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文宏医生的言论及对群众对防疫措施的疲惫

最近，张文宏医生的言论引起了一些争论，成了一个舆论焦点。对这个事情众说纷纭，我也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理解。

疫情已经一年半了，再几个月就快两年了，很多人对于疫情管控政策觉得疲惫了、厌倦了，不知何时是头。这次Delta疫情爆发，来势凶猛，各地的防疫工作又有所加码，譬如作者前段去了一次上海，回北京后马上被街道通过大数据发现。我是“到访过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被街道拉去检测核酸（要求回来一次，第7天时一次），还要求天天报体温。社区工作者都非常不容易。

这个措施，比之前的政策是进一步加强的。它确实对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有些影响，也会影响到经济运行。其实我们和朋友在一起聚会也经常会议论：“哎呀这疫情何时到头啊。”“这么搞长期也不是办法啊”；“国外一早躺平了，现在好，群体免疫了，人家不管不顾最后倒没事了”；“咱们也不能永久不开国门啊”；“这样对经济影响确实很大啊”；“美国现在经济复苏强劲了，我们反而受影响”。……这些都是典型的抱怨。我身边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另外还有悲观和怀疑情绪：“这灭活疫苗也不知道对Delta管不管用”。有的人甚至会说：“哎呀不如放开算了，与病毒共存算了。国外也都这样。”

这些坊间言论都挺有代表性的。笔者在与朋友聚会时，偶尔也会附和说说。这就是大家疫情之下的情绪的正常表达。大家的讨论并不旨在提供专业的意见，更不是在表达什么政见，都相信国家最终会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选择。

而实际上，这些言论都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何？因为我们总体上是享受到“坚决清零”防疫措施的好处的：我们是全球疫情防控做得最好的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最大的保护。我们去年的GDP是主要国家里唯一正增长的。我们享受到了疫情防控的这些好处。我记得去年二月份李文亮逝世时，疫情到了最低谷，但到了二月末三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并在欧美广泛爆发时，人们的看法得到了根本扭转，看到只有中国政府才是真正关注人民生命安全的，并且看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大家都庆幸自己在中国。

但一年多了，人们开始倦怠了。因为病毒实在离我们太远了。只是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海外疫情如何严重。完全变成了一些数据。除了武汉市民之外，我们的全民其实对COVID-19都没有什么直接体会，只是因为参与疫情防控遇到了一些麻烦而已。

如果COVID-19疫情真的在中国再次爆发，政府躺平，会如何？大规模的感染、住院率极速上升，医院濒临崩溃，死亡人数数万、数十万，无数家庭失去了老人。请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关注生命安全，非常尊重老人的儒家社会。请问届时会怎么样？

毫无疑问，社会舆情会完全反转。人们会把矛头全部对准政府，因为认为全能政府要承担一切责任，而且舆论还会政治化，转化为对体制的不满。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去年李文亮医生逝世时的情形。

谁又会是对政府最积极的批判者？我相信还是那些对中国体制一直怀疑和批评，对西方比较向往的人。包括方方这样的作家。我相信，同样是这批人，在疫情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但这个时候又会冒出来了，他们也更有可能是西方的“躺平”、“群体免疫”和“病毒共存论”的同情者。

二、实际问题所在：不是和“病毒共存”，而是如何防止境外输入

笔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而非医学界/卫生界的专业人士）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政策是可以执行的，包括对Delta变种。

最近几周，加强管控后，新增本土病例马上就被压下去了。作者经常往来的几个大城市——北上广深，都没有新的案例，事实上我们已经把Delta初步控制住了，正在清零。所以，从控制疫情的角度看，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这个措施是可行的，包括针对Delta。只要我们愿意采取措施，我们都可以防住Delta的，所要探讨的只是社会代价问题。

其实只要人们的生活恢复往常，短期的悲观情绪和怨气就会减少，舆情就会改善，讨论的迫切性马上又会削弱。疫情一反复，人们因为倦怠就会开始抱怨。

疫情防控是一项公共卫生政策，这种政策不能跟着老百姓的情绪走。如果跟着老百姓情绪走，那怎么不在2020年1月武汉封城前夕来个武汉市民大投票呢。那谁会同意封城呢？那还有什么专业性和科学可言呢？还有什么公共卫生政策可言呢？

第二，不能泛泛地说“和病毒共存”。

我理解这里所说的所谓“共存”，并不是说具体某个人和COVID-19的关系，而是指一种公共卫生政策：我们容许病毒在人的世界里传播，承担一定的生命安全风险，但不打算完全消灭它（eradication），也不会采取特别激进的防控措施。

