之墓和雕塑，他和当年参加黄花岗起义的战友们得以一起享受后人祭奠。 到底是谁杀害了邓仲元？后来张发奎说，这是陈炯明手下叶举干的。后来炮轰总统府，实际执行者也是叶举，此人由此背负一世骂名。 邓仲元遇刺后，由梁鸿楷接任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职务，参谋长为李济深。未来北伐“铁军”第四军，主要就是由第一师将领发展而来。 不靠谱的粤军（二）1926年之前的广东，是个富庶之地，珠三角是鱼米之乡，又是贸易大通道，除了各种洋货，还是南方烟土交易中心，抽税抽得银洋叮当响。南方军阀们一旦在省内打仗输掉了，有不少人带着残部跑到广东就食。除了山头林立的粤军部队，跑过来混日子的外省部队真是灿若群星。简单地说，如果把本省正统派的部队算在孙中山陈炯明的粤军头上，那么别的本省旁系部队还有李福林被招安的土匪军，盘踞高廉地区和海南岛的邓本殷——此公原是陈炯明部下，老陈把他派到粤西南和海南岛宣抚，他干脆就赖在当地当大王来了，连钞票都自己印起来。外省部队则有湘军谭延闿、程潜部，桂军沈鸿英、刘震寰部，滇军朱培德、范石生和杨希闵部，以及川军熊克武部和彭程万的赣军，后来应孙逸仙博士邀请，从吴佩孚的部队里又拉出来了樊钟秀的豫军。不能说这些部队是八国联军，但说是八省联军似乎也差不多。大家熙熙攘攘，各占一块地盘，闲来无事互相打架打劫过家家，真是热闹非凡。 陈炯明部轰了越秀山，把粤军给轰散了，直接提升了广东军事力量的多元化程度。第二军在许崇智带领下正在北伐，宣布跟着中山先生走。实力最强的第一军基本上跟了陈炯明。第一军旗下，洪兆麟的第二师是陈炯明反孙的基本力量，魏邦平的第三师摇摆不定中也跟着陈炯明走了，老魏只好辞职走人。要是邓仲元还在，第一师大概率会跟许崇智一起反陈。无奈邓仲元已逝，梁鸿楷李济深镇不住场子，第一师半推半就，竟然也跟了陈炯明。张发奎后来说是出任一师三团、四团团长的陈修爵和陈铭枢力主投陈。陈修爵叛孙投陈确有其事，陈铭枢却分辨说，当时自己要求部队“严守中立”，然后又说陈炯明对他有“知遇之恩”，反不得。反正呢，陈铭枢怎么做都左右不是人，最后只好横下一条心，把部队一撂，竟然跑到南京学佛念经去了，一去就是两年。问题是念经也一点不耽误他的前程。1924年他回到老部队当了师参谋长，随后又转去当了旅长。 至于那个依附陈炯明的陈修爵，后来据说是在抗日战争中出任伪职，不知如何没有被处理，1949年逃去了香港，了了残生。亦有说法认为陈修爵与我共有联系，未详查。 话又说回到孙逸仙博士这里。孙博士对竞存公的意见很大，毕竟把部队交给你，你却掉头来打我，没天理了。这个事儿也让孙博士彻底下了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定了下来，1924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两年后，黄埔军校正式建立。 （在这里梦秋乱评一下：乱世之中掌握枪杆子，生存优势大大提高，对资源的掌握也大幅提升，所以军阀化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算得上是一种周期现象。不说中唐以来的藩镇、五代十国，宋朝靖康年间各种军阀的表现也留下了大量历史教训，而岳飞的悲剧却又似乎反证了军阀化的合理性。明朝拼命以文官压制军权，甚至不惜滥杀开国功臣，但明军在崇祯到南明时期仍不免军阀化，这不能不说是我中华历史中一条抹不去的黑色因果律。中山先生充分认识到了军阀对于重建国家的恶劣之处，但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建立防止军阀化的机制。因此，即使黄埔军校建立之后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在北伐期间大量收编军阀部队后，这种理想主义仍不免被稀释和淡化，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山先生逝世后，凯申公以枪制党，开了国党军阀化先河，所以也就不要怪后来的将领们一个个堕落。 要说当时的军阀中有没有理想主义者呢？也不是没有，冯基督勉强算四分之一个？这里不说他。李宗仁算是半个。新桂系比阎老西陈济棠强的一点是，视野比较开阔，有野心。这也怪广西太穷，当地头蛇也没什么名堂。李宗仁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很多理论修养，但也知道割据一方不能完全凭借军队，要有管理有组织有人才还要有理念，于是在新桂系中组织起一个带有理想主义的政治组织“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后来改名“广西建设研究会”，想要以自己的“党”来整合内部。最后结果如何？因为这个政治组织负责人王公度得罪了许多桂系大头，在廖磊、李品仙等人“不处决就不出兵（抗日）”的要挟下，李宗仁不得不枪毙王公度，稍微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的念头，也再度让位给枪炮。这说明，在当今世界，没有先进的思想理论和有效的组织路线，拿枪的人不当军阀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 咱们回到中山先生办军校的事情上。他虽然下定决心要自己组团开战，但要拉出来的队伍要能打，还得训练一阵子。保定军校学员从陆军小学读到毕业，整整八年，而黄埔只有六个月，这是中山先生着急啊，赶走陈炯明是个火烧眉毛的事情。老陈不滚蛋，别说孙大炮，就是正宗炮兵拿破仑来了也只能放空炮。说不得，孙中山再度祭起军阀打军阀的法子。他自己的部队，许崇智的第二军被陈竞存赶到了福建，孙博士只得从省外邀来桂军刘震寰沈鸿英、滇军杨希闵助力。没多久原粤军第一师内部整顿，大部投孙反陈。各方向广州进发，原粤军第三师在副师长郑润琦的带领下也反水，迅速收复广州。陈炯明的势力如雪崩般坍塌，在1923年1月退守惠州。 陈炯明刚刚被打跑两个月，应邀入粤的桂军沈鸿英开始冒出当广东王的念头，想要用枪杆子打进广州。刚才还是友军的刘震寰、杨希闵两部调转头来，朝沈鸿英开火，一路把他赶回了广西。 这时候孙中山在干什么哩？孙中山正在整编手上的粤军部队，命名为“东路讨贼军”，1924年春改名为“建国粤军”。这支部队总算比之前的靠谱了一些。它的总司令为许崇智，参谋长就是后来的先总统凯申公，总计有四个师。第一师到第四师师长分别是许崇智、张民达、郑润琦和许济，后三位都是许崇智的人。这里的第一师则是之前被陈炯明叛乱裹挟的粤军第一师，几年前正宗“援闽粤军”的血脉，后来广东将领都以出身粤军第一师自豪，吹牛骂人的时候都喜欢祭出“粤军第一师精神”这面大旗来吓唬人。中山先生对第一师尤其重视。陈济棠说，当时孙先生曾希望他把第一师扩编到五万人。老陈这牛吹得有点大，不过考虑到孙先生连十万公里铁路都可以在图上设计，把一个师扩编成一个方面军那又有何难。 整个1924年到1925年，广东的各路军队都很忙，有人是降而复叛，有人是四处劫掠，有人则是四处弹压。1924年11月，广东仍未平靖。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只能控制珠三角和西江、北江下游地区，但全国形势发生变化。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扶病北上“和谈”，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 中山离粤和逝世前后，广东权力中心不稳，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陈炯明接踵而来，继续扰乱广东。建国粤军忙得团团转，刀锋大杀四方，主要对付各路反贼。先是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叛乱。建国粤军和黄埔学生军直接灭掉商团。1925年年初李济深（时已升任建国粤军第一师师长）攻略广西东北部入口贺县，助新桂系击败沈鸿英，迎来广西统一，除掉一大祸害。接下来陈炯明卷土重来。于是有了1925年2月的第一次东征。这也是年轻的黄埔学生军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可惜的是，这次东征虽然打得还算顺手，但未等灭掉陈炯明，身后的刘震寰杨希闵又发动叛乱。不得已，建国粤军和黄埔学生军掉头先打掉刘杨部队。刘杨还未平，川军熊克武部又打算到广州来武装大游行。粤军虽然设法扣留了熊克武，但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他的部队，只好请刚刚入伙的小兄弟、李宗仁的桂军出省，帮忙解决了这批川军。 1925年七八月月初，黄埔学生军和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到了秋天，形势好转，第二次东征开始。这一次不但击败陈炯明，各部还随即向粤北、粤西发展。1926年2月，李济深部联合桂军灭掉邓本殷，完全拔掉陈炯明的势力，在1917年之后，首次完成了广东省的彻底统一。随着广西新桂系向国民政府输诚，两广形式上形成统一，为北伐打下了基础。 只可惜，这种统一是相当短暂的。 国民革命军最早的五个军，其基本力量来自于桂军和粤军。许崇智掌握粤军，权倾朝野，是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的实力派人物。1925年8月，广州枪声响起，廖仲恺遇刺身亡，西山会议派疑为主使，遭到各界声讨。孰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9月，负责调查廖仲恺遇刺案的粤军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许崇智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借题发挥，把杀廖的屎盆子扣在许大帅的头上。老蒋重兵包围许的住所，“劝”其离开广州，暂避调查锋芒。许大帅这一走，就再也没机会穿上军装了。 廖仲恺遇害，许崇智出走，凯申公又逮捕了粤军第二号人物、第四军军长梁鸿楷，不久迫使其离开军队，让自己一跃与胡汉民、汪精卫一样成为KMT三巨头。“廖案”不久后，凯申公又逼走了胡汉民，次年通过“中山舰事件”赶走了汪精卫。虽然以后国民党内顶层权力斗争中这三个人还会继续唱戏，至少在目前，老蒋是把军权抓稳了。他的政治资历相对于胡汪确实不够，但枪指挥党这一点却执行得不错。 步入权力中心后，蒋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建立自己的近卫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个军基本上是黄埔学生军编成的。许大帅被赶走，在梁鸿楷的命令下，“建国粤军”对前来缴械的凯申公第一军和李济深的建国粤军第一师基本没有抵抗。第一军收编了建国粤军第四师（师长许济），编成第一军第三师。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凯申公的黄埔系，也是带着一点粤军血统的。不过到1927年1月，师长已经换成顾祝同，跟粤军再也没有关系了。李济深则借机把建国第二师和第三师编入自己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就此成型——这就是不久后成名的“铁军”。 （实际上，建国粤军第三师也是被缴械后由李济深收编的，师长郑润琦出走，李汉魂、邓龙光等中级军官加入了第四军。建国粤军第二师并入第四军情况不详。师长张民达在廖仲恺遇刺前，于1925年4月在广东东部韩江溺水失踪，写有他名字的外套在次年初被发现，于是建起一座衣冠冢，地址位于今天广州市动物园一侧。张民达对凯申公极其反感。要是他不死，第二师怕是没有那么容易被缴械。张师长意外去世后，二师第三旅旅长莫雄在“廖案”发生几天后被许崇智任命为师长。他这个师长板凳没坐热，在一个月后部队也被缴械吞并了。） 此时国民革命军编为七个军。除第一军（黄埔系）、第四军（粤军）和第七军（桂军）外，还有实力相对较弱的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和第六军，军长分别是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和程潜。其中谭延闿和程潜原是湖南军人，本省军阀内斗，两人前后率部出走广州。朱培德在中山先生南下后率滇军一部前来归附，故第二、第三和第六军均属广东客军。唯有李福林的第五军算是粤军本土部队，但李福林出身绿林，其部队匪气甚重，要打仗是不行的，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杀CP分子倒是很在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六位外交官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杀害，李福林的部队也摆脱不了嫌疑。 此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它的血脉可以上溯到当年朱庆澜交给孙中山的20个营新军，然后是陈炯明的“援闽粤军”第一师，再到“建国粤军”第一师。第四军成立后，以李济深为军长，邓演达为参谋长（北伐后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旗下分别有四个师，分别代表着粤军未来的四大山头。即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和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各为一派。北伐前，由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分出第三十四团单独组成独立团，团长叶挺，团参谋长周士第。鉴于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叶挺独立团，故而叶挺也算是第四军的半个山头。 因邓仲元遇刺，梁鸿楷被凯申公逼走，粤军其实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四个半山头共同奉李济深为粤军领袖，但李济深却无法服众。因为他是广西人，有人认为他太过于向着桂系，以张发奎一系尤甚。参谋长邓演达与各师主官关系均不错，但在资历上与他们平辈——比如，陈铭枢都当旅长了，邓演达一度还只是个工兵营长——亲和力有余而领导力有限。师长当中，陈铭枢亲蒋，张发奎亲汪，两人关系比较僵硬。陈济棠徐景唐则自成体系，暂时遵奉李济深。叶挺此时已是共产党员，跟张发奎关系较好，但思想上已不是一路。这是第四军无法像李黄白那样在桂军中维持相对团结的原因。 1926年6月开始的北伐战争，第四军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即陈济棠和徐景唐部）作为留守部队，改编成第八路军——这就是最早的“八路军”——与李济深一起留在广东。这也是当时的通例。比如说桂军，虽然改编为第七军，旗下竟然有九旅二十一团四万人，也留下半数在广西看家。第四军出粤部队刀锋直指武汉，打了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大战，攻克武昌，战功赫赫。第七军在贺胜桥和汀泗桥战斗中也有份参与，后来又在江西德安一带血战孙传芳，两个军均名声远扬，第四军与第七军因而一起分获“铁军”和“钢军”称号，至此达到荣耀的顶峰。 不靠谱的粤军（三）攻克武昌，当地人集资铸了个铁盾送给第四军，以资感谢。“铁军”有了商标，顺利完成品牌营销，于是跟着别的军队一起开始大扩军。这轮扩军充分把各个军阀的野心暴露无遗，比如唐生智。北伐开始前，唐生智只有一个军，还被吴佩孚的湖南代理叶开鑫打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被桂军和叶挺独立团救下。这才过了几个月，北伐军拿下武汉，唐和尚的湘军一口气从一个军扩到五个军，麾下叶琪、李品仙、刘兴（后廖磊接任）、周斓和何键统统升了军长。当然，他也不会想到，这六个军长后来有三个投了桂系，到1929年又全部短暂地回到自己麾下。跟唐和尚相比，李济深的第四军扩军程度小一点。除了留守广东扩成第八路军，第四军陈铭枢部扩编为第十一军，陈自任军长。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 1927年上海“四一二”，蒋桂两派朝CP和KMT左派开刀。粤军各个山头对此反应不一。留守广东的“八路军”由李济深指使，也开始动手清党。但是出省的两个军中，张发奎亲武汉反南京，武汉的汪精卫还在继续扮演左派，第四军自然跟老蒋是对着干的。陈铭枢亲蒋，又无法在普遍比较左翼的第十一军中清党，加上自己跟张发奎又看不对眼，只好宣布离开部队，两个部下蒋光鼐和戴戟也随后出走。蔡廷锴也想走。老张说，你要是走了，第十一军还有谁带？于是蔡留下来，但是第十一军的军长还是张发奎兼，后来又让朱晖日当了军长。这个时候大体上可以认为，粤军出省部队落在张发奎手上，没出省的部队，则由李济深继续控制。 之后第四军、第十一军组成第二方面军，不久把贺龙贺胡子的独立十五师也编入第二方面军——贺胡子跟二方面军可真有缘——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北伐名将”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两顶帽子，让老张飘飘然起来，开始要做白日梦了。 （18年后，张发奎再度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这一次向华公非但没有飘飘然，反而怒气冲天，差点不愿去就职。这是因为凯申公设的四个方面军总指挥职务，除了他老人家，另外三人分别是卢汉、汤恩伯和王耀武。汤恩伯北伐时在日本不说，卢汉打仗的不行，王耀武北伐时只是一个连长。我一个当年当过师长、军长和方面军总指挥的人，怎么到了今天跟你一个小连长并列了，生生羞煞死人呐……） 此时，粤军部队勉强还维持了团结，至少没有打起来。接下来第二次北伐，第二方面军向北杀到开封，在临颍跟张学良硬抗了一仗，我共杰出将领蒋先云在此役中牺牲，不过最后还是打得东北军望风而逃。这也是“铁军”以统一的身份在战场上的最后亮相。接下来他们就要分道扬镳，甚至是自相残杀了。这个逆转过程中，主义之争固然是分裂原因，张发奎也多少要担点责任的。为什么呢？ 张向华是粤军名将，但性格上向来有点桀骜不驯，还带着点小混混的混不吝，陈铭枢回忆录里说，张发奎“是有名的调皮鬼”，谁都不敢惹。这家伙混不吝到什么程度呢？1948年年初伪国民大会在南京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支持程潜竞选的《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广东“国大代表”搞贿选支持孙科。这篇报道惹恼了以向华公为代表的广东武夫，他老人家、薛岳以及陈策这群都已五十出头的陆海军名将，竟然挥舞着手杖亲自下场，带着百余人冲进《救国日报》报社，把报社砸得稀巴烂，员工痛殴了一顿。向华公大概好久不玩古惑仔这一套，兴奋过度用力过猛，还把自己的手给弄伤了。上海某报社当时报道这条新闻，用了“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行”的标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不说老张，单说小张的少年时期，他就是混社会的人了。当然那会儿向华公不像后来那样牛逼哄哄。有阵子他甚至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五块大洋也借不到，差点就想跳河自杀，最后决定从军才找到了出路。再后来声名鹊起，却还是脱不了那种小混混认大哥的眼光，还特喜欢一条路走到黑。 这个风格呢，也不能说就不对。当年孙大炮跟陈炯明决裂，在粤军中当连长的小张面临姓孙姓陈的问题时，他不像陈铭枢那样丢下部队跑去念经。人家还是认定了孙先生。中山遁去上海，粤军第一师也鼓噪着要跟竞存公走，小张把自己掌握的百十来号人拉到山上当了半年土匪，就是不听陈炯明，甚有节操。但他老人家后来随着年纪和功勋见长，眼光却越来越差，选效忠对象时错选了汪精卫。 老张嫌李济深太向着桂军，殊不知李仁公对他的印象也不太好，觉得难于管束。张发奎还跟邓演达一起抢过过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旅长职位，结果反而让陈铭枢渔翁得利了。不过似乎后来邓演达人缘不错，两人之间没有存下矛盾。而陈铭枢这个学佛的跟古惑仔张发奎就不是一路人了。粤军后来走到四分五裂，张陈之间的矛盾不能不说是其中主导因素之一。 在河南，打完张学良从开封回来，第二方面军奉调到九江，准备去打“叛变革命”的凯申公。这会儿老共总算认识到枪杆子的分量，行动也够快。当年的八月一号，南昌枪响。老共从第二方面军里直接拉走了第二十五师（师长叶挺）、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和第二十军（贺胡子的独立十五师升级而来），然后一路南下，想要在广东搞根据地。这是在陈炯明反孙、廖仲恺遇刺后粤军第三次分裂。这一次粤军无可挽回地从此走向解体，这个过程还会持续很多年，最后终于像被切断的蚯蚓一样，挣扎着接受历史的安排。 “八一”后，第二方面军被拆得七零八落，丢了一个军又两个主力师，三分之二的兵力没了，张发奎对此自然是很不高兴，不过此时他的心思还不在如何处理南昌问题。这个事情给了他一个离开江西回广东的理由——南昌起义后不久，凯申公因宁汉分裂，加上在徐州打了个败仗，宣布下野，然后杀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顶罪。凯申公刚刚滚蛋，孙传芳卷土重来，偷渡长江袭击南京。桂系第七军和何应钦第一军在龙潭血战七天，孙军团灭，从此一蹶不振。桂系和何应钦人气指数飙升，在南京开了个会重新分配权力，汪精卫只弄到一个常委，大为恼火。精卫公一向眼高手低，总觉得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没有得到重视，一怒之下，正打算回广东建牙开府，重走当年孙总理路线。要命的是，精卫公如此轻佻的做法，却真的得到了自己的拥趸张发奎的支持。 张发奎内心里也许是真想要从龙，不过呢，想要当军阀的算盘肯定也没少打。老张一辈子政治弱智，但又一直想要掺和政治，有时候做事儿做得莫名其妙。明明老共拉走了自己的部队，他的第四军却跟在南昌起义部队屁股后面大游街，说是要“平暴”，实际上小打小闹，跑到赣州就不动了，坐视叶贺部进入潮汕地区。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陈济棠当然不干了，老共都闹到我家厢房了，于是赶紧调动部队围堵。第八路军和叶贺部在潮汕驳火，后者很快被击溃。这次八路军打共产党的结果，以八路大胜而告终。不过在进入广东之前，蔡廷锴已率部脱离叶贺部，跑到福建躲起来。没事就跑到福建躲起来，也算得上是粤军传统。但此举让叶贺部实力大损，同时还动摇了军心，高佬蔡实在值得诛心一下。 总之，叶贺部从南昌跑到潮汕，一路被以逸待劳的黄绍竑、陈济棠、薛岳和钱大钧部围上来群殴，虽然有几个小胜，最后必然还是撑不住的。潮汕一战后，粤军彻底分为四个部分，除了张发奎部，还有陈济棠第八路军，叶贺余部和溜进福建的蔡廷锴部。蔡部是陈铭枢的老部下。到福建后，蔡廷锴发电报给正在日本“考察”的陈铭枢蒋光鼐，又把这俩请回来当了头头，很有点过五关斩六将后重树旗杆的义气。 顺便说一下，我共除了早年的南昌起义部队带有正规第四军血统外，秋收起义部队也多少跟第四军有点渊源。当年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从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里分出来的，赶不及跑去南昌，便在卢德铭的带领下去了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 言归正传。深受汪精卫蛊惑的张发奎看见叶贺部被击溃，自己便施施然率部回了广州，准备和汪兆铭一起重建广东国民政府。广东境内既有第四军，也有第八路军，都是广东佬，但却都是属虎的，广东难容二虎。老张在表面上跟李济深还保持己方关系，但他要当广东王，首先得让李仁公的八路军跟自己走。张总司令几次跑去劝说李仁公反南京都碰了一鼻子灰，心下十分恼火。但是又不便动手将其扣押。恰好汪精卫是个屁股粘不到板凳上的，开府大事重如千钧，他却要去上海“联络同志”，其实是跑去跟下野的蒋介石就权力分配讨价还价。既然要去上海，干脆再帮张向华一个忙，把李仁公诓到他的客轮上一起跑去上海了。这俩在去上海的轮船上看到了张发奎的反南京通电，汪精卫还装出一副“还有这事”的震惊状，把事变责任推给张向华公。很多年后，向华公还气愤愤地说，军人成了政客的牺牲品。 在广州，汪李两尊菩萨都走了，老张赶紧通电声明，民国正统在广州，正式开始“驱李（济深）运动”，这是粤军的第四次分裂。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第四军军长由黄琪翔担任，本次起事又称为“张黄事变”。老黄作为向华公的副手，也因此被历史记上了一笔。 事变一开始，第四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人去抓正在广州的桂系巨头黄绍竑——桂系是南京谈判的重要角色，是把汪精卫架空的做局者，还是李济深的盟友。汪精卫以会面为名，把黄季宽骗到广州，准备交给张发奎杀掉。季宽公指挥的桂系第十五军在编制上属于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把他干掉，八路军自然实力大损。不过，桂系在广州的耳目多如牛毛，第四军还没动手，季宽公就得到风声跑掉了。 一着失算，招招翻盘。第四军捞不着大鱼，弄得全国一片哗然，还跟桂系翻了脸。