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客票的行程单是很多单位报销差旅费的凭证，有人就把主意打到了这上面，靠出卖行程单获利。

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一起非法出售发票大案，涉及票面金额66亿元！

基金君仔细阅读了一下裁判文书的内容，细思极恐。

案件显示，阿里飞猪交通业务部国内交通（机票）运营专员罗某，出生于1988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的电子客票号，打印国内各大航空公司或各大机票销售代理平台售出的机票行程单，并予以销售。

经查，罗某及其妻子在2015年到2019年4年间，前后打印了1600多万张机票行程单，共非法获利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涉及票面额人民币66亿元以上。

88年阿里飞猪员工倒卖航空行程单

4年获利超1000万元

根据裁判文书显示，2015年7月，罗某入职飞猪公司，担任阿里飞猪交通业务部国内交通（机票）运营专员，负责飞猪公司自营的五家机票代理店铺业务。

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罗某及其妻子刘某等7人使用上海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杭州长隆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某乙公司）的账号密码登录eTerm系统，利用非法获取的电子客票号，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家中，打印国内各大航空公司或各大机票销售代理平台售出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后进行销售。

罗某的电子客票号一方面来自于职务便利获取，从飞猪公司内部盗取电子客票号码，另一方面通过向其他公司或个人购买。

根据裁判文书显示，2016年初，罗某以代打行程单名义向上海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股东郭某提出租赁该公司的账号密码及购买空白行程单，租账号密码的费用是1200元／月，空白行程单0.15元／张。

2016年，罗某以其妻妹的名义注册了杭州长隆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后以该公司名义登录航信系统打印行程单及领取空白行程单。

除了从飞猪公司内部盗取电子客票号码外，王曦、潘某也向罗某提供电子客票号码。2019年3月，罗某联系潘某要电子客票号码，谈好0.3元／个，潘某让焦某通过ＱＱ邮箱发给罗某，一共向其提供约130万个电子客票号码，罗某向潘某、焦某支付现金40万元左右。

根据裁判文书显示，罗某及其家人通过上海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某甲公司）、杭州长隆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某乙公司）在上述期间打印了1600多万张航空行程单。共计非法获利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0万元以上，涉及票面额66亿元以上。

最终，罗某犯非法出售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17日起至2025年10月16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追缴罗某等人的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另涉案六人分别获刑3-5年不等。

机票行程单被冒领引发投诉

因航信系统里的行程单只能打印一次，被罗某以及家人的上海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杭州长隆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打印行程单的乘机人，通过真实出票单位的航信系统能查到行程单是被哪家公司打印。

据上海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创始人郭某交代，郭某还将其的上海手机号码给罗某用，用于处理投诉的事情，投诉内容是某甲公司打印了其他公司售出的机票行程单。

当时郭某询问罗某上述事情，罗某称是误打；2018年5至6月，大量票务公司打电话给郭某，称其公司盗打了他们公司已出售未出票的行程单，郭某才知道罗某利用其公司名义盗开其他公司的行程单，但因为郭某贪财没有多问，也没管到底是不是盗开；罗某前后大概给郭某100多万，后者获利80万元左右。

罗某会怎么处理这些投诉呢？

据罗某交代，其妻妹刘某2负责对接客户、打印并邮寄行程单、对接投诉等工作，妻子刘某1偶尔帮忙接投诉电话，其中飞猪的投诉通过钉钉联系，其他平台客服通过某甲公司、某乙公司的对外号码联系。

如果被打印的行程单没有寄出，就直接寄给投诉人，如果已经卖掉，就用补打系统再打一张行程单。

面额万元的行程单

售价30元

基金均在裁判文书中还注意到一个细节。

根据现有证据，本案中的购买者均将行程单用于差旅费报销。那么购买行程单的价格又如何呢？

证人曾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其为报销及为同事购买行程单，其间，其微信转账共计48020元，平均1万元面额价格为30元，涉及行程单面额约1600万元。

而根据前面的供述，罗某购买空白行程单的成本不过3毛钱左右。这其中的暴利让人铤而走险。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暴利让人迷失了心智，但是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3月8日下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后举行“部长通道”采访活动，邀请部分列席会议的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直播截图

在回答关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工作进展和如何帮助企业把握机遇的问题时，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说，RCEP签署后，意味着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的地区能形成统一大市场，这个市场充满潜力和活力，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为此专门成立了RCEP生效实施的工作机制。目前的进展是，我国政府已正式核定该协定，一些成员国家也在加速推进，希望相关国家能加速推进，最终达到6个东盟成员国和3个非东盟成员国批准生效的门槛，批准得越早，越早惠及各国老百姓。

在技术准备方面，王文涛说，目前我国正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技术准备工作，目前技术准备很顺利，包括关税、原产地认证等，正和相关国家磋商、对接，取得确认后实施后，在实施中马上能生效。

企业方面，王文涛说，商务部已经举办第一期企业培训班，6000人参加，3月份将举办第二期，覆盖面达四万人，加大培训和普及力度，让更多企业知晓协定内容，熟练应用使用，使协定惠及企业，造福百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张骏 朱珉迕 黄尖尖 邬林桦 王闲乐 吴頔 曹飞 顾杰 刘雪妍）

固定网络是整个信息社会的技术底座，即便是当前大热的5G无线网络，也需要依赖于固定网络才能完成信息数据的传输。过去十多年来，“光进铜退”工程稳步推进，截止2020年5月，我国光纤用户渗透率已达93%，大幅领先于欧美和全球平均水平。

但相对的领先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优势，中国的光通信行业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成绩而缺乏前进动力，否则，对整个行业的生命力将产生巨大伤害，也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节奏。

F5G标准作为一项中欧携手制订、共同推向全球的固网标准，它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在光通信产业的产能供给侧改革，消除低层次同质化竞争，使真正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脱颖而出，继续向高端发展；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帮助正在大力推进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欧盟和世界各国从一开始就对标统一的高标准，避免碎片化和重复建设。

产业视角：光通信发展空间仍然巨大

绿色全光网络技术联盟（简称ONA）秘书长张锐利从产业角度指出：虽然过去10年来，中国提出“宽带中国战略”，电信运营商大力推动光网络建设，光纤入户覆盖率已达93%，位居世界前列，让数亿家庭用上了高品质的光纤宽带接入服务。 但在企业和政府市场全光网络产业在仍然面临一些非常现实的痛点问题，一是下游产业（客户、设计院和集成商）对全光网络的认知度还不够；二是整个产业的标准不统一，缺乏一些行业标准来推动；三是行业人才仍然不足。

ONA是由华为、长飞光纤、神州数码和中海物业等多家产业龙头的联合发起，联盟成立的目的就是消除产业瓶颈，繁荣产业生态、引领产业方向， 推动全光网络健康持续发展；短期内已经发展到70家联盟会员， 龙头设计院和集成商纷纷加入；联盟推动POL（无源光局域网）标准发布，完成2万人次标准宣贯；推动POL纳入国家建筑设计标准图集。

张锐利对观察者网表示，从光模块、光芯片、光纤、光缆等上游产业来看，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主流技术还是传统双绞线布线加交换机技术，思科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二三十年了，所有的客户都已经适应了思科营造的生态。

传统双绞线布线有何不足呢？张锐利从技术角度举例，其一：传统双绞线对信号存在着较大的衰减，所以传输距离远时，信号的频率不能太高，以太网高速信号只能限制在100米以内。所以每百米就需要增加网络设备，配套还需要增加弱间(机房)、空调等设备，这不但要增加成本、影响建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节能减排。其二，如果将来使用WIFI 6技术，那样的带宽如果要用双绞线来传输的话，就需要更换到cat6甚至cat7的网线，那就非常粗也非常重。而光信号一般在光纤光缆中损耗很小，一般光纤可以铺设25公里的长度而无需任何额外设备。其三，双绞线使用寿命短，使用寿命一般3-5年，随着带宽的增长，从3类非屏蔽线, 5类非屏蔽线，到超5类非屏蔽线，再到5类非屏蔽线， 需要不断更换。使用光纤可以30年无忧。 其四是双绞线网络布线复杂，需要线路多。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技术总工程师王小安也从5G设备布局的角度举例。由于5G信号在长距离传输中会发生较大衰减，目前根据行业规范，5G的传输距离是90米，在比较大的建筑物里，设计时要考虑布线的距离，90米的距离是端到端，实操中还要考虑水平和垂直距离，也就是说在六七十米的半径里就需要考虑设置相应的弱电间，同时还要考虑每200个信息点需要设置一个19寸的标准机柜，同样需要可靠的电源和冷却设备。从这个角度来讲，固定网络无论在空间还是可靠性上都有自身优势，固定网络与无线网络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市场视角：前景光明，需要耐心

中国在全光网络方面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广大企业客户、建筑设计院、集成商等等对新的技术认知还不够。这样的话，虽然中国的技术很好，但是市场还是有一种继续沿用过去的技术的惯性。

另一方面，“光进铜退”工程已经推进十几年，达成了一定的阶段性覆盖目标，也出现了一些局部的产能过剩现象，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可能会误认为中国光通信产业的增量空间已经有限，而影响进一步的资金投入。近年来，像长飞光纤、烽火通信、亨通光电这样的光通信优质企业反而在资本市场表现不佳。

对此，张锐利认为，由于产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高速发展过程，过去可能也有一些比较粗放的现象，目前市场上确实有一些小厂由于生存压力，只能提供一些价格较低、质量较差的光纤，在市场标准不清晰或标准不高的情况下，这些小厂确实能够靠低价获得一些竞争力。F5G对光纤的可靠性， 弯曲度，联接方便性等光纤的质量和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光纤厂商的优胜劣汰, 让高质量的产品获得其合理的市场地位和利润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光联万物（Fire To evethry）光纤到房间， 光纤到园区，光纤到桌面，光纤到设备/终端， 光纤的市场空间被打开，全光网络产业面临历史性发展机遇。。

安永战略与交易咨询合伙人叶亮博士认为，从资本逻辑来看，代际的应用需求和安装率，主要受市场拉动驱动，一开始确实惯性较大，起步较慢，就算是已经安装的渗透率，有些也是主动推送行为驱动。但这很正常，正如汽车造就了石油的地位，是电灯造就了电力的地位，通信行业的发展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先有技术，然后看到新能力，应用领域再利用这种新能力，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建立新的消费理念，使技术得到极大推广。

从产业链投资情况来看，安永的研究发现，纵观光通信产业上中下游，2019年受资本寒冬影响，整体并购市场较2018年下降了超过50%，但随着整体市场的回暖，2020 年有望重回甚至超越2018年的投资金额。

从产业链环节来看，下游环节并购规模较大，但是受资本寒冬影响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波动；反观上游环节受资本寒冬影响较小，持续保持高热度；中游环节受各类光纤资产利好， 占比和并购规模均有明显的上升。

受光通信市场持续整合的影响，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虽然交易数目有所减少，但是交易金额有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多家金融机构加快布局光通信产业，行业前景整体乐观向好。

从光通信带动的B端和C端下游收入规模来看，光通信下游市场收入规模2020年达到约1.4万亿人民币，并以18%的复合增长率保持高增长，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3.2万亿人民币。受下游新兴场景利好、园区光网络升级、数据中心与边缘计算等趋势影响，B端收入增速略高于C端。

凯辉基金投资经理孙剑飞则认为，从投资节奏角度看，全光网络的C端应用可能会先发展起来，现在不管是消费电子厂商，还是各种各样的创业者都在瞄准智慧家庭，纷纷做一些很有意思的尝试，因为固网通信的试错成本很低，F5G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对于前沿科技，不论是政府、学校、机构还是资本角度，最终关注点都是在应用，寻找科技和应用的平衡点。从资本角度，应当保持一个好的耐心，期望政府、高校和消费者能够共同参与，使新技术能够得到大规模应用，从而使投资得到一个健康的回报。

作者：杨健楷

编辑：李墨天/董指导

出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支持：华泰计算机行业首席谢春生

2006年1月10日，苹果一年一度的Macworld大会召开，但当年大会上最抢镜的不是乔布斯，而是穿着一身实验室外套的英特尔CEO保罗·欧德宁。在弥漫的干冰烟雾中，欧德宁缓缓走向乔布斯，庄严的将一张硅片交给后者，大声说道：“报告史蒂夫，英特尔准备好了！”

整个演讲大约持续了2个小时，乔布斯宣布了首次采用Intel Core(酷睿)系列处理器的iMac和MacBook Pro，苹果与英特尔长达14年的蜜月期随之拉开了序幕。

