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当民国时期粤军军兴百周年，特发此文聊以记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大名鼎鼎，闪闪发光的名字。它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解放阵线里的中流砥柱。不过，八路军和新四军并不是仅授予一次的番号。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革命军的队伍里已经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有意思的是，最先出现的这支八路军和新四军，跟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史上还有些渊源。抗日战争时期我共新四军的军歌，第一句就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说的就是当年北伐军第四军血战武昌，最终击败吴佩孚夺城的故事。无论老四军，新四军还是姓共的新四军，它们骨子里刻着的大名其实是：粤军。
粤军是中国革命史中以能打硬仗出名的部队。不过这支部队的命运也相当悲剧。跟1925年统一后只经过一次分裂的桂军不同，粤军历史上分分合合，鲜有统一的时候。都说两广唇齿相依，这个不假，但是双边分裂打架的事情也不少见。桂军常受四分五裂的粤军拖累，无可奈何的时候也屡见不鲜。这些恩怨，值得说的八卦便在本文中了。
粤军起源跟孙大炮逸仙关系密切。中山先生在1917年带着慈禧老佛爷留下的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广州，成立了军政府要跟北洋段祺瑞对着干。带来的海军军舰加在一起排水量有一万多吨，是够吓唬不少人的，可惜水兵不能上岸，也只配吓唬人用。中山手上没有陆军，不得不倚靠不靠谱的军阀部队。“军政府”这个名字已经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该政府是如何被军人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非常大总统南下之际，广东刚刚结束了陆荣廷的驱龙战争，亲袁世凯的广东军阀龙济光被反袁世凯的广西军阀陆荣廷赶到偏远的海南岛去了。陆荣廷表面革命，让孙中山觉得可以依靠这样的人北伐。就算老陆不那么靠谱，湘军程潜云南唐继尧这样也是一抓一堆，去找段祺瑞的麻烦还不是轻而易举？
这么想想可以，可惜根本不可能做到。陆荣廷脑子好使得很，借着驱逐龙济光的机会占据了粤省，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快活，还北伐你个锤子。陆荣廷手下大将陈炳坤督粤。陈炳坤一手压着陆荣廷另外一个大将莫荣新，弄得老莫火大，跟一群广东实力派——里面有个后来成为凯申公头号智囊的杨永泰——勾结起来，起哄架秧子，赶走了陈炳坤。莫荣新上位没几天，广东佬才发现此公是个只懂得用枪子儿说道理的老茅坑石头，嗜杀成性，杀掉了军政府陆军次长崔文藻，把孙大总统的卫队士兵打死了几十个。后来他的手下更是杀掉了前来劝降的中山先生信徒、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家朱执信。如果有人看过电影《孙中山》，就会记得这个看上去有点书生模样的人，一边高喊“我是朱执信”，一边向莫荣新部下控制的虎门炮台走过去准备劝降，然后飞过来了一发子弹。
朱执信只是当年中山革命一串长长的殉难者名单中的一个。1918年2月，追随中山先生南下的海军将领程璧光遇刺身亡，把孙逸仙博士给吓得跑到上海著书立说去了。他老先生临走前不服气，叫上两艘军舰远远朝着观音山放了几炮，很是发泄了一番。
被孙大炮轰了几炮，对老莫来说毛都伤不了一根。不过，桂军在广东是客军，莫荣新又盘剥无度，终于惹毛了广东佬，各方奋而举事，在1920年把他和手下部队赶回了广西。朱执信便是在此次“驱莫”运动中牺牲的。
要问广东佬凭什么赶走莫荣新的，答案是粤军。
1917年，只得到海军支持的中山先生当了光杆儿非常大总统。由段祺瑞任命的广东省长、浙江人朱庆澜对此深表不安，把自己指挥的广东新军二十个营共5000人交给了中山，这是粤军最初的基本部队。所谓新军，其实源出自袁世凯在光绪末年军事改革所诞生的新军，跟北洋军攀得上亲。段祺瑞对朱省长擅自交出枪杆子十分恼火，把他改派到广西当省长。陆荣廷那个虎狼窝，傻子才跑去那里惹一身骚。拜拜了您呐，朱庆澜便先去了上海，后来又投了张作霖，一度当了张学良张小六子的上司。
有了这二十营步兵，中山先生终于算是登陆成功。不过他除了懂得开炮，在军事上纯属外行，便把大部分军队（十二个营）交给自己一个战友管理。此人名叫陈炯明，字竞存。
竞存公当年掌握粤军时还是跟中山先生跟得很紧的，革命精神也相当不错。在中山令下，粤军进军闽南，打出的旗子上书“援闽粤军”，跑去打福建北洋军阀李厚基。援闽是假，自己没地方去是真，只好跑去吃福建人，硬是在闽南吃出自己一片天地。躲到福建两年后，部队发展到两万多人。这支部队以陈炯明为司令，参谋长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广东陆军小学堂原校长邓铿邓仲元。当年这所学校毕业生如邓演达、张发奎、薛岳、叶挺和张云逸等青年将领，这会儿都在粤军中当着中下级军官呢。
1920年，“援闽粤军”结束“援闽”，杀回乌烟瘴气的广东，一路向西从桂系手中夺回全省。丢掉广东的陆荣廷不服，第二年跑回来想要砸场子。没想到粤军战斗力爆表，这一次干脆直接打进广西，控制南宁等主要城市，陆荣廷被迫走人，是为他第一次下台。此役中邓仲元又收了老陆手下不少兵马，其中有几个人得注意一下，分别是在桂军林虎部担任营长的陈铭枢和担任连长的陈济棠。陈铭枢手下有个士兵出身的排长，名叫蔡廷锴。巧的是，陈铭枢和陈济棠也是邓仲元在陆军小学的学生。林虎部下还有一位营长名叫李宗仁。粤军打进广西后，他跟着老林一路退到广西玉林兴业县一带，然后拉起了队伍，在陈炯明那里挂了个名，听调不听宣，从此占山为王，自立一方。
这下好了，历史名角儿一个个都出场了。
陈炯明带领粤军夺回广东，迎回中山先生，当然算是再兴革命，是有功之臣。不过他本人并不是带兵之才，部队管理训练交给了邓仲元。此时粤军编制是两个军。第一军军长由陈炯明担任，下辖三个师，第一师以邓仲元兼师长，师参谋长是保定军校毕业的粤军将领、广西梧州人李济深；第二师师长是河南人洪兆麟。第三师是原来的广东省警察厅厅长魏邦平输诚后建立的，手下的粤军将领有李汉魂、邓龙光和韩汉英。粤军第二军军长是许崇智，因为该军不满编，所以手下编制没有师，只有旅。三位旅长分别是许济（许崇智的堂弟）、吴忠信和张民达，参谋长则分别是顾祝同、刘峙和卫立煌。
不但粤军的人到齐了，就连后来中央军都有人掺和进来了，大戏开演。
这些将领里面，陈炯明之下，可以奉为粤军灵魂的是邓仲元和许崇智。邓仲元之前是广东新军的营长，粤军的基本部队是他训练出来的，自己直接指挥的第一师更是粤军祖宗。许崇智则在1917年随孙中山南下担任大元帅府参军长和陆军总长。两人都是中山心腹和头号军事助理。
控制粤省没多久，粤军出现了第一次分裂。1922年中山先生觉得手里的军队挺靠谱，又控制了粤桂两省，可以去打北洋军了，遂督促陈炯明联合湘军北伐。竞存公存了军阀之心，不肯去打北洋，逐渐跟中山先生离心离德。两人决裂，终于出现了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炮轰越秀山总统府，迫使中山先生再度离粤赴沪的好事儿。
中山蒙难，原因之一是失去了军方支持。手下大将中，许崇智带兵在外，不久被陈炯明赶去了福建。邓仲元更是在陈炯明造反之前的1922年3月在广州遇刺身亡，年仅36岁。邓仲元为人正直、公正，与手下将领多有师生之谊，粤军将领对他非常尊重，张发奎这种刺儿头将领，也一样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要是邓仲元还活着，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胆量起码会收缩一半。粤军后来也不太可能陷入四分五裂互相撕斗的境地。今天如果有朋友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墓园一侧有邓将军之墓和雕塑，他和当年参加黄花岗起义的战友们得以一起享受后人祭奠。
到底是谁杀害了邓仲元？后来张发奎说，这是陈炯明手下叶举干的。后来炮轰总统府，实际执行者也是叶举，此人由此背负一世骂名。
邓仲元遇刺后，由梁鸿楷接任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职务，参谋长为李济深。未来北伐“铁军”第四军，主要就是由第一师将领发展而来。
1926年之前的广东，是个富庶之地，珠三角是鱼米之乡，又是贸易大通道，除了各种洋货，还是南方烟土交易中心，抽税抽得银洋叮当响。南方军阀们一旦在省内打仗输掉了，有不少人带着残部跑到广东就食。除了山头林立的粤军部队，跑过来混日子的外省部队真是灿若群星。简单地说，如果把本省正统派的部队算在孙中山陈炯明的粤军头上，那么别的本省旁系部队还有李福林被招安的土匪军，盘踞高廉地区和海南岛的邓本殷——此公原是陈炯明部下，老陈把他派到粤西南和海南岛宣抚，他干脆就赖在当地当大王来了，连钞票都自己印起来。外省部队则有湘军谭延闿、程潜部，桂军沈鸿英、刘震寰部，滇军朱培德、范石生和杨希闵部，以及川军熊克武部和彭程万的赣军，后来应孙逸仙博士邀请，从吴佩孚的部队里又拉出来了樊钟秀的豫军。不能说这些部队是八国联军，但说是八省联军似乎也差不多。大家熙熙攘攘，各占一块地盘，闲来无事互相打架打劫过家家，真是热闹非凡。
陈炯明部轰了越秀山，把粤军给轰散了，直接提升了广东军事力量的多元化程度。第二军在许崇智带领下正在北伐，宣布跟着中山先生走。实力最强的第一军基本上跟了陈炯明。第一军旗下，洪兆麟的第二师是陈炯明反孙的基本力量，魏邦平的第三师摇摆不定中也跟着陈炯明走了，老魏只好辞职走人。要是邓仲元还在，第一师大概率会跟许崇智一起反陈。无奈邓仲元已逝，梁鸿楷李济深镇不住场子，第一师半推半就，竟然也跟了陈炯明。张发奎后来说是出任一师三团、四团团长的陈修爵和陈铭枢力主投陈。陈修爵叛孙投陈确有其事，陈铭枢却分辨说，当时自己要求部队“严守中立”，然后又说陈炯明对他有“知遇之恩”，反不得。反正呢，陈铭枢怎么做都左右不是人，最后只好横下一条心，把部队一撂，竟然跑到南京学佛念经去了，一去就是两年。问题是念经也一点不耽误他的前程。1924年他回到老部队当了师参谋长，随后又转去当了旅长。
至于那个依附陈炯明的陈修爵，后来据说是在抗日战争中出任伪职，不知如何没有被处理，1949年逃去了香港，了了残生。亦有说法认为陈修爵与我共有联系，未详查。
话又说回到孙逸仙博士这里。孙博士对竞存公的意见很大，毕竟把部队交给你，你却掉头来打我，没天理了。这个事儿也让孙博士彻底下了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定了下来，1924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两年后，黄埔军校正式建立。