黄绍竑先跑到香港，然后辗转回到梧州提兵，沿着西江顺流而下，向广州一路杀来。老张仓促之间赶快点兵西征，广州空虚。12月，突然三声炮响，我共趁着第四军调到前线，广州空虚，造起反来，带头将领之一是第四军参谋长、未暴露身份的我共党员、未来共和国开国元帅叶剑英，另外一个头领则是张发奎的损友叶挺。总算两叶下手还算留情，起义时没有直接抓捕几个第四军主要将领，只是吓跑了之。 但老张可不念这个情：老子的“革命”事业，刚起步就跌跌撞撞，眼看得是没戏了。那一下无名焰火登时蹿出三丈高，顶你个肺，老共你吃我用我，拉走我的军队断了我的后路，不给你一点color see see，人人都要骑到我这军长头上拉屎来了。于是从广州逃到肇庆，指挥部队，会合了珠江南岸看热闹的李福林第五土匪军，一起掩杀过去，广州顿成血海，但凡脖子上发现有红色残留的人都是嫌犯，一律杀。这是因为起义军颈戴红巾，染色不好易留痕。薛岳之前在凯申公的第一军当师长，“四一二”前因为太亲共被老蒋赶出第一军，回粤投了李济深在八路军里当师长，“张黄事变”中又投了张发奎。不知为何薛岳这次非但不亲共，还变得异常凶狠，连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都杀掉了，还抓了领事全家游街，其残暴程度让张发奎也非常惊讶。 补充说一下李福林。老李的部队虽然早就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但是他总是赖在珠江南岸，也不出去打仗，也不卷入党争。1927年底镇压广州起义，是第五军近期最大的军事行动。然后因为此举襄助了张发奎，招来全国一片臭骂。老李这人也算聪明，干脆辞职，从此脱离军界，跑去香港种地了。后来他还想再复出，老蒋都没看上他。抗战期间，据说日本人想拉拢他，但这个老土匪头子神通广大，骗了日本人一笔钱，然后跑到重庆藏起来，后来还当过广东的游击司令这些虚职，1952年病死香港，竟然得了善终。 李福林走后，第五军交给了徐景唐。1929年的蒋桂战争，徐景唐跟李宗仁搞在一起，最后李黄白倒台，徐景唐的部队被缴械缩编，番号撤销，被陈济棠吃掉。粤军中一山头就此倒掉。 张发奎这边杀完了老共，桂军离自己也不远了。老张割据一方的念想失败，加上被汪精卫甩锅，全国舆论声讨，气势汹汹。要指望牛皮大王汪兆铭出来帮忙是不行的了，跑路要紧，便把部队交给缪培南和薛岳指挥，自己逃去了日本。后来老张对此后悔不迭，说自己不应该放弃军队。他一跑，二号人物黄琪翔也跟着跑路，去国外去念军校了。第四军失去两个巨头，缪薛二人觉得广东已成是非之地，东西都是敌人，两线作战麻烦大大地。最后作出决定，先向东打，消灭陈济棠和刚刚从福建跑回来的陈铭枢，然后再调头向西，灭掉黄绍竑，这个战略很有点德意志名将毛奇的两线作战风格。结果也跟施里芬计划的结局差不多。第四军在梅县拉开架势，和两陈大打出手。第四军和陈铭枢部是昔日铁军最强的两部。不过是一年以前，两边还是兄弟部队，曾混编在一起，张发奎为正，蒋光鼐副之，一起在江西痛打孙传芳。而眼下，两边漫山遍野迎头撞在一起，大家都高喊“丢那妈”，清唱了一场悲声不绝的粤剧。 这场兄弟阋墙之战，陈济棠率先被打垮，拖累陈铭枢部不得不撤退。得意洋洋的第四军高呼“活捉陈和尚，生劏陈瘟猪”——陈铭枢得外号“陈和尚”是因其到南京学佛两年，陈济棠却不知怎么得了个外号“瘟猪”——准备杀回广州，没想黄绍竑带着桂军从后面杀将过来，铁四军遇上钢七军，天雷勾动地火。铁军之前打两陈已经打到精疲力竭，然后跟桂军血战三天，败下阵来。此役第四军和桂军伤亡近两万人，可怜都是北伐精锐，这一次却打红了眼，季宽公后来说“双方也没有俘虏”。作为季宽公手下参战的桂系后三巨头之一的黄旭初倒是说，此役还是有些俘虏的。是不是不留俘虏咱不知道，但黄绍竑此说背后透出的血腥和残酷，不言自明。 梅县一战，第四军损失不小，第四军麾下师长黄镇球负伤，猛将师长许志锐阵亡。此人曾是蔡廷锴的第十师副师长，彼此都很熟悉。蔡廷锴对许的阵亡还是有些怨念的。第四军吃了败仗，广州也不用回了，遁入江西。“铁军”悲剧的第一幕到此结束。 不靠谱的粤军（四）第四军跑到江西后不久，接受老蒋改编，参加第三次北伐，打到北京去了。这次北伐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大家一起去香山碧云寺拜谒了孙逸仙博士的棺椁，然后各方讨论下一步怎么分蛋糕，凯申公随即祭出“裁军”这个大杀器。当时凯申公带甲五十余万，四个集团军里兵力最雄厚的就算他，但裁军却先从冯基督身上下手。冯玉祥那是石头里都能榨出油的主儿，如何舍得从自己身上割肉。“裁军”大议题一开，老冯二话不说就走人，意思就是“谈都别谈”。阎老西跑得比冯基督更快，就剩下李宗仁白崇禧没走，为什么？部队从广西一直排到山海关。跑，就丢地皮，不跑，丢部队。李白好不容易杀出广西，面对这锦绣江山，如何肯放手。没法，只好严防死守，神经绷得紧紧的。就算是这样，手下几个不省心的家伙还是给桂系惹出了大麻烦。 1928年到1929年，凯申公挖空心思，不断给桂系下套。先是在1928年挑拨李宗仁和程潜的关系，诱使李宗仁扣押程潜。正在李宗仁认为亲桂系的何键将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时，南京方面却任命了资历更老且亲蒋的湘军将领鲁涤平出任这一职务。这让徳邻公大为紧张。凯申公知道你怕什么就给你上什么菜。1929年年初，他偷偷给鲁涤平运送军火。桂系两个坐镇武汉的湖北佬胡宗铎、陶均沉不住气，立刻上钩。这俩判断鲁涤平打算切断湖北和广西的联系，也没跟李白打招呼，就通过自己把持的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公开罢免鲁涤平，命叶琪代之，同时还命令李明瑞偷袭长沙，把鲁主席赶到浏阳去了。 桂系制造的这个“湘案”，一顿操作猛如虎，却在凯申公瞌睡时递了枕头，有了收拾桂系的借口，于是先扣押跟桂系关系密切的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然后通过俞作柏策反了对胡陶二人极度不满的李明瑞杨腾辉，瓦解了桂军。这里面涉及到桂系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可以另外单开一篇。总之读者朋友们记住，俞作柏早早被李黄白排挤出了新桂系，憋着劲儿要去挖新桂系的墙角，终于在凯申公这里找到了机会。“蒋桂战争”自此爆发。老蒋的部队直扑两湖，其中，由第四军改编的第四师作为凯申公的前锋，重新委任了师长张发奎，从鄂东朝着武汉一路杀来，要收拾老冤家桂系。 此时第四军为啥改名了呢？源头还得算在“裁军”头上。老蒋裁军裁不动大头，只好先专一修理没娘家的部队。第四军既跟李济深、陈济棠和陈铭枢为敌，又跟桂系翻了脸，成了光杆儿。眼睛眨一眨，老母鸡变鸭，第四军给压缩成了第四师，下面是三个旅和三个教导团，后来连教导团都要裁掉，这下就不好玩了，第四师人心浮动。 老蒋又裁军又让人去打前锋，大概觉得第四师在桂系手下吃过败仗，肯定要找回场子，就让你们内耗掉好了，算盘拨得哗啦啦响，却没想到桂军一触即溃，老张等人心里也开始打起了小算盘。第四师一路杀到鄂西，桂军四分五裂几乎没有抵抗。李黄白三人逃回广西，手中兵力薄弱。这时俞作柏和李明瑞的部队通过海运在广州登陆，会合了陈济棠一路向西打回来。李黄白既不是对手，又不想广西军队大火并，只得匆匆下野躲到香港。俞作柏成了新的广西王。 话说张发奎，向华公重回军队，对枪杆子充满了渴望，收编了部分桂军部队，还跟汪精卫再度勾搭起来。此时老蒋正打算把他从鄂西调到河南去打冯玉祥，有传言说凯申公打算趁调动机会把第四师缴械。老张最讨厌人把枪口顶在自己脑门上，遂决定跟反骨仔俞作柏一块当南天王。1929年9月，掌握广西大权的俞作柏公开反蒋，并邀请第四师返回两广，一起打起一面大旗“护党运动”，张桂自此合流。 张发奎选择跟桂系合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绝对不是什么正确选择，无非是军阀化的程度又加深一层。投奔广西是向华公军事生涯下坡路的开始，他从此就再也没打过像样的胜仗。这个选择的恶果甚至在还没打仗时就显示出来了。第四师千里开拔，好不容易穿过两湖到达广西龙胜，在这里他们被现实当头打了一棒：作为同谋的俞作柏李明瑞因反蒋已经被凯申公赶下台。广西新任老大吕焕炎是蒋公任命的，正准备将第四师缴械。 进退不得的张发奎带兵从龙胜到达桂林西北的灵川、义宁，事情又发生变化。吕焕炎翻脸叛蒋，迎回了李黄白，军阀政权翻脸比翻书都快，新桂系东山再起。老张从鄂西跑回桂北，千里迢迢跑到桂林城下，发现老冤家摆出一个师挡在路上。第四师里面还收编了大量桂军士兵，两边乡里乡亲，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好在李黄白不像某些广东佬那样喜欢窝里斗，也没那么多讲究，既然来都来了，双方捏着鼻子忍吧。于是向华公与李黄白和解，假装忘记双方在两年前在梅县那场血战，硬着头皮一起要打到广州去，要迎回汪精卫和胡汉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老张的部队在第三次北伐和杀向鄂西时，广东的话事人是陈济棠和陈铭枢。前者是广东绥靖主任，后者是广东省长。粤军耆宿李济深则在南京吃着老蒋的牢饭——关于这个，稍后再讲。陈铭枢的主力部队是蒋光鼐、蔡廷锴的六十和六十一师。接下来是蒋蔡二人的高光时刻。蔡廷锴的部队在北伐期间的表现略弱于张发奎。然而粤军内斗期间，双方左右互博四次之多，张发奎几乎没有胜绩。第一次交锋是1928年初，蒋蔡部在梅县时为陈济棠部拖累稍有失利，第四军也被桂军附背吃了亏，向华公和蒋蔡勉强算打平。第二次交锋是1929年底，第四师远涉四省，拖着疲惫之躯打到广州北部，都看见白云山了。老张开心得捻须微笑：“明天到广州活捉陈和尚！”没想到，蒋蔡部横插一脚，双方在花县人和圩（今广州花都区）激战数天，中央军也参合进来。老张一群疲兵实在没法跟生力军硬刚，据说黄绍竑也躲在一边按兵不动，第四师吃了大亏。两万余人的部队打得只有一万四千人。向华公手下大将缪培南此役后便投了陈济棠。 花县之战后，广东省再度实现统一，虽然内部派别仍旧纷争不熄，但是全省究竟免于兵灾，维持了九年和平，直至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 第三次交锋战场转移到广西北流。从花县败退回广西后，虽然部队越打越少，为了壮胆，老张又把自己番号改为第四军，但实力已经比北伐是相差太多。这时候老张跟黄绍竑一起到玉林一带收拾再度叛离桂系的吕焕炎，把他赶到梧州，战线一拉长搞得兵力全散开了。蒋蔡部沿西江逆流而上，两边又撞上。蒋光鼐本来跟老张勾勾搭搭想要一起杀回广州干掉陈济棠，无奈蔡廷锴动作太快，没勾搭成功，两边在北流又发生一场激战。张桂军来不及收缩，季宽公顾此失彼指挥失误，张向华这次受累，又给打得大败亏输，所部只剩下五千多人，编成三个团。此役因为双边军队在容县季宽公老家附近拉锯，一来二去把季宽老母亲惊动了，惊吓而死。老黄为此事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成为不久后退出桂系的诱因之一。 张桂军战败，向北退到贵县西江北岸。蒋蔡追到西江边，也没有再往死里打。两边隔江用粤语互相聊天，仿佛彼此从未有过生死之争。但是高佬蔡是个嘴里不饶人的家伙，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向华公，说老子的部队是钢军，你的部队枉称“铁军”，应该叫“豆腐军”才对。收回第四军番号吧！自此第四军和十九路军两边的梁子再没法解开了。 面对蔡廷锴的嘲笑挖苦，老张有没有发脾气呢？老张回忆说，他们两个冤家对头其实私交很好，后来两人都丢掉了军队，在美国加拿大前后脚四处晃荡，名曰考察。蔡廷锴在公开场合大骂向华公“不抗日”，惹得华侨群情激愤，老张在温哥华差点被当地华侨群殴。不过他在回忆录里却显得很大度，说他在美国还邀请高佬蔡一起吃饭，还说：“我们是好朋友，一起度过了艰辛的岁月。” 向华公说的最艰辛的岁月，如果不算他自己在全世界乱晃远离祖国的这些日子，那大概就是1931年这两支兄弟部队在湖南的最后一次交锋。 第四次交锋在湖南。北流战败，虽然小诸葛在荔浦击溃中央军，但广西富庶的南部江山被粤军占了，日子不好过。如此，不如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嘛，去外地去抢钱抢粮抢女人……啊，不对，抢地盘去。正好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张发奎部和桂军干脆彻底放弃广西，再度北伐，想要打到武汉，与冯基督和阎老西一起饮马长江。但是广西毕竟是老家，想走就走，这还叫神马军阀。张桂两方的决心毕竟不够坚定彻底。黄绍竑部动作缓慢，导致桂军从南到北拉出几百公里的距离。北边李宗仁部都快到岳阳了，南边老黄才刚出广西。蒋光鼐蔡廷锴看准这个空档，从衡阳横插了一刀，截断桂军首尾。张发奎和李宗仁在继续进攻武汉和掉头回援问题上取舍不定，最后还是决定保住自己后路要紧——让军阀丢掉自己的老巢，确实挺难。张桂军军力比蒋蔡部占优，但后者这几年打仗的水平飞速提升。衡阳这第四次交锋，甚为激烈。张桂军五行不定，蒋蔡部大发神威，打得张桂军望风而逃，桂军师长梁重熙战死，蒋蔡部也阵亡了一名旅长张世德。张发奎部只剩下了一千多人，仓皇撤回广西。 张发奎部回到广西，力量式微。李宗仁白崇禧将桂军六千人补入张部。张发奎收了士兵和武器，退还了军官，挡住李白二人的吞并。这一招很有先见。后来第四军脱离桂系附蒋，李白暗中命令在第四军中当师长的桂系将领阚维雍把队伍拉回来。阚维雍根本得不到老四军中下层军官的支持，只拉回来很少部分人马。 第四军余部在离开广西前，到底和桂军一起苦挨了一年。虽然和桂军同等待遇，但经济条件依旧差到只能用鸦片发饷。跟桂军相比，第四军的一大弱点是受不了穷。桂军最穷时当官儿的一天只有四毛钱，当兵的只有两毛，这哪里是富庶的广东军队能够忍受的。张发奎不得已，动用第四军的公积金——其实就是靠着国军的第一大特色“吃空饷”积攒的一大笔钱——给第四军发饷。最后，实在穷到李汉魂邓龙光等将领都受不了了，先后跑去投了陈济棠。 后来李白黄想要把第四军移防到百色。张发奎说，百色那个瘴疠之地，去到那里不用多久，部队里连骂“丢那妈”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他以解散第四军为威胁，迫使李白黄收回移防决定。这也最终决定了第四军在广西是一支客军。忍到1932年，张发奎自己也忍不住了，通过宋子文跟凯申公搭上关系，确认了军饷由南京发放。这下老张彻底放心，再度离开第四军。他自己说，第四军只剩下了一个师，七八千人，离开它已经“无关大局”。实际上，老张到底是精心算计过了。他和薛岳等第四军老人跟陈诚关系相当好。有陈辞修罩着，第四军后来的日子不算难过，起码比蒋光鼐蔡廷锴二人的十九路军结局要好太多了。 至于向华公本人，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老部队。抗日战争初期，他手下指挥的部队一度包括第四军，但在武汉会战后，因为凯申公猜忌他袒护第四军，张发奎干脆请辞回到了两广。不过在1932年，他本人对越来越党棍化的汪精卫极度失望，可能是引发他离开军队的原因。另外，多年的战争损害了他的健康，让他产生了厌战情绪，这都是张发奎离队的原因。当然，抗战期间他还是官至战区司令长官，但手上已无基本部队，他本人也志不在此了。 第四军由朱晖日领着，嘴里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脱离广西，然后直接让老蒋收了，调去江西，从此中央军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腐化。老张在军中时，禁止手下将领纳妾。后来的第四军军长、时任团长的张德能纳妾后又想休掉人家，该女士找上门来河东狮吼，老张强令两人离婚，贴了一笔赔偿费。张发奎自己虽然花天酒地，倒是真没纳妾，故而第四军将领也不敢这么做。不过，到抗战前老张有机会去到第四军巡视时，发现高级将领吴奇伟和欧震等一干人先后纳妾了。这样的军队真是再难维持“铁军”风貌。 顺便说一句，“铁军”出桂时，实在穷得连气节都没了。张发奎的亲信陈劲节当时被桂系委任为“总部经理处长”，拿着广西的盐税作为抵押找上海财团借了五百万元打算买武器。陈处长昧掉了其中一百多万元，跟着“铁军”一块跑路，气得新桂系头头们四处跳脚，又没处讨去。 在江西，吴奇伟出任第四军军长，薛岳出任剿共的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继续带领第四军。1934年长征开始，薛岳带着这些余下的粤军血脉尾随红军直到四川。在贵州遵义，吴奇伟差点被打到乌江里淹死，已显示出第四军战力不济的颓势。 1944年，长衡会战中，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作战不利，率部撤出时在湘江里淹死了不少人。长沙丢失，老蒋震怒，下令将张德能枪决，高层换血。经过这一仗，虽然第四军番号依旧，当年锐气勇气皆失。1949年，第四军在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期间被歼灭。不久，重建后的第四军从海南逃到台湾。 “铁军”的一个重要山头，张发奎部，至此成为浩荡历史中一粒沙子。 不靠谱的粤军（五）张发奎部式微，但粤军不是没有能打的部队。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部是也。 蒋蔡二人组合，蒋光鼐年纪比蔡廷锴大一点，资历也更老，是陈铭枢在陆军小学时就介绍入同盟会的老战友。陈蒋关系如铁打一般。蔡廷锴文化水平略低一些，行伍出身，特点是打仗勇敢、忠心耿耿无私心。老蔡的回忆录，前三分之一差不多是在絮絮叨叨说自己在当低级军官时怎么想法弄到小钱好寄回去养家，一点看不出未来率十九路军痛打日军的英雄气概，更没有叱咤风云的高尚理念。惟其如此，这种风格相对于喜欢吹嘘革命理想的政客而言，大概才显得质朴可信。从前蔡廷锴当排长时，是陈铭枢把他送进陆军讲武堂接受军官教育，蔡廷锴对此很是感激。后来陈、蒋二人多次离开基本部队，每次又都被蔡请回来，竟让这个粤军山头有了些刘关张的风骨。 陈部的情况此前已经说过，其主力是原第四军第十师。北伐到武汉时，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但主力依旧是第十师。“四一二”前，亲蒋的陈铭枢蒋光鼐在亲汪的武汉无法立足，两人脱队，陈铭枢跑去了日本。而第十师被我共裹挟参加南昌起义，不久就脱离起义部队由蔡廷锴带到福建去了。到了福建，屁股刚坐稳，张发奎与粤军领袖李济深陈济棠反目，蔡廷锴又请回陈铭枢蒋光鼐，从福建返回广东，与陈济棠联手，在随后两年连续痛打张发奎，终于把他逼得放弃了部队出走。 粤军这两大山头之争，以最终结果论，显然是陈铭枢战胜了张发奎，战斗力要高出一筹。凯申公对蒋蔡部队的战斗力心知肚明，因而在他们击败了张发奎后，将其调到北方，转战山东与河南，参加中原大战，主打冯玉祥。老蒋不吝赏赐，蒋光鼐蔡廷锴都升了官儿，给了一个新部队番号。这个番号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专有名词：十九路军。 在这个番号还没有变得金光闪闪之前，蒋蔡二人的部队又被凯申公调到江西吉安。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9月，十九路军跟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在高兴圩大战一场。彭老总的部队素来能打硬仗，十九路军也不是能随便捏的软柿子，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被打得吓破了胆，带着整个师部逃掉了。第六十一师被红军牵制无法增援，蔡廷锴只得亲率第六十师余部硬顶，数次进入肉搏状态，老蔡急得想要举枪自杀。彭老总这边呢，也是秤砣撞铁蛋，硬碰硬，不顾一切地猛打。开战第二天牺牲了红四师代理师长邹平。后来林彪部的军官队也冲了上来，又牺牲了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 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天。红军方面的记录是双方的损失相当，都是两千多人。蔡廷锴那边的统计是己方伤亡两千多，高级军官无阵亡，红军伤亡了七八千——看上去老蔡沾染的国军习气也不少，战果注水这一套尤得精髓。不过，按照红军的情况，即使伤亡人数相当，这一仗也算是打败了。因为枪弹损失无法靠缴获补充，老共最恨赔本的生意。 十九路军和红军之间的交锋，以高兴圩这一仗最激烈。大部分时候，双方要么是不摸底，要么就是小打小闹。在江西期间，蒋光鼐因病离队治疗，陈铭枢和蔡廷锴本人则非常苦闷，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凯申公渐渐感到失望。高佬蔡从军二十余年一直参与军阀混战，看不见出路，而日本人却发动了“九一八”。另外一个原因么，就是老家广东眼看又要打起来了。 事情还是得从1930年中原大战说起。桂军吃了大亏，拼下血本才保住了桂林、柳州和南宁三个主要城市。富庶的玉林和梧州让陈济棠部占了。看样子陈济棠还打算跟老蒋一起，彻底干翻桂系，给两广来个一桶浆糊，成就他“南天王”的霸业。没想到凯申公在中原大战中获胜后，得胜的猫儿欢似虎，竟然出错了一招棋：他在1931年2月软禁KMT元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这一下捅了个马蜂窝，惹出的麻烦出乎意料的大。 凯申公为何要软禁胡汉民，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需要明确的是，凯申公动不动就逮人这一手早就玩过多次了。且不说当年的许崇智，近期的就有1929年3月老蒋扣押粤军元老李济深于南京一事。 李济深被软禁后，广东有人撺掇李任公老部下陈济棠起来反蒋。老蒋则授意陈铭枢游说陈济棠归顺。陈铭枢本是亲蒋之人，扣押李济深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坏处，自然乐得当说客。陈佛爷后来回忆说，他居间调停，跟陈伯南公济棠说不要轻启战端，北伐这不刚结束，全国需要休养生息，云云。休养生息对于陈佛爷本人其实还真是正事儿——那会儿他去香港，住的酒店着火了，老陈一着急竟然从四楼上跳了下来。他运气不错，只是把腿给摔了，休养生息之后也只是跛了腿，从此得名“阿跛”。 休养生息这个词不仅适用于“阿跛”，也适用于那会儿烽火连天的中国。陈佛爷这么说这么写，放到回忆录里当然是无比正确，谁敢不这么说啊。真正让陈济棠放下起兵反蒋之意的，其实不是陈佛爷这通无比政治正确的废话。老蒋还另外安排了胡汉民一系的政客过来游说。有鉴于陈济棠跟胡汉民之间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联系，老胡展现出了强大的说服力，最后广东没有因李济深被扣而起事，大家都按兵不动。此时正是蒋胡合作的蜜月期，党国元老胡汉民哪里想到李任公的命运两年后也降临到自己头上。 陈铭枢此前因李济深让位，已经当了广东省省长。陈济棠在李济深被扣后当了广东绥靖主任，掌握了第八路军。两人联名通电：“吾粤为中央治下一省。”这就难免让人觉得，广东实力派听任李济深被扣押，任公是被这俩卖了。两陈得利，桂系吃亏可就大发了。李济深跟桂系关系相当好，甚至被张发奎认为是桂系安插在粤军中的代理人。他被囚禁后，再没有像样的党内巨头站出来为新桂系折冲樽俎，最后闹到跟老蒋翻脸掐了起来。如果桂系没有靠着自己一口气硬撑到九一八，李黄白三人的结局大概跟冯玉祥差不多，甚至恐怕还有不如。这仨在1929到1930年被赶到香港当寓公时，手上那点钱过日子都难。 李济深被凯申公一关就是两年，都关得要长毛了，也没见几个人真想要把他捞出来，都忙着内斗呢。当时KMT党内三座大山，蒋、汪、胡。倒下一座大山，大家都在想着自己怎么取而代之，是为民国风气。风水轮流转，终于轮到大佬胡汉民被囚。一帮胡派山头的老政客一看机会来了，纷纷南下广州，再度借机建牙开府，“广州国民政府”重出江湖，连汪精卫、唐生智、孙科这群人都跑过来要分一杯羹。陈铭枢过去亲蒋的经历，让他在广州立不住脚，基本部队又在江西剿共，大家一起起哄，他只好又跑到香港躲起来。陈济棠一看，赶紧把跟陈佛爷来往密切的广东保安团缴械，还发了个弹劾蒋中正的通电，命令部队从广西撤回，从此陈济棠坐稳了“南天王”，广东全省都归他控制了。 你当天王了，胡汉民怎么办？还好，没有凉拌。凯申公以退为进，服软放人了。这个事情说来话长，还得慢慢讲。 为保广东，陈济棠决定缩短战线，从广西撤军，与桂系结盟。于是让出了西江河谷的富庶之地，新桂系终于缓了一口气，活过来了。两广再度联合起来，要跟老蒋硬顶。陈济棠最怕十九路军回广东，先跑去拉拢对方，说广东人继续革命之类的好话。蒋光鼐蔡廷锴说，我们听南京的。陈济棠吓了一跳，赶紧在韶关安排军队，防止高佬蔡硬打回来。 蔡廷锴是真有打回广东的念头，只不过被陈铭枢暂时按住了。陈佛爷还授意十九路军发了一封服从南京中央的电报。但是在私底下，陈佛爷正在发生重要的观念转变，从亲蒋走到反蒋。 他走上反蒋之路，需要感谢另一个粤军元老、左派领袖邓演达。邓演达是陈铭枢的好哥们，从北伐开始跟老蒋就看不对眼。一来二去，陈铭枢颇受邓演达蛊惑。胡汉民被软禁后，陈邓两人密谋，万一凯申公决定要对陈济棠用兵，且调十九路军入粤，再次用广东佬打广东佬，那么部队将在入粤后迅速占领粤省东部潮汕和梅县地区，推蔡元培为首，建立第三方势力。按照陈佛爷在回忆录里的说法，陈邓以及蔡元培和蔡廷锴都已密谋好了，蒋光鼐当时在上海养病，故而未通知。 老蒋当真一度打算派十九路军入粤，背后派了个常败将军蒋鼎文领中央军压阵。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时“九一八”突然爆发，国难当头，凯申公和两陈以及桂系再大打出手，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了。于是南京和广州开始谈判。广州答应服从南京政府，作为交换，南京释放胡汉民和李济深，凯申公宣布下野。 双方讨价还价一阵后，广州的要价都获得了接受。老蒋宣布下野。但是在下野前他做了一件异常可恨的事情：把邓演达给杀了。