发布会上的乔布斯与欧德宁，2006年

尽管苹果电脑当时市占率仅有3%，但在乔布斯的规划中，与英特尔的合作依然只是暂时，芯片终究得自己设计。又过了4年，苹果发布第一代iPad。乔布斯兴奋地介绍到：iPad搭载了我们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芯片，强大到“让人尖叫”。这就是Apple A4Chip。

尽管首次被冠以苹果之名的芯片并不出彩，华尔街分析师也大泼冷水，但苹果造芯的计划却没有停止。又过了十年，接过乔帮主衣钵的库克在2020年双十一凌晨，公布了苹果的“One More Thing”：首款搭载于Mac电脑的自研M1芯片。

这款芯片封装了近160亿个晶体管，并将CPU、GPU、NPU等等组件，集成到了一起，每秒可以完成11万亿次运算，与十年前市场对A4Chip的冷漠态度不同，M1让业内大为震惊，也让苹果有足够底气和Intel说分手。

无论是从破产边缘到真香的AMD，还是成为中国商业史佳话的“倪柳之争”，中美两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从来不乏觊觎英特尔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从1994年起，中国IT界就向CPU发起了进攻，从方舟、申威、龙芯，到兆芯、海光、飞腾，再到华为的突破，中国公司对国产CPU的执念从未褪色。

然而，经历了“自主派”和“引进派”的轮番上阵，行业周期几度起落，这些公司和产品全部加起来，依然难以撼动CPU产业的格局。在超级工程拔地而起的背后，以CPU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已然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隐秘的痛楚。

十年时间，苹果CPU完成了从A4到M1的跳跃，阔步甩开了Intel；而中国已经奋战了20多年的CPU之路，历经跌宕曲折，又该如何走出泥潭？

天选之子

2002年8月10日清晨6点，伴随电脑上闪现的“login:”字样，中科院计算所里爆发出一阵欢呼——龙芯1号CPU终于工作了。原本一夜没合眼的工程师反而更加兴奋，结伴打车到天安门，在领袖纪念堂前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向领袖做了龙芯的工作报告[2]。

这款CPU被命名为“夏50”，取名的是32岁的胡伟武，名字则是为了纪念他的博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肃从事计算机事业50周年。龙芯问世一年多前，力主上马通用国产CPU的计算所领导李国杰，从紧张的科研经费里抠出了100万元，竖起了CPU的大旗。面对这个烫手山芋，胡伟武立下军令状：搞不成，提头来见。

龙芯总设计师胡伟武

龙芯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国产CPU设计的突破，也是芯片制造的战果，当年给龙芯流片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中芯国际。除了参与草创的工程师连夜鏖战，龙芯短时间内的成功，也得益于当时国产CPU的“有限自主”原则。

顾名思义，所谓“有限自主”指的是基于海外精简指令集进行自研。当时CPU领域存在两个指令集（类似于命令方式），一个是精简指令集，可以理解为一个命令只干一件事儿；另一个则是以Intel为代表的复杂指令集，成本高昂、技术复杂、功能强大。

在当时的条件下，所有指令从0自研的“完全自主”，将会面对没有编译器、没有操作系统、没有软件可用的局面，既不现实也不效率，更枉论对标Intel的复杂指令集。因此，国内企业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海外的精简指令集，在此基础上做自主研发。

除了龙芯，飞腾早在1999年研发出第一款CPU，采用SPARC架构。申威由无锡历史悠久的56所研发，采用古老的Alpha架构。而中科院的龙芯，则基于开源的MIPS架构。虽然MIPS如今岌岌无名，但作为90年代微架构大混战的产物，MIPS64不仅是最早商业化的64位架构，还有完善的微架构设计与较为完整的软件链支持。

同一时期，凭借863、核高基等众多国家级经费的支持下，国产CPU迎来了春风：基本保持着每一两年就出一款芯片的速度，在性能的赶超上不遗余力。2004年的龙芯二号，已经可以追平1999年的奔腾三。但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国产CPU也面临着三个难题：

性能难题：虽然国产CPU进展不小，但对手也在进步，尤其是英特尔进入新世纪战斗力爆表，让国产CPU始终存在代差；生态难题：x86专利墙高耸，国产自主CPU统一采取了绕行策略，但如此一来很难适配微软系统；量产难题：使用者已经适应了微软的操作系统，一个荒芜的桌面，没有吸引力，何谈量产。

国产CPU起步之初，龙芯、飞腾、申威这一个个课题组，原本是国立研究机构中的一个个科研小作坊，属于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种产物，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冲击，一是预算极其有限，二是早已失去了配套的工业产业链。在两大约束下，国产CPU只能在预算的紧财政框架内，力争完成上级下达的研发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精简指令集架构成为了一种权宜之计：由于市场狭窄，它们的授权价格往往便宜到让人不敢相信，飞腾当初购买SPARC的授权，仅花费了99美元。SPARC、Alpha这样的架构，多由与英特尔死磕的众多大厂闭门造车，他们兵精粮足，更愿意以低成本拉来同盟与英特尔抗衡。

龙芯采用的MIPS架构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作为一个不依托于任何大厂的独立架构，MIPS更钟情于游戏机、光碟、机顶盒等嵌入式设备，这些场景起量快，来钱也快。时值台湾地区设计业风起云涌，MIPS在岛内的生意做的很好，授权费收到手软，但是，就像大多数外资科技公司一样，MIPS在大陆地区面临棘手的知识产权问题。

此前，龙芯一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自己搞MIPS架构的电脑CPU，但由于没有商业化，双方也相安无事。但在2005年，龙芯与微软合作开发Windows CE，龙芯板卡快要送到美国时，MIPS给微软发了一封致命的邮件：只要龙芯踏上美利坚的土地，便违反了MIPS的专利权。龙芯眼看唾手可得的微软加持buff，鸡飞蛋打。

MIPS的警告信揭开了中国科技界一个几乎默认的锅盖：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公司对中国市场多不重视，申请专利也未同步申请，而当时的中国的专利法规定，若未在一年内申请专利，则之后不可申请，由此造就了一个空前的机遇——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基于只在中国境内管用。

没了大陆专利锅盖的保护，龙芯遭遇了一系列专利狙击：2005年7月，半导体调研机构In-Stat发布独立分析报告称，龙芯处理器架构与MIPS近似度达95%，由于未获授权，一旦龙芯开始市场化，可能引发知识产权纠纷。

作为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紧急辟谣，身为研究组组长的胡伟武也出面澄清，龙芯是中国人自主研发而成，指令系统有意避开了国外已有专利。

但MIPS显然无法满足于这个说法，几番谈判之后，MIPS开出了100万美元的天价。2006年，芯片界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汉芯事件，加之中芯国际在台积电的官司上认输赔款，整个舆论对半导体行业开展了无差别的口诛笔伐，负面评价铺天盖地。

手拿“汉芯1号”展示芯片的陈进，2003年

眼看火烧眉毛，危机不得不解。正值中法两国2007年交流逢春，利用这个政治契机，中科院通过借道合作伙伴意法半导体的方式，让龙芯间接获取了MIPS架构全部专利。在中法双方领导人的牵头下，龙芯还与意法半导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发布会，合作宣布当天，《人民日报》的大号标题上书：

中国龙芯面向全球市场。

然而，这个应急之策有着天然的缺陷：借道意法半导体买专利、流片、卖芯片，那最后的芯片产权到底归谁？龙芯岂不是成了意法半导体的一个外包设计工作室？两年之后，为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中科院剪断弯弯绕，直接与MIPS签了约。

但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签约完成不久后，某媒体发表了一篇《龙芯无奈购美公司专利授权，“中国芯”光环褪尽》，龙芯花钱买MIPS架构专利的行为被无限放大。一时间，“龙芯造假”、“龙芯骗补”、“龙芯不是自主设计”等声音此起彼伏。加上此前汉芯事件的恶劣影响，舆论对国内芯片自主研发能力的质疑达到了顶点。

进退失据

国产CPU与国产操作系统一样，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都有一种对“卡脖子”的天然恐惧。关于自主CPU芯片，彼时产业内一直有三派意见：

一派认为国产CPU应当从头搞起，完完全全的“自主化”，放弃民用市场只服务于军队和政府；一派认为技术追赶无望，不如把经费省下来攻坚其他领域，“全球不就一个英特尔么，难道全世界除了美国都不安全了？”

胡伟武和龙芯代表的则是第三派：完全自主产权短期难度太大，自主创新也未必一定要从头搞起。面对购买专利引发的争议，胡伟武不得不向媒体做了一堂无奈又心酸的计算机原理课：买芯片架构不等于买芯片；有了架构，依然需要做大量自主研发工作。

然而，在几年前“磨皮汉芯”的负面阴影下，作为出头鸟的龙芯依然遭遇千夫所指。

在国产CPU万马齐喑的那段时间，产业界也对未来的发展方向逐渐达成了共识：技术上，完全自主短期内不现实，只能基于海外专利做自主创新；生态上，外设、应用支撑用户体验，市场上，民用市场有难度，暂时以政府采购牵头，主攻自主信息化市场。在这些问题中，市场路线是最难回答的。

在政府采购领域，往往会遇到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悖论——政府的要求是好用能用，即在其他市场被验证的产品。但国产CPU一开始就没人用，还指望着从政府先支持一把，继而转向民用市场。另一方面，国产CPU想打开市场，前提是自身先市场化，把角色从“课题组”转向“公司”。

2010年，“十一五”计划行将收尾，国家补贴幅度收紧，三大国产CPU迎来了命运的拐点：申威隐匿在体制和超算市场，没有向下出击；飞腾爆发了一场争论，两派人员在政府领导面前吵着是否要放弃原有编制。胡伟武一咬牙，决定让龙芯走市场化之路，主攻军政市场和中低端的桌面系统市场。

随后，龙芯课题组从中科院集体辞职，放弃体制内身份，组建了龙芯中科公司，试图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自我造血。

龙芯3号芯片系列之一

2008年开始研发的龙芯3B1000，是龙芯在中科院的最后一款芯片。龙芯3B1000基于65nm工艺，目标主频800MHz-1GHz，八核结构，在当时属于世界领先水平。2010年6月流片，11月底第一批芯片交付完成。

以龙芯3B1000为代表的龙芯三号研发期间，恰好赶上863课题结束，“核高基”尚未启动。为了保障龙芯的开发，科学院专门划拨了500万元经费，科技部也在863计划内紧急安排了2000万元。

在计算所中层干部会上，原所长李国杰专门为龙芯设了个没有经费上限的课题，告诉他说：“胡伟武，计算所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持龙芯的研发。”

等到龙芯第一笔“核高基”课题经费到账时，龙芯课题组已经预支了计算所近八千万元经费。但谁都没想到，被寄予厚望的龙芯3B1000，最后连操作系统都启动不了。

龙芯采用多核研发战略，本想毕其功于一役，但龙芯3B1000刚好赶上了龙芯从课题组转向市场化运营。原先，胡伟武作为课题组组长总揽研发，每颗芯片从结构设计、功能验证一直到物理设计，从头盯到尾。但公司化运作后，胡伟武的精力被公司运营牵扯，研发团队群龙无首，技术问题大面积暴露。

直到2013年，龙芯的技术问题才逐步解决，结果又遇到了代工厂工艺滑铁卢。一些主管部门和应用单位，早已不堪如此漫长的“出题-解题-再出题”的煎熬循环。同一时期，彼岸的对手迎来高速发展期。

从2006年到2013年，龙芯CPU的单核性能只提高了50%，同期的x86 CPU则提高了5倍，两者的差距，从一两倍一下拉到了十倍。

国产CPU的歧路，本质在于市场化转型阶段，学院派与工业界的脱钩。在“课题组”的架构惯性下，国内公司在“十一五”期间基本都放松了单核性能的提高，而是转做多核，核心数大多吊打英特尔和AMD，但单核性能的孱弱，让国产CPU在当时如火如荼的自主信息化市场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生存空间。

胡伟武后来总结说：“在芯片研发方面，我们过分强调多核和SOC的技术发展趋势，对单核本身性能提高关注不够。在绩效管理方面，我们照搬成熟大企业的绩效考核方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挫伤了销售人员的积极性。”

2013年5月，龙芯暂停了已经完成主要设计的16核龙芯3C处理器的流片，彻底停止16核处理器研制，开始四核3A2000处理器的研发。但在这个时间节点，无论是政策还是市场，都对“国产自主”失去了耐心。

