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战略智库CSIS发表讲话，并就对华贸易政策问答。这算是美国正式澄清对华贸易政策了。

戴琦照例指责了一番中国扭曲市场的经济行为，损害美国的利益和就业，她要是没有开场就说这一通在美国属于政治正确的废话就奇怪了，也是作为美国贸易代表（相当于外贸部长）失职了。

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的要点在于：

1、    要求中国完成第一阶段协议规定的义务，但在中国明显不可能完成协议规定的购买额度的情况下，戴琦回避了是否会用进一步关税惩罚的问题。实际上，结合第二点，这是不可能的。戴琦在后面的问答里，也刻意说明第一阶段规定的数值化的指标很引人注意，但美中贸易的症结不在于数值，而在于结构性失调。换句话说，她在暗示中国是否满足购买额度要求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美国已经无可奈何了。

2、    启动部份商品惩罚性关税的豁免工作，但具体条款和幅度还有待出台。这是对贸易战承认失败了。预计这将涉及很大的商品范围和很大的金额，大量美国公司（尤其是中小公司）会蜂拥申请，涉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头，否则细节调整根本用不着提到政策性宣示的高度。但时间上可能不会一蹴而就，会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逐步兑现。有人问道减少关税是不是与通胀有关，戴琦用通胀是全球问题推脱掉了，至少没有直接说明无关。

3、    要求中国改变国家主导经济的做法，但回避了第二阶段协议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戴琦用与中国讨论（discussion）而不是谈判（negotiation）的说法，也就是说，美国会继续要求中国改变国家主导经济，但已经放弃了用有约束力的协议的方法迫使中国改变了。最大的原因当然是中国根本不理会美国的压力，关税压力也好，政治压力也好，都试过，没用。戴琦用很大篇幅阐述从特朗普单方面施加政治压力到关税压力到中国反制到第一阶段协议，到连第一阶段协议都没有起到作用，来暗示美国的无奈。

4、    与盟国合作制定贸易规则和规范世界贸易，这与拜登的盟国路线是一致的。要确认共同利益，用“波音-空客停战模式”处理美欧贸易纠纷，一致对华。但在问及澳大利亚与中国闹僵后，美国农产品趁虚而入的时候，戴琦回避了问题。

在问答中，戴琦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新政策。

在问及第一阶段协议在2021年底就到期，届时中国将无义务购买美国商品的问题上，戴琦说到，美国将与中国继续商谈增加贸易的问题，但戴琦没有说明是否会继续寻求第一阶段协议这样有约束力的协议。事实证明，协议并没有足够的约束力。莱特海泽在签订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还有退出条款，双方中任何一方对于对方执行协议情况不满意，有权单方面退出。也就是说，恢复关税战。在这个大杀器实际上不可能再用的情况下，协议的约束力事实上消失，估计美国不想再费这个事了，还是以日常磋商为主，尽力而为。

在迫使中国开放更多市场方面，戴琦的回答有意思。她说到，过去美国的重点一直在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但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实现目标的速度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市场开放的问题，暗示现在不是要中国对美国开放市场的问题，而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某种保护措施的问题，避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压迫。美国要在更多的贸易、更自由的贸易（more, more liberalized trade）和更聪明、更健康（smarter, more resilient trade）的贸易之间权衡。戴琦在暗示有钱赚肯定不会放过，但也要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比如美国农产品出口已经被动。美国正在迫使台积电和三星在美国建立芯片厂，芯片的用户圈依然在中国，不知道戴琦如何避免重复农产品那样的被动。

戴琦在讲话中，特意用钢铁工业作为例子。在2000年，美国还有100家大小钢铁公司，年产1亿吨钢铁，雇佣13.6万员工。这是中国开始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时候。20年后，中国年产10亿吨钢铁，占全世界的60%，一个月的钢产量比美国和一些国家一年加起来还多。结果是不仅美国钢铁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钢铁把美国淹没了。在光伏方面，美国也曾经领先世界，但中国现在占全球80%，美国连供应链都大部分消失了。中国正在半导体方面投资至少1500亿美元，后面还有更多的投资，试图重现钢铁和光伏的辉煌。戴琦暗示，这将对美国是灾难性的。

对于经济脱钩，戴琦指出，真正的脱钩（decoupling）是不可能的，需要的是重置（recoupling），重新考虑美国在世界供应链和美中贸易中的定位，而不只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美国必须在经济健康（resiliency）和效率（efficiency）之间权衡。

戴琦反复提到经济健康（resiliency），这是近年来的热门说法，有别于过去更常见的效率（efficiency）和活力（vibrancy）。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疫期中的美国经济困难，过度追求效率导致的经济杠杆化和空心化使得美国成为跛足的巨人，一推就摇摇晃晃。这是华尔街主导的美国经济的必然结果。但美国经济政策向健康化转向不是贸易代表就能推动的，必须从总统、国会和经济界一起推动。

她在讲话中就指出，美国重振在于再工业化，这其实不是她提出来的，拜登的“重建美国”政策就是干这个的，但前路险阻，动了太多利益集团的蛋糕。戴琦指出，制造业不是经济发展阶段更高就可以放弃的东西，重建制造业不仅增强经济的强健性（resiliency），在风吹草动（如疫情）中不会散架，制造业也是与创新互为营养、互相推动的。创新不能孤立于制造业而存在。这也是美国历史、德国和中国的现实反复证明的，只是要美国人重走辛苦的制造业道路不容易。

至于美国是不是会重新加入TPP（或者简版后的CPTPP），戴琦强调美国全面拥抱与亚太盟国的经贸关系，但也要认识到TPP谈判（2016年结束）与现在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变化，暗示用TPP把中国排除在主流经济圈之外的想法现在已经不可行了。

有意思的是，戴琦反复指责中国的国家主导经济（state centered economy），但不提政府补贴（state subsidy），大概政府补贴这套说辞实在说不下去了。中国从穷国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这是“补贴论”说不通的，小铺子是不可能自己贴钱发展成大商号的，“用倾销击垮对手然后加价赚回来”也说不通，中国制造依然是世界上最价廉物美的，而中国的供应链位置还是在制造端，不是具有定价权的零售端。

戴琦提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要用新的、全面的、务实的（new holistic pragmatic）的态度进行。这是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根本修正了。戴琦说到，美国不寻求贸易对抗，暗示放弃贸易武器化的做法。这当然不是美国良心发现了，实在是因为贸易武器化伤着自己了。

问题是，在特朗普时代的高压下，在布林肯的三寸不烂之舌鼓噪下，欧洲终于拖拖拉拉跟上了美国贸易武器化的步子，现在又要转向，这叫盟国如何是好？老大没有定力，是要丢喽啰的。喀布尔和AUKUS之后，欧洲已经在政治和安全上对美国有疑心了。另一方面，这可能对新上任的德国总理（不管是谁）是一个解脱，有利于继续默克尔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对华政策。

至于贸易战何处去？打完了，美国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