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天89岁生日。
父亲年幼历经江西苏区时期、国民党反动统治、日军抢掠、解放战争，建国后在党和国家培养下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他参加过石油会战以及全国地质矿产（铁矿、石油、水晶、方解石、芒硝矿、金矿）资源勘探调查，与同事们爬山涉水，上高山宿野外，深入蛮荒之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辛勤工作，为新中国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他学历不高，最高职称仅为工程师，一生仅发表期刊论文1篇，但每次听他说起那个物力维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建设年代，总是令人感动。现在生产生活条件好得多了，对父亲来说既是幸福又是欣慰。
由于我在子女中最为像他，所以他经常给我讲以前的故事。在这里简单记录一下。
一、战乱
我家属客家人，祖先有考的历史是大约在北宋时期到了江西抚州，因为先祖峭公有诗曰：
骏马匆匆出异邦，任从随处立纲常。
年深处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惟愿苍天垂庇佑，三七男儿总炽昌。
（这个“异邦”不知道是什么鬼？难道抚州不是北宋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土地吗？）
民国时期，家族已在赣粤边界山区开枝散叶，世世代代务农为生，兼做土布染业生意。族谱记载祖父“幼綦贫，长渐富和睦，兄弟协力，耕商，续置膏腴，田连千陌，广开别业，栋宇恢宏。”当然此为古时乡间酸腐秀才夸张之语，我估计祖父家产也就山区百来亩地和几间新房，因为到了爷爷分家之后，爷爷全部资产不过十二亩地、两头牛、一间房。
尽管靠近山区，解放前老家战乱纷争一直不断。
33年闹红军的时候，红军把爷爷绑了，门板上写了100的数字，于是奶奶卖了一些地和牛，带着刚出生的父亲，挑了100块银元的担子送过去换回来爷爷（这算不算我的家族为中国革命做的一点贡献？苦笑脸）；
红军长征离开江西后，又过国民党的兵，不是向老百姓派款，就是抓壮丁，有权势的人可以想出各种办法逃避，负担就落到一般老百姓身上了。父亲还记得有几次派粮、派款，爷爷给他们评理，得罪了他们，随后派来保安队抓人，我爷爷不在，强行要把我奶奶带走，因我奶奶怀有身孕，将我祖父带走作为人质，在乡上关了几天禁闭，当时全家为这件事吓得心惊胆颤；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经过粤赣公路，日本鬼子每当过兵常有抢粮、烧、杀、强奸的发生，老百姓特别是老弱先疏散到山里，免遭日本鬼子蹂躏。爷爷赶着牛与奶奶、祖母到山里亲戚家躲难，待日本兵过后才回家，发现走时未带走的老母鸡甚至根本没人吃的老母猪，皆被日本鬼子抢去杀了吃。可见日本鬼子之穷之饿之可恨。在那战乱的日子里，吃盐困难，家族里胆大的年青人，有时带些香烟、鸡蛋冒着生命危险到日本占领区换些盐分给大家吃，在日本兵撤退时他们还到仓库去偷粮和盐，以度战乱之日。
由于不断的战乱、天灾，我家家道中落，几于赤贫。奶奶共生育7个子女，最终仅存3个。到我父亲成年时，父母双亡，不得已辍学在家乡务农。
二、父亲讲过的工作趣事（不保证正确）
解放后国家出于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急需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于是免费免食宿在各地开办专业技术训练班。我父亲由于之前有点文化基础，考上了中央地质部地质训练班，从此开始了地质工作者的职业生涯。
1、两次误认“特务”险被抓
1954年赴江苏东海之滨勘探磷矿，外围踏勘进行地质观察时，由于戴白太阳帽，背白背包，被海防前线哨兵扣留，以为是空降特务。第二次乘大小两辆美制汽车前往矿区，晚上十点才到县城附近，埋伏在壕沟里的民兵听有机器轰鸣声，又以为是空降特务，于是数百民兵把地质队员团团围住，2小时后方解困。
2、野外住崖窝。在潮湿几乎终日不见太阳的深山老林里野外作业，偶遇一个长5米，高3米，宽2.5米的崖窝，用我父亲话说，这个天然的住宅是要比帐篷好，除晚上睡觉处，白天还可就地展开办工，一块图板放在床上，找个树椿做凳子，就是办公室了，另有旁边的石阶，还利用做标本架，还有晚上睡觉时头朝东，脚朝西，西边崖墙是敞开的，所以晚上睁眼可看到碧蓝的天空和嵌镶着星星，早上可见朝霞和城市住的人难易得的清新空气，真是别有番风味之处。
3、危险：晚上宿营在密林，有同事去溪流上游石头后解手，大家眼睁睁看见一大熊过来，喊他听不见，熊把掌搭在其肩头，他甫一回头，就被熊咬掉了头。
一个上海籍同事，马上要结婚，在海拔4000多公尺高原矿区普查详查即将结束之际，发现还需补测一个地质点才能控制地层产状，他主动去补测。在返回途中，已近傍晚，高原反应加上又冷又饿，以致体虚而休克，当时又无开水和药等急救措施，而牺牲在野外。
解放初期，西南地区匪患严重，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有时测量人员被匪徒抢了仪器，把人丢到大渡河去淹死了，工作过程中还有被匪徒打冷枪。