2013年起，“核高基”基本上放弃了CPU自主研发路线，转而支持引进国外CPU技术的路线。市场上“引进派”的声浪也盖过了“自主派”，以IBM、AMD、威盛、ARM为代表的境外CPU全方位涌入。

对于刚刚脱离体制市场化运营的龙芯来说，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引进之忧

“引进派”在2010年后成为业界主流，继而影响决策方向，有国产CPU自身拉胯的因素，但更多是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动。

2006年后，英特尔的宿敌AMD接连犯错，先是收购ATI的GPU业务两线作战，难以同时应付牙膏厂和皮衣男黄仁勋；后是自家的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阴沟翻船，业务生存空间逼仄，叠加制程升级受阻，股价从从最高峰时的40多美元，一路跌到只有一块多。

2012年，AMD亏损超过10亿美元，大幅裁员15%，华尔街顺手给AMD宣判了死刑：“没有任何投资价值”。风雨飘摇之际，黄仁勋的远房亲戚苏姿丰接过了AMD的帅位。而与AMD一样失意的，还有台塑之父王永庆的虎女王雪红创办的威盛电子。

AMD新掌门人苏姿丰

上世纪80年代，威盛从CPU周边开始一路蚕食英特尔地盘，到了90年代，王雪红更是收购了两家研发CPU的美商，拥有不少x86架构专利，一度被台湾地区视为产业升级的希望。但新世纪后，英特尔开始自研芯片组。加上王雪红的主要精力放在了HTC手机上，威盛慢慢成了一个鸡肋。

x86阵营的两个大玩家失意，让国内产业界看到了希望。在新一轮国产CPU的路线转换中，地方政府成为新兴势力背后不可忽视的支持力量。

2013年，上海市国资与威盛电子合作成立了兆芯——王家与上海结缘甚深，王雪红的哥哥几乎和张汝京在同一时间来沪创办晶圆代工厂，威盛则早在世纪初就在上海设点，大陆设计团队发展有十余年时间，兆芯站在威盛的肩膀上，省了不少力气。

与龙芯一样出于中科院门下的中科曙光，则在2016年选择与AMD成立了海光。海光的背后，是成都市国资的大力支持。当年“砸锅卖铁支持龙芯研发”的李国杰，在90年代一手领导了曙光服务器的研发，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曙光成为与联想匹敌的国内服务器厂商。

对于中国来说，AMD的Zen架构性能强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项。在支付了约3亿美元的合作费用后，透过两层公司的11个流程授权，海光最终得以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产品。虽然引进的芯片经联合研发后，被AMD做了大幅阉割，但性能表现依然远超众多国产CPU，海光继承的五年前的架构，放到今天，依然是第一梯队选手。

AMD和海光的合作，为苏姿丰提供了一笔丰厚的启动资金，消息公布当日，公司的股价就非理性上涨了50%。兆芯对威盛的交易也是一石三鸟，CPU研发团队、x86架构专利、芯片组产业链；海光背靠上市公司中科曙光，借鉴AMD的作业，加上国密算法，在商用服务器起量很快。

更重要的是，两者的起步经费动辄20亿，相比于十五年花了不过8亿的龙芯，引进派弹药充足。兆芯成立两年后便实现了量产，卖了一万多套。海光2020年上半年营收2.7亿，净利润6000多万。

引进路线看起来立竿见影，却有一个致命的风险——国际局势的变化。

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一直在潜水《华尔街日报》突然给海光扣上了一顶“军方背景”的帽子。同年，海光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AMD随之宣布不再授权新一代Zen架构。从威盛那里买到专利的兆芯，也早收到了英特尔的警告：不要越过雷区。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相比当初的风雨飘摇，此时的AMD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死亡之谷，不再需要外援输血。况且，在湾区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AMD的芯片被用来为美国的核威慑提供动力。孰轻孰重，AMD自知。

“拿来主义”的路线，最终还是被证明存在根本缺陷。一直以来，大陆的x86人才极为薄弱，“拿来主义”能否进化到“吸收创新”，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只能停留在对x86硬件层面的拷贝与粘贴，那么很难深入地去搞研发，并且满足高安保级别和消费者市场的需求。

这种对于x86架构吸收的吃力，可以从兆芯管窥一二。2010年，威盛把x86带到了上海，技术负责人带着几百号人闷在小黑屋里，光是CPU核的源代码就看了两年，最终才弄懂。兆芯开始搞CPU后，四五百人的研发团队，倾力攻坚三四年，也只是维持了一个半CPU项目的开发，x86繁重的历史包袱，是“吸收创新”的巨大拖累。

全自主，需要从底层开始，几无可能；引进x86架构，却也面临被断供、无法更新的担忧。国产CPU的下一步，不得不回到最本源的问题：生态。

生态摸索

对于国产CPU来说，最好的老师始终是英特尔。不同之处在于，引进派采取“进口”拿来的思路，要在中国复制一个英特尔的国产化镜像，保证产业链的供应安全。而自主派需要做的，是学习英特尔在历史上的打法，最终形成一个在技术上不依赖外部供应的产业链。

简而言之，引进派学形，自主派学神。

另一方面，学英特尔不是问题，但学哪一年的英特尔是个大问题——所有采购单位遇到龙芯，都会提出一个直击灵魂深处的问题：你们离英特尔有多远？

在带领龙芯经历了“大炼多核”的惨败后，胡伟武逐渐想明白：国产CPU应该学习的不是现在的英特尔，而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特尔：单扛众多竞争对手，利用“人民战争”打赢市场之战的革命者。

1985年，英特尔在DRAM市场被日本厂商群殴，CEO格鲁夫力排众议，集中转向彼时的“非主流市场”：应用于个人电脑的CPU。起初，英特尔在技术上处于劣势，但采取了三个策略：

（1）从低端市场做起，造出好用的CPU，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2）保持向前兼容，虽然背上了历史包袱，但能够笼络一大批忠诚客户；（3）开放x86架构，制定外围标准，在产业链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群众斗地主。

这三大策略，即是英特尔完成从电脑到服务器CPU统一战争的屠龙术。领悟到英特尔的致胜秘诀，从2012年开始，龙芯采取了三步走战略：

首先从嵌入式CPU着手，把龙芯应用到门锁、学习机和卫星上面。这些场景本来就是MIPS架构的天然场景，保证了现金流；然后中止多核研发，专注把单核性能做上去，这对普通用户的日常使用非常关键，也保证龙芯测试的时候不会拉胯；最后主动团结一切能团结的系统商、软件商和ODM工厂，像服务员一样服务好他们。

三步走逐渐取得成效，龙芯在2015年营收破亿，初步盈亏平衡。度过了鬼门关后，胡伟武发现，对于几乎没有独自建立过现代信息生态的中国人来说，国产CPU的生态工作千头万绪，只能参照另外一个学习对象，苹果。

在英特尔的世纪商战后，苹果实际上继承了其衣钵，但苹果的自研芯片之路其实也面临着两个特殊的难题：其一，从最上层的应用到最底层的芯片，其中层峦叠嶂，哪些是四两拨千斤的抓手？其二，苹果自研ARM芯片，一开始跑分极其难看，如果芯片拖了后腿，怎么保证终端产品的体验？

随着政府应用测试逐批次深入，胡伟武意识到，国产CPU构建生态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就是苹果式的问题，放在中国的环境下，可以总结为两个问题：

一是产业离散，拼图残缺。长期以来，中国的ICT产业链基于外国的架构根基，做应用的人多，造轮子的人少。几百万精于java的程序员拿得出手，但一说到java虚拟机，则寥寥无几。同样的尴尬，也存在于API接口、QT库、甚至底层一点的计算机语言。

二是系统多冗余，少系统优化。x86和微软体系带着几十年的历史包袱，越来越繁重冗余，照葫芦画瓢地引进和使用，让信息系统不堪重负。但实际上，在新建的国产CPU+操作系统里，完全可以大幅优化，提升体验。

按照这两个逻辑，龙芯两面出击。一面，龙芯干脆自建java虚拟机、API接口等中间层，用这些关键的轮子承上启下。另一面，对于党政军的关键应用，龙芯消除冗余、提高效率。某指挥系统应用在经过优化后，龙芯的运行时间从每秒3帧提升到了30帧，比同时期的英特尔产品还要高50%。

随着生态的建立和使用体验的提升，龙芯应对住了挑战，国产CPU产业链也逐渐确立了两个原则：一个是自主可控政策划定下的“篱笆墙”内的竞争；一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前者瞄准国产CPU的研发强度，后者则指向公平竞争下的全产业链建设。

随着时间推移，这两条原则成为极具指导意义的国产CPU发展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半开放的ARM架构给出了充足的自主研发空间，且有海量移动端应用可以方便移植，凭借这两点优势，ARM派路线飞速崛起，最终迎来了一位重磅级选手，华为。

2019年初，华为发布了首款ARM架构服务器CPU“鲲鹏”，并与各省市建立了鲲鹏计算产业联盟，2020年5月，鲲鹏CPU进入中国电信采购名单。华为一如当年在程控交换机市场的打法，绑定各地电信局，共荣共存，最终凭借技术升级和渠道，完成了对交换机的国产化。

一方面，“鲲鹏”给国产CPU带来了新的突破；但另一方面，“鲲鹏”也让“能打的只有华为”这句席卷若干行业的话，又涵盖了一个新的领域。这里面有自豪，也有尴尬。

尾声

2018年，中兴事件爆发，国产CPU市场开始放量崛起。

在离开联想的二十多年间，倪光南始终在为国产CPU奔走。当初的倪柳之争成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贸工技”与“技工贸”的纷争直到今天都是社交媒体上的话题。

倪光南当年的年轻助手梁宁，在中兴事件后把倪光南描述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在当时引发了热议，国人无不唏嘘[6]。

1994年，随着贸易壁垒拆除，英特尔、微软等海外公司大举入华，倪光南奔波于北京上海两地，策划成立电脑CPU设计中心，尝试失败。随后，倪光南又搞了一个“方舟CPU”，类似于今天谷歌上网本的极端超前的想法，结果公务员被摊派下去都不想用，第二次尝试告败。

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业发展，大多都尊循这么几个步骤：领导殷切关怀-部委高度重视-财政天量投入-企业集中攻关-技术取得突破。大多数领域都依赖于这套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模式，然而这套模式有两个关键的前提——不考虑成本，不考虑良率。

时至今日，中国半导体行业很多“达到国际水平”的成果，要么只能服务于个别的小众市场，要么评审验收之后就生锈落灰。

上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变化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技术自主的担忧，“自主研发”的口号响彻云霄。但胡伟武在课题组领导龙芯研发时，深处的环境是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几无根基的消费市场和陈旧落后的制造体系。更要命的是，半导体天生是一个“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行业。

换句话说，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产CPU配套的基础设施都难言齐整。作为工业与科技的皇冠，CPU需要的不只是满腔热血和埋头苦干，而是产业配套、经济结构乃至综合国力的比拼。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英特尔、苹果和华为，谁的研发费用最多？谁的最少？

答案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从华为开始公布年报的2006年算起，苹果的研发开支没有一个年份比华为高。而到了2018年，华为的研发投入才第一次历史性的超过英特尔。

但强如华为，其推出自研服务器CPU也就是近两年的事情，甚至还要早于苹果的M1芯片。在英特尔盘踞的电脑和服务器CPU大本营，除了拉胯几年真香几年的AMD，一直缺乏有力的竞争者。

前段时间，胡伟武的一段“14nm芯片已经够用的言论”再度引发争议，很多人只注意到“不要美国做5纳米，我们就要做5纳米”的言论，而忽视了后半句：“90.9%的应用都能用14nm，只要做好系统优化，就能够在市场中有很强的竞争力。”

与筚路蓝缕的3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有市场、有政策、有紧迫、有口号。但对于国产CPU来说，需要理想主义的热忱，也需要对市场规则的敬畏，更需要对科研人员的慷慨、包容和耐心。

中国的很多产业，并不害怕屡战屡败，害怕的是“今天大手一挥，明天造不如买”的左右摇摆。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史蒂夫·乔布斯传，沃尔特·艾萨克森

[2].龙芯的足迹，胡伟武

[3].尴尬中国芯：龙芯CPU的艰涩之旅，财经文摘

[4].汉芯造假案系列，21世纪经济报道

[5].龙芯首席设计师：用领袖思想武装龙芯课题组，财经文摘

[6].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梁宁

[7].龙芯中科官方公众号

【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虽然早已卸下身上谷歌CEO的职务，但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近期频繁在人工智能（AI）的相关问题上发声，并多次渲染“中国威胁论”。