（在这里梦秋乱评一下：乱世之中掌握枪杆子，生存优势大大提高，对资源的掌握也大幅提升，所以军阀化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算得上是一种周期现象。不说中唐以来的藩镇、五代十国，宋朝靖康年间各种军阀的表现也留下了大量历史教训，而岳飞的悲剧却又似乎反证了军阀化的合理性。明朝拼命以文官压制军权，甚至不惜滥杀开国功臣，但明军在崇祯到南明时期仍不免军阀化，这不能不说是我中华历史中一条抹不去的黑色因果律。中山先生充分认识到了军阀对于重建国家的恶劣之处，但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建立防止军阀化的机制。因此，即使黄埔军校建立之后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在北伐期间大量收编军阀部队后，这种理想主义仍不免被稀释和淡化，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山先生逝世后，凯申公以枪制党，开了国党军阀化先河，所以也就不要怪后来的将领们一个个堕落。
要说当时的军阀中有没有理想主义者呢？也不是没有，冯基督勉强算四分之一个？这里不说他。李宗仁算是半个。新桂系比阎老西陈济棠强的一点是，视野比较开阔，有野心。这也怪广西太穷，当地头蛇也没什么名堂。李宗仁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很多理论修养，但也知道割据一方不能完全凭借军队，要有管理有组织有人才还要有理念，于是在新桂系中组织起一个带有理想主义的政治组织“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后来改名“广西建设研究会”，想要以自己的“党”来整合内部。最后结果如何？因为这个政治组织负责人王公度得罪了许多桂系大头，在廖磊、李品仙等人“不处决就不出兵（抗日）”的要挟下，李宗仁不得不枪毙王公度，稍微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的念头，也再度让位给枪炮。这说明，在当今世界，没有先进的思想理论和有效的组织路线，拿枪的人不当军阀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
咱们回到中山先生办军校的事情上。他虽然下定决心要自己组团开战，但要拉出来的队伍要能打，还得训练一阵子。保定军校学员从陆军小学读到毕业，整整八年，而黄埔只有六个月，这是中山先生着急啊，赶走陈炯明是个火烧眉毛的事情。老陈不滚蛋，别说孙大炮，就是正宗炮兵拿破仑来了也只能放空炮。说不得，孙中山再度祭起军阀打军阀的法子。他自己的部队，许崇智的第二军被陈竞存赶到了福建，孙博士只得从省外邀来桂军刘震寰沈鸿英、滇军杨希闵助力。没多久原粤军第一师内部整顿，大部投孙反陈。各方向广州进发，原粤军第三师在副师长郑润琦的带领下也反水，迅速收复广州。陈炯明的势力如雪崩般坍塌，在1923年1月退守惠州。
陈炯明刚刚被打跑两个月，应邀入粤的桂军沈鸿英开始冒出当广东王的念头，想要用枪杆子打进广州。刚才还是友军的刘震寰、杨希闵两部调转头来，朝沈鸿英开火，一路把他赶回了广西。
这时候孙中山在干什么哩？孙中山正在整编手上的粤军部队，命名为“东路讨贼军”，1924年春改名为“建国粤军”。这支部队总算比之前的靠谱了一些。它的总司令为许崇智，参谋长就是后来的先总统凯申公，总计有四个师。第一师到第四师师长分别是许崇智、张民达、郑润琦和许济，后三位都是许崇智的人。这里的第一师则是之前被陈炯明叛乱裹挟的粤军第一师，几年前正宗“援闽粤军”的血脉，后来广东将领都以出身粤军第一师自豪，吹牛骂人的时候都喜欢祭出“粤军第一师精神”这面大旗来吓唬人。中山先生对第一师尤其重视。陈济棠说，当时孙先生曾希望他把第一师扩编到五万人。老陈这牛吹得有点大，不过考虑到孙先生连十万公里铁路都可以在图上设计，把一个师扩编成一个方面军那又有何难。
整个1924年到1925年，广东的各路军队都很忙，有人是降而复叛，有人是四处劫掠，有人则是四处弹压。1924年11月，广东仍未平靖。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只能控制珠三角和西江、北江下游地区，但全国形势发生变化。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扶病北上“和谈”，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
中山离粤和逝世前后，广东权力中心不稳，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陈炯明接踵而来，继续扰乱广东。建国粤军忙得团团转，刀锋大杀四方，主要对付各路反贼。先是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叛乱。建国粤军和黄埔学生军直接灭掉商团。1925年年初李济深（时已升任建国粤军第一师师长）攻略广西东北部入口贺县，助新桂系击败沈鸿英，迎来广西统一，除掉一大祸害。接下来陈炯明卷土重来。于是有了1925年2月的第一次东征。这也是年轻的黄埔学生军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可惜的是，这次东征虽然打得还算顺手，但未等灭掉陈炯明，身后的刘震寰杨希闵又发动叛乱。不得已，建国粤军和黄埔学生军掉头先打掉刘杨部队。刘杨还未平，川军熊克武部又打算到广州来武装大游行。粤军虽然设法扣留了熊克武，但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他的部队，只好请刚刚入伙的小兄弟、李宗仁的桂军出省，帮忙解决了这批川军。
1925年七八月月初，黄埔学生军和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到了秋天，形势好转，第二次东征开始。这一次不但击败陈炯明，各部还随即向粤北、粤西发展。1926年2月，李济深部联合桂军灭掉邓本殷，完全拔掉陈炯明的势力，在1917年之后，首次完成了广东省的彻底统一。随着广西新桂系向国民政府输诚，两广形式上形成统一，为北伐打下了基础。
只可惜，这种统一是相当短暂的。
国民革命军最早的五个军，其基本力量来自于桂军和粤军。许崇智掌握粤军，权倾朝野，是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的实力派人物。1925年8月，广州枪声响起，廖仲恺遇刺身亡，西山会议派疑为主使，遭到各界声讨。孰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9月，负责调查廖仲恺遇刺案的粤军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许崇智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借题发挥，把杀廖的屎盆子扣在许大帅的头上。老蒋重兵包围许的住所，“劝”其离开广州，暂避调查锋芒。许大帅这一走，就再也没机会穿上军装了。
廖仲恺遇害，许崇智出走，凯申公又逮捕了粤军第二号人物、第四军军长梁鸿楷，不久迫使其离开军队，让自己一跃与胡汉民、汪精卫一样成为KMT三巨头。“廖案”不久后，凯申公又逼走了胡汉民，次年通过“中山舰事件”赶走了汪精卫。虽然以后国民党内顶层权力斗争中这三个人还会继续唱戏，至少在目前，老蒋是把军权抓稳了。他的政治资历相对于胡汪确实不够，但枪指挥党这一点却执行得不错。
步入权力中心后，蒋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建立自己的近卫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个军基本上是黄埔学生军编成的。许大帅被赶走，在梁鸿楷的命令下，“建国粤军”对前来缴械的凯申公第一军和李济深的建国粤军第一师基本没有抵抗。第一军收编了建国粤军第四师（师长许济），编成第一军第三师。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凯申公的黄埔系，也是带着一点粤军血统的。不过到1927年1月，师长已经换成顾祝同，跟粤军再也没有关系了。李济深则借机把建国第二师和第三师编入自己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就此成型——这就是不久后成名的“铁军”。
（实际上，建国粤军第三师也是被缴械后由李济深收编的，师长郑润琦出走，李汉魂、邓龙光等中级军官加入了第四军。建国粤军第二师并入第四军情况不详。师长张民达在廖仲恺遇刺前，于1925年4月在广东东部韩江溺水失踪，写有他名字的外套在次年初被发现，于是建起一座衣冠冢，地址位于今天广州市动物园一侧。张民达对凯申公极其反感。要是他不死，第二师怕是没有那么容易被缴械。张师长意外去世后，二师第三旅旅长莫雄在“廖案”发生几天后被许崇智任命为师长。他这个师长板凳没坐热，在一个月后部队也被缴械吞并了。）
此时国民革命军编为七个军。除第一军（黄埔系）、第四军（粤军）和第七军（桂军）外，还有实力相对较弱的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和第六军，军长分别是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和程潜。其中谭延闿和程潜原是湖南军人，本省军阀内斗，两人前后率部出走广州。朱培德在中山先生南下后率滇军一部前来归附，故第二、第三和第六军均属广东客军。唯有李福林的第五军算是粤军本土部队，但李福林出身绿林，其部队匪气甚重，要打仗是不行的，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杀CP分子倒是很在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六位外交官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杀害，李福林的部队也摆脱不了嫌疑。
此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它的血脉可以上溯到当年朱庆澜交给孙中山的20个营新军，然后是陈炯明的“援闽粤军”第一师，再到“建国粤军”第一师。第四军成立后，以李济深为军长，邓演达为参谋长（北伐后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旗下分别有四个师，分别代表着粤军未来的四大山头。即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和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各为一派。北伐前，由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分出第三十四团单独组成独立团，团长叶挺，团参谋长周士第。鉴于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叶挺独立团，故而叶挺也算是第四军的半个山头。
