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功了吗？问一百个人，至少会有一百零一个的答复，因为其中一些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改主意。但不管什么答复，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里的起飞是无可置疑的。即使以名义汇率计算，中国的GDP已经坐二望一，人均GDP也已经过万，正在GDP超过美国和人均向中等富裕的路上前进。只要是对中国不报无可救药的偏见的人，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实现“小目标”只是时间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来说，这是绝对值得羡慕的成功。那中国的成功能复制吗？

中国人口多，市场和劳动力底数大，但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不是现在才有的，而人口众多也曾经是负担，而不是财富。

一般认为，中国人民勤劳勇敢、重视教育、适应力强。这些都不错，但并不独特。世界上天性懒惰的人并不多，懒散只是得过且过，不得过了那就必须勤快起来。中国人也曾经被看作一盘散沙，懒懒散散。中国人的勤劳勇敢是被贫穷逼出来的，中国好吃懒做的富二代并不少。中国人与其说重视教育，不如说重视文凭，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应试教育说到底是为了更高层次的文凭。适应力强也是环境逼出来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少。前有苏联和东欧集团，现在也还有古巴、越南、朝鲜等国，更不用说亚非拉很多准社会主义国家。但达到中国这样经济起飞的只有中国独一家。

中国赶上了全球化的列车，但全球化的列车实际上一班又一班，中国赶上的并不是唯一一班，也不是最后一班。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赶上的才是全球化的第一班列车，殖民地末期的印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搭上了车，巴西、阿根廷后来也搭上了，墨西哥更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中搭上了。美国和日本从搭车客变身为火车司机，其他国家则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甩下了列车，或者仅仅是吊在列车尾。另一方面，中国中低端产业向东南亚转移是最新一班全球化列车，当前最成功的搭车者是越南，RCEP有望使得更多的东南亚国家搭上车。

多年前，有“北京共识”一说。这其实是模仿“华盛顿共识”的一个说法，并非真正的共识，其关键在于“一切以经济和民生发展为重”。说这是中国的成功经验没错，但不够，因为世界上对经济和民生发展漠不关心的政府其实不多。民选政府考虑到选票，必须关注经济和民生；非民选政府其实也一样，人民安居乐业才是稳坐江山的最好办法。不管是民选还是非民选，没有有理性的政府会无视经济和民生，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不过中国政府这样把经济和民生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中国已经从唯GDP主义里走了出来，更加强调GDP与环境、社会的综合发展，但这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和民生的更全面、均衡的解读，并没有偏离把经济和民生放在压倒一切地位的初衷。

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既险恶，又宽松。一方面，在很长时间里，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另一方面，抗美援朝一战打出新中国的基本安全环境，抗美援越巩固了南疆安全，历次自卫反击战确保了领土和主权完整。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每一次战争都是被强加到头上的。在早早放弃革命输出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维持友好和平的努力得到回报，即使中印边境也只是摩擦级的，与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亡国灭种危险不可同日而语。在赢得基本安全之后，中国果断决定“军队为经济建设让路”，这是把经济和民生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的具体体现。至今，中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只有美国的一半。

在国内，有“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但稳定从来就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依然是经济与民生的发展。事实证明，稳定压倒一切是对的，没有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和民生是谈不上发展的。所谓“短暂的不稳定是为了长远的稳定”，问问叙利亚、乌克兰、香港等地人民就知道了。经济呆滞和民生凋敝才是真正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中国的成功还有更多的因素。

尽管有文革前17年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启动时的中国依然是很穷的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综合国力低下。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曾经有一年大手笔，要用200亿人民币兴建十大工程，其中好几项是人行天桥，其中最大的是如今已经拆除的南京东路-西藏中路环形人行天桥。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可思议地“贫穷限制了想象力”。没有办法，那时就是那么穷。

穷则思变，改革是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的，但并没有止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使得全体人民都富起来。这不是消灭贫富差距，一定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坏事，重要的是使得多数人都受益。也就是说，这不能只是最底层得到残羹剩饭的受益，财富增加的主体必须落到多数人群体，而不是少数寡头。

世界上穷国很多，做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也不少，但把全体人民都带起来的不多。中国做到了，不仅是税收、扶贫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把被扶贫的对象带入创造财富的行列里，自强自力，勤劳致富。这才是解决贫困的最根本、最可持续的做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并不是中国人才知道的道理，但要做到，需要政府有强烈的扶贫和发展意识，有强有力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并且有实事求是的可执行、可核查的扶贫规划。在这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政府从上到下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在世界上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尤其是对一个地大人多、人均资源贫乏、社会情况复杂的大国。

