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报告发表推迟了一个月，引起各种忧虑。5月11日，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发布了主要数据，主要结论是中国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这一点不出意料，但还是引起“增速最慢”、“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等热议，人口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2020年与2010年相比，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占人口比例从70%降低到63.4%，60岁以上人口从13.3%增加到18.7%。很多人据此认为，人口红利不再，这将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人口红利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人口红利指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抚养（包括养老和养小）负担较低，对经济发展有利。这只有在出生率较低（养小负担低）、平均寿命较短（养老负担低）的时候才可能，而这正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标志。中国一直是人口第一大国，在解放的时候，平均寿命只有43岁，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可谓不大，但这也是中国最为贫弱的时代。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对经济做出增量贡献的人口占比也大，这是人口红利说法的主要根据。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寿命是直接结果之一。所以主要靠人口红利发展起来的经济是注定不可持续的。

人口红利也是流窜资本的说辞，利用资本的流动性，对劳动力供给丰富、社会成本尚低的国家和地区捞一把就走，然后转到下一个目标，而把养老和社会福利负担留给上一家。发展人口红利是不能成为国家发展政策主线的。

人口红利还有庞氏骗局问题。即使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不变，随着寿命的延长，老龄人口占比必然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必然降低。要继续维持同样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必须扩大劳动年龄人口总数，造成未来老龄人口的进一步增加。这肯定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道。

人口是重要的，人口太少的国家干不成大事，但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还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中国崛起还是近几十年的事。事实上，中国崛起恰恰是在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之后才发生的。

劳动年龄人口是一个容易误导的概念。在劳动年龄之前，幼龄人口还在成长阶段，是肯定不能当作劳动力的。在劳动年龄之后，老龄人口其实要一分为二。中国现在的平均寿命为77.3岁，但平均健康寿命为68岁。也就是说，在60-68岁之间，人口主体的基本健康可以保证，但在68-77岁之间。疾病、老迈就开始影响生活了。这也是推迟退休年龄的主要依据，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问题在于：在劳动年龄段里的人口，是否具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简单化地说，一个劳动年龄的人能供养多少人（包括自己）。

在农业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也只能勉强供养自己，并无多少结余。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人口大国但非经济大国，原因也正在于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

在工业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年龄的人口供养自己还有很多结余，有人能通过商品贸易积累财富。工业国家（包括农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比传统农业国家富庶得多，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崛起正是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结果。

劳动年龄的另一个划界是15-64岁。以这个标准统计，198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33亿，2019年9.89亿，增加了35%%，但中国的GDP从1979年的3477.68亿人民币增加到2019年的14.28万亿，增加了41倍。作为比照，1959年到1979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为52%，GDP增长则为3.6倍。显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政策、法规、科技、教育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才是决定性因素。

政策、法规、科技的作用不易量化，但教育是可以量化的。在2010-20年间，中国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占比从8.93%上升到15.5%。如果有1959年以来的高中学历、大学学历对人口占比的数据，相信可以对经济发展的关联做进一步分析。

中国还在进一步深化、细化政策和法规，科技和教育的加速器作用还在进一步强化，另一个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指标是城市化。与2010年相比，城市人口占比增加了14.2%，达到人口的63.9%，与美国的50年代水平相当。美国现为82.7%，英国、加拿大也都在这个水平，德国略低，也达77.5%，澳大利亚达到86.2%，日本达到91.8%。中国甚至还没有达到蒙古的68.7%。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市化提高生活的集约化，提高生活和生产效率，这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不是说要继续向北上广深集中，而是要发展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随着交通、通信的发达，距离越来越不成为职业发展的障碍，生活质量越来越决定在哪里安居乐业。

另一方面，自动化、智能化正在进入高速发展的起飞点，未来对劳动力的要求与今天截然不同。机械化启动工业革命不是通过机器制造或者精密仪器，而是拉车、收割、打谷、抽水这些替代简单劳动力的事情。在自动化和智能化时代，这也一样，真正的威力在于对简单劳动力的替代，极大降低经济发展对劳动年龄人口的依赖。

华为的自动驾驶引起轰动，但乘用车自动驾驶的技术、法律问题还没有理清，物流自动化可能首先悄悄到来。洋山港货场的高度自动化对公众还只是新奇玩意，高速公路段的大卡车自动驾驶可能影响面更大。高速公路上的驾驶环境相对简单，但疲劳驾驶是很大的问题。由本地司机把大卡车从仓库、货场开到在上高速公路的集散点，然后离车，启动自动驾驶，自己回家，大卡车在自动驾驶下开到预定下高速公路的集散点自动停车待命，由当地的司机接管驾驶到本地仓库和货场的行驶。这是很现实的技术，也可以大量替换卡车司机，在日夜运作的同时，提高行车安全。在本地货场到集散点之间的往返很近，便于当天回家，也提高卡车司机的生活质量。

端菜机器人、送货机器人、护理机器人、清洁机器人、自动文秘、自动安防，这些才是最应该引起注意的方面。在劳动法规和技术发展的两方面挤压下，大量、快速地简单劳动无人化并不遥远。劳动年龄人口的压力未必有多大。

当然，劳动年龄人口未必就是简单劳动力。高级劳动力与教育程度密切相关，中国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已经达到15.5%，可喜可贺。但比照世界先进水平，依然有很大差距。在世界前10里，加拿大第一，达到51%；以色列第二，达到46%；日本第三，达到45%；以后依次是美国42%，新西兰41%，韩国40%，英国38%，芬兰38%，澳大利亚38%，爱尔兰37%。也就是说，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是足以弥补劳动年龄人口缺口的另一个因素。

中国的人口增长放慢了，可能还会有一个人口萎缩的阶段，但中国依然是人口大国，只是可能在2025年之后被印度超过而成为人口第二大国。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国没有因为人口第一大国而伟大，更不会因为人口第二大国而不伟大。

至于中国人口持续萎缩，这个可能性很低。经济发达后，生育率下降，这是全球性的现象。欧美国家是通过移民来维持人口增长的，这已经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德国人口的土耳其化和美国人口的拉丁化。这也是在简单劳动无人化之前的必要。中国的生育率会恢复到维持人口自然更替的程度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