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缺点的战士——重读鲁迅之《为了忘却的记念》

距离左联五烈士的英勇牺牲已经是整整九十年了。想来在上海这么多年里，鲁迅公园也去过、龙华烈士陵园也去过，就连多伦路的鲁迅故居和左联成立会址也是不止一次的瞻仰膜拜过。作为一个鲁迅先生的崇敬者，这些都是必修的功课吧。而这篇《为了忘却的记念》我却很早就在课文里拜读过，而且在多少次的重读中咀嚼过。这次重新又拿出来，并非只是为了炒冷饭还文债，而是确有些在今年的这个庆祝建党百年的日子里重温的东西要说。

这篇文章不短，但却也不必重新贴进来。课文嘛，稍微学的扎实一点的大约还都忘不了。前段时间倪文尖在B站重读经典，虽然读朱自清的那一段乏善可陈，但是后来读鲁迅的两段还是很值得看的。所以我也很期待，啥时候能讲讲《为了忘却的记念》和《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先生在纪念这些甘心斩头沥血的革命同志的时候还是很有些因势利导的文法的。纪念刘和珍君是悲伤中的激愤，而为了忘却的记念却是更深重的掩藏在字句行文和旁征博引的典故下的正直与强硬，和按捺了许久的悲痛。如果说鲁迅先生的哪一篇文章最能让我感同身受的体验黑暗，那么大约便是这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了吧。

文章本身重点写的是鲁迅先生自己熟悉的白莽和柔石，侧写的柔石的女友冯铿，只是提了一下从未谋面的胡也频和李伟森。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篇纪念革命志士的文章，仅仅以此而来解读鲁迅先生似乎也确实并不用单独拿出来重读，至少也可以参照着《记念刘和珍君》一起。但是这次重读的焦点却不仅仅在于此，而是找寻到了一个更为特殊的角度。当然，事先声明的是这并不是一篇翻案为主，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字；而只是因为这段时间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和之前与友人讨论到的一些史料，有感而发的一些感想吧。

左联五烈士，这里面先生所解读的白莽和柔石，在他如同工笔的饱含情感的描写中简直是呼之欲出的民国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形象。白莽的文青似的敏感和对于尊严的强硬态度与柔石颇有些单纯的善良，都让当年读这篇文章的我有如亲见。白莽的哥哥是徐培根，后来做到民国二级上将——虽然是去了台湾以后。但当时的职位也算是相当有背景的人物。以这样的家世投身革命，似乎也是当年的通例。先生在之前描述白莽的似乎颇有些高贵的孤僻与倔强，后面又不经意的提到徐培根，这不着墨迹的前后呼应，一下子便把这种钟鸣鼎食之家走出来的坚强而硬气的青年革命者立体的呈现出来。

再说柔石，柔石的那个经典的问句，“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寥寥数语，便将这个迂阔的有些单纯，却又无比善良的青年革命者的神态勾勒的淋漓尽致。当年读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也很有一段时间用这个梗和同学玩笑，每次当同学告诉我不好的消息时，我便一边用这句话答复，一边努力的推着眼镜做出看不清楚的样子……

柔石的迂阔，先生用一句话概括。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这一句话，几乎可以说是对于一个青年道德水准的最高认可。也可以说是一个标杆似的夸赞。

而后来写到，柔石的爱人冯铿，也是只用一句话就描述的精准到位。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冯铿是潮汕人，她加入左联也是很大程度上受了潮汕文人在上海的组织影响。从她的履历中看得出来，也是一个积极的青年作家和革命者。这样的人，如果说软弱，大约也只能说体质是弱项了吧。那么正话反说的意味也可以延续到是否美丽的第二句中，这样的革命者，自身的美丽与否已经不重要……

这样虚实相间的写了三个人，一个世家中走出的革命者，一对革命之中的伴侣。简单的几次见面回忆，却栩栩如生，如同亲见。

再说回到我想说的感想吧。如果是这样的三个革命者，那么我要说到的背景之下，他们的形象也就不会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起来了。这个背景资料其实之前有一本书说过，就是朱正所著的《一个人的呐喊》。

左联五烈士中，李伟森曾经被传说并未加入左联，但其实他加入左联的名字是李求实。而且被后面的审查者去掉，所以他不算是左联的正式成员。这些都不是重点，其实这五个人被抓，既不是因为他们是左联成员，也并不是在进行左联的活动……而使五个人被捕的一个关键背景，就是一桩到了15年之后才被拨乱反正的事件。

简单说来，就是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强行增补王明、博古为中央委员。罗章龙等人因此而愤然成立了”非常委员会“。而这其中又由李伟森组织，成立中国革命文艺联盟，柔石、胡也频、白莽是重要成员。冯铿是非常委员会的候补委员。非常委员会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饭店的活动被当局察觉，一次性搜捕二十多人，五人均在其中。

后来，罗章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说过，非委的活动被当时的临时中央定义为非法，牺牲者也因此而被定义为叛徒。

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两年之后，这个时候作为左联的领导者想来也应该知道了临时中央的定性。所以这其中的诸多言辞颇为隐晦，这些隐晦不仅仅是为了当时的国府当局，也是因为了这些被认为是叛徒的革命者……

这一点，让我联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对话，在最近大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的时候，有一些个声音跳出来说这个片子只能说到21年，因为之后，蔡元培支持412清党，陈独秀变成了托派……

要我说，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蔡元培也好，陈独秀也好。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内是进步，在那个时间段里是战士，是主将，是领袖；之后随着时过境迁，信仰和认识上的变化，都无法改变之前的革命与牺牲。还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话：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这五个左联的烈士也是如此。向子期的思旧赋也好，珂勒惠支的版画也好，其实表达的都是鲁迅先生那难以公开表达的记念情绪。为了这五个革命者，为了这五个被敌人和自己的同志都视若仇敌的青年。

所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斩头沥血的过程中就会有牺牲。这种牺牲甚至有可能是需要彻底的被忘却的牺牲，可能是需要被千夫所指的牺牲，甚至是被革命者和反革命都唾弃的牺牲。但，纪念这样的革命者，也许才是最应该的……

正好今天是左联五烈士就义的消息被众人所知的纪念日。九十年前的今天，后来同样面临类似处境的袁殊在自己创办的《文艺新闻》上隐晦的披露了五烈士就义的消息，还不敢说李伟森，只能说其他四人。而披露这个消息的袁殊，也就是这几年大火的《隐形守护者》游戏里主角的原型——一个一样被敌人和自己的同志都不认可，却隐形的守护着人民的胜利的革命者。

2021年3月30日于沪上

2021.4.20-29，赴新疆游览，首站乌鲁木齐就去了新疆野马古生态园近距离观看汗血宝马。风驰电掣，姿容秀丽，体态修长，轻灵优雅... 不愧是千古名马。

《汉书·武帝纪》曰：太初四年。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史记》曰：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

西极天马歌--刘彻

天马徕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这首大气磅礴的古歌就是汉武帝刘彻的手笔，是为了纪念征讨大宛国战役的胜利。而战争的目的，相传是为了获取珍贵的汗血宝马。

大宛国位于现在的帕米尔高原西麓，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距离我国边境尚有200多公里。

请注意图左侧蓝色圆环处，就是汉朝时候大宛国的位置。

汉武帝统治初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回西域诸国的情况，其中就有汗血宝马的消息。汗血宝马的准确名称为阿哈尔捷金马，是世界上仅存的三种纯种马之一（另外两种是英国马、阿拉伯马，据说后二者都有汗血马的基因，因此汗血马是最纯种的马种）。

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汉武帝听说大宛有好马在贰师城（今吉尔吉斯坦西南部的奥什市的马尔哈马特，上图左侧蓝环处右边一点），于是派使者带着千金和一匹由金子（更可能是铜）打造的金马去向大宛王购买汗血宝马；但大宛国王毋寡以汗血马为大宛国宝而拒绝，汉朝使者在毋寡面前破口大骂，并把金马击碎，掉头而去（这位汉使桀骜的个性倒是与汗血宝马颇为相称）；毋寡因而大怒并杀死汉使，夺走金银财宝。

这一下，就有了战争的口实；汉武帝勃然大怒，决定对大宛国用兵；当时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已经离世，汉朝军队中头号武将也曾是霍去病的部下赵破奴需要留用在对付匈奴的主战场，于是讨伐大宛国的重任就落在了外戚李广利（其妹是汉武帝的李夫人）的身上。

《史记·大宛列传》：“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

公元前104年，既然出兵贰师城，便委任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带领属国的六千骑兵和郡国不良少年（流氓犯罪分子）好几万人去攻伐大宛，到贰师城夺取良马。

