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率低下已经有好多年了，七普强化了这一认知。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远低于自然更替所需要的2.1。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总数不少，但和人口基数相比来说较低。作为比照，2020年，印度出生人口为2400万人，比中国多一倍，而总人口还略低于中国。全面二胎政策只带来短短的一小波，很多年轻夫妇若不是被长辈逼着，连一胎都不大愿意生。一般认为，全面放开多胎限制也不解决问题，“生育难”成为社会问题。

据新华社调查，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下有几个原因：

1、    养娃成本太高

2、    没人带娃

3、    鸡娃太辛苦

4、    个人生活质量更加重要

现在的年轻人，婚嫁、成家的成本本来就高，更有“房价是最有效的节育措施”的说法，但婚庆中有很多邪风恶俗，很多成本本来就是可以避免的。房价则是另一个问题，既不是生育率的原因，也不是生育率的结果，就不在这里展开了。但排除这些因素之后，养娃成本依然太高，一个娃几个班，一年下来随随便便几万就出去了。

必须说，棋艺、音乐、舞蹈、体育等兴趣班都是奢侈品，有条件就上，没条件不必硬撑，为了攀比而把自己逼上“兴趣班军备竞赛”的道路并不可取。“孩子的一切都必须是最好的”，这也是奢侈品，同样应该量入为出。最适用的就是最好的，而不一定是最贵的、名气最大的。很多家长对自己只要“够用就好”，对孩子则不惜工本，这是个人取舍，但不要把这混同于养娃的必须，因为未必必要。“最好”对养娃到底有多少用，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慢说更早的几代人，现在家长这一代未必就是用“最好”的养大的，并无问题，下一代怎么突然就那么脆弱了？

养娃和结婚一样，不必为“在人前抬起头来”而硬撑。日子是为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孩子还是为自己养的，不是养给别人看的。还是要理性一点。

没人带娃是很普遍的不肯生的理由之一。这和现在的传统方法养老一样，是一对一（有时还是多对一，祖父母辈一起上）低效带娃造成的。人类带娃不是今天开始的，实在是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没有那么艰难，不必那么大费周章。娃皮实得很，哪那么容易就夭折了或者“出事”了？

和养老一样，带娃也需要社会化。需要建立足够的优质托儿所、幼儿园，有足够的幼教师资。这些在适当的法规、政策支持下，是做得到的。比如说，大公司、大型商厦可以考虑自带托幼，作为员工的付费福利，吸引优秀员工，相关设施在税收上予以优惠。

社会化托幼从一对一甚至多对一转变到一对多，效率高得多，也可以把家长（包括祖父母）解放出来。小朋友从小就有小伙伴一起玩，也比缺乏同龄环境的4-2-1更有利于幼儿发展。

至于把学龄前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初衷是好的，但效果就未必了。在攀比进入高价私立托幼的大环境下，只有少数优质可以除外，一般公立托幼会沦为乏人问津的二流、三流去处，并不能起到降低公众托幼成本的作用。

少数优质的公立托幼则是另一个问题，由于容量有限，只有按区录取或者择优录取。前者在托幼时代就导致学区房问题，后者则把“课外班军备竞赛”提前到托幼阶段了。两者都导致托幼前成本了，所以也不存在减轻托幼负担的问题。不过非公立不等于简单的商业化，非公立托幼机构必须以非盈利为原则，并有严格的政府监管。

在政策上，国家需要明确和严格执行保护妇女生育的法律法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同一规定里还有，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这应该划入国家统一的失业保险基金里支付。

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法律上就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对育龄妇女有任何录用歧视。根本就不可以有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种族歧视等一切歧视，只有身体残疾、教育程度等与安全生产或者工作性质有关的区别对待可以考虑。在妇女休产假期间，更是严格禁止辞退、降级等违反劳动法的事情。

很多年轻夫妻不愿要二胎、三胎的原因是做不起全职妈妈，本来还小康，少了一份收入立刻就入不敷出了。带孩子几年的收入断档也就算了，再要回到就业就难了，一当全职妈妈就永远不再就业，这是难以接受的。有关法规和政策与托幼要无缝对接，帮助妇女在产后回到工作岗位。公司和机构也应该明白：生育妇女回归岗位实际上对单位是有利的：节约了入职培训的时间和费用，人缘和规章都熟悉，上手快，是财富，不是负担。原来岗位保留到生育妇女回来是不现实的，但多数岗位本身也是有流动的。