4、在深山找水晶矿一个多月，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水晶矿洞，手电筒光束所照之处，到处是颜色不一、形状迥异的天然水晶，分布在洞穴的墙壁、地面上，像是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宝库，景色如梦似幻，让人沉醉。
5、神龙架见过被猎人打死的“野人”，身体大小近乎成年人，毛发盖住眼睛，看不清脸，据说野人被老乡chi了。
6、1961年食物紧缺，一个工人山上吃了野菜的菲菲菜，中了毒，把手指都锯掉了，为吸取教训，地质大队通报不许吃野菜，但可以抽空去打野山羊、野鸡，或到河里去钓鱼。因为藏区老乡历来把鱼视为水菩萨不吃，所以河里的鱼又大又壮，没有鱼钩就用别针做成鱼钩，用面粉团做鱼饵，下班后去钓鱼，一次少则钓几斤，多则几十斤，多为2斤左右青白尖头细鳞甲鱼，没有油和配料煮鱼，就用清水煮鱼，虽然缺油少盐，但鱼汤鲜美，肉质细嫩，非常好吃。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上山去抓山老鼠，或者去刨山鼠的洞穴，有一次居然从老鼠洞穴里刨出一大堆花生，煮熟后饱食了一餐。
三、父亲和我
我父亲文化水平不高，虽然评上了工程师，也能撰写技术报告。但打小我是不太佩服我父亲的。一个原因是一年大概有两个月我才见得到他，他性格对家里人急躁，对外则有点唯唯诺诺。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玩，当时我大概初二的样子，看见一群地质工程师在写地质勘探报告，其中一个细节是他们需要计算勘探测绘区域的面积，这居然成了一个难题，他们几个人先把测绘硫酸纸图放在一张毫米格纸上，然后用针一格一格戳，一个区域戳了多少针，就可以算出勘探测绘区域的面积，我当时惊讶的差点下颌脱落，我告诉他们先把测绘区域尽量分成规则的矩形、三角形，算出大的面积，再把小的面积加一加就算出来了，几个“地质工程师”面面相觑，说怎么之前没有想到？
而且我父亲向来好读书不求甚解，家里买了“古文观止”，但他阅读不了文言文；他看过很多书和新闻联播，但是形不成自己的观点或者从书中得不到深刻的教益，由小见大，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和善于使用知识工具的意识几乎不存在，所以我打小确实不佩服我的父亲，也不算亲近。
我只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下午马上要上课了，我父亲非得兴致勃勃地给我读鲁迅的《在酒楼上》，是真的一字一句的读，我抗议，我说我这就迟到了，要被老师批评了。他还是不管不顾，一直给我读完，结果弄得我下午半节课没有上成。我知道我父亲肯定到现在也理解不了书中记述的大革命失败处于低潮时期，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迷茫、自我堕落的心路历程。但我直到现在，《在酒楼上》依然是我记忆最清楚的鲁迅文学作品。
所以尽管曾经有过不愉快，但我感谢他，不仅感谢他给了我生命，而且给了我生命的意义。
父亲89岁生日快乐！
现在想起来，今年的双十一应该是2022年最重要的一天，从那天起，持续三年严格抗疫保护的紧平衡被打破，一切都回不去了。
那天之前，虽然有非必要不出京、每三天测一次核酸、有时要求居家办公、线上网课等令人不愉快的体验，每个人似乎像装在充气加氧塑料袋里的热带鱼一样，受到约束又得到严格保护，如常又略有紧张地工作和生活着。今年我拿下了正高级工程师和特级专家称号，父亲虽然有严重基础病，4月份还在医院住院两周调养，但毕竟又复原回来了，并且在8月份愉快地接受了儿孙们对他89岁生日的祝福，同时开笔撰写东海水晶矿藏成矿地质分析报告。11月5日我带小飞学游泳，11月6日真觉寺参观印度风格的金刚宝座塔，11月7日立冬吃饺子，11月8日居家办公，11月9日钓鱼台国宾馆拍银杏叶，一切都那么美好。
但是，十一月份有好几件事连续发生，意味着要出大事了。
1、月初乌鲁木齐被曝被封了三个月，疫情却还在继续的消息。社会舆论方面，赞成躺平放开的意见日渐成为主流。特别是关注的几位微博大V、医生大牛、财经博主有的担心经济下滑、产业链外移，有的暗示病毒毒力和危害性下降，展示国外歌舞升平、自由自在的形象，有些人甚至昧着良心鸡蛋里挑骨头，控诉国内专制非人性的封控，抹杀三年防疫成果，不一而足。
2、工作压力大却不被理解，政府部门、社区防疫工作人员苦不堪言。各省财政告急，为了保就业和经济运行，据我了解，我们公司已经把规划的储备建设项目提前到今年实施。
3、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11月11日国务院公布新二十条（观感实际是放松）。但是，11月12日以来，《人民日报》连续十七次刊发署名仲音文章，持续为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发声。