汉武帝还是低估了这次战役的难度，大宛国距离十分遥远，李广利出征行军距离至少在3500公里以上，而且缺乏补给；

（这里做个距离的比拟就可以理解李广利的艰难，1812年拿破仑远征莫斯科，行军距离也不过是2000多公里，而李广利比拿破仑早了将近2000年，行军距离是拿破仑的接近2倍，物质条件、技术水平都要艰苦的多；拿破仑走的是物产丰富的欧洲中部，李广利走的是大漠戈壁的广袤新疆）

汉朝也并未派出足够的精锐部队，只是把几万社会流氓和犯罪分子交给李广利作为部队主力，也许是顺带缓解一下社会矛盾。 

漫长的行军路上，西域沿途的诸多小国都不愿意提供帮助甚至武装对抗，李广利的这支杂牌军无法补给还处处受制，只能边打边抢掠艰难前进。到达郁成城（现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时候，全军只剩下了数千人，而大宛国守军6万屯兵于坚城之下。李广利咬牙发动攻击，不克，兵败之后溃退了2000公里，一口气后撤到了敦煌。（悬师远征，敌军兵力十倍于我，战败后还能残军而退；李广利虽败犹荣，也算是个优秀的军事家了）  

可惜汉武帝不这么认为，他勃然大怒，严令李广利不得退入玉门关，甚至派人等在关口准备斩了他。

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汉书 李广利传》）

无奈的李广利只好屯兵于敦煌，等待转运的机会；不久，机会就来了：名将赵破奴的大军在对匈奴的战斗中全军覆没，汉武帝觉得李广利虽然兵败可还是带回来幸存的数千人马，罪责比起赵破奴来似乎还轻了些。  

大家都劝汉武帝集中兵力对付匈奴，不要再浪费军力在大宛国方向。汉武帝坚持认为：如果拿不下大宛国，西域诸国就会更加轻视汉朝并彻底倒向匈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进行了全国动员，发动第二次讨伐大宛国的战争；既然李广利熟悉情况，战绩也不算最糟，就继续用他做统帅。

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书 李广利传》

这次汉军实力大增，军心大振；李广利意气奋发的踏上了复仇之路。沿途西域小国看到如此浩大的声势多数都很配合，偶有不服从者李广利就顺手屠城。即使是这样的有利态势，李广利到达大宛国王城的时候也只剩下了三万人；激战四十多日后，李广利斩杀了大宛国王毋寡（也有说法是大宛国群臣绑缚国王毋寡开城投降，李广利顺势斩之），逼迫大宛国签订城下之盟。此役之后李广利到达自己人生的巅峰，封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

汉军选汗血宝马中的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三千匹凯旋回国。

大宛国也就此从属于汉朝西域都护府的管辖。

古画中的汗血宝马

目前全世界汗血马仅存3000余匹，血统纯正的一匹价值就可达千万RMB以上。其中乌鲁木齐的新疆野马古生态园里，据说就有接近200匹。

上图是一匹淡金色的阿哈尔捷金马，可以清晰看到它的皮肤很薄，毛细血管明显凸起；激烈运动之后，就会有些毛细血管破裂，导致轻微渗血。也有专家认为，轻微出血现象和寄生虫有关。

汗血宝马的珍贵，除了数量极其稀有之外，还因为它飞快的速度和极强的耐力。目前最快速度记录：平地上跑1000米仅需要54秒多（时速65公里），耐力记录是84天跑完4300公里（平均每天51公里，这段长征绝非坦途，其中300多公里甚至是沙漠无人区）。 

汗血宝马非常耐渴，即使在50摄氏度的高温下，一天只需饮水一次，特别适合大漠戈壁艰苦环境里的长途跋涉。

汗血宝马的皮肤较薄，奔跑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容易被看到，另外，马的肩部和颈部汗腺发达，马出汗时往往先潮后湿，对于枣红色或栗色毛的马，出汗后局部颜色会显得更加鲜艳，给人以“流血”的错觉。

速度飞快+耐力极强，这两个特点都非常适合西域大漠戈壁地形为主的行军征战需要，据说因此汉武帝对这种马产生了极强的渴望，并派遣李广利发动了两次战争。

阿哈尔捷金马四肢修长，体型轮廓十分完美，称得上是马中名门闺秀。优秀的马就像出众的人才一样，往往性格鲜明、个性率直。此马的驯养和磨炼也是很艰难的过程，现场表演时我亲眼目睹图五那匹淡金马桀骜不驯，屡次违抗指令给骑手制造麻烦，年轻骑手满头大汗手足无措。

阿哈尔捷金马有多种颜色，栗色、浅褐色、金银色、黑色等等，甚至还有菊花青。

窃以为还是下图这种淡金色最好看，在强烈阳光照耀下，全身散发出上等绸缎一样的光芒

这真的是陆地上最漂亮的动物之一，其聪明程度不亚于海豚。当它们风驰电掣从你身边掠过的时候，当它们乖吝顽皮向你讨要胡萝卜的时候，你都会深刻感受到这种动物的独特魅力。

两次讨伐大宛国的战争，最后收获是三千余匹汗血宝马；算上十数万将士的伤亡以及浩大的军费支出，似乎很不划算。

汉武帝是一代雄主，如果认为他只是为了汗血宝马而出于面子冲冠一怒就发动了两次战争，未免有些低估这位千古帝王了。仔细观看地图就可以了解，当时汉朝的主要对手是匈奴，根据张骞的情报，打通西域就可以威胁匈奴的侧翼，获取盟邦的军力物力支持，通过贸易增强国力，全方位的遏制匈奴的扩张。

这是一种主动出击，拉长战线的雄伟战略。

请回顾汉武帝的《西极天马歌》最后两句：‘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汗血宝马只是发动战争的借口，打通西域、逼迫大宛国臣服是真正的战略目标，这才是千古一帝的格局。

汗血宝马流入中原后，并没有很好地传留下来，主要原因有二：

1、引进的汗血宝马不可避免的和中原马种杂交，血统越来越淡乃至泯然众马；

2、汗血宝马体型不算高大，而且身形纤细，并不能负重，而且饲养成本也较为高昂，因此不适合长期军旅作战。

贰师将军李广利凭借外戚得势，征战半生毁誉参半，最后兵败匈奴投降被杀；

千古一帝汉武帝前期恢宏气度，后期穷兵黩武，败落了自己亲手建立的帝国基业，最后落得轮台罪己诏；

他们费尽周折从西域带回来的汗血宝马也逐渐在中原销声匿迹...

今日，汗血宝马主要集中在土库曼斯坦，也是该国的国宝；中国国运昌盛，国内的汗血宝马数量也日益增多（相声演员于谦家里都有一匹）。新疆位于一带一路战略的中枢位置，汗血宝马会不会再次成为汉家王朝兴盛的符号呢？

乌鲁木齐的野马生态园不仅有近200匹汗血宝马，还有大吨马、普氏野马和美国矮种马等多种马匹。下图右侧这种大吨马，体重最大可达1.5吨，和面前的小矮马形成强烈对比。

这里是国内汗血宝马饲养基地，设施完备条件优越，看得出来汗血宝马们在这里生活的也很开心。位于乌鲁木齐市区的这一处景点，值得一看。

地址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昆明路158号野马大厦后鲤鱼山上 

说起来比较有趣：到达景区门口售票处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一栋大楼，没有任何马场的气息。进入大楼上电梯到4楼的过程中很是狐疑，还以为是室内的养马基地，预估可能是很局促狭窄的面积；没想到4楼电梯出来，是一片非常开阔的场地。原来这里的大楼是依山而建，4楼外就是山坡上的平原，就是马场。       

贴了一个苏联《校园波尔卡》的视频，镜教授 @testjhy 曰：红领巾，革命时代的遗物。其实吧，我感觉，这得两说着。

红领巾并不（只）是革命的产物，而是源于更早的战地救护用的急救三角巾。当时的近代军队，有很多把它集成到军服上的，就成了“领巾”，颜色往往是由染料成本决定的。至今还有许多国家的军服保留了领巾，当然主要是在注重传统的海军军服上。

前现代的战争中，参战军人没有年龄限制，很多少年儿童也被推上战场，就是所谓“童子军”，他们主要从事侦察、通信、后勤以及勤杂服务（当然还有更黑暗的，有军官甚至把少年勤务兵当作性奴的）。童子军boyscout，直译就是“少年侦察兵”，他们也是有军服的，军服也有领巾，作为急救包扎的绷带。由于小孩子个头小，领巾的尺寸也比成人的减掉一半。