但要问的正确问题是：和什么样的病毒“共存”？显然，COVID-19 Delta变种这个具体的病毒是不能和我们“共存”的，因为它的传染性、重症率、死亡率是初版COVID-19的数倍，对社会公共健康的危害极大。我们的社会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代价。

尤其是，COVID-19最主要伤害的是老年人群体——特别是高龄群体，而高龄群体注射疫苗的比例恰恰又是比较低的，因此他们仍然是病毒高危群体。我们一旦“躺平”，病毒就会首当其冲地伤害这些人。

另外还有一个疫苗与Delta的关系。到底打了科兴、国药等国产灭活疫苗的人群面对Delta时的防护性如何。我觉得现在数据量可能还是不够的。科学家还在动态研究，需要有更大的数据支持。这种研究，是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一切基础。在完全搞清楚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冒风险的。

何时可以谈论病毒共存？其实是COVID-19病毒真正“流感化”的时候：病毒的毒性大大下降了——无论是打了疫苗的，还是没有打疫苗的。这时我们才有可能去探讨和它“共存”的可能性。但在Delta出现时讨论这个是不合宜的。而且会造成舆论和见解上的混乱。

第三，公共卫生政策反映了一国的制度、治理和价值观。我们去年初已经完成了公共选择。

公共卫生政策首先是要站在科学的基础上的。针对这种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管控肯定会有社会代价的，其实是一项有权衡取舍的公共选择。要解决的问题：

1）我想保什么，可以放弃什么（我的priority）;

2）我的能力让我能够保什么，不能保什么（我的capability）。

显然，不同国家和社会的选择是不同的。

1）我想保什么：中国的选择是：保全体民众的健康。生命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的基本底线。其中，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我们是一个尊老社会，特别关注老人的安康。我们的老人很多也是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与子女分开，独居或居于机构养老场所）。中国社会愿意为了保护老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每个人让渡一些自己的权利、自由、隐私，社会承担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那些觉得西方模式也不错的人，给你们一个选择，你们愿意带全家老小，特别是家里的高龄老人，一起去美国、英国居住么？我表示怀疑。因为作为中国人，你们也是尊重老人的。所以这些连精致利己都不算，纯粹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西方是不同的，西方要保许多其他的东西。譬如说保个人的各种自由，保个人的隐私，要大算经济账，但老人是可以放弃、可以牺牲的。

2）我能保什么：我们发现，中国的举国体制、数字化治理、个人能够让渡部分的权利与自由、众志成的心理，使得中国居然可以实现“清零”，并最终在各方面获得一个均衡。

但西方实际上是没有这个选择，它做不到这些，不可能全面控制疫情，一定要付出巨大的人命代价。而且如果防疫效果也不佳，还要牺牲经济，那还不如老早“躺平”，选择“群体免疫”，但不惜牺牲老人。

中国还能做选择，其实是能力的体现，是一种“奢侈”，是“强者的烦恼”。而我们也早在2020年1月对武汉封城时就已经做了这样的公共选择了：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做出了公共选择：我们将用最严格的方式对抗COVID-19（“SARS化”），而非“流感化”的应对方法，以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体特别是老年群体的生命安全。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今天再翻过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些莫名奇妙的。难道我们一开始就选错了？难道搞了半天死了上百万人的西方是正确的？中国社会能够接受死上百万老人么？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莫名奇妙。

第四，真正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国外的输入性疫情。

我们不可能因为西方社会的制度、价值观、能力、选择（西方人想保什么、能保什么）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公共卫生政策。这其实本质是个制度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它就和西方不会采取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也不会采取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一样的。

现在中国能做的，就是继续观察海外疫情的发展，病毒本身的发展，做好严防死守。要看到现在的疫情全部都是海外输入的，所以还是一个如何“给国门戴口罩”的问题。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会延续这个政策。我们不可能冒着医院崩溃、大量老年人死亡、稳定出现问题的风险去加强国际旅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

中国有14亿人。美国3亿，大欧洲5亿，日本1亿多。整个发达国家经济体加在一起也就10亿多，还不如中国人多。我们和那些依赖人口流动的欧洲国家（譬如依赖旅游业的意大利）是不同的。所以，内循环是可能的。总之，中国的操作空间更大，选择更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选择显然不是关闭国门，而是为了应对最坏的情况，进一步加强严防输入，甚至进入某种程度的关闭国门，进入更大的内循环。

至于未来再怎么办，譬如如果五年后疫情还在的话该怎么办。那当然是动态观察，到时再说，根本就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三、如果COVID-19出现在古代人的社会会怎么样？——传染病的社会学

