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拜登亚太事务主管的科特·坎贝尔是中国事务老手

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关系是以全面恶化为标志的。与前任不同，特朗普没有启用职业外交官担任国务卿，先是启用埃克森石油公司的总裁蒂勒森，然后启用参议员出身的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倒不是说非职业外交官就无法处理好美中关系，但特朗普对美中关系是完全机会主义的，外交只是他达到政治目的的筹码，正常的国家关系对他并不重要。在贸易战一再碰壁之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转向外交和安全领域，越来越无底线，中国只有以牙还牙。

中国一直在呼吁美中关系相向而行，管控矛盾，并作出种种努力。但在特朗普的投机商人思维的主导下，在蓬佩奥的唯恐表不够忠心的打手思维的驱动下，美中关系急转直下。

由于疫情的冲击，2020年总统大选的辩论没有机会在外交问题上展开，拜登的竞选策略也是以静制动，静观特朗普犯错误，但拜登的中国政策一直没有清晰化过。已知拜登将继续对华强硬但不排除对话和合作的可能，并任命科特·坎贝尔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高级主管，直接向候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报告。坎贝尔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或许反映拜登的中国政策。

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高级主管是新创立的位子，凸显印太事务的重要性。坎贝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在奥巴马时代就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更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人。他主张美国应该把战略重心放在亚太，熟悉亚太和中国事务。

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研讨会可能是拜登政府上台前的对华政策吹风会

坎贝尔在亚洲协会1月14日举办的美中未来研讨会（The Future of US and China Conference）上发表公开演讲时，阐述了美中关系合作共存的前景。他认为有两件事是必要的：第一，设立适当的接触渠道和机制；第二，向中方指出，两国关系如果沿着当前道路继续走下去，将进入非常可怕的境地，某些方面可能比冷战还要糟糕，两国经济已经相互依赖，一条道走到黑对双方、区域和全球造成的损害更大。

坎贝尔还说到：“明智和恰当的做法也许是：彼此都停下来，深呼吸一下。也许后退一些，反思一下。考虑一下双方都可以迈出的一小步，在未来至少保持可行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制度，美国也不会撤出亚洲，但切实的“一小步”可以包括放宽签证政策，改善记者、领事馆的处境等。

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一直在主张的。即使在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深度冷冻的2020年7月，杨洁篪还特意赶到夏威夷与蓬佩奥会晤，当然不会是因为惦记火奴鲁鲁的椰丝布丁。中美接触渠道的断开完全是因为特朗普授意下蓬佩奥的恶意冲撞，完全不顾通常的外交惯例，肆意毒化交流环境。坎贝尔不需要向中方指出美中关系已经糟糕到可怕的境地了，中国从来没有想往这里走，这完全是特朗普政府恣意妄为导致的。

在蓬佩奥的极力毒化下，美中互关领事馆

中国也没有主动驱逐美国记者，是特朗普政府首先无端限制中国新闻机构驻美人数后的反制，中国关闭成都美国领事馆更是对美国关闭休斯顿中国领事馆的直接反制。美国对中国学生、学者签证的无理限制中国至今保持节制。

中国一直在深呼吸，保持最大节制，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强力反制。中国一直在呼吁美国纠正错误的做法，但特朗普政府直到最后的时刻，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往美中关系的水里下毒。中国愿意再次深呼吸，但这次轮到美国也深呼吸、退一步了。

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 坎贝尔主张 “可预测性、稳定性和清晰性” 的指导原则。从周恩来时代开始，中国就是“外交无小事”，从来就是慎之又慎的，当然也是坚决主张和贯彻可预测性、稳定性和清晰性的。特朗普自诩谈判艺术的大师，从房地产投机的经验出发，热衷于“迫使对方猜测”，喜欢的就是不可预测和暧昧，不断用夸张的极限施压迫使对方无所适从，在打乱对方判断的过程中趁机捞好处。从商业谈判的极限施压来说，这中敲诈或许管用，但国家关系不是商业谈判。商业谈判可以谈不拢的话一拍两散，然后再另外找机会。国家关系一拍两散不仅后果严重，还必须回来再和对方谈，如果不是直接开打的话。中美之间这样的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尤其是不能有一拍两散的心理。但特朗普政府坚持这么做，试图赌中国政府不敢一拍两散，中国就只有奉陪了。

