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欧洲议会决定冻结中欧投资协议的批准程序，声称在中国解除对欧盟人士解除制裁后才考虑解冻。中欧投资协议需要欧洲议会批准才能交各国批准，这一冻结意味着中欧投资协议的搁置。

这当然是中国的损失。在长期，中欧投资协议是中欧自由贸易协议的垫脚石。中欧投资协议搁置了，中欧自由贸易协议自然要延后才有可能。在短期，其实中国没有多少损失，26个欧洲国家与中国都已经签订了投资协议，如瑞士（1986年，2009年重新签订）、法国（1984年，2007年重新签订）、葡萄牙（1992年，2005年重新签订）、捷克（1991年，2005年重新签订）、西班牙（1992年，2005年重新签订）、比利时-卢森堡（1984年，2005年重新签订）、芬兰（1984年，2004年重新签订）、德国（1983年，2003年重新签订）、荷兰（2001年）、塞尔维亚（1995年）、英国（1986年）、奥地利（1985年）、丹麦（1985年）、意大利（1984年）、挪威（1984年）、瑞典（1982年）。据说只有爱尔兰尚未与中国缔结任何形式的投资协议。

这更是欧洲的损失。在长期，中欧自由贸易协议搁置对欧洲是更大的损失，因为中国商品不管有没有自由贸易都在大量销往欧洲，但欧洲商品很多需要自由贸易协议帮一把才能在中国市场站住脚。在短期，各国与中国的投资协议条款不一，所以有很多国家在80-90年代签订后，进入21世纪又重新签订，更新条款。统一的中欧投资协议有助于把各国的投资保护都提升到统一的新高度。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欧洲国家的经济体量都远远小于中国，只有德国还算说得上话。一对一的投资保护协议在执行和仲裁的时候，都有“以小博大”的吃力感。有欧盟出面，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经济体量就与中国相当了，执行力度相应提高。这也是为什么各国投资协议里很难加入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条款，但中欧投资协议里就能做到。搁置中欧投资协议，这些欧洲好不容易得到的让步就一风吹了。

中国会推进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但离开中欧投资协议的约束，这就完全是按照中国的节奏和中国的优先选项推动了，符合中国利益，未必符合欧洲利益。中欧投资协议的搁置还会恶化中欧合作的大环境，气候、抗疫、数字经济、多边主义都议题都可能受到影响。

欧盟是一个奇怪的存在。欧洲议会在理论上对标各国众议院或者下院，议员由各国民选产生，具有基于各国会费的预算审批权，但不对各国财政平衡负责，各国议会自己负责。也就是说，欧洲议会只管各国“应该做到什么”，会拨款做一些“作为欧洲应该统一做到”的公益，比如为布加勒斯特的林荫大道砍树开辟自行车道，但各国的民生还是自己负责。

欧洲理事会对标各国的参议院或者上院，理事由各国政府的负责部长出任。立法程序是先走欧洲议会，这里是多数表决；再走欧洲理事会，这里是一票否决。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关，对标各国的内阁，执行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的决议和法案，但没有指令各国政府的权力，更多的是代表欧盟作为单一的对外谈判代表，比如英国脱欧谈判、中欧投资协议的执行（如果得到批准）等。

欧盟虽然是超国家架构，国防、财政、民生是各国自己的职责。由于欧盟主要务虚，欧盟政策常有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问题。比如说，布加勒斯特的自行车道问题不是说笑，罗马尼亚人对欧盟的指手画脚很不满意，明明有更加重要、更加急切需要投资和改善的地方，却以“欧洲标准”的名义把力气花在这些不着调的地方。英国也是因为这样的官僚主义与小子情结的组合而愤而脱欧。

欧洲议会或许有闲心务虚，找中国的茬，各国的重点还是经济和民生，急需与中国扩大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双边投资。这样的倒行逆施引起的不是对欧盟的向心力，而是离心力。

更大的问题在于各国财政。疫情之后，各国都开闸放水，但各国财政本来就压力山大，现在更加吃紧。问题在于统一实用欧元后，各国中央银行功能已经失去，只有预算权，没有发钞权。欧洲中央银行受到德国控制，德国自己的经济情况比其他国家都好，倾向于平衡财政，不肯赤字财政，这就要了各国的亲命了。当年希腊遇到的就是这个难题。现在法国、意大利也遇到了。欧盟在主要政策上不能为成员做实事，也是大问题，比如希腊、意大利的地中海难民问题。如果欧洲议会还是在外交到经贸到内政上这样不接地气，主要成员国放弃欧元和退出欧盟不是不可能的，那时欧盟就散架了。

2000年前，罗马参议院就是这样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