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纪录片《人民的选择》，首度还原了李大钊的行刑现场。

一张拍摄于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的照片，也随之公诸于世。

事实上，这样从容就义的照片，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01 

这是李大钊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当局”处以绞刑。

为了拍下李大钊临刑时狼狈的样子，发到报纸上取笑，当局特意安排了摄影师。可李大钊自始至终神色未变，从容走上绞刑台，主动将颈项伸入绳套之中，毫无畏惧神色。

刽子手把李大钊绞昏后放下来，等他苏醒后，劝他“悔过”。没想到李大钊说了一句：“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刽子手实施第二次绞刑，把李大钊绞昏后又放下来，还是劝他“悔过”。李大钊说了四个字：“力求速办！”

敌人的妄想破灭了，终于下狠手绞死了李大钊。当局本想拍下李大钊之狼狈模样，没想到却拍下了他的国士雄风。

 02 

1927年，假扮夫妻的周文雍和陈铁军，一起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两人在工作中暗生情愫，却没有表明心迹。

1928年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双双被捕。两人遭受各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

周文雍在牢房墙壁上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国民党决定处死他们。临刑前，国民党问周文雍有何要求，周文雍提出想与陈铁军拍一张合照。铁窗前，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神色自若，没有一丝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真是太酷了。

 03 

这张照片，日本人山下弘一珍藏了52年。看到这张照片，谁能想到这是一位快要被行刑的姑娘。

这个姑娘叫成本华，1938年，日军攻入安徽和城，成本华带领敢死队奋力反抗。日军抓到她后，对她进行了百般折磨，甚至轮奸，想逼她投降，可成本华总是一脸轻蔑。

日军决定处死她。临刑之时，成本华将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脸轻蔑地微笑着，日军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山下弘一被成本华临刑前的表情震慑住了，特意要来这张照片进行保存。

为了防止忘记，他在照片后面备注道：成本华，24岁。

 04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照片中这位年轻男子，就是闽东红军周墩独立营营长凌福顺。

1936年4月5日，凌福顺带领警卫班侦查敌情时，被敌保安团包围。为掩护战友撤退，他把敌人引向自己，弹尽时，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但未死被捕。

敌人对其严刑拷打了20天，但没得到任何情报。气急败坏的敌人，决定用“凌迟”这种酷刑处死他。

刑场之上，凌福顺高昂着头，脸上神色坚毅，一副视死如归模样。

临死之前，他高喊：“死没什么可怕，我凌福顺会绝代，但革命永远不会绝代！”

 05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被国民党抓捕。

国民党威逼利诱，施展各种酷刑，但皆未能撬开王孝和牙关，只好判处他死刑。听到死刑宣判，王孝和脸上没有丝毫悲凉或恐惧，他淡淡地微笑道：“我不承认你们的判决。”

他的这抹笑容里，有对敌人的轻蔑，有对光明的期盼，有为信仰而牺牲的坦然自若，仿佛此刻，他不是被审判的人，而是真正的审判者。

《大公报》记者震撼不已，拍下了这张就义前的照片。

 06 

大家都看过谍战剧《潜伏》吧。照片中这位躬身写遗言的人，就是余则成的原形吴石将军。

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吴石在国民党任职期间，为解放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由于蔡孝乾的出卖，吴石不幸被捕。蒋介石亲自劝降，但吴石不为所动。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被处以极刑。

临刑之前，国民党给他十分钟说遗言。吴石毫无惧色，提笔写下了一首绝命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

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

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

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

泉下差堪对我翁。”

 07 

照片上这个面带微笑、神色傲慢的人，就是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副司令员汤景延。

1948年2月，由于被旧部告密，汤景延不幸被捕。遭受各种酷刑，但汤景延始终不屈。

被枪决之时，汤景延不仅毫无惧色，还面带微笑神色傲慢。

国民党《新闻报》这样写道：“该匪昨日下午三时半，由警备区看守所提出时，态度仍极傲慢，承审军法官询其有何遗言？仅称家在解放区内，在沪并无亲友，并拒绝注射麻醉针剂，亦不索烈性酒食，上车时高呼口号，面部毫无恐惧之色。”

 08 

《觉醒年代》剧照

上面这样从容就义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例子呢，我其实想说说“信仰”。

记得几年前，看一本革命回忆录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临刑之时，我的战友举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周围好些围观的人，听了觉得甚是可笑。他们觉得可笑，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信仰。”

1928年6月6日，26岁的共产党人陈乔年，在上海英勇就义时，慷慨激昂地高喊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自己披荆斩棘牺牲生命，却什么都不图，只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享受幸福。

这就是他的信仰。

 09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但其中留下姓名的只有196万。

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句评论：“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除去无数牺牲的，还有很多人，因为种种意外，和上线中断了联系，很多人的结局都不好，甚至有些人可能始终没能恢复身份，至今背负的都是骂名，但他们仍然毅然决然地去做了。”

吃尽千辛万苦，受尽百般酷刑，背负种种骂名，甚至丢掉性命，却可能什么回报都得不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信仰。

 10 

某位博主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曾经我一度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要当汉奸。当别人的走狗，爬得再高也不过是啃骨头的狗，哪有什么地位可言？有些人明明是饱读诗书的有识之士，为什么不能直起身板做人，非要做汉奸当狗。

后来有一天和人又聊起这个话题，他说，他们又不知道中国能扛过去。我在那一刻才突然醒悟了一个问题，是啊，他们不知道。我以一个后人的视角回看历史时，原来已经不知不觉间忘记了，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中国真的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能再度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在那样国土沦丧的背景下，最终胜利，才更像是痴人说梦。原来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一切，并不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当汉奸的人想不到会有今天。而成为英雄，成为烈士的那些人，其实，他们大约也是想不到的。

到那一天我才突然明白，原来‘不做亡国奴’不是必然结果，‘抗争胜利’并不是必然结果，‘建立独立自强的中国’并不是必然结果。

…………

原来那些人说着‘我们一定会胜利’时，其实并不知道，他们真的能够成功。

原来他们前赴后继地牺牲的时候，也并不真正的确定，他们的牺牲是不是能换来他们想要的结果。

原来坚定的信仰，是这个意思。

原来我一直知道他们伟大，却依然低估了他们的伟大。”

 1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共产党员遭到杀害。中共党员的人数，从近6万骤减至1万。

“四一二”之后，很多人一说到共产党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但依然还是有很多人，冒着杀头之危，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比如徐特立。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这时候入党就意味着牺牲，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沙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义无反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位朋友劝他：“革命已经失败了，你还加入共产党做什么？”徐特立斩钉截铁地说道：“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

那时候天色至暗，看不到一点曙光，徐特立等人为何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信仰。

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致敬所有有信仰的先辈。尽管我们一直知道你们的伟大，却依然低估了你们的伟大。

7月1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关于保护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人权的对话会上，发展中国家纷纷谴责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打击针对非洲裔、亚洲裔的歧视和暴力。

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表示，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加剧了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面临的不平等，使其逐渐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美国乔治·弗洛伊德和布伦娜·泰勒、英国凯文·克拉克以及法国阿达马·特拉奥雷等案件表明，有关国家执法体系中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执法人员对非洲人后裔进行“有罪推定”的现象普遍存在，侵犯人权和对非洲人后裔实施犯罪行为的执法人员大都逍遥法外。一些国家政府对反种族主义和平抗议活动过度使用武力，非洲人后裔和反种族主义人士的声音遭到压制。从奴隶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殖民制度中获益的国家拒不承认其历史责任，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暴力猖獗的重要原因。有关国家应采取实质性措施，改变歧视性机制和措施，对种族主义罪行追究责任，向受害者提供赔偿，以早日实现种族平等和正义。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代表跨地区的50余国作共同发言，表示今年是《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0周年，国际社会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依然任重而道远。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亚洲人和亚洲人后裔长期受到系统性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危害。多边人权机构应采取行动， 标本兼治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结构性种族歧视，清除奴隶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和贩卖劳工的历史遗毒。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政治公众人物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煽动暴力、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伊斯兰恐惧症，导致针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亚洲人和亚洲人后裔，特别是妇女、儿童的歧视和仇恨犯罪急剧增多。国际社会应加大努力打击针对亚洲人和亚洲人后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敦促政治公众人物停止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充分保障亚洲人和亚洲人后裔权利。多边人权机构应密切关注上述问题，并考虑采取适当行动。

中国代表在国家发言中指出，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国家等仍面临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在执法和司法部门遭受严重歧视和暴力，正义无法得到伸张。近年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国家针对亚洲人和亚洲人后裔的歧视和仇恨犯罪急剧增多，有关政客和媒体的煽动言论难辞其咎。国际社会对系统性种族主义不应再无所作为，不应让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亚洲人和亚洲人后裔继续受到歧视和暴力的伤害。

非洲国家集团、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集团、海湾合作委员会、南非、沙特、古巴、印度尼西亚、越南、白俄罗斯等纷纷谴责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敦促有关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消除奴隶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等历史遗留问题影响，结束警察暴力，禁止散布煽动种族歧视的言论，切实保护包括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亚洲人和亚洲人后裔、土著人在内所有人的人权。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3日晚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中土两国务实合作取得可喜进展，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双方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密切合作，为两国关系增添了新亮点。中土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努力，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坚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强战略互信。中方支持土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土方加强反恐、安全等领域合作。双方应推进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土方“中间走廊”计划，探讨优化双边贸易结构的新思路新举措，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愿同土方深入开展疫苗合作，助力土方早日战胜疫情。双方应该共同反对溯源政治化、病毒标签化，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埃尔多安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他表示，今年也是土中建交50周年，对土中两国具有特殊意义。土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密切往来，面向未来，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方企业赴土投资合作。感谢中方为土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支持。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信任，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疫苗合作。土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维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打击恐怖主义，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土耳其领土从事危害中国主权的分裂活动。