凯申公当然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对广东佬来说，粤军里能带着大家走点正道的高级将领又少一个，只剩下了李济深。李任公给放出来后，总算吃了秤砣铁了心，从此高举反蒋大旗一直到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顶帽子，到底不是白给的。 胡汉民被扣这件事情，最大的赢家成了陈济棠，第二大赢家自然就是那个只剩下半口气的新桂系。 陈铭枢呢，不太好说是赢了还是没赢。凯申公二度下野后，陈铭枢一度代理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即总理），随即在短命的孙科政府里当了交通部长，还兼任了京沪卫戍司令，其基本部队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南京上海一带，拱卫京沪，成了御林军。陈佛爷一下成了南京政府中炙手可热的权贵，看上去也算是胡汉民被扣事件的赢家，其实不然。邓演达和陈铭枢关系密切。邓演达遇害本身也是因为他在组织反蒋的第三势力。对于这种手中曾经把持过军权的黄埔大佬，凯申公的卧榻一侧自然容他不下。但是邓演达之死，是陈铭枢从拥蒋到反蒋的转折点。这不光是一个理念转变的问题。邓演达和陈铭枢之间的密谋，在前者被捕时很有可能已被凯申公知悉。陈佛爷就是再佛系，恐怕也得在反蒋路上一路走到黑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陈公博曾经说陈铭枢好高骛远，做事儿不踏实。这一说还挺有道理。要是邓演达还在，陈铭枢大概做事儿会考虑得更加谨慎周密一些。但邓既已遇害，陈佛爷放飞自己，却弄得后来“闽变”一塌糊涂。 在上海，蒋蔡二人可能没想到那么多。他们担心的是京沪这个花花世界会腐蚀十九路军官兵，没想到刚来没两个月迎来了1932年著名的“一二八”。这一天老蒋重新出山，几个小时后，日军就和十九路军在上海交火了。这一仗将粤军蒋蔡部推到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他们并未辜负各界期待，激战月余，打得日军接连更换指挥官。关于这场战斗，已有众多描述，此处不再多言。 三月初，十九路军奉命后撤，与日军基本脱离接触。到五月，《淞沪停战协定》达成。淞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撤销，十九路军没法信得过，不能留在京畿。此时凯申公又使出老办法，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准备对付红军。你说老蒋对十九路军疑神疑鬼也就罢了，调走就行。往哪儿调都不要紧，偏偏往福建调，这就是逼人跳火坑了。 蒋光鼐蔡廷锴两人对剿共本来就非常抵制，“一二八”在淞沪又打了一场全球瞩目的仗，心气儿高了。老蒋再将他们调到福建，在此剿了一阵子共，自然十分极其地不爽。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十九路军想要去热河抗日，但部队行动处处受到掣肘。此时陈铭枢下定了决心，遗憾的只是孤掌难鸣，张发奎部已散，陈铭枢的基本部队十九路军成了基干。蒋蔡两人倒是豪爽，决定跟着陈铭枢干到底。1933年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这尊大佛，半是邀请半是蒙骗，被弄到了福建人民政府供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闽变”。 “闽变”，也是原北伐军第四军第十师、“一二八”时期的十九路军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亮相。 福建人民政府最重要的方针是联共和抗日，使用旗帜跟后来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就是越战中美国人所说的“越共”）用的旗帜有点像，都是上红下蓝，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据说是蒋蔡手下将领翁照垣设计的。这个草台班子另外一个重大决定是否定孙中山，小翁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公然把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撕了踩在脚下，可见这支部队向左走得已经很远。连十九路军都改编为“人民革命军”，一口气把五个师的基本部队扩充到了五个军，总兵力有七万。 可惜的是不是每个挂上“人民”这个牌子的政权都能打胜仗。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过于匆忙，一群反蒋政客和一群激愤的军人捏在一起，不仅过激而且孤立，还带着点先天性弱智，谁许诺都当真。起事之前川滇云贵都说要跟着它干，一起事各方都去装哑巴了。刚开始它想让新桂系一起跟着干，新桂系嫌它太亲共，李宗仁自己说，连国旗都改了，可大家还是认青天白日的。再说李宗仁想帮李陈蒋蔡也不好帮，两省中间隔着广东。陈济棠好不容易才把陈铭枢赶出本省，如何容你再度回来。不仅如此，伯南公还想从中捞一把，想通过派兵入闽赶走十九路军扩大地盘。而我共此刻的左倾领导人对李济深陈铭枢和蒋蔡等四人成见极深，毕竟“四一二”也才过去六年，你们自己去撕好了。于是，这个政权只成立了54天就结束了。 凯申公早就对蒋蔡的举动洞若观火。十九路军的参谋处长范汉杰（黄埔一期）有电台可以直接呼叫南京。既然挖了一个坑等着你跳，凯申公在处理“闽变”的问题上自然反应极快，杀伐决断颇有水平。银弹攻势辅助下，中央军迅速入闽。人民革命军五个军，第一军（军长沈光汉）踟蹰不前，第五军（军长谭启秀）被击溃，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第三军（军长区寿年，蔡廷锴外甥，区楚良的爷爷）无心作战，有投蒋意图。结局就是各军星散，部队解体。剩余的数千人被入闽的陈济棠部缴械。老陈还逮捕了人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徐名鸿曾是中共党员，后来一度是邓演达和陈铭枢的联络人。他被捕后，不久便遭杀害。 我共在“闽变”期间袖手旁观，爱搭不理。蒋公收拾完十九路军，除掉肘腋之患，掉头开始第五次反围剿，老共颇有人感到后悔。不过十九路军解体，为我共送来一名开国上将周士第。周上将本在叶挺第二十五师当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脱队，“闽变”时是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炎）手下第七师团长。“闽变”后回到红军。有人说周上将要是南昌起义后不脱队，起码也是开国大将。这话说得有点轻飘飘了。南昌起义部队九死一生，历史没有侥幸，还是先问问周上将能不能在红军草创那几年活下来再说。 虽然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了，但是这段历史却意味深长。老蒋在这几年里慢慢地把对自己还算忠心的陈铭枢和蒋蔡二人逼反，说明凯申公的某些政策确实很不得人心。他自己对这个问题大概也有所了解，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此前他收买过俞作柏和李明瑞，瓦解了桂系；中原大战瓦解了冯玉祥，在闽变之后他又顺利地瓦解了十九路军。每一次这样的操作下来，老蒋都能削弱对手的力量，他对自己这一套也玩得越来越熟练。几年后“两广事变”，老蒋又是用了几乎同样的手段瓦解了陈济棠，银弹策略玩得炉火纯青。这一招玩多了，终于轻视了政治的险恶，在1936年12月12日终于反噬了自己。 “闽变”失败之后，粤军的一大山头，以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为首的第十师退出了历史舞台。1936年两广事变，蔡廷锴想要在广西重组十九路军，号召发出，最后只来了500多十九路军旧部。手下旧将翁照垣只得从新桂系手中要了一个师充数。两广事变失败，李宗仁又把这个师给要回去了。蒋光鼐是早就绝望，无意重操旧业，老蔡是自此希望破灭。于是十九路军作为历史名词，与“一二八”一起，牢牢印在青史之中，永不磨灭。 不靠谱的粤军（六）我们已经讲完了粤军最能打的几支部队，至于叶贺部和卢德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那是我军的事情。这些英雄的部队今天已成为现代化军队，为中国守御国门。描述他们的材料很多，我就不画蛇添足了。这里讲的是最后一支，也是不太能打的粤军部队，陈济棠部。 陈济棠部的起源是北伐军第四军留守广东部队，有两个师，即第十一师（陈济棠为师长）和第十三师（徐景唐为师长）。第四军的第十和第十二师以及叶挺独立团离开广东北伐后，留守部队编为第八路军，以李济深为总指挥。张发奎反出李济深门下，被两陈和桂军痛打了一顿后躲进江西。1928年初，李济深返回广东，第八路军重建，陈济棠借机夺了张发奎第四军番号，自己当上了军长，这就是第一支“新编第四军”。不过这支“新四军”存在时间并不长，不到一年时间即受命缩编，变成了暂编第一师，成了滚雪球般膨胀的第八路军的一部。 1929年3月李济深被扣押，不久“湘案”发生，桂系翻船，陈济棠趁机将依附于桂军的徐景唐第五军缴械吞并，从此掌握广东军权。1931年胡汉民被扣，陈济棠又把自己的对头陈铭枢排挤出广东，将其武装保安团缴械。至此陈济棠全部控制了粤军，八路军的牌子也不用了，改名为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参谋长为张发奎处投奔而来的缪培南，旗下三个军军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师，一个警卫旅，五个独立旅和八个独立团，另有海军和空军，拥兵15万，俨然跟北平的二十九军、山东的韩复榘一样，成为新生代大型军阀集团。 就这样陈济棠还嫌不够，偷偷跟张发奎勾搭，每个月单独给穷得叮当响的第四军两万元广东币，大约相当于一万六千大洋，用来收买人心。1931年之后的新桂系，因为实在没钱，只得拼命压缩军队，全部兵力最少时只有11个团而已，有阵子还有两个团被当工兵用，弄去四处修路。和寒酸的新桂系比，陈济棠那叫一个富得流油。 但是要说到打仗的事情上，伯南公的战斗力实在没什么好吹的。陈铭枢嘲笑他是“有名的败军之将”、“胆子小”。当初陈济棠击败千里返粤、疲态毕露的南昌起义部队，根本算不得什么胜利，更何况陈济棠自己也承认，汤坑一战虽然打垮了叶贺，自己五千余人的一个师也打得只剩一千七百多人。1928年老陈在梅县五华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大战，自己当猪队友，连累陈铭枢部。到了1933年“闽变”，十九路军解体，余部被陈济棠收编。这一下跟陈济棠对着干的粤军老军头一个都没了。但是你去收编人家残军，又算什么英雄。 老陈后来去打红军，战绩也没法看。老蒋江西剿共，北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是主战场，南路以陈济棠为总指挥，磨洋工。其实他也不是没跟红军打过，1933年水口战役，老陈手下余汉谋20个团被人数居于劣势的红军击溃。事后老陈瞎吹说自己灭掉了三万红军，问题是打完了这一仗后粤军就当上缩头乌龟，坚决不派兵，显然给打出了心理障碍。水口之战对红军来说，算是一场遭遇战，缴获不大，也没啥牛可以吹。粤军采用添油战术，红军亦如此，结果双方损失都很大。这种打法对于红军来说是赢了战术，输了战略，林总私下说这是“狗屁胜仗”。后来红军长征开始时，老陈怕红军跑到广东，自己又不敢迎头顶上，在乐昌揩了一把油，干脆和红军达成协议，放他们过境。这人没打过像样的仗，跟总是想饮马长江的新桂系比又显得胸无大志，最后光靠着当年第四军的大旗，竟然盘踞广东，弄得各路神仙都说他是“福将”。 随着1932年张发奎第四军中央化，1933年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闽变”失败，十九路军成了孤魂野鬼，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摇身一变成了粤军正统，颇有一些在张发奎手下混不下去的粤军将领过来投他，当“南天王”的感觉真好得很。 这个“南天王”当到1936年，胡汉民突然去世——他在跟别人下象棋，用脑过度当场脑溢血发作了。怎么看胡汉民的地位呢？他老人家是孙中山先生时代的顶级元老。当年孙先生用人，其基本干部有“上三”和“下三”之说。“上三”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是朱执信、邓铿（仲元）和古应芬，全是广东佬。 这“上三”“下三”六位，在1925年中山先生去世前后，朱执信、邓仲元和廖仲恺这三位已经非正常死亡。剩下的人中，关于古应芬，本人所阅信息不多，不做什么评论，不过古应芬在政治上应对陈济棠影响较大。六位当中还有两位，分别是汪、胡，与冉冉升起的蒋公时和时战。汪是个见权眼开的人，毫无节操。胡汉民倒是节操很不错，为人清廉，长期反共累教不改，余生四年除了反共，还致力于反蒋，依靠地方实力派对抗南京。但胡汉民领袖之才不足，公认心胸比较狭隘。还有，尽管有陈济棠给他提供地盘和资源，但胡汉民从来没有抓过枪杆子，或者说，枪杆子从来就不是他的。 1932年，胡汉民的一群政界粉丝，在广州把持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人称“西南两机关”。这俩是一个古怪的党政集合体。它本来是1931年年初胡汉民被老蒋扣押后，由两广地方实力派和KMT党内胡派大佬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执监委非常委员会”。广州和南京正在剑拔弩张之时，“九一八”一声炮响给宁粤双方送来了和解大补丸，两边妥协，胡汉民获释出国，后来回粤，原来的“国民政府”和“非常委员会”，也就降格成了“西南两机关”，不过两机关仍是KMT党内一大山头以及当时国内无数割据力量中实力最雄厚的机构，每天都琢磨着怎么反蒋，跟云贵川滇加上西北军冯基督旧部勾勾搭搭。凯申公当然视若眼中钉。 “西南两机关”的党派领袖自然是胡汉民，军事和行政领袖，则是这位踩着李济深张发奎陈铭枢上位的南天王陈济棠。胡汉民自从被老蒋扣押，出来之后做事情就小心许多。在西南两机关里，胡汉民虽然抓着党权，但是他自己也深知在伯南公的地盘里，党不能指挥枪，因而自己一心一意联络战友，对广东的情况干预不多。老陈得以放手做事儿。 陈济棠打仗不行，广东治理还不错。1930-1931财年广东全省财政收入5770万元（以银元计），到1935-1936财年翻了一番，达到1.175亿元。多年后邓爷爷接见伯南公之子，还连夸他爹“治粤有功”。当然这大约也是托了珠三角地理环境好、比较富裕的福，有钱就好办事。陈济棠甚至连空军都组建起来了，手里有上百架飞机，组了六个中队。新桂系也搞起来航校，架不住实在太穷，只有几十架破飞机，还天天摔。 这里不得不八卦一句，新桂系的破飞机大部分是从日本买回来的，跟着破飞机还引进了几十名日本航空教官。后来颇有些桂系老人在回忆录中作马后炮状痛骂此举，因为鬼子教官除了教人上天，还干着别的不可言说的勾当。不那么诛心地说，他们起码有搜集和刺探军事情报的使命。刺探战略情报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天上飞，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1939年桂南会战，1944年桂柳会战，日军在广西的莽莽群山中如入无人之地，打得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四处亡命，当年这些鬼子教官大概是有贡献的。 话说胡汉民之死，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此时老共也从江西跑到陕北，凯申公平定贵州，把手伸进了四川，天下稍定。他老人家要四处削藩，自然不会错过老对手翘辫子这一大好时机，便派孙科过来，趁着吊唁机会提出要取消西南两机关，还要把第一集团军改为第四路军，军长和师长由南京任命。陈伯南一看南京方面气势汹汹，大概率是要倒霉到底了，于是联络李宗仁，打算两广一起造反。 新桂系自从在1931年跟陈济棠结盟，省内大体稳定，用瘦狗拉硬屎的斯巴达主义在广西大搞“三自三寓”运动，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李宗仁最怕陈济棠闹出什么幺蛾子，干脆常驻在广州甘当说客，免得伯南公造次。这一次陈济棠起事，嘴里说有广西造反更好，没广西老子也要干。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自己是拦也拦不住了，心下忖度，两广同气连枝，你要动手，我也只好跟着动。其实呢，广西这些年从伯南公那里拿了不少好处。起初是广东每个月给广西30万元（具体以什么名义给，什么时候给，我还没查到更多来源，大约是对口支援或者扶贫转向资金？），后来又增加到了100万元。这笔钱一年累加起来就不是小数了。陈济棠打算起来造反，为了把广西佬弄上船，又额外给了400万元当作新桂系的军费。面对这个无法拒绝的offer，徳邻公恐怕也不能嘴硬。白健生更是一句话道出真相：“跪着养猪，看钱分上。” 两广既然统一立场，下面就是该怎么做的问题。明反凯申公似乎也不太合适，不够理直气壮。一番讨论，两边决定：以“西南两机关”的名义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你要是不出兵，劳资也要北上抗日，谁也别拦着，否则见佛杀佛，见鬼杀鬼！“两广事变”遂爆发，因为两广共同发出要KMT中央和政府抗日通电的那一天是6月1日，因此又称为“六一事变”。 介个“六一事变”与“六一儿童节”撞日，今天看起来很有些喜庆。而它的实际过程也相当儿戏。因为双方硬碰硬的战斗一仗都没打过。谈笑间，电报和银洋齐飞，广东佬的部队就灰飞烟灭了。 两广公开跟南京翻脸前，凯申公已经做足了功夫。事变发生，西边急调薛岳从四川回到贵州，东边调蒋鼎文到闽南，两侧夹击之余，还把湖南实力派拉到了南京一边。何键打仗的本事没几分，但墙头草的本事那绝对有富余。陈济棠和李宗仁在起事前跟这厮通了气，要他帮忙。老何拍胸脯说从我湖南北上绝对没问题。转过头来他就把这事儿密报给了凯申公。 两广这边呢，可管不了这么多，假戏反正要真做。于是姿态做足，誓师抗日，口号喊得震动岭南。两边部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老陈借机扩军，成立两个新军，授予番号是新编第四军和新编第五军。“新四军”再度出山，效果却不太好。这边桂军刚进入湖南，中央军和湘军已陈兵黔东和湘南，打又打不过，后退又不敢，两边僵持。广东那厢，伯南公的空军半数以上飞机呼啦啦飞了南京——被凯申公私下买断了。接下来银弹攻势再度发威，7月14日陈济棠嫡系余汉谋带着第一军通电附蒋，第二军军长张达附议，副军长李汉魂出走香港，学关二爷“挂印封金”，发了个电报骂陈济棠搞割据，第三军李扬敬态度也十分消极。可怜当了五年的“南天王”，养兵十几万，最后整个是未发几枪，全部瓦解，比起十九路军悲壮的结局，真是窝囊太多了。7月18日，陈济棠出走香港。“两广事变”告终。最后的赢家除了凯申公，还有余汉谋和李汉魂，一前一后当上了广东绥靖主任和广东省长，恰如当年陈济棠和陈铭枢。 余汉谋反出家门，粤军瓦解，当然跟老余的人品有关，但也跟陈济棠御下不当有关。老陈疑心比较重，对手下进行严密监视。余汉谋跟他手下开派对，伯南公得知消息，便跑上门来露了个脸，意思就是你们在干啥我都清楚，这让他的亲信颇为反感。另外一个问题是经过九一八和长城抗战，人心思定，共御外侮。跟老蒋死磕的老共又被赶到陕北，1920年代的军阀混战场景不太可能再现了。陈伯南这是逆势而动，大家都不愿支持他。于是，当年广东新军、援闽粤军、建国粤军、第四军剩下的最后一点血脉、无煌煌战绩的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以及浮肿无能的第一集团军，至此也归附南京。党内割据势力“西南两机关”自此不复存在。当年依托“援闽粤军”兴起的广东实力派，随着陈济棠的部队开始中央化，逐渐淡出历史。当然，那时候的各派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另外一支血脉可以上溯到粤军的部队，代表着一股新生的力量解放了全中国。 陈济棠出走，两广事变的中心就移到广西，新桂系眼看要挨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伯南倒台对广西和南京是双赢。刚一开始老蒋也没真打算解决桂军，怕一口吞下消化不良。陈济棠倒台，8月份老蒋开始认真思考武力解决广西问题。此时，陕西、华北异动，连伪蒙军都蠢蠢欲动，想要挑拨地方实力派搞“自治”。老蒋本来已经起了动用飞机轰炸、先吓唬一下新桂系的念头，哪想连炸弹都不用扔，飞机飞了一圈，南宁顿时物价飞涨，钞票贬值，李白黄自己赶快怂了，加上有程潜、朱培德和居正居中调解，两边开始坐下来谈判。最后以白崇禧答应就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不久后改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广西接受法币，实行全国统一币制而告终。 凯申公仗着自己有钱，以1：2的比例回笼广西货币。1935年广西全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285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和赌饷就分别有1100万元和400万元，然后军费支出就占了1900万元。这点收入打仗根本不够用。“两广事变”中，新桂系将手上两个军扩成四个军，钱不凑手。这会儿陈济棠给了400万元，新桂系以此作为准备金，发了2000万元的债券当军费，桂币币值瞬间跌去三成，全省大通胀已是箭在弦上。凯申公这个极为优惠的汇率，让这一干穷鬼乐得两眼放光，于是两边妥协，大家又开始其乐融融了。 至于伯南公留下的这些粤军部队，在余汉谋领导下，打仗的本事可说不上好看。余汉谋本人也实在过于无能。这一位喝酒爱出洋相。同僚们的回忆里都说他“逢酒必醉，酒醉必哭”，就是个醉猫，颇有点看不起的意思。老余以出卖陈济棠换来了广东绥靖主任的官儿，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当了第七战区（广东）司令，但对1938年丢失广州负有重要责任，广州人骂他“余汉无谋”一点也没冤枉他。不过在抗战中，一些广东将领打仗还是不错的，薛岳的战绩尚可，其他一些粤军将领打得也不难看，如1937年底的南京保卫战，邓龙光的83军突围而出，是整个南京守卫部队中成建制突围的唯一一个军级单位，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广东佬的本事。比起成群结队投敌的西北军和东北军，老粤军部队投敌的非常少，骨头还比较硬。 粤军故事基本说完了，就剩个结局。这一群粤军将领从骨子里相当不服老蒋，1949年之后各个领袖当中，只有早期粤军领袖梁鸿楷和陈济棠跟去了台湾，许崇智跑去了香港。陈铭枢系在粤军三个山头中最倾向我共，由李济深带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一干大人物都到了北京。陈铭枢学佛入戏太深，对我共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常常做出些写信给图书管理员讨论佛学和赞同他辞去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天真蠢事，结果不得不做了若干次检讨并被戴上若干顶帽子。总算他在1965年去世了，没有摊上后来那十年。但是他的好友蒋光鼐在那十年初期被狂热分子抄了家，郁郁去世，不免染上了我中华千年历史的一丝悲光。 当然也有不太愿意投共但是不得不投的，比如在豫东战役里被解放军俘虏的区寿年。不去北京的人里，有在高兴圩一战被彭总吓尿的十九路军老将沈光汉，还有最后一位打出十九路军大旗的翁照垣，都去了香港。跟李济深比较紧的徐景唐，在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与李宗仁联手，被陈济棠灭掉。他本人参加了“闽变”，但后来没到北京，也在香港了了余生。十九路军将领在闽变后凋零得厉害，毛维寿病逝，张炎被桂军杀害，谭启秀本来要跟蔡廷锴走了，但1949年年底病逝于广州。 张发奎一系比较分化。凯申公在1949年年初任命张发奎出任海南特别行政区主席，他本人拒绝就职。没多久凯申公第三度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张发奎当陆军总司令。这个职位的权限很小，只能管训练。老张以“名”为重，竟然接受了。没多久解放军如潮涌而来，把向华公一个大浪打到了香港。老蒋和老共都邀请他到自己这一边。张发奎自己不投共也不投蒋。用他的话说，是“反共但不支持蒋”，所以在香港终了余生，缪培南也跟着去了，两人在香港还经常串门聊天。 即使到了香港，向华公还没忘记往政治圈里插一脚，跟着一群失意老政客搞第三势力。这里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既有陈铭枢系的翁照垣、国党汪精卫“改组派”元老顾孟余，还有我共前领导人张国焘，美国人也扯在里面不消停，四处打探情报。这群日薄西山的老家伙每天在那里开会办杂志闲聊，然后随着大陆局势日渐稳定，这才慢慢消停。 张发奎部队是粤军各山头里中央化最早的部队，手下将领在凯申公微操下作战的机会较多，加上跟陈诚的关系密切，因而有一批将领跟着去了台湾。薛岳性残暴，到1949年还在杀我共的人，不仅差点搅黄了当年吴奇伟搞的“粤东起义”，还杀掉了参与起义的第四军老将廖鸣鸥。他不去台湾简直是不可能的。由薛伯陵领着，邓龙光、黄镇球、朱晖日、韩汉英和欧震都去了。