在亚洲协会的美中未来研讨会上，坎贝尔还是作为“民间人士”发言的，但他已经接受了拜登的提名，明白自己发言的分量，所以应该是代表拜登政府对美中关系的态度的。这也不是有闲人士喝茶叙谈的场所，与会的有前国务卿舒尔茨、基辛格、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CSIS中国专家葛来仪（Bonnie Glasser，曾任国防部和国务院高级顾问）等，当然还有坎贝尔。

有理由相信，在拜登时代，美中关系有希望回到可管理的有序状态，但战略竞争还将继续。特朗普政府在离任前，还忙不迭地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纲要》，揭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构想。其中不乏挑衅性的成份，很多内容实际上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发明”的，而是历届政府的积累。比如说，印太战略的名称是特朗普时代启用的，但把印度和印度洋并入亚太战略一起考虑是奥巴马时代已经在做的，甚至在克林顿时代就开始考虑了。支持反政府组织、投资绕过审查的社交媒体也是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代就大力推动的。

坎贝尔提到，在近期，美中关系的重点会是美国与盟友及伙伴建立对华共识，但很大程度上美国必须首先应对艰巨的本国健康、经济和社会挑战，盟国其实有一样的问题。

美军、美元和盟国是美国霸权的三大法宝，但美国在西方的道义权威、经济粘性和政治领导力大大下降，使得盟国主义出现困难。这不光是特朗普的倒行逆施的缘故，更是美国积累已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致。拜登在赢得大选后，就不断呼吁盟国与美国组成对华“统一战线”，但欧洲依然甩开美国，与中国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这远远超过单纯的投资保护协议，实际上可比典型自由贸易协议中的服务贸易部份了。

欧洲的“单方面”行动一方面是对特朗普美国甩开欧洲单独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报复，另一方面是看到特朗普人走但特朗普主义的茶不凉的美国政治现实。四年或者八年之后，特朗普2.0很有可能卷土重来，欧洲必须为自己的利益预作考虑。

盟国主义对美国来说，是在美国领导下 ，盟国之间抱团取暖，协力抵御“中国胁迫”；对盟国来说，是由美国为盟国遮风挡雨。拜登和坎贝尔都是美国版盟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但盟国主义不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在和平时代，经济是盟国绕不过去的坎。

2018年澳大利亚前10位贸易伙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量超过澳大利亚与日本、欧盟、美国贸易量的总和

2018年澳大利亚出口构成，煤、铁矿砂、液化气是大头

2018年澳大利亚出口目的地分布，中国占1/3强

2018年澳大利亚进口来源分布，中国占近1/4

就当前而言，中国因为澳大利亚的种种恶劣反华行径而实行事实制裁，澳大利亚不断抗议“中国胁迫”，美国高调支持，但口惠而实不至。看看贸易数据就不难理解原因了。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在2018年，中澳贸易量是日澳贸易量的2.5倍，是美澳贸易量的将近5倍。光看贸易总量还不够，中澳贸易量里，2/3是澳大利亚对华出口，1/3是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对华出口超过澳大利亚出口的1/3，从中国的进口占澳大利亚进口略低于1/4。进口关系到澳大利亚的民生，出口关系到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两头都马虎不得。澳大利亚的出口强项是煤、铁矿砂、液化气，煤还有印度和日本市场可以帮一把，铁矿砂和液化气就只有看中国的脸色了。

澳大利亚的煤、铁矿砂、液化天然气出口目的地分布中国占澳大利亚煤出口的18.6%、铁矿砂出口的80%、液化气出口的56.8%

在“中国胁迫”的时候，美国及盟国无法帮助纾解，怎么帮助澳大利亚抵抗“中国胁迫”呢？北约是盟国主义的成功故事，北约的成功在于经济和军事两手都硬。但在印太，军事上的攻守同盟解决不了经济上的水深火热的话，那盟国主义就成了独足的病夫了。这些都还是2018年数据，疫后中国的中心作用更大。澳大利亚即使在与中国关系最困难的时候，也依然坚持批准了中国主导的RCEP，说到底，和欧洲与中国达成（但还缺最后批准，一般认为，这已经是例行公事了）中欧投资协议如出一辙。

拜登时代的美国会继续与中国进行强硬的战略竞争，并试图拉上盟国对中国形成统一战线，但也会在气候暖化、全球抗疫等公共利益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并在国与国关系上回归一定的常态和规范。但美国国力滑落使得战略竞争受到限制，盟国的左顾右盼使得统一战线漏气放水，全球公益问题政治化更会使得合作受到干扰。这一切都会使得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继续高度复杂，但可能不像特朗普时代那么刀光剑影、极限威胁了。从这一点来说，还是有转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