2021年5月18日，赛格广场大厦出现有感振动，深圳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市应急局与福田区政府组织物业管理方立即对大厦内人员进行有序疏散，对大厦实行封闭管理，并对周边区域进行必要的交通管制，每天在“深圳发布”等官方渠道发布赛格广场大厦的振动、倾斜、沉降等监测数据，同时市住建局组织院士专家和权威技术团队对大厦结构安全和振动原因进行论证分析。事件处置进展如何，大厦结构是否安全，振动原因是否查明，商户如何安置……近日，相关单位负责人和专家接受媒体采访，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深圳赛格大厦外景，图丨ICphoto

大厦安全吗？

权威专家认定大厦结构安全，可以继续使用

市住建局负责人回应：该局按照“科学、精准、严肃、稳妥”的原则，组织多方力量做好技术处置工作。一是组建由岳清瑞、周福霖、聂建国、陈政清、陈湘生5位工程院院士和勘察设计大师等参加的专家组，负责技术统筹把关，专业领域涵盖工程诊治、振动控制、组合结构、风工程和岩土工程等。二是由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作为总技术牵头单位，组织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深圳市房屋安全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鉴定中心“背靠背”开展检测监测鉴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分别对有关方案和技术成果提供咨询意见，清华大学、广州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湖南大学、同济大学、深圳大学等16个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开展专业论证分析。三是由原设计单位、第三方权威机构、专家团队，对安全论证和原因分析成果进行三重审核把关。

专家组回应：一是原设计单位华艺设计公司依据原设计规范和现行设计规范，对大厦进行了结构安全复核验算，并经广东省超限委审查通过；二是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深圳市房屋安全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鉴定中心对大厦进行了系统地结构动力性能测试，并采用了包括激光多普勒测振、超声相控阵测试、音频加速度测试等技术，对大厦结构构造、结构损伤、材料性能、组合结构共同工作性能、节点连接、剪力墙与核心筒设置等进行全面检测分析，分别独立地依据检测数据，按原设计规范和现行设计规范进行验算分析和评估，出具了结构安全鉴定意见；三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对设计复核和检测鉴定工作出具了通过论证意见。

5月18日以来，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对赛格广场大厦的振动、倾斜、沉降等指标进行了实时、持续监测：加速度最大值为0．067m／s2，小于国家《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顶点风振加速度限值0．25m／s2的相关规定；倾斜率在0．00％～0．05％之间，小于规范允许值0．2％；每日沉降变化量在－0．45mm～0．42mm之间，累积沉降量在－0．62mm～0．42mm之间，建筑物沉降稳定。

专家组意见：通过以上大量检测、监测、试验和分析论证，并经多方复核、鉴定，赛格广场大厦在设计荷载范围内和正常使用情况下主体结构是安全的，可继续使用。

大厦为什么出现有感振动？

桅杆风致涡激共振是直接原因

专家组通过技术调查、环境和设备运行调查与测试，排除了地铁运行、周边工程施工或爆破、空调机组运行等影响因素。通过对风致振动与结构累积损伤的重点分析，专家组认为：桅杆风致涡激共振和大厦及桅杆动力特性改变的耦合，造成了赛格广场大厦的有感振动。

1．桅杆风致涡激共振是引发大厦有感振动的主要外因。

一是对桅杆开展专项动力性能测试和分析。采用了多普勒激光测振、振动视频图像识别等技术手段。结果表明：桅杆在5月18日－20日发生了21次频率为2.12Hz反相位从静止开始的非对称风致涡激共振。二是对大厦开展持续的动力性能监测和分析。从大厦地下室到顶层桅杆进行了加速度等实时监测，实测了振动形态、频率、阻尼比等各项动力参数，得出了前20阶的各种振动条件下的主要振动模态。结果表明：5月18日－20日大厦发生的有感振动为高阶弯扭组合模态，与桅杆振动频率同为2.12Hz。三是激振测试验证了桅杆的振动可以带动大厦振动。对桅杆和大厦开展了不同位置、不同方向、不同频率共26个工况、63组的激振测试。结果表明：在2.12Hz频率下，桅杆的第四阶非对称振动可以带动大厦发生高阶弯扭组合振动。

综上，在稳态且持续一定时间的特定风场条件下，大厦桅杆产生了频率为2.12Hz的第四阶反向位非对称涡激共振，激发了大厦主体结构频率同为2.12Hz的高阶弯扭组合模态，进而引起大厦主体结构有感振动。

2．大厦及桅杆动力特性的改变是引发大厦20余年后才发生有感振动的主要内因。

大厦使用20余年后，局部楼层压型钢板组合楼板及桅杆连接点等累积损伤使结构频率、阻尼比等动力特性发生了改变，桅杆和大厦主体结构具有了2.12Hz的共同振动频率，形成了共振的必要条件。上述局部累积损伤只是对结构动力特性产生了影响，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

如何解决大厦有感振动问题？

实施桅杆拆除工程，修复结构局部累积损伤

专家组认为，拆除桅杆可以有效解决大厦有感振动问题，桅杆原有的防雷、航标功能可在桅杆拆除后在楼顶重新布设。

市住建局负责人回应：该局组织制定的桅杆拆除施工方案经过了三重把关：一是原设计单位就拆除施工对主体结构安全的影响进行了复核；二是根据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对施工方案提供的咨询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拆除方案；三是拆除方案通过了由住建部、省住建厅推荐的专家以及深圳市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论证。

拆除工程将于近期择机实施，并同步开展损伤修复工程，有效工期约32天。如受暴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影响，将适时停止施工作业，工期顺延。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拆除期间，将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对赛格广场大厦及周边部分道路进行封闭管理。

商户如何安置？

提供临时经营空间，依法依规解决诉求

市应急局负责人介绍，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市委市政府按照“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要求，成立市级专班统筹组织处置工作，市应急、住建、宣传、公安和福田区等单位组成现场指挥部，每日分析研判风险，及时研究解决处置相关事宜，回应社会关切。

福田区政府负责人介绍，事件发生以来，福田区多渠道协调商铺、地下商城等经营空间，为商户生产经营提供便利条件。为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福田区搭建沟通平台，设置接访咨询点，并成立1个临时党支部、28支党员志愿先锋队和6支工作队伍下沉一线，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

福田区政府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为广大商户提供临时经营场所，有临时经营需求的商户可向赛格广场大厦管理处提出申请。本着“同舟共济、互帮互助”的原则，引导各方依法依规进行协商，妥善解决商户诉求。桅杆拆除工程和累积损伤修复工程完成后，将组织商户租户回迁，尽快恢复大厦常态化经营。

大厦业主方赛格集团负责人表示，在大厦恢复使用后，将进一步加强大厦物业管理，为商户提供更好服务。

（深圳特区报记者 窦延文）

7月16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

团结合作抗疫 引领经济复苏

——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6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阿德恩总理，

各位同事：

很高兴出席这次会议。感谢阿德恩总理和新西兰政府为这次会议作出的努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界经济脆弱复苏。同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呼声更加强烈。

亚太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是亚太各成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疫情发生以来，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团结一心，积极开展抗疫合作，亚太地区经济率先形成恢复势头，为拉动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我们去年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2040年愿景，提出了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目标，为亚太经济合作指明了方向。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第一，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疫情再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各国休戚相关、命运与共。我们必须团结合作、共克时艰，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疫苗是战胜疫情和恢复经济的有力武器。中方一贯主张深化疫苗国际合作，确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中方克服自身大规模接种带来的挑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5亿多剂疫苗，未来3年内还将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方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愿同各方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早作决定。中方愿积极参与保障疫苗供应链稳定安全、促进关键物资流通等合作倡议，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员健康安全有序往来，推动地区经贸合作早日恢复正常。中方向亚太经合组织捐资成立“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子基金，有助于亚太经济体早日战胜疫情、实现经济复苏。

第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开放融通是大势所趋。我们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我们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钩，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抑制负面溢出效应，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推动数字互联互通合作。我们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早日建成高水平亚太自由贸易区。中方已率先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工作，期待协定年内正式生效。

第三，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绿色增长。中方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方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开展可持续发展合作，完善环境产品降税清单，推动能源向高效、清洁、多元化发展。我们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包容性贸易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对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分享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努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第四，把握科技创新机遇。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我们要全面平衡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中方已经完成数字技术抗疫、智慧城市等多项合作倡议，还将举办数字能力建设研讨会，推进数字技术助力旅游复苏等合作倡议，为亚太数字经济合作作出更多贡献。

各位同事！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和亚太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新西兰有一句毛利谚语：“当你面向太阳，阴影终将消散。”我们对人类合作战胜疫情充满信心，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信心，对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让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推进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共创共享亚太繁荣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观察者网讯）7月26日上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天津举行会谈。

据微博@玉渊谭天 消息，谢锋在和舍曼会谈时表示，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

谢锋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一些人在渲染中美冲突和美国面临的挑战时提到所谓“珍珠港时刻”和“斯普特尼克时刻”。一些专家学者明言，美方是在把中国比喻成二战时的日本、冷战时的苏联，想通过树立中国这个“假想敌”，重新点燃国家目标感，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美民众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不满，把美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甩锅到中国身上。

谢锋指出，美全政府全社会动员，全方位遏制中国，似乎只要遏制住中国的发展，美内外难题就能迎刃而解，美国将重新变得伟大，美国治下的霸权就可以延续。美方动辄拿中方说事，好像不扯上中国，都不会说话做事了。我们敦促美方改变当前这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

谢锋表示，中国老百姓的眼晴是雪亮的。美方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为了遏制中国，不惜冲突对抗。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美方“紫发”翻译现身

谢锋指出，美方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是想把自己和少数西方国家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用来规锁打压别国。美方抛弃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破坏自己曾经参与构建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抛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非是想耍赖，想篡改规则限制别人、谋利自己，是想施行弱肉强食、以大欺小的“丛林法则”。

谢锋表示，当今世界最需要团结合作、同舟共济。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积极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愿与美方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美方应该改弦易辙，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7月25日，美方代表团抵达天津 图源：微博@玉渊谭天

谢锋表示，美方应该首先解决好自己的人权问题。从历史看，对土著居民搞种族灭绝；从现实看，消极抗疫造成62万美国人死亡；从世界看，长期穷兵黩武，用谎言挑起战争，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美国凭什么以全球民主人权代言人自居?