李汉魂虽然也去了台湾，1980年代后也算是大陆的常客，游走双方牵线搭桥。当年跟着向华公发动“驱李运动”的黄琪翔，在运动失败后投入李济深陈铭枢旗下，参加了“闽变”。这一派大多后来到了北京，黄琪翔也不例外，和戴戟、吴奇伟一起投了共。 陈济棠系则基本没有投共将领。他老人家自两广事变后下台再也没有机会指挥军队，而是在国民政府中出任农林部长，只有到了1949年南京政府摇摇欲坠之时，才获准主政广东（当时只剩下了海南一隅）。没有多久，余汉谋和薛岳二人就过来架空了他的军权。失望之余老陈只好去了台湾，1954年11月去世。 陈济棠旗下将领余汉谋、叶肇和李扬敬都去了台湾，香翰屏则留在香港。其实以政治号召力论，在1936年粤军彻底瓦解后，陈济棠远不及他的老对头李济深陈铭枢和张发奎，这可能是因为他一路收编陈铭枢和张发奎部下，这些部下最终没跟他走在一起，弄得他相当孤单。张发奎和薛岳在国军中还维持着影响力，李济深陈铭枢在政界也还能组织起反对势力。解放战争后期，陈铭枢干脆回到杭州上海四处策反，活跃得很。而伯南公下台后，其实日子过得有点孤单。 我共对粤桂两系将领的最后选择颇为满意。先总理周公有一次在接见当年北伐旧将时说，当年北伐军起兵时的八个军，有四个军的军长先后到了北京。这四个人分别第四军李济深、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和第八军唐生智。桂系旧将黄绍竑也到了北京，黄旭初夏威之流则到了香港，除了李品仙和脑袋犯晕的白崇禧，最终没有什么人附蒋。两广在历史选择上，还是有自己独特的立场和眼光。 说起来，两广是个兼有培养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兼有之地。往高处里想，大约也代表着中华文明在救亡时代的某种新生力量，但历史大潮扬清激浊，终于将各种力量分化，粤军也不免这一命运。百年以降再看这一支力量，不免有一种“人间一股英雄气在纵横驰骋”的印象。在写作中，当年大潮余音在耳，各路诸侯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然而百川异源，终归于海。历史曾是冰川，是瀑布，是激流，今天早已突破险川， 归入了中华文明这一深邃浩瀚的大洋，唯留一曲高歌，声声绕梁。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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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继成少将回忆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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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胡继成开国少将回忆录摘录78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115师344旅688团副营长，689团参谋长，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冀鲁豫军区第5纵队2旅6团团长，新四军第3师8旅23团团长、旅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师8旅副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4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42军126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广州军区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也很长寿，2016年5月逝世。101岁的老寿星。 他的回忆录因为写作的时候，是87岁，2002年了，政治气候和80，90年代大为不同，因此老将军的回忆录很有趣味也很有深度。值得向大伙儿介绍 【整理】胡继成少将回忆摘录（1）徐海东的大洋146 “ 10月底，中共中央派人给红十五军团送来了告全体指战员书，充分肯定了我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西征北上转战陕南、甘肃、陕北、山西的功绩。充分肯定了刘志丹所率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开辟根据地的历史功绩。我十五军团官兵听了告指战员书后，倍感亲切，很受鼓舞。 我们给中央红军每人送了一套衣服，还给中央上交了一批银元。 我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根据地搞了很大一批银元。从陕南撤出西征时，我们每个团干部为公家保存100个大洋，在陕南埋藏了一大批银元（后来派人去挖回时，大多数都锈坏了），全军离开陕南时，还有20人挑银元挑子，6匹骡子驮银元和药品。到达甘肃后，又搞到不少银元和军用物资。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徐海东军团长只给十五军团留了1000块大洋，其余银元全送交给了中央红军，至少有几万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有了这批银元，财力、物力倍增，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离开甘东北板桥镇后，红二十五军经东华池、太白镇之间，强渡葫芦河，沿陕甘边境崇山峻岭，快速向北行进。 几匹战马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部队又坚持走了几天，便饿得再也走不动了，许多官兵在路上走着走着，便饿昏倒在路边。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们饿得实在走不动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位赶羊商贩由北而来。我们赶紧出高价全买了他赶往南边卖的几百只羊。商贩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在半路上就发了大财，拿了钱半天不敢走。我们告诉他说，老哥，你走吧，我们是红军，穷人的队伍，公平买卖，我们决不会为难你的，不但不会为难你，还要感谢你呢！你让我们大家都打了牙祭啊！ 赶羊商贩听我们这样说，才乐滋滋的走了。 说实话，那几百只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那时，我们一连在陕南、甘肃打了好几个胜仗，我们有的是大洋，多给那商贩几块银元，根本不算什么事。 我们吃了好几天羊肉继续往北走，9月初到达合水东北的豹子川。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对部队作了关于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同陕甘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要求部队整顿军容，尊重地方政府，虚心向陕甘红军兄弟部队学习，向根据地人民群众学习。 史注：红25军的长征其实也非常艰苦，但他们的优势是队伍的平均年龄轻，领导层又比较坚强和团结，尤其是优秀的军政委吴焕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相比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25军的长征相对而言饿肚子的时候比较少。而红四方面军走了三次草地。那真是太艰难了。 而因此，红25军长征后的军容比较整齐。胡继成少将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反围剿战斗中负重伤，养伤期间留下这个记载： 这次战斗，我跟随223团作战。我们作为第二梯队进入战斗时，负责进攻敌军最后3个坚固的土围子。我率部队冲击时，被敌机枪子弹打中左肩胛部，伤势很严重。225团团长、政委也负了重伤。我和团长郎献民都伤在动脉血管附近，团政委刘震(开国上将，后任空军副司令员）伤在脸颊部位。 忍饥挨饿3天后，我们就受不了了，同病房的刘震吃饭时逗我们，让医生狠狠臭骂了一顿。现在想来，医生骂得好啊，要不是医生骂刘震，我恐怕会坚持不下去，会去找吃的。若真忍不住吃了东西，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郎团长终于没忍住，大概是第5天早上，起身到伙房弄了碗小米稀饭喝，次日解大便，动脉血管破裂，拉血，抢救不及，光荣牺牲。郎团长的牺牲，对我震动很大，也可以说是被这意外的情况吓住了，我真的老老实实躺了一个星期，没吃任何东西。7天后，医生见我的伤口长得很好，才让护士慢慢喂我清米汤。哎，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那清米汤真香啊！ 我伤尚未痊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就来到陕北了。我忍不住，非要叫护士抬我到门口看看。我看到历尽艰辛的红一方面军穿得破破烂烂的，不少人身上披着狗皮和麻袋，面黄肌瘦的，枪也不行。我想，他们肯定比我们吃苦更多。 【整理】（2）胡继成的婚事和黄克诚大将的思想工作水平113 我16岁参军，17当连长，20岁出头当营长，25岁当团长，此时不过二十六七岁，已是旅参谋长兼团长，在同龄人中，应该算是优秀干部了。那年月，老百姓子弟再穷之家，到了这个年龄，父亲当牛作马，也要给儿子娶媳妇了。那时候人的寿命似乎要短得多，一般人家，老人活到五六十岁就病死的不少，二十五六岁就算活了一半了，还有好大一堆生儿育女的事要做呢？还不该娶妻生子？该。 可我那时却不想，不是因为我觉悟如何如何高，不是因为我眼光高看不起人，不是因为我长相有什么缺陷，姑娘们找我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都不是，而是我怕麻烦。你觉得好笑吧？可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我觉得那时候整天行军打仗，有了老婆就是麻烦。我看见不少团以上领导干部，有了家室就有了麻烦，真是不如我们当单身汉的团长、政委们执行任务痛快。我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来去自由，毫无羁绊。他们就不行，总有些拖累，婆婆妈妈的事儿不少。 总之，我那时是不愿意结婚后被婆婆妈妈的事缠着。有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革命故，二者兼可抛。这是小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感受，这当然是对的。但我是农民出身，是放牛娃出身，是低文化程度出身，没有这种感受。在我看来，生命、爱情、革命是3个问题，根本不能摆在一起比较，爱情算什么啊，真要在中间加一项重要内容，恐怕应是“吃饭”，如果说，生命诚可贵，吃饭最重要，若为革命故，二者皆不要。那时候，如果有人这样说，我可能会接受，会觉得这话实在。一个饿昏的快要断气的男人面前站个女人，放块烤红薯，二者只准得其一，你说他会要女人，还是会要烤红薯？好了，不说这个了，这事好像有点扯不清，对女同志也有些不恭敬。 我讲这么多闲话，无非是想给你打些比方，说明我当时的确比较憨，也许是被不断行军打仗的残酷现实搅昏了，真的不想娶妻成家。 我有这种言行，错过了许多成家的机会。 可这又毕竟是人生中的大事，我傻乎乎地不想，领导和年长的同志们要为我想，那年月，我革命军营内同在枪炮下生活的同志，亲如父兄。陈集之战不久，我奉命率二十三团北上山东滨海军区作战，师长黄克诚同志竟派人给我送妻。 1942年年底，我奉命率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去山东归滨海军区指挥，打击叛徒王宏明所率日军特务大队。 王宏明原系我八路军某团团长，因其受托派思想影响，错杀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后被组织清查，觉得自己前途暗淡，便在山东叛变投敌了。 我带部队由苏北阜宁出发，行至苏北边界快要过敌大运河封锁线时，师长黄克诚同志派两个通信员全副武装，把苏北根据地随部队行走的一位地方财务部的女税务科长送来了。通信员跳下马向我报告说，首长，黄克诚师长让我们把税务科张科长送来交给您，请您签收。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客人从马上接下来，奇怪地问，张鸣燕同志，你来干什么？我去师部办事。多次见过她，认识，但不熟，不知道她跟来干什么。 张鸣燕同志递给我一封黄克诚同志给我的亲笔信，红着脸说，你看了师长的信就知道了。 我拆开信一看，原来是介绍张鸣燕同志情况的信。从这封信上，我知道了张鸣燕同志是上海市人，姐姐是上海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了她的前途和安全，把她送到苏北抗大读书。毕业后，她被分配在苏区财务部税务科工作，先当税务员，表现很好，不久就当了税务科长。黄师长说，这是个好女孩，我已和她谈过话，就让她给你当妻子吧。 我看完信，十分吃惊，根本没有又惊又喜的感觉，就是吃惊。当场就埋怨黄师长说，哎，这个老头子真烦人呢，我又没求过他找对象，他怎么就给我送了一个来呢？现在马上要过封锁线了，谁有心思成什么亲嘛？你回去好了。 张鸣燕同志一听我这么说，又羞又急，噙着眼泪说，又不是我自己跑来的，是首长硬逼我来的，还说是组织决定，你不要我我咋办？以后我咋见人？ 随后赶来的另外几位团领导见状，赶紧打圆场说，哎，团长，这可不能随便开玩笑啊，把新娘子吓跑了，小心师长找你算帐。 我猛省过来，觉得自己是有些失言，好歹也是师长送来的人，怎么能当场退回去呢。再说，人家一个大姑娘，服从命令来，就很不容易了，你让人家回去，人家今后怎么见人？就让她跟着部队先走走看吧。于是，我赶紧派兵保护，给她单独安排了个住处。 此时，团里几个领导就我没结婚，副团长和后勤部长都带着妻儿跟随部队走，我再带着妻子走，那不更麻烦了吗？说实在话，我当时就是怕麻烦，怕有了拖累执行任务行军打仗受影响。 几天以后，部队深夜暗渡运河，我带着张鸣燕同志通过封锁线，在运河上拉条绳子，让她坐在木桶里拉了过去。 通过封锁线后，我忙着指挥部队准备打仗，一直顾不上和张鸣燕同志成亲，就让她一个人单住了半个多月。后来，形势有些紧张，副团长和后勤部长对我说，团长，你老这样让张鸣燕同志这么单住着算什么啊？既不安全又没人情味儿，再忙也不在乎那么一两天，抽个空，我们帮你们把亲事办了吧。我看张鸣燕同志也挺委屈的，思想好，人也长得还可以，就同意了。就这样，我和张鸣燕同志在行军途中成了亲，直到今天白头到老。那年月，我们成亲很简单，我们成亲哪能讲什么排场啊，让司务长多买几斤猪肉，加几个菜，就算宴席；在我住的破房子里贴了一个大红纸剪的双喜字，就算新房。 张鸣燕同志和我成亲后，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啊！哎，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史注：首先要赞美这篇文字的简练而生动。胡继成老将军的回忆录初稿应该是他87岁，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境界已然是“大英雄自本色”，所以这个讲述非常自然有切中要点，能够这样写自己婚事的老将军，好像俺看到是第一个。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这桩婚事来的出人意料，但胡老将军和老伴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近60年时光。上文中这位非常值得我们‘同情’的张鸣燕老前辈在2002年逝世，胡继成将军悲伤过度，导致眼睛失明。所以这段现在我们几乎难以相信的爱情故事比任何小说，电视剧都来的真切，充实而久远。 回头在说下黄克诚大将，他的第一幅照片是在解放军将帅名录里看到的。非常显老，给俺留下的印象好像他老人家一直面貌就是“德高望重”，后来知道，这张照片是他在文革后补拍的，大将礼服都是借的谭政大将，其实他也是年富力强过来的。 点看全图 点看全图 特别要说的是，黄克诚把徐海东的红25军从略有青春期色彩的彪悍带出了后来新四军三师和东野2纵（39军）这样的劲旅，在抗战期间我方多位诸侯里，他看起来一派儒雅风度，实际上军政双优的大将之才。胡继成将军的这段婚事，他办的干净利索，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乱点鸳鸯谱，促成的是一段佳缘。--但在这段故事后面，战争时代严厉的军事作风和这段略带羞涩的爱情故事却组成了一个让现在我们感到别样的风采。 最后，还是要指出一个可能现在我们容易忽略的背景。那就是，抗战期间，一方面我军的年轻指挥员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是一个自然界的规律，另一方面，战争期间的婚姻真的很艰难。再一方面，对于行军打仗的部队而言，实际上首长有没有随军家属，关系是很大的。---从这点看，胡继成将军对黄克诚大将安排的婚事的“抵触”并非他不近人情，而是他有更高尚的人格和更负责的态度。后续的回忆里，他谈到，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三师3万余人作为后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林总在东北刚起家的时候，切实的老部队也就10万多人）从江苏步行两个月去东北。随军的家属就度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 1945年9月28日，我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率三师七、八旅和师直机关干部战士和家属，从苏北淮安出发，十旅从胡集出发；10月10日，三师独立旅作大军后卫跟进。 部队进至山东，行程不到半月，粮食便吃完了，不得不在临沂地区休整两天，补充粮草。 离开临沂后，大军继续快速北进，急过胶济铁路和黄河故道，于10月底到达渤海区域。随后，从东光以南穿过津浦铁路，入河北，过永定河，于廊坊地区越过平津铁路，于10月上旬抵达冀东的三河、玉田一线。这时，时逢连日阴雨，道路泥泞难行，部队既无雨具，又缺粮草，许多人都生病无法行走了。 随军北上的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家属小孩才苦啊！大军从淮安出发时，行动紧急，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稀里哗啦被赶上了牛车。许多人家的孩子都小，大都尚在吃奶还走不得路，需要专人照顾，补充婴儿食品。可部队走得紧急，行动又保密，走时，她们无法携带保姆，购买婴、幼食品，这阵就只有每天凑合喂养孩子。随军北上的孩子十有八九缺奶，没办法，他们的母亲只好在车上口嚼馒头、米饭、饼干，口对口喂。每辆牛车上挤几个妇女，半躺半坐把孩子裹在被盖里捂在自己胸前抱着，换下的屎尿布无法及时洗晒，全都只好堆在牛车上，熬到晚上宿营时洗净烘烤。” 整理】3 胡继成做先遣，闯关东, 搞了三火车的弹药装备122 a. 参谋处长的小故事 " 1945年11月25日，我新四军三师3万5千余人，徒步行军，历时两月，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5省，行程万里，到达锦州附近江家屯，胜利完成了由苏北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由于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缺衣少食等原因，部队到达东北时，减员3000余人。 回头再说我们先遣队情况吧。 我和师参谋处长带领先遣队由淮安出发，经山东临沂，过胶济路，穿津浦路，人河北。再从廊坊东过京津路，向北至玉田，即到达山海关北边西界岭脚下。 离西界岭一天多路时，与我同行的参谋处长决定不走了，说，我们只有一个先遣连加骑兵排、侦察队，翻过山敌情就复杂了，冒进危险，应在这里等主力部队上来后再走。 这时，我是八旅副旅长，他是师部参谋处长，我没法叫他必须走，但我认为应该走。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先行去搞装备，不尽快赶到前面弄到装备，大军出关人东北后，用什么补充部队给养和装备呢？于是，我和他商量，他留在这里就地等大部队，我带一个侦察排和一部电台先走。他同意了，于是，我带着一支50余人的侦察队和一部电台，继续快速前进。" 史注：查了下，参谋处长应该姓沈。既然胡继成老将军的回忆录没有点名，我们在这里就不画蛇了。----不过那时候东北的情况很混乱，各种消息都有，参谋处长的作法，可以理解为谨慎。 b. 锦州城防司令 " 我们在玉田和参谋处长分手后，就全部骑自行车沿公路前进。开初，我还能跟上小伙子们，可上西界岭爬山时，我就跟不上他们了。那时，虽说我亦不过刚30岁出头的人，可30岁的人体力就是比20岁的年轻小伙子差。我骑得满头大汗，跟上他们还是很吃力，又不能停下，只好咬紧牙跟进。正在我感到十分艰难举步维艰时，发现路边有个遛马的老头儿，正牵着一匹黄骠马在吃草。我灵机一动，忙把自行车推上去。笑着对他说，大叔，我骑不动这车了，用这车和你换匹马如何？ 老头一看我那个自行车是一辆崭新的名牌车，比他那马值钱，当场便十分高兴地和我换了。我骑着黄骠马，轻轻松松地便翻过了西界岭。过岭下山后，我觉得骑马赶路大不如骑自行车方便，又用马向老百姓换了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骑。 我率先遣队（这时真是远离大部队的先遣队了）向前大约赶了二十几里路，老百姓见我们穿着八路军服装，便告诫我们说，小心啊，前面一带就有红胡子兵了。老百姓说的红胡子兵，就是被八路军打散的伪满州国兵，成份很复杂，常聚常散，袭击八路军和当地群众。 我们拉开距离，小心翼翼平安无事。从山海关北面过绥中，碰上了苏军南下拉煤的火车，我们很高兴，把自行车扔上去，便爬火车北上。 煤车可真不是人坐的车，这时，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寒风夹着雪花不断吹刮我们的肌肤，煤灰不时飘起吹打我们的脸颊，真不好受啊！ 我们到锦州后，找到我新四军驻锦州办事处说明情况，他们急领我们去见这儿的总负责人——锦州城防司令。(史注：应该是李司令） 我向司令报告我新四军三师北上时，给当地部队和地方留下了许多武器弹药和装备，到东北后急需补充，请他设法解决，特别是粮草和冬衣。 这位城防司令听后，没正面回答我给还是不给，很平淡地说，这儿到处都有，你们自己去收吧。我说，你是城防司令，有责任给我们提供啊，怎么能让我们去收呢？ 这位城防司令仍不温不火地说，飞机场有1000多伪满散兵，有枪，你们去缴吧。说完就走了，什么也没给我们。 我觉得这事儿有问题，我们50多人怎么能去缴伪满兵1000多人的枪？那不是拿生命去开玩笑吗？咱50多人牺牲了是小事，没完成黄克诚同志交待的任务，让全师装备不足，那可就是大事了。于是，我赶紧给黄克诚师长发急电，报告情况。" 史注：如果没错，锦州的时任城防司令是李运昌。他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资历很老，贡献也很大。此时李司令坐镇锦州，各种情况发生非常多，简单说就是我军抢先一步占了东北，但时间太急，队伍发展太快，物资太大，导致包括李运昌，曾克林两位都有些忙不过来。而和李运昌的资历相比，胡继成相差太大，双方又没有历史上的交往，因此，从现在的角度看，胡将军当时碰到的冷遇是可以想到的。 C 林总的条子和电台 “ 黄克诚师长接电后，立刻向此时已先期到达沈阳的林彪报告。大约七八天后，林彪带着几个人来到锦州。我把情况向他报告后，他立即给我写了张条子，让我再去找锦州城防司令。 我收好条子后，林彪对我说，你把你带的电台给我吧，我要用来指挥北上途中的三师，在黑山打国民党的先头部队。我急了，说，装备还毫无着落，就把电台给了你，我联系不上黄克诚师长误了大事咋办？我在陕北上红军大学时认识林彪，说话就随便些，他也不在意。林彪说，没关系，我再给你写张借电台的条子，将来万一有什么事你也就没事了。于是，他就这么连哄带令的把我的电台带走了。 林彪走后，我拿着他写的条子去找城防司令要装备，他仍然坚持原则不松口，没给一枪一弹，还是那句老话：你们自己去缴吧。这个司令啊，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结果，倒霉的是我，失了一部电台，得了两张条子，真不划算。用成都的俏皮话说，我才是真正给多了（吃亏的意思）。 不过，林彪有了电台，的确是起了作用，他指挥我新四军北上部队，在黑山与国民党先头部队打了一仗，重创了拥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大大减低了国民党军抢占东北的速度。 但是，国民党军还是来得很快，黑山阻击战之后，国民党军迅速北进，很快就逼近锦州，先头部队很快与锦州城防部队交火。双方打了不到一周，城防司令即离开锦州不知转移到哪儿去了。 这时候，我们十分为难，想走，不甘心，我们是来搞装备的，什么都没弄到，怎么能走？可不走，又该怎么办呢？城防司令在，可不断向他陈述理由，要！现在他人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们向谁要去？ 我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不走，我发现锦州这儿的确是有东西的。大军北上等着要装备，天气日渐寒冷，我们不赶快搞东西，是要误大事的。我这么一想，便和大家商量说，我们现在是被逼到胡同里了，不能老呆在这儿等人恩赐，我们得自己设法搞东西了。以前有城防司令，他不给我们没办法，现在没城防司令了，我们还没办法吗？这地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成国民党的地盘了，咱们得赶快下手。 大家觉得是这个理儿，说，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有五十几个人五十几条枪呢，不能打大仗，押列火车运货还不行吗？干，马上动手找火车自己装货！” 史注：这段里面有几个小细节：