因邓仲元遇刺，梁鸿楷被凯申公逼走，粤军其实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四个半山头共同奉李济深为粤军领袖，但李济深却无法服众。因为他是广西人，有人认为他太过于向着桂系，以张发奎一系尤甚。参谋长邓演达与各师主官关系均不错，但在资历上与他们平辈——比如，陈铭枢都当旅长了，邓演达一度还只是个工兵营长——亲和力有余而领导力有限。师长当中，陈铭枢亲蒋，张发奎亲汪，两人关系比较僵硬。陈济棠徐景唐则自成体系，暂时遵奉李济深。叶挺此时已是共产党员，跟张发奎关系较好，但思想上已不是一路。这是第四军无法像李黄白那样在桂军中维持相对团结的原因。
1926年6月开始的北伐战争，第四军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即陈济棠和徐景唐部）作为留守部队，改编成第八路军——这就是最早的“八路军”——与李济深一起留在广东。这也是当时的通例。比如说桂军，虽然改编为第七军，旗下竟然有九旅二十一团四万人，也留下半数在广西看家。第四军出粤部队刀锋直指武汉，打了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大战，攻克武昌，战功赫赫。第七军在贺胜桥和汀泗桥战斗中也有份参与，后来又在江西德安一带血战孙传芳，两个军均名声远扬，第四军与第七军因而一起分获“铁军”和“钢军”称号，至此达到荣耀的顶峰。
攻克武昌，当地人集资铸了个铁盾送给第四军，以资感谢。“铁军”有了商标，顺利完成品牌营销，于是跟着别的军队一起开始大扩军。这轮扩军充分把各个军阀的野心暴露无遗，比如唐生智。北伐开始前，唐生智只有一个军，还被吴佩孚的湖南代理叶开鑫打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被桂军和叶挺独立团救下。这才过了几个月，北伐军拿下武汉，唐和尚的湘军一口气从一个军扩到五个军，麾下叶琪、李品仙、刘兴（后廖磊接任）、周斓和何键统统升了军长。当然，他也不会想到，这六个军长后来有三个投了桂系，到1929年又全部短暂地回到自己麾下。跟唐和尚相比，李济深的第四军扩军程度小一点。除了留守广东扩成第八路军，第四军陈铭枢部扩编为第十一军，陈自任军长。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
1927年上海“四一二”，蒋桂两派朝CP和KMT左派开刀。粤军各个山头对此反应不一。留守广东的“八路军”由李济深指使，也开始动手清党。但是出省的两个军中，张发奎亲武汉反南京，武汉的汪精卫还在继续扮演左派，第四军自然跟老蒋是对着干的。陈铭枢亲蒋，又无法在普遍比较左翼的第十一军中清党，加上自己跟张发奎又看不对眼，只好宣布离开部队，两个部下蒋光鼐和戴戟也随后出走。蔡廷锴也想走。老张说，你要是走了，第十一军还有谁带？于是蔡留下来，但是第十一军的军长还是张发奎兼，后来又让朱晖日当了军长。这个时候大体上可以认为，粤军出省部队落在张发奎手上，没出省的部队，则由李济深继续控制。
之后第四军、第十一军组成第二方面军，不久把贺龙贺胡子的独立十五师也编入第二方面军——贺胡子跟二方面军可真有缘——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北伐名将”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两顶帽子，让老张飘飘然起来，开始要做白日梦了。
（18年后，张发奎再度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这一次向华公非但没有飘飘然，反而怒气冲天，差点不愿去就职。这是因为凯申公设的四个方面军总指挥职务，除了他老人家，另外三人分别是卢汉、汤恩伯和王耀武。汤恩伯北伐时在日本不说，卢汉打仗的不行，王耀武北伐时只是一个连长。我一个当年当过师长、军长和方面军总指挥的人，怎么到了今天跟你一个小连长并列了，生生羞煞死人呐……）
此时，粤军部队勉强还维持了团结，至少没有打起来。接下来第二次北伐，第二方面军向北杀到开封，在临颍跟张学良硬抗了一仗，我共杰出将领蒋先云在此役中牺牲，不过最后还是打得东北军望风而逃。这也是“铁军”以统一的身份在战场上的最后亮相。接下来他们就要分道扬镳，甚至是自相残杀了。这个逆转过程中，主义之争固然是分裂原因，张发奎也多少要担点责任的。为什么呢？
张向华是粤军名将，但性格上向来有点桀骜不驯，还带着点小混混的混不吝，陈铭枢回忆录里说，张发奎“是有名的调皮鬼”，谁都不敢惹。这家伙混不吝到什么程度呢？1948年年初伪国民大会在南京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支持程潜竞选的《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广东“国大代表”搞贿选支持孙科。这篇报道惹恼了以向华公为代表的广东武夫，他老人家、薛岳以及陈策这群都已五十出头的陆海军名将，竟然挥舞着手杖亲自下场，带着百余人冲进《救国日报》报社，把报社砸得稀巴烂，员工痛殴了一顿。向华公大概好久不玩古惑仔这一套，兴奋过度用力过猛，还把自己的手给弄伤了。上海某报社当时报道这条新闻，用了“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行”的标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不说老张，单说小张的少年时期，他就是混社会的人了。当然那会儿向华公不像后来那样牛逼哄哄。有阵子他甚至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五块大洋也借不到，差点就想跳河自杀，最后决定从军才找到了出路。再后来声名鹊起，却还是脱不了那种小混混认大哥的眼光，还特喜欢一条路走到黑。
这个风格呢，也不能说就不对。当年孙大炮跟陈炯明决裂，在粤军中当连长的小张面临姓孙姓陈的问题时，他不像陈铭枢那样丢下部队跑去念经。人家还是认定了孙先生。中山遁去上海，粤军第一师也鼓噪着要跟竞存公走，小张把自己掌握的百十来号人拉到山上当了半年土匪，就是不听陈炯明，甚有节操。但他老人家后来随着年纪和功勋见长，眼光却越来越差，选效忠对象时错选了汪精卫。
老张嫌李济深太向着桂军，殊不知李仁公对他的印象也不太好，觉得难于管束。张发奎还跟邓演达一起抢过过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旅长职位，结果反而让陈铭枢渔翁得利了。不过似乎后来邓演达人缘不错，两人之间没有存下矛盾。而陈铭枢这个学佛的跟古惑仔张发奎就不是一路人了。粤军后来走到四分五裂，张陈之间的矛盾不能不说是其中主导因素之一。
在河南，打完张学良从开封回来，第二方面军奉调到九江，准备去打“叛变革命”的凯申公。这会儿老共总算认识到枪杆子的分量，行动也够快。当年的八月一号，南昌枪响。老共从第二方面军里直接拉走了第二十五师（师长叶挺）、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和第二十军（贺胡子的独立十五师升级而来），然后一路南下，想要在广东搞根据地。这是在陈炯明反孙、廖仲恺遇刺后粤军第三次分裂。这一次粤军无可挽回地从此走向解体，这个过程还会持续很多年，最后终于像被切断的蚯蚓一样，挣扎着接受历史的安排。
“八一”后，第二方面军被拆得七零八落，丢了一个军又两个主力师，三分之二的兵力没了，张发奎对此自然是很不高兴，不过此时他的心思还不在如何处理南昌问题。这个事情给了他一个离开江西回广东的理由——南昌起义后不久，凯申公因宁汉分裂，加上在徐州打了个败仗，宣布下野，然后杀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顶罪。凯申公刚刚滚蛋，孙传芳卷土重来，偷渡长江袭击南京。桂系第七军和何应钦第一军在龙潭血战七天，孙军团灭，从此一蹶不振。桂系和何应钦人气指数飙升，在南京开了个会重新分配权力，汪精卫只弄到一个常委，大为恼火。精卫公一向眼高手低，总觉得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没有得到重视，一怒之下，正打算回广东建牙开府，重走当年孙总理路线。要命的是，精卫公如此轻佻的做法，却真的得到了自己的拥趸张发奎的支持。
张发奎内心里也许是真想要从龙，不过呢，想要当军阀的算盘肯定也没少打。老张一辈子政治弱智，但又一直想要掺和政治，有时候做事儿做得莫名其妙。明明老共拉走了自己的部队，他的第四军却跟在南昌起义部队屁股后面大游街，说是要“平暴”，实际上小打小闹，跑到赣州就不动了，坐视叶贺部进入潮汕地区。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陈济棠当然不干了，老共都闹到我家厢房了，于是赶紧调动部队围堵。第八路军和叶贺部在潮汕驳火，后者很快被击溃。这次八路军打共产党的结果，以八路大胜而告终。不过在进入广东之前，蔡廷锴已率部脱离叶贺部，跑到福建躲起来。没事就跑到福建躲起来，也算得上是粤军传统。但此举让叶贺部实力大损，同时还动摇了军心，高佬蔡实在值得诛心一下。
总之，叶贺部从南昌跑到潮汕，一路被以逸待劳的黄绍竑、陈济棠、薛岳和钱大钧部围上来群殴，虽然有几个小胜，最后必然还是撑不住的。潮汕一战后，粤军彻底分为四个部分，除了张发奎部，还有陈济棠第八路军，叶贺余部和溜进福建的蔡廷锴部。蔡部是陈铭枢的老部下。到福建后，蔡廷锴发电报给正在日本“考察”的陈铭枢蒋光鼐，又把这俩请回来当了头头，很有点过五关斩六将后重树旗杆的义气。
顺便说一下，我共除了早年的南昌起义部队带有正规第四军血统外，秋收起义部队也多少跟第四军有点渊源。当年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从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里分出来的，赶不及跑去南昌，便在卢德铭的带领下去了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
言归正传。深受汪精卫蛊惑的张发奎看见叶贺部被击溃，自己便施施然率部回了广州，准备和汪兆铭一起重建广东国民政府。广东境内既有第四军，也有第八路军，都是广东佬，但却都是属虎的，广东难容二虎。老张在表面上跟李济深还保持己方关系，但他要当广东王，首先得让李仁公的八路军跟自己走。张总司令几次跑去劝说李仁公反南京都碰了一鼻子灰，心下十分恼火。但是又不便动手将其扣押。恰好汪精卫是个屁股粘不到板凳上的，开府大事重如千钧，他却要去上海“联络同志”，其实是跑去跟下野的蒋介石就权力分配讨价还价。既然要去上海，干脆再帮张向华一个忙，把李仁公诓到他的客轮上一起跑去上海了。这俩在去上海的轮船上看到了张发奎的反南京通电，汪精卫还装出一副“还有这事”的震惊状，把事变责任推给张向华公。很多年后，向华公还气愤愤地说，军人成了政客的牺牲品。