谢锋说，美方没有资格在中方面前指手画脚谈民主人权。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没有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老百姓都被剥夺了民主、自由、人权，中国人民怎么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创造力和如此巨大的生产力?中国这么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怎么能创造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华民族怎么能在短短的100年间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西方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超过90%，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惊人的。

谢锋表示，中国文化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无霸权基因、扩张冲动，从不胁迫任何国家。面对外来干涉，中方采取的是合理合法反制，捍卫的是国家正当权益，维护的是国际公平正义，从未跑到别人门口挑事，从未将手伸进别人家里，更没占领过别国一寸土地。胁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权、知识产权，都非美国人莫属，是美国大搞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干涉内政。美方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与别国打交道”，本质就是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强权即公理，是彻头彻尾的胁迫外交。

7月26日，中美天津会谈于当天上午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将进行会谈。

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吹风会上，有记者向谢锋提问，我们注意到，这次访问日程非常紧凑，在短暂的会谈中双方主要聚焦哪些内容？

谢锋表示，会谈中，除了阐述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敦促美方改变极其错误的对华认知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中方还重点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停止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我们敦促美方，千万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会谈中，中方还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记者追问，能否透露清单的具体内容?

谢锋回应道，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

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里，中方主要就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不法分子滋扰、冲撞我驻美使领馆，美国国内仇亚、反华情绪滋长，中国公民遭暴力袭击等个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要求美方尽快解决，切实尊重、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在美的合法权益。

7月2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就如何有效管控分歧，防止中美关系失控提出三点要求，明确三条底线：

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中国的道路和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事关14亿中国人民的长远福祉，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是中方必须坚守的核心利益。

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人民当然也有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权利，中国也有实现现代化的权利，现代化不是美国的专权，这涉及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国际公义。中方敦促美方尽快取消对华实施的所有单边制裁、高额关税、长臂管辖以及科技封锁。

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从来不是什么人权、民主问题，而是反“疆独”、反“藏独”、反“港独”的大是大非问题，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国家主权安全受到损害。至于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两岸虽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这一基本事实从来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如果“台独”胆敢挑衅，中国有权利采取任何需要的手段予以制止。我们奉劝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务必恪守承诺，务必慎重行事。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7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来华访问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阿塔宗教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行。

王毅表示，中国是阿富汗最大邻国，始终尊重阿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政，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阿富汗属于阿富汗人民，阿富汗的前途命运应该掌握在阿富汗人民手中。美国和北约从阿仓促撤军，实际上标志着美对阿政策的失败，阿人民有了稳定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重要机遇。

王毅指出，阿塔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有望在阿和平和解和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阿塔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高举和谈旗帜，确立和平目标，树立正面形象，奉行包容政策。阿各派别、各民族应团结一致，真正把“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落到实处，推动阿和平和解进程尽早取得实质成果，自主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王毅强调，“东伊运”是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直接威胁。打击“东伊运”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希望阿塔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予以坚决有效打击，为地区安全稳定及发展合作扫除障碍，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有利条件。

巴拉达尔对有机会到访中国表示感谢。表示中国一直是阿富汗人民值得信赖的好朋友，赞赏中方在阿和平和解进程中发挥的公正和积极作用。阿富汗塔利班对争取和实现和平抱有充分诚意，愿与各方一道，致力于在阿建立广泛包容、被全体阿人民接受的政治架构，保障人权和妇女儿童权益。阿塔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阿塔认为阿富汗应同邻国和国际社会发展友好关系。阿塔希望中方更多参与阿和平重建进程，在未来阿重建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阿塔也将为营造适宜的投资环境作出自己的努力。

同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同巴拉达尔一行举行会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增进了了解，扩大了共识。

北京时间7月29日凌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发布视频，祝福“秦刚大使”顺利抵达大洋彼岸。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官方推特账号已经更新为秦刚。这意味，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已接替驻美8年的崔天凯，成为新任中国驻美大使。

7月27日，台风“烟花”刚刚擦过上海的“结界”，55岁的秦刚搭乘飞机越过太平洋。抵达美国后，他换上新身份。

驻美大使向来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岗位。 外交部蓝厅里从来就不存在所谓“外宣、内宣”，一句话出去，国内外都在关注。话讲轻了，中国人觉得“不够味”；话说太重，又可能给外媒找到恶意操弄的空间。 秦刚曾在“钢丝”上走了8年。 近年来，不断走向保守和单边主义的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处处设限，在贸易、新冠疫情、学术文化交流等各方面不断挑起事端，处心积虑打压中国的重新崛起。秦刚将如何在“前线”为中美关系“穿针引线”？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的关系将如何发展？拭目以待。

秦刚 图自新华社

他叫秦刚，刚猛的刚

秦刚199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他曾三度赴英，历任中国驻英大使馆公使、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2014、15年之交，时任新闻司司长的秦刚第二次卸下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转任礼宾司司长。2018年9月，秦刚履新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拉美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成为该部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副部长。

秦刚阔别蓝厅两年后，《战狼2》在内地上映。随即，“战狼”一词被西方部分势力恶意解构，污名化成中国外交的“固定标签”。

如果秦刚那时候还在新闻司，那他一定是外媒报道中的“狼王”。

但今年2月9日的外交部吹风会上，副部长秦刚对“战狼外交”回击称，“如果我们看一看当前有的国家和有的人对中国进行的毫无根据、毫无底线的抹黑诋毁，他们恐怕都不能用‘战狼’来形容，那简直就是‘恶狼’。”

秦刚表示，面对针对中国的各种疯狂攻击，中国外交官当然要站出来说不，这和一味示强完全是两码事。有人无故无理骂人，还不让别人还嘴，岂有此理？！

秦刚在外交部吹风会

果然，秦刚还是那么“刚”。

离开蓝厅讲台7年，他的“秦氏金句”仍让人印象深刻。不少记者用“机智幽默”评价他，还有一些记者认为他的记者会气场很大。他从来不会绕着问题走，而是态度鲜明、直截了当，特别是回应带有挑衅性的提问时，“犀利、给力”，不会躲躲闪闪，更不会语焉不详。

2014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中国周边四国行。除日本外，他还访问了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4月28日的记者会，秦刚对“奥巴马亚太之行没有来中国，或意在针对中国”的说法回应道，是不是针对中国，我们要看美方是怎么说、怎么做的。至于来不来中国，一句话：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

《人物》曾报道，秦刚在国内外媒体中赫赫有名，而且还不那么“好惹”。一位外国女记者说，秦刚习惯在回答问题时喝水，“用凌厉的眼神扫射台下。”而曾参加外交部例会的一位中国记者表示，他并不太关注发言人个性，在意的是中国的表达能否让外界更了解中国。

题外话，秦刚还是“中华节水大使”。他曾拿起发布台上的矿泉水说，“我这瓶水只喝了一半，我把它带走，下次接着喝。”

“他会生气，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公，并且开始‘不按剧本念’。”一位常驻北京的记者曾说，秦刚没有以惯用的外交辞令应对，这使得一些话语更有冲击力，即使敏感话题也不例外。

路透社在秦刚履新前夕评价称，“在两次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秦刚以其坚定自信的姿态而闻名，经常在捍卫中国时发表尖锐评论。”

针对网友“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遇到挑衅性问题，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问题，秦刚曾这样回答：做一场记者会，主角是发言人，应该是由发言人来把握和调动记者会场内的情绪和节奏。

秦刚出生于1966年3月，天津市人，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1988年任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中文秘书，199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在西欧司、驻英国大使馆交替任职，曾任西欧司副处长、处长，驻英国大使馆参赞等。

2005年，秦刚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任外交部发言人。2010年，他第三次赴英，出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一年后回归外交部新闻司，接替马朝旭任司长，并二度出任外交部发言人。

2014年，秦刚转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3年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2018年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欧洲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

秦刚履历：

秦刚，男，1966年3月生，天津市人，大学毕业。

1988 - 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中文秘书

1992 - 1995 外交部西欧司随员、三秘

1995 - 1999 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三秘、二秘

1999 - 2002 外交部西欧司二秘、副处长、处长

2002 - 2005 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参赞

2005 - 2010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2010 - 2011 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公使