它们分别是：《坚决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算大账 看优势》《抓落实 增信心》《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不动摇 不走样》《科学精准 扎实推进》《深入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以快制快，切实落实“四早”要求》《合力攻坚，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坚定信心，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科学精准，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坚持第九版 落实二十条》《齐心协力，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凝聚共识 形成合力》，指出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是放松，更不是“躺平”，而是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和新冠病毒变异的新特点，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4、新20条具体措施和17道金牌的人民日报仲音评论明显存在差异，各地对政策理解和执行也各不相同，老百姓开始非常不配合，封控难度越来越高。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及随即而来的各地抗议、冲卡、打大白、唱国际歌和A4白纸事件。
5、11月份，北京临近的石家庄疫情开始集中爆发，疫情传播的速度、形势的严峻程度为三年来之最，显示出病毒传播力惊人的上升。可经过几天短时间的静默后，石家庄突然“放开了”，事情一度轰动了全国，随着疫情形势的越来越严重，石家庄不得不采取二度静默的方式，此消息本身也意味着石家庄“全面放开”试点政策失败。又经过了10天左右的静默，11月30日，石家庄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通告，通告中很明确，从2022年12月1日起，石家庄二度解封。
6、11月30日至12月1日，我所在小区连续几栋楼被精准封控，因为楼内居民核酸检测有10混1阳性。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组团抗议，先打电话报警，再和居委会对峙谈判，不准阳性老人、孩子被转运去方舱医院集中隔离，最终在警察旁观下，不但解除了封控，拆除了栅栏，同时，即使核酸检测有10混1阳性的人员也可以自愿选择居家。（风险遽然暴增！！！）我也从事件中第一次知道了居委会不属于政府机构，连编制都没有。但居委会干部冲在一线，而真正有行政执法权的政府部门人员躲着不出面，这事本身就很诡异。
7、新20条后，我们公司反而对防疫更加严格。居住在朝阳区或职工所在社区有疫情的一律居家办公，停发班车，减少到岗率，同时取消职工食堂堂食改为送餐，坚持每天在公司集中核酸检测，12月初还增加了抗原检测。
综合一下这些事，就能得出来三个基本结论：一是想继续封下去，一方面没钱了，一方面老百姓不再配合，关键是封控效果还不行；二是新20条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严格封控不可持续，政策在准备转向；三是新20条和人民日报仲音社论不一致，说明中央存在分歧，尚未集中统一思想。
复盘国内抵抗新冠的三年防疫战，我以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一国之力抵抗全球流行病毒的史诗。有措不及防的懵懂，下意识的遮掩，有坚强领导和顽强意志，有无私奉献和团结奋斗，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仁、义、孝、勇等美德，值得永远的骄傲和自豪。回顾三年的抗疫之战，一直到2021年10月1日，我认为国内防控效果是好的，国家的出手强力干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医务人员、社区干部、大白的奉献牺牲和努力工作，才使得中国在拥有如此大人口的基础下没有出现不可控的感染局面，对此人民虽然有牺牲但对党和国家是很满意的。
但是，百年庆典后可能陷入了经验主义和成功路径的依赖，也可能工作重心转向了20大保障，防疫工作关注不够，我认为这一年中央的抗疫是非常不成功的，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第一点是决断迟疑，首鼠两端。我坚持认为今年上海4月份疫情是最好放开的时间，一是第三针加强疫苗的保护期在，二是上海的医疗条件、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好，三是经济、管制的力量都到了需放开的阀口。上海就是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没有退路只能硬冲过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放开失败了，又回到了封控的老路。我大学同学在上海外企做总监，但是中共党员。他作为党员志愿者一直冲在社区保障的前面，失败后在同学群大悲一场。第二点是工作作风粗暴不细致，不倾听群众呼声，不爱护干部，不体恤一线人员，动不动对一线防疫主官撤职，以压实责任为由，行推卸责任之实。第三点是工作重心转移，对疫情的预判和准备严重不足，特别是先进药品和疫苗研发、接种、宣传等等。
11月11日起，我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随时可能出现危机。所以11月底到12月初，我让老婆从叮咚买药上照别人的方子陆续买了温度计、抗原试剂、退烧镇痛的布洛芬、美林、对乙酰氨基酚片、止咳的氢溴酸右美沙芬片、小儿止咳糖浆，祛痰的盐酸氨溴索分散片，还有常规缓解感冒症状的康泰克、莲花清瘟胶囊、清肺汤剂等。由于下手早，所有药都备齐了，但是，我偏偏漏下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以致后悔莫及。