有时我会思考这个问题（但很可惜我还缺乏必要的知识）。因为COVID-19主要是打击中老年的，特别是7、80岁以上的人口。年轻人的重症率、死亡率是非常低的。

原始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就20~30来岁吧。壮年就死了。遇到COVID-19的话根本不会是个“病”。如果发展到有城镇出现的农业社会，人口居住更加密集，是会出现大规模传染的。但假设人均寿命仍然是30~40岁，那这个病毒和“不存在”也是一样的：可能许多人都感染了，但是没有人因此而死亡。大多人的症状很轻。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传染病学的角度看，这个病存在，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病根本不存在……同时，人们很自然的就因为不断地传染而形成了某种群体免疫，并且能够代际相传。

从病毒的角度而言，为了广泛传播，也要找到一个均衡点。如果宿主被很快杀死，是不利于传播的。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假设大量的人被感染，且病毒的“毒性”更大。那在自然选择下，一方面活下来的人会取得抗体，另一方面毒性更大的病毒也自然淘汰，更加温和的变种留了下来。最后，与人类找到某种“共存”的关系。

迄今我们还会感冒。造成感冒的病毒有两百多种，包括许多类别的冠状病毒。我猜想，许多病毒是非常古老的，早就和人类形成了“共生”关系。

但这是把人类变成自然的试验田，让病毒自然繁衍发展，让人类在病毒侵袭下自然的死亡、淘汰……最终形成这样的关系。

病毒是古老的，但在COVID-19出现的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大变样了。

人类非常的长寿，出现了大量的70岁以上的高龄群体，一个在几千年之前“非常温和”，甚至可以“社会性不存在（socially non-existent）”的病毒会变成一个“毒性很大的烈性呼吸道传染病”，专门打击这部分群体。

人类也有能力通过科学手段发现、识别这个病毒，并且不能放任不理，由其在人类社会里蔓延、肆虐众生，通过为数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大规模感染、大量的死亡（导致病毒转向更加温和的变种）以及自然的群体免疫去与病毒建立一个更温和的关系。此时的人类，要在这个瞬间节点抑制这个病毒：人类不仅仅会采用各种医疗手段（medicine）去应对，还要建立系统的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政策与体系，开展系统性的防控。

在古代人类社会，这是不可想象的。二十一世纪二零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政府非常注重人民生命安全及福祉的社会，也是一个非常尊老的社会。而政府又具备足够的公共政策手段，那么可想而至它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它一定会打破病毒在纯自然状态下与人类的互动发展的逻辑。过程中，它也会为这个选择承担一定的代价。而之所以有这个选择，也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了。

我觉得从这个大力士角度讲，中国已经比西方要更加先进了。我们其实在做一些他们无法做的社会选择。

四、关于张文宏医生

跑题了。讨论了这么多问题，让笔者回到张文宏医生的争议。

中国抗疫体制是非常特殊的，它体现了我们举国体制的特征、能力与我们的文化。

这其中，坚持、众志成城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它需要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共同应对疫情。如果没有这种众志成城，没有这种意志力，没有政府自上而下的约束与加持，防疫抗疫早就失败了。

为什么张文宏医生的言论有如此大的争议？笔者的理解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言论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出来，使得我们的防疫体系在心理上出现了一道裂缝。

我们不论他言论的初衷是什么，但当下的时点是比较特殊的：Delta比较厉害，人们防疫很疲惫了、离真实的疫情太远了使得麻痹了、胆子大了，一些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等等。这就使得他的言论有了支持响应者，并构成了对我们防疫抗疫长城的冲击。笔者以为，言者可能无心，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并不打算挑战我们的防疫体系，而只是和我们一样在发表一些见解。但他和我们的区别在于，他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他被认为是疫情防控权威，一言九鼎，可以带动舆论。一些抱有怀疑和悲观情绪的人会被他的言论所带动。他直率的表达风格更会让受众觉得他说出了真话。

而实际上，我们看，张文宏是个医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生的领域是治病，个人医疗，medicine。

而传染病防控属于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是一种公共政策，与经济、政治、社会其他政策高度相关。

张文宏医生经常提到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实际上，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https://www.jhsph.edu/ 与医学院（School of Medicine）https://www.hopkinsmedicine.org/som/ 是两个学院。这完全是两个领域。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ttps://www.hsph.harvard.edu/ 与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https://hms.harvard.edu/ 是两个学院。

笔者之前也不了解的，在哈佛的时候接触了两个学院的学生，后来参与了一些行程培训课程，才发现内容完全不同。虽然也有不少学生有医疗背景，但公共卫生的领域更广，完全是公共政策的范畴。