1915年5月29日，集结在圣彼得堡郊外沙皇村的童子军队伍。

苏联的少先队，前身就是沙俄童子军。该组织最早可追溯到1908年奥列格·潘秋霍夫（Oleg Pantyukhov）将军组建的“海狸”；1913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独子加入后，俄罗斯童子军便大行其道，不单是军事贵族子弟，基本家里有头有脸的孩子都会赶这个时髦，使得童子军的规模在几年内就超过五万人。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一小部分的童子军，大部分还是白军的；直到1921年红军打败了白军，童子军才完全被解散，只有极少部分随败军流亡国外。

1929年，流亡在哈尔滨的白军女童子军(不知道领巾是什么颜色)。

次年，1922年，在列宁妻子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苏联少先队取代童子军正式成立，其全称是“列宁全联盟先锋组织”（All-Union pioneer organization named after V.I. Lenin）。

苏联少先队旗帜，上书“时刻准备着”。

苏联少先队制服皮带扣。

苏联少先队胸徽

总体而言，苏联少先队的“制服”基本摆脱了军服的制式，主要是平民化的校服为主，佩戴“红领巾”作为标志，此外还有臂章、胸徽等。只有在隆重的场合才会有白衬衫，船型帽、水兵服等要求。

苏联少先队制服，完全没有军服的影子。

苏式红领巾系法

（最早的红领巾并不是打结的方式，而是用一个类似领带夹的别针来别住的。大概是太稀有了，我没找到对应的图片）

客观地说，苏联的少先队比起西方的童子军来，不但形式更为活泼，活动内容也更为丰富多彩。当然“政治活动”也有，跟西方童子军的圣经教育一比，也不算过分。苏联少先队的课外活动，那可真不是盖的，不但每个城市都有少年宫，全国范围内更是有多达5万个“少先队营地”，举办夏令营等各种户外兴趣活动。顶峰时期，平均每年接待超过千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小客人。

苏联死了，红领巾成了遗物。美国呢？美国的童子军，不但在服装上保留了浓重的军事色彩，甚至连性侵的恶习都不忘传承，所以被告到破产，也是活该。

补充一下，苏联少先队是10~15岁这个年龄段的，相当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毕业。

三年级以下的学龄儿童，即7~9岁这个年龄段，对应的组织叫“十月革命儿童团”（Little Octobrists），这个名字是我翻译的，因为没找到正式的中文译名。这个组织的标志是一个小徽章。徽章的头像来自列宁儿时的照片。

最早1928年

1930年代

1950年代塑料版

拉脱维亚版

宣传画，从小爱劳动

Gosprom是俄语Госпром的译音，Госпром一词是“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和“工业”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的字头合成，所以中文一般译作“国家工业大厦”——这个“国家”是指前乌克兰加盟共和国。

“戈斯布拉姆”座落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心水滴形的自由广场西北侧，毗邻火车站和古老的哈尔科夫国立大学（朗道知道吧，不知道的去看妈咪说）。

1925年底工业大厦建设之初，主要使用人力和畜力。

开工不久，工程就面临资金短缺和停工的风险。1926年，捷尔任斯基特批9百万卢布的工程款，使戈斯布拉姆项目得以顺利进行，所以工业大厦建成后，前面的广场命名为捷尔任斯基广场。

建设中期（1927年），开始广泛使用现代化的机械和建筑技术，但是20%的运输量依然靠畜力解决。

当时的蒸汽压路机。

1928年冬的收尾阶段。

竣工典礼。

航拍的宣传电影截图。

1928年11月7日工业大厦落成时，它以63米（13层）的高度成为苏联第一摩天大楼，同时又以占地面积10760平方米和使用面积60000平方米，成为世界最宽大的独体建筑（这个纪录保持一直到1950年）。据记载这个建筑共使用1315车水泥，2700车花岗岩，9000吨金属和40000平方米玻璃。

那时的哈尔科夫大学已经改组，更名为人民教育学院（高尔基？），大学广场更名为捷尔任斯基广场，哈尔科夫也还是乌克兰首都。（Харьков: здание Госпрома, площадь Дзержинского）

看起来也有发达国家的样子了

有人认为工业大厦是面子工程，因为1925年动工时，苏联正经历着经济萧条，整个工程就是莫斯科的特批项目，空耗大量民脂民膏；而且之后不久（1932年）乌克兰还发生了大饥荒，，，总之就是错误经济路线的体现。

1930年的写生。

也有人认为，工业大厦奏响了强大的苏联工业崛起的序曲，同时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

从建筑专业的角度看，比如《第一次机械时代之理论与设计》就认为，“戈斯布拉姆”与“包豪斯”、范内勒工厂一样是时代的典范，是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概念的革命性宣言。。。总之就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标本之一。

关于戈斯布拉姆的详细的建筑学意义和地位，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明https://whc.unesco.org/en/tentativelists/6249/

1941年战争前夕的工业大厦（открытка из книги Харьков, 1941-й.）

1941年10月底，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占领哈尔科夫。

1942年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苏联红军夺回哈尔科夫市。德军Fw189“鸮鹰”侦察机的航拍照片。

虽遭受多次轰炸，工业大厦保存完好，只是楼顶的广播电台天线被毁。被明显破坏的是人民教育学院大楼。

1942年德军第二次占领哈尔科夫，广场被侵略者更名为“德国陆军广场”。

1943年2月，红军再次解放哈尔科夫。

工业大厦前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37mm高射炮。

今天“戈斯布拉姆”的夜景。

有趣的是：

*工业大厦落成时的12部电梯，其中7部，至今，仍在安全运行。

*根据哈尔科夫卫生部的建议，工业大厦所有门把手均为铜制，因为铜在当时被认为具有杀灭微生物的特性。

*虽然工业大厦的初建只用了3年，但是（战后的）重建和翻新耗时7年。

*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暂定清单（关于建筑学说明）。

另外，

1980年，工业大厦内开辟了一间与工业无关的博物馆，这是为出生于哈尔科夫的儿童文学作家爱德华·莫伊塞维奇·兹沃尼茨基（Эдуард Моисеевич Звоницкий ，1938年1月27日~2009年11月26日）所设，他毕业于莫斯科兽医学院动物技术学院，主要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国营农场，和哈尔科夫动物园从事相关工作，业余从事文学创作。

要说历史渊源，苏联建筑自然源于俄罗斯建筑，更加确切地说，是基辅罗斯建筑。有说法俄罗斯人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大名鼎鼎的维京海盗不仅在大西洋两岸打家劫舍，还沿内河向温暖富庶的南方拓展势力范围，曾经打通斯堪迪纳维亚到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水上通道，尤其是伏尔加河到里海和第聂伯河到黑海的两条水道，沿河的很多城市据说就是维京人最早建立的。在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维京人被称为瓦良格人，其中一支被称为罗斯人，建立了基辅罗斯，这就是俄罗斯人的起源。至少这是俄罗斯人起源的一派观点。

基齐大教堂

苏兹达尔大教堂

圣瓦西里大教堂

基齐大教堂在离芬兰不远的奥涅加湖中岛上，纯木质，始建于1694年，在18世纪中几次扩建后，成为现在的状态。但这并不是最早的洋葱头教堂。在莫斯科周围“金圈”上的苏兹达尔大教堂更加久远，更早的毁于战火，形制已不可考，现存的始建于1528-1532年，这已经是很典型的洋葱头了。和基齐一样，洋葱头的数量是逐步增加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多。最有名的洋葱头当然是莫斯科红场的圣瓦西里大教堂，但这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正宗”俄罗斯洋葱头，因为最高的中塔并不是洋葱头，而是更接近塔形。

有说法洋葱头是受拜占庭建筑的影响，根据俄罗斯多雪的特点拔尖了拜占庭圆顶，而成为洋葱头。莫斯科公国风格也常用尖塔，不仅高大挺拔，还有利于积雪自己滑落下来。北方建筑大多采用尖削的坡顶，都是一样的道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斯巴斯克塔及有名的红星

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

圣彼得堡的海军部大楼

尖塔在很多地方的建筑里都有，哥特式大教堂也常用尖塔，但特别细高的尖塔在俄罗斯成为独特的建筑语言，与洋葱头构成俄罗斯建筑的特征。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塔及其红星成为苏联的招牌形象，其实克里姆林宫原意为大公或者领主的城寨，俄罗斯到处都有克里姆林，莫斯科这个也是城寨，并非皇宫的专用名称。褚红的高墙和斯巴斯克塔已经存在很久了，斯巴斯克塔是1491年建造的，红星是十月革命之后装上去的。

但在彼得大帝时代，尖塔被极大地拉细、拉长了，1712-33年建造的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第一个吃螃蟹。这以后扩大到政府建筑，1805-23年建造的圣彼得堡海军部是另一个典范。从这里，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莫斯科七姐妹”和北京、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了。