病毒在迅速逼近。
12月1日起，北京确诊病例在不断增加，因为据说核酸检测点排队病毒传染风险很大，除我上班必需以外，我要求家里人一律不准去外面检测核酸，出门自驾车或骑车，生活用品均网购。小区群里11月30日也报告北京正在准备逐步放开，放弃核酸检测要求，愿检尽检，阳了居家，除非自己主动要求否则不去方舱。因为受到之前舆论影响，我认识的所有人基本达成共识，病毒传播力极增而伤害性下降，“大号流感”，政府能封住当然好，大家都不想得病，但这波病毒传染性太强了，根本封不住，而且封控下的生活实在太难了，成本和风险评估下应该放开，不过担心冲击太大，希望有个缓冲过程。
12月4日，老家医院工作的嫂子报告老家那边病毒传播极快，完全防不住，医院通知门诊三级防护。除了我父亲不管不顾外，所有人都怀着坎坷的心情准备迎接病毒的风暴。
12月5日下午，我去附近核酸检测点做核酸，下午人不多，大家自觉把间距拉得很宽，很快就测完了。回家准备进电梯时，11楼一位女邻居带着孩子坐电梯上楼，万万没想到，她开口拒绝让我进去，我很奇怪，那女士解释说，刚才疾控中心电话通知她核酸检测10混1呈阳性，要求她立刻居家隔离。我吓了一大跳，三年了，第一次距离密接如此近，第一次距离病毒如此近。定了会神，我坐另外一部电梯上了楼。
因为父母年纪比较大，风险很大。母亲是党员，最听政府的话，三针疫苗均接种。父亲不爱戴口罩却每天出门散步，他还因为基础病从来没有打过一针疫苗，近期想带他打疫苗没想到附件的疫苗接种点11月底临时关闭没接种，属于高风险重点人群。我回家要求他晚饭后不要出门，就在家里走走，惹得老人一顿发火，认为限制了他的自由，要求买车票送他回老家，我也很为难，就随他了。
12月6日，小区“间谍”群通报各大医院出现很多阳性病人，集中隔离了一批。有人3日去北大医院疫苗接种，门口保安一个劲摆手不让他进去，还两手在脑袋上比划羊的姿势，很搞笑。药店出现排队，抗原开始涨价并已经买不到了，还好我家早买了。
12月8日，微博热搜第1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微博热搜第2名是张文宏团队称阳性后99.5%的人可能不需要上医院，在家就能很快痊愈，并声称新冠奥密克戎感染后，很多人没有症状或者症状比较轻。只有中、高风险人群，又同时伴有高热等症状，应该前往医院并接受医生进一步评估。事后复盘，我承认我被误导了，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对于规程规范里有，又这样的限定性字眼是很注意的。
侄子从美国报告，美国推荐的备药是泰诺加退烧药加维生素C、咽立爽和美国的一个止咳糖浆、润嗓子的含片，有中国特色的是吃点连花清瘟胶囊。他及身边的朋友几乎都阳过了，基本靠自愈，除了一位50岁的白人去了医院症状重一些其他还好，没有全身酸痛的症状。
12月9日，周边药店出现较长排队。接友报，军委干休所通知，北京市的第一个传染高峰大概在12月15日开始，1月5日达到最高峰，这是疫情病例阳性的最高峰值，要求老人从现在开始尽量在家不出门。（现在看来，高层对病毒传播力判断过于乐观。）
12月11日，带小飞去公园。因为我一直每天测核酸，均为阴性，所以可以去任何地方。虽然尽量避开其他人，但是在看高铁时，一个铁路迷的小男孩过来给小飞讲高铁机车的各种参数，挨得比较近。从没有想到过，这一天会成为重大转折的一天。
吃完晚饭，我父亲又要顶着寒风出门散步，我强调一定戴N95口罩，他也不听并表示听不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戴了几天的一次性口罩，戴在下巴上就出去了。父亲前几天嗓子不舒服，一直有点小咳嗽，打呼噜，出气比较冲，母亲今天也有点咳嗽。
小飞晚上睡着后我听到他呼吸急促，到12日凌晨3点的时候他哭醒了，说他喉咙有痰，吐不出来，堵着影响呼吸，我带着他吐了痰，家里备着的小儿祛痰镇咳糖浆给他喝了，似乎好了一点，然后他说头痛，我摸额头发现有点烫，测体温是38.1度，我猜测他可能已经中标，赶紧给小飞吃了美林布洛芬混悬液，体温降至37.8度。我一边安排他听故事，一边赶紧趁父母在睡觉，把热水壶、牛奶、面包、橙子、垃圾桶、药品、N95口罩什么的在主卧备了一份，准备吃喝拉撒全在主卧，严格与父母隔离。
12月12日，小飞除了吃退烧药、大量喝水不断尿尿外，就是在床上昏睡，所幸温度降下来了，37.1度。一早我父母起床后，我隔门指挥母亲开窗通风，逼迫两位老人开始服用我买的方舱医院定制的抗病毒冲剂和连花清瘟胶囊。我妈不吃，父亲不高兴也吃了药。老婆晚上头痛，一晚基本没睡。
大哥从老家报告，成都的亲友已中招，医院在不断接收到新冠病人，轻症多，但老人麻烦，所以在尽量清空其他病人，另外医生出现阳性病例，预计所有人都得过一遍。
晚上母亲咳嗽厉害了，但不发烧，我隔门叫让母亲吃了康泰克缓释胶囊，按缓解感冒症状治疗。
12月13日，昏睡一天的小飞不烧了，开始流鼻涕打喷嚏，上午已经下床吃饭看书活动，和昨天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给他测了抗原，两条杠，阳了，但我测仍为阴性。算起来除了美国的哥哥两年前第一个阳，小飞算第二只羊。