翻译一下：怎么给一个病人治病，和一个国家或社会怎么制定一项合理的传染病防控政策，是两码事。前者是medicine，后者是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依赖的不仅仅是医疗技术，还要有政治制度赋能和支持的。

张文宏是个医生，他医术再精湛，对传染病理解再深，也还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我理解他可能都不属于公共卫生这个圈子的（卫生部、卫健委、CDC这些才是公共卫生领域）。他的知识肯定是会有短板的，在成名后，他不可避免的会在媒体的邀请下，讨论一下他并不是最专业的内容，特别当他有了足够的自信，同时也有表达欲望的时候。例如政治、制度、治理、公共选择、经济，社会，这些其实很难是一个专业领域医生熟知的话题。

他在去年3月份对美国的一系列评论，说美国的医疗多么先进，如何能够从容应对疫情，劝网友不要为美国操心。

“若是美国的疫情严重了，它们肯定也是会调整相应的应对措施的。所以说美国是有把握应对它们的疫情的。

所以说美国自己都不用担心的事情，中国网友也不用对它们操碎心的。毕竟他们比谁都爱惜自己的性命。

若是美国民众感觉形势不对了，肯定会抄家伙搞事情的。所以，所有的事情，尽在美国掌控之中。”

显然，张文宏医生完全不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制度，更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他就是在想当然。笔者去年的文章是（《美国对抗COVID-19无力的12个原因及疫病的“社会建构”》）分析了为什么美国不可能很好的防疫。

他所讨论的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不是一个个人医疗问题。

而实际上，防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了，是一个大政治问题。

张文宏是一个医生，他的专业在细分的微观领域。他肯定会认为美国的医疗科技先进，从medicine的角度看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他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因此会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当然，张医生说什么都可以，笔者只是在说明，他是有知识短板的。事实已经印证了他的错误。所以他在其他公共政策问题上也会错判。

每个人都有知识短板。关键是要能够看到自己的短板，不要过于自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你不是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说啥都可以。如果你是公众人物的时候，言论就要注意了。

我们再看看张文宏医生的其他言论，其实可以发现，他是比较偏好美国的。按照他的医学背景，以及年龄段（1969年生人），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年纪的人还是以崇尚西方居多的。这并不是什么政见，只不过是一种倾向：他的成长经历会使得他自然地认为西方的东西普遍更科学、更好、更合理，政府也更强大，治理更人性，人民素质也更高。这是根深蒂固的。它不是政见，只是时代的烙印。笔者以为这其实就是某种代沟。

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以及巨大的代际变化（新一代年轻人对中国模式更加自信），张文宏医生的说法就会让人有些不适了。我觉得我们既可以理解张文宏医生的说法，也不难理解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

笔者觉得张文宏医生一战成名，接受各种访谈，成为一种流量经济，其实是危险的。很容易会介入自己不那么熟悉的话题并犯错误。公共卫生、中美制度比较这些也都是比较敏感的、涉关政治的话题，作为公众人物，谈论起来要比较小心的。他毕竟是一个医生，细分领域的专业人士，我觉得他很难有这么多的政治敏感度，看问题总是难避免局限性的。也许他还被热心的网友给“鼓励”了，认为尺度大一点，讲点自己的心里话，会有更好的效果，社会也能欢迎和包容。但张医生还是太单纯了。

五、笔者再总结一下大的脉络：

1、中国的COVID-19防疫政策不是医疗（medicine），而是公共卫生问题（public health），隶属公共政策

2、防疫公共卫生政策还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关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各种底线思维，还与外交、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挂钩，早就上升为大政治了

3、国民享受了举国体制下众志成城疫情防控措施的以来的所有好处，对COVID-19有点麻痹放松，对防疫手段有点厌倦，也受到国外躺平主义下“病毒共存论”的影响

4、但实际上人们只是有所倦怠，疫情真的爆发，导致生命健康的损失，人们立马会开始指责全能政府，甚至把问题政治化

5、在这个关键节点，必须坚持中国一贯的防控政策，避免功亏一篑。必须教育好群众，稳住人心，不能有倦怠，更不能有战败主义

6、张文宏医生发表了关于“与病毒共存”的说法，刚好契合了一些民众的想法，迎合了他们的倦怠心态和“厌战主义”

7、张文宏医生是抗疫以来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享有巨大的影响力的。他所发表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对当下的大国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迎合了民众的想法，引发了讨论。他的言论为我们的公共卫生政策长城上敲出了裂痕。这个裂痕一旦出现，我们的防疫长城就会被削弱：所有的人，从百姓到监管机构的基层人员都会动员。这种影响是张文宏医生没有想到的

8、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有关部门也请高强等退休官员/老专家来发表意见，正面回应、驳斥张医生的言论，引导舆论