容许半职是另一个办法，便于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衡。工作-生活的平衡（work life balance）是很重要的问题。在996时代，谈这个似乎是在“何不食肉糜”，但民工荒已经是一个警醒，这是人们拒绝体力996的结果，拒绝脑力996的时代也正在到来，用人单位不对这样的大趋势有所认识，最后栽的是自己。妇女能顶半边天，对生育友好的用人政策正是保留人才资源的有效做法。

鸡娃和鸡妈则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了。谁都认为自己孩子天下奇才，惟恐耽误了，即使拔苗助长也要把孩子的潜力120%地发挥出来。但谁都知道不可能人人的孩子都是天下奇才，拔苗助长是要伤苗的。心理学中有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也可简称D-K效应）的说法，说的是平庸者大多自我评价高于实际水平，大师反而更多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成长空间。对孩子的期望实际上可以看作D-K效应的延伸，就像孩子是自己的延伸一样。

D-K效应图解：横轴是智慧，纵轴为自信，左侧尖峰为“愚蠢之巅”，接下来的低谷为“绝望之谷”，此后是“开智之坡”，最后是“睿智高原”

鸡娃和鸡妈折腾自己，折腾社会，这是很大的话题，容另文展开。这里只简单说一点：鸡娃和鸡妈问题除了主观上改善对自己（和孩子）的认知外，在客观上只有在求职焦虑退潮后才能解决。这里有就业机会问题，也有未来期望问题。就业机会其实不少，就业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但这几十年中国发展太快了，但发展快，期望增长更快。中国人对中产阶级的奇怪认知就是例子，中国人所说的中产阶级在欧美至少是上中产，可能都已经跨入有产阶级的下段了。回到D-K效应，谁都认为自己超过平均水平，“值得拥有更好”，而实际资质不过平均，那就免不了焦虑了。

由于三观而选择不要孩子，这是个人选择，不是政策问题。还有人选择不婚主义呢。这就只有随他们去了。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过低了，这不正常。更加生育友好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生育率过低的问题。中国现在每年的人工流产有900万人以上，在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人群中，25岁以下女性占47.5%，未婚女性占49.7%，流产次数大于两次的占55.9%。

在过去，独生子女加上重男轻女是人工流产的重要原因，现在这方面的压力少多了，生了女儿想要儿子，再生一个就是了。两个都是女儿，对很多人来说，再生已经没有动力了。生育放开是趋势，实在有干劲，再接着生就是了。

意外怀孕是大问题。时代不同了，意外怀孕率提高了，但人们对人流过度宽容，人流并不被认为是“谋杀”，也不会因此产生负罪感，因此，人流成为非意愿怀孕的最“便利”的选择。在舆论上，对人流的持批判态度在于不节制的性行为，惋惜的是女性身体健康的损害、不孕的可能性等，但其对未出生的婴儿的伤害不是重点。这是需要改变的。

根据联合国数据，每千名妇女的人流人数里，俄罗斯最高，达到53.7人次；越南其次，达到35.2；哈萨克为35。中国据第15，有24.2人次。作为比照，美国为20.8，日本为12.3，印度为3.1。但这只是数据的一半，另一半是总和生育率，印度2.28，高于自然更替所需要的2.1，所以人口继续增长；美国为1.72，人口的萎缩靠移民补偿；中国只有1.3，比日本的1.42还低，人口总数的保持基本上靠寿命延长了。但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妇女的生育意愿达到1.8，说明生长率是有增长空间的，需要的是改善生育环境，极大降低人流率。如果人流率降低25%，出生率立刻就上升了18%，总和生育率就上升到更加健康的1.53，依然只有加拿大的水平，但人口萎缩的威胁显著降低了。

经济水平提高与生育率降低是强相关的，高福利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但依然是有限的，荷兰、丹麦、挪威、瑞典都在1.7-1.8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焦虑的降低，生育意愿会逐步回升的。在此期间，人口总数不至于有太大的波动，但老龄化是肯定的，这就只有靠劳动生产率和自动化、智能化来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