2011 - 2014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2014 - 2017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2017 - 2018 外交部部长助理、礼宾司司长

2018 - 2021 外交部副部长

2021-     中国驻美大使

已婚，有一子。

顿河是乌克兰的主要河流，冲突中的顿涅茨克就是以顿河命名的，顿河上的罗斯托夫索性把顿河的名字直接写进城市的名字里。《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名著，也是当年修正主义大毒草的典型。实际上顿河从来不平静，这里是斯拉夫人和鞑靼人争夺的地方，也是基督教势力与奥斯曼势力血战的地方。现在，这里是西方与俄罗斯冲突的前线。

6月30日，中国与乌克兰签订了基础建设协议，中国将帮助乌克兰修建公路、铁路、桥梁等。协议在7月4日公布，使得所有人震惊。考虑到年初的马达西奇事变、不久前美国解除对北溪2线的制裁和乌克兰退出欧美40国联署的要求联合国到中国独立调查新冠起源的提议，这一事态值得玩味。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一言难尽。在橙色革命后，乌克兰向西方一边倒，但西方承诺的大量援助并没有如期而至，使得乌克兰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在去工业化的同时经济持续萎缩的国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是有的，但附加了严苛的政治经济改革条件，这样的勒索式的援助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证明适得其反。

最急需改革的国家也常处于最脆弱的状态。不管外界推动改革的主观动机是什么，过激地用外力改变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肌理必将引起激烈反弹，并最终扭曲改革。根本性的改革只能是内生的，首先需要建立的是有效的政府和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民生先行原则是中国经验的核心，是超越意识形态和地域文化的，也正是西方要抵制的中国影响，因为这与西方鼓噪的民主先行原则是相竞争的。

中国不是为了与西方竞争才推行民生先行原则的，这是中国人在百年自我扶贫的摸索中得出的，也因此是接地气的。自学成才的经验特别咬肉，这正是中国道路的诱惑之所在。

乌克兰的悄悄转向引起震惊。西方以为乌克兰已经“落袋为安”了，但煮熟的鸭子有要飞的意思。这有中国诱惑的因素，但西方的误算是更大的因素。西方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敌对炒作到最大，以为乌克兰就此像过河小卒一样，只有傍西方大腿了。把马达西奇撬掉后，以为中国这头也堵死了。没想到中国没有遵循克劳塞维茨，反而运用起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不管如何粉饰，尽管西方阵营里欧美有别，中国与西方已经互为对手。欧美依然强大，欧美还掌握着话语权，软硬总体实力都超过中国。但中国崛起也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不仅中国与西方的利益和发展高度交织，中国崛起也主要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或军事的。这使得中国崛起中竞争多于对抗，为运用十六字诀创造了条件。

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利用影响迫使乌克兰冻结马达西奇并购案时，中国并不正面硬顶，或者一味用高压逼迫乌克兰转向。这就是敌进我退。中国还是与乌克兰发展互惠的经济关系。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传统贸易关系破裂后，中国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不是欧盟或者美国。在马达西奇之后依然如此。这是敌驻我扰。在西方始乱终弃时，乌克兰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供应国，这是敌疲我打。美国要稳定与德国的关系，缩短与俄罗斯的战线，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因此撤销了对北溪2线的制裁，但这严重损害了乌克兰的利益，乌克兰有可能因此损失潜在的天然气过境费和反制俄罗斯的仅有把柄，中国在这时签订基础建设协议，这是敌退我追。

世界上的事从来不是直线发展的。乌克兰很可能会有反复，中国也会留后手。再有欧美相逼，就再来一轮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时间在中国一方，势在中国一方，螺旋形上升也是上升。

争夺乌克兰并不是中国的目的，这在地缘战略里是争夺缓冲区。理想的缓冲区在核心区之外，缓冲区外是无人区，这样缓冲区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稳定下来。在现实中，自己的缓冲区与对方的缓冲区重叠，无人区实际上不存在，所以缓冲区的争夺和易手就是持久的主题。

中国崛起是经济的，所以缓冲区也是经济的。大中华是核心区，一带一路是直接缓冲区，乌克兰这样的就是外围缓冲区，准备时刻放弃和重夺的。中国不争霸，但欧美要扼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只有奋起反扼杀。

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因素永远近在阴影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现状是痛心的，也是无奈的。克里米亚在历史上并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克里米亚人口也是俄罗斯人占压倒多数，在克里米亚要求加入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果断接受了。但顿涅茨克和卢汉茨克在历史上就是乌克兰的一部分，那里的俄罗斯人也不占压倒多数，要求加入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并没有接受。俄罗斯并不想蚕食乌克兰，也没有这个牙口，但俄罗斯更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彻底倒向欧美，乌克兰加入北约将是打破俄罗斯底线的，但真要发生，俄罗斯并没有多少办法阻止。

对于乌克兰来说，情况相似。克里米亚在较远的历史上不属于乌克兰已经不重要了，但在并不久远的历史里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吞下的再要吐出来，总是痛苦的。乌克兰无力单独对抗俄罗斯，西方只是把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棋子，根本不考虑乌克兰的利益，这一点在2014年失去克里米亚和东乌冲突以来已经很清楚了。乌克兰没有牙口夺回东乌，更没有牙口夺回克里米亚，但东乌要是彻底倒向俄罗斯，这是打破乌克兰底线的，但也是乌克兰实际上无能为力的。在对东乌实际失控的时候，西方靠不住，只有通过中国与俄罗斯沟通，才能对东乌形成最低限度的管控。

俄罗斯并不愿意看到中国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比如俄罗斯对中国进入中亚就是很抵触的。但在自己对乌克兰根本失控的时候，中国的影响力和调停力至少比欧美的要好，是两害相较取其轻。中国如果能把乌克兰拉离欧美，俄罗斯是乐见的。

中俄之间到底算盟国，还是非盟国，这是复杂的问题。比如说，中俄一方面高调宣称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一带一路在俄罗斯基本上没有推动起来，尽管俄罗斯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本建设需求强盛。俄罗斯推动非美元化，但并不热衷加入人民币经济圈。俄罗斯乐见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离岸平衡手，但只是对自己的境外影响力大幅度滑落的现实的承认。

对于中俄的现状和未来，其实两国都保持清醒，谁都不是怀春少女。

另外，乌克兰对马达西奇案只是冻结，并非取消，是否可能出现变数还不一定，尽管中国对马达西奇的热情已经消退了。中国曾经需要马达西奇这样的拐棍，但中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而马达西奇在停滞不前中已经枯萎了。以为中国离开拐棍就爬不起来本来就是西方的误判，这样的误判也影响了乌克兰，以为奇货可居。这个错误的代价是沉重的，只有希望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了。

乌克兰也是新东欧的代表。由历史造成的特别强烈的反共情节使得不少东欧国家都以彻底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与中国的关系，一方面要求中国给好处，另一方面随时准备转身把中国卖了。中国并不天真，不急于发展短线的经贸关系，而是从长线的基础建设入手，泡妞就要泡成老公，别想一夜情的好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东欧的基建合作会加大力度，乌克兰是入手点。

三月份中美在安克雷奇大吵一架后，中美的高层交往就成了罗生门。美国不时宣布将举行某一层级的会谈，中国拒不确认。其实阿拉斯加会谈中国也是到最后才确认的。

这之后，中美贸易代表（刘鹤作为中国方面的贸易代表）、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的视频会议都循安克雷奇的惯例，由美方早早放风，中国到最后才确认，而且都是“应美方要求”。但此后，中国对美方的要求也置若罔闻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三次要求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谈被拒，中国给出的理由是不符合外交礼仪，级别不对称。但刘鹤作为副总理与戴琪作为贸易代表的会谈倒不那么纠结于外交礼仪。说白了，是不想谈，没什么好谈的。中国不想听美国的单方面指责和威胁。如果美国没有诚意在互相关心的议题上让步，会谈只是重诉一遍大家都知道的立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还是不浪费这个时间为好。

在G20外长会议前，美国放风，都将出席的布林肯和王毅将在会外举行会谈，为拜登与习近平的会谈作出安排。中国照例没有确认。这一次，中国不是到最后才确认，而是索性非公开地拒绝了会谈，布林肯没有与王毅谈成。

7月14日，美国再次放风，出访亚太（日本、韩国、蒙古）的副国务卿舍曼将顺道在天津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会晤，商议安排布林肯和王毅的会谈，最终为拜登和习近平的会谈铺路。7月1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舍曼的日程，中国段缺席，但说如果在最后时刻安排好了，还是希望到天津会谈。

拜登曾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后来担任副总统，自诩外交专家。拜登的外交经验强于内政，而美国的内政已经成无解的大酱缸，有人说笑，拜登上台后，发现重建美国玩不动，于是专注于重建世界。他很清楚：中国不是特朗普想象的那样一推就倒，所以先拉拢盟国，再摆平俄罗斯，最后再来对付中国。

拜登大体继承了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在一些地方还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的中国政策是对抗、竞争、合作并举，而且他要“从实力地位出发”，要抓主导权，谈他想谈的，在他想谈的时候才谈，这样才显示美国才是世界的主宰。

他要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打压中国，只有在需要中国的地方，尤其是在对美国特别有利的地方，才与中国合作。他有很多议题要与中国谈，从台湾、新疆、香港到南海、钓鱼岛、澳大利亚，从贸易战到知识产权和产业政策，从一带一路到军事现代化，从全球抗疫和经济恢复到气候变迁。他认为中国也急于与美国谈，以突破当前的外交困局。