下午5点小飞又烧起来了，38.8度，给他吃了退烧药，但看上去应该没事了。我反而有点事，低烧37.6度，全身酸痛并有一点头痛，测了一下抗原仍为阴性。不过我知道我应该是中标了，天天陪着小飞，不可避免。晚上8点测体温38.7度，赶紧吃了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2粒就睡了。
母亲表示喉咙痛，吞白开水困难，不发烧。老婆低烧，睡了一天，吃VC银翘片和牛黄解毒丸。
12月14日凌晨5点我就醒了，全身除了有点酸痛外好像就好了，体温37.2度，老婆头也不痛了。隔门听见父亲在咳嗽，继续服药，母亲这两天一直躺床上休息，服用康泰克和牛黄解毒片、咽立爽含片，估计都中招了。下午测了抗原，全家除大娃外均为阳性。
公司统计，从周一到周三的三天，已有四分之一员工抗原检测呈阳性，轻症，说明病毒传播力变态到极致，因为至上周五我们还没有一例阳性！
12月15日休息一天，感觉全好了，戴口罩第一次下楼扔掉几天来的垃圾，发现街道上基本没人，店铺基本全关，菜市场人也不多，北京应该所有人都在渡劫中。母亲也感觉好多了，嗓子没那么痛了，声音正常，父亲除了有点咳嗽，体温37.1度左右，低烧都算不上，精神还好。
12月16日上午，母亲已经拖着小车去逛了超市。由于病毒的影响味觉丧失，我这几天厨艺完全不可测，做什么菜吃什么菜都是一个味，死咸死咸的，而且闻不得油星，没胃口，不想吃饭。父亲看起来比我和母亲都好，吃饭胃口还可以，就是咳嗽，我给他服用康泰克。小飞是完全恢复，特别能吃，特别能玩，倒立翻筋斗，就差没有上房了。我当时产生了极大的乐观，以为全家都熬过去了，这次染上的病毒毒性不大，三天能好，确实像一个传染性强的大感冒。
老家病毒感染比北京慢一点但依然很快，一半人已阳，农村买不到药，医院限量开限量使用。但北京药店抗新冠药物今天在大批量上市，药店里整齐码这一垛垛簇新的药，看来药品企业在疯狂生产。
12月17日我和母亲基本好了，只是大人都有咳嗽，我让大家服用缓解干咳的氢溴酸右美沙芬片，服药后咳嗽确实得到控制。但父亲状态差点，咳嗽，出门走路少了，躺床上休息的时间多了。
12月18日居委会给每家发了爱心防疫包，有抗原试剂、清肺排毒汤、口罩等物。父母吃饭胃口不好，母亲只吃得了稀饭，父亲吃了汤圆。老婆闺蜜的小孩发烧七天不退，她一个人带孩子不方便，晚上开车给她送药，路上车辆稀少，11公里20分钟就到了。
12月19日老家亲属全部中招，症状轻微。父亲表示胸闷有痰，q全身乏力，不太舒服，我给他吃了祛痰止咳的盐酸氨溴索分散片，他说吃了好多了。
12月20日上午风和日丽，看上去是美好的一天，9点我给大家抗原测试，小飞、母亲和我全部转阴，但是父亲仍为阳性，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没想到，接下来的这一天将会是最漫长的一天，也是我有生以来最无力的一天。
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本来想一口气写完的，因为我怕很快就忘记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写完。而且大过节的，发这种个人经历和感受也很不妥，但既然写完了一节，就发在日志里，不想心情不好的朋友就别看了。再次提醒。
最漫长的一天
12月20日上午，测完抗原后父亲感到疲倦，就躺床上休息，没有像往常一样外出散步。中午，我做了饭菜叫父母一起吃饭，父亲出来坐下却表示胸闷，没胃口吃饭，全身没力气。我摸了他的额头，没有发烧，也不咳嗽。看他没精打采的样子，我判断也许是新冠没怎么好，提前把他的心衰引发了。
我父亲长期患有较为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身体机能很差，近十年来每年春节前后必然因各种基础病导致的心衰住院治疗。2016年12月16日他在老家昏迷吐血，胃穿孔六七处，是我哥安排了一辆急救车，沿途紧急给他输血2000cc才把他救了回来。这两年他的身体更差，去年他还能每次外出散步1-2公里，今年每次只能在小区花园散步300-500米，每次看他起床时痛苦的样子，我都感到难过。
今年4月份时父亲也是因为心衰导致身体乏力、下肢浮肿，我带过他去医院检查，并接受住院治疗2周才调理回来。加上从18号开始他吃饭胃口不好，所以我第一怀疑是心衰，但奇怪的是这次他下肢没有出现浮肿，说是新冠吧，他又不发烧不咳嗽。我问父亲是否去医院，他一口答应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我父亲生性孤傲坚强，一般有事都是自己扛，包括他18号上午他居然私自自个去超市买电池，走到中午12点半才回到家。这次他一口就同意去医院，一定是出现了他自个撑不下去的问题。
我扶他起来准备去医院，但他反映走不动。我打电话给上次治疗我父亲心衰的住院医生咨询她的意见，没想到她也因为新冠阳性在家休息，不过她建议我打120去医院检查看看。我立即拨通了120，预约一辆急救车去医院。120登记了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但表示目前急救车非常紧张，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我意识到新冠疫情在北京全面爆发，120和医院很可能出现了挤兑现象。父亲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好出发，但一个多小时后，120急救车始终未来。我继续拨打120，仍然告知现在车都在出任务，有车就派过来，请继续等待。我看父亲坐在椅子上打盹，感觉情况不妙，决定自己开车送他去医院，父亲说可以走两步。于是我扶着他坐电梯下去地下车库。