在广州，汪李两尊菩萨都走了，老张赶紧通电声明，民国正统在广州，正式开始“驱李（济深）运动”，这是粤军的第四次分裂。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第四军军长由黄琪翔担任，本次起事又称为“张黄事变”。老黄作为向华公的副手，也因此被历史记上了一笔。
事变一开始，第四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人去抓正在广州的桂系巨头黄绍竑——桂系是南京谈判的重要角色，是把汪精卫架空的做局者，还是李济深的盟友。汪精卫以会面为名，把黄季宽骗到广州，准备交给张发奎杀掉。季宽公指挥的桂系第十五军在编制上属于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把他干掉，八路军自然实力大损。不过，桂系在广州的耳目多如牛毛，第四军还没动手，季宽公就得到风声跑掉了。
一着失算，招招翻盘。第四军捞不着大鱼，弄得全国一片哗然，还跟桂系翻了脸。黄绍竑先跑到香港，然后辗转回到梧州提兵，沿着西江顺流而下，向广州一路杀来。老张仓促之间赶快点兵西征，广州空虚。12月，突然三声炮响，我共趁着第四军调到前线，广州空虚，造起反来，带头将领之一是第四军参谋长、未暴露身份的我共党员、未来共和国开国元帅叶剑英，另外一个头领则是张发奎的损友叶挺。总算两叶下手还算留情，起义时没有直接抓捕几个第四军主要将领，只是吓跑了之。
但老张可不念这个情：老子的“革命”事业，刚起步就跌跌撞撞，眼看得是没戏了。那一下无名焰火登时蹿出三丈高，顶你个肺，老共你吃我用我，拉走我的军队断了我的后路，不给你一点color see see，人人都要骑到我这军长头上拉屎来了。于是从广州逃到肇庆，指挥部队，会合了珠江南岸看热闹的李福林第五土匪军，一起掩杀过去，广州顿成血海，但凡脖子上发现有红色残留的人都是嫌犯，一律杀。这是因为起义军颈戴红巾，染色不好易留痕。薛岳之前在凯申公的第一军当师长，“四一二”前因为太亲共被老蒋赶出第一军，回粤投了李济深在八路军里当师长，“张黄事变”中又投了张发奎。不知为何薛岳这次非但不亲共，还变得异常凶狠，连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都杀掉了，还抓了领事全家游街，其残暴程度让张发奎也非常惊讶。
补充说一下李福林。老李的部队虽然早就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但是他总是赖在珠江南岸，也不出去打仗，也不卷入党争。1927年底镇压广州起义，是第五军近期最大的军事行动。然后因为此举襄助了张发奎，招来全国一片臭骂。老李这人也算聪明，干脆辞职，从此脱离军界，跑去香港种地了。后来他还想再复出，老蒋都没看上他。抗战期间，据说日本人想拉拢他，但这个老土匪头子神通广大，骗了日本人一笔钱，然后跑到重庆藏起来，后来还当过广东的游击司令这些虚职，1952年病死香港，竟然得了善终。
李福林走后，第五军交给了徐景唐。1929年的蒋桂战争，徐景唐跟李宗仁搞在一起，最后李黄白倒台，徐景唐的部队被缴械缩编，番号撤销，被陈济棠吃掉。粤军中一山头就此倒掉。
张发奎这边杀完了老共，桂军离自己也不远了。老张割据一方的念想失败，加上被汪精卫甩锅，全国舆论声讨，气势汹汹。要指望牛皮大王汪兆铭出来帮忙是不行的了，跑路要紧，便把部队交给缪培南和薛岳指挥，自己逃去了日本。后来老张对此后悔不迭，说自己不应该放弃军队。他一跑，二号人物黄琪翔也跟着跑路，去国外去念军校了。第四军失去两个巨头，缪薛二人觉得广东已成是非之地，东西都是敌人，两线作战麻烦大大地。最后作出决定，先向东打，消灭陈济棠和刚刚从福建跑回来的陈铭枢，然后再调头向西，灭掉黄绍竑，这个战略很有点德意志名将毛奇的两线作战风格。结果也跟施里芬计划的结局差不多。第四军在梅县拉开架势，和两陈大打出手。第四军和陈铭枢部是昔日铁军最强的两部。不过是一年以前，两边还是兄弟部队，曾混编在一起，张发奎为正，蒋光鼐副之，一起在江西痛打孙传芳。而眼下，两边漫山遍野迎头撞在一起，大家都高喊“丢那妈”，清唱了一场悲声不绝的粤剧。
这场兄弟阋墙之战，陈济棠率先被打垮，拖累陈铭枢部不得不撤退。得意洋洋的第四军高呼“活捉陈和尚，生劏陈瘟猪”——陈铭枢得外号“陈和尚”是因其到南京学佛两年，陈济棠却不知怎么得了个外号“瘟猪”——准备杀回广州，没想黄绍竑带着桂军从后面杀将过来，铁四军遇上钢七军，天雷勾动地火。铁军之前打两陈已经打到精疲力竭，然后跟桂军血战三天，败下阵来。此役第四军和桂军伤亡近两万人，可怜都是北伐精锐，这一次却打红了眼，季宽公后来说“双方也没有俘虏”。作为季宽公手下参战的桂系后三巨头之一的黄旭初倒是说，此役还是有些俘虏的。是不是不留俘虏咱不知道，但黄绍竑此说背后透出的血腥和残酷，不言自明。
梅县一战，第四军损失不小，第四军麾下师长黄镇球负伤，猛将师长许志锐阵亡。此人曾是蔡廷锴的第十师副师长，彼此都很熟悉。蔡廷锴对许的阵亡还是有些怨念的。第四军吃了败仗，广州也不用回了，遁入江西。“铁军”悲剧的第一幕到此结束。
第四军跑到江西后不久，接受老蒋改编，参加第三次北伐，打到北京去了。这次北伐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大家一起去香山碧云寺拜谒了孙逸仙博士的棺椁，然后各方讨论下一步怎么分蛋糕，凯申公随即祭出“裁军”这个大杀器。当时凯申公带甲五十余万，四个集团军里兵力最雄厚的就算他，但裁军却先从冯基督身上下手。冯玉祥那是石头里都能榨出油的主儿，如何舍得从自己身上割肉。“裁军”大议题一开，老冯二话不说就走人，意思就是“谈都别谈”。阎老西跑得比冯基督更快，就剩下李宗仁白崇禧没走，为什么？部队从广西一直排到山海关。跑，就丢地皮，不跑，丢部队。李白好不容易杀出广西，面对这锦绣江山，如何肯放手。没法，只好严防死守，神经绷得紧紧的。就算是这样，手下几个不省心的家伙还是给桂系惹出了大麻烦。
1928年到1929年，凯申公挖空心思，不断给桂系下套。先是在1928年挑拨李宗仁和程潜的关系，诱使李宗仁扣押程潜。正在李宗仁认为亲桂系的何键将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时，南京方面却任命了资历更老且亲蒋的湘军将领鲁涤平出任这一职务。这让徳邻公大为紧张。凯申公知道你怕什么就给你上什么菜。1929年年初，他偷偷给鲁涤平运送军火。桂系两个坐镇武汉的湖北佬胡宗铎、陶均沉不住气，立刻上钩。这俩判断鲁涤平打算切断湖北和广西的联系，也没跟李白打招呼，就通过自己把持的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公开罢免鲁涤平，命叶琪代之，同时还命令李明瑞偷袭长沙，把鲁主席赶到浏阳去了。
桂系制造的这个“湘案”，一顿操作猛如虎，却在凯申公瞌睡时递了枕头，有了收拾桂系的借口，于是先扣押跟桂系关系密切的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然后通过俞作柏策反了对胡陶二人极度不满的李明瑞杨腾辉，瓦解了桂军。这里面涉及到桂系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可以另外单开一篇。总之读者朋友们记住，俞作柏早早被李黄白排挤出了新桂系，憋着劲儿要去挖新桂系的墙角，终于在凯申公这里找到了机会。“蒋桂战争”自此爆发。老蒋的部队直扑两湖，其中，由第四军改编的第四师作为凯申公的前锋，重新委任了师长张发奎，从鄂东朝着武汉一路杀来，要收拾老冤家桂系。
此时第四军为啥改名了呢？源头还得算在“裁军”头上。老蒋裁军裁不动大头，只好先专一修理没娘家的部队。第四军既跟李济深、陈济棠和陈铭枢为敌，又跟桂系翻了脸，成了光杆儿。眼睛眨一眨，老母鸡变鸭，第四军给压缩成了第四师，下面是三个旅和三个教导团，后来连教导团都要裁掉，这下就不好玩了，第四师人心浮动。
老蒋又裁军又让人去打前锋，大概觉得第四师在桂系手下吃过败仗，肯定要找回场子，就让你们内耗掉好了，算盘拨得哗啦啦响，却没想到桂军一触即溃，老张等人心里也开始打起了小算盘。第四师一路杀到鄂西，桂军四分五裂几乎没有抵抗。李黄白三人逃回广西，手中兵力薄弱。这时俞作柏和李明瑞的部队通过海运在广州登陆，会合了陈济棠一路向西打回来。李黄白既不是对手，又不想广西军队大火并，只得匆匆下野躲到香港。俞作柏成了新的广西王。
话说张发奎，向华公重回军队，对枪杆子充满了渴望，收编了部分桂军部队，还跟汪精卫再度勾搭起来。此时老蒋正打算把他从鄂西调到河南去打冯玉祥，有传言说凯申公打算趁调动机会把第四师缴械。老张最讨厌人把枪口顶在自己脑门上，遂决定跟反骨仔俞作柏一块当南天王。1929年9月，掌握广西大权的俞作柏公开反蒋，并邀请第四师返回两广，一起打起一面大旗“护党运动”，张桂自此合流。
张发奎选择跟桂系合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绝对不是什么正确选择，无非是军阀化的程度又加深一层。投奔广西是向华公军事生涯下坡路的开始，他从此就再也没打过像样的胜仗。这个选择的恶果甚至在还没打仗时就显示出来了。第四师千里开拔，好不容易穿过两湖到达广西龙胜，在这里他们被现实当头打了一棒：作为同谋的俞作柏李明瑞因反蒋已经被凯申公赶下台。广西新任老大吕焕炎是蒋公任命的，正准备将第四师缴械。
进退不得的张发奎带兵从龙胜到达桂林西北的灵川、义宁，事情又发生变化。吕焕炎翻脸叛蒋，迎回了李黄白，军阀政权翻脸比翻书都快，新桂系东山再起。老张从鄂西跑回桂北，千里迢迢跑到桂林城下，发现老冤家摆出一个师挡在路上。第四师里面还收编了大量桂军士兵，两边乡里乡亲，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好在李黄白不像某些广东佬那样喜欢窝里斗，也没那么多讲究，既然来都来了，双方捏着鼻子忍吧。于是向华公与李黄白和解，假装忘记双方在两年前在梅县那场血战，硬着头皮一起要打到广州去，要迎回汪精卫和胡汉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老张的部队在第三次北伐和杀向鄂西时，广东的话事人是陈济棠和陈铭枢。前者是广东绥靖主任，后者是广东省长。粤军耆宿李济深则在南京吃着老蒋的牢饭——关于这个，稍后再讲。陈铭枢的主力部队是蒋光鼐、蔡廷锴的六十和六十一师。接下来是蒋蔡二人的高光时刻。蔡廷锴的部队在北伐期间的表现略弱于张发奎。然而粤军内斗期间，双方左右互博四次之多，张发奎几乎没有胜绩。第一次交锋是1928年初，蒋蔡部在梅县时为陈济棠部拖累稍有失利，第四军也被桂军附背吃了亏，向华公和蒋蔡勉强算打平。第二次交锋是1929年底，第四师远涉四省，拖着疲惫之躯打到广州北部，都看见白云山了。老张开心得捻须微笑：“明天到广州活捉陈和尚！”没想到，蒋蔡部横插一脚，双方在花县人和圩（今广州花都区）激战数天，中央军也参合进来。老张一群疲兵实在没法跟生力军硬刚，据说黄绍竑也躲在一边按兵不动，第四师吃了大亏。两万余人的部队打得只有一万四千人。向华公手下大将缪培南此役后便投了陈济棠。
花县之战后，广东省再度实现统一，虽然内部派别仍旧纷争不熄，但是全省究竟免于兵灾，维持了九年和平，直至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