拜登的错误在于：美国有权决定什么时候要求谈，但只有中国才有权决定什么时候答应谈，而且中国根本不处在任何困局。

美国放风要建立紧急热线，中国回答：已经建立了。实际上美国要的是中国不能“不接电话”的超级热线，但中国不理那一茬。热线是对紧急情况进行管控的，不是用来进行事务性沟通的。美国要求会谈，可通过双方的大使馆和各种外交渠道，大使作为特派全权大使，本来就是干这个用的。中国不想跟美国谈的话，热线也没用。

美国放风，无意恢复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在记者问及时，赵立坚直接指出：美国想多了。这实际上是对拜登的含蓄回答：美国没有你想象得那样了不起。

澳大利亚受到中国冷遇的时候，还指望美国出头帮澳大利亚“主持公道”，现在美国似乎也即将得到澳大利亚的待遇。多年来，西方有一个错觉：中国会硬怼西方国家，但中国对硬怼美国还是忌惮的，毕竟硬怼美国脱离了韬光养晦和不出头的基本路线。这也给美国一个错觉：美国在美中关系上有完全的主导权，美国可以随意进退，冲撞中国底线。如果适得其反，再退回来就是了，不必过度担心后果。事实上，拜登依然沉浸在这种迷思之中，这是他将特朗普中国政策变本加厉的心理基础。打破这种心理期望不仅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有用，也对打破西方其他国家对美国兜底的期望。

时代不同了。中国无意主动挑战美国，但美国欺负到中国头上来，中国也不再忍让了，因为中国也已经让无可让了，背后已经是事关主权和发展的核心利益了。

不过中国与美国的经贸主管官员还是会谈了，这其实是中国版的只谈想谈的，只在想谈的时候谈。中国对美国现在只谈经济，但在中国绝不让步的政治军事方面，谈也没用，不如不谈。这是中国版的对抗、竞争、合作并举。

其实对抗、协力、合作并举从来就是中国的美国政策，只是中国的顺序是合作、竞争、对抗。在事关主权的地方，坚决对抗；在维护地区和平和全球公益的地方，努力协力；在互惠互利的经贸方面，放手合作。

特朗普排除一切合作，连竞争都不愿意，要全面对抗，中国奉陪。拜登要在对抗和竞争的基础上加入合作，但中国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拜登想放软话、做硬事，中国可不上当，也不会给拜登赢取眼球、捞政治稻草的机会。帮助民主党赢得中期大选不是中国的问题，帮助拜登竞选连任更不是中国的问题。

对于特朗普，中国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于拜登，则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拜登想会谈？中国对不期望有用结果的会谈不感兴趣。西方概念的对话或许包括一事无成的各说各话，但这不是中国概念的对话。中国赞成对话，但对话的前提是诚意，对话的目的是解决双方都关注的问题，没有诚意的对话是脱口秀。

王毅和布林肯作为中美的首席外交官，一事无成的各表立场本来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但这是在互相需要的前提下。中国在含蓄地告诫美国：是美国更需要中国，而不是中国更需要美国。

中国是有底气的。作为世界工厂，除了先进半导体、航空发动机、专业软件等少数缺门外，中国几乎没有缺门，现有缺门的填平差距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中国已经齐备了阳光（产业政策）、土壤（用户基础）、种子（技术生长点）和水份（投资和盈利），需要的是时间。美国的技术封锁既不能勒毙中国，也阻断了美国技术生长的土壤和水份，这将是插翅的乌龟和得了软骨病的兔子的赛跑。

同时，美国拉得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只占世界人口不到1/4。也就是说，3/4的世界人民最关切的是如何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中国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不依靠天赐的丰厚资源就成功地自我脱贫，还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红利，这才是最有用的灯塔。西方在高科技和高质量方面还有优势，但有甩不掉的高成本负担。中国的中等科技和足够质量对发展中国家更加适用，低成本优势则是碾压性的。越是不发达，建设压力越大，对成本效益越敏感。

在过去30年里，欧洲经济发展在前10年里还得益于东欧因素，近20年里更多地依靠中国经济拉动。美国经济除了一波又一波的投机（网络、房地产）外，也是靠中国经济拉动。即使美国决心自残，在经贸方面也不谈了，而且整个1/4也集体跟进（大概率不会发生），中国经济也将在双循环支持下继续发展，只是外循环转入农村包围城市，重点转向一带一路和更加广泛的3/4。中国的发展速度会降低，然后在补上缺门后恢复加速，但美国和西方的减速更大，而且一旦进入减速通道就再也出不来了。

中国崛起已经不是美国能压住的了。中国崛起在本质上是经济的，而且经济结构是绵密的，自下而上的，充满活力和可持续的上升势头的。其实，美国在上升时代也是一样的，这正是美国焦虑的最大原因，也是从特朗普开始，就不敢真的脱钩。要是害己能害死中国，美国还是会干的。问题是脱钩只是经济珍珠港，打不趴中国，但美国肯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了。

中国并不拒绝对话。舍曼的日程中不包括中国后，一天之后的7月16日，美国又借路透社之手放话，舍曼的日程还是留出了访问中国的空间，如果在最后时刻能做出安排的话，还是会访问中国。中国在最后还是同意她来了，依然是谢峰主谈。但在谈后，王毅接见。这是王毅讲，舍曼听，根本不是实质性对话的地方。美国说法里，只提王毅，不提谢峰，好像舍曼是与王毅会谈的一样。谢峰是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北美事务，但排名第5。美国知道要求与王毅对话没戏，提出要与乐玉成对话，他是排名第一的副部长，但中国没有同意。

谢峰与舍曼在天津会谈，过北京的大门而不让入，这有与安克雷奇（还有之前杨洁篪与蓬佩奥在檀香山）对等的意思，也是疫期的惯例。但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到中国而不让进北京、只在北京以外城市会谈的美国高级外交官，与舍曼把韩国副外长找来东京进行美日韩三边会谈恰成对比。

谢峰在会谈中不仅火力全开，还提交了两份清单。一是纠错清单，二是中国关切清单，并特别指出：美国所谓“从实力出发”才是真正的胁迫外交。美国一定是有点懵，从来没有过被别人拉清单，从来都是美国拉清单。美国至今没有回应。这当然可以看作美国根本不理会中国的清单，但中国也摆明了态度，清单上的问题不解决，后面就没有谈的必要了。对于只涉及美国关注问题的会谈，中国没兴趣，两国关系的“护栏”也只有共同制定、共同遵守才有意义。

清单的最大意义在于公开了中国的基本态度：根本不急于与美国谈，因为清单上都是美国不可能在近期内让步的。在当前政治气氛下，纠错清单上的每一项让步都对拜登是政治自杀：

•    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

•    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

•    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

•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与对中国留学生的“滋扰”

•    取消对孔子学院的限制

•    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

•    撤销对华为集团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

纠错清单的目的就在于列出完全合理但美国实际上做不到的要求。白宫只有回应：“仍全力实施美国制裁的所有相关措施，采取与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一直的行动。”继续对话是中国不反对的，但这和中印边界军长级谈判一样，可以一轮一轮泡下去，但不解决一些中国纠错清单上的问题，别指望中国会做出任何让步。

特朗普的“谈判的艺术”就是：在对手不妥协的时候，就不断加码，直到对手认识到再不妥协，损失指挥更大。特朗普把他这套歪门邪道也用到国际关系上，尤其针对中国。拜登继承了特朗普的路子，一面要求谈，一面不断加码政治压力。特朗普没有得逞，拜登也不会得逞，不是因为中国死撑，而是因为美国实际上已经无力伤及中国基本盘的加固和扩张，只是在浪费时间，继续忽略稳固自己的基本盘，那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和中产阶级萎缩的问题。

谢峰说得一点没错：美国不能指望通过打压中国来实现美国的重新伟大，好像压制住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内外矛盾就都迎刃而解了。美国在“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为了遏制中国，不惜冲突对抗”。但中国认为，合作应以互信为基础，以互利为前提，美方要为合作展现诚意、创造条件，不能一边损害中方利益，一边希望中方无条件合作。

关切清单则比较虚：

•    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

•    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

•    中国驻美使领馆在美遭受滋扰与冲撞

•    美国国内仇亚、反华情绪滋长

•    中国公民遭暴力袭击

这就是一般的外交压力了，做到做不到没有太明确的标准，最大的用处在于强调两国关系不是美国说了算的。美国在不解决中国关注问题的时候就要对话，那就只有到中国来听训话了。

在谢峰的两张清单后，王毅为美国划了三条红线：

1.    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

2.    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

3.    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得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中国在舍曼会谈之前，还意外地引用反制裁法，制裁了一批美国人员和组织。这些都不是现役官员，但有前任官员和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员，白宫指责中国制裁美国平民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接下来，中国会对现任官员实施反制裁，从低阶开始。这是与美国对等的。

天津会谈后，美国国务院只能用“一致和具体的结果不是本次对话的目的”来解释一事无成，舍曼和谢峰之间也没有安排王毅-布林肯的会谈，更没有讨论习近平-拜登的会谈问题。美国国务院还说到：“美中关系十分复杂”。这是美国对主导美中关系已经无计可施了。