在电梯里他靠着梯壁开始喘气，更没有想到的是，刚出电梯门他就突然软倒，整个人平躺在电梯厅地上，睁着眼睛没有了反应。这下把我完全吓住了，我一边喊他一边探他鼻息，感觉有呼吸，但是我又不敢马上做急救和随意拖动他。无数已知的医学常识在我脑海里不停的过。过了一会儿，我决定先把他送回家去，于是我试图抱他起来。奇怪的很，虽然我和父亲体重一样，我还不算老，但我竟然完全抱不动他，我抱他扯他他也毫无反应。由于地下车库没有手机信号，我也没法叫人，我干脆横下一条心，用尽全身力气一下把父亲拖进电梯里。电梯上行到所在楼层，我又拼命把父亲从电梯里拖了出来，平躺在地上，拉扯中父亲裤头都半脱了，露出屁股，我也没有任何办法。这时候我联系了物业，请求派人支援。母亲听见我的喊叫，也抬了一把藤椅出来，但我们都无法将父亲带回家里去。这时正好有位好心的年轻邻居出门，他人高马大，和我一起将父亲扶起来坐到藤椅上，我拉着藤椅带父亲进了房门。进门后父亲终于缓过神来，他睁着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告诉他，就是让他歇会儿。然后紧急联系了在外地的哥哥和妹妹。我哥很冷静，让我继续联系120，必须要担架和急救设施才能送医院。不幸的是，无论如何拨打120告知老人的情况，120接线员还是表示目前急救车严重短缺，无法快速提供服务。这时我父亲似乎完全恢复了，提出自己饿了，想吃东西。母亲给他下了面条，然后他吃下了这三天来少见的一整碗面条。我又有点乐观了，以为父亲这两天没怎么好好吃东西，却在继续按通常剂量服用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可能低血糖了，不要紧。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下楼去药店买氧气瓶，但跑了四家药店都没有货。
4点半我老婆赶回家，看急救车仍然没有来，我父亲坐在椅子上打盹，提议我和她一起扶着爸下楼，开车去医院。于是我和老婆两人扶着父亲慢慢走去电梯下楼。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了，这回还没有出电梯，我父亲就软倒在电梯里，我们又抱着他回到楼上。这时我意识到情况危急，既不能等救护车，又必须马上想办法送我父亲去医院。
突然，我想到刚才我们是用藤椅把父亲抬回家的，那么如果我买一个轮椅，不是就可以较为轻松地带他去医院吗?说干就干，我马上开车去药店买了一把轮椅，然后将父亲扶上轮椅去地下车库，这次就容易多了，5点35分，父亲坐上车，由老婆开车去医院。我在路上不断联系医院，但从人民医院反馈的信息看，该院急诊挤得人脚都插不下。于是我马上让老婆开车去父亲上次住院的社区医院。到了医院急诊门口，我先下车去急诊部了解情况，通常灯火通明的急诊部却只开了一半的灯，护士站的护士告诉我目前缺医生缺设备，急诊室里无条件接诊，她叫我不信可以去急诊室看看，说人都在地上抢救。我还能说什么，马上转身回去，让我老婆开车去一个三甲医院，我知道那个医院条件还不错，只是位置相对偏一些，可能有希望。
大概6点多我们就到了那个三甲医院的急诊部，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在急诊部看见乌泱泱的人，看病的绝大多数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分诊台的医生初步询问了病情，测量体温36.6度，还测了血压和血氧指数，让我挂了心内和内科两个号。其中，内科已经排到284号，两名医生接诊，但前面大概还有50多名病人。心内还好，排到28号，一会儿轮到父亲，医生询问病情后开了血常规和脑部CT检查单，见我要去缴费又叫住我，给我开了胸部CT的检查单，说内科可能需要。这时我才想起要了5个半小时的120急救车还没有联系我，就很不客气的打电话过去取消预约并说了他们几句，120接线人员表示非常抱歉但没有办法。
晚上7点40分血常规检查结果报告单率先出来，我发给了我哥和嫂子，他们一看就紧张了，父亲C-反应蛋白219（正常值0-8），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4.8（正常值40-75），我哥说这两个指标都说明感染很严重，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住院。我赶紧去分诊台问护士是否有病房可以住院，护士说不可能，病房都满了，这里只能提供治疗。这时心内科大夫已经看完父亲颅脑和胸部CT照片，明确说颅脑问题不大，可能是肺部感染，需要内科大夫确认。（第二天上午我拿到胸部CT检查报告，报告指出双肺见多发斑、片状实变影及磨玻璃密度影）。
内科大夫人少病人多，看得很慢。狭窄的通道里躺着的、坐着的、吸氧的、呻吟的、取报告的、排队的混在一起，不时有急救车送病人过来，捂得严严实实的病人躺在担架上被运过来运过去，医务人员和病人家属来回跑来跑去，不时有轮椅或担架移动碰着人，但也没有人吵闹。只有一次，在排队抽血检查的最前面，有一位老人一直趴着，埋着头呻吟，他露出左胳膊抽血化验，但不知是血管不好找还是什么，20多分钟死活完不成，有病人家属实在急了，上前嘟囔了几句，但看了一眼又退回去了。
在等待期间，父亲似乎显得很困，不停上下点头打瞌睡，又似乎觉得冷，把衣服裹得紧紧的，连衣帽都让我给他扣上了。我见人实在太多，就在靠里的急诊留观室门口给父亲找了一棵柱子，让他可以仰头靠在柱子上休息，我告诉他我去拿检查单，让他在这里等我，他似乎听进去了，点了点头。我走出几步，回头看他，他就像小孩子一样缩着身子打瞌睡。我想起我五岁时，就是这个男人带着我骑车15公里，翻越一座山，去市里医院看病，在他去缴费时，我也是靠着墙边坐着看他跑来跑去，不由得百感交集。