d. 惊险而艰辛的收获 "我们听见锦州城里枪炮声稀落后，立刻赶往火车站一带仓库察看。发现这一带有几个仓库堆放着日军投降后收集的枪支弹药和衣服，我们马上去找来火车司机，商量运货。 这时，日本军队刚投降不久，东北的部队非常混乱，我们收编了部分伪满州国的军队和警察，这些人情况很复杂。有从此弃暗投明再没有与人民为敌的；有见风使舵投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有纠集地痞流氓上山为匪的……散兵游勇，到处都是，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火车司机也不大清楚我们是不是真八路，开初，怕出事，不敢给我们拉。我们反复给他们讲，我们是从苏北上来的新四军，是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是来帮老百姓打江山、过好日子的。 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不欺负老百姓，但心里还是有些怕国民党的部队，担心把货拉出去后碰上劫车的，把小命丢了。多数人不敢帮我们。后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的大军马上就到，我们就是给他们拉去的，路上有我们这么多人押车，给你们当保镖，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们听我们讲得有理，便想通了，就有人说，我们是司机，给谁拉都是拉，工钱怎么算？我说，我们现在是没有钱给你们，但决不能让你们白辛苦，你们每天跟着我们吃，然后，按日子算，每天一匹好布，任凭你们挑，怎么样？他们见我说得实在，就答应了，很快开了两个车头，挂了三四十节车厢，开到了仓库外铁轨上。 几十节车厢摆在那儿，只靠我们自己装当然不行，而且还有警卫问题，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这是第一的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别说保住枪支弹药和物资装备，恐怕连命都丢了，还完得成什么装备任务？于是，我们便动员投降日军、伪满兵和车站上的民工给我们装货，也以布为工钱给他们。那年头，布拿出去一卖就是钱。大家很高兴，装得很卖劲。 大概刚装到一半时，车站不远处突然响起了枪声，也不知道是谁和谁在打。装卸工们听见枪响，“哗”地一声作鸟兽散，全吓跑了，连布都没顾得上要。 我看情况紧急，怕出意外，忙对记帐的人说；给大家把工钱记上，我们会回来付的。说完让火车司机马上把车开出城。 我们五十几人荷枪实弹飞身上车，火车长鸣一声，很快“吐噜吐噜”冲出了车站。 出城后，司机问我往哪儿开呢？我见车厢没装满，还想着车站里那些东西，便说，先停在城外看看动静，有情况，咱们向北走，没情况，咱们再回去。 就这样，我们找个小站停了下来，静观锦州城里动静。 我们在锦州北一个小站上停了两三个小时，听见城里枪声稀落了，又大胆把火车开回了锦州货站，叫回装货的人继续装货。 我们当天搬空了货车站的几个军用仓库，满满装了两列货车，了结了搬运工人们的工钱，办好交接手续，连夜北上，将火车一直开到了西阜新。 我琢磨，我新四军三师大部队应该上来了，把货运到西阜新等比较安全，越靠北，我军的兄弟部队越多越安全。可是，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也没有打听到我们大部队北上的消息。我意识到部队还没有上来，又赶紧把火车开回锦州方向打听。 我带着火车南下时，听说我三师大部队已进至义县以西地带，我赶紧又带着火车南下至义县往右转，往西边开。 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打听部队消息，往西开了一二百里，仍不知道部队北进至何地。于是，我决定带着火车在这一带来回游动，等候大部队上来。 就在我们到北票停留时，又意外惊喜地发现，这儿竟然还有锦州的军用仓库。我想，如果请示锦州城防司令，这东西肯定是拿不走的，林彪让他给，他都不给，给他要等於是白费口舌。但是，我三师3万多人等着补充装备，我怎么能不要呢？要想得到这批军用物资，只有“借”。我和大家一商量，大家都点头表示同意，说，只要能保障大部队补充装备，错了，写检讨、受处分都干！ 锦州城防司令部，在这儿放了一个伪满降兵连守护仓库，我们先礼后兵，派人去给这儿的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坚决不同意，说，没有城防司令的签条，任何人也不准动。我说，我是三师八旅的副旅长，官比你大，出了事我负责。动用你们保管物资是林彪都写过批条的，你不信，打电话问问李司令，问他是否有这事？仓库负责人说，现在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联系不上。我说，不是我们不联系，是联系不上。现在军情如火，我们的部队许多人还没棉衣穿，不少人弹药缺乏，你怎么能这么死板呢？便下令缴了伪满降兵的械，动员老百姓给我们装货。 就这样，我们又在这儿装了一二十车皮武器弹药和物资器材。 我们在北票装好货还未出发，山东军区的第一师师长梁兴初，从海上登陆过来了，我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长刘炳华同志，也带了几个人跟着来了。我很高兴，忙说把这两列车装备交给他。可他不接，说，我带的人少，没法接，再说，我还有更重的任务，到北边去安排部队的驻防诸多问题，你带火车在这一带等吧。 我没办法，又不敢在这一带久停，怕被伪满散兵或土匪发现攻击，我们寡不敌众有误，只好带着火车又往西开，去接应部队。 我们行至热河省省会（现在朝阳市）车站，忽然发现林彪身边的一位随从，从沈阳带来一列半火车军用物资。我急去向他要，他当然不给，说要报告林彪后，再作分配。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说不通，我又连说带哄把他也“抢”了，收了他手下三十几个伪满降兵的武器，说服这两列火车的司机跟我们走，待遇与前面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同等。司机很高兴，开着火车就跟我们走了。 我们在这一带打听到，我三师主力部队尚在黑山地区艰难行进，先头部队已接近锦州以北。于是，我们又赶紧回头东进，往锦州方向走，去迎接部队。 这时，我们已筹积3列半火车武器弹药和大批军用物资装备，目标已经很大了，五十几个人护卫，已经很吃力。我怕出事，急于想找到部队交货。 列车行至义县，又听见枪炮响，我们很高兴，以为是大部队上来了，赶紧把列车开过去。可走近．看，才发现不是，而是土匪和伪满兵在交战。我怕列车装备被抢，赶紧扭头北上，到义县北面一个叫九龙坡的小站停下来观察。 在那儿等了一天，枪炮声停了，我们才慢慢把列车开了回来。万万没想到，行至义县城外，城里枪炮声又激烈地响起来。没办法，我们又赶紧开着火车向北走，开至西阜新停了下来。 原以为这儿是最安全的，没想到这儿当天晚上又枪炮声大作，我们又赶紧回头南下。那时我想，只要列车运动着，货物就比较安全。 加上我们五十几人全部挑选了最优质的冲锋枪、轻机枪、步枪，手枪在车箱里防卫，一般土匪是不敢轻易接近火车的。这儿不是夹皮沟那种深山老林，是东北平原，我们心里对自己的防卫火力有底。 从西阜新再次南下到九龙坡时，我们终于碰上我三师七旅一个团的先头部队上来了。我对七旅的那个团长说，我是八旅的副旅长，奉师长黄克诚同志命令，带先遣队先期入东北筹备武器弹药和部队军用物资装备，现在，搞了3列车半，我带来了。这些东西是补充全师的重要物资，不能只给我们八旅，你们七旅和九旅都有份。现在，我把这3列半火车货物交给你，你一定要守好，听命师部分配。 这位团长很高兴，当即和我办了接交手续，接管了这批东西。我认为，有一个团护卫这批东西，万无一失了，便带着先遣队五十几人赶紧归队去了。 我在西阜新北面40多里的东突麦特王府，找到了我八旅指挥部驻地，赶紧向还在后面的黄克诚师长发电报，报告了筹备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情况。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会让我带那么一支小先遣队冒着危险搞装备，实际上也是让两个人逼出来的。 首先，是让参谋处长逼出来的，先遣队行至西界岭下，他突然决定不走了。我当时真把他没办法。他是师机关的处长，我是下属旅的一个副旅长，从组织原则上讲，应归他指挥，他说不走，我只能服从。但是，我当时认为不走显然是不对的。大部队在后面等着要补充装备，你却畏难不前，在这儿等着，那你这先遣队还叫什么先遣队？ 在我的力争下，他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要走，你带一个小分队先走，和我们保持联系，不要拉得太远。日军刚降，东北的敌情相当复杂，小心伪满散兵和土匪武装。人家这话也没什么错，只是胆子小一些。你说，人家这样说我还好意思呆在那儿吗？当然不行。可带50多人前出，的确也有危险，不说别的，任随在哪里碰上一支几百人的土匪武装袭击，我们都凶多吉少。但是，既然我坚持要走，参谋处长又给了我条件，那我就没什么可犹豫的，坚决走！ 事实证明，我走是正确的。我现在说这些，不是和谁争正确，而是觉得一个军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执行主要任务放在首位。 其次，是锦州城防司令激将了我。他这个城防司令没有强大的后力，主力部队要用以阻击国党军北进。守城部队多为伪满降兵和警察组成，这样组合的队伍战斗力哪能有多强，不出事，能用心守好他所管辖的地盘，就不错了，哪能企盼他为部队再作多大贡献？帮我们多少忙？ 他当时不给我装备，是他不对，但他可能有他的想法难以启齿。我揣磨他是不相信我带的这五十几个人。他不相信我这五十几个人能把东西运到合适的地方交给大部队。他是从冀热辽军区东进的老领导，考虑问题谨慎，才不敢轻易给我那些来之不易的武器弹药装备和军用物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可能是出于某种难处，不好给我们明说了。 当时，没考虑很多，年轻气盛，只想尽快为大部队弄到装备，以免影响部队战斗力。因此，现在看来，有些作法可能又不怎么科学。 哎，战争年代很难把事情处理得十全十美啊！如果锦州城防司令不激将我，我恐怕还很难完成任务呢？" 史注：这一段记载充分说明了胡继成老将军在关键时刻的主动性和果敢，这是非常可贵的军事素质，也侧面反映了黄克诚大将看起来是一个老成持重的性格，可看人的眼光真厉害。 但也必须看到，胡继成老将军的军火和装备，有部分是缴了仓库守兵的械，甚至还有林总部下的一列半火车装备。这个事儿，就有点太“野战军”了。-----实际后来，黄克诚大将开心地接受了胡继成将军的劳动成果后，又给了他一个团，继续去“搞”军火，结果碰到了老资格的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 “我带部队南下至本溪，碰上伍修权同志。 我向他报告我三师进东北后的困难，他说，不是听说你们已经搞了两三火车装备了吗？怎么还不够？” 这恐怕就是胡继成抢了林总的装备留下的后遗症了。------所以，从组织纪律的角度，这段故事是需要胡将军在回忆时特地加了一段婉转的解释的。----80，90年代的老将军回忆录里，一般这样的记载肯定逃不出秘书和编辑的手，而胡将军的回忆录是新世纪后出版，因此多了几分特别的风味。 【整理】4 胡继成将军的抗美援朝（一）74 胡继成少将在抗美援朝中担任传奇的42军副军长，42军是一支传说中没有红军血脉的部队，但是在艰难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成长为一直优秀的劲旅并跻身于我军的一流部队。这段征程非常壮丽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故事，兄弟俺很早前就看过42军军长吴瑞林的抗美援朝回忆录，并深深地以为这是目前看过写得最好的一本军长的抗美援朝回忆。心里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好好写点吴瑞林军长各个回忆录的注解和学习心得。所以相对而言，胡继成将军的回忆，我就简略一些处理。这并不是对胡老将军不敬，而是真心认为第42军在朝鲜的战斗是值得深入挖掘的。 以下是胡继成将军的回忆摘录 a. 黄草岭防御战 这一战是42军的成名战，因为此战是美军在仁川登录后长驱直进，在东线碰到的一个痛击。 “我42军受令后，迅速前进，以一个师控制小白山要点，军主力迅速进至长津、旧津里一线，阻止东线之敌北进。 42军从集安出国过鸭绿江时，我率一个团作先锋，行至江界和满部之间，停止待命。大部队跟上我们后。军党委在途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带一二六师抢占赴战岭，我带124师抢占黄草岭，在东线阻击敌军北进。另派125师抢占小白山，保障我军西线安全。任务明确后，我42军3个师迅速朝黄草岭赴战岭、小白山前进。 我带124师直奔黄草岭，白天怕被敌机发现，全是晚上行军。每天天刚亮就赶紧将部队带进森林里隐蔽起来。下午6点以后，敌机不敢再出动了，我们又开始向前推进。说是秘密行动了，那是对敌人而言，实际上到了晚上，我们的队伍挤得厉害呀！我们和38军并肩前进，人山人海，黑压压的往前拥，几乎没有说话声，只听一阵紧接一阵的脚步声，“咔嚓、咔嚓”往前窜，一股紧接一股的喘气声，“呼哧、呼哧”往外冒。 行至江界，我到朝鲜人民军指挥部东线指挥所了解敌情。副总指挥崔永健同志对我说，平壤已被美、李军占领，人民军南线部队北进很困难，敌军追得很紧。美军仁川登陆之后，气势很嚣张，狂叫“感恩节”前要结束朝鲜战争，消灭人民军，现在向北进展得很快。他介绍了情况后，我立刻带两个师过长津快速南下，行至长津以南，碰上朝鲜人民军阻敌部队。我看情况紧急，拦了20多辆汽车，快速运送两个营，抢占黄草岭。 到达俄偶里附近，我碰上几位苏联顾问。 他们问，你们有飞机参战吗？ 我说，没有。 他们问，你们有坦克参战吗？ 我说，没有。 他们又问，你们有大炮吗？ 我说，有一点。 几位苏联顾问直摇头说，“耶斗，耶斗！” 我皱眉问翻译，他们说啥意思？ 翻译说，是说你们不行的意思。 我说，行不行，打了才知道。 我带人上黄草岭一看，朝鲜人民军只有700多人，带7辆坦克守在这儿，而敌人却是李承晚首都师主力部队，情况已经很危险了. 我赶紧叫他们收拢部队，集中守在要害部位，又留下我带的炮兵和部分部队守在黄草岭上。 安排好黄草岭的防御后，我发现黄草岭前面还有一座叫烟台峰的大山更高。我意识到敌军很可能会连夜抢占烟台峰，据高临下威胁黄草岭。我忙带371团连夜出发，急行军，绕过黄草岭，迅速爬上烟台峰。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们在山北猛爬，李承晚首都师先头部队也在南面猛爬。有点像南征北战那个电影上敌我双方抢占摩天岭一样，我们先爬上去—会儿。 凌晨4点，李承晚首都师先头部队爬上来了，我下令开火，接近山顶的一二百敌人当场被打得人仰马翻，全部毙命，后面的见势不妙，屁滚尿流潮水般往后退。当夜，不明敌情，我不敢冒然出击，敌军不明真像，也再没敢攻击。 天亮后，敌人重新组织火力，又攻，很快又被我打退下去。敌感到山上这部队似乎不对劲，急呼飞机，大炮助战，对我阵地狂轰烂炸。我急令部队隐蔽。敌人再次冲锋时，我们又将其打退。 就这样，我指挥两个团在黄草岭，烟台峰山上和敌人反复打了四五天，敌人也没冲上来。 后来，我忽然想到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那几句话，心里更塌实了，决定阵前出击敌人。我派370团晚上11点后从烟台峰东边插入敌后去打，枪炮声一响，当面李承晚军突然一下散了，不见踪影，我们只抓住四五百俘虏。我觉得奇怪，明明有满山遍野的李承晚军嘛，怎么一打就不见了呢？当时，我没多想，以为这些李军多半是被打退了。没想到，次日上午，头天夜里忽然消失的李军又突然冒出来，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他们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冲得很猛，飞机一走，大炮一停，他们又不见了。后来我派人一查，才知道李军兵败善藏而不退，他们熟悉当地地形，每次进攻被我打败时，即就地找洞、抗、荆棘和茅草躲藏起来，等待时机再战。我将这个情报告军指挥部，指挥部说志司已收到各部类似报告，要求各部队以“翻毛”战术清理躲藏的李承晚军。 打退敌首都师后，我胆子更大了。十几天后，伪首都师重新组织力量再来攻时，我又组织一个团加强一个营，再次阵前反击，俘敌二三百人。 敌人连遭两次阵前反击，学乖了，赶紧收缩部队，集中兵力对付我袭击。一天，还围住了我一个穿插营。我穿插营靠近敌打，敌飞机、大炮均使不上劲。黄昏时，我又派一支小部队插入敌后反击，很快将这个穿插营接应回来了。 几天后，美陆一师和李承晚三师赶到黄草岭以南，换走了首都师，又重新组织力量进攻我黄草岭、烟台峰防线。我们坚持用炮打敌冲山部队，敌人被打怕了，美、李承晚军都不敢再攻，只派飞机轰炸。我们把缴获的李承晚军的大衣翻过白面穿，敌机很难发现雪地上的人影，常常也只是乱炸一通。我们的战士躲在工事里防敌炸弹，常常被烟火熏得黝黑。 这段时间，我们最麻烦的是缺粮。没吃的，朝鲜政府让我们就地筹粮，我们就背着小圆镐到雪地里去挖土豆烧了吃，常常吃得满脸满嘴是灰。他们笑我们说，中国 “撒拉米”，肚子没吃的，背着小圆镐，到处挖土米（豆）。 就这样，我带124师坚守近一月，美、李承晚军始终未攻下黄草岭、烟台烽。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带126师守赴占岭，亦狠狠打击了美、李承晚军。我42军在东线有力地阻击了美、李承晚军北进的部队。 十九兵团接我们防区后，布置口袋战，放美陆战一师进山打。可惜，担负迂回的部队爬山出汗，卧雪冻伤者较多，未能及时合围，以致未全歼美陆一师。否则，美陆一师肯定全完蛋。” B 二次战役的合围故事 “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给傲慢的麦克阿瑟脑袋上狠狠敲了一闷棒。 为了诱得像样，诱得稳妥，彭德怀司令员一反军事上常用非主力部队诱敌战法，在西线战场上竞用主力部队38军112师诱敌深入。与此同时，我军将重兵运动迂回到敌军主力侧后，准备袭击敌军。志司总部让我42军将黄草岭、赴战岭一线防地交新入朝之9兵团守，调我军和38、40军运动到中线德川、宁边一带待命攻敌。 为什么要运动到中线，不集中到西线，这又是我志司总部的高招。 当时，美军在朝西线战场的1军和9军，都归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东线第10军阿尔蒙德部本来亦应统归沃克总指挥，可阿尔蒙德是麦克阿瑟的参谋长，也就是说，他是麦克阿瑟的人，老大。沃克根本管不了他。就因为这样，他们东西线之间有一条近百公里的接合部空隙，由战斗力弱的李承晚军守。于是，我几个军的兵力运动到这一带，准备布口袋狠揍美、李军。 我带124师从柳潭里出发，在柳潭里附近与军长、政委所带主力会合。我们全军迅速进至大同江以北，顶风冒雪向孟山前进。 这一带是雪海岭，天气异常寒冷，而且冰雪反光，路很难走。为了按时赶到指定地点，许多地方战士们都只好抱着枪从山上往山下滑（史注：邓艾的阴平）。那时候，我们才真是最能体验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生命啊！从军长政委到士兵，我们人人都这样坐在雪地上往下滑，不少人棉裤和大腿都磨破了。 我们从雪海岭上连爬带滚滑下山，发现山下有一个小镇。我们的部队有的想进屋避避风，休息一小会儿，我下令严禁人内，把部队带到树林里隐蔽休息。（史注：宿将风范） 我安排好部队，忽然发现有些房间里住着刚从华东入朝的的兵在休息。我赶紧叫人把他们全轰了出来。那些兵冻得跑出屋还没来得及埋怨我呢，一群敌机就来了。“轰！轰！轰……”几间房屋被炸飞了，熊熊大火猝然腾空而起。 我们离开小镇，继续沿着森林边隐蔽前进，走了3天，终于到达志司总部指定的出发地，在孟山以北德川以东潜伏下来，悄悄准备了两天。 孟川地区总攻开始前两天，我们继续南进。迅速迂回到孟山以南李承晚军6师背后，等待总攻命令。军长、政委带主力突破大同江向孟山进攻，我带124师向孟山东前进。我们进至一个叫半边坡之地，晚上爬上山，隐蔽。山上极冷，但已卧在敌人鼻子下面再冷再困，也得强忍着。困得受不了，战士们就抓雪搓脸，再冷也坚持卧在雪地里，等待进攻命令。 次日拂晓，军长政委带主力在孟山正面打响，我们从背后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战士们犹如下山猛虎突然冲下山，拦住溃退敌军猛打，敌人一下子就乱了。敌六师在我42军夹击下，溃不成军，伤亡惨重，大部被歼。有一个营钻进地面工事躲避，我令部队用美式迫击炮猛打，一下子就将敌人全翻了出来。 （史注：42军的炮兵火箭筒数量多是志愿军有名的，他们缴获了美国制造的大量迫击炮和弹药，尤其喜欢美国的120口径迫击炮，在攻坚战斗中，效果非常突出） 我们迂回穿插成功，敌6师残余部队拼死夺路南逃。敌军逃蹿时，误人我军政治部驻地。此时，驻地内只有一位管理员在家，他沉着应战，用一支冲锋枪变换位置射敌，将敌打退了。敌军从政治部驻地逃出，又误闯进我师指挥所驻地。我令炮兵连炮击敌军，一下子又将敌军打散了。 我42军各路人马会合后，沿北仓里、假仓里、月浦里，一路追杀，一直追到新仓里、顺川、殷山里、丫波里等大同江以北地段，占领要点，在这里休整，补充给养，准备再战。 第二次战役，我们中线40军、38军、42军都打得很好，按预定计划，完成了志司总部所规定的作战任务。” 整理】5 胡继成将军的抗美援朝（二）90 “这次中线设口袋，打迂回的部队，战果最佳的是38军。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时，38军因行军路线障碍太多。影响了部队行动速度，未按期完成志司规定的任务，曾受到过彭总的严厉批评。后来许多人传说38军军长梁兴初在第一次战役中挨过彭总骂，就是指的这件事。 当时，我们和38军一起并肩过鸭绿江。进至朝鲜战时首都江界时，我们42军左转长津，南下黄草岭、赴战岭东线阻敌，他们直接南下熙川方向阻敌，抄李敌6、8师后路。按理说，他们走大路应该很快，可他们碰上大麻烦了。他们南下时，正好碰上朝鲜人民军和平壤城中政府机关、老百姓北撤江界，堵塞了道路。他们急报总部。彭总当即命令他们组织全军的汽车，先装运一个营插到熙川去。本以为汽车无论如何也比走路快吧，可他们南下妙香山以后，那边的公路特别窄，又依山傍水，无路可让，南北对进的车辆和人流谁也走不快。再加上他们军部和112师师部遭受敌机袭击，好多急事要处理，部队便无法快进。可打仗时指挥部是不问客观条件的，只要结果，叫你几时赶到某地，你必须赶到，是飞过去、爬过地、滚过去，冲过去，踏过去？那是你的事。 （史注：一般的传说是梁兴初听说熙川有一个黑人团，因此延误军机，显然胡继成将军这段回忆就真实多了，王牌军38军未能及时赶到的主要原因是被朝鲜败退的军政队伍堵塞了道路。） 就这样，梁兴初和他的部队，被堵在南下的途中，进展缓慢。等他们赶到熙川时，敌8师早已南逃。惹得彭总发怒：梁兴初，梁兴初，你误了军机，我饶不了你！急令他们再南下断敌后路。 后来，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在志愿军第一次军以上干部党委会上，彭总还严厉批评梁兴初，说，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下去？你还是主力呢，什么主力？……我们当时在坐的军以上干部，大多数人都在心里为梁叫屈，但谁也不敢开口，只好引以为戒。你说梁兴初是否有些冤枉？也不是，他没办法了。 第二次战役一开始，梁兴初便在团以上干部会上瞪眼动员说，彭总批评我们了，我们第一次战役丢脸了。第二次战役还想丢不？众人狂吼：坚决打好第二仗！ 战役开始后，38军以112师沿清川江东岸接敌，逐渐引敌深入113师布好的口袋里。双方激战四五个小时，38军即将敌7师5000余人大部歼灭，还俘虏了在敌李7师的7个美军顾问。 战斗进行到此，彭总急令38军主力向南院里，军隅里方向进攻，并以一部向军隅里以南三所里进攻，以迂回阻击敌在价川一线的逃敌。38军立刻指挥113、114师南下。113在前，直奔三所里，114随指挥所开进，急攻价川之敌。38军主力沿价川急进，一夜赶到戛日岭一带突然击溃美骑兵第1师两个营。 113师在奔三所里途中，担心为避敌飞机轰炸只晚上行军，难按期到达三所里，便大胆去掉伪装，佯装李承晚伪军白天大踏步前进，同时，为了迷感敌人，他们全师实行无线电静默。敌军侦听不到他们的动向，无法判断他们是谁的部队。他们到三所里后，志愿军总部和军指挥所才知道他们已经到位。 随后，113师迅速展开部队堵住三所里，龙源里断敌后路，阻敌援军，敌军动用大量飞机、坦克、炮兵掩护，连攻两天，南逃北援之敌在三所里、龙源里被隔，相距不足一公里，但他们就是没打开38军插在这儿的两把刀子。 38军112、114师急往三所里北面军隅里之敌猛插，把敌人大队人马一下子插得混乱不堪。与此同时，我40、39军迅速靠近三所里，龙源里。