当地时间3月7日，这位谷歌前CEO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期间他再次抛出美国“人工智能领军者”地位即将被中国取代的论调，以此来敦促国会加大对该科技领域的研发资金投入，防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市场取得优势。

据《福布斯》杂志（Forbes）等媒体报道，施密特在采访中还发出警告称，美国如不采取行动，事态将可能引发国家安全和隐私问题，最终还可能构成“国家紧急状态”的局面。

谈话中，他多次强调“国家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一词，声称中国目前在5G领域10倍领先于美国，美国已在5G上面临这一形势，甚至可能“已经输掉了这一局”。

《福布斯》报道截图

“人工智能领军者”地位不保，呼吁国会投钱

3月7日，现年65岁的施密特在接受CNN主播法里德·扎卡利亚 （Fareed Zakaria）采访时表示，鉴于中国在2017年设立的目标，计划到2030年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美国在未来十年可能会“相当快”地失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他还指出，美国在3D制造、机器人学、人脸识别技术和超级计算机等方面也落后于中国，而这些技术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

“（美国）政府至今没有对这项新技术（人工智能）做好准备。”施密特声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制造和传播有害信息，可能会“对民主构成威胁”，还可被用作战争武器。

而为了增强美国的竞争力，施密特的建议也颇为直接和大胆，他呼吁国会将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科研预算从今年的15亿美元逐年提升，到2022年达到20亿美元，之后每年翻一番，到2026年达到320亿美元。

施密特接受CNN采访 视频截图

“中国5G领先美国10倍，已是‘国家紧急状态’”

施密特告诉主持人扎卡里亚：“除非我们在联邦政府和国际安全层面集中精力研发人工智能，否则这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威胁。例如，如果这些技术是在中国建立的，它们将不一定会遵循我们的隐私规则或道德规范，我们必须小心打赢这场仗。”

采访中，施密特不止一次提及“国家紧急状态”这个词。除了人工智能以外，他还担心中国的5G技术，并大肆渲染。

“我估计中国在5G领域比我们领先约10倍，这也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美国需要为电信公司提供必要的带宽和资金，以实现扩展的目标，我们可能已经输了，情况非常糟糕。”施密特说道。

施密特曾于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间担任谷歌CEO，目前则是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的主席，负责每季度向美国国会提交相关报告和建议。据《福布斯》杂志介绍，该委员会中的成员还包括了甲骨文公司CEO萨弗拉·卡茨（Safra Catz）和亚马逊新任CEO安迪·贾西（Andy Jassy）。

前谷歌CEO施密特，目前是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视频截图

去年至今，谷歌前CEO多次公开谈论中国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施密特此前已在多个场合渲染“中国威胁论，不仅曾说出过“不惜一切代击败中国”等言论，甚至还不断提醒美国政府“紧盯中国”、“对抗中国”。

去年10月15日，他在一场视频会议上声称，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在人工智能领域击败中国，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

同年10月21日，针对美国政府当时对谷歌提起20年来规模最大的反垄断诉讼案，施密特又出来为自己的老东家辩护，甚至还试图“祸水东引”，声称美国政府应该把时间精力花在中国身上，而非紧盯着谷歌。

热衷于向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出点子”的他还表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值得关注的，如果美方输掉了这场竞争，这50年来的（经济）增长将面临困境。

而到了今年2月23日，在当天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主题为“新兴技术及其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听证会上，施密特则作为证人发了言。

听证会上，施密特强调，随着中美两国在科技方面的竞争不断持续，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对抗极具“紧迫性”。他当时宣称，美国在人工智能上对于中国的领先程度只有一两年，而非五年十年，而在人脸识别等技术上，中国更是遥遥领先，“这种威胁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观察者网 讯）“拘押一名在生意上击败你的中国女高管，就是在国家关系中任意拘押外国公民的行为，即便拘押她的人戴的是假发而非军帽。”

当地时间3月5日，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Teodoro L. Locsin Jr.）在推特上转发一篇呼吁中国增加国际法律体系影响力的文章时，如是说道。有分析称，他的这番话是批评加拿大任意拘押中国公民孟晚舟。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日回应说，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上扮演了美方的帮凶，其所作所为正是任意拘押外国公民的直接例证，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

洛钦推特

5日当天，引起洛钦转发的，是一篇由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研究协会（Hong Kong-APEC Trade Policy Study Group）董事长大卫·杜德维尔（David Dodwell）在《南华早报》上撰写的评论文章。文中建言称，现有由西方世界把持的国际法律体系下，中国应增大增强自己的法律团队，以争取更多国际贸易商上的利益。

杜德维尔文章开头即表示：“我经常开玩笑地说，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是由律师管理的，而中国是由工程师管理的......法律专业人士需要保护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利益。”

但杜德维尔认为，目前国际法主要是用英语进行的，并遵循在美国、英国和英国殖民帝国前殖民地使用的普通法规则，这甚至会让欧盟律师处于不利地位。此外，目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肯定会损害那些为中国辩护律师的信誉。而要培养足够数量的国际法专家，还需要很长时间。

他用一组数据来说明目前的中美律师现状：美国拥有约133万执业法律人员，而截至2019年底，中国有47.3万名执业律师，较2010年增长148%，但仍远低于美国的法律“军队”。这意味着美国每246人中就有一名律师，而中国每2700人中才有一名律师。

最后，杜德维尔建议说，中国支持目前的经济和金融机构，并在更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时遵循西方长期存在的法律规则。中国未来可能仍旧由工程师领导，但未来也期望有更多律师。

洛钦对此肯定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中国将依靠律师在它支持的国际法庭上辩护，而不是推翻这篇文章所承认的：一个偏向英国律师的全球法律体系，并对斜眼的大律师（slant eyed barristers）抱有偏见。”

所谓“斜眼”，指的是西方世界对亚洲人的一种种族歧视用语。洛钦借此反讽一个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法律体系。

随后，洛钦又在转发下追加评论称：“为什么不采用拉丁语或世界语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呢？你知道，拘留一个在商业上击败你的中国女高管，就是在国家关系上任意拘留一个外国人的行为，即使拘留她的人戴的是假发而不是军帽。”

洛钦 官方图

有分析称指出，洛钦上述言论是批评加拿大任意拘押中国公民孟晚舟。

孟晚舟 东方IC图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加拿大警方拘押，至今未获自由。自此以后，孟晚舟事件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当地时间3月1日，孟晚舟在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出庭。从这一天开始，法庭将连续5天就孟晚舟的律师提出的“程序滥用”申诉理由中的第一个分支，也就是政治驱动进行辩论。

按照法庭的排期，对“程序滥用”申诉理由第一个分支的辩论将在3月1日到5日持续5天，然后在3月份到5月份之间陆续对这四个分支继续法庭辩论。但具体何时作出判决，目前还没有确定信息。

加拿大刑事辩护律师、引渡法权威加里·波特丁（Gary Botting）此前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就指出，特鲁多口口声声强调“法治”，将案件交给法庭，却并不了解或承认法律赋予行政部门干预引渡案件的权利。身为总理内阁成员的司法部长，事先就应该基于政治权宜判断是否继续引渡。没有做到这一点恰恰是违背了加拿大的法治精神。

而针对洛钦的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8日表示，事实早已充分说明，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炮制这一事件，不是出于什么法律原因，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

加拿大政府扮演了美方的帮凶，其所作所为正是任意拘押外国公民的直接例证，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我们敦促加方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此外，8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台湾联合新闻网3月8日报导，根据Google Earth的卫星图片，福建的龙田机场和惠安机场都在大幅度扩建，如加长跑道和增设停机坪。龙田机场距离台湾170公里，惠安机场也只有190公里，战斗机从两地起飞，7分钟就可飞抵台北。

惠安机场扩建前（左）和扩建后（右）

龙田机场扩建前（左）和扩建后（右）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声称，龙田和惠安的加长跑道可供运-20加油机起降，这将大幅度增加解放军战斗机的留空时间。另外，运-8和运-9反潜机也可以从这里起飞，大大延长在台湾海峡内的巡逻时间。解放军空降部队可通过高铁秘密集结到龙田和惠安登机，发动突击空降，所以台军“不可不察”。

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也声称从龙田、惠安出击可节省时间、节约燃油，节约兵力，是解放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规划。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是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下属国家安全与决策研究所、国防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非传统安全与军事任务研究所、中共政军研究所、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网络作战与资讯安全研究所、量化分析暨决策推演中心，前“国防部长”冯世宽卸任后调任第一任董事长，卸任后由前“参谋总长”霍守业接任。按说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不是什么野鸡机构，但这样的见识令人错愕。

龙田和惠安一直是军用机场，但离台湾太近，也早就不是一线主力了。龙田和惠安到台北只有7分钟，新竹和清泉岗到龙田和惠安也只有7分钟。台军也不是毫无远程对地打击能力，如雄峰2E的射程可达600公里，增程型可达1200公里，打击龙田、惠安不成问题。解放军要是把大批战斗机、运输机、反潜机部署在这里，才叫脑子进水了。  

解放军空降兵要从这里出发，更是舍近求远，毫无道理。事先在龙田和惠安进驻大量运输机，然后用高铁向龙田和惠安集结，再登机突袭，这是怕台军不能早早警觉，还是怕台军不懂打击集结地？有这个功夫，为什么不直接从深远内陆登机，直接飞往台湾，执行突击空降？那样速度更快，隐蔽性和突然性更好。

那为什么扩建龙田和惠安呢？不会是因为民用。龙田离福州很近，惠安离泉州很近，但福州已经有长乐国际机场，泉州有晋江国际机场，扩建龙田和惠安只能是为了军用。但军用不等于就是战斗机、运输机、反潜机。

直升机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会发挥巨大作用。直升机有航程短，维修量大的缺点，也有便于在任何平地起落的优点。作为离台湾最近的机场，龙田和惠安机场有天然的位置优势，适合作为行动中的中继机场，为往返穿梭的直升机加油和短停检修，或者作为紧急备降点。这可以极大地扩大直升机的登机点范围，也可供受到战损的直升机就近着陆、抢修。直升机不需要跑道，但短滑跑起飞可以大大增加航程和起飞重量，不不仅对STOVL飞机有效，对直升机也有效。降落还是用垂直降落，简化运作，减少占地。

另一个重要应用是无人机。如今无人机已经是一个精彩的大世界了，笼而统之说无人机等于什么也没说。最常见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一般都是长航时的，留空时间动辄30小时，换句话说，航程也很长，没有必要靠前部署。美国Skyborg或者中国攻击-11那样的战斗无人机就不一样了，速度快很多，但留空时间和航程也要低很多，靠前起飞减小被拦截的窗口，还容许出击时多带弹药。

Skyborg（上）和攻击-11（下）这样的战斗无人机更加适合靠前部署

战斗无人机大批靠前部署也会引起注意，但这是介于导弹和有人战斗机之间的东西，可以靠前部署、长期待命，并不需要日常训练起飞所需要的人力，也不需要常年保持大量维修人员，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几乎无预警地发动就地攻击。正巧，这些无人机既可以用火箭助推起飞，也可以用跑道滑跑起飞，但降落是肯定要用跑道的。这些前沿机场正合适。

不管怎么说，龙田机场和惠安机场不会用作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安全距离起飞的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反潜机。

苏紫云有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博士学位，想来攻读的是国家安全有关的学位，而不是家政或者传销。联想到前不久台湾政治大学校长郭明正还在信誓旦旦“政大绝对是华人社会在人文科学的第一名”，北大、清华“落后” 了。台湾的大学能产出苏紫云这样不着调的“专家”，还能得到台军中将的背书，真是令人莞尔。

（观察者网讯）据路透社报道，在两名接种者分别在接种后死亡和出现肺栓塞症状后，奥地利卫生机构已于3月7日宣布暂停接种由阿斯利康生产的同批次新冠疫苗，并对接种者展开调查。

报告称，这两名接种者均为女性，且都是下奥地利州茨韦特尔诊所的护士。其中，死者现年49岁，在接种后因出现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而死亡；另一名接种者35岁，她出现了肺栓塞症状，目前正在康复中。

该机构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疫苗接种与两起事件有因果关系。基于临床数据，凝血不是阿斯利康疫苗已知或典型副作用。有关专家正对此展开调查。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将暂停为民众接种同批次疫苗。“作为预防措施，涉事批次的剩余疫苗不再分发或接种。”

阿斯利康公司一名发言人说，没有确认这款疫苗有严重不良反应，企业对所有批次疫苗“严把质量关”。迄今，临床试验和投入使用后的情况表明，这款疫苗安全、有效，在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推广接种。