说起来，中国扶贫以授人以渔为主也是逼出来的。由于贫穷，中国政府想授人以鱼都无鱼可授，外国之鱼更是指望不上，只能授人以渔。

中国的另一个独特的地方是闭关锁国了20年。解放时，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聊胜于无，洋火、洋钉、洋伞、洋灰这样的遗留说法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阳伞只是现在的说法，在旧时侯，下雨天打伞也是叫“打洋伞”的。

以苏联援助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但中苏分裂后，这条路也堵上了。在帝修反的封锁下，中国有过差不多20年的闭关锁国，当然这非中国的本意，是客观现实强加的。在这20年里，中国打造了一个低水平但是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积聚了一支现代科技的种子力量。改革开放是久旱甘霖，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发展的启动资金，20年里积聚的爆发力突然迸发出来了。在这里，中国政府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再次发挥功效，将爆发力引导向迅速形成最大经济效益和导向积极滚动发展的方向。

相比之下，世界上大多数现有穷国都没有中国这样被封锁的事情，有些还得到发达国家不同程度的救济。这一方面对穷国是近在眼前的纾困，另一方面使得马太效应不断发威，缺乏原始积累的环境和动力，在稍有积聚的时候就被优势的外来的优势经济化解了。

在21世纪，“闭关锁国”可能以并未预料到的方式重演，促成中国经济的二次起飞。这当然是由美国推行科技脱钩导致的。这不会是改革开放前的自力更生的简单重复。中国的经济体量确保了市场需求的强大拉动力量和投资力度的强大推动力量。中国科技也早就超过了种子力量，至少就“兵力”而言，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军团，这是远远超过临界质量了，中国的供应链使得科技研发的效率和产品化如鱼得水，使得科技研发从吞金兽变为可持续的盈利事业，链式反应的条件已经形成。工程研发与科学发明不同，高瞻远瞩或者灵机一动并不是主体，90%是“磨”出来的，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市场拉动、投资推动和技术上的滚动发展。这就像燃烧三要素一样，中国科技发展的燃料和空气已经齐备，美国脱钩反而成为火种。这一点也在美国战略学界成为争论焦点，不少人已经意识到科技脱钩正在迫使中国科技朝完全脱离美国控制的方向发展，与美国的构想相反。这种新认知是否会影响拜登政府对美中科技交流政策的走向还有待观察。

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中国缺乏规范现代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也因此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发展阶段需要并与日俱进的法律法规，这样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配合与迭代发展在客观上达到了互相保障、互相促动的效果，这是一些“法律法规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反而缺乏的。

法律法规健全一般来说是好事，但要是一步到位导致与经济和社会现状脱节，也可能成为发展的阻碍。比如说，一味强调环境保护，可能成为在低水平环境里草创企业的不可负担之重；无条件地推动社会公平则抹杀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可能性。无条件的宁缺毋滥的结果是没有烂，但永远缺。

这些独特的条件使得中国的成功很难复制。大量小国就不去看了，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墨西哥、埃塞俄比亚、菲律宾、埃及、越南、刚果等人口过亿或者近亿的国家里，只有越南最接近中国的条件，越南也恰好是这些国家里经济和民生发展最快的国家，只是谈越南已经赶上中国还为时过早，更不用说超过中国，尤其是在形成自主的产业和供应链方面。这也注定了越南与中国之间既有竞争，又必须背靠取暖，颜色革命对越南将是脱轨级的灾难。换句话说，越南的成功可能对中国既是挑战，又对“中国模式”的证实。

在其他国家里，人们最关心的一定是印度。印度的人口已经接近中国，超过只是时间问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度不可能复制中国的成功。印度缺乏中国政府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始终无法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到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优越的国际环境实际上在不断化解印度摆脱马太效应的努力，貌似健全的英属印度遗留的法律架构与印度经济社会严重脱节，更是阻碍了印度的发展。

其他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中国成功的独特条件。这不是说只有“中国模式”才是成功的道路，但中国也确实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成功地从传统农业国转型为现代工业强国的最大也是唯一的范例。其实四小龙里，香港、新加坡太小，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环境太特别，不具备代表性。台湾也是一样。韩国经验也比较特别，很难复制。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或许是变身为发达国家的孤例。要复制中国的成功其实挺难的，国际条件越好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