美军见被南北夹击，赶紧丢了装备辎重轻装急逃安州、肃川、平壤。战后，仅汽车一项，美军就在三所里、龙源里丢下了1500辆。 （史注：可惜当时我军战士能开车的太少，这批车辆后来大部都被美军轰炸损失了） 彭德怀收到前线战报后，即令电报嘉奖38军，并亲自在电报上加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38军万岁”。后来，全国各地传颂38军是“万岁军”之佳话，就是这么来的。“38军万岁”这个口号，当时对我们在朝的6个军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我们军以上干部触动很大，在后来的三次战役中，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第二次战役，全线迂回口袋战大获全胜，共歼敌36000余人，其中美军占24000多人。三八线以北的领土除襄阳外全部收复，还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翁津和延安半岛。 我说三十八军两次战役战果的鲜明变化对我们其他军领导大影响大，主要是更加坚定了我们败不气馁，胜不骄傲的作风。” （史注：一般的文章很少从当时志愿军军长一级干部对彭总这个有名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切身感受，从这点说，胡继成老将军的回忆是可贵的。值得我们注意） D 42军战士潜伏的水平 “我军把第三次战役选定在12月31日晚发起，从西向东排列50、39、40、38、42、66军，东西两头配合朝鲜人民军，全线向敌发起第三次打击。 按照志司统一部署，部队分左右两路纵队攻击。志愿军右路纵队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38、39、40、50军和6个加强炮兵团，从高浪铺至永平地段，向三八线突破；志愿军左路纵队由42军首长（吴瑞林）指挥42、66军以及炮兵44团，从永平至马坪里地段，向三八线突破。 开战前，我们42军从新仓里出发，南下铁原，很快抵进三八线脚下。我们负责攻击的三八线一段，是一座山。我们正准备组织部队行动，忽然接到志司电报，让我们到背后一个什么什么山，什么什么洞，与朝鲜人民军副总指挥金雄同志接洽。军长让我带着4个人就去了。见面一看，我乐了，这副总指挥原来是我在苏北新四军时的一位老战友，我任副旅长时，他是师部五科管训练的科长，叫王兴虎，现在回国后改名叫金雄。人民军另外一位师长原来也是我八路军的一位中层干部，双方在这种情况下见面，都很高兴，协调作战的事谈得很顺利。 （史注：实际上42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渊源非常深，以后有空可以展开细谈） 总攻前，我们派了两个连先插入敌人第二线炮兵阵地附近埋伏，让他们在总攻开始时袭击敌人的炮兵阵地。 这两个连是124师和126师的，很能吃苦，也很能打。为了完成好这个埋伏任务，他们想了很多巧妙的办法。12月底的朝鲜境内，寒冷无比，冰天雪地，如果没有必要的防寒防冻措施，部队是无法在雪地里隐蔽的。可那时，志愿军条件差呀，根本没有防寒的长筒皮靴。为了解决防冻问题，他们把被盖剪开，外面包上油布缝成简易皮靴，套在双腿上。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反穿棉衣，头包白毛巾裹帽子，夜间从敌人一线背后绕过去。前进中，124师那个连被雪崩阻道被迫退回，126师那个连，坚持摸上去了，他们在敌人二线炮兵部队附近整整卧了—个白天，敌人离他们只有一二百米远，竟然未发现他们。 总攻开始时，他们突然从雪地跃起，扑向敌人炮兵阵地，很快把敌人炮兵阵地扫平了，把敌人的大炮全缴了。 （史注：这个连就是“中佳溪英雄连”，当时番号126师376团9连） 我和军长政委带部队冲过去时，他们正慌慌张张生火烤饭团。我埋怨他们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吃东西呢？他们憨笑着说，没法吃啊，被冻成一冰疙瘩，刺刀都撬不开。你没见过这种干粮吧？冻成碗大的冰疙瘩，你再饿，也没那么大的嘴啃。何况，他们卧在雪地里根本不敢乱动呢？” （史注：最后一段真的写的让人动容，军首长的‘埋怨’和战士的‘憨笑’在不经意间写尽了如此艰苦战斗后的我军将士风范。） E 回国开会的副军长 “1月8日，第三次战役停火。 这次战役，我军按预定作战计划，顺利突破三八线，向南推进了80-100公里，歼敌19000余人。 就在这时候，周恩来总理在沈阳召开志愿军入朝作战汇报会，我奉令代表42军回国参加会议。 我从朝鲜三八线以南加平西沟出发，坐敞蓬汽车，顶风冒雪，经春川、华川、金城、平康，至新义州人丹东进沈阳。 到沈阳后，第一天没开会。第二天，周总理带了很多地方干部来听汇报。回国参加汇报会的军以上干部很多，小礼堂主席台上根本坐不下，我和几个副军长，随便找了个地方，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周总理入场。 周总理来后，没主持开会，先围绕台上走一圈，一一和我们握手，问寒问暖。周总理见我穿了件破棉衣坐地上，问我你们领导干部在冰天雪地里就穿这个？我说，战士们还要差些。 （史注：这段是小细节，但先总理的伟人风范，朝鲜战场将士们的极端困难的后勤状况，都写得清清楚楚。） 周总理转了一圈，正准备开会，突然电话来了。周总理随工作人员去接过电话回来后，很抱歉地说，同志们，很对不起，老远把你们从战场上召回来，本想听你们亲自讲讲前线的情况，不料，情况有变，彭总要你们马上回去，我不敢留你们了。 我们冲出会场，回招持所拿上行李就走。有的人招待所都没回，说，没啥好东西，两件破衬衣、烂袜子、牙膏、牙刷、香皂、肥皂，不值钱，军令如山倒，那些东西不要了，出了会场就上车走了。 我们火速赶到丹东，又坐回国时的敞蓬车入朝，走了两个通宵，又回到了朝鲜战场前线。回到前线才知道，第三次战役美军大踏步后退，并非完全属于怯战心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存实力。稍作喘息，以图反击。” 【整理】6 胡继成将军的抗美援朝（三）58 史注：抗美援朝四次战役是一个转折点，也是志愿军最艰难的时期，首先是在成功地围歼了横城敌军后，在砥平里，就像林总在四平碰到了陈明仁一样，我军围攻敌人，苦战不能围歼，反而显然被动。而整个战场，由于国内来支持的部队还没上场，原来的已经相当疲劳的几个军不得不在进攻没有胜利的情况下转入防御。并迎来极为残酷的考验 “ 我风尘仆仆从国内赶回前线不几天，便接受了攻打横城的任务。全军总攻横城后，我率42军124、125两个师连夜从横城西出发，向横城以南追击，对敌李承晚8师和美2师发起进攻。开战不久，我军即突破敌人阵地。我124师速占上物安里和531高地，并前出至鹰峰、鸭谷里、石子洞地区，续向福祚洞、广田进攻；我125师经居瑟寺，下物安里、石花村迸至横城西南回岩峰，截歼横城逃敌一部。 我42军和40军、66军联合打了一天，打得美二师和李承晚八师挤在城南乱成一团，丢下武器辎重亡命南逃。我军集中火力，当即歼李承晚军8师的3个团。 这一次，李8师没躲过我的搜查，他们被我军打散后，又在横城西南一带山上隐蔽起来。我指挥部队用“翻毛”战术逐一搜查山坡草地和石洞，很快从我军驻地附近山上搜索出四五百人。其中还有七八十名女兵。 （史注：横城反击战是42军军长吴瑞林组织的，是一次胜仗，但需要补充的是，军史里有一个著名的争议，那就是韩先楚上将在横城和砥平里两个攻击点上，主张先打砥平里，而邓华上将主张先打横城。和海南之战中他们两个的争论一样，邓华上将的决定被上级认可。但据说正是因为先打了横城，使得本来防御薄弱的砥平里在关键时刻，得到了支援，从而守住了美军整个战役中最重要的支撑点。胡继成将军这里的回忆，恪守从副军长的职务所经历的战事，但这个大背景还是需要向大家交代，因为砥平里之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性实在是太大了。） 在我军猛烈打击下，敌美二师、李承晚八师、三师、残部急逃原州、宁越地区。我四十二军随后和三十九、四十军集中8个团，围住砥平里之美二师二十三团6000多人，迫使美军不敢出援西线进攻部队。 为迅速追歼逃敌，我奉命率124、125师南下堵美二师西进援进攻汉城之敌。我们带着1500多个俘虏过蟾江，沿原州北走了一夜，让俘虏们抬着伤兵走。这些俘虏多是黑人，很听话，省了我们许多事。次日拂晓，我125师攻打原州，歼灭美2师一个连。当日，双方不动，我守了一天。 黄昏时，志司急电，令我部急退。原来，我们已进敌军口袋了。我们带着伤员和俘虏连夜撤回五圣山、龙头里一线。 回到这一线后，志司要我42军在这一线坚守半月至一月。我们非常发愁。我们的伤员、病员大增，战斗减员相当严重，又渐近断粮、缺弹。没办法，还得坚持守阵地，每天和敌人交战。战斗最激烈时，敌人二三十辆坦克冲进了我军龙头里阵地。我们军领导亲临前线指挥，我124师和敌坦克群展开混战，激战一天才打退敌人坦克。敌军坦克败走，敌步兵失去重火力掩护，才慌忙溃退。 我们人力不够了，只好将机关非值班人员派去补充骨干或送粮、送弹药；没有防御器材，就用雪泥拌水冻成工事防敌步兵。可是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我们的工事只能挡住敌人步兵，根本挡不住敌人坦克的进攻。加之，我们没有炮兵优势，只有一个榴弹炮连，很难抵御敌军重炮和坦克攻击。但我们还是用生命和鲜血结成坚不可摧的防线，在五圣山、龙头里坚守了半个多月。 半个月后，我们很快接近弹尽粮绝了，但没有命令，绝不能后撤。我们全军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我们不断向志司发电报告实情。志司电告，40军来接防，正在路上，让我们坚守。我们望眼欲穿，渴盼40军尽快赶到。 两天以后，40军给我们带着丰厚的弹药和粮食上来了，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知道说了多少感谢话。可是，40军刚接防，志司又来了紧急电令，让我们火速撤离五圣山、龙头里一线，敌军北进重兵已形成口袋，我们所防御地区不宜再守。 我们对同时运动防御的40军领导说，我们把你们带来的装备和粮食分些给你们吧，我们带不了这么多。他们说，我们带够了的。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没办法，我们只好立刻将望眼欲穿盼来的带不走的粮食放火烧掉了，然后急速北撤，退至元山以西阳德休整，补充人员，更新装备，以待再战。你别皱眉头，这根本不能怪我们，要怪，应该怪战争，是战争具有这种残酷的破坏性。可能这粮食不知道经过多少曲折，甚至流血牺牲才千辛万苦送到前线来的，但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什么都得牺牲，何况粮食呢？那种条件下是绝对不能留给敌人的，留给敌人粮食，等於谋杀自己。你明白了吧？明白了就好。 （史注：根据42军军长吴瑞林的回忆录，就在这个阶段，42军军指挥机关曾经断粮3天。42军在防御战中涌现多个英雄连队，追敌以平均每天伤亡270余人的代价，日进仅0.75公里。对于42军的坚守，彭总称赞为“这是奇迹”。---结合上面胡继成将军的回忆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这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奇迹。这也是为什么抗美援朝我们最终能够打败敌人的根本。） 第四次战役进至3月中旬，西线美军第24师、25师沿北汉江东西两岸夹击北上，已占领清平川以南之九岩里，切断了春川至汉城的公路；美骑兵第1师、陆战第1师、英军第27旅，亦跨过洪川江，西进占领洪川；东线敌军第1、第3军团，也突破人民军防线，进至草岘里、下珍富里。我军为争取主动，待机歼敌，迅速主动撤离汉城。 这时，我第二批入朝作战的3兵团尚在丹东集结；9兵团仍在平康、金化地区休整；战略预备队19兵团，正在入朝途中。我军发起五次战役，必须等待这3个兵团到位后，方可展开。因此，联司指挥部急令我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防御部队从二线阵地进至三八线，坚守20 - 30天。 敌军进占汉城后，继续采取“主力靠拢”、“等齐发展”、“磁性战术”，逐步向北推进，企图依靠其机械化装备和优势火力，与我军打消耗战。我军不上敌人的当，我们装备落后，没法和他比消耗。为了对付敌军这种难以防御的齐头并进战，我军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扼守要点、以点制面的战法，实施“兵力前轻后重，火器前重后轻”的战术，以防御阻击为中心，结合反击、伏击、袭击，灵活节节阻敌，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消耗敌装备和人力，敌不但无法快速突过三八线，反而加大了伤亡。 3月下旬，敌出动飞机百余架次，空投美空降187团4000余人及其配属坦克和火炮于朝鲜人民军侧后汶山地区，企图切断人民军1军团转移退路。此时，人民军1军团主力已撤至临津江以北，敌军满以为可以轻轻松松吃掉后半截部队，但尚留江南的人民军部队当即收拢部队组织抗击，粉碎了敌军阴谋。 与此同时，敌速占汉城以北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瓦野、注文津一线，齐头向北推进。敌空降团未突破人民军防御阵地，会合其正面北进部队后，立刻东迸我26军侧后。 我26军见状，急以一部分兵力反击，打退敌军进攻之后，当夜速转先岩里、七峰山、海龙山、旺方山、云岳山一线防御。次日，敌用直升机降30余人，占我两个班阵地。我26军扼守七峰山、海龙山，与敌激战11次，歼敌1000余名，创造了一个班用反坦克手榴弹击毁9辆坦克的模范战例。” （史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美军空降作战，兄弟俺看的书少，这里是第一次看到，如果有了解的大佬，请多指教。---李奇微本来就是空降兵出身，第四次战役也算是他的一个值得骄傲的资本。） G 第五次战役里的180师故事 （史注：由于第四次战役表现突出又损失不小，42军在第五次战役时，本来是修整的。（除了支援3兵团一个炮兵团）。42军军长吴瑞林去北京向主席汇报。主席和他单独谈了3个小时，内容非常经常，有空俺写专文介绍。因此，胡继成将军当时做为在家的作战领导，主要的工作是带领3个工作组去60军做顾问，给这支新到朝鲜的兄弟部队传授他们的战斗经验） “第五次战役打响后，我42军在阳德休整。为帮助新人朝部队作战，志司令我带55军师长孙洪道、125师师长朱云山、126师师长杨震3人，到60军3个师去当顾问。我们到60军后，他们正准备过洪川江，反击土耳其旅。这是他们入朝后的第一仗，缺乏入朝作战经验，开始进展缓慢。加之土耳其旅顽强抵抗，不太好打，战果很难扩大。 （史注：胡继成将军这里的回忆可能有出入，第一，孙洪道开国大校在抗美援朝期间任职是38军，第二，根据吴瑞林的回忆，42军派出的三名顾问分别是124师副师长肖剑飞，125师副师长王兴中和126师参谋长朱蕴山，---另外，朱蕴山应该是开国上校朱永山，） 我们赶到后，我留在军里任顾问组长，让其他三位师长分别跟到3个师去具体帮助，跟进3个师反击敌军，很快将敌击退。我们乘胜追击土耳其旅，一直追出三四十公里，再次占领汉城以北，俘敌四五百人。 打完这一场后，志司让我们4人先回志司汇报，再回部队去。这时，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已结束，我军共歼敌23000人。 我们4人结伴而行，徒步北上。路上没有任何吃的，我们挖了些野菜，一路上用钢盔煮着吃，坚持往北走。快要饿昏时，孙洪道打了一只野兔，我们4个人赶紧烧着吃了。两天后到了伊川北空寺洞一个煤矿里找到了志司总部。彭老总见我们说，回来就好了，好吃好睡休息几天吧。 我们的确太累了，从到60军去，到返回志司总部，一直就没好好休息过。我们向彭总汇报工作后，倒头便睡。彭总不让别人干扰我们休息，天天叫炊事班给我们弄好吃的，还把湖南慰问团给他送的腊肉也煮给我们吃了。那时我们都是30多岁的人，真吃得啊！ 我们好吃好睡一个星期，体力和精神都恢复得很好了，正准备告别彭总回部队去，突然，志司令42军出动两个师阻敌，军长政委让我带一个师火速南下，抢占铁原北小青山、蓬莱湖一带山头。 任务来得非常突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带着部队南下时，敌人先头部队已过来。我顾不了别的，只想迅速占领要地，带着部队硬从敌人行进的队伍强行穿了过去。 进入防御阵地，堵住敌军北进之路好几天，我才知道60军180师出事了。我猜你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志愿军作战史上一件很不幸的事，谁都不愿多讲，特别是我和那3个去该军当过顾问的师长，更不愿意向任何人谈及此事。我们离开不到10天，他们就出事了，虽然和我们毫不相干。但同在一块儿打过胜仗，总是有感情的。出事后许多年，我时常想，我们几个人要是多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兴许结果不一定那么惨！ 这件事情况较复杂，现在仍有许多话不好讲。 做为一种战场经验教训总结，让后人知道这件事的真像，还是有价值的。因此，我可以给你讲讲。 这个事发生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快结束时，我大军按作战计划，已将敌军反击到三八线以南，根据我军人力和装备所存在的问题，不宜再继续追敌。于是，联司即令各路部队有计划的退至三八线一带有利防御区休息。各部队接令后，停止向南反击，开始北撤。 敌军见我北撤，立刻尾随攻击，部队已开始行动，不能更改。各部队被咬住不放，只好且战且退。这样，回撤部队就显得有些乱。 撤退过程中，志司发现我军东西线部队之间中线三八线以南，加平东北至抱川东北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空隙，致使三八线中段南芝岩里、官厅里、机山里一带空虚。同时察觉美一军可能继续向三八线北铁原进攻；美9军可能向三八线北金化进攻；美10军可能向三八线北杨口进攻。为稳定北撤局势、制止敌军进攻，志司即令我左路65军速派一个团控制机山里、清溪山阻击当面之敌；令中路60军速移场岩里、国望峰、史仓里等机山里东北一带有利地形，阻击北进之敌；令中路15、12军主力速向金化以南集结，在南实乃里、多木里地区修筑工事阻敌；令9兵团在芝春里、华川、山阳里一线作纵深防御。之后，西线之敌在我27军阻击下，难以进展。中线之敌却从加平、春川方向，向我60军180师和179师猛攻，并突人我军阵地背后。在这种情况下，我179、181师打退敌疯狂进攻北撤，180师却落人了敌军包围之中。 战场上，这种敌众我寡孤军被围现象并不稀奇，只要指挥得当，化验为夷的战例举不胜举。如果180师领导们能保持与上级指挥部门联系，能集中兵力突破敌人薄弱环节，能秘密潜伏寻机夜出，多半无事。可是，师领导带着部队过北汉江迸至北培山和驾德山之间一个茂密的森林里藏着，白天见敌人的汽车和坦克大量从公路上开过去，就慌了，即令部队砸了电台、烧了密码，解散队伍，各自突围。结果，除了师领导带着几个人和少数官兵跑回外，其余大部失散未归。 志司发现180师电台中断信息后，急令181师回援，接应180师。此时，181师好不容易突破敌军炮火封锁线，到达指定地域华川，弹尽粮绝，全师14000余人，只剩下几千人了，但军令不可违，只好硬着头皮又沿着华川公路南下往回走。走出不远，即遇敌坦克部队北上，报志司，志司无法查到180师下落，只好令181师回撤。晚上，志司又令179师南返接应180师，但终因无电台信号，不知其被陷方位，仍无法救援。 这就是考验战场指挥员水平的时候。同样是关闭电台信息。38军113师师长江拥辉孤军穿插，为防敌测出电台方位，被敌机轰炸，干脆关闭电台实施无线电静默，去掉伪装佯装敌伪军，大白天大摇大摆急行军。结果，大获全胜，为受誉“38军万岁”做出了重要贡献；180师师领导率部躲藏密林，判断失误，怕出大事，为防敌测出电台方位，竟将电台砸了，密码烧了，解散部队，结果犯了大错。 哎，这件事儿我就不多说了，有些事我说不清楚，也不该我说。你还想打破沙锅问到底，那就去仔细阅读洪学智同志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吧。我对这事的看法和洪学智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 最后补一下胡继成将军后来的履历： “1952年6月，38军接我42军防区，我军调西海岸南浦港防敌登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升任42军军长。 1955年，我被授予少将军衔；1960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67年，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兼任四川省军区司令员；1978年改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至1983年离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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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困苦，玉汝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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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注：下面一段是胡继成将军回忆录里最打动我的部分。按照个人的经验，所有的开国将军都有很多故事，可惜的是时光匆匆，带走太大的传奇。把胡继成将军少年时所受到的这段磨难岁月整理出来，是希望给现在的我们知道，先辈走过的道路是何等的曲折痛苦，这也同时解答了为什么开国后我们拥有一批如此优秀的开国高级将领和干部。其实这也是100年这个伟大的政党能够取得如此超越古人和同时代其它国家辉煌业绩的本质原因，中国共产党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总有一群真正经受各种考验但始终砥砺前行的脊梁队伍。他们的背影在历史的风烟下变得模糊，但他们留下的足迹却深刻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中国。 “6月中旬，部队围七里坪已达40余天，由于缺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再加战斗伤亡和“左”倾“肃反”扩大化，部队减员过半，只剩下6000余人了，省委才不得不下命令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史注：七里坪之战是当时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了1933年3月10日党中央的《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指令给红二十五军规定了具体的“反攻计划”。。。。。 指令规定，“改组后的红25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指令最后强调，“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就是现在”。 遵照中央进攻中心城镇的军事指令，中共鄂豫皖省委于5月初决定率红25军围攻七里坪。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实际该任务无法完成。红25军以10000余人进攻6000余装备精良敌人，无法攻取外围阵地，只能围困。战而在粮食供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围攻，越来越陷入被动。到6月上旬，由于断粮、战斗和疾病造成伤亡日增，部队减员竟达一半，全军仅剩下6000余人，体质也极度虚弱。同时，各地敌军也乘红军自困于七里坪之际，不断进犯根据地中心区。6月13日夜，红25军被迫撤出围攻七里坪的阵地。历时月余的七里坪战役，以失利而告终。 当时鄂豫皖省委的负责人就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烈士。他算是有革命干劲，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却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变通的那类年轻革命家。后来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但他在醒悟不久，因病死于红25军的长征途中。） 部队撤出七里坪后，我们生吃了一些地里的芹菜和豆角，便去打沙窝。没打下，吃了半碗半生不熟的炒面，又去打黄土岗，也没打下，继续饿着肚子北上打福田河。饿着肚子行军打仗的味道真不好受啊，有的同志饿死在路上，有的同志离开了部队，有的同志实在饿得走不动受不了了，竟然开枪自杀了。和我同期担任连长的六连长就是饿得走不动受不了自杀的。 我挺过来了，既没自杀，也没开小差，不然，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给你讲故事了，对吧？不过，我随后所受的饥饿罪可真比死了还难受。