第三次交锋战场转移到广西北流。从花县败退回广西后，虽然部队越打越少，为了壮胆，老张又把自己番号改为第四军，但实力已经比北伐是相差太多。这时候老张跟黄绍竑一起到玉林一带收拾再度叛离桂系的吕焕炎，把他赶到梧州，战线一拉长搞得兵力全散开了。蒋蔡部沿西江逆流而上，两边又撞上。蒋光鼐本来跟老张勾勾搭搭想要一起杀回广州干掉陈济棠，无奈蔡廷锴动作太快，没勾搭成功，两边在北流又发生一场激战。张桂军来不及收缩，季宽公顾此失彼指挥失误，张向华这次受累，又给打得大败亏输，所部只剩下五千多人，编成三个团。此役因为双边军队在容县季宽公老家附近拉锯，一来二去把季宽老母亲惊动了，惊吓而死。老黄为此事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成为不久后退出桂系的诱因之一。
张桂军战败，向北退到贵县西江北岸。蒋蔡追到西江边，也没有再往死里打。两边隔江用粤语互相聊天，仿佛彼此从未有过生死之争。但是高佬蔡是个嘴里不饶人的家伙，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向华公，说老子的部队是钢军，你的部队枉称“铁军”，应该叫“豆腐军”才对。收回第四军番号吧！自此第四军和十九路军两边的梁子再没法解开了。
面对蔡廷锴的嘲笑挖苦，老张有没有发脾气呢？老张回忆说，他们两个冤家对头其实私交很好，后来两人都丢掉了军队，在美国加拿大前后脚四处晃荡，名曰考察。蔡廷锴在公开场合大骂向华公“不抗日”，惹得华侨群情激愤，老张在温哥华差点被当地华侨群殴。不过他在回忆录里却显得很大度，说他在美国还邀请高佬蔡一起吃饭，还说：“我们是好朋友，一起度过了艰辛的岁月。”
向华公说的最艰辛的岁月，如果不算他自己在全世界乱晃远离祖国的这些日子，那大概就是1931年这两支兄弟部队在湖南的最后一次交锋。
第四次交锋在湖南。北流战败，虽然小诸葛在荔浦击溃中央军，但广西富庶的南部江山被粤军占了，日子不好过。如此，不如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嘛，去外地去抢钱抢粮抢女人……啊，不对，抢地盘去。正好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张发奎部和桂军干脆彻底放弃广西，再度北伐，想要打到武汉，与冯基督和阎老西一起饮马长江。但是广西毕竟是老家，想走就走，这还叫神马军阀。张桂两方的决心毕竟不够坚定彻底。黄绍竑部动作缓慢，导致桂军从南到北拉出几百公里的距离。北边李宗仁部都快到岳阳了，南边老黄才刚出广西。蒋光鼐蔡廷锴看准这个空档，从衡阳横插了一刀，截断桂军首尾。张发奎和李宗仁在继续进攻武汉和掉头回援问题上取舍不定，最后还是决定保住自己后路要紧——让军阀丢掉自己的老巢，确实挺难。张桂军军力比蒋蔡部占优，但后者这几年打仗的水平飞速提升。衡阳这第四次交锋，甚为激烈。张桂军五行不定，蒋蔡部大发神威，打得张桂军望风而逃，桂军师长梁重熙战死，蒋蔡部也阵亡了一名旅长张世德。张发奎部只剩下了一千多人，仓皇撤回广西。
张发奎部回到广西，力量式微。李宗仁白崇禧将桂军六千人补入张部。张发奎收了士兵和武器，退还了军官，挡住李白二人的吞并。这一招很有先见。后来第四军脱离桂系附蒋，李白暗中命令在第四军中当师长的桂系将领阚维雍把队伍拉回来。阚维雍根本得不到老四军中下层军官的支持，只拉回来很少部分人马。
第四军余部在离开广西前，到底和桂军一起苦挨了一年。虽然和桂军同等待遇，但经济条件依旧差到只能用鸦片发饷。跟桂军相比，第四军的一大弱点是受不了穷。桂军最穷时当官儿的一天只有四毛钱，当兵的只有两毛，这哪里是富庶的广东军队能够忍受的。张发奎不得已，动用第四军的公积金——其实就是靠着国军的第一大特色“吃空饷”积攒的一大笔钱——给第四军发饷。最后，实在穷到李汉魂邓龙光等将领都受不了了，先后跑去投了陈济棠。
后来李白黄想要把第四军移防到百色。张发奎说，百色那个瘴疠之地，去到那里不用多久，部队里连骂“丢那妈”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他以解散第四军为威胁，迫使李白黄收回移防决定。这也最终决定了第四军在广西是一支客军。忍到1932年，张发奎自己也忍不住了，通过宋子文跟凯申公搭上关系，确认了军饷由南京发放。这下老张彻底放心，再度离开第四军。他自己说，第四军只剩下了一个师，七八千人，离开它已经“无关大局”。实际上，老张到底是精心算计过了。他和薛岳等第四军老人跟陈诚关系相当好。有陈辞修罩着，第四军后来的日子不算难过，起码比蒋光鼐蔡廷锴二人的十九路军结局要好太多了。
至于向华公本人，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老部队。抗日战争初期，他手下指挥的部队一度包括第四军，但在武汉会战后，因为凯申公猜忌他袒护第四军，张发奎干脆请辞回到了两广。不过在1932年，他本人对越来越党棍化的汪精卫极度失望，可能是引发他离开军队的原因。另外，多年的战争损害了他的健康，让他产生了厌战情绪，这都是张发奎离队的原因。当然，抗战期间他还是官至战区司令长官，但手上已无基本部队，他本人也志不在此了。
第四军由朱晖日领着，嘴里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脱离广西，然后直接让老蒋收了，调去江西，从此中央军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腐化。老张在军中时，禁止手下将领纳妾。后来的第四军军长、时任团长的张德能纳妾后又想休掉人家，该女士找上门来河东狮吼，老张强令两人离婚，贴了一笔赔偿费。张发奎自己虽然花天酒地，倒是真没纳妾，故而第四军将领也不敢这么做。不过，到抗战前老张有机会去到第四军巡视时，发现高级将领吴奇伟和欧震等一干人先后纳妾了。这样的军队真是再难维持“铁军”风貌。
顺便说一句，“铁军”出桂时，实在穷得连气节都没了。张发奎的亲信陈劲节当时被桂系委任为“总部经理处长”，拿着广西的盐税作为抵押找上海财团借了五百万元打算买武器。陈处长昧掉了其中一百多万元，跟着“铁军”一块跑路，气得新桂系头头们四处跳脚，又没处讨去。
在江西，吴奇伟出任第四军军长，薛岳出任剿共的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继续带领第四军。1934年长征开始，薛岳带着这些余下的粤军血脉尾随红军直到四川。在贵州遵义，吴奇伟差点被打到乌江里淹死，已显示出第四军战力不济的颓势。
1944年，长衡会战中，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作战不利，率部撤出时在湘江里淹死了不少人。长沙丢失，老蒋震怒，下令将张德能枪决，高层换血。经过这一仗，虽然第四军番号依旧，当年锐气勇气皆失。1949年，第四军在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期间被歼灭。不久，重建后的第四军从海南逃到台湾。
“铁军”的一个重要山头，张发奎部，至此成为浩荡历史中一粒沙子。
张发奎部式微，但粤军不是没有能打的部队。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部是也。
蒋蔡二人组合，蒋光鼐年纪比蔡廷锴大一点，资历也更老，是陈铭枢在陆军小学时就介绍入同盟会的老战友。陈蒋关系如铁打一般。蔡廷锴文化水平略低一些，行伍出身，特点是打仗勇敢、忠心耿耿无私心。老蔡的回忆录，前三分之一差不多是在絮絮叨叨说自己在当低级军官时怎么想法弄到小钱好寄回去养家，一点看不出未来率十九路军痛打日军的英雄气概，更没有叱咤风云的高尚理念。惟其如此，这种风格相对于喜欢吹嘘革命理想的政客而言，大概才显得质朴可信。从前蔡廷锴当排长时，是陈铭枢把他送进陆军讲武堂接受军官教育，蔡廷锴对此很是感激。后来陈、蒋二人多次离开基本部队，每次又都被蔡请回来，竟让这个粤军山头有了些刘关张的风骨。
陈部的情况此前已经说过，其主力是原第四军第十师。北伐到武汉时，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但主力依旧是第十师。“四一二”前，亲蒋的陈铭枢蒋光鼐在亲汪的武汉无法立足，两人脱队，陈铭枢跑去了日本。而第十师被我共裹挟参加南昌起义，不久就脱离起义部队由蔡廷锴带到福建去了。到了福建，屁股刚坐稳，张发奎与粤军领袖李济深陈济棠反目，蔡廷锴又请回陈铭枢蒋光鼐，从福建返回广东，与陈济棠联手，在随后两年连续痛打张发奎，终于把他逼得放弃了部队出走。
粤军这两大山头之争，以最终结果论，显然是陈铭枢战胜了张发奎，战斗力要高出一筹。凯申公对蒋蔡部队的战斗力心知肚明，因而在他们击败了张发奎后，将其调到北方，转战山东与河南，参加中原大战，主打冯玉祥。老蒋不吝赏赐，蒋光鼐蔡廷锴都升了官儿，给了一个新部队番号。这个番号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专有名词：十九路军。
在这个番号还没有变得金光闪闪之前，蒋蔡二人的部队又被凯申公调到江西吉安。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9月，十九路军跟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在高兴圩大战一场。彭老总的部队素来能打硬仗，十九路军也不是能随便捏的软柿子，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被打得吓破了胆，带着整个师部逃掉了。第六十一师被红军牵制无法增援，蔡廷锴只得亲率第六十师余部硬顶，数次进入肉搏状态，老蔡急得想要举枪自杀。彭老总这边呢，也是秤砣撞铁蛋，硬碰硬，不顾一切地猛打。开战第二天牺牲了红四师代理师长邹平。后来林彪部的军官队也冲了上来，又牺牲了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
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天。红军方面的记录是双方的损失相当，都是两千多人。蔡廷锴那边的统计是己方伤亡两千多，高级军官无阵亡，红军伤亡了七八千——看上去老蔡沾染的国军习气也不少，战果注水这一套尤得精髓。不过，按照红军的情况，即使伤亡人数相当，这一仗也算是打败了。因为枪弹损失无法靠缴获补充，老共最恨赔本的生意。
十九路军和红军之间的交锋，以高兴圩这一仗最激烈。大部分时候，双方要么是不摸底，要么就是小打小闹。在江西期间，蒋光鼐因病离队治疗，陈铭枢和蔡廷锴本人则非常苦闷，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凯申公渐渐感到失望。高佬蔡从军二十余年一直参与军阀混战，看不见出路，而日本人却发动了“九一八”。另外一个原因么，就是老家广东眼看又要打起来了。
事情还是得从1930年中原大战说起。桂军吃了大亏，拼下血本才保住了桂林、柳州和南宁三个主要城市。富庶的玉林和梧州让陈济棠部占了。看样子陈济棠还打算跟老蒋一起，彻底干翻桂系，给两广来个一桶浆糊，成就他“南天王”的霸业。没想到凯申公在中原大战中获胜后，得胜的猫儿欢似虎，竟然出错了一招棋：他在1931年2月软禁KMT元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这一下捅了个马蜂窝，惹出的麻烦出乎意料的大。
