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主管坎贝尔在出席英国《金融时报》举办的全球座谈会时称，美国不会公开作出“协防台湾”的表态，因为这种做法存在“重大利益缺陷”。这在事实上关上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战略清晰”的大门，但“战略模糊”也不是美国中意的选择。

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不断援引《台湾关系法》中“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 – 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的条文，暗示美国可能出兵干涉中国的武力解放台湾的行动。“台湾关系法”并非“美台协防条约”，并不规定美国有义务出兵。这当然不等于美国不会出兵，如果得到国会授权，还是可以合法出兵的，但远不是自动授权。反过来，如果美国不出兵，也不违反任何法律。这就是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的由来。

台湾是美国肯定不愿放弃的。台湾是第一岛链的钥匙，台湾回到中国手里，第一岛链就瓦解了。第二岛链很脆弱，下一道防线实际上要一路退到阿留申群岛、夏威夷一线。

但台湾也是守不住的。2015年的兰德报告《美中军事力量对比》已经认为美军在台海优势不再，2021年研究朝鲜半岛和台海的兰德报告《威慑管用吗》直接指出：“只有中国的决心才是不戳穿威慑的主要障碍”（only China’s motivations as the major barrier to a seriously imperiled deterrence posture）。

对于美国来说，台湾的理想状态是永久独立，并接纳美国驻军。但在现状到理想状态中间是不可跨越的鸿沟。美国既没有决心为台湾与中国打一场世界大战，也没有做好准备。不管反华势力如何鼓噪，继续保持“战略模糊”是美国唯一的政策选择。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3月3日举行听证会，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作证时也指出，美国不宜改变“战略模糊”政策和公开承认台湾独立，但应该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力量。这反映了美国的战略困局，其根源在于美国认识到了对中国的三个严重低估：

1、    严重低估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速度。如果台海战争在今天爆发，解放军将在短时间里就取得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并打垮台军的有组织抵抗，美军救援也无济于事，这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

2、    严重低估了中国经济抗压的能力。美中贸易战已经打了三年了，中国经济越战越勇，新冠的意外加成更是把一大坨砝码压到天平的中国一侧。

3、    严重低估了中国政府的领导力和执行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不算，在席卷世界的新冠恶潮冲击下，中国最先受到打击，最快控制疫情，最早实现复苏。西方瞪大了眼睛在等待“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的时候，反而掉进了自己的滑铁卢，被扒掉了底裤。

直到21世纪初，美国一直对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有信心。美国认为在政治上有能力左右中国的走向，在经济上能确保中国不能承受与美国敌对的代价，在军事上更是能轻易挫败解放军的跨海作战行动，因此有“战略模糊”的威慑就够用了，而且是无本万利的。但现在必须考虑“战略清晰”的问题了，压力来自几个方面：

1、    台独压力越来越大。大陆不仅没有在苏东波后发生体制变更，反而在政治上更加自信，在经济上更加发达，在军事上更加强大。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双中心之一，台湾国际空间的收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台海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彻底失衡，大陆芯片科技的坚实而迅速的发展可能使得台湾经济最后的活力在10-20年内消失。台独已在水刑之中，要么慢慢憋死，要么趁还有最后一点气赶紧蹦跶一下。台独就像一匹濒死的野马，前面是解放军的铜墙铁壁，但还心存幻想：说不定可以一跃而过呢？后面是美国的半牵半放，美国既不能放任台独，把自己拖进万劫不复，又不能太罔顾台独诉求，避免在不作为中丧失“可信度和可靠度”。

2、    在一切为经济建设让路的时代，大陆是担心台独迫使解放军在不利的时间和不利的条件下勉强渡海、解放台湾的。大陆的决心从未动摇，最终必胜的信念也从未动摇，但这依然是一场需要尽一切努力避免的战争，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受不得干扰。现在不同了，说能轻而易举打下台湾是不负责任的，但说有绝对把握是肯定负责任的。这把握不只是对最终结果，还是对进程和代价的控制。这依然是一场需要避免的战争，但理由只是人道。在军事上，要打已经随时可以启动了。如果说以前大陆对台湾是：“别作了，别逼着我打你。”现在就是：“你敢作我就敢打，勿谓言之而不预，就怕你不作。”这使得“战略模糊”实际上已经没有威慑作用了。"