一直到9点，医院临时增派了内科大夫，我父亲才看上了病。临时派来的内科大夫是个年轻男医生，咳嗽声不断，他解释说他阳了，但急诊缺人，他只能顶上，希望别见怪。我赶紧说我和父亲都阳了，没关系的。年轻医生看了检测报告单，立即告诉我我父亲需要马上住院接受治疗，他给了我一张写着“绿色”的通行码，让我走快速通道测抗原、缴费，他现在去给我父亲找病床。
没想到在满北京都难觅病床的今天，医院居然接收了。我很高兴，觉得有希望了。医生一会儿出来，告诉我们只能在急诊留观室病床接受治疗，条件肯定要差一点。但这时候还能挑什么，已经感激不尽了。
把父亲送进留观室，我和老婆又赶紧回家一趟，给我父亲送去了住院用的东西，医生出来让我签了几张纸，同意医院可以采取任何措施救治。医生还说，我父亲肺部感染很厉害，心衰也比较严重，他们已经给父亲上了氧气面罩，用药治疗中，后期可能要上呼吸机。
重新回到家已经11点半，我到此时一口水都没有喝过，也不敢在医院喝，累到头脑一片空白，神经麻木得没有感觉，洗了澡换了衣服，我开了一瓶白葡萄酒，一口气喝了半瓶，不知不觉中昏天黑地合拢，抱紧，又放开，最后我在浮动的无力和眩晕的泡泡中昏睡过去。
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
12月21日上午9点，我开车去医院给我父亲送饭，护工出来接东西，我询问了一下我父亲的情况。护工说我父亲从昨天晚上入院起一直戴着氧气面罩，呼吸困难，期间曾经大口咳出浓痰并伴血，早上交接班后她用棉签一点点帮助我父亲擦拭父亲口腔里的血渍和清理气道，父亲现在状态好多了，神智清楚，能说话能撒尿，想吃饭。医生也出来问了几句，主要了解我父亲基础病的情况和日常服药习惯。一会儿护工出来告诉我，我父亲把我带去的牛奶燕麦粥全吃完了，包子吃不了，留着玉米碴粥中午吃。我和护工互相加了微信好友，约定11点或下午2点医生查房后与父亲视频通话，然后我就回家了。
由于这几天精神紧张及劳累，回家后我坐在椅子上不觉就睡着了，竟然错过了上午11点的视频通话时间。不过我还比较乐观，心想上午父亲状态不错，下午2点再联系。
下午1点50分，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状态不好，没有意识了，现在上了呼吸机，通知我尽快去医院。我当时头嗡的一下，也顾不上多想，就赶快开车过去。进了病房，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和急诊病房的情况。屋子里目测大概有20-30张病床，躺着各种高龄老人，我父亲躺在最靠里的一张病床上，插了尿管，手上输着液，脸上戴着氧气面罩，一台无创呼吸机正在不断将氧气强行输送给父亲，父亲闭眼不说话，就是在大口呼吸。我大声在他耳边不断喊爸爸，他猛地睁开了眼睛，但没有朝我这边看，然后更加剧烈的呼吸，旁边的医生和护工惊喜地说，啊，老爷子的血氧指数一下上到了91了，刚才已经掉到了60左右。我赶紧拍了监视仪的数据给我哥，我哥回了说，心率180，估计比较危险了，让我别害怕别紧张，去问一下医生现在能否用激素冲一下，或者考虑插管。医生说已经上了激素，插管可以，但预期希望不大，因为我父亲肺部受损严重叠加心衰，她现在将呼吸机供氧能力调到最大。
父亲仍然在坚强地大口呼吸，我把手机放在他耳边，拨通电话让我母亲和孩子分别叫他，我感到他似乎听见了，眼角有泪水从眼眶里渗出，但发不出声，只听见强烈的呼吸声。他似乎觉得冷，左手划拉着床单想往上拉，我帮了他。就这样坚持了半小时左右，父亲的眼睛闭上了，医生过来说现在很危险了，可以考虑割开气管进行机械强制呼吸，但需征求家属意见。我打电话给我哥，我哥说没有意义了，让我陪着送他走吧。我握着父亲的手，含着眼泪不断喊着爸爸、爸爸，但他没有任何回应。隔壁病床一个老头，也戴着氧气面罩，从我进来就一直在哼哼，我叫一声爸爸他就跟着哼一句。他没有家属陪着。
到下午3点15分，我父亲呼吸逐渐由剧烈趋向平静，血氧指数掉到61，心率157，我凝视着他的脸，感受到他的手指越来越凉。医生过来说他们已经尽力了，然后仪式性地注射了一针强心针。3点33分，我父亲停止了呼吸，他安静地躺着，似乎睡过去了，他的光荣、他的苦痛、他的想法也都跟着全都离开了。
我像父亲一样，从成年后就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眼泪只存在眼眶里。我向护工请教了接下来如何处理后，就开车回了家。母亲把父亲的好衣服和新衣服准备了一套，我带了两瓶好酒返回病房，护工帮我找了一位师傅，他给父亲刮了胡子，用酒擦拭了父亲全身，然后穿上了新衣服。就在我回家拿衣服的时间内，隔壁病床的老爷子也过世了，两位神色肃穆的老年和中年妇女在他床边站立了一会，就由护工将遗体装进尸袋送走了。
医生开出了我父亲的死亡证明单，死因注明肺部感染。我和护工以及医院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已经净身穿衣的父亲装进黄色遗体袋，抬到担架车上送去太平间。下车时，太平间工作人员表示帮忙抬人不能白帮，要每人200元现金，我说可以，但我没有带现金，可以微信转账。他们又说不要了，下次送殡仪馆时再给也可以。他们又说，这些天死人很多，不能及时火化，北京的火化场已经排到1月份以后，如果愿意付2-3万元，他们可以帮忙联系一条龙去河北火化，我说可以。
将遗体转移到太平间，但冷库已经没有位置了，只能放在原殡仪馆告别厅地面以及靠墙临时加装的架子上，我说可以。他们三人和我一起把父亲放进棺材，抬到最里最上层的架子上，我很满意，因为很多遗体都摆在地上。