这名发言人说，公司将与奥地利政府取得联络并将全力配合调查。

欧盟1月29日批准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与英国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投入紧急使用。

【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希望外国媒体记者将焦距对准中国时，既不要用‘美颜相机’，也不要用‘灰黑滤镜’。中国希望并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3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两会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最后一个问题，聚焦在当下外媒记者“如何报道中国”。有记者提出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选择性报道，部分始终戴着“反华滤镜”大肆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这与曾经延安时期的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形成强烈对比。

记者会上，王毅高度评价了两位外国记者，一位是斯诺，另一位则是不久前为众多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法国人维瓦斯。两位记者国籍不同、生活时代不同，但他们都通过自己的笔，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并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资料图：美国记者斯诺

这位法国人的涉疆报道，和BBC不一样

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记者大肆在涉华报道中制造假新闻，甚至在这些谎言被拆穿后，依旧死不承认，屡教不改。就在3月3日，此前曾炮制多篇涉华假新闻的BBC驻华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竟还在推特上连发数条推文，借新疆话题抹黑中国。

其中，沙磊拿出2017年央视一则报道新疆脱贫工作的视频，指鹿为马般地将当地人外出务工改善生活歪曲成是“强迫劳动”。而他的这一推特，居然还得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的转发，此人近期也曾在推特上恶意抹黑香港国安法。

3月7日，王毅在记者会上回答涉疆问题时，提及了一位名叫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的法国知名作家、时政评论家、记者。

2011年，他出版了《达赖并非如此“禅”》一书，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达赖喇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面目，一度在国外掀起“西藏真相热”。而近期，他推出新书《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用自己两次亲赴新疆的经历讲述了繁荣稳定的真实新疆。

维瓦斯新著《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

在这本书中，维瓦斯真实记录了新疆反恐去极端化举措和历史性发展成就，同时明确表示，正是那些从未去过新疆的人制造假新闻，在杜撰抄袭中以讹传讹、断章取义，才会制造并传播所谓“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等涉疆谎言谣言。

作为新闻媒体从业者，与维瓦斯相比，沙磊、博图斯等人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可以说是相去甚远。

“不要美颜相机，也不要灰黑滤镜”

除了编造虚假新闻，一些外媒在抹黑中国时所用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今年1月，在BBC拍摄的纪录片《重返湖北》中，一些中国网友就见识到了英媒的“滤镜”用得有多炉火纯青。片中的武汉一副灰暗，不少中国网友吐槽BBC使用了“阴间滤镜”。

BBC《重返湖北》视频截图，武汉永远一副“雾霾灰”

而在去年12月另一档武汉纪录片中，BBC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同一则视频报道，虽然摄像、监制、制片、剪辑人员都一模一样，但点开视频对比就能发现，英文版画面明显色调偏暗、苍白暗淡。

BBC纪录片中文版

BBC纪录片英文版

在7日的记者会尾声，《中国日报》代表众多网友向王毅提问：

一些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选择性报道，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在延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和他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让世界首次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真实的红色中国。您认为今天的外国记者中是否还能产生“斯诺”？

这一问题里的主人公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许多中国人并不陌生。他于上世纪30年代起到访中国，是最先采访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和客观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那一时期，除了斯诺，包括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外国记者也曾来华报道采访，此三人更是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3S”。

王毅就表示，80多年前，斯诺和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一批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陕北延安，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忠实介绍给了世界。

资料图：斯特朗（左）和史沫特莱

曾经的“红色中国”，很少有人真正了解

1905年7月17日，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西部城市堪萨斯城。密苏里人有一句谚语——“用事实说话”，斯诺此后的人生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斯诺曾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在此书中不仅第一次向世界全面地、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让他本人在中国家喻户晓。

1928年，斯诺作为记者来到中国，遍访数十个城市。1930年至1933年，斯诺担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游历记者、驻北平代表，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和日本、越南、缅甸、印度等国采写旅行通讯及评论。

1934年，斯诺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至1937年，讲授“新闻特写”和“新闻通讯”。1935年，他更是参加了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

资料图：毛泽东与斯诺

当时，在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之下，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几乎一无所知。而在中国期间，斯诺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捕杀，也看到工人、农民、学生纷纷冒死加入共产党。

1936年，斯诺终于等到了一个“特别的机会”，在宋庆龄的秘密安排下，他前往陕北苏区采访。起初，他只计划待上几周，可最终没想到，一待就是四个多月。

“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斯诺后来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

到达陕北后，斯诺接连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等红军领导人，他也是第一位走近毛泽东的西方记者。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更重要的是，他还见到了一批为自由和理想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人。

访问延安，斯诺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对于“红色中国”，那时的人们还知之甚少，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许多人只是道听途说，听信那些妖魔化宣传，很少有人亲眼看到。

通过在陕北的采访，斯诺先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文章和照片的形式在多个媒体上发表。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之上，他又于1937年7月在北京写成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当时在英国、美国等多国出版，后来经少量增删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引起极大轰动，成为畅销一时的热门书籍。

“《红星照耀中国》有几十种语言，近百种版本。一直到今天，各国还在重印《红星照耀中国》，说明各国人民还把这本书作为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的一本经典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风行，主要在于其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斯诺用记者的目光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这样评价。

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仍在延续，他多次来华访问，不仅发表了大量著作，也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胰腺癌病逝于瑞士日内瓦，享年66岁。依其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带回美国，还有一部分骨灰葬于原燕京大学未名湖畔（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在3月7日的记者会上，王毅评价称，斯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看待中国共产党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始终坚守客观真实，始终追求公正良知。斯诺所展现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让人敬佩，他为增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倾注了毕生心血，中国人民至今仍然怀念他。

对于一些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选择性报道、恶意地歪曲事实，王毅表示，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了解中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媒体都应坚守职业道德。

王毅强调，希望外国媒体记者将焦距对准中国时，既不要用“美颜相机”，也不要用“灰黑滤镜”。只要真实、客观、公正，你们的报道就会丰富精彩，就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中国希望并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自大陆方面因检疫问题暂停进口台湾菠萝之后，民进党当局上上下下急得“跳脚”，岛内多档电视政论节目更是连日讨论此事。

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AIT）也不忘“煽风点火”，3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图文作秀，“力挺”台湾菠萝（台称凤梨）。照片中，AIT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办公室桌上不仅摆放着菠萝，连协会门口也摆出了“菠萝阵”。

不过，针对类似的做法，美国共和党海外部亚太区前主席方恩格（Ross Feingold），在3月6日的一档台湾政论节目中直言，AIT的这一做法不仅没用，而且有点幼稚。在他看来，此举无疑证明了美方对台湾是“口惠而实不至”。

视频截图

节目中，多位嘉宾讨论了有关大陆暂停进口台湾菠萝的问题，近期常活跃于岛内电视荧屏的美国人方恩格也加入了讨论。此前，他在这档节目中就多次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说出过许多“大实话”。

方恩格表示，对于台湾菠萝一事，美国能做什么的范围并不大，因为台湾许多农产品其实并没有竞争力。他坦言，美国市场上的菠萝，最大来源是哥斯达黎加，诸如泰国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也较有竞争力。

视频截图

他还称，其实美国在这一方面没办法帮台湾太大的忙，除非美国真的想和台湾签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但在短期之内，他认为这一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我身为一个美国人也常常上节目或在社交媒体上等等，我是觉得这种方式（AIT支持台湾菠萝）没用，而且有点幼稚。”

方恩格此言一出，节目主持人立刻追问：“你说AIT的做法？”

方恩格接着表示，不管是美国智库学者在第一时间都陆陆续续发推特， 支持吃台湾菠萝，喝澳大利亚红酒什么的，还有一些美国政治人物或外交官，这些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主持人补充道：“Ross的说法就是，美国现在的做法就是口惠实不至？”对此，方恩格则反问道：“你不觉得吗？”

图自AIT脸书 下同

2月26日，在多次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后，大陆为从源头上防范植物疫情风险，宣布自2021年3月1日起暂停台湾地区菠萝输入大陆。自身水果品质出现问题，民进党当局不自我检讨，反倒对大陆作出多项无端指控，甚至“馊招频出”，号召岛内全民吃菠萝“撑台农”。

而在3月2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在脸书上发文称，“你今天凤梨了吗？AIT今天、明天，往后的许多天都要凤梨！”除了附上AIT一贯鼓吹的“真朋友真进展”的标签，还有“团结爱凤梨”的标签。

“来寻寻觅觅AIT的凤梨吧，”美在台协会发布了7张图，共计出现30颗菠萝。有的“躲”在书柜中，有的被摆放在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Brent Christensen）的办公桌上。

更让人感到迷惑的是，几颗菠萝在美国在台协会门口石墩上一溜排开，办事处内的几根石柱上，也分别放了一颗菠萝。对此，有网民调侃，“这是摆阵吧？”“原来是帮台湾的渡劫阵法”。

对于AIT此举，香港中评社3月3日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似乎是有意借“菠萝事件”间接制造两岸矛盾，并趁机刻意拉拢岛内人士。报道讽刺，AIT摆满“菠萝阵”拍照可能只花了不到1000元新台币（约合不到人民币233元），如果美方真的“挺台湾”，是否应该实际解决台湾农产品的外销问题？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3月7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文字实录：

主持人 金晴中：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大会新闻中心很高兴地邀请到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先生出席今天的记者会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王毅：大家好。

主持人 金晴中：下面请国务委员王毅先生同大家交流。

王毅：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

今年的记者会仍然是一场以视频方式同大家见面的特殊记者会。中国尽管已经有效控制住疫情，但还有不少国家仍在同病毒奋勇抗争。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存在疫情，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的努力就不应停止；只要还有一个人感染病毒，我们就都有责任向他伸出援手。团结就是力量，坚持就是胜利，曙光已在前头。中国愿继续与各国团结合作，为人类彻底战胜疫情而作出不懈努力。

下面，我愿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2020年无论是对世界各国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想请问您如何评价过去这一年的中国外交？今年中国外交又将有哪些重点和亮点？谢谢。

王毅：2020年，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为人民负重，对世界尽责，全力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积极发挥中国应有的作用。

一年来，最精彩的是元首外交。习近平主席以“云外交”的创新方式，同各国领导人共商合作大计，展现了大国领袖的世界情怀，也为国际社会团结抗疫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一年来，最坚定的是捍卫国家利益。我们坚决反对世界上的霸权霸道霸凌，坚决顶回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容诋毁，中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必须维护。

一年来，投入精力最大的是抗疫外交。我们为国内抗疫尽心尽责，同国际社会守望相助，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为全球抗疫作出了中国贡献。

一年来，最牵挂的是海外同胞的安危。疫情之下，我们及时向有需要的海外公民伸出援手，全力以赴提供保护救助，把外交为民扛在肩上，落到实处。

一年来，最关注的是把握全球治理的方向。面对单边主义肆虐，中国旗帜鲜明予以抵制，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关系准则。针对保护主义抬头，我们身体力行扩大开放，发挥中国超大型市场优势，为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对中国而言，2021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外交也将开启新的征程。

我们将牢记党和国家重托，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增进中国同世界的相互理解，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者，积极维护和拓展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通过全力服务“十四五”规划开局起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我们将着眼后疫情时代，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世界经济早日复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

我们将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中国的牛年，牛象征着坚韧，代表着力量。新的一年，元首外交将继续领航定向，中国外交将谱写更精彩篇章。一个重情义、有定力、讲原则、敢担当的中国，必将为世界传递更多温暖与希望，为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信心和力量。谢谢。

塔斯社记者：中国和俄罗斯是好邻邦，我们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2020年疫情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请问疫情对中俄关系有何影响？

王毅：很高兴先回答我们俄罗斯朋友提出的问题。我们看到面对世纪疫情，中俄两国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紧密合作，我们携手抵御新冠病毒，共同抗击“政治病毒”。“中俄组合”团结如山，始终是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中俄合作越要坚定前行。两国要互为战略依托，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时代的要求。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双方已商定将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将是中俄关系的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我们双方将弘扬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的条约精神，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我们将打造战略互信的典范，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核心重大利益，联手反对“颜色革命”，打击各种虚假信息，维护各自主权和政权安全。

我们将打造互利合作的典范，深化“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经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同时拓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我们将打造民心相通的典范，弘扬传统友好，促进人文交流，让中俄友谊薪火相传。

我们还将打造公平正义的典范，携手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谢谢。

人民日报记者：您曾经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的灵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该如何理解党领导外交的深刻含义？谢谢。