凯申公为何要软禁胡汉民，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需要明确的是，凯申公动不动就逮人这一手早就玩过多次了。且不说当年的许崇智，近期的就有1929年3月老蒋扣押粤军元老李济深于南京一事。
李济深被软禁后，广东有人撺掇李任公老部下陈济棠起来反蒋。老蒋则授意陈铭枢游说陈济棠归顺。陈铭枢本是亲蒋之人，扣押李济深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坏处，自然乐得当说客。陈佛爷后来回忆说，他居间调停，跟陈伯南公济棠说不要轻启战端，北伐这不刚结束，全国需要休养生息，云云。休养生息对于陈佛爷本人其实还真是正事儿——那会儿他去香港，住的酒店着火了，老陈一着急竟然从四楼上跳了下来。他运气不错，只是把腿给摔了，休养生息之后也只是跛了腿，从此得名“阿跛”。
休养生息这个词不仅适用于“阿跛”，也适用于那会儿烽火连天的中国。陈佛爷这么说这么写，放到回忆录里当然是无比正确，谁敢不这么说啊。真正让陈济棠放下起兵反蒋之意的，其实不是陈佛爷这通无比政治正确的废话。老蒋还另外安排了胡汉民一系的政客过来游说。有鉴于陈济棠跟胡汉民之间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联系，老胡展现出了强大的说服力，最后广东没有因李济深被扣而起事，大家都按兵不动。此时正是蒋胡合作的蜜月期，党国元老胡汉民哪里想到李任公的命运两年后也降临到自己头上。
陈铭枢此前因李济深让位，已经当了广东省省长。陈济棠在李济深被扣后当了广东绥靖主任，掌握了第八路军。两人联名通电：“吾粤为中央治下一省。”这就难免让人觉得，广东实力派听任李济深被扣押，任公是被这俩卖了。两陈得利，桂系吃亏可就大发了。李济深跟桂系关系相当好，甚至被张发奎认为是桂系安插在粤军中的代理人。他被囚禁后，再没有像样的党内巨头站出来为新桂系折冲樽俎，最后闹到跟老蒋翻脸掐了起来。如果桂系没有靠着自己一口气硬撑到九一八，李黄白三人的结局大概跟冯玉祥差不多，甚至恐怕还有不如。这仨在1929到1930年被赶到香港当寓公时，手上那点钱过日子都难。
李济深被凯申公一关就是两年，都关得要长毛了，也没见几个人真想要把他捞出来，都忙着内斗呢。当时KMT党内三座大山，蒋、汪、胡。倒下一座大山，大家都在想着自己怎么取而代之，是为民国风气。风水轮流转，终于轮到大佬胡汉民被囚。一帮胡派山头的老政客一看机会来了，纷纷南下广州，再度借机建牙开府，“广州国民政府”重出江湖，连汪精卫、唐生智、孙科这群人都跑过来要分一杯羹。陈铭枢过去亲蒋的经历，让他在广州立不住脚，基本部队又在江西剿共，大家一起起哄，他只好又跑到香港躲起来。陈济棠一看，赶紧把跟陈佛爷来往密切的广东保安团缴械，还发了个弹劾蒋中正的通电，命令部队从广西撤回，从此陈济棠坐稳了“南天王”，广东全省都归他控制了。
你当天王了，胡汉民怎么办？还好，没有凉拌。凯申公以退为进，服软放人了。这个事情说来话长，还得慢慢讲。
为保广东，陈济棠决定缩短战线，从广西撤军，与桂系结盟。于是让出了西江河谷的富庶之地，新桂系终于缓了一口气，活过来了。两广再度联合起来，要跟老蒋硬顶。陈济棠最怕十九路军回广东，先跑去拉拢对方，说广东人继续革命之类的好话。蒋光鼐蔡廷锴说，我们听南京的。陈济棠吓了一跳，赶紧在韶关安排军队，防止高佬蔡硬打回来。
蔡廷锴是真有打回广东的念头，只不过被陈铭枢暂时按住了。陈佛爷还授意十九路军发了一封服从南京中央的电报。但是在私底下，陈佛爷正在发生重要的观念转变，从亲蒋走到反蒋。
他走上反蒋之路，需要感谢另一个粤军元老、左派领袖邓演达。邓演达是陈铭枢的好哥们，从北伐开始跟老蒋就看不对眼。一来二去，陈铭枢颇受邓演达蛊惑。胡汉民被软禁后，陈邓两人密谋，万一凯申公决定要对陈济棠用兵，且调十九路军入粤，再次用广东佬打广东佬，那么部队将在入粤后迅速占领粤省东部潮汕和梅县地区，推蔡元培为首，建立第三方势力。按照陈佛爷在回忆录里的说法，陈邓以及蔡元培和蔡廷锴都已密谋好了，蒋光鼐当时在上海养病，故而未通知。
老蒋当真一度打算派十九路军入粤，背后派了个常败将军蒋鼎文领中央军压阵。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时“九一八”突然爆发，国难当头，凯申公和两陈以及桂系再大打出手，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了。于是南京和广州开始谈判。广州答应服从南京政府，作为交换，南京释放胡汉民和李济深，凯申公宣布下野。
双方讨价还价一阵后，广州的要价都获得了接受。老蒋宣布下野。但是在下野前他做了一件异常可恨的事情：把邓演达给杀了。凯申公当然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对广东佬来说，粤军里能带着大家走点正道的高级将领又少一个，只剩下了李济深。李任公给放出来后，总算吃了秤砣铁了心，从此高举反蒋大旗一直到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顶帽子，到底不是白给的。
胡汉民被扣这件事情，最大的赢家成了陈济棠，第二大赢家自然就是那个只剩下半口气的新桂系。
陈铭枢呢，不太好说是赢了还是没赢。凯申公二度下野后，陈铭枢一度代理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即总理），随即在短命的孙科政府里当了交通部长，还兼任了京沪卫戍司令，其基本部队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南京上海一带，拱卫京沪，成了御林军。陈佛爷一下成了南京政府中炙手可热的权贵，看上去也算是胡汉民被扣事件的赢家，其实不然。邓演达和陈铭枢关系密切。邓演达遇害本身也是因为他在组织反蒋的第三势力。对于这种手中曾经把持过军权的黄埔大佬，凯申公的卧榻一侧自然容他不下。但是邓演达之死，是陈铭枢从拥蒋到反蒋的转折点。这不光是一个理念转变的问题。邓演达和陈铭枢之间的密谋，在前者被捕时很有可能已被凯申公知悉。陈佛爷就是再佛系，恐怕也得在反蒋路上一路走到黑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陈公博曾经说陈铭枢好高骛远，做事儿不踏实。这一说还挺有道理。要是邓演达还在，陈铭枢大概做事儿会考虑得更加谨慎周密一些。但邓既已遇害，陈佛爷放飞自己，却弄得后来“闽变”一塌糊涂。
在上海，蒋蔡二人可能没想到那么多。他们担心的是京沪这个花花世界会腐蚀十九路军官兵，没想到刚来没两个月迎来了1932年著名的“一二八”。这一天老蒋重新出山，几个小时后，日军就和十九路军在上海交火了。这一仗将粤军蒋蔡部推到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他们并未辜负各界期待，激战月余，打得日军接连更换指挥官。关于这场战斗，已有众多描述，此处不再多言。
三月初，十九路军奉命后撤，与日军基本脱离接触。到五月，《淞沪停战协定》达成。淞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撤销，十九路军没法信得过，不能留在京畿。此时凯申公又使出老办法，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准备对付红军。你说老蒋对十九路军疑神疑鬼也就罢了，调走就行。往哪儿调都不要紧，偏偏往福建调，这就是逼人跳火坑了。
蒋光鼐蔡廷锴两人对剿共本来就非常抵制，“一二八”在淞沪又打了一场全球瞩目的仗，心气儿高了。老蒋再将他们调到福建，在此剿了一阵子共，自然十分极其地不爽。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十九路军想要去热河抗日，但部队行动处处受到掣肘。此时陈铭枢下定了决心，遗憾的只是孤掌难鸣，张发奎部已散，陈铭枢的基本部队十九路军成了基干。蒋蔡两人倒是豪爽，决定跟着陈铭枢干到底。1933年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这尊大佛，半是邀请半是蒙骗，被弄到了福建人民政府供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闽变”。
“闽变”，也是原北伐军第四军第十师、“一二八”时期的十九路军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亮相。
福建人民政府最重要的方针是联共和抗日，使用旗帜跟后来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就是越战中美国人所说的“越共”）用的旗帜有点像，都是上红下蓝，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据说是蒋蔡手下将领翁照垣设计的。这个草台班子另外一个重大决定是否定孙中山，小翁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公然把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撕了踩在脚下，可见这支部队向左走得已经很远。连十九路军都改编为“人民革命军”，一口气把五个师的基本部队扩充到了五个军，总兵力有七万。
可惜的是不是每个挂上“人民”这个牌子的政权都能打胜仗。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过于匆忙，一群反蒋政客和一群激愤的军人捏在一起，不仅过激而且孤立，还带着点先天性弱智，谁许诺都当真。起事之前川滇云贵都说要跟着它干，一起事各方都去装哑巴了。刚开始它想让新桂系一起跟着干，新桂系嫌它太亲共，李宗仁自己说，连国旗都改了，可大家还是认青天白日的。再说李宗仁想帮李陈蒋蔡也不好帮，两省中间隔着广东。陈济棠好不容易才把陈铭枢赶出本省，如何容你再度回来。不仅如此，伯南公还想从中捞一把，想通过派兵入闽赶走十九路军扩大地盘。而我共此刻的左倾领导人对李济深陈铭枢和蒋蔡等四人成见极深，毕竟“四一二”也才过去六年，你们自己去撕好了。于是，这个政权只成立了54天就结束了。
凯申公早就对蒋蔡的举动洞若观火。十九路军的参谋处长范汉杰（黄埔一期）有电台可以直接呼叫南京。既然挖了一个坑等着你跳，凯申公在处理“闽变”的问题上自然反应极快，杀伐决断颇有水平。银弹攻势辅助下，中央军迅速入闽。人民革命军五个军，第一军（军长沈光汉）踟蹰不前，第五军（军长谭启秀）被击溃，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第三军（军长区寿年，蔡廷锴外甥，区楚良的爷爷）无心作战，有投蒋意图。结局就是各军星散，部队解体。剩余的数千人被入闽的陈济棠部缴械。老陈还逮捕了人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徐名鸿曾是中共党员，后来一度是邓演达和陈铭枢的联络人。他被捕后，不久便遭杀害。