9、张医生过往的所谓“亲美言论”也被一些网友摘抄出来，对他本人发动了责难与攻击，质疑他的根本立场，还有挑战他的博士论文的。其中有一些内容，可以被归为“网暴”范畴

10、喧嚣之后，“与病毒共存”这个说法也就不会再在公共领域出现了。政府要做的事是统一思想，让大家众志成城，继续维护中国得来不易的抗疫成果。

六、关于言论空间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现在舆论打击张文宏医生，有很大的问题的。这样好的医生居然也因言而被攻击。我看朋友圈，不少人在发文支持张文宏。

对此，笔者的看法如下。

1、人出了名，获得了流量，在聚光灯下，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任何说错的东西都会被人们用放大镜去检视。这就是出名的代价。所以，发言务必要谨慎，要注重场合，不能什么都说，不要对不完全熟知的问题发表言论。就算非要发表言论，也要免责，“我真的是胡说八道的啊”

2、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下，发表亲美言论，特别是经不起推敲、立场大于事实的对美国比较友好的言论，会引起不少人的不适。你发这样的言论，就准备好承担后果。另外，现在中国年轻人对美国也不能说就是不理解的。如果你也不算是这方面特别的专家，少说

3、要有政治敏感度。公共卫生政策现在是大政治，都已经算是基本国策了，这是不能随便去说的。可以讨论，但要注重场合。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要注意影响

4、我们的社会没有讨论空间？公共政策有没有动态修正的可能性？当然有啊！参加闭门的专家研讨会，给卫生部门提建议。上书，写内参。有无数的渠道。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言论限制，政府是动态研究观察，吸收各方面的信息，以求做出最准确的决策判断的，以张文宏的身份地位，有大把的渠道可以向上递送他的观察和建议，都会受到重视，得到反馈。但涉及基本大政方针的东西是不适合在公共领域随便说的。因为大多人没有足够的知识与判断力。他们会认为张文宏医生都这么说了，这就是代表正确的东西了。张文宏医生的说法可能在社会引发分歧甚至混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专业人士，他应该在专业圈、决策圈的范围内提交他的专业建议，而不是在公开场合下向不特定人群公开表达可能本来也不太成熟的意见。他更关心的应该是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决策，而非满足自己对外讲演的一时快感。但无论如何，笔者以为张文宏医生的渠道都是打通的

5、张文宏是共产党员，他说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员要先上，冲到一线。那么这个时候也一样，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纪律问题。不能妄议大政。可以提意见，但要遵循流程。最后要以大局为重的。这就是政治站位

6、他有没有遭受网络暴力？笔者以为，有就有吧。你有没有在公众场合被攻击。网络暴力是虚拟的，是键盘侠的战役。出了名，有了流量，就做好准备因为一言不合被网友抨击吧。笔者也被网友抨击，这很正常，不算什么。网友可以捧你，也可以杀你如果这都不能承受，就不要加入到这样的世界里

7、张文宏工作受到影响了么？肯定没有啊。网上挨了挨骂而已。他的职级照旧，工作照旧，生活早就。他依然可以组织、发起、参与各种专业讨论。他要发声，我相信凭借他的影响力，中央都会听取。他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他需要更加“内敛”一点，注意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不是一个要证明你存在的议题，而是一个全国一统的整体布局。但无论如何，网友无需多虑。张文宏不会受到什么实质影响，除了……

8、除了博士论文。这就是一码归一码的问题了。如果犯了错误，那就要承担代价。我看网上有说“20年前的标准不同，难道要追溯应用现在的标准么”？这就不对了，难道20年前就允许抄袭了？如果张文宏医生确实犯了错误，我们拿着一纸说明，坐时光机飞回20年前，当时的学校领导会承认？当然不会。学术标准是一贯的，只是存在一个能否验证及评价的专业问题。对于张医生的博士论文，笔者的看法是，交由复旦大学去研究、判断、决策，做出结论。如果确有问题，那就处理。不要试图把自己的论文和国家联系起来，不要妄想责成国家为自己背书

9、国家如何决策？有关部门最后一定会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要看到，张文宏医生是疫情防控大计里有功之人，他其实没有必要在公域发表各种不完全熟知和有把握的意见，更不应该随便发表对中国大政不同的意见。如果他希望对国家更好，希望公共政策更加合理，希望自己改变政策制订，就应该多利用他的资源提建议，直接找到渠道为政府服务，而非通过民间传话

10、防疫公共卫生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政策领域。在未来的中央全会里，有可能就该问题进一步深化，使之成为当前中央的核心部门。

以上是本篇。很困，晚安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