王毅：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外交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外交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当然也是中国外交的定盘星。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的这一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外交要履行的责任与担当。珍视独立自主、弘扬公平正义，党的这些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外交要秉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和平发展，谋求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党章和宪法的规定，也是中国外交要努力的道路和方向。

外交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成就，都得益于党中央的统揽全局、运筹帷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全球视野、从容的战略定力、坚毅的责任担当，创新外交理论实践，擘画外交发展蓝图，带领中国始终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未来必将可期。实践已经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最大的政治优势，是中国外交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我们将一如既往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用党的光荣传统砥砺外交风骨，用党的历史经验启迪外交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谢谢。

埃及中东通讯社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已一年有余，但非洲国家在应对疫情，特别是获取疫苗和偿还债务等方面，仍面临较大困难。去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今年双方将在塞内加尔举办新一届论坛会议。在此背景下，中方将如何帮助缓解非洲国家面临的困境？中方对深化中非合作有何设想？

王毅：非常愿意回答非洲兄弟的问题。中非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双方既是战友，又是兄弟。这份情义坚如磐石，历久弥坚，中非永远是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好伙伴。确实像你所说，去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20年来，我们双方相继制订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双方贸易额增长了20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增长了100倍，友好城市总数达到150对。中非合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样板，也是国际对非合作的表率。

当前，帮助非洲各国抗击疫情、复苏经济是中非合作的重中之重。去年，习近平主席倡导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援非举措。迄今为止，我们已向非洲提供近120批紧急抗疫物资，向15个国家分别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已经并将向35个非洲国家及非盟委员会提供疫苗，中方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项目已正式开工，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正在抓紧推进。今年，我们将在塞内加尔举行新一届论坛，我们愿以此为契机，支持非洲彻底战胜疫情，强化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支持非洲加快工业化建设，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加快一体化进程，融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支持非洲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维护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中非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构建更紧密命运共同体，必将为非洲发展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香港中评社记者：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全国人大将就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一些国家政府批评中方有关举动有违“一国两制”，损害香港民主发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王毅：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既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保持香港长治久安的实际需要，也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权力和责任，完全合宪合法，正当合理。

放眼世界，无论在哪个国家，效忠自己的祖国都是公职人员以及竞选公职的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伦理。在香港也一样。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如果不爱国，谈何爱港。爱港和爱国是完全一致的。

香港在殖民统治时期，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回归24年来，没有谁比中央政府更关心香港民主的发展，更希望香港保持繁荣稳定。香港由乱变治，完全符合各方利益，也将为维护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和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提供更坚实的保障。我们有决心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有信心让香港的明天越来越好。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气候变化和全球疫情是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潜在领域。但国家安全和人权显然是美新一届政府外交政策核心，其中涉及南海、台湾、新疆、香港和西藏等议题。为了稳定中美关系，您觉得中美是否有进行双边对话的空间，并在以上任何一个议题上作出让步吗？

王毅：谈到中美关系，首先还是要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个原则，这是《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中美在内，各国都应切实遵守。你刚才提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做得好不好，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应该怎么做，中国人民才是主人翁。同时，我们愿在尊重国家主权前提下，与各方增信释疑，讲明事实真相。但我们绝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指责抹黑，绝不允许核心利益受到侵犯。长期以来，美国动辄打着所谓民主、人权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在世界上制造了诸多麻烦，甚至成为动荡战乱的根源。美方应早日意识到这一点，否则这个世界仍将不得安宁。

作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美之间有分歧有矛盾在所难免，关键是要通过坦诚沟通加以有效管控，防止战略误判，避免冲突对抗。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更重要的是，无论从两国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合作，都应当成为中美双方追求的主要目标。中美可以合作、需要合作的清单就放在我们面前，包括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等，我们愿本着开放态度与美方探讨和深化合作。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解除迄今对中美合作设置的各种不合理限制，更不要再人为制造出新的障碍。

上个月中国农历除夕当天，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通了电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愿与美方一道，全面落实这次重要通话的成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辞旧迎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记者：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请教您对此的看法。另外，许多国家期待联合国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请教您中国的主张？多谢。

王毅：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及时。

50年前，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当时会议大厅爆发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亚非拉兄弟为此欢呼拥抱，57个国家的代表轮番登台向中国表示祝贺。从那个历史性时刻起，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重返联合国大家庭，联合国才真正具备了普遍性。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增加了一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中坚力量，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500多项国际公约，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常任理事国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始终主持公道正义，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我们这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随着国际形势不断深刻演变，国际社会希望联合国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中方认为，不管形势怎么变，改革怎么改，有几点必须坚持：

首先，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宪章》为各国交往和解决冲突制定了基本准则。任何违反《宪章》的行为都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破坏。

第二，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国都应自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

第三，坚持联合国平等协商的基本规则。联合国不是大国俱乐部，更不是富人俱乐部。各国主权平等，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的权力。应当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更多体现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意愿。

今年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宣布的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举措，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事务，为实现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联合国理想而持续努力。谢谢。

法新社记者：在上个月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称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又回来了，中方是否对美欧关系走近感到担心？中方是否想要分离美欧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中国和欧盟达成了投资协定，这一举措是否为了将欧方吸引到中方的吸引力范围之内？特别是这份协定提出希望中国能够签署“强迫劳动公约”，中方是否打算这样做？

王毅：过去一年，习近平主席同欧方领导人成功举行三次视频会晤，保持密集高层沟通。双方在携手抗疫中增进互信，在共庆建交45周年中提升合作，不仅签署而且生效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我要强调的是，不管是地理标志协定还是中欧投资协定，这都符合双方的共同需要，不是单方面受益。它之所以能够谈成，也是因为双方达成了共识。去年中国首次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可以说中欧关系在危机和挑战当中展现了韧性和活力，也向世界释放了积极和正面的信号。

中欧关系的历程充分证明，中欧之间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合作共赢是双方关系的主基调；中欧两大文明可以对话交流，我们不是制度性对手；中欧独立自主开展合作，就能办成很多大事。我愿重申，中方将会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支持欧盟的团结自强，支持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认为，中欧代表着多极世界两支重要力量，双方关系是平等、开放的，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制于第三方，所以不存在中方希望分化美国同欧洲关系的问题。同时中方乐见欧盟不断增强战略自主，秉持多边主义理念，致力于大国协调合作。至于你提到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双方履行承诺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中方会履行在这个协定当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包括推进签署国际劳工公约的有关条款的努力，我们也相信欧洲方面会履行好欧盟在这个协定当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总之，我们愿意同欧盟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注入更多的正能量，为国际关系提供更多的稳定性。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中国已经向许多国家援助或是出口了新冠疫苗，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声音在质疑中国搞疫苗外交。请问您对此怎么看？谢谢。

王毅：疫苗是抗击病毒的利器，是拯救生命的希望，应当服务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中国坚定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我们率先承诺疫苗研发后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努力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中国坚定站在疫苗国际合作的“第一方阵”。我们已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合作，100多个国籍的10多万志愿者参与其中。17个中国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60多个国家授权使用中国疫苗。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正在得到各国广泛认可。我们也愿意同各国探讨疫苗接种互认的可行性和操作方案。

中国坚定担当疫苗公平分配的“第一梯队”。中国加入了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承诺首批提供1000万剂疫苗，明确用于发展中国家急需。中国已经并正在无偿向69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我们还响应联合国号召，向各国维和人员捐赠疫苗。我们也愿意与国际奥委会合作，向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们提供疫苗。希望中国疫苗能为全球抗疫带来更多信心和希望。

目前，全球已有多款疫苗上市，选择哪种疫苗由各国自主决定。无论是中国疫苗，还是外国疫苗，只要安全可靠，就是好疫苗。我们反对搞“疫苗民族主义”，不接受制造“免疫鸿沟”，更抵制任何把疫苗合作政治化的企图。我们期望所有具备能力的国家都能尽力向有需要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让各国人民用得起、用得上，真正成为“人民的疫苗”。

阿联酋中阿卫视记者：去年，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一致同意召开中阿峰会，共同宣布携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您对过去一年中阿关系有何评价？中阿峰会何时召开？

王毅：面对疫情冲击，中阿关系去年逆势前行，继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成功召开，双方一致同意举行中阿峰会，具体时间我们会进一步协商。中阿政治关系开启了新篇章。

沙特国王是第一个致电习近平主席支持中国抗疫的外国元首，阿联酋是第一个接受中国疫苗境外III期试验的国家。中阿团结抗疫树立了新典范。

去年，中阿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中国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阿“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有序推进，5G、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合作方兴未艾。中阿务实合作迈上了新台阶。

阿拉伯谚语说，友谊是树，忠实为根，亲善为枝。中国愿同阿方一道努力，精诚团结，携手共进，共同筹备好中阿峰会，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新内涵，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新成果。

新华社记者：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就经济全球化发表过重要讲话，今年又在世界经济论坛就多边主义发表了特别致辞。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评价，一致认为中方在维护多边主义和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请问您对此是怎么看的？谢谢。

王毅：习近平主席时隔四年的两次重要讲话，都是在国际格局演变转折关头作出的重大宣示，对世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4年前，面对全球化的“存废之争”，习近平主席站立潮头，发出了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强音；4年后，面对多边主义的“何去何从”，习近平主席拨开迷雾，提出了践行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两次重要讲话为时代把舵定向，为世界解疑释惑，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多边主义始终是中国的坚定选择，从未因时因事而改变。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难题挑战，解决之道在于各国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认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平等协商、不搞唯我独尊。我们认为，多边主义是旗帜，而不是幌子；是信念，而不是说辞。“小圈子的多边主义”仍是集团政治，“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还是单边思维，“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是正确的选择。中国希望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努力，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未来的道路。谢谢。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王国委您好！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崛起的势头下，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竞争更加激烈，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可能让世界陷入分裂。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王毅：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不可能只有一条路径，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制度的选择需要量体裁衣，不能削足适履。一个国家的路走得对不对，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抹黑、打压与己不同的制度，甚至鼓吹唯我独尊，本质上是一种“制度霸权”。

过去一年来，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告诫世人，人类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当今世界已无法承担分裂的后果，更不能重蹈冲突的覆辙。中方坚定地认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征，制度差异不应成为对立对抗的理由，交流互鉴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激励共同进步。中国文化中，和而不同是君子之德。西方文化里，尊重别人是绅士风度。我们都记得这样一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2000多年前的中国名言就包含了丰富的具有包容性的哲学。我们希望今天的西方国家也能培养这样的气度和修养。各国应当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在这个星球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深圳卫视记者：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入世”是中国融入世界、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请问中方对此的看法是什么？谢谢。

王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20年过去了，我们确实需要认真总结，我认为起码有四个重要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入世20年，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迄今的发展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今后的高质量发展，也应当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第二，必须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关税总水平由15.3%大幅降至7.5%以下，远低于入世承诺的10%，更低于其它主要新兴经济体。货物进口额年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在华设立的外资企业超过100万家。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入世，实现了与世界的共赢。

第三，必须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中国入世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全球产业链优化和资源最佳配置。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不应退回到保护主义和孤立脱钩，而应携手推动这一进程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四，必须坚持世贸组织的核心作用。世贸组织是国际贸易的基石，是全球增长的支柱。中方坚定遵守多边贸易规则，支持世贸组织发挥应有作用，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完善多边贸易体系，不断增强世贸组织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谢谢。

日本共同社记者：日本和中国去年有了中国国家主席访日的构想，也有了改善关系的势头，但最近在中国《海警法》出台之后，日本国内提升了对中国的戒备感。部长对此有何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正在准备今年七月召开东京奥运会，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也不到一年时间了。在奥运会方面中方有没有可能与日方合作？

王毅：近年来，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双方“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达成重要共识，两国人民在抗疫合作中谱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佳话，两国贸易投资合作克服疫情影响逆势增长。这些积极进展表明，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日关系要走向成熟稳定，需要保持定力，不受一时一事的影响。比如你刚才提到的中国颁布实施的《海警法》，这只是一项例行的国内立法，不针对特定国家，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实际上，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早就制定和实施了类似法规。通过友好协商处理海上争议，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中方同周边邻国之间的长期共识。

对于中日交往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双方都可以通过对话沟通增进了解，建立互信。希望日本社会能真正树立起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真正打牢有利于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民意基础。

正像你所说，中日两国将先后举办奥运会。双方完全可以也应该相互支持，共襄盛举，使这两场盛会成为加深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平台，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机遇。让我们今夏聚焦东京，明年相约北京！谢谢。

环球时报记者：近期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诬蔑中国在新疆地区采取行动构成“种族灭绝”，对于这种诬蔑您怎么看待？中方怎么回应？谢谢。