我很不幸，部队打黄土岗未胜再北上打福田河后，与红二十八师会师，日子便开始好转了，可我却倒在黄安（今红安）县境内由黄土岗去福田河的路上，脱离了部队，在荒山野岭里艰难地度过了270个日日夜夜。 离开黄土岗不久，深夜北行。我饿昏了，拉痢虚脱，一头栽倒在地，便滚下山沟昏迷过去。醒来时，连里司务长坐在我身边，急忙对我说，连长，你饿昏倒摔下山沟来了，你有病，现在又摔伤了，不可能跟随部队走了，我身上还藏有两小块干牛肉，原本打算留着救急用的，现在给你留下。你顺着这山沟往西走，翻山，钻沟，再翻山到邱家畈（今湖北红安县境内），那儿有个野战医院，你在那儿养好伤养好病，再来找我们，我现在得赶快去追赶部队了。 司务长说完，把两小块牛肉塞进我胸口里，便匆匆忙忙赶部队去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眼泪忍不住就滚了出来。我知道，我无法要求他搀扶我去追赶部队，我体弱有病又摔伤了，根本走不动，弄不好就会落在敌人手里，连累他也送了性命。我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 司务长走后，我赶紧按他所指方向，顺着山沟往里爬。山沟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森林里不时传来野猪和狼争食咬扯的响声，叫人听了毛骨悚然。 我连爬带滚往邱家畈方向走，路上又碰见几个伤兵饿倒在地上呻吟。我赶紧掏出身上那两小块牛肉和他们一起分着吃了，带着他们一起继续赶路。我们几个人打起精神，咬牙硬撑着，互相拉扯搀扶着跌跌撞撞往前摸，互相鼓励着：坚持走吧，到了邱家畈就好了，那里有粮食，有药品，有医生，我们千万别在路上倒下，倒下就没命了，不饿死也会被狼吃了。 经过一夜的挣扎，次日拂晓，我们终于在邱家畈找到了二十五军的野战医院。我们高兴极了，赶紧连滚带爬向医院奔去。 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让我们充满生存希望的医院竟然已名存实亡。 邱家畈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座落在两山之间的一个山冲里。自从25军医院跟随部队攻打七里坪迁到这儿后，这个鲜为人知的小山村顿时变得热闹起来。我们走进村里一看，屋里屋外，村里村外，房前屋后，一切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到处都躺着缺胳膊断腿扎满绷带的伤员，空气里到处散发着一股股令人发呕的血腥味，绿头苍蝇到处成群结队乱飞，伤员们嘈杂的呻吟声、吆喝声、叫骂声连成一片，却不见医务人员忙碌奔走的身影。今天你们听说这样的场面，可能会埋怨我们的伤员和医务人员，可在那年那月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你是不会埋怨他们的。蚂蚁尚想活命，何况人呢，他们都想尽快得到饮食、得到治疗，能活命站起来，重新走向战场啊！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浑身冒着虚汗，在一间黑暗的草屋内找到了院长。问明情况，才知道这儿现在只有一名院长、一名女护士、一名男管理员，可伤员却已增加到3000多人。 史注：上面很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左倾教条主义者们要被主席老人家在延安大声呵斥的原因。硬着头皮打仗，打败了却没有收拾局面的办法，这是最可恶的。 院长叫吴子南，时年大约三十三四岁。女护士叫余国清，大约二十出头。管理员大约三十几岁，记不清姓名了。 院长向我诉苦说，眼下主力部队不知去了何处，伤员已达3000多人，所剩口粮、药品无几，不知道如何是好，现正派人与主力部队联系解决办法。 我说，能不能找当地群众想办法？院长说，原来上级曾考虑把伤员分到老百姓家里去，可现在我军败走七里坪，敌人追逼得紧，稍有些钱财的百姓都逃走了，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群众自身都难保，根本无力照看伤员，更难解决他们的治疗和食宿问题。眼下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3000多人很快就断粮了，我真不知道咋办啊！派出去寻找部队的几个人都未回来，不知道是牺牲了，还是出了什么其它情况，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呢！ 我见医院已到这种地步，不想再给他们增添麻烦，决定自己到后山森林里找处遮风避雨的岩洞住下休养。 吴院长也没啥办法，给了我点盐，让我在山上挖些刺黄连根叶熬水喝，慢慢恢复体力，吃的问题自己想法解决。 我体弱无力，不仅拉痢，身上还长满了脓泡疮，又痒又痛，站都站不稳，到哪儿去找吃的啊！没办法，为了生存，我还是得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喘往后山爬。 我气喘吁吁爬到半山腰，坐在一间烧毁倒塌的茅屋下休息，忽然在一处断墙处大树下发现一堆新土。我凭感觉意识到这儿可能埋有东西，赶紧弯腰去刨，越往里刨，越觉得下面似乎有东西，一双长满脓泡疮的手刨得血淋淋的，也不愿停止。刨了半天，终于刨出了一个瓦罐，打开一看，里面装了一罐金灿灿的谷子。我如获至宝，迫不及待抓了两把生谷塞进嘴里嚼了起来。压住饥渴的火焰后，我赶紧把罐里的谷子全部倒进了自己身上的口粮袋里。 你看你看，我干什么了？我违犯部队纪律了！革命军人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竟拿了老百姓的谷子，这谷子可能是主人留下的稻种啊！我吃了他们回来咋办？ 那一刻，我内心矛盾极了，把谷子反反复复倒进罐里几次，最后还是给人家写了张“73师219团3营7连长胡继成吃”的纸条装进罐里埋了，把谷子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口粮袋。 我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这家主人可能远走他乡了，可能被敌人杀害了，可能也参军了，可能回来时已用不上这谷种了……我先背着，要是这几天他就回来了，我可以还他。 我背着谷子继续往大山上爬，在密林深处一个岩洞里住了下来，岩洞周围还住着许多伤兵。我们挖野菜、摘树叶、捡蘑菇、砍葛藤吃，用山泉水洗伤口和脓泡疮。 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约到了七八月间，敌人88师知道邱家畈住有红军伤兵，立刻派一个团的兵力血洗了邱家畈。他们烧、杀、打、砸，把小小的邱家畈弄得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他们扫荡村子后，又派部队上山“清剿”，许多跑不动的伤员，全被他们砍死在林中。经过这场屠杀，3000多伤病员，只有一半退进了深山老林，另一半全被敌人杀害了。 （史注：这种毫无基本道德的大规模屠杀伤兵在国民党的军队屡见不鲜，和那些所谓的公知们认为的不同，俺深信建国初期的“镇反”绝对是必要的，而且尺度还是太仁慈了。顺便说下，果粉的偶像张灵甫死后，我军还给他入馆安葬，事实上，他在进攻我根据地的时候，居然把已故的罗炳辉将军遗体掘坟暴尸，所以天道伦常，国民党不死，天理难容啊。） 1000多名伤病员全部涌进山林，吃的问题更困难了。医院完全失去了群众的帮助，根本无法活下去。不几天，上山的伤病员又饿死了不少人。有一天，林子里有个战士爬出来找吃的，碰上我要吃的，我忍不住把背了许久的谷子舀了一碗给他，他生吃了几口便断了气。这时我已饿得无力挖坑，只好将他拖进树林里，用树枝树叶掩埋了。 1000多个伤病员生命危在旦夕，得有人站出来，组织他们与饥饿、与疾病、与敌人作斗争啊！” （史按：个人命运的转折一般都来自两点，一是个人内心强大的奋斗精神，二是把自己和外部结合起来。陷入绝境的胡继成老将军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历史上多少伟人都必须要走出困境的必然道路-----） 望见邱家畈烈火熊熊，我们知道出大事了，早先上山的伤病员赶紧互相搀扶着向大山深处转移，三五成群地寻找藏身之处。 几天后，我在密林深处找到了院长吴子南和女护士余国清以及那个管理员。 吴子南院长说，接到群众报告有敌人来袭击的消息后，他们就赶紧组织伤病员往山上转移，可惜，伤病员太多，有的伤情又太重，费了很大的劲，才转移出来一半的人。 敌人撤走后，我和吴子南等几个同志悄悄地摸出树林，又回到邱家畈察看。这时，整个村子全被敌人烧光，变成了一片废墟。夏季，尸体腐烂得快，没掩埋的红军战士遗体屋内屋外、田头地角、树上树下，到处都是。我们找群众挖坑埋了两三天才埋完。 眼看这种情况，邱家畈是不能再返回去了，敌人既然血洗过这儿，肯定还会不时派兵前来袭击的。再说，回到这儿仍然解决不了粮食和药品的问题，那反而不如藏在深山老林里安全些。这一带深山老林经过敌我双方反复交战，早已变成无人区了，伤病员藏在山上，一时半时敌人是无法跟踪追杀的。于是，我和吴子南院长又带领下山的伤病员回到了山上。 经过这次大难，上山后的伤病员们思想大都很沉闷，不知道部队在哪里，不知道省委在哪里，只知道山外有敌人，谁也不敢出去。 邱家畈被敌人袭击后，外面的同志并不知道，我们上山后，陆陆续续还有些同志从山外找了进来。不久，山上的伤病员很快又增加到了近两千人。 两千人每天都要吃饭啊，一人一天吃一斤粮，也得要2000斤。可山上哪有粮，一颗也没有。没办法，大家只好在密林深处先搭窝棚住下，继续挖野菜、摘树叶、挖葛根、捡蘑菇充饥。不到一月，许多伤病员缺乏营养，开始出现浮肿，连挖野菜的力气都没有了。 为了躲避敌人追杀，为了寻找食物，伤病员在深山老林里藏得很分散，很快就在人自为战的落后环境下生存了。一旦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不用派一个团，派—个营摸上山来，我们恐怕也难逃出山林了。 替换 情况万分危急！ 你可能会埋怨我们的主力部队，可能会埋怨苏区的党组织。但你不能埋怨他们，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军正追着新二十五军剩余的部队进攻呢，他们也在和敌人作殊死斗争。当时的鄂豫皖省委领导一直跟着新二十五军转战，根本不知道邱家畈一带大山里还有这么多伤病员。说实话，在那种条件下，即便知道了又怎么样？能打回来带着这两千伤病员和敌人作战吗？当然不行，要是那样的话，红二十五军恐怕就没办法保存革命力量和敌人战斗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只有伤病员们自救！ 那一年，我刚满18岁，看到情况危急，忙去找吴院长商量自救办法。 在一个野草茂密的山坡上，我找到了吴子南院长。这时候，他只有靠草药救护伤病员了。他上山后，每天都上山采药，自制自配草药救护伤病员，身体已枯瘦如柴。 我说，吴院长，我们不能这么像一群无头鸟似的躲在这里，我们得组织起来，一边坚持斗争，一边寻找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不时出击打击敌人，补充粮、药，才能生存下去。 听了我的话，吴院长十分高兴，连连点头，但片刻之间又皱紧眉头说，哎，谁来组织指挥呢？我们医院3个人没法挑起这副担子啊！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受伤来医院前是二一九团三营七连连长。现在，我们这里一两千伤病员和部队及地方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临众多困难，生存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我们绝不能悲观绝望。我们这些人都是很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了，只要能设法活下来，等到能出山时，就是革命的宝贵力量。现在，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和干部应当勇敢地站出来，挑起组织指挥的重担，把山上所有的伤病员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吴院长听了我的建议，非常高兴，说，我知道，这山上除了你我，还有几个党员干部，我们马上找他们一起开会商量自救办法吧。 次日，我们在山上找到5名党员干部，在密林深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第一次自救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和一个掩护连，由吴子南同志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由我担任掩护连连长。 会后，我们几个人分别找人谈话，组织队伍。经过几天的努力，100多人报名参加了掩护连。我把掩护连分成3个组：一个组负责驻藏地四面山上的警戒，一旦发现敌人进山“清剿”，立刻燃烧烟火报警，通知伤病员向密林深处转移；一个组负责出山侦察，打听我主力行动方向和敌人活动情报，掌握敌人行动方向；一个组晚上出去活动，到白区搞粮食。 成立掩护连后，我每天晚上都带人下山搞粮。开初，不敢走得很远，因为既摸不清山下敌人情况，我们体力又都很差，走远了，一旦被敌人发现，恐怕就很难返回山上了。我们只好去找群众借粮、借盐，说等部队打回来后再还他们。 这时候，山下靠近敌人的群众，许多人家都被敌人盯得很紧。敌人威胁老百姓说，谁窝藏红军或为红军送粮、送盐，就立刻处死。敌人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去找老百姓，有些胆小的群众就给我们跪下，求我们离他家远些，以免遭杀身之祸。原来和红军关系好的群众，也没法拿出粮食给我们，只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弄些酸菜，并叫我们到他们地里去“刨青”，弄些尚未成熟的红苕、玉米和菜什么的。我们知道，这种代价是很沉重的，“刨青”弄走了群众地里尚未成熟的粮食，就等于断了群众的生活口粮了，不忍心去弄。可好些群众焦急地说，先把山上伤病员的命保下再说吧，只要有人在，将来什么事情都好办，还怕没饭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些话，心里都还热乎乎的，一碗米养恩人啦，当年要不是老区人民给我们出主意，给我们饭吃，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活到现在？更别说当什么官了。 就这样，在群众的指点下，我们每晚都避开敌人，到老百姓地里去“刨青”，弄些红苕、玉米、豇豆上山救命。 可是，这样的日子不长，便被敌人发现了，发现地里有大面积“刨青”的痕迹，就知道山上还有伤病员。于是，敌人立刻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上山“清剿”，在山上追杀了好几天。他们捣毁了我们的窝棚，冲散了我们的队伍，杀死了我们好几百跑不动的重伤病员。还好，由于我们的侦察兵和警戒哨提前发现了敌人的行动，我们将大部分伤病员都撤进了深山老林，在这次打击中才没受到灭顶之灾。 敌人撤退后，我们清点人数，还有1300多人。大家幸免大难不死，正聚在老林深处欢跳，突然吴子南院长慌慌张张跑来叫我：小胡，胡连长，小余，余国清不见了！ 众人一听，大惊失色，惶恐不安，都急着要去找。 当时，这位只有十七八岁的小余，是山上一两千伤病员中唯一的一个女性，所有的伤病员对她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她个头不高，身体结实，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活泼、善良，走到哪里，就给哪里的伤病员带来银铃般的笑声，鼓舞着伤病员们浑身充满战胜千难万险渴求生存的强烈愿望。眼下，大家都逃出来了，她却不见了，同志们怎么不着急呢？更重要的是，没有她，这逃出虎口的一千多伤病员的护理问题怎么办啊！ 我听老院长一说，立即通知掩护连集合，下令全连分成3人一小组，立刻分头到周围的山上去找。 第一天，回来30多个人，没找着余国清。 第二天，回来几十个人，仍然不见余国清的踪影……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6天6夜没合眼，在营地四周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候她的消息。哎，你千万别怀疑我们有什么爱情关系啊！那时候，就是真诚的同志关系，最多潜意识里有种兄妹似的关系。那年月，我们单纯得很啦，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复杂。 第7天上午，我坐立不安地等待最后几个小组回来，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才见几位同志满头大汗抬着小余回来。 原来，敌人搜山时，小余一早就上山采药去了，不知道敌人进山了。等到下午返回营地时，忽然听见枪响，才发现营地里到处都是敌人，树林里的窝棚正在燃烧，山谷里到处传出阵阵嘈杂声和叫骂声，同志们一个也不见了，只远远看见一些躺在林子里的血肉模糊的伤员尸体。 她知道出事了，赶紧背起背篓往林子深处跑，可始终未见战友们。没办法，她只好割了几把葛藤，爬上一棵老树，把自己拴在枝叶茂密的树丫上藏了起来。就这样，她躲在森林深处，白天在林子里采野菜、野果充饥，寻找同志们，夜晚，把自己绑在老树丫上睡觉，一直躲藏了6天，饿的奄奄一息，再也走不动了，直到营救小组的同志找到她，才把她抬回来。 经过6天的生死离别，小余激动万分，和大家一见面，就忍不住放声大哭。可就是这么一位好女孩、好同志，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竞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泼了许多污水，含冤离开了人世。我们这些幸存者，一想到此事，就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移居新的营地住下后，找遍一千多人的身上，都找不到火种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咱们不能像动物一样天天吃生的啊！必须马上到山下弄火种。我们从山下弄回一个装有炭火的瓦罐，终于把火升了起来。有了火，日子就好过多了。不料几天后，老天开始没完没了地下绵雨，把大部分火堆都淋灭了。为了保住最后一堆火种，我特别派了两名战士昼夜值班守候火种。他们怕有闪失，把自己的床单、被面撕成布搓成布绳，点燃备用，火堆被雨水淋湿了，再用床单、被面火绳续火，始终保住了火源。 不久，有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来山下活动，我们掩护连便下山跟随他们去白区搞粮。一段时间里，我们每晚能弄回三四百斤粮食，伤病员吃了细粮，身体便开始慢慢好转了。 可惜，好景不长，游击队怕被敌人缠住，没住多久就转移了。 游击队转移后，我们没枪没刀，又不敢去白区搞粮了，日子又开始过得艰难起来。就在我们再次陷入饥饿的严重威胁时，忽然又遇上了生机。有一天，我们的伤病员在森林里救回了一个被狼咬伤的游击队重伤员。 （史注：余国清老前辈，是红25军长征中唯一的7名女兵，实际她们都是护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徐海东大将的夫人，周东屏。7位女兵在长征过程中牺牲了2位。余国清（后改名余光）与李资平结婚。李资平是开国少将，也是我军卫生战线的老领导。广东广州人。2004年9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下图是余国清老前辈建国后照片。值得一提的是，上面说到的红25军7仙女[B]小时候都是缠足的，所以这样的条件下，她们能完成长征实在太不容易了。而这种情况下，支持2000多伤员的余国清，也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见过太多电视剧里浓妆艳抹的女红军了，谁能想到，真实的历史里，女红军会碰到这样的经历。---而坦白说，比起后来西路军的女战士，余国清老前辈的经历，毕竟她看到了革命成功。）
（史注：在经过各种艰难困苦后，终于胡继成将军和他1300多名战友的命运迎来了转折） “........大家见抬回一个游击队的伤员，都像见到家里的亲人似的，非常关心他。吴子南院长和小余赶紧给他清理伤口，把仅有的一点草药粉也给他敷上包扎了。可惜，这位游击队员伤势太重，吴院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救活他。 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便是一般过路人被救了，没有暴尸荒野，内心也会存感激之情的，何况，游击队战士和正规部队之间本身就存在极深的战友情、同志情呢？ 于是，这位游击队战士临断气前，向我们吃力地吐露了一个让我们兴奋不已的秘密：游击队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大山上，埋藏有枪支弹药和粮食。这是鄂东北游击队埋藏的。 (史注：鄂东北游击队，就是后来红28军的一部分，也就是高敬亭将军的队伍。） 我一听，高兴得跳起来，这不是武装我们医院掩护连的最好本钱吗？这时候，枪支弹药和粮食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了武器，我们掩护连就如鱼得水，还愁搞不到粮食吗？ 可是，片刻之间，大家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这事难办。未经请示，就动用鄂东北游击队埋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惹恼了游击队的领导，可不是闹着玩的。此时，又正是“左”倾路线扩大化动不动就肃反杀人的时候，私自取了这些枪和粮食，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史注：高敬亭将军治军非常严厉，而肃反也。。。。。非常非常严厉） 吴子南院长想了想说，听说他们正在附近活动，我们派人向他们请示动用这批枪支弹药好不好？ 管理员这个人很直爽，反对说，游击队领导的脾气倔得很，那是他们留下的以防不测的老本，你给他们要，他们肯定不会给你。再说，他们几百人神出鬼没地在大山密林中转，和敌人藏猫猫呢，你一时半时怎么找得着他们。现在，我们一千多人要活下去，只有冒这个险，赶紧去把枪支弹药挖出来，把我们的掩护连武装起来搞粮食自救，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坐在这里等死！管他娘的，咱们先斩后奏，如果上面追查，就说是我干的，要关要杀我一人承担！ 听管理员这么说，我也忍不住站出来说，也算我一份。 大家见有人承头，都涌上前表示，真出了事，我们大家一起顶，要活活在一块儿，要死也死在一块儿，我们在这儿已两次险遭敌人杀害了，也不怕再冒这一次风险。 大家统一意见后，立刻派人按那位被狼咬伤的游击队员所指示的暗号，去把那四五十条枪和弹药挖了回来。 掩护连武装起来后，冬天来临，恶劣的天气便开始下雪了。满天鹅毛大雪很快把山林地面覆盖了，我们再也挖不到野菜，找不到野果充饥，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区搞粮，挽救山上一千多伤病员的性命。 我带着掩护连隔三插五摸到白区去搞粮。从我们隐藏的深山到有粮的白区，大都要走好几十里路，有的地方，甚至要走上百里。我们衣衫单薄，腹中饥渴，打着赤脚在雪地里赶路，一次最多也只能搞三四百斤粮食。 那段日子里，搞粮食真难啊！穷苦人家哪有多少粮食借给我们啊，我们也不忍心挨家挨户去要穷苦人家的救命粮，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去富裕户和地主家取粮或借粮。每次在一个村里不敢停留久了，放好掩护哨，冲进大户人家弄上二三百斤、三四百斤粮食，便赶紧撤退，以防地主、民团武装追来难以脱身。 我们在不同的方向搞了一段时间粮后，勉强维持了一千多人的生活。其间，有两次碰上大户，我们还搞到了两三头肥猪。我们的动作之神速，令常人难以想象，仅用十几分钟，就割下猪头，把猪当场砍成四大块，扛着冲了出来。在我的印象中，这几十年来，最好吃的猪肉就是那年冬天吃的那战斗猪肉了。大家都是大半年没见油晕的饥饿之人了，把那带毛猪肉用热水洗干净，放在火上把猪毛烧掉，把猪皮烧黄，再拿到山泉水里冲洗干净，砍成小块，丢在清水里煮好，放少量盐，啊，整个山林都飘逸着让人流口水的鲜猪肉香味。 （史注：我知道这个比喻很不厚道也不得体，但对于当时18岁的胡继成，上面的记忆真的是一段让后人读起来笑中有泪的“火热的青春”记忆。） 打粮队在雪地里跑了一个冬天，慢慢地都穿上了地主老财家的鞋，行动就更方便了，无论多苦，都坚持出去弄粮。就这样，终于渡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把一千多伤病员保存了下来。 大约是次年四五月份，我们终于熬到了头。一天深夜，山下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琢磨大概可能是游击队打回来了，忙派出侦察人员下山打探虚实。次日上午，3名侦察员兴高采烈回来报告：主力部队打回来了，在沙窝以西的高山寨一带，和敌人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个营。胜利的喜讯立刻传遍了整个山林，大家立刻把篝火烧得熊熊的欢庆胜利。 我立刻带人下山去见首长，一看才知道是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副军长徐海东带着一个团打过来了。原来，这大半年间，他们也经历了一场大难。七里坪战役失利后，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皖西中心苏区保卫战中又遭失利。1933年10月初，全军向东运动，通过黄麻公路时被敌人分割，军长吴焕先带几百人上天台山、老君山一带打游击；副军长徐海东带1000余人转战皖西北地区又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和敌人战斗。1934年4月16日，吴军长和徐军长两军在河南商城东南部豹子岩会师，红二十五军才又获得新生。会师后，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头天夜里这一仗，就是徐海东军长指挥打的。 我见到军长，像久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娘，眼泪忍不住啪达啪达往下掉。军长拉着我的手说，小家伙，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啊！妈的，你们真是铁打的汉子，创造了奇迹。现在山上还有多少人？ 我回答说，掩护连有两百多能打仗的了，还有一两百也快恢复健康了，剩下的七八百人身体还很虚弱。 徐海东军长高兴地说，昨夜这一场，我们也伤亡了一两百人，你的掩护连正好补充进来。能带走的，这次都带走，不能带走的，继续留在山上养病，军里马上派人送医务人员和粮食上去。好啊，因祸得福，你们为革命保存了实力啊！ （史注：徐海东大将当时也真是九死一生，红25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牺牲，徐海东军长的受伤，是子弹从左眼下方进入，从颈后飞出。。军医院钱信忠院长实施紧急抢救，总算止住了血，可徐海东的喉咙被异物堵塞，呼吸困难，生命垂危。 危急关头，18岁的周少兰走过来，果断地用嘴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块和浓痰一口口地吮出。徐海东的呼吸终于变得均匀了。 周少兰曾回忆：“当时，医院条件很差，没有什么药品，我们只能用盐水洗洗伤口，又用碘酒擦擦，然后再用绷带包扎起来。徐海东就这样睡在担架上，昏迷了4天。在他负伤后昏迷不醒的四天四夜里，我奉命守护在他的身边。 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徐海东和周少兰形影不离。一天，二人返回驻地时，天色已晚。为避免闲言碎语，徐海东就把身材娇小的周少兰裹到大衣里，走进大门。碰巧站岗的是个新兵，见到军长立即敬礼，眼睛也不敢正视，低头往地上看，却意外地发现大衣下竟有4条腿。 于是，“徐军长四条腿”的故事很快就在全军传开来了。徐海东听到后，不以为然地说：“大惊小怪！说我四条腿就四条腿，我还要娶周少兰做老婆哩！” 史注： 兄弟俺引用了这些逸事是想为大伙儿说清楚，胡继成和他的1300多名伤兵战友并不是部队的弃儿，而是当时极其困难局面下不幸的结果。当然，就像徐海东大将在重伤后获得了一段颇有喜剧色彩的感情一样，胡继成老将军终于通过和战友们不懈的努力与自救，获得了新生。这份记忆，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依然具有深刻的力量吧。）