目前美国上下新生一种忧虑：“美国比中国想象的更强大，美国优势比中国想象的更持久，中国误判美国怎么办？”在美国不惜全面对抗甚至冲突的现在，这样的忧虑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对相对优势不可逆转的滑落而且即将越过临界点的不情愿的承认，要不然，对手的致命误判岂不是送上门来的胜利机会？应该鼓励才对。

中国早就主张：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坎贝尔在美国亚洲协会讨论会上宣示美国的台湾政策时也用了这句话，但美国会遵循自己的话吗？只要美国展示出诚意，太平洋上的罗生门不难变成正阳门。

一段时间来，立陶宛在反华问题上跳得很高。一会儿退出17+1机制，并呼吁更多欧洲国家退出，改在欧盟架构下“一致对付”中国，一会儿要建立台北贸易办事处，还要向台湾捐赠新冠疫苗，尽管只有区区20000支。中国和立陶宛可谓“无冤无仇”，立陶宛是在玩哪样？

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一起，合称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曾经是波罗的海强权，波兰-立陶宛联盟曾经打进莫斯科。沙俄兴起后，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都被并入疆土。沙俄在一战最后的日子里轰然瓦解，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纷纷独立，新生的苏联强敌环伺，无暇顾及。但在二战前夜，苏联完成了工业化，斯大林要恢复沙俄的疆界，在威胁利诱之下，波罗的海三国被并入苏联，这就是西方和波罗的海三国语境里“苏联吞并”的由来。斯大林还想“收回”芬兰，但苏芬战争打成一团浆糊，只好放弃，不过芬兰还是被迫割让了卡累利阿。

苏联的民族政策是失败的，几乎所有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都有离心倾向，连同宗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与莫斯科不对付。乌克兰已经与俄罗斯反目成仇了。要不是被颜色革命打上门来了，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也不会和普京走得那么近乎。

立陶宛新近独立，当务之急是对外确保独立，对内建立民族意识。所以，立刻加入北约和欧盟，同时大力推动非俄罗斯化，把一切历史上和现状中的不幸统统归罪于苏联时代是最便捷的方法，所以反共（包括一切共产党国家）和民主斗士意识特别浓烈。

在面对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最容易的回避困难的办法永远是简单化、极端化。换旗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立陶宛错过了历次工业革命，在苏联时代也不是工业和科技重点，独立后缺乏经济增长点，除了抓牢欧美外，没有多少多少捷径。所以这些新科民主斗士的政治激进不只是政治天真，也有争取外援、转移国内政治经济压力的因素。

更具体地说，就是作为美国在欧盟的吹鼓手，也方便说老欧洲不方便说的话，做老欧洲不方便做的事，挑战中国，作为投名状，获取更多的优惠和投资。同时，由于没什么东西卖得动，更谈不上对中国投资，也从中国买不动多少东西，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薄弱，不怕得罪中国。

问题是，反华势力鼓动立陶宛挑战中国，目的是带动更多国家（尤其是主要欧盟国家）一起反华。这在部份东欧小国中有可能管用，他们对中国的关系纯粹是出于利益考虑，如果在短期内不能获得预期的经济利益，就会横跳到意识形态主导的民主斗士身份。欧美并不指望他们能给中国造成多大的伤害，但在欧美对中国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的现在，有小国帮他们刺刺中国、出出气，也是挺不错的。而且只需要一点蝇头小利，是双赢。

但这些蕞尔小国只能翻起一点茶杯里的风波。但一旦涉及到欧美大国，他们不便不敢与中国公开对抗，早已为人们熟知的政治经济军事限制并不会因为蕞儿小国作乱而消失。但只有主要欧美国家加入公开反华，才能形成足够的反华压力。

立陶宛并非不知道自己的作用有限，但还是上蹿下跳，为的是用政治正确建立“尾巴摇狗”的欧洲政治生态，最终“引导”欧盟在经济上为自己输血，在军事上为自己保驾，在政治上成为美英特殊关系那样的美欧之间的杠杆，只有这样，才能对俄罗斯以小博大。顶住俄罗斯才是立陶宛的最大政治。

但立陶宛这样的“强行加戏”连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都没有拉动。

立陶宛固然与中国缺乏经济联系，但立陶宛在欧洲动作太大的话，以至于影响与中国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德国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了，也会得到提醒的。这就像大人看萌娃一样，各种蠢憨挺可爱的，还会叫好几声。但要是涉及到生计大事，就该呵斥了。

立陶宛并非不明白。要是真不明白，会有人教他们明白的，不需要中国人着急上火。

在美军撤出的最后期限前，美军在加速撤离，目前已经完成90%以上，预计在8月底的期限之前能完成全部撤离。美军的撤离在军事上相当完美，在政治上则十分不堪，从巴格拉姆机场撤退时竟然不通知阿富汗友军，像做贼一样悄悄地溜走了。这在军事上是正确的，撤退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军事行动。撤退在本质上就是在战场上实力减少的过程，也是从有利防御态势转入不利运动态势的过程。在遭到袭击时，既不便增兵反击，也不便机动逃脱，更不能坐视挨打。巴格拉姆机场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消失是最好的。问题是，美军撤出了，阿富汗政府军没有撤出，他们也无法撤出，应该接管阵地。这样的不辞而别是根本无法有效接管阵地的，营地在无人期里遭到劫掠都还是轻的。

美国与塔利班达成撤军换停火的协议，但谁都知道，美国是在阿富汗呆不下去了，被迫止损。塔利班的停火是权宜之计，重夺阿富汗全国是必然的。只是谁都没有预料到，塔利班根本等不到美军撤离，就开始发动攻势了。眼下赫拉特、拉希卡尔嘎、坎大哈告急，被塔利班攻下指日可待。喀布尔能守多久谁也说不清楚。卸任但还在管事的美军司令警告说，塔利班再继续进攻的话，美国将发动空中打击。这话的有用性恐怕他自己都不信。要是美国空中打击有用，美军根本用不着这样狼狈的撤军。

中国支持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中国也一直与塔利班政治领导层保持接触。王毅在天津接见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两天后，就在7月28日同在天津与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会晤，塔利班宗教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行。

王毅讲话的重点有三个：

•    中国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

•    中国承认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政治地位，鼓励阿富汗人自主建立符合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    中国要求阿塔与“东伊运”等划清界限，并予以坚决有效的打击

王毅还指出：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彻底失败，阿富汗人民有了稳定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重要机遇。巴拉达尔立刻回应：

•    赞赏中国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中的公正和积极作用，塔利班对和平和包容政治架构有诚意

•    阿塔绝不容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

•    希望中国参加阿富汗重建

巴拉达尔代表塔利班的政治领导，但塔利班本身并非严密的政治组织，巴拉达尔能管束塔利班内外多少派别还有待观察。塔利班与疆独的渊源恐怕也不是想割断就能割断的。那中国是在犯天真吗？当然不是，巴拉达尔的响应能兑现多少，也是由塔利班利益决定的。

塔利班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在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期间，干出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塔利班是否会吸取教训，谁也不知道，但这个可能性并非不存在。成熟的政治力量都是在学习中才成长起来的，中共也有过肃反扩大化的时代。塔利班的原意是“学生”，当然是宗教学校的学生。但他们也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学习，否则早就被消灭了。塔利班定义下的和平与包容的政治架构是什么样的，只有塔利班才知道，也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更是只有阿富汗人民才能决定是否符合阿富汗的需要。但塔利班是具有民意基础的。

阿富汗被成为“帝国的坟墓”，不是因为在军事上有多么强大，可以把帝国按在地上搓着玩，而是因为任何帝国的锋刃都被阿富汗人坚韧的民意磨秃了。阿富汗人对部落的忠诚高于对国家的忠诚，伊斯兰教是各部落的唯一凝聚点。塔利班代表南方普什图人，北方民族构成的北方联盟与入侵美军的早期合作不是对美国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的认同，只是部落政治中的借刀杀人而已。

普什图人占阿富汗人口的一半。他们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外界施加的变革。用好听的话说，是定力强大；用难听的话说，是民心愚顽。这是塔利班的民意基础。美军入侵阿富汗，期待了20年的箪壶玉浆以迎王师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在万亿军费后像贼一样的悄悄地、不顾一切地撤出，就是否认这样的民意基础所付出的代价。

不管是在朝鲜，还是在缅甸，中国都有不尽人意的邻国。但中国始终尊重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奉行与邻国所有人民保持友好的政策，不干涉内政的诺言不是说说而已的，而且会顶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拒绝干涉。在阿富汗也是一样。这是塔利班与中国政治合作的基础，也是中国避免陷入阿富汗泥潭的根本。

从塔利班来说，被北方联盟与美军联手打败是深刻教训，在国际上被孤立和打击的酸楚也历历在目。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也需要承认国内国际政治现实，信仰层面上的自信与在现实政治层面上的矛盾管控必须统一起来，否则受到全世界的反对和孤立只能迫使塔利班再次“上山”，并不利于塔利班的宗教主题。因此，塔利班对于管控在阿富汗领土上的疆独势力应该是有诚意的。

这也是阿富汗经济恢复的需要。塔利班在宗教上再极端，也不否认现实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的重要性。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唯一可能对阿富汗提供有意义的经济帮助的国家，也在阿富汗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基础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是阿富汗重建的最大希望。塔利班不能再依靠鸦片交易了，既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也公然冲撞世界良序公益。

疆独在阿富汗的主要基地在巴达克尚，包括瓦罕走廊。这里以北方民族为主，如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塔利班控制。塔利班能做的主要在于切断疆独的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车臣、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本地等富有战斗经验的武装分子，剩下的需要上合组织从中亚五国方向围堵了。