莫斯科七姐妹中的三个：莫斯科大学（上）、劳动模范公寓（中）、文化人公寓（下）

全苏农展馆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是苏联援建的，现为上海展览中心

华沙科学文化宫是另一个对外输出的例子

常被忽略的有莫斯科红军大剧院

莫斯科地铁站的共青团站（上）和马雅科夫斯基站（下）等同样享有盛名

在斯大林时代，洋葱头代表的东正教会不再尊崇了，但尖塔得到强化，与30年代Art Deco风格的纽约摩天大楼相结合，再揉进一点洛可可，发展成为如今人们熟知的苏联风格。这种“倒插利剑的婚礼大蛋糕”的风格在30年代末开始，被二战打断，但在战后重建和援建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极大的推崇，莫斯科七姐妹、农展馆和北京、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都是这个时代建造的。而且不仅上天（摩天大楼），还入地（地铁站），美轮美奂的莫斯科地铁站在战前就得到广泛的国际赞誉，如今依然是莫斯科独特的风景线，共青团站、马雅科夫斯基站、基辅站、发电厂站、白俄罗斯站等成为旅游者的打卡地。

战后初期的苏联建筑风格又称斯大林主义，这其实是现代建筑发展上的一段弯路。19世纪后半叶到二战前夜是从机器时代的巅峰步入电气时代的阶段，也是建筑史上步入现代主义的时代。斯大林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

建筑可算所有艺术形式中最特殊的。一般认为，艺术包括文学、诗歌、戏剧、音乐、绘画、雕刻、建筑，在现代还加上摄影和影视。不算现代的摄影和影视，建筑可算是唯一与科技和公众紧密相关的艺术形式，人人有资格对建筑评头论足，尤其是可见度高、具有地标意义的公共建筑。要交口称赞不容易，要千夫所指则是轻而易举。不管村野匹夫，还是文人学子，路过大裤衩、“天屎大厦”、福禄寿三星楼时，都会骂上几句。即使如今已成经典的卢浮宫金字塔和悉尼歌剧院，当年也是不乏争议的。由于公共性和持久性，建筑不可能是阳春白雪的纯艺术，也不可能是下里巴人的纯实用。也正因为此，建筑常被作为时代的特征，因此而被统治者作为政绩标志。

建筑还不同于造房子。造房子以满足居民居住需要为主，现在还包括工业建筑。民居和工业建筑永远以实用性为主，艺术性为辅，有钱就多折腾点，没钱就不折腾。但公共建筑（包括政府建筑、地标级商业建筑和豪华民居）就不局限于实用性，而较多考虑艺术性，尤其是业主的品味和实力，这才是一般对于建筑艺术的焦点。也正因为此，建筑不仅具有艺术性，还具有时代性。时代性包括时代（主要是业主）的思想理念、趣味取向和科技水平。古希腊的列柱式神庙不仅是技术限制而难以建造大跨度的原因，也有城邦民主“众人托起社稷、众神托起世界”的思维在内；罗马的砖拱和大穹顶不仅是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后者还有共和思想在内。

伦敦水晶宫是划时代的，可惜在1936年毁于大火

钢铁构架提供的大空间和玻璃提供的明亮是古典建筑闻所未闻的

埃菲尔铁塔则是来自欧洲大陆的重磅冲击

米斯的巴塞罗那德国馆在90多年后依然新鲜如初

萨伏伊别墅则奠定了现代主义White Light Bright的基调

包豪斯更是成为现代主义的黄埔军校

但在机器时代，建筑艺术落后于建筑材料和技术的发展，新古典主义和学院派基本上无视了钢铁、玻璃带来的构造和表现上新的可能性，还在石料和砖砌时代形成的形制中打转转。伦敦水晶宫（1851年）和巴黎艾埃尔铁塔（1887年）是“外来户口”对建筑世界的强烈冲击，水晶宫的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是园艺师出身，古斯塔夫·埃菲尔则是桥梁工程师出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建筑的现代主义开始进入快车道，米斯·凡·德·罗（通常简称米斯）的巴塞罗那德国馆（为1929年世博会所建的临时建筑，在80年代原址重建）在90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前卫；勒·柯布西埃的萨伏伊别墅（1928-31年建造）奠定和具体化了“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的理念；包豪斯学派更是成为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黄埔军校，不仅在构造上全面拥抱新技术，还提出“形式服从功能”、“少就是多”等革命性的新理念，要废除一切无谓的装饰，废除一切只带来形式美观而没有实际效用的空间。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显然是在向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致敬

叶卡捷琳娜宫则是向当时西欧正在流行的洛可可致敬

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推翻了帝俄统治，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雅科夫·切尔尼科夫的“建筑狂想”（1924年）凸显了新兴的构造主义面向未来的风貌

正因为彻底无视历史和传统元素，全面拥抱未来，构造主义有时也称为未来主义，这是埃尔·李齐斯基的“水平摩天大楼”设计方案（1923年），解放地面、改善城市拥挤的作用显而易见，当然，这停留在空想阶段了。值得指出的是，这不是纯粹空想，前景中的置顶水平结构在右端一拐，与后景中的置顶水平结构在空中连接，既增加使用面积，也增加结构稳定性

但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设计方案（1919年）才是构造主义的代表作，充分展现了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向上和代表未来的冲势，可惜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建成

但舒科夫塔（1922年）建成了，这原本是无线电广播塔，天才的双曲线斜格框架惊世骇俗。每一段的侧面其实不是直线，是双曲线。舒科夫发明了这种结构，在1896年全俄博览会上建造了第一个双曲线塔，其实在构型上更加纯净，2010年建成的广州塔是向舒科夫的致敬

伊利亚·格罗索夫的祖耶夫工人俱乐部（1927年）

梅尔尼科夫为自己设计的住宅（1927-29年）

其室内设计在今天看来依然富有新意

梅尔尼科夫的卢萨科夫工人俱乐部（1927年）

金茨伯格的纳柯姆芬公寓则强调“社会主义大熔炉”理念，要在居住上实现社会平等（1930年）

维斯宁兄弟设计的英俄Arcos贸易公司总部（1924年）超前于现代“玻璃盒子”建筑30年，可惜也只是纸面设计

在俄罗斯，尖塔和洋葱头并未主导建筑艺术，圣彼得堡的美轮美奂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对西欧流行的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到学院派的模仿，喀山大教堂当然是向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致敬，叶卡捷琳娜宫则是与维也纳美泉宫同源的洛可可，当然颜色从哈布斯堡黄换成政治正确的罗曼诺夫蓝。

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推翻了帝俄统治，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构造主义建筑风格异军突起，这是尖塔和洋葱头之后第一个源自这片土地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独特建筑风格，简约、抽象、动态、激情，完全抛弃历史元素，彻底面向未来，因此有时也称为未来主义。构造主义受到绝对主义（suprematism）、新塑造主义（neoplasticism）和包豪斯的影响，强调用抽象、简单、复用的几何构型元素组合成建筑整体，弗拉德米尔·塔特林、康斯坦丁·梅尔尼科夫等成为领军人物。另一方面，维斯宁三兄弟、莫伊塞伊·金茨伯格则更倾向包豪斯风格，功能先导，后者还提出“社会主义大熔炉”概念，要用舒适、功能先导的居住建筑实现社会平等和阶级消灭。

维斯宁兄弟的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大楼方案，用架空天桥将多个塔楼连接在一起，既舒展又衔接

伊万·福明的设计则有凡尔纳的味道，这是较短的北立面，面向克里姆林宫的西立面要长得多

梅尔尼科夫的方案就很科幻了

视觉效果没说的

有人在现代做成3D模型，这台阶没有奥运运动员的体格，怕是走不到头

但伊万·莱奥尼朵夫的设计更加疯狂，远远超过30年代苏联的技术水平

1933-34年的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大楼设计竞赛可能是构造主义的最后辉煌，或者说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惊世骇俗的设计方案叠出。重工业是斯大林时代的重中之重，重工业人民委员会的地位可想而知。这将紧贴在红场边上，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整个项目放弃。

勒·柯布西埃的设计接近构造主义的理念

埃里克·门德尔松的设计更加表现主义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的设计也比他的任何设计都更加前卫

苏维埃宫最后入选的方案决定了构造主义的灭亡，并指明了战后苏联建筑的方向

如果建成，这是比埃菲尔铁塔、纽约帝国大厦更加高大的世界第一高楼

这将是最高苏维埃的所在，并且是很多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在气氛上，则恍然回到罗马