3、    美国对在军事上打败解放军的渡海作战越来越有心无力，在经济上反过来依赖中国的合作，在政治上也对无法影响中国而充满挫败感。《台湾关系法》在很多角落里是被看作对台湾的事实承诺的，如果“战略模糊”不能起到威慑作用，那就只有用“战略清晰”了。在美国的一些角落里，依然对美国的军事实力抱有幻想，认为只要美国亮出确切无疑的协防台湾的立场，要么迫使中国知难而退，要么在战争中彻底打断中国崛起的进程。如果能在中国犹疑不决中争取到最初的窗口期，美台安保条约和驻军将永久性保证台湾独立，进一步锁定“战略清晰”的好处。

但不管是“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还可以深化为四个选项：

1、    继续保持“战略模糊”，以军火支援为主，即使在战争中，美军也置身事外

2、    继续保持“战略模糊”，但美国内部明确规定，在解放军主动攻台时，美军必然出动

3、    转向“战略清晰”，公开承认台湾独立，在台湾轮训但不驻军，只在解放军主动攻台时，美军再出动

4、    转向“战略清晰”，公开承认台湾独立，在台湾驻军，平时作为威慑，战时直接参加保卫台湾

第四个选项肯定触发中国的《反分裂法》，而且不等美军驻军，解放军的雷霆万钧已经降临。

第三个选项也差不多，唯一的不确定之处是在美军的轮训空窗期发动进攻，趁虚而入；还是在驻台期间，以儆效尤。

第二个选项对美军在军事上缺乏可行性。到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军再行调动，物资再开始运输，为时太晚了。这里还分两个情况：

a.    美军只从岛外的第一岛链基地出动，当然还有海上力量

b.    美军紧急增援台湾，直接协防

情况a是各种军演的基本设定，已经被一再证明越来越不可行。情况b的问题更大。在战斗条件下向台湾增兵，在运作上难度太大，这将不是在后方安全阵地上集结、然后成建制投入战斗的增援，台海战争不是海湾战争，美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岛外美军根本压制不住解放军的攻台火力，连自身安全都难保，直接登岛、向前沿战斗阵地添油式地增援更是根本没有机会，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

第一个选项则美国肯定丢失台湾。两岸军力的差距太大，什么军火都救不了台湾。

“战略模糊”之所以模糊，就在于外界无法确定美国的反应是第二个选项还是第一个选项。如果美军根本不参战就丢了台湾，会使得美国对所有盟国的安全承诺全面破产，导致盟国体系的瓦解。美国决策困难的焦点在于第二个选项。解放军的攻台准备也都是按照美军出兵进行的，美国也认识到了出兵无济于事，使得“战略模糊”的威慑不成为威慑了。解放军有把握在台海发动就地攻击，更是有把握在美军准备完毕之前就夺取主动，使得第一个、第二个选项实际上也不可选，“战略清晰”只是自动触发了《反分裂法》，给解放军打开了没有终点的窗口期。触发《反分裂法》只是给武力解放台湾的机器“通电”，马达什么时候转动是由解放军按电钮的。

美国面临的是双输选择。要避免美国被动的立刻表面化，继续保持“战略模糊”是唯一选项。如果必须丢失台湾，慢慢从手指缝里滑走还是比立刻人财两空更好，更不用说还可能打成拆房拔灶。

美国的两难反映的是美中易势的大趋势。中国军事现代化还需要加速，深化美军参战也不可能改变台海局势这一态势。只有美军战败对美国国运和信誉损害更大时，第一个选项才成为美国的唯一选项。

另一方面，台湾只是美中关系的一部分。拜登把美中关系划分为三大部份：合作、竞争、对抗。在近期内，没人对美中以合作为主线抱希望。在特朗普时代，对抗成为主线。在拜登时代，竞争还是对抗才是主线？坎贝尔指出，美国希望在近期就建立一个“相对稳定且可预测的竞争框架”。

随着疫苗的铺开，美国对经济复苏的信心越来越高了，但这只是在从很深的坑里爬出来。从疫情在美国爆发的2020年3月以来，美国已经前后投入了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通货膨胀的危险日增。5月4日，财政部长耶伦在《大西洋月刊》的经济研讨会上表示，5万亿美元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规模较小，但还是“可能导致利率出现一些非常温和的上调”。耶伦当晚就澄清，她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先前言论并非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测或建议。

财政部长谈论利率上调是破坏美联储独立的，这是犯忌的，本人就是上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更大的问题是，2008年以后，美国经济对超低利率已经形成深度依赖，耶伦自己任上几次微弱的利率上调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已经看待利率上调像看待经济恐怖主义一样了，利率上调成为世间万恶之首。最大的问题则是，利率上调会抑制股市。股市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唯一亮点了，把这点希望的泡泡也戳破了，那美国还有什么念想呢？耶伦的利率上调暗示之后，纽约三大股指应声而落。