阿富汗与中国只有瓦罕走廊这一小段接壤，封堵的难度不大，越境（不管是公开还是秘密）打击的可实现性很大，是可以管控的。更大的难题实际上在于中亚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坦方向，这也是上合组织的主要使命之一。伊斯兰极端主义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管控在总体上是有效的。塔利班的合作依然是值得期待的，跨境合作的反疆独会更加有效，即使塔利班出手有限，只要得到公开合作，就能更加重手打击。

但塔利班不守承诺怎么办？尤其是塔利班继续支持疆独怎么办？

解放军军改后，新疆军区作为仅有的保留建制单位之一，就是用来应对可能的局势复杂化的。缅甸边境的局势至少和新疆一样复杂，中国管控住了，新疆也一样。反疆独的根本不在境外，而在境内。不管西方如何鬼扯，反三股势力在新疆是富有成效的。

但在国际上，美军撤出阿富汗几乎与西方炒作新疆话题是同步的，其中关联及影响值得注意。当前塔利班的凌厉攻势也被说成有外界势力的支持，好像塔利班在没有外界支持的情况下把强大的美军打出去了，现在倒反而需要外界支持才能压倒从来就烂泥扶不上墙的政府军了。但中国还是必须预期各种泼上来的脏水。

《香港国安法》后，黑衣人那样的政治恶潮不再是大问题，但香港的经济和民生问题依在。香港动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走入萎缩，制造业已经大体消失，金融业前景未明，旅游业不仅发展乏力，港运业一面受到深圳、宁波的挤压，一面受到美国取消香港转口优惠对待，也日益困难。黑衣人运动后，新冠接踵而来，香港经济连续两年萎缩。香港被打残了，也已经失落了，找不到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

香港的经济结构独特，服务业占比全球最高，超过93%。占比最大的两根支柱是贸易物流（含港运）和金融服务，分别占GDP的20%左右。

几乎没有制造业的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香港主要在转口贸易中获利，以2018年为例，转口贸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6%的服务费，规模就能达到GDP的20%。转口贸易之所以有利可图，是在于各国对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区别对待。以美国为例，美国1992年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授权美国政府在香港主权移交后继续在贸易上给予香港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待遇，包括关税和出口管制等。

但在中美持续对峙的大背景下，转口贸易浮现危机。比如2019年9月，正值中美贸易战高峰，香港出口货值单月同比下跌就达7.3%。新冠疫后，中国产能受影响较小而出口激增，使香港贸易量恢复到贸易战前的水平，不过但潜藏的危机并没有去除。2020年7月，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美国给予香港贸易上的特殊地位，这使得香港常年占比最大的产业有可能说没就没。

另一大支柱金融业则在低迷经济中依然稳健增长。但金融行业也有问题，吸纳就业能力很差。香港金融占经济20%左右，但仅创造6%-7%的职位。这使得大量就业人口被挤压进餐饮、零售等低端岗位。拉大贫富差距，压缩上升空间，阻碍社会流动性。在经济危机尤其是疫情中，这些低端岗位受到的冲击最大，恢复最慢，进一步放大了原有问题。

香港经济表面上看不错，但整体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数极端不相称：香港人均GDP媲美欧美发达城市，但基尼系数、科研投入占比却与非洲无异。优化产业结构成为疫后香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香港喜欢与新加坡相比。新加坡经济体量与香港相似，但依然保留26%的工业，集中在电子、生物制药、石油化工，为新加坡创造了大量工程、管理类的优势职位，成为经济和就业的稳定器，起作用在疫中尽显无遗。香港与新加坡的疫情控制方法和效果相似，但香港失业一路走高，2020年第二季度达到6%，以后继续上扬，2021年初达到7.2%的高位。新加坡失业率尽管也达到10年最高纪录，还是只有3%。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工资上，香港工资月收入中位数在1.7万港元左右，新加坡折合为为2.5万港元，差距近50%。

不仅是新加坡，台湾、韩国都在产业转移中保留相当可观的制造业，占经济比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并且在持续的科创投入中摆脱重资本重人力的传统制造业，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只有香港，制造业完全外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这是香港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的自由资本主义管理哲学的结果，导致产业政策缺位和政府经济功能弱化。

比照新加坡和台湾，有人认为，香港经济的出路在于科技创新和再工业化。香港政府也试图引导科技创新和再工业化，发展知识经济，实现第三次经济转型。

香港一直是转口贸易港。中国解放后，欧美实现封锁，香港进行了第一次转型，成为轻工业基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香港进行了第二次转型，在去工业化中，向金融中心转型。2015年11月，香港政府组建创新及科技局，希望推动“再工业化”。2020年7月推出“再工业化资助计划”，吸引厂商在香港设立新的智能生产线，最高可以获得1500万港元的资助。此外，还设立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创科创投基金等一系列支持计划，支持近两万个项目，累计230亿港币。

香港的胃口很大，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数据分析、高级编程、生物医药，也有大量相关公司在香港上市，但以香港为上市地不等于是香港公司，未必为香港提供工作机会。关键还在于制造业缺失，科技创新成为无源之水。

过去5年里，香港的制造业产值始终在400-500亿港币徘徊，2020年甚至下降到420亿港币，对香港的经济贡献微不足道。然而，一旦迈入“去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行列，“再工业化”很难实现，人工、土地的成本太高，香港生活成本在各种排行榜上常年第一，高昂得到生活成本最终转嫁为创业成本，对初创特别不友好。

更大的问题在于隔河的深圳。不仅人工、土地成本低一些，而且有更加成熟的科技创新生态。香港的国际化优势越来越淡化了，不管生活开拓海外市场，还是进入中国市场，香港都不再是捷径。

香港经济的勃兴起始于政治，衰落也起始于政治。黑衣人对香港造成毁灭性打击，新冠疫情则锁定了香港的困境。当然，西方媒体是把香港困境怪罪于《香港国安法》的，认定这导致西方公司因为担心踩错线而撤离，导致香港经济萧条。荒唐之处在于，《香港国安法》充其量把香港国安提升到大陆水平（实际上还是港陆有别的），何来西方公司不怕大陆国安而蜂拥进入大陆，却害怕香港国安而急忙撤离？无怪乎美国政府要一再推出警告，唯恐美国公司还不“接翎子”，赶紧撤退，加剧香港的困境。

对于大陆人来说，从反23条、黄雨伞到黑衣人，香港一次又一次伤透了大陆的心。大陆不会落井下石，但对于香港的求仁得仁只有一句话：“干我P事”。

对于香港人来说，或许终于是时候意识到：香港的繁荣其实是靠“天”吃饭，而且这“天”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大陆。不要老想着如何调动大陆为香港服务，想想如何融入大湾区的发展。香港不愿成为“又一个中国城市”，香港还就是又一个中国城市。

香港的科技创新和再工业化是有希望的，但只能在与深圳高度融合的情况下才可能。而且是香港融入深圳，不是深圳融入香港。

（观察者网讯）

当地时间8月17日，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成员伊马拉·萨马甘尼发布声明，宣布对所有政府官员实施“大赦”，呼吁他们回去工作。

据法新社、美联社等外媒报道，萨马甘尼还在声明中称，尽管新政府结构还未确定，但仍呼吁女性和其他各方加入政府。他说：“塔利班不希望女性成为受害者。根据教法，她们应该进入政府机构。”

外媒报道截图

阿塔一名高级官员16日告诉阿富汗黎明新闻台（TOLO News），阿塔的领导人目前正在多哈商讨政府组建的相关事宜，包括新政府的结构和正式名称，预计不久后将对外公布讨论进展。

尽管新政府还在组建，但阿塔已表明将很快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并陆续公布了一些新政，大赦政府官员和呼吁女性加入政府就是其中一项。除此之外，新政还包括保护民众私有财产、保护外国使团，以及女性权益等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目前仍对阿富汗局势和该国民众权益表示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日在阿富汗问题紧急会议上关切阿富汗妇女及儿童权益，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阿富汗黎明新闻台：阿塔领导人正在多哈讨论政府组建事宜

保证不袭击外交机构、保护外交使团安全

自15日晚进入喀布尔至今，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多次发声，强调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并保证将为所有公民、外交机构提供安全保障。

阿塔政治办公室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15日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他表示，“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该组织向所有人保证，不会有外交机构成为袭击目标，将为公民和外交使团提供安全保障。

纳伊姆表示，该组织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负责任地实施，希望与所有人和平相处。“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土地来攻击任何人，我们也不想伤害他人。”

16日凌晨，纳伊姆在推特发文，再次强调了阿塔会保证所有外交机构的安全。

他写道：“我们向所有驻喀布尔的外国大使馆、外交使团、机构和住所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任何风险。塔利班的任务是维护喀布尔和阿富汗其他所有城市的安全。”

赦免政府军人和警察、呼吁回去工作

据法新社、美联社等外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17日，塔利班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对所有政府官员实施“大赦”，你们完全可以充满信心开始正常的生活。

塔利班宣布“大赦”

另据阿富汗黎明新闻台17日报道，喀布尔市长和卫生部代理部长已经重返工作岗位，恢复工作。

阿塔发言人苏海尔·沙欣16日曾表示，所有放下武器并加入塔利班的军人和警察都将得到“赦免”，其生命和财产将得到保障。

他补充说，这些人将被列入特别名单并用作“储备力量”，并将根据需要征用。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同日在推特发文称，阿塔将逮捕在喀布尔制造混乱的人，任何人都不得闯入前政府官员的家中，官员的安全将受到重视。