王毅：说到“种族灭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16世纪的北美印第安人，19世纪的非洲黑奴，20世纪的犹太人，以及至今仍在坚持抗争的澳洲原住民。

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谎言。过去40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555万增长到1200多万，翻了一番。过去60多年来，新疆经济总量增长了200多倍，人均预期寿命从30岁提高到72岁。很多去过新疆的外国朋友都表示，他们见到的新疆同个别西方媒体的报道完全不同。法国作家维瓦斯写了一本书，名为《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他用自己两次亲赴新疆的经历讲述了繁荣稳定的真实新疆。他在书中明确表示，正是那些从未去过新疆的人在制造假新闻，在杜撰抄袭中以讹传讹。

一些西方政客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却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宁愿配合少数反华势力的拙劣表演，却不愿正视新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这只能证明，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是真相，而是热衷于政治操弄，企图人为制造出所谓涉疆问题，破坏新疆地区安全稳定，阻碍中国发展壮大。

我们欢迎更多各国人士到新疆去参观访问。眼见为实，谣言终将不攻自破！谢谢。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记者：去年，中国和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您本人在上个月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进行了成功访问，再次巩固了双方的紧密合作，当前印尼同中国关系也达到建交以来最高水平。您认为双方关系发展有何成功经验？展望未来，中国-东盟关系将走向何方？

王毅：30年前，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从此走在了地区合作的前列。孔子说，“三十而立”。经过30年风雨同行，中国与东盟立起了团结互助、平等相待的共同理念，立起了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共同命运，立起了振兴亚洲、开创未来的共同愿景。

去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李克强总理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这充分表明中方对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视，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支持。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愿同东盟打造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开创更加精彩的下一个30年。

我们将进一步向东盟提供抗疫支持。中方正在向东盟各国提供新冠疫苗，并且协助印尼打造东南亚疫苗中心，下一步还将继续对东盟国家的需求予以重点支持。

我们将进一步同东盟深化互利合作。将构建新发展格局同《东盟全面复苏框架》对接，推动RCEP早日生效实施，推动澜湄合作更充分释放潜力，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

我们将进一步与东盟加强战略协作。共同排除干扰，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好地区和平与长治久安。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我们关注到此前美国特朗普政府解除了美台交往限制。也有智库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爆发危机列为全球最高潜在冲突。请问中方怎样看待美国的对台政策？谢谢。

王毅：对于台湾问题，我想强调三点：

首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第二，海峡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大势所趋，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有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第三，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彻底改变上届政府“越线”、“玩火”的危险做法，慎重和妥善处理涉台问题。谢谢。

哈萨克斯坦24KZ电视台记者：您好！我的问题是，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疫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中方未来推动“一带一路”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王毅：去年以来，疫情给世界造成全方位冲击。“一带一路”合作没有按下“暂停键”，反而逆风前行，取得新的成果，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

我们以“共商”为引领，成功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及30多场专业会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我们以“共建”为方向，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重点项目没有一例因疫情而停工，中巴经济走廊、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进展良好，为当地稳经济、惠民生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以“共享”为重点，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货物运量均创历史新高，“陆海新通道”沿线运量同比倍增，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疫情阻碍了人员往来，但阻隔不了伙伴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投入和支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努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通过抗疫国际合作，使“一带一路”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我们搭建“数字丝绸之路”，积极建设“信息走廊”，使“一带一路”永远在线。我们深耕“绿色丝绸之路”，加强绿色能源、绿色基建、绿色金融合作，使“一带一路”成为全球低碳转型和疫后绿色复苏的重要引擎。

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但各方对“一带一路”的需求没有改变，中方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更没有改变。中国将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优路径，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带来更多机遇。我们愿同各方一道，确保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动能不减、韧性更强，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各方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谢谢。

北京日报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两会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热词，请问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王毅：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为了适应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需要，致力于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好贯通国内外两大市场、连接进出口两大通道。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开拓更大市场空间，迎来更广阔合作前景。中国将以更好的营商环境、更高水平的开放，与各国一道，加快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形象点说，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好比是一列动能更强、载重力更大的“中国快车”，正在加快驶向新的目标，我们欢迎各国一路同行，共创繁荣。谢谢。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去年印中关系面临了很多困难和挑战，当前双方正在组织脱离接触，您如何看待边境和平前景？在班公湖脱离接触后，在边界问题以及边界问题对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方面两国有不同观点，您觉得这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中印关系？

王毅：中印关系的实质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振兴的问题。

作为毗邻而居的两大文明古国，作为当今世界10亿人口级别的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印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潜力。双方在国内都肩负着改善民生、加速发展的历史使命，在国际上承载着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共同期待。两国国情相近也决定了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立场。因此，中印是朋友和伙伴，而不是威胁和对手。双方应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消耗，加强合作而不是彼此防范。

边界争议是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我们应当妥善管控，同时通过做大做强合作，为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去年边境地区发生的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利害得失一目了然。事实再次证明，单方面制造对抗解决不了问题，重回和平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边界争议的立场是明确的，维护自身主权权益的意志也是坚定的。双方应巩固已有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完善管控机制，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新的一年里，希望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切实把“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两国领导人共识落到实处，为27亿中印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亚洲世纪的到来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新闻社记者：我们注意到在过去一年，外交部在帮助海外中国公民抗击疫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请问您今年在这一领域外交部有没有新的措施？谢谢。

王毅：去年一年，身在海外的同胞们确实很不容易。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断了游子的回家之路，威胁着同胞的生命和健康。首先，我要向全体海外同胞致以真诚的慰问。同时，大灾面前必有大爱。党和政府始终牵挂每一位海外同胞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紧急动员，全体外交人员尽锐出动，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在全球范围开展了领保专项行动。

我们深入疫区慰问，向100多个国家的500多万侨胞发放了“健康包”、“春节包”，为所有不幸染疫的同胞及时组织了当地救治。12308热线24小时值守，日均处理同胞求助约3000起，比往年增加了近3倍。我们紧急处理多起重大领保案件，包括撤离深陷埃塞战区的中国公民，营救被海盗劫持的同胞等等。我们用行动告诉海外同胞：外交为民，一个也不能少；疫情不退，外交官也不会退。

在此，我要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

一是我们将推出“春苗行动”，积极协助和争取为海外同胞接种国产或外国疫苗。50多个国家正陆续将中国公民纳入本国接种计划，还有不少中国公民正在当地依法接种中国疫苗。下一步我们还准备在具备条件的国家设立国产疫苗地区接种点，为周边国家有需要的同胞提供服务。

二是我们将推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健康码国际互认倡议，推出中国版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电子文件，在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实现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等信息的相互验证，助力安全有序的人员交往。

三是我们将全面实现海外领事“云服务”。将于5月推出“中国领事APP”，让海外同胞一键直达驻外使领馆，实现“掌上办”、“零跑腿”，“全天候”在线办理海外中国公民的旅行证件和领保服务。谢谢。

意大利安莎社记者：我的问题和气候变化有关，美国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协定》,中国今年将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几周前中国还同欧盟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新的对话。气变合作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下一步，中国将如何同美欧及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王毅：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建绿色宜居的地球家园，开辟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面对时代之问，保护环境不是可有可无的选答题，而是应全力以赴的必答题。

中国一直是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派。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中国为达成《巴黎协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去年又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等国家自主贡献新目标，展现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坚定决心。今后，中方将继续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不懈努力。

今年，中国将在云南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作为东道国，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确保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为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绘制新的蓝图，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采取新的行动。

中国同美欧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挑战各异，但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肩负共同使命，理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在国际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欢迎美方重返《巴黎协定》，期待美方承担起应尽责任，做出应有贡献。希望中美重启气变合作也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气候变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美国现政府表示有意愿重新加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但是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现在分歧依旧比较大，请问您对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怎么看？谢谢。

王毅：伊朗核问题是牵动中东海湾局势的敏感神经。过去四年，由于美方公然违背承诺，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导致地区局势再度紧张升级。美国新一届政府已表示愿意重返全面协议，希望美方切实拿出诚意，尽快采取行动，包括解除不合法的单边制裁，解除对第三方实体和个人的长臂管辖。与此同时，伊朗也应全面恢复履约，承担核不扩散责任。我们认为，美伊双方的行动可以通过分步对等的方式向前推进。

当然，全面协议不可能解决中东海湾地区的所有问题。对于伊朗核问题之外的其他地区安全问题，我们倡议在维护全面协议前提下，搭建一个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各方可利用这个平台，通过集体协商管控矛盾分歧，缓和紧张局势，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谢谢。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拜登政府重新关注亚洲，包括东南亚国家。在此背景下中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以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尤其是当前南海仍存在潜在对抗风险，中国和东盟国家将如何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使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会成为风险点？

王毅：我认为你提问的重点是南海问题。近年来，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看得很清楚，南海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域外。在中国和东盟国家早已就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集中精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形势之下，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却唯恐南海不乱，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频频来南海兴风作浪，在各种场合不时就南海问题挑拨离间。他们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破坏南海和平，扰乱地区稳定。

这几年中国和东盟国家所做的努力充分证明，地区国家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也有智慧妥善管控分歧。接下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还是要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排除干扰，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力争尽快达成符合国际法、符合各方需要、更具实质内容、更为行之有效的地区规则；二是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断凝聚共识，增强互信，推进合作，共同维护好南海的总体稳定。

澎湃新闻记者：中国曾表示，缅甸当前局势是缅甸内政。目前，缅甸军方接管政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已经一个多月了，请问中方立场是否有所改变？另外中方曾表示，愿意同东盟国家一起为缓和缅甸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请问中方下一步将就此问题采取哪些措施？谢谢。

王毅：对于缅甸局势，我愿提出中方三点主张：

第一，和平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希望缅甸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从缅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解决矛盾分歧，继续推进国内民主转型进程。当务之急是防止发生新的流血冲突，尽快实现局势缓和降温。

第二，缅甸是东盟大家庭成员，中方支持东盟秉持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原则，以“东盟方式”从中斡旋调停，寻求共识。中方也愿在尊重缅甸主权和人民意愿基础上，同各方接触沟通，为缓和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三，缅甸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胞波”兄弟，是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对缅友好政策面向全体缅甸人民。中方同缅甸各党各派，包括民盟，都有着长期友好交往，对华友好也始终是缅甸各界的共识。不管缅甸局势怎么变化，中国推动中缅关系的决心不会动摇，中国促进中缅友好合作的方向也不会改变。谢谢。

古巴拉美通讯社记者：在过去一年中，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考验了中拉战略关系。您如何看待后疫情时期中拉关系的未来？中国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帮助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获得疫苗、战胜疫情？

王毅：去年是中拉开启外交关系60周年。我们双方在抗击疫情中守望相助、在复苏经济中共克时艰，双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天涯若比邻”。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拉美多国领导人互致函电，引领中拉同心抗疫、共促发展。中国向拉美地区30国捐赠急需的医疗物资设备总共3400多万件，举办经验交流视频会议40余场，我们还正在向有需求的12个拉美国家提供疫苗。过去一年，中拉经贸合作再结硕果，连续第三年超过3000亿美元，拉美对华出口逆势增长。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指出，对华合作已成为拉动本地区经济企稳向好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疫情非但没有阻隔中拉合作，反而使中拉人民的心靠得更近了，利益纽带拉得更紧了。

智利著名的诗人聂鲁达曾经说过：“永恒的友谊，让你相信世间总有美好，让你坚信总有大门待你打开。”中国将继续同拉美朋友一道，深化友谊，拓宽合作，积极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中拉人民。

中国日报记者：今年，中国日报APP面向全球网友征集对您提问，几十个国家网友热情响应，提到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有一个问题热度非常高，也引发各界关注。不少人指出，一些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选择性报道。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在延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和他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首次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真实的红色中国。您觉得在外国记者中还有没有可能产生新时代的“斯诺”呢？谢谢。

王毅：很欢迎广大网友积极参与每年的记者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首先，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外国媒体朋友们的辛勤工作。媒体是各国沟通了解的重要桥梁。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很多外国媒体朋友坚守岗位，克服困难，持续向世界讲述中国人民抗疫故事。你们辛苦了！

80多年前，斯诺和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一批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陕北延安，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忠实介绍给了世界。斯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看待中国共产党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始终坚守客观真实，始终追求公正良知。他所展现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让人敬佩，他为增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倾注了毕生心血，中国人民至今仍然怀念他。