但美国通胀危险并非空穴来风。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19年GDP的25%。作为参照，2008年中国大水漫灌4万亿人民币的时候，相当于当年GDP的12.8%。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的后果至今人们谈虎色变，而且中国的4万亿人民币主要流入基础建设，还不是美国这样直接流入消费和流通领域。美国的5万亿美元经济刺激对GDP占比加倍，居然“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规模较小”，耶伦到底是心大还是言不由衷就只有她知道了。

5万亿美元消耗的也是美元的信用，耶伦的“经济过热”实际上指的是经济燥热，并非实体经济的增长。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物价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2.6%，是2018年8月以来最大同比增幅。世界性的物价和物流价格上涨还刚开始。

一旦美联储必须升息，对美国国债利息支付、民间债务和消费的压力是巨大的。美国只有寻求中国的经济合作才能避免通胀和利率上调的压力，为此美国需要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对冲物价上涨。还需要中国也取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增加美国出口，拉动美国经济。

5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金融时报》的在线活动中表示，非常期待在近期与刘鹤正式会谈，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问题将取决于对话和第一阶段协议执行的成果。有意思的是，戴琪说到，这在时间上至关重要。在5个星期前国会任命听证会上，她还说美中贸易会谈只有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才会恢复，暗示美国并不急于恢复。

马上就是贸易战三周年了。在特朗普威胁贸易战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对贸易战的范围和烈度有充足认识，更是不乏天要塌了的灾难预言。三年下来，天没有塌，中国越战越抖擞，疫情后经济强势恢复更是遥遥领先于全世界。拜登不仅需要中国在一般商品进出口方面与美国合作，还需要中国在美国基础建设和新能源方面合作，戴琪也特意提到与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问题。自然，她的着眼点是外贸层面。

在被问及美国是否会与台湾展开自由贸易谈判时，戴琪表示，美国与台湾的任何经贸往来都必须与拜登政府的其他国内外政策目标相协调，事实上搁置了与台湾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议的前景。

坎贝尔对“战略清晰”的否决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宣示的。

在几天前的4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斯彭研究所回顾拜登上台100天的研讨会上，答复主持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执行编辑塞布（Gerald Seib）关于美国对台湾的立场的提问，说到美国已向中国表明，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这当然是虚伪的，一直在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始终是美台。但在美国是否采取具体行动的问题上，沙利文回避了公开的澄清。

坎贝尔澄清了美国的立场，直接否定了“战略清晰”。坎贝尔指出，台海的任何冲突都不大可能被控制在一个狭窄的地理区域内，将带来全球的巨大经济损失：“我认为，冲突会迅速扩大，并将以无人能够预料的方式从根本上破坏全球经济。”

坎贝尔指出，美中都认识到，台湾保持某种程度的现状才符合两国最佳利益。这是言不由衷的。永远维持现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维持现状只符合中国的短期利益，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然而，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美国和台湾越是要关闭统一的大门，北京就越有可能寻求武力统一。”北京一旦下定决心，美国已经无法阻挡了，而损失的不止是全球经济，更是美国的国运和信誉。所以现在的唯一选择是避免迫使北京下决心，继续保持“战略模糊”。

如果说以前的“战略模糊”约束了中国的行动，现在的“战略模糊”则是在为美国的未来决策留出后路。“战略清晰”是特朗普时代以冲突为主线的战略思维的延续，事实证明不符合美国利益，更是死路。美国也需要在更多方面得到中国的合作，坎贝尔预期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中国在朝鲜和其他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外交接触”，就像气候特使克里和伊朗问题特使马利已经在做的那样。真正的短期和中期风险来自于“意外和疏忽”，要避免美中军事力量在近距离非合作互动中擦枪走火。挑衅性的航行自由和抵近侦察行动可能会有所消减，这是符合美中利益的。坎贝尔希望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立信任，并确保在危机时刻保持沟通，这也是中国一贯主张的。

台湾问题看来是白宫直接抓的，沙利文和坎贝尔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沙利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坎贝尔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亚太事务（实际上就是中国事务）的最高负责人，负责外交的国务卿布林肯反而成了旁观者了，尽管国务院先前是小动作最多的。在蓬佩奥时代，访台的副国务卿克拉奇和半途折返的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都是国务院系统的。在布林肯时代，“夹带”在帕劳代表团里的美国大使亨尼西-尼兰和在法国“约饭”的代办阿杰勒也是国务院系统的。可能到了红脸、白脸换场的时候了。

但不管怎么换场，“战略模糊”而不是“战略清晰”成为美国的政策选择，就和保持贸易交往而不是脱钩成为美国的政策选择一样，都不是出于美国的主动选择，而是没有选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