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住房时候三座大山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年轻人最大的两大忧虑之一，另一个是就业。不断有人援引新加坡的例子，提出政府承建的公租房应该成为解决住房难的主要途径。

对于中国来说，公租房问题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和一些新一线城市 ，二线以下城市也有房价飙升问题，但远没有北上广深和新一线突出，而后者房价突出的问题根源在于大量涌入的流动人口。

这使得中国的公租房问题与新加坡有两个原则不同：

1、流动人口

2、城市人口快速扩张

新加坡是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国家，城市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城市。这是的新加坡有外来务工的问题，但没有国内人口流动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存在进城后需要新居所的问题。一旦居所问题解决，除非要小换大，或者要新增功能（游泳池、健身房、车库等），就“终生”解决了。

新加坡也是主权国家，有能力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使得城市人口快速膨胀问题可以有效控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加坡有可能通过政府在恭候土地上建造低成本住宅，供居民租赁或者购买。对购房者，政府也提供低息援助。购房的住户需住满5年方可出售。

新加坡人80%住在公租房，其中90%是自购的，只有10%是租房的，所以公租房只是说法，更加确切的说法是组屋。

这似乎是中国解决住房难的有用借鉴，但有一点常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公租房只面对新加坡公民开发，外来务工人员即使长期长期住在新加坡，也是不能得益于公租房的。

也就是说，套用到北上广深和新一线的话，本地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历年的拆迁、早年入手的投资房、单位分房后小换大等已经解决了住房问题，对公租房的需求并不大，而最急需得到住房援助的北漂、沪漂、广漂、深漂等并不能得益，使得“中国公租房”失去意义。

得益者扩大到北漂、沪漂、广漂、深漂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在实际上较难做到，因为这意味着北上广深地方政府要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量人口提供住房福利，不仅土地资源跟不上，财政投入更是不可承受的负担。

引入省级甚至国家级财政支援有困难。这不是扶贫，人口大量涌入北上广深和新一线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是发达地区，劫贫济富是不得人心的。这也不是筑巢引凤，因为北上广深和新一线是最不缺凤的地方，真正缺凤的是二三四线城市。

就是作为筑巢引凤，前提也是凤来了，就不走了。在人口高度流动的现在，这是很难确保的。凤离巢的话，遗留的公租房对房市的下行压力将双倍加重地方经济颓势。

公租房必然附加很多条件，不仅购买或者租赁的时候需要满足很多条件，比如户口、收入、大家庭住房面积等，可能售出的时候还要求只能卖还给国家，或者通过国家转售给下一个符合公租房条件的住户，还要按照国家的定价，而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这对于年轻人通过房产累计财富是不利的，除非永远住公租房，否则只是推迟了房价负担，并不避免。

如果公租房是按照小夫妻加预期的两个孩子的条件，在一定年限里孩子数量没有达标，需要调整优惠条件，这也可能是引起摩擦的地方。

大量公租房对房价的打压也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房地产集团之所以能绑架社会，是因为得益于房地产上涨的并不只是少数人。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发展余地，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xxx%，其中拥有房地产或者财产与房地产捆绑的人是多数，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房地产上，房地产价格的普遍和严重的萎缩侵害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是不行的。

在国家全包的时候，住房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平心而论，除了有权有势或者近水楼台的人，几乎没有不发怨言的。中国住房问题的基本解决正是与住房商品化开始的。

最重要的是，国家对于民生到底应该介入到什么程度。“需要国家帮忙的时候，国家一跃而上；不需要国家介入的时候，国家无影无踪。”这可能是很多人的期望，但这也是不现实的。前面提到，年轻人的另一大焦虑是就业。不是说找不到工作，而是好工作难找。既然住房要国家包干，就业是否也要国家包干呢？怎么包，收入保底，还需要“足够有尊严地生活”的底？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放弃国家大包大揽开始的。这是一条成功的路。中国的房价是大问题，但不能依靠公租房来解决。房产税、空置税、个人所得税等完善税制是抑制投机的有效手段，进而确保房地产有序发展。而且完善税制不仅抑制未来投机，还可对存量进行有效的去投机化。中国已经有个人所得税，但因为缺乏完整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而不甚有效，存在太多的漏洞。中国经济的大数据化实际上是有利于推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这不只是抓贪官、奸商的有力工具，也是确保公民合理和公平税负的必须。在此基础上，房地产的去投机化是做得到的。这才是需要走出的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