我共在“闽变”期间袖手旁观，爱搭不理。蒋公收拾完十九路军，除掉肘腋之患，掉头开始第五次反围剿，老共颇有人感到后悔。不过十九路军解体，为我共送来一名开国上将周士第。周上将本在叶挺第二十五师当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脱队，“闽变”时是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炎）手下第七师团长。“闽变”后回到红军。有人说周上将要是南昌起义后不脱队，起码也是开国大将。这话说得有点轻飘飘了。南昌起义部队九死一生，历史没有侥幸，还是先问问周上将能不能在红军草创那几年活下来再说。
虽然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了，但是这段历史却意味深长。老蒋在这几年里慢慢地把对自己还算忠心的陈铭枢和蒋蔡二人逼反，说明凯申公的某些政策确实很不得人心。他自己对这个问题大概也有所了解，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此前他收买过俞作柏和李明瑞，瓦解了桂系；中原大战瓦解了冯玉祥，在闽变之后他又顺利地瓦解了十九路军。每一次这样的操作下来，老蒋都能削弱对手的力量，他对自己这一套也玩得越来越熟练。几年后“两广事变”，老蒋又是用了几乎同样的手段瓦解了陈济棠，银弹策略玩得炉火纯青。这一招玩多了，终于轻视了政治的险恶，在1936年12月12日终于反噬了自己。
“闽变”失败之后，粤军的一大山头，以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为首的第十师退出了历史舞台。1936年两广事变，蔡廷锴想要在广西重组十九路军，号召发出，最后只来了500多十九路军旧部。手下旧将翁照垣只得从新桂系手中要了一个师充数。两广事变失败，李宗仁又把这个师给要回去了。蒋光鼐是早就绝望，无意重操旧业，老蔡是自此希望破灭。于是十九路军作为历史名词，与“一二八”一起，牢牢印在青史之中，永不磨灭。
我们已经讲完了粤军最能打的几支部队，至于叶贺部和卢德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那是我军的事情。这些英雄的部队今天已成为现代化军队，为中国守御国门。描述他们的材料很多，我就不画蛇添足了。这里讲的是最后一支，也是不太能打的粤军部队，陈济棠部。
陈济棠部的起源是北伐军第四军留守广东部队，有两个师，即第十一师（陈济棠为师长）和第十三师（徐景唐为师长）。第四军的第十和第十二师以及叶挺独立团离开广东北伐后，留守部队编为第八路军，以李济深为总指挥。张发奎反出李济深门下，被两陈和桂军痛打了一顿后躲进江西。1928年初，李济深返回广东，第八路军重建，陈济棠借机夺了张发奎第四军番号，自己当上了军长，这就是第一支“新编第四军”。不过这支“新四军”存在时间并不长，不到一年时间即受命缩编，变成了暂编第一师，成了滚雪球般膨胀的第八路军的一部。
1929年3月李济深被扣押，不久“湘案”发生，桂系翻船，陈济棠趁机将依附于桂军的徐景唐第五军缴械吞并，从此掌握广东军权。1931年胡汉民被扣，陈济棠又把自己的对头陈铭枢排挤出广东，将其武装保安团缴械。至此陈济棠全部控制了粤军，八路军的牌子也不用了，改名为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参谋长为张发奎处投奔而来的缪培南，旗下三个军军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师，一个警卫旅，五个独立旅和八个独立团，另有海军和空军，拥兵15万，俨然跟北平的二十九军、山东的韩复榘一样，成为新生代大型军阀集团。
就这样陈济棠还嫌不够，偷偷跟张发奎勾搭，每个月单独给穷得叮当响的第四军两万元广东币，大约相当于一万六千大洋，用来收买人心。1931年之后的新桂系，因为实在没钱，只得拼命压缩军队，全部兵力最少时只有11个团而已，有阵子还有两个团被当工兵用，弄去四处修路。和寒酸的新桂系比，陈济棠那叫一个富得流油。
但是要说到打仗的事情上，伯南公的战斗力实在没什么好吹的。陈铭枢嘲笑他是“有名的败军之将”、“胆子小”。当初陈济棠击败千里返粤、疲态毕露的南昌起义部队，根本算不得什么胜利，更何况陈济棠自己也承认，汤坑一战虽然打垮了叶贺，自己五千余人的一个师也打得只剩一千七百多人。1928年老陈在梅县五华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大战，自己当猪队友，连累陈铭枢部。到了1933年“闽变”，十九路军解体，余部被陈济棠收编。这一下跟陈济棠对着干的粤军老军头一个都没了。但是你去收编人家残军，又算什么英雄。
老陈后来去打红军，战绩也没法看。老蒋江西剿共，北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是主战场，南路以陈济棠为总指挥，磨洋工。其实他也不是没跟红军打过，1933年水口战役，老陈手下余汉谋20个团被人数居于劣势的红军击溃。事后老陈瞎吹说自己灭掉了三万红军，问题是打完了这一仗后粤军就当上缩头乌龟，坚决不派兵，显然给打出了心理障碍。水口之战对红军来说，算是一场遭遇战，缴获不大，也没啥牛可以吹。粤军采用添油战术，红军亦如此，结果双方损失都很大。这种打法对于红军来说是赢了战术，输了战略，林总私下说这是“狗屁胜仗”。后来红军长征开始时，老陈怕红军跑到广东，自己又不敢迎头顶上，在乐昌揩了一把油，干脆和红军达成协议，放他们过境。这人没打过像样的仗，跟总是想饮马长江的新桂系比又显得胸无大志，最后光靠着当年第四军的大旗，竟然盘踞广东，弄得各路神仙都说他是“福将”。
随着1932年张发奎第四军中央化，1933年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闽变”失败，十九路军成了孤魂野鬼，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摇身一变成了粤军正统，颇有一些在张发奎手下混不下去的粤军将领过来投他，当“南天王”的感觉真好得很。
这个“南天王”当到1936年，胡汉民突然去世——他在跟别人下象棋，用脑过度当场脑溢血发作了。怎么看胡汉民的地位呢？他老人家是孙中山先生时代的顶级元老。当年孙先生用人，其基本干部有“上三”和“下三”之说。“上三”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是朱执信、邓铿（仲元）和古应芬，全是广东佬。
这“上三”“下三”六位，在1925年中山先生去世前后，朱执信、邓仲元和廖仲恺这三位已经非正常死亡。剩下的人中，关于古应芬，本人所阅信息不多，不做什么评论，不过古应芬在政治上应对陈济棠影响较大。六位当中还有两位，分别是汪、胡，与冉冉升起的蒋公时和时战。汪是个见权眼开的人，毫无节操。胡汉民倒是节操很不错，为人清廉，长期反共累教不改，余生四年除了反共，还致力于反蒋，依靠地方实力派对抗南京。但胡汉民领袖之才不足，公认心胸比较狭隘。还有，尽管有陈济棠给他提供地盘和资源，但胡汉民从来没有抓过枪杆子，或者说，枪杆子从来就不是他的。
1932年，胡汉民的一群政界粉丝，在广州把持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人称“西南两机关”。这俩是一个古怪的党政集合体。它本来是1931年年初胡汉民被老蒋扣押后，由两广地方实力派和KMT党内胡派大佬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执监委非常委员会”。广州和南京正在剑拔弩张之时，“九一八”一声炮响给宁粤双方送来了和解大补丸，两边妥协，胡汉民获释出国，后来回粤，原来的“国民政府”和“非常委员会”，也就降格成了“西南两机关”，不过两机关仍是KMT党内一大山头以及当时国内无数割据力量中实力最雄厚的机构，每天都琢磨着怎么反蒋，跟云贵川滇加上西北军冯基督旧部勾勾搭搭。凯申公当然视若眼中钉。
“西南两机关”的党派领袖自然是胡汉民，军事和行政领袖，则是这位踩着李济深张发奎陈铭枢上位的南天王陈济棠。胡汉民自从被老蒋扣押，出来之后做事情就小心许多。在西南两机关里，胡汉民虽然抓着党权，但是他自己也深知在伯南公的地盘里，党不能指挥枪，因而自己一心一意联络战友，对广东的情况干预不多。老陈得以放手做事儿。
陈济棠打仗不行，广东治理还不错。1930-1931财年广东全省财政收入5770万元（以银元计），到1935-1936财年翻了一番，达到1.175亿元。多年后邓爷爷接见伯南公之子，还连夸他爹“治粤有功”。当然这大约也是托了珠三角地理环境好、比较富裕的福，有钱就好办事。陈济棠甚至连空军都组建起来了，手里有上百架飞机，组了六个中队。新桂系也搞起来航校，架不住实在太穷，只有几十架破飞机，还天天摔。
这里不得不八卦一句，新桂系的破飞机大部分是从日本买回来的，跟着破飞机还引进了几十名日本航空教官。后来颇有些桂系老人在回忆录中作马后炮状痛骂此举，因为鬼子教官除了教人上天，还干着别的不可言说的勾当。不那么诛心地说，他们起码有搜集和刺探军事情报的使命。刺探战略情报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天上飞，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1939年桂南会战，1944年桂柳会战，日军在广西的莽莽群山中如入无人之地，打得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四处亡命，当年这些鬼子教官大概是有贡献的。
话说胡汉民之死，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此时老共也从江西跑到陕北，凯申公平定贵州，把手伸进了四川，天下稍定。他老人家要四处削藩，自然不会错过老对手翘辫子这一大好时机，便派孙科过来，趁着吊唁机会提出要取消西南两机关，还要把第一集团军改为第四路军，军长和师长由南京任命。陈伯南一看南京方面气势汹汹，大概率是要倒霉到底了，于是联络李宗仁，打算两广一起造反。
新桂系自从在1931年跟陈济棠结盟，省内大体稳定，用瘦狗拉硬屎的斯巴达主义在广西大搞“三自三寓”运动，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李宗仁最怕陈济棠闹出什么幺蛾子，干脆常驻在广州甘当说客，免得伯南公造次。这一次陈济棠起事，嘴里说有广西造反更好，没广西老子也要干。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自己是拦也拦不住了，心下忖度，两广同气连枝，你要动手，我也只好跟着动。其实呢，广西这些年从伯南公那里拿了不少好处。起初是广东每个月给广西30万元（具体以什么名义给，什么时候给，我还没查到更多来源，大约是对口支援或者扶贫转向资金？），后来又增加到了100万元。这笔钱一年累加起来就不是小数了。陈济棠打算起来造反，为了把广西佬弄上船，又额外给了400万元当作新桂系的军费。面对这个无法拒绝的offer，徳邻公恐怕也不能嘴硬。白健生更是一句话道出真相：“跪着养猪，看钱分上。”