把这些都办完后，天早就黑了，我就开车回家。一路上，父亲临终时的脸就一直浮现在我脑海。我开着车窗但不感觉寒冷，身心迟钝的像上方的黑夜一样，路灯和楼房黑色的影子一条条甩过身后，意识里只有脑海有声音不断在回响，有一个声音在说：“父亲走了，父亲解脱了”，好像有点伤心，又有一个声音在说：“好的，你终于把父亲牺牲了”。
我从去年年底起，就是一个坚定的放开派，对党和国家的防疫政策非常不满意。但我和别有用心攻击党和中国政府的人不一样，也和随大流，动不动就对贵州转运事故、乌鲁木齐火灾、封门、方舱事件发出廉价声讨的人不一样，我知道代价是什么。我从初中开始就很喜欢学习历史，但为稻米谋选择读了工科，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学习历史绝不是为了炫耀了解一些历史细节，而是从历史中领会这个真实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和操作手法。这样就不会被形左实右的所谓毛主义左派和追求所谓民选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派言论惑目，因为实事求是而不是框框套套才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思想行动指南。另外一方面，作为行业内工程技术专家，亲身参与了众多工程规划建设和项目评估，当然很清楚决策者一般不会关心技术方案怎么样，他们更关心代价、成本核算、风险控制和资金计划安排。
死亡、挤兑，这本身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已知全球因新冠大流行导致的超额死亡率为120.3人/10万人，其中包括印度、美国、俄罗斯、墨西哥、巴西等超额死亡率在300人/10万以上的国家有21个（2022年3月10日《柳叶刀》论文数据），中国取超额死亡率平均值0.12%，北京市人口2188.6万，根据我公司员工统计和自己的观感，12月11日至18日估计阳性率为80%，那么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可能产生的超额死亡人数为2188.6x0.8x0.0012=2.1万人，由于肺部感染导致的死亡事件主要集中于阳性后的一周内，简单估算一下，如果没有强力干预，抹平曲线的话，从12月19日至26日的7天，每天北京市可能有新增3000人规模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根据北京东郊火葬场的网上简介，每年东郊火葬场年遗体火化量大1.2万具，约占全市总火化量的14%，占城六区整体火化量的25%。这样就很容易算出北京常规年每天火化235具，冬天死人多，按500具/日估算，我估计北京极限火化能力在1000具/日这样的水平，新增的3000人必然会出现医疗和火化挤兑。所以这也是我理解中央为什么大慈大悲，冒着严重经济损失也迟迟不愿解除封控的原因，因为这每日新增死亡的3000人和乌鲁木齐火灾死亡的10人，他们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
我希望放开，是因为三年封控严重影响孩子们的未来、我们家庭的工作生活。欢欢初中学习和成长基本上被网课毁了，我对他的目标从清北、考上我的母校、普通大学、中专一直降级到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小飞幼儿园都动不动要求居家，明年上小学，如果继续封控如何应对？作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训练有素的现实主义者，放开这一步无论要付出多少代价总要迈出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然我内心里并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包括我的父亲成为代价的一部分，然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后面的事情很简单，第二天（12月22日）上午我联系了八宝山殡仪馆，和我的猜想一致，果然火化最快只能安排在第6天（12月26日），骨灰5日后可以取走。这已经很好了，我按老家的习惯，在家里布置了灵堂，第五天头五做了祭拜活动，第六天火化，第七天头七煮了饺子，在桥上烧了纸钱。
12月26日，我带着老婆和大娃送爷爷去八宝山，给爷爷上了香，倒了他最喜欢的白酒。在回家的路上，二环竟然意外地堵起来了。以前这种情况肯定不高兴，但是这次，我却激动地心潮澎湃不已，跟着车流慢慢向前走，觉得未来也在向前流动。想起12月15日我康复后第一次下楼看到的空无一人的街道，简直恍如隔世。
北京，这座千年汉民族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边疆要塞城市，这座无与伦比的伟大城市，现在应该顶住了病毒的攻击，满身带血地从地上爬起来，正在逐渐恢复中。这满地流淌的鲜血和泪水，有我的父亲，有无数无辜的高龄老人和少壮精英，每个人都不容易，一代一代人的奋斗、牺牲、挫折、失败，最终必将为后辈和未来铺开鲜花的道路。
永远永远不会放弃。
亲爱的父亲，请安息。
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