这将与克里姆林宫隔莫斯科河相望，新莫斯科将围绕苏维埃宫建造

红场也要改造，在圣瓦西里大教堂边上造起第八个莫斯科姐妹

但构造主义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观不符，1932年的苏维埃宫设计竞赛终结了构造主义在苏联的兴起。这是建筑史上很重要的一次设计竞赛，大批西欧的前卫建筑师也参加了，如包豪斯教父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现代主义祖师勒·柯布西埃、表现主义领军人物埃里克·门德尔松等都提交了设计方案。但最终中选的鲍里斯·伊俄凡的设计则开创了“倒插利剑的婚礼大蛋糕”风格，这个符合斯大林审美的巨无霸设计因为卫国战争的爆发而推迟，为腾地方而在1931年炸毁的基督救难大教堂在1995-2000年原址重建，而苏维埃宫成为建筑史上一段尴尬的插曲。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也冲击到建筑界，“倒插利剑的婚礼大蛋糕”的斯大林主义嘎然而止，粗野主义取而代之。

现代主义其实是个总称，黄埔军校走出来的不也有国共嘛。米斯的西格拉姆大厦（1957年）代表了简约主义这一支，强调精细

范恩沃斯住宅（1945-51年）至今不乏致敬者。这其实是造在草地上的，但洪水淹没地基后，建筑浮在水上，倒影反而更加好看

伊罗·沙里能的纽约肯尼迪机场环航航站楼（1962年）则是表现主义的典范，在今天，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影响日增，如今名声大噪的桑蒂亚戈·卡拉特拉瓦可说是当代领军

勒·柯布西埃的昌迪加尔高级法院（1947年）则是粗野主义的先驱之作之一

粗野主义是现代建筑的有趣分支。现代主义实际上只是统称，在战后迅速分裂为若干分支。米斯领军的简约主义强调功能、简约和晶莹，做工上精益求精，西格拉姆大厦影响了几十年的世界商业办公建筑，范恩沃斯住宅几十年后依然不乏模仿者。表现主义则突破功能和简约，注重艺术表现，实际上已经甩开了“形式服从功能”的限制，悉尼歌剧院在饱受争议后，成为悉尼甚至澳大利亚的地标，纽约肯尼迪机场环航航站楼则是表现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作。另一方面，勒·柯布西埃放弃了自己的White Light Bright则，转向粗重、不事修饰、阴沉沉的粗野主义，马赛公寓和昌迪加尔高级法院成为先驱之作。

粗野主义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粗野主义常用清水水泥和直白的钢混结构，拒绝抛光与粉饰，强调出身谦卑的材质的自我认可，强调结构本身带来的光与影的效果。对结构也绝不遮掩，坦然暴露在外。同在现代主义的屋顶下，粗野主义是与米斯的精雕细琢背道而驰的。说起来，粗野主义的得名有点不幸。这是1955年英国建筑评论家雷纳·班南姆把这个新兴的建筑风格与法文中清水水泥（béton brut）和幼稚派艺术（art brut）混起来用文字游戏拼出来的新名词，但在英文里，brutalism就成为粗野主义了。建筑史上很多主义都是后来的建筑评论家为了便于分类而提出来的，罗曼式（Romanesque）、哥特式（Gothic）的名称也是这样来的。

粗野主义常以粗重、巨大的方正体量出现，或者是粗暴堆叠的方块，但粗野主义并不排斥圆弧和曲线。在形式与功能问题上，粗野主义没有表现主义走得那么远，但也并不严格遵循“形式服从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形式服从材质”,有什么材质，有什么样的建筑技术，就造什么样的建筑。水泥是粗野主义最常见的建材，但砖、钢、玻璃也不避讳。

在美学理念上，粗野主义拥抱战后欧洲盛行的平民主义，对贵族品味的精雅和细致彻底拒绝和不屑。不拘礼仪，肯定自我，坦荡直白，激情执着，这就是粗野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粗野主义可说是构造主义的精神后代，都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挑战和自信，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很快拥抱粗野主义并不偶然。

很多人把粗野主义与苏联和东欧相连，这是把建筑艺术政治化了，哪里有比粗野这样的称谓更适合用来攻击苏联呢？粗野主义诞生于西方，在60-70年代也在欧美勃兴过一段时间。但对于一面批判贵族的等级思想、一面拥抱贵族情趣的中产阶级审美观来说，粗野主义是一种冒犯，这使得粗野主义在西方的命运很是坎坷。

贝聿铭设计的达拉斯市政厅（1978年）

路易斯·康的菲利浦·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1972年）

柯布西埃的马赛公寓（1952年）的五彩阳台处理和把地面解放出来的“鸡腿”立柱超前于时代，在饱受几十年唾弃后终于得到承认

粗野主义在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立足过，尽管波士顿市政厅、达拉斯市政厅可算是粗野主义作品。路易斯·康口头反对粗野主义，身体却很诚实，大量建筑作品大概只有他自己不认为属于粗野主义。勒·柯布西埃的马赛公寓在千夫所指之后，终于被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名录。但粗野主义在英国的命运更有意思。

特莱利克公寓（1972年）差点被拆毁，侧面独立的电梯井其实是很实用也有意思的设计，上下直通的电梯井是高楼防火的难点，这样分开了容易隔离和阻止火势蔓延

普莱斯顿公交总站（1969年）两次差点被拆毁，现在总算上榜，列入保护名单了

伦敦国家大剧院（1976年）还好没有过这样的惊险

亚历山大路新村（1968年）不仅是低收入住宅，也是粗野主义的尝试

英国人给人以温和稳重低调的感觉，但英国人其实是像鸭子一样，水上泰然，水下疯狂，英国喜剧荒诞起来真是拦也拦不住，比如蒙蒂·派森系列喜剧片。或许是出于残存的自信，也或许是出于不愿辉煌逝去的抗争，英国人在60年代出人意料地拥抱粗野主义，但很快激起“有文化的人”的反弹，查尔斯王子是声音最响的。到了80-90年代，大量粗野主义建筑被废弃，甚至被拆毁，如今人们只能从被保护的残留中寻找残存的自信和抗争了。

黑川纪章的中银胶囊塔（1970年）

丹下健三的筑地改建规划模型（1963年）

安藤忠雄的光之影教堂（1989年）

南非米德兰中央大水塔（1996年）

突尼斯的湖滨大饭店（1973年）

上海老场坊（1933年）

Herzog和de Meuron在金华建筑公园里的粗野主义雕塑（2007年）

日本在60-70年代也拥抱过粗野主义。在时代上，这与战后日本摆脱旧日本影响和经济复苏重合，或许说明了日本民族心理的重启。粗野主义在日本的影响至今犹存，早年的丹下健三、黑川纪章不说，当红的安藤忠雄就有浓重的粗野主义的影子。粗野主义实际上走遍了世界，出现在很多想象不到的角落，从突尼斯到南非，从上海到金华，都有粗野主义。

格鲁吉亚公路部大楼（1975年）

圣彼得堡控制论研究所（1987年）

雅尔塔的德鲁日巴假日中心（1984年）

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庆典宫（1984年），很有门德尔松的表现主义影响

保加利亚共产党总部（1981年），很有点星球大战的感觉

克罗地亚的革命纪念碑（1967年）

但粗野主义也确实在苏联（以及东欧）受到更加热烈的拥抱。这或许与苏联对西方在政治、文化的全面挑战心理有关，需要在文学、艺术和建筑上可以表现出自信、强悍、无畏和积极进取，也是与苏联摒弃资产阶级思想和审美观的意识形态相符的。在技术上，粗野主义不事修饰，建造成本也低一些，但这不是绝对的，像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公路部大楼就一点也不低成本。粗野主义在东欧受到拥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与苏联反目的南斯拉夫甚至成为粗野主义的重镇。

就像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一样，普通民居是不谈“主义”的，把苏东以及中国的混凝土大板楼等同于粗野主义是不对的

这不等于粗野主义公寓在苏东不存在，这是圣彼得堡的海滨公寓（年代不详）

莫斯科的圆形公寓（1972年）也是一个奇观

贝尔格莱德西门公寓（1979年）

格但斯克的号称欧洲最大的公寓楼（1970-73年），全长850米，有1792个住家，约6000居民，从头到尾够公交设至少三个站了

粗野主义也常与苏东甚至中国的兵营式大板楼连排住房相连，这也很牵强。如前所述，建筑与“造房子”并不等同，绝大多数民居并无“主义”，而是因地制宜的实用性主导的。被称为“赫鲁晓夫楼”的苏东大板楼也不例外。实在要与主义挂钩，也只是柯布西埃的“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的极端功能主义。这是根据战后苏联住房紧缺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可以低价、大量地建造，建筑美学上的价值并不重要。对于很多居民来说，“赫鲁晓夫楼”不仅救了燃眉之急，住房条件实际上比战前还好。但这样千篇一律的海量重复最终导致人们的厌烦和抱怨，苏联笑话里莫斯科的醉汉火车坐错到了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找到和自家一模一样的房子，竟然连开门钥匙都是一样，然后被人家老婆打出来，这当然是夸张了，但并不离谱。