两广既然统一立场，下面就是该怎么做的问题。明反凯申公似乎也不太合适，不够理直气壮。一番讨论，两边决定：以“西南两机关”的名义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你要是不出兵，劳资也要北上抗日，谁也别拦着，否则见佛杀佛，见鬼杀鬼！“两广事变”遂爆发，因为两广共同发出要KMT中央和政府抗日通电的那一天是6月1日，因此又称为“六一事变”。
介个“六一事变”与“六一儿童节”撞日，今天看起来很有些喜庆。而它的实际过程也相当儿戏。因为双方硬碰硬的战斗一仗都没打过。谈笑间，电报和银洋齐飞，广东佬的部队就灰飞烟灭了。
两广公开跟南京翻脸前，凯申公已经做足了功夫。事变发生，西边急调薛岳从四川回到贵州，东边调蒋鼎文到闽南，两侧夹击之余，还把湖南实力派拉到了南京一边。何键打仗的本事没几分，但墙头草的本事那绝对有富余。陈济棠和李宗仁在起事前跟这厮通了气，要他帮忙。老何拍胸脯说从我湖南北上绝对没问题。转过头来他就把这事儿密报给了凯申公。
两广这边呢，可管不了这么多，假戏反正要真做。于是姿态做足，誓师抗日，口号喊得震动岭南。两边部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老陈借机扩军，成立两个新军，授予番号是新编第四军和新编第五军。“新四军”再度出山，效果却不太好。这边桂军刚进入湖南，中央军和湘军已陈兵黔东和湘南，打又打不过，后退又不敢，两边僵持。广东那厢，伯南公的空军半数以上飞机呼啦啦飞了南京——被凯申公私下买断了。接下来银弹攻势再度发威，7月14日陈济棠嫡系余汉谋带着第一军通电附蒋，第二军军长张达附议，副军长李汉魂出走香港，学关二爷“挂印封金”，发了个电报骂陈济棠搞割据，第三军李扬敬态度也十分消极。可怜当了五年的“南天王”，养兵十几万，最后整个是未发几枪，全部瓦解，比起十九路军悲壮的结局，真是窝囊太多了。7月18日，陈济棠出走香港。“两广事变”告终。最后的赢家除了凯申公，还有余汉谋和李汉魂，一前一后当上了广东绥靖主任和广东省长，恰如当年陈济棠和陈铭枢。
余汉谋反出家门，粤军瓦解，当然跟老余的人品有关，但也跟陈济棠御下不当有关。老陈疑心比较重，对手下进行严密监视。余汉谋跟他手下开派对，伯南公得知消息，便跑上门来露了个脸，意思就是你们在干啥我都清楚，这让他的亲信颇为反感。另外一个问题是经过九一八和长城抗战，人心思定，共御外侮。跟老蒋死磕的老共又被赶到陕北，1920年代的军阀混战场景不太可能再现了。陈伯南这是逆势而动，大家都不愿支持他。于是，当年广东新军、援闽粤军、建国粤军、第四军剩下的最后一点血脉、无煌煌战绩的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以及浮肿无能的第一集团军，至此也归附南京。党内割据势力“西南两机关”自此不复存在。当年依托“援闽粤军”兴起的广东实力派，随着陈济棠的部队开始中央化，逐渐淡出历史。当然，那时候的各派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另外一支血脉可以上溯到粤军的部队，代表着一股新生的力量解放了全中国。
陈济棠出走，两广事变的中心就移到广西，新桂系眼看要挨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伯南倒台对广西和南京是双赢。刚一开始老蒋也没真打算解决桂军，怕一口吞下消化不良。陈济棠倒台，8月份老蒋开始认真思考武力解决广西问题。此时，陕西、华北异动，连伪蒙军都蠢蠢欲动，想要挑拨地方实力派搞“自治”。老蒋本来已经起了动用飞机轰炸、先吓唬一下新桂系的念头，哪想连炸弹都不用扔，飞机飞了一圈，南宁顿时物价飞涨，钞票贬值，李白黄自己赶快怂了，加上有程潜、朱培德和居正居中调解，两边开始坐下来谈判。最后以白崇禧答应就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不久后改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广西接受法币，实行全国统一币制而告终。
凯申公仗着自己有钱，以1：2的比例回笼广西货币。1935年广西全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285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和赌饷就分别有1100万元和400万元，然后军费支出就占了1900万元。这点收入打仗根本不够用。“两广事变”中，新桂系将手上两个军扩成四个军，钱不凑手。这会儿陈济棠给了400万元，新桂系以此作为准备金，发了2000万元的债券当军费，桂币币值瞬间跌去三成，全省大通胀已是箭在弦上。凯申公这个极为优惠的汇率，让这一干穷鬼乐得两眼放光，于是两边妥协，大家又开始其乐融融了。
至于伯南公留下的这些粤军部队，在余汉谋领导下，打仗的本事可说不上好看。余汉谋本人也实在过于无能。这一位喝酒爱出洋相。同僚们的回忆里都说他“逢酒必醉，酒醉必哭”，就是个醉猫，颇有点看不起的意思。老余以出卖陈济棠换来了广东绥靖主任的官儿，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当了第七战区（广东）司令，但对1938年丢失广州负有重要责任，广州人骂他“余汉无谋”一点也没冤枉他。不过在抗战中，一些广东将领打仗还是不错的，薛岳的战绩尚可，其他一些粤军将领打得也不难看，如1937年底的南京保卫战，邓龙光的83军突围而出，是整个南京守卫部队中成建制突围的唯一一个军级单位，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广东佬的本事。比起成群结队投敌的西北军和东北军，老粤军部队投敌的非常少，骨头还比较硬。
粤军故事基本说完了，就剩个结局。这一群粤军将领从骨子里相当不服老蒋，1949年之后各个领袖当中，只有早期粤军领袖梁鸿楷和陈济棠跟去了台湾，许崇智跑去了香港。陈铭枢系在粤军三个山头中最倾向我共，由李济深带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一干大人物都到了北京。陈铭枢学佛入戏太深，对我共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常常做出些写信给图书管理员讨论佛学和赞同他辞去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天真蠢事，结果不得不做了若干次检讨并被戴上若干顶帽子。总算他在1965年去世了，没有摊上后来那十年。但是他的好友蒋光鼐在那十年初期被狂热分子抄了家，郁郁去世，不免染上了我中华千年历史的一丝悲光。
当然也有不太愿意投共但是不得不投的，比如在豫东战役里被解放军俘虏的区寿年。不去北京的人里，有在高兴圩一战被彭总吓尿的十九路军老将沈光汉，还有最后一位打出十九路军大旗的翁照垣，都去了香港。跟李济深比较紧的徐景唐，在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与李宗仁联手，被陈济棠灭掉。他本人参加了“闽变”，但后来没到北京，也在香港了了余生。十九路军将领在闽变后凋零得厉害，毛维寿病逝，张炎被桂军杀害，谭启秀本来要跟蔡廷锴走了，但1949年年底病逝于广州。
张发奎一系比较分化。凯申公在1949年年初任命张发奎出任海南特别行政区主席，他本人拒绝就职。没多久凯申公第三度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张发奎当陆军总司令。这个职位的权限很小，只能管训练。老张以“名”为重，竟然接受了。没多久解放军如潮涌而来，把向华公一个大浪打到了香港。老蒋和老共都邀请他到自己这一边。张发奎自己不投共也不投蒋。用他的话说，是“反共但不支持蒋”，所以在香港终了余生，缪培南也跟着去了，两人在香港还经常串门聊天。
即使到了香港，向华公还没忘记往政治圈里插一脚，跟着一群失意老政客搞第三势力。这里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既有陈铭枢系的翁照垣、国党汪精卫“改组派”元老顾孟余，还有我共前领导人张国焘，美国人也扯在里面不消停，四处打探情报。这群日薄西山的老家伙每天在那里开会办杂志闲聊，然后随着大陆局势日渐稳定，这才慢慢消停。
张发奎部队是粤军各山头里中央化最早的部队，手下将领在凯申公微操下作战的机会较多，加上跟陈诚的关系密切，因而有一批将领跟着去了台湾。薛岳性残暴，到1949年还在杀我共的人，不仅差点搅黄了当年吴奇伟搞的“粤东起义”，还杀掉了参与起义的第四军老将廖鸣鸥。他不去台湾简直是不可能的。由薛伯陵领着，邓龙光、黄镇球、朱晖日、韩汉英和欧震都去了。李汉魂虽然也去了台湾，1980年代后也算是大陆的常客，游走双方牵线搭桥。当年跟着向华公发动“驱李运动”的黄琪翔，在运动失败后投入李济深陈铭枢旗下，参加了“闽变”。这一派大多后来到了北京，黄琪翔也不例外，和戴戟、吴奇伟一起投了共。
陈济棠系则基本没有投共将领。他老人家自两广事变后下台再也没有机会指挥军队，而是在国民政府中出任农林部长，只有到了1949年南京政府摇摇欲坠之时，才获准主政广东（当时只剩下了海南一隅）。没有多久，余汉谋和薛岳二人就过来架空了他的军权。失望之余老陈只好去了台湾，1954年11月去世。
陈济棠旗下将领余汉谋、叶肇和李扬敬都去了台湾，香翰屏则留在香港。其实以政治号召力论，在1936年粤军彻底瓦解后，陈济棠远不及他的老对头李济深陈铭枢和张发奎，这可能是因为他一路收编陈铭枢和张发奎部下，这些部下最终没跟他走在一起，弄得他相当孤单。张发奎和薛岳在国军中还维持着影响力，李济深陈铭枢在政界也还能组织起反对势力。解放战争后期，陈铭枢干脆回到杭州上海四处策反，活跃得很。而伯南公下台后，其实日子过得有点孤单。
我共对粤桂两系将领的最后选择颇为满意。先总理周公有一次在接见当年北伐旧将时说，当年北伐军起兵时的八个军，有四个军的军长先后到了北京。这四个人分别第四军李济深、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和第八军唐生智。桂系旧将黄绍竑也到了北京，黄旭初夏威之流则到了香港，除了李品仙和脑袋犯晕的白崇禧，最终没有什么人附蒋。两广在历史选择上，还是有自己独特的立场和眼光。
说起来，两广是个兼有培养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兼有之地。往高处里想，大约也代表着中华文明在救亡时代的某种新生力量，但历史大潮扬清激浊，终于将各种力量分化，粤军也不免这一命运。百年以降再看这一支力量，不免有一种“人间一股英雄气在纵横驰骋”的印象。在写作中，当年大潮余音在耳，各路诸侯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然而百川异源，终归于海。历史曾是冰川，是瀑布，是激流，今天早已突破险川， 归入了中华文明这一深邃浩瀚的大洋，唯留一曲高歌，声声绕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