随后，第一批伤病员有500多人归了队，剩下的七八百人，不久，也很快归队成了战斗骨干。 归队后，分配到223团任五连长，从此，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回到部队，结束了大半年的苦难生活，这本来应该是件很高兴的事，可是，归队不久，我就倒霉了。我组织连队上山砍柴时，不慎把刀砍卷了，“左”倾肃反组的人认为我有抵触情绪，应当算是“改组派”分子，便把我关了起来。 今天你听说这种事，可能会觉得很好笑，这算什么事儿嘛，也要被抓关押。可那年月，这种事一点也不可笑，很严肃的，被关押、罚苦力，算是最轻的惩罚了，有不少人还不明不白的就掉了脑袋，很痛心的被自己人处死了。就在这段时间里，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政治部主任陈启波、独立第6师师长姚家芳、皖西北游击司令吴保才等领导同志，都被杀害了，像我这样的小连长被关一关，根本不算什么事。 我大约被关押了4个多月，放出做苦力背粮跟部队行军。有一天，突然被徐海东军长发现了，问：你们抓这个娃娃干什么？肃反组的人说，这家伙是‘改组派’。徐海东军长说他是改组派？不会吧！他在邱家畈成立掩护连，保护伤病员可立了大功啊！我了解这孩子，把他放了吧。 肃反组的人当即把我放了，让我重新回到连队当兵。不久，连队派我到根据地西边信阳一带筹粮，打一仗大获全胜，顺利完成任务，又恢复了我的连长职务。” 好了，以上就是俺对胡继成老将军回忆录的部分摘录。现在河里的论点比较多，但真的历史的“料”可能还需要多铺叙一些。个人的 感觉，如果看的史料，故事够多，可能有些论点能变得扎实，生动而朴素。但这是一个，向庞大的腰围一样，需要积累的过程。这大概也就是俺啰啰嗦嗦整理了这么些帖子的原因吧。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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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红四“军阀主义”往事（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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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军阀主义，以前看书听过很多，但具体的实例知道的比较少，最近偶尔看到一份回忆录，有些好玩的故事，特摘录如下： （一）倪志亮中将故事 “我们红四方面军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大多数是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参加革命时的指导思想就是穷极了、要吃饭，有人领头就跟着造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来到部队后就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中国农民的那种纯朴、憨厚、勇猛、粗野的原始秉性自上而下浸染着整个部队。加上张国焘在军中的家长制管理方式，独断专横，粗暴野蛮的军阀作风，确实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时，我师在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敌人的棉军服，大部队在前线激战，为了解决部队过冬问题，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命令我们交通三队押运军服送往前线。 倪志亮是北京人，黄埔五期的毕业生，军事指挥能力很强，打仗很有一套，他对部队要求严格，那种严格不是一般的严格，而是严厉有余，近乎于苛刻。在他的身上同样有一种霸道的军阀习气，骂人打人是家常便饭， 我虽然没有直接跟随倪志亮，但也领教过他的粗野作风，挨过他的几次臭骂。这次我在指挥部领受任务，倪参谋长布置任务时指出了行军路线，最后他问道：“大家清楚没有？” 由于我师常在那一带活动，对那里的道路我十分熟悉，禁不住脱口道：“我知道有条小路，从那里走可以少走十多里路。” “谁在讲话？哪有什么小路？”倪志亮看都不看我，便问道。 我也没看眼色，挤到地图边用手指着说：“在这里，从这里走，近多了，我们可以提前到达，保证完成任务。” 有人拉我的衣襟，又踩我的脚，提醒我别说了。 我不予理睬，大声说：“是的嘛，从这里走就……是……近……” 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于是声音越来越小。 人们都不说话，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这才注意到倪志亮脸色很难看，他冷冷地说：“我说了，就照我说的做！闲话少说。” 我接口道：“真的有条小路，走小路又快又安全。” 倪志亮不高兴了，他开口骂道：“你娘的个小东西，我叫你小路走得快!”边说边伸手解开枪套扣，在掏枪。 有人给我使眼色，并让开道。我一看大事不好，拔腿就往屋外跑。 只听身后枪栓“哗啦”一声响，倪志亮大声说：“个小东西，要不是跑得快，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那时候，军中的首长多半脾气火暴，加之军阀习气，说不顺就掏枪打人。我们基层的指战员中流行一句话，叫做：“挨枪子是倒霉蛋，眼快腿快跑了算。”也就是说首长发脾气掏枪，眼看不对劲，你就跑，事情过了他也不追究，也就算了。要是不跑硬顶着，那就算你倒霉吧！” 史注：以上是某老革命回忆录的实录。这里要说明下，上面写得很吓人，但倪志亮开国中将后来是外交部的大使，显然他青年时期的火爆脾气中年后会改的好多的。另外，红四领导掏枪吓唬下级实际是一种“管理手段”， 当年红四的红小鬼开国中将周希汉也曾经被红九军军长何畏朝天开枪吓唬过。-----如果真的红四的领导们都是拔枪就枪毙下属的，但这样的管理肯定无法持久的。-----当然，必须支持，这种风格严重地阻碍言路，这是有深远影响的。 （二）当倪志亮碰到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基本是以行政命令管理部队，因此上级的工作作风和习惯也会影响到下级，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国焘本人就比较专横霸道，红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沾染上许多野蛮的不良习气。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的巴州时，师部没有电台，部队单独执行任务或是直属总部调用时，全靠我们交通队员的两条腿来传达命令和上级情况。有一天，我去总部送信，陈昌浩总政委处理完我送来的信就去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没讲上两句，陈昌浩不高兴地说：“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清啊。” 屋里很静，话筒里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陈昌浩皱着眉头将话筒离耳朵远了点。伴着耳机里“喳喳”的杂音，我们屋里的人都听到了对方的叫骂声：“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还是听不清呀？” 陈昌浩气得涨红了脸，“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走！”说着大步出了屋。 我们剩下的人面面相觑，大家不知道对方接电话的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谩骂总政委，他肯定要倒霉。 事后人们才知道骂人者是倪总参谋长。 当时倪志亮自己感觉不对，忙问总机才知道电话是总政委打来的。他赶忙打电话道歉，可陈昌浩已奔他而来。倪志亮慌忙到村口迎接，见面就赔不是。陈昌浩二话不说，劈头盖脸举起马鞭抽了起来，大骂道：“我日你娘，你狗日的听不出我是谁？还敢开口骂老子？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得我是哪个！” 倪志亮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吭气。没人敢出来扯劝，大家都说这是总参谋长，换个人非被毙了不可。这事不久传遍全军，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知道这件事。 我后来知道了此事的全过程，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你总参谋长要开枪打我，这回可好，自己先挨顿揍再说！其实，倪志亮作战勇敢，光明磊落，就是脾气暴躁，好打人骂人。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张口骂人，随手打人，可想而知，当时四方面军的军阀作风是何等严重！” 史注：陈昌浩在红四做总政委才三十岁左右，他其实之前是一个当时凤毛麟角的大学生兼海归，本来应该文质彬彬的。但显然陈昌浩很好地融入了红四的“管理文化”，----其实红四的将士很多来自鄂豫皖的山区，民风彪悍，没有一定的“霸气”，真的很难在这支强大的军队里实施有效的管理。这个背景是我们后来者观察这段历史必须要注意的。 第三，余天云 余天云是红四的一名战将，但非常的年轻。之前党史里有说法，说他是在红四的红军大学上学时，由于不遵守纪律，不服从刘伯承元帅，被逼的自杀的。而看到的这份回忆说的比较清楚，应该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问题。 摘抄： “我们红三十一军的军长余天云在金川跳河自杀了。 余军长原是从红三十军调到我红三十一军的，此人打仗勇敢，有股拼劲，但个人英雄主义、军阀作风严重，和谁都搞不好团结。他最大的毛病是目空一切，气量狭窄，目无组织纪律，严重脱离群众，总以为枪杆子第一，老子天下第一，在四方面军中是有名的霸道军长，可谁也不敢说他。 有一次在行军中，有个挑夫挑着东西挡了余军长的路，他骑的马受惊，将他撂下马来，他二话不说，拔枪将挑夫打成重伤。还有一次不知何故，他又开枪打死了号兵。由于他目空一切，对张国焘等人也不买账，说了一些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怎能容忍这样的人，于是撤了他的职，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 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又与红大政委何畏搞不来，他认为何畏在红九军当军长时打仗不如他，原来两人“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何畏能当政委，他却要当学员。因此，他经常胡闹，发泄心中的不满。 其实何畏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平时也是专横跋扈，对战士对人民没有感情，也是随便找个由头就枪杀人的家伙。他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为了个人升官，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此时，他追随张国焘，成为张的干将，最后背叛了革命，那是后话了 余天云同何畏的矛盾激化，何畏将余天云“目空一切”的表现汇报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纪律处分，下了他的枪，撤了他的警卫员。余天云对此不满，大吵大闹，同张国焘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大。何畏打小报告，将余天云的琐言碎语汇报到张国焘处，张得知余天云对红军南下颇有意见，对张的一些做法也有微词，这更惹怒张国焘，于是他下令保卫局逮捕了余天云。 在红四方面军中，被保卫局看押就等于是有政治问题，或许就是反革命；何畏又故意整人，让余天云去背米袋，余的自尊心极强，怎能受这种窝囊气，米袋不背，甚至不走路，别人不得不强行用抬子抬着他行军。平时面子观念极强的余天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伤面子的侮辱，余天云知道，张主席的权势越来越大，反对张已被撤职查办，平反无望，也永无宁日。余天云绝望至极，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大金川的丹巴附近，有一个铁索桥，当抬他的抬子走到桥心时，他大骂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栽下河去。湍急的河水卷走了余军长，没人敢去救，其实也没有办法救。” 史注：余天云溺水时才30岁，如果他过了这关，到了抗日战场，很可能人生就有一个新的境界了。但历史没有假设。。。红四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拥兵近十万的大军，这种狂飙突进的成长方式既在短时间内涌现了很多年轻的将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会不免成就了一些短暂的流星。----因为这段时间内的红四发展的历程和环境都是太跌宕，也是太残酷了。 没有毛主席，这些人离军阀其实非常近2 想想王大将和杜中将在逃跑的路上还杀了红一的李彩云，毛主席对他们真是太仁慈了 1937年3月13日，红九军剩余的300多人和骑兵师剩下的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代军长王树声等率领，沿祁连山深处向东跋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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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仁初打了一个胜仗，却挨了罗荣桓的一顿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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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张仁初在鲁南抗日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副旅长，带领部队打过不少硬仗、胜仗，是罗荣桓的爱将。可1941年2月张仁初打了一个胜仗，却挨了罗荣桓的一顿痛批。 当地百姓竞相传颂张仁初“奇袭敌后，马踏坦克”的传奇 张仁初有个绰号叫“张疯子”，说的是他打仗不要命，不管不顾地往前冲，有一股让敌人胆寒的“疯劲”。 1941年初，日本侵略军向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的“扫荡”。2月7日，驻郯城县重坊镇的日伪军出动汽车20余辆，坦克8辆，向胡集、铁佛寺一带进犯。张仁初乘机指挥教导二旅四团（团长蔡正国、政委吴岱）向重坊守敌发起攻击，残敌弃镇向邳县方向逃窜，张仁初乘势攻占重坊。第二天，日伪军400余人兵分三路，向重坊镇猛扑过来。张仁初指挥部队严防死守，打退日伪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 2月10日，敌人7辆轻型坦克在阵前一字排开，疯狂炮击，许多八路军指战员倒下了。张仁初双眼血红，“疯劲”上来了，甩掉棉袄，旋风般地跨上“花斑豹”战马，大喊：“同志们，跟我上！和鬼子血战到底，冲啊！”他迎着弹雨火海率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也呐喊着跟着他冲锋。张仁初骑着战马，遇到那轻型坦克，一跃而过。敌人被这一幕惊呆了。八路军战士乘势扑了过去，与坦克后面的敌人混战在一起，最终取得毙敌300余名、击毁坦克1辆的胜利。 战后，当地百姓竞相传颂张仁初“奇袭敌后，马踏坦克”的传奇。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两天以后，到中共山东分局参加会议的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回到师部，他听到重坊战斗胜利的消息，心里十分高兴，兴致勃勃地询问战斗的详细经过。当他在战报上看到，此次战斗人员损失惨重，牺牲营级干部2人，5个连长全部牺牲，15个排长只剩下1人时，脸上的笑意骤然消失。他立即查阅阵亡干部战士名单，多么熟悉的名字，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一个个矫健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他们中大多数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血战湘江，爬雪山过草地，东渡黄河，挺进山东，九死一生，可现在……他痛惜地说：“多好的战友啊！” 听说罗荣桓回来了，张仁初兴冲冲地赶到师部，想汇报一下重坊战斗的具体情况。他老远就喊了一声：“政委！”可罗荣桓不理他，既不喊他坐，也不给他倒水，满脸怒容地瞪着他问：“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请赏的吧？！”不等张仁初开口，情绪激动的罗荣桓又劈头盖脸地一顿训斥：“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大家喊的没错，你就是个‘疯子’！” 张仁初彻底蒙了，一向和蔼稳重的罗政委，为什么冲自己发火呀？罗荣桓越说越来气：“你拼掉了我这么多的好干部、好战士，你赔我的干部来！你赔我的战士来！”张仁初这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声辩解了一声：“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罗荣桓啪地一拍桌子：“打仗是要死人，但要看死得值不值。你跟开着坦克来的日本人打阵地战，用指战员的血肉之躯与敌人的钢甲坦克对拼，这种牺牲值得吗？这种胜利有用吗？这是无谓牺牲！这是惨胜！还‘马踏坦克’嘞，要不是你的命大，你还能站在这里说话吗？”“政委，我……”张仁初直感到背心冷汗直冒。 罗荣桓扬了扬手中的阵亡名单，继续痛批：“你看看这次牺牲的人当中，大都是跟我们一起长征过来的战友，他们打仗冲锋在前，牺牲也在前，都是我们部队的精华、骨干，死了多少啊，多可惜啊！你只顾自己打得过瘾，拼得痛快，革命的本钱会拼光的，我们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啊！”透过罗荣桓的黑边眼镜，张仁初分明看到他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罗荣桓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张仁初，我告诉你，干革命是要有一股冲劲，但冲劲不等于莽撞；打仗是要勇敢，但勇敢不等于蛮干。”他的话严中有慈，饱含着对张仁初的爱护，使刚强似铁的张仁初难过得低下了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罗荣桓拍拍张仁初的肩膀。 “我这个中将，是罗帅骂出来的” 敲打过后，罗荣桓认真进行反思，张仁初出问题的根子在哪？就在对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学习领会不够，必须“补课”。他多次找张仁初谈心，反复向他讲解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军事原则，启发诱导他掌握并运用这一原则，去做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篇大文章。 罗荣桓专门召开干部会议，总结重坊战斗的经验教训，表彰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同时举一反三，以讨论重坊战斗的事例为切入点，在鲁南部队开展了一次整军。组织指战员反复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教育大家明白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跟日军打阵地战，要打游击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才能够积蓄力量迎接必将到来的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通过这次整军，鲁南部队和地方干部军事思想有了普遍提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一支重要力量。 张仁初对重坊之战更是终生不忘，每每提及这次“胜仗”， 他总是十分痛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他牢记着罗荣桓的教诲，一遇到打仗，总是事先权衡再三，如何更多地消灭敌人，如何更好地保存自己，机智勇敢地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为人民立下了功勋。 1955年张仁初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对妻子说：“我这个中将，是罗帅骂出来的。没有他当年的教导，像我那么莽撞的人，别说当将军，骨头早就不知道埋在哪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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