中国其实也一样。在70-80年代大造筒子楼的时候，住房高度紧张，能分到一套就是大喜事了，什么主义根本不是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们才对这些曾经争抢得头破血流的筒子楼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个看不惯。

回到真假苏联建筑的问题，真正的苏联建筑应该是生于苏联、长于苏联的，是代表苏联的时代和风貌的，是独特的，是具有高度可辨认性的。“倒插利剑的婚礼大蛋糕”的斯大林主义其实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但构造主义才是真正的苏联建筑。但粗野主义只是广泛存在于苏联的建筑，但并非生于苏联、长于苏联，不代表苏联的时代和风貌，并不独特，也不具备足够的可辨认性。粗野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于构造主义，但粗野主义毕竟不是构造主义，不能等同。粗野主义不能算真正的苏联建筑，就好比中国大地到处存在的白宫、泰晤士小镇不能代表中国建筑一样。俄罗斯是苏联的传承，但如今的俄罗斯已经失落了，失落的民族是不谈建筑的主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资本主义的野蛮生长因为土地、人口和资源限制而走入死路，最根本的还是土地，对殖民地的争夺都不能疏解欧洲的内卷。从19世纪末开始，“生存空间”思维在德国甚嚣尘上，认为日耳曼人只有向东方扩张才能争取生存空间，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的斯拉夫人只有被迁走、消灭或者奴役。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把“生存空间”思维推向极端，并成为纳粹主义的核心。在另一边，德国工程师赫尔曼·索格尔提出Atlantropa的想法，要筑坝把地中海水面降低，向地中海要地，增加欧洲（还有北非和中东）的生存空间，用建设避免战争。Atlantropa当然是Atlantic（大西洋）和Europa（欧罗巴）的合成词，也可以看成Atlantis（亚特兰蒂斯，传说中的天堂之国）和Europa的合成词。

赫尔曼·索格尔（1885-1952）

索格尔的思路并非彻底的狂想，而是基于一个科学事实：地中海的蒸发量大于沿岸河流的注入量，所以在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的海水是向地中海流动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海水也是向地中海流动的。换句话说，如果在直布罗陀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筑坝，要不了多久，地中海水位就会通过自然蒸发而下降。索格尔的思路还进一步，在西西里到突尼斯之间也筑坝，这样，西地中海的海平面下降100米，东地中海的海平面下降200米。三道大坝都发电，提供的巨量电力可满足新近相连的欧非大陆的能源需要。

大坝也是自然的跨海交通通道，索格尔的归化中有巴黎-达喀尔（塞内加尔）铁路和柏林-开普敦（南非）铁路。苏伊士运河需要延长，并建造船闸，帮助航船通过。

索格尔的设想

如果实现，今天的卫星上看到的地中海就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实际上卫星看到的地中海是这个样子的

索格尔设计的直布罗陀大坝的船闸，400米的高塔由德国建筑师Peter Behrens设计，现代主义建筑宗师密斯、柯布西埃、格罗皮乌斯都是从在Peter Behrens这里学生意开始的

索格尔计划用100年完成这个计划，1/5的地中海海水将消失。按照测算，最大的新增土地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和突尼斯-利比亚海岸，威尼斯将成为内陆城市，几乎所有地中海的沿岸城市都将在不同程度“退后”到内陆。新增土地面积约57.6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西班牙和爱尔兰之和。

索格尔的计划还不止地中海，他建议在刚果河下游接近金沙萨的Kwa河口筑坝，形成的人工湖最终扩大乍得湖，使得撒哈拉南部成为可灌溉耕地。这也将成为通往非洲腹地的水上通道。

第四道大坝将在刚果河-Kwa河汇合处建立

索格尔的设想新增大片土地，供欧洲人居住；还改造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使得大片沙漠变成可耕地。这当然既没有考虑生态影响，也没有考虑人文影响。

在生态上，新增的海岸土地是盐碱地，基本无法耕种，也很难生存。降低的水位将使得地中海的盐度大大增加。地中海的盐度本来就高于大西洋和黑海。地质考察表明，在550-600万年前，直布罗陀海峡曾经是陆地，地中海大部分在1000年里蒸发成干湖床，只留下几个咸水湖。

墨西拿时代（约530-730万年前）的地中海

在大约500万年前，直布罗陀海峡重开，大西洋海水灌入，地中海形成现在的样子。在地中海干涸和充满中，全球海平面涨落幅度约12米。换句话说，据测算，如果索格尔的设想实现，蒸发的地中海水最终转移到域外，全球海平面可上涨10米，大量海岸城市都会淹没，包括上海、台北、雅加达、新加坡、曼谷，1.3亿中国人会受到影响，还有5500万印度人、3500万印度尼西亚人、2700万日本人、24万越南人、1800万美国人、1700万泰国人，圭亚那、马尔代夫、伯利兹、苏里南可能整个沉入水下，巴林、泰国、荷兰、毛里塔尼亚的75-81%沉入水下。

在各种气候变化的模型预测中，在极端情况下，全球海平面上升也就2.5-3米，“排干地中海”导致上升10米比极端情况还要恶劣3-4倍。这当然是灾难性的，绝对超过新增土地的任何好处。这是不容许发生的。

干涸的地中海盆地也将是极端炎热的地区，据测算有可能达到80度的高温。这是不可能居住的。

在人文上，索格尔的设想也以欧洲为中心，实际上是以德国为中心，因为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对此设想并不热衷。他们不能接受上千年的海洋文明突然就“搁浅”了，威尼斯、热那亚、尼斯、马赛、巴塞罗那突然成了内陆城市。

乍得湖不算小，但会变成像里海那样的内陆海

普罗旺斯的蓝色海岸则变成面对盐碱滩的山区了

威尼斯倒是不用担心沉入海中了，但也不再是威尼斯了

索格尔对非洲的环境和人文影响也根本不考虑，刚果河筑坝淹没的非洲土地和被迫迁徙的黑人根本“不是问题”。

在技术上，有人测算，把全世界所有的混凝土产量都投入，也不够直布罗陀大坝用的，更不用说西西里-突尼斯大坝、博斯普鲁斯大坝和刚果河大坝了。

在二战时代，这些大坝实际上坚不可摧。但到了核时代，如果任一座大坝被毁，造成的人文灾难将是史诗级的，也是不可接受的。

索格尔的设想不乏追捧者，但这只能是乌托邦，既缺乏各国的政治支持，更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随着二战的爆发，设想被搁置了。战后，索格尔继续推销，但在1952年的一次神秘车祸中丧生，肇事者始终没有抓住。Atlantropa的想法也随着索格尔的离世消失了。这也是因祸得福，否则地球的生态灾难要极大加速了。

直到土耳其开建伊斯坦布尔运河，人们才想起来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当然，伊斯坦布尔运河是与索格尔背道而驰的，不是用大坝把博斯普鲁斯海峡锁住，而是增加运河通道。

本文是一篇漫谈，从中国的国土聊一聊中国的独特性。

本文是一篇思考，不一定全面。中国这片土地，有非常多的优点和独特之处，我们先说优点。

第一点是从海拔上看，我们的国土从沿海的海平面一直到全球最高点的青藏高原，垂直的高度高达数千米。

全球的制高点青藏高原掌握在中国手里，我估计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的上空，他们肯定会观测这个星球最高的地方是被谁掌握的，并且认为这个种族很可能是地球上的优势种族，毕竟人类似乎对于最高有一种崇拜，不管是皇帝的皇权还是宗教的神权，都是权力最大的人在最高点，而其他人都是在较低点匍匐拜倒在脚下。

我和我老婆的蜜月旅行就是走川藏线，这条线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景观随着海拔而迅速的变化，尽管最后我们没有到西藏而是到云南去了，但是仍然对川藏线的美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川藏线沿线景观是世界顶级的，在世界其他地方实在太难以找到这样的超级景观路线了。

美国的电影《2012》里面，全世界都被淹没了，唯独中国的西藏成为了幸存人类登船的地点，因为地势最高嘛。

我们南边的印度，一直就对西藏是中国的国土耿耿于怀，中国人在山上居高临下，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太大了，就不说军事上的优势了，就说河流的走向吧，雅鲁藏布江就是从中国流向印度，所以印度人老是担心中国人修水电站影响印度。

由于我国高低落差的特殊地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水力优势，我国成为了全球可开发水力发电资源最多的国家，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全球第一水力发电大国，长江上游金沙江上，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就有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

第二点是中国拥有辽阔的温带可适宜居住的国土，不要小看可适宜居住这一点，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在面积上超过900万平方公里的加拿大和俄罗斯，大部分地方气候寒冷，无法进行农牧业生产，不适合人类大规模居住；面积超过700万平方公里的澳大利亚，大部分地方干旱少雨，形成了面积广大的沙漠或者荒漠，人口高度集中在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