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了解中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媒体都应坚守职业道德。我希望外国媒体记者将焦距对准中国时，既不要用“美颜相机”，也不要用“灰黑滤镜”。只要真实、客观、公正，你们的报道就会丰富精彩，就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中国希望并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记者会结束之前，我还想提一件事。再过一个月，就是湖北武汉“解封”一周年。英雄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舍小家为大家，为全国战胜疫情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支持全球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外交部将于今年4月春暖花开的时候，为湖北举行全球特别推介会，向世界展示湖北浴火重生的新面貌，助力湖北搭建对外合作的新桥梁。希望大家予以关注支持。谢谢！

主持人 金晴中：谢谢，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王毅国务委员，谢谢大家。

王毅：谢谢，谢谢各位。我们明年见。

在“北猪南运”后，由于生猪调运加速非洲猪瘟传播，农业农村部设定了4月1日起逐步限制活猪调运的时间节点，而这亦将成为国内生猪调运形式的转折点。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调肉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这是一个过程，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根据农业农村部2020年5月发布的《非洲猪瘟防控强化措施指引》，继续推进分区防控。在总结中南区试点经验，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的同时，从2021年4月1日起，逐步限制活猪调运，除种猪仔猪外，其他活猪原则上不出大区，出大区的活猪必须按规定抽检合格后，经指定路线“点对点”调运。

2018年8月，非洲猪瘟在国内暴发后，生猪调运特别是违规调运，加速了疫情的蔓延，目前也一直是疫情传播的重要风险。2019年11月30日，农业农村部对开展分区防控试点的中南6省区，执行“除种猪、仔猪和‘点对点’调运生猪外，禁止中南区外的活猪调入”的政策。这6省区分别为：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

在业内看来，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就是要打造区域化生猪养殖外部环境，避免猪经纪人和“炒猪”团伙通过跨区域非法调运来赚取价差，造成外部养殖环境被污染。

从国际上看，对动物疫病实行区域化管理是国际通行做法和疫病防控最基本的经验，特别是成功根除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实行了分区防控。因此，在中国实施分区防控、加强调运监管是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的必然选择，也是保护生猪生产的客观要求。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曾在2019年表示，分区防控不是搞区域产销封锁，而是服务于动物疫病防控。

针对“全面禁调”的传言，杨振海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此次试点并不是说区域外的生猪一律不得调入。杨振海给出了几点原因，第一，对种猪、仔猪不得采取限制性调运措施，经检验合格的种猪、仔猪可随时调入中南区。第二，对于猪肉及猪肉产品，只要检疫合格，都可以调入中南区，没有其他任何限制。第三，在2020年11月30日前，符合中南区跨大区“点对点”调运备案条件的生猪仍可调入中南区。

之所以会出现生猪调运，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北方是粮食主产区，生猪产能集中在北方，然而消费市场集中在南方，再加上国人的传统消费习惯为热鲜肉，于是就出现了“北猪南运”的现状。

伴随生猪调运而来的问题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生猪调运方式，扩散了非洲猪瘟等疫情和疾病。

刘永好称，从调猪到调肉，特别是屠宰加工以后，通过相对封闭的冷链物流体系运输，就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对防止非洲猪瘟扩散，效果非常明显。

不过，这需要消费习惯的转变。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前国内以生猪调运为主，比例占到70%-80%。未来的发展趋势，肯定是调肉的比例会高一些，但这是一个过程，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要想实现从“调猪”向“调肉”的转变，那么，与“南猪北养”配套的，就是屠宰加工产能向北方的转移。

冯永辉称，过去屠宰企业大部分都在销区布局，现在已经有部分屠宰企业行动了，开始往产区布局。由于屠宰企业重新布局的投入非常大，对屠宰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也就意味着这个转变的时间会很长，新投建的屠宰场可能会考虑向产区布局，但已有的在销区布局的屠宰厂很难转变。

刘永好认为，调运形式的转变，对屠宰加工企业和冷链物流企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如何继续满足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让调运到消费市场的肉，还能继续保持新鲜。行业内正在做这样的研究，相信这些问题，在未来可以逐步解决。

1960年4月，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7机”诞生，其背后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夏培肃在中国计算机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BBC刊文《建设现代中国的计算机先驱者》，作者莱拉·麦克尼尔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之后，中国的技术创新已大大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到了冷战时期，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孤立、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中国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苏联的硬件设备和专业技术来增强他们的计算能力。

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再次被孤立，只能从内部汲取力量来寻找前进的道路，走向越来越计算机化的新世界。就在苏联撤走对华援助不到一年，夏培肃就成功设计试制了 “107计算机”——这是中国计算机领域走向独立的第一步。

如今，中国在计算机生产方面领先世界。2011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市场。今年，中国计算机行业中仅仅是台式电脑的营业收入预计将超过64亿美元(合450亿人民币)。

但是，除了生产计算机之外，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为了建立和发展全新的计算机产业及其依托的全新计算机科学，中国需要训练有素的人才。在此方面，夏培肃起到了关键作用。

她帮助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计算技术和计算机科学院校，并编写了相应的培训材料。她在全国开设的第一个计算机理论课程中担任主讲教师。在她的教师职业生涯中，她带领成百上千名学生投身到中国蓬勃发展的计算机科学领域。

在战争和政治动荡平息之后，夏培肃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科学领域和产业。她生平始终强调技术创新，不仅影响了她教的一批又一批学生，而且对中国计算机领域的影响延续至今。

1923年7月28日，夏培肃出生在重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基本没上过学。她四岁时第一次上小学，八岁时开始在家接受辅导，后来高中在南渝中学（译注：现在的重庆南开中学）就读，成绩优异，后转学至国立第九中学，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40年，夏培肃家乡重庆遭到日军空袭

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阵痛之中。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争蹂躏了中国，夺走了数百万中国平民的生命。1937年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而夏培肃的家乡重庆成了南京难民的避难所。原本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被迫西迁到重庆后，仍然坚持教学。1941年，夏培肃进入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

1945年，她顺利毕业并获得电机学士学位。同年，她遇到了因战乱从南京逃难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校友、后来的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杨立铭。夏杨二人开始恋爱，即便在夏培肃去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修读研究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跟随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玻恩学习期间，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恋爱关系。

两年后，夏培肃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电机博士学位，此时她与前往爱大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杨立铭重聚了。在她的论文《论电子线路中的变参数振荡和非线性系统的图解法分析》中，她提出了一种方法可以更准确地预测电子系统中的频率和振幅的变化，这可以广泛应用在所有带有电子频率的系统中：从收音机到电视，再到计算机。

1950年，夏培肃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晚些时候，她和杨立铭在爱丁堡结婚。夫妇二人都具有科学头脑，且都愿意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投入到祖国的建设工作中。第二年，他们就一同回到了中国，都进入了清华大学，杨立铭担任物理系副教授，夏培肃从事电讯网络研究。

夏培肃在爱丁堡大学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

然而，当夫妇二人再次回到祖国时，国内情况已发生了巨变。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中国的经济、工业和基础设施都在衰退，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

抗日战争给中国家带来了沉重打击。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教授、新书《中国计算机》作者托马斯•穆兰尼说：“基本上，所有高等院校、金融中心、工业生产中心以及国民政府都转移到了武汉。武汉失守后,又转移到了更为偏远、贫困的地区四川重庆……当时的国民政府的首要考虑是维持生存，根本无力发展电子工程、武器研制等等。”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曾试图重建基础设施，但这谈何容易。国共内战时，美国支持国民党，但国民党败退。后来美国与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道拒绝向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提供任何援助和出口，接着共产党转向了他们北方的邻居苏联。苏联看到了将中国带入东方共产主义阵营的机会，于是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同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和科技，包括计算机。

1950年中苏两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夏培肃深度参与了中苏技术合作，要追溯到1953年，当时数学家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电机系访问，接着把夏培肃招进了中科院的计算机科研小组。她成为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的三位创始成员之一。后来，中科院成为中国计算技术研究的摇篮，而夏培肃是重要奠基人之一。

华罗庚和夏培肃的研究小组投身电子计算机研制方案持续了三年。1956年，中国政府批准执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也被称为“十二年科技规划”，这才在计算机科学这一领域有了正式发展规划。中央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结合苏联专家意见，将计算机技术确定为中国国防建设的四大关键科技领域之一。

穆兰尼教授表示，电子计算机可以广泛应用在中国基础设施和国防建设方面，包括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大型复杂运输系统的管理以及卫星计划或太空计划的开发。他说：“当时世界其他大国，如苏联、美国、英国和后来的法国都在大力开发电子计算技术支持以上这些领域。而中国明白如果要在经济和军事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能够进入这个领域。”

中国要生产自己的计算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搭建计算机行业的基石需要数学、工程和物理多个学科领域，而不是单一的计算机科学。需要先整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和技术，然后传授给工程师团队，才能建成一台计算机。

夏培肃在电机和数学两个专业的积累，使她成为这个方案设计者的不二人选。

1956年，中国派出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代表团，对苏联在计算机技术的研究、生产与教育进行考察，夏培肃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同年，代表团回国后，她负责将苏联的计算机设计资料从俄文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一本1000页的手册，这本手册后来成了教授中国学生苏联计算机设计的教材。

同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的赞助下，夏培肃担任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理论课的主讲教师。她还协助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成立了计算所。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出资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成立之初就设置了计算机专业。夏培肃参与了这两所院校的计算机科学课程的设计，并担任业务负责人和主讲教师。1956-1962年间，她负责数百名学生的培训与教学。

穆兰尼指出：“夏培肃一手创办了当时（中国）最需要的（计算机人才）培训项目”。

到1959年，中国基于苏联计算机M-3和BESM-II，成功研制了103机、104机两种电子计算机。但就在中国开始在计算机生产方面取得进展时，中苏关系开始破裂。两国领导人就谁才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哪条通往全球共产主义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展开了激烈争论。

穆兰尼说，1960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苏联从中国撤走了全部援助，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专家顾问。苏联撤走技术援助后，许多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的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肯定会戛然而止。

不过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中科院的研究人员继续进行计算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研究。夏培肃设计的“107机”是苏联撤走所有援助之后中国开发的第一台计算机。与基于苏联经验设计的103机和104机不同，107机是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和研制的计算机。107机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科研培训机构进行再生产和安装。

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继续推进建立计算机产业

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中国持续在中科院推进研制更强大、更精密的计算机，从107机所使用的电子管电路到晶体管，一直到70-80年代初的集成电路。1972年，当一个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时，他们没有料到中国计算机产业会如此蓬勃发展。穆兰尼说：“从我们所掌握的几份鉴定材料来看，这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对(中国目前取得的进展)表示惊讶。”

这段时间，夏培肃一边在研制高速计算机，一边培养新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1978年，她协助创办了《计算机学报》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报》（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国第一本计算机英文杂志。1981年，她成功研制高速阵列处理机150-AP。104机的运算速度为100万次/秒，而150-AP达到了1400万次/秒。

计算机科学能在中国发展为一个独立学科，中国计算机产业筚路蓝缕到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夏培肃。穆兰尼说：“从她所担当的角色，以及在科学核心领域起到的牵头作用，应该说在那个年代我还没有遇到过像她这样的女性。”

1970年代，中国采用集成电路研制了功能更强的计算机（图源：BBC）

夏培肃设计研制的“107机”创造了历史，但更重要的是她协助设立和一手创办的计算机科学院校与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铸造了中国计算机科学的未来。穆兰尼说：“正是这些学生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奠定坚实基础”。

后来，她的一位学生胡伟武成为龙芯系列CPU的首席设计师。2002年，他为了纪念自己的导师夏培肃从事计算机事业50周年，将中国首枚通用处理芯片龙芯1号命名为“夏50”。

享有“中国计算机之母”美誉的夏培肃至今仍被视为中国计算机行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计算机联合会每年都会向“在计算机科学、工程、教育和产业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取得突出成就的资深女性科技工作者”颁发“夏培肃奖”。2019年，获此殊荣的是陈左宁和黄令仪：陈左宁长期从事高性能计算系统方面的研发工作，黄令仪参与了CPU芯片和其他计算机核心设备的研究。她们沿着前辈夏培肃开辟的这条发展道路上，为推动中国计算机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被遗忘的天才

一提到科学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通常是异性恋的白人男性形象。一直以来，很多志愿加入科学、数学或工程等领域的人，因为自己不符合这样的刻板印象而遇到重重阻碍。

然而，也有许多来自多样化背景的人塑造了我们对生命和宇宙的理解，但他们的故事至今仍鲜为人知。我们要赞美那些“被遗忘的天才”，是他们成就了今天的世界。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BBC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