我们总是觉得中国的人口高度集中在胡焕庸线以西，以为我国的实际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土面积不大，其实和同样面积辽阔的俄罗斯（国土面积全球第一），加拿大（面积全球第二），澳大利亚（全球第六）一比较，就觉得还可以了，这也是我国能够容纳超过10亿人口的原因。

从实际陆地面积来看，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是全球前六位，但是其中俄加澳三国不适宜居住的土地面积太大，因此按照可适宜人类居住面积排名的话，全球最大的是美国，第二就是中国，巴西可以排在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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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辽阔，并且可适宜居住的土地还十分辽阔，这个就好处很多了。别的不说，我国的国土从低纬度到高纬度跨度很大，因此我国发射大推力火箭，就可以在海南岛发射，因为纬度低，地球自转快，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速度将物体送入太空。像欧洲的维度总体就高，所以欧洲航天发射中心其实不在欧洲，而是在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这里维度低，离赤道就很近，是不是万万没想到。

第三点是中国拥有漫长的超过1万公里的海岸线，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良港，这使得中国可以同时成为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

大航海时代之后，全球化开启，到现在全球的能源，原材料和商品都主要靠海洋运输，人类逐渐从陆权向海权发展。

近代帝国主义很喜欢在中国抢占港口，英国夺取了香港，德国占领了青岛，俄国和日本争夺旅顺，这些港口在天然条件上都是优越的良港。其实近代以来的世界强权，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像德国，俄罗斯都被认为是陆权国家，但是自然条件限制了这些国家海洋力量的发展。

俄罗斯在远东的港口就是海参崴，每年有几个月的结冰期，这也是俄国人很喜欢中国的旅顺港的原因。而在欧洲，俄国的港口也挺尴尬，下图中我设置了一条路线，起点是圣彼得堡，终点是摩尔曼斯克，是俄罗斯的两大港口。

从地图上的红圈可以看出来，俄罗斯的海军从圣彼得堡出海，进入芬兰湾，然后是波罗的海，这其实都是被欧洲大陆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包围的内海，最后要经过丹麦的群岛才能进入大西洋。相比之下，摩尔曼斯克虽然是北冰洋的港口，但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却是不冻港，成为俄罗斯异常珍贵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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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要想离开黑海进入大洋，要经过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我国当年为了把购买的瓦良格航母从黑海开出来，可是和土耳其费了不少劲，我国只是买航母，这件事搞定了就完了，可是俄罗斯的海军可是一直要面对这件事情的，可见俄国人在土耳其方向真的很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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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德国，不用说了，看下下面的地图就明白了，德国的“头上”长了个犄角，就是丹麦，挡住了德国很大一部分海岸线，不过好在德国还有汉堡和不莱梅两个大港口，不需要经过丹麦，可以直接从德国的海岸线出大西洋，不过总体来说，出海还是很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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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德国人出海被丹麦挡住有点像，我国虽然大陆海岸线辽阔，但是有个还没有统一的台湾挡在中间，也是很影响我国海洋力量的发展的，所以即使单单从海洋力量发展的方面来看，统一台湾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第四点是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实这一点我放在最后，是因为我一直有个观点，那就是自然资源其实不值钱，这个观点可能和很多人的印象是不同的。

全球单纯靠自然资源致富的国家当然有，典型的就是澳大利亚和挪威，但是他们的特征都是人口非常少，而自然资源又非常丰富，查询了维基百科，澳大利亚人口2021年7月才2584万，挪威人口2021年4月才540万。

我们印象中海湾石油富国都很富裕，但最富裕的卡塔尔2021年5月人口才263万人，阿联酋人口2019年12月是950万人，我们觉得是土豪国家的沙特，2019年7月常住人口3422万人左右，人均GDP不过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还不如韩国和中国台湾高。

可见即使是全球自然资源丰富程度顶级的国家，充其量也就是让两三千万人过上不错的生活水平，而且自然资源价格波动很大，某种意义是靠天吃饭。

相反高科技和新兴产业的造富能力则远远的超过自然资源，远远的突破了让两三千万人口致富的体量，日本，韩国，德国，法国，人口都超过5000万人。

我之前说过，我国未来十年人均会突破发达国家门槛，而其中采矿业增加值占GDP总量低于10%，我国就是10亿人口的体量了，我挺喜欢美国的人一个说法，就是科技是“无尽的前沿”，这个说法确实挺有智慧，科技创造的财富才是无穷的。

我国国土上蕴藏的自然资源，对于我国的最大意义是保证国家战略安全，其次才是赚钱，其实看我国每年的GDP，自然资源开采的占比非常低了，第一大行业是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中的各种类别，采矿业的GDP占比在10%以下。

接下来我们再说下我国国土的一些“缺点”，我记得刘慈欣曾经写过一篇科幻小说叫做《超新星纪元》，简单的说就是宇宙中超新星爆发了，导致地球上12岁以上的人都会在一定时间内死去，全球各国都会只剩下儿童，于是各国政府都开始培训孩子们从事生产，军事和政府组织活动，以便于在大人死去后国家还能继续运转，孩子们还能继续生存下去，最后有个情节就是中国和美国互换了国土，总之这个情节让人感觉有点纠结。

但是我个人认为，单纯从自然条件的角度来讲，美国可适宜居住的国土面积，大平原，耕地面积大，沙漠小，自然灾害程度等来看总体是优于我国的。

由于气候条件和地形多种多样，我国自然灾害可以说是非常多，我们就跟欧美比较的话，实事求是的说，中国遭受的各种自然灾害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再加上人口众多，因此会造成非常大的伤亡。

就拿地震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死亡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地震就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死亡失踪八万多人，还有一次是2010年4月在青海玉树发生的地震，这次地震截止当年5月30日18 时，经青海省民政厅、公安厅和玉树州政府按相关程序规定核准，玉树地震造成2698人遇难，失踪270人，这个死难人数也不少。

再往前1976年的河北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万人，以及1975年创造了地震预测奇迹的辽宁海城7.3级地震，这次地震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预测并且组织了撤离，极大的减轻了损失的大地震，但尽管如此仍有一千多人遇难。

在民国年间，1920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今天属于宁夏）死亡人数也高达二十多万人。

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的地震灾害要轻的多，美国的加州算是地震高发地区了，1994年的美国洛杉矶6.7级地震只死了几十个人，因为震中都是位于人迹罕至的区域。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是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死亡人数被认为在3000人以上。

而欧洲只有南欧地区的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位于欧亚地震带上，2016年意大利中部就发生了6.2级地震，两天内政府公布有296人遇难。

欧洲历史上伤亡最严重的地震发生在1908年的意大利Messina，死亡了75000-82000人左右，这个7.1级的地震震中在海底，其产生的海啸和地震一起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而跟地震相比，水灾也是造成中国人自然灾害死亡的一大凶手，我们都说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实际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这两条巨河在历史上造成的自然灾害不计其数，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黄河流域各种河堤决口次数众多，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官方网站上写道：“开封受黄河水患最深，有记载以来黄河开封段决口338次，开封城先后七次被黄河淹没毁城又原址重建。”，以至于今天开封形成了黄河成为地上悬河的景象。

华北的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长期的为了生存和洪水搏斗，从《史记》《汉书》《晋书》一路下来，各种史书中都有关于黄河流域大洪水的记录。

在长江流域，1931年的江淮水灾，由于长江流域连续下暴雨，加上堤防年久失修，造成长江流域多个堤防崩溃，尤其是江苏省高邮的高邮湖堤坝崩塌，造成的损失巨大，水灾以及之后产生的瘟疫遍及安徽，江苏，湖北等多个省份，在不同的资料记录里面死亡人数在三四十万人左右，而实际估计未被记录的死亡人数甚至可能达到200万人，使得1931年江淮水灾成为20世纪人类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不计算饥荒），下图是1931年武汉被洪水淹没的街道，图片来自汉口真光照相馆（Zenith Studios）出版的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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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武汉大智门附近被淹没，图中能看到有宾馆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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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20世纪发生的全流域大洪水就有三次，分别是1931年，1954年和1998年，就说1998年那次长江大洪水吧，再加上松花江和嫩江的水位也达到了历史峰值，因此98年抗洪还被长者列入了他人生中的几个“微小的工作”之一，这个时候的中国其实已经相当程度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了，但是仍然要竭尽全力和洪水搏斗，可见水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挑战性。

水灾之外，旱灾虽然不会立即的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却会造成粮食大面积绝收，从而发生大饥荒，“人相食”，活不下去的农民又会发动战争，带来的间接死亡人数极为惊人，可以说旱灾以及衍生而来的蝗灾，是中国人面对的第一大自然劲敌。

电影《1942》体现的河南大饥荒，就是由于大旱灾的情况下，又遭遇了蝗灾，造成粮食大量绝收造成的，再加上国民党救灾不力横征暴敛，河南省因此死去了数百万人口。当时的“水旱蝗汤”四个字，体现了老百姓的痛苦与无奈，河南人民求生存的手段，就是坐火车前往陕西逃荒。

中国由于国土三分之二是山地和丘陵，也是全球泥石流灾害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特大暴雨，降雨量达97毫米，持续40多分钟，引发特大山洪地质灾害，截至2010年9月7日，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557人，失踪284人，下图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以前我国每年因为地质灾害（滑坡，崩塌，泥石流）死亡人数都在500人以上，2010年因为舟曲全国超过了2000人死亡。由于我国国力不断增强，灾害防治越来越科学化，死亡人数到2019年下降到了2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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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制度，往往受到地理和气候条件的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世俗的皇权在面对神权时始终占据着优势的地位，对宗教进行中国化改造。

我觉得这跟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在和水灾，旱灾，蝗灾，地震顽强的战斗有很大关系，中国人很早就体会到靠神没有用，必须要靠自己。

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建造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著名的郑国渠，其实不是郑国这个国家修建的水利，而是当时的韩国想让秦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利以“疲秦”，所以派了个水利工程专家名字叫郑国，派他到秦国游说并且主持修建大型灌溉工程，试图消耗秦国的国力，结果没想到秦国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消耗了大约10年完工绵延三百余里的郑国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史记《河渠书》），反而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不仅已经有了像郑国这样有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经验的专家，而且不管是韩国国君还是秦国国君，对于水利工程的浩大和艰巨，以及利弊都是很了解的。

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有人写了本书叫《易传》，这是一本解读《易经》的著作，里面的《象传》中有一句话流传至今，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想这是中国人内心思维的真实写照，这也构成了中国思想在全球的一种独特性。

从政治制度上来讲，自然灾害的多发也加强了对中央集权的需求，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是很恐惧发生灾荒的，也很非常重视救灾工作，因为灾害带来的饥荒，往往会产生农民起义，对朝廷的统治构成重大威胁，也不得不耗费大量财政支出来镇压，那这样还不如把钱拿来救灾更划算。

而要做到有效的救灾，中央必须要做到对地方的强力领导和控制，救灾并不是盈利性行为，甲地受灾，乙地花费人力物力去救灾，在利益上是不符合地方利益的。如果没有强力中央集权的存在，各地派系林立，即使是将粮食和物资运送到灾区这样看起来简单的工作，中间都要遭受各个地方截流和收取税金以充实自己利益。

就以民国时期为例子，“苛捐杂税”横行，这四个字真的是生动形象，各地军阀都要收钱养自己的军队，没钱可不行，无一不在自己统治区大肆收税，他们不对过路的救灾物资，粮食和资金截流揩油就已经很难了，更不要指望他们还会有很大动力去对另一个军阀的统治区开展救灾工作。

《让子弹飞》里面汤师爷说我们来晚了，鹅城的税都收到90年后了，其实在民国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2012年11月4日《湖北日报》报道了武汉税收博物馆开馆的新闻，其中提到馆藏文物中，有民国时期四川省一位叫周玉顺的农民的收税凭单，从1915年起，28年间他家至少纳税47次，其中至少有7年被两次以上重复征收。更离谱的是，其家庭税款甚至被预征到80年后，也就是2012年。

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由于没有真正的实现大一统，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使得在全国范围救灾这种工作根本无法有效开展，每次一来自然灾害，苦的就是老百姓。

我一直觉得，和欧美人相比，中国人对于政府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我感觉对比就很明显，欧美的政府疫情死亡人数如此众多，但是政府受到的冲击并不太大，我查了下截止到2020年7月23日的死亡人数，英国12.9万人，美国61万人，相反中国政府受到的压力则要大得多，你很难想象如果中国达到英美的那种疫情情况会怎么样，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会有几百万人死亡。

我觉得这跟中国自身的情况有关系，中国历史上对抗频繁的自然灾害，必须要有强大的组织才行，单靠农民自救是不行的，这就催生了对政府能力和责任的天然需求，老百姓很自然的会对政府有很高的期待，毕竟关系着自己的生死存亡。

像全球最大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可以把南方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运送到北方，京杭运河跨越多个省市，总长度上千公里，直到今天还是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东线，这种需要消耗海量人力物力的超级工程，如果没有隋朝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是难以建成的。

从中国历史上看，只要中国的中央集权能力削弱了，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国内各地方派系林立，有利于国家的改革无法顺利推行，军队得不到军饷发生哗变，各地发生灾害后赈灾能力大大下降，灾民频频起义，不断消耗国力。

国力的削弱又会导致抵抗外敌入侵的能力下降，往往导致异族的军队进入中原核心地带。分裂，灾荒和农民战争成为中央集权衰弱后的标准副产品。

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最终采取什么样的制度，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其实和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真的是息息相关。

最简单的从居住地的角度出发，居住在海边，河边，人往往就成为渔民；居住在草原，人往往就成为牧民；居住在平原地区，人往往就成为农民；居住在山区，人往往就成为农民或者猎户。

不同的生活方式会发展出不同的技术，渔民会发展出渔网，鱼叉，造船，海上导航，识别海洋气候的各种能力；而农民则会发展出锄头，犁耙，耕牛，种子培育，施肥，灌溉等能力；牧民则会发展出马背上长大的能力，往往战斗力很强，但是由于没有定居，难以发展出高水平的建筑和技术制造能力。

自然灾害和瘟疫也对人类有重大影响，中国人天天和各种自然灾害搏斗，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必须自强不息，无神论在中国就始终是主流，都跑去信神，到寺庙当和尚了，什么种田，水利工程，运河之类的活谁来干？

欧洲本来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宗教权力和神权达到顶峰，然而一场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死亡人数惊人上亿人死亡，虔诚的信仰在疾病面前并没有什么用，使得很多人开始对宗教产生了怀疑，促进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教会的力量逐渐衰退。

同样是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和多民族的国家，面临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前者面临的国土分裂的压力要小得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社会主义国家巨变，向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转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就解体了，而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之类的却保持了国土完整。可见多民族国家更需要中央集权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每个国家在集权与民主之间，都是有一个合适自己的点的。

再比如纵观中国历史，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和融合始终在不断进行。而从实际的结果来看，中原王朝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都处于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时期，例如汉朝彻底击败匈奴，唐朝消灭东，西突厥和高句丽。尤其是汉朝的胜利非常彻底，以至于后来分裂为三国时期，对外敌作战仍然占据很大优势。

而在中原王朝处于分裂时期时，面对胡人的进攻，往往在军事上处于对峙和守势，这个时候往往更加依靠人口和文化上的优势进行融合和同化。因此中国对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需求可以说是现实性的，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共和国民党打了那么久的内战，却主张释放蒋介石，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杀掉了，中国的抗战如果没有一个中央统一领导，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即使是一个能力平庸的蒋领导中国抗战，也比中国分裂的情况下对日作战要好。

中央集权并不是没有缺点，要解决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如何使得中央保持有活力有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逃不过周期律，我觉得这跟皇帝只能从十几人，几十人的小圈子，也就是皇帝的儿子里选拔有很大关系，而且皇宫里长大的人，还缺乏基层治理经验，长期下来会有很大问题。当然中国的封建王朝有个很好的优点，就是搞了科举制度，使得官员可以从全国范围通过考试进行选拔，我一直觉得科举制度是中国为人类政治领域发展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个制度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在最顶层的皇帝这个层面，始终无法解决选才的问题。一个是代表性的问题，执政集团能不能始终试图为更广大的人民谋取利益，这需要执政阶级有统一的使命感，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王朝无法解决的，其实中国历朝历代，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官员有胸怀天下，为民着想的使命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这种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在封建王朝时期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化。

以上是今天的一些想法和漫谈。

每个国家都有适合它的治理方式，一个国家的发展就是不断探索和发展这种治理方式的过程，在过去的几十年，西方式的治理方式和民主自由制度，其声誉达到了顶峰，被认为是人类目前最高级的形式，但事实证明，适合一个国家的才是最好的最高级的形式。

评价一种制度和方式，应该是用结果导向型，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形式至上，以为把别人实行的制度照抄搬过来，然后明天就能举国腾飞了，那这样国家发展也太容易了，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

找到合适本国发展，同时结果还不错的制度和治理方式，本来就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全球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过去的一两百年成功的探索出来这样的道路的寥寥无几，当我们好不容易走出了一条结果还不错的道路，不要轻易的被别人忽悠说你走错了，要有点自信，通过结果导向来判断，并相信自己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