保护民众私有财产

8月15日，阿塔发言人沙欣发布推文表示，塔利班对于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包括汽车、土地、房屋、商店）都不感兴趣，而是将保护国家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为首要责任。

他在当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称，塔利班不会对任何人报复，阿富汗人的财产安全受到保护，“我们是民众和国家的公仆”。

16日，沙欣再次发推强调，塔利班已经下令所有“圣战者”，未经允许不得进入任何人的房屋内。“只要在‘圣战者’的保护下，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都不会受到伤害。”

当天晚上，阿塔政治办公室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在推特发布了一则来自一名阿塔军事官员的音频。该官员告诉所有塔利班成员，不得进入任何人的房屋内。

女性可以读书和工作

当地时间8月17日，阿塔政治办公室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在推特发布了一则视频，并写道：“塔利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正在向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女性）发表讲话，让每个人都能正常工作。”

视频中，几名带着头巾（hijab）的女性医务工作者与塔利班成员举行谈话。（观察者网注：hijab，穆斯林女性佩戴的一种遮住头发脖子、露出面部的头巾，颜色和样式不一。）

此前，阿塔方面多次就外界关心的女性权益问题发言。

前不久，一段据称是塔利班士兵强迫一名12岁少女嫁给一名士兵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对于这一指控，阿塔发言人沙欣15日连发多推进行反驳，称这是“毫无依据的恶毒政治宣传”。

“最近，喀布尔政府发动了毫无根据和恶毒的宣传，有时声称我们强迫人们把女儿嫁给‘圣战者’；有时说‘圣战者’杀害囚犯和俘虏……”沙欣写道，这些全都没有依据。

沙欣之后接受BBC采访时称，塔利班寻求建立一个所有阿富汗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包容型政府，“女性权利将得到尊重”。他说：“我们将尊重女性权利……我们的政策是，女性将有机会接受教育、工作，以及佩戴头巾（hijab）。”

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成员伊马拉·萨马甘尼17日发布声明表示，尽管新政府结构还未确定，但仍呼吁女性和其他各方加入政府。

他说：“塔利班不希望女性成为受害者。根据教法，她们应该进入政府机构。”

联合国关切阿富汗人道局势

当地时间16日凌晨，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最高政治领袖巴拉达尔发表视频讲话。在视频中，巴拉达尔表示：“我们取得了意料之外的胜利……我们应该在真主面前表现出谦卑。”

“考验的时刻刚刚开始。”他紧接着告诫塔利班，如何有效治理国家、解决阿富汗人民面临的问题、满足他们的愿望才是真正的考验。

巴拉达尔发表视频讲话，图自央视新闻

据美联社15日报道，阿塔一名官员表示，塔利班将很快在位于喀布尔的总统府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是塔利班掌权时期的国名，其曾在1996年攻占喀布尔后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该政权之后于2001年倒台。

阿塔发言人沙欣16日表示，未来阿富汗新政府将包括非塔利班的阿富汗人，现在说哪些官员将加入新政府还为时过早。

尽管塔利班新政陆续公布，外界仍对严峻的阿富汗局势和该国妇女、儿童的权益表示担忧。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公布数据显示，在自 5 月份以来被迫逃离的近 25 万阿富汗人中，妇女和儿童约占 80%。

8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阿富汗问题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并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为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支持。

古特雷斯呼吁各国接收并停止遣返阿富汗难民，恳请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让阿富汗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特别是阿富汗妇女及儿童得到保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视频截图

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呼吁尊重妇女权利，保护所有平民。她说，各方应确保阿富汗永远也不会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基地。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当天同样在会议上阐述中方关于阿富汗局势的立场。

耿爽说，当前阿富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中方始终主张政治解决是阿富汗问题的唯一出路，阿富汗绝不能再度成为恐怖分子天堂。

他还说，当前阿富汗人道局势十分严峻，人道援助和疫情防控均面临巨大压力。国际社会应加大向阿富汗和接收了大量阿流离失所者的阿富汗邻国提供人道援助，帮助缓解地区人道危机。

“太快了，都来不及准备。”

这几天，全球对阿富汗局势变化最大的感慨，恐怕就是这句话了。

塔利班一夜入城，喀布尔目前局势如何？在阿华人安全是否有保障？阿富汗当地人又是如何看待美军的这次仓皇撤退，对塔利班新政府有没有期待？

观察者网特别连线在阿富汗从事外贸生意的余勇先生，请他介绍当地情况。

【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整理/ 王越、张依】

喀布尔最明显的变化是不堵车了

观察者网：您在阿富汗多久了？常驻喀布尔吗？

余勇：我是2017年1月开始来阿富汗的，每次过来有时候呆三两个星期，有时候呆一两个月。这次是2019年5月到这里，到现在为止呆了两年零三个月，本来打算春节回去，后来疫情就开始了，回国也不顺畅，这次就一直也没回国，除了逢年过节去过几次迪拜，其他时候都常驻喀布尔。其他地方像坎大哈、赫拉特、甘孜尼、贾拉拉巴德都会去，但基本上是去一些大城市。

我现在主要做一些贸易，就是把中国的医疗物资、玩具这些东西卖到阿富汗，然后把阿富汗的一些生鲜像松子什么的卖到国内。我们会经常和当地人打交道，像经商的、政府官员、平民百姓，都有打交道。

观察者网：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外界的评价很多都在感叹塔利班推进的速度，毕竟美国的预测是90天，没想到10天都不到。您之前在喀布尔，听到的风声是怎样的？气氛紧张吗？

余勇：8月15日之前，塔利班陆续在一些地方作战，刚开始那两三天，尤其古尔邦节之前还有点焦灼。之后基本上是摧枯拉朽，很多城市都是不战而胜了，速度非常的快。特别是从上周下半周开始，新闻报道有时候就像数城市的名字一样，十二点一个、一点一个、一点半一个，几乎都是不抵抗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军事的胜利，而是一个政治的胜利，军事上基本就没打。

气氛上来说，确实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毕竟在政府军的统治下时间长了，大家知道加尼政府是怎么回事。塔利班进来之后，刚开始大家不了解，也都不太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有一些不确定性。现在塔利班也宣布了一些政策，大家也都比较欢迎。但是因为毕竟刚两天，到底执行得怎么样，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疑问的，也都在观察。

观察者网：塔利班目前都公布了哪些政策？

余勇：比如说从8月16日开始，政府、外国公司雇员都可以正常上班、正常外出；商店也可以正常营业；妇女也可以上街。还公布了电话，如果被打扰了就可以打电话，他们会马上过来处理，基本上都是一些安民的措施。

观察者网：塔利班进城后，有没有外界传言的抢劫和暴乱的情况？

余勇：说实话并没有看到。喀布尔不是第一个占领的城市，塔利班先占领了别的城市，最后占领了喀布尔。现在除了机场之外，基本上都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

别的城市占领之后也是类似的政策，执行的还可以，相对稳定。有的城市可能有个别的小偷趁火打劫打劫，塔利班抓着之后，也是把脸抹黑了游行。所以我觉得现在即便有些人蠢蠢欲动，可能也不会在这两天以身试法。

观察者网：喀布尔整个城区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勇：15号塔利班进城，最明显的感觉是不堵车了，毕竟平时有好多人上下班，第一天大家也都在观察，所以上街的人少。但商店、门口小卖部、超市都开着，大市场我倒是没去，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小商店里东西也都挺全的，来的人也是稀稀拉拉的，也没有一下子拥进好多人买了就跑，价格也没什么变化，跟平时一样。比如当地人每天必吃的馕，之前是10阿尼，现在还是10阿尼。

经过一个短暂的混乱和不确定之后，大家的生活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但因为毕竟政府部长这些都得换，我现在递交什么文件，也不会有人来处理，所以真的去政府办事还是去不了，也没有意义。大家都在观察，等新政府成立了，各个国家政府是不是承认？有没有什么政策？这些都尘埃落定了，正常的商务活动才能重新开始，现在只是说生活上没有什么问题。

观察者网：有没有出现外界担忧的报复行为？包括针对平民的或者一些外国人员？

余勇：之前见到过这样的报道，但是很少。现在塔利班的政策是只要你放下武器就既往不咎，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我个人觉得，毕竟美国人在这儿待了20年，给美国公司服务过的人太多了，而且要么是精英阶层，要么就是有技术的，这些人都报复掉了国家也就完了。所以我觉得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应该会有一个民族和解的过程，塔利班现在感觉也是有心好好去建设一个新政权。

观察者网：看到有一张图是有人在喀布尔街头粉刷掩盖有违伊斯兰教的宣传画，但是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身份。您有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塔利班曾经在宗教信仰方面比较极端，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善？

余勇：因为喀布尔街头很多墙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画，主要是加尼政府画的宣传画。你说有些画被涂掉，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是我觉得被涂掉也是有可能的。总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宣传画，被涂掉也很正常。

宗教方面，现在看肯定是有改善的，原来可能塔利班在执行一些教义上是比较严格的，比如妇女上街要求必须得有男性陪同，还必须把整个脸都遮严，而且女孩也不能接受教育。现在塔利班说妇女可以接受教育，上街也没问题。昨天我也看到有几个女性上街了，有年轻女孩，也有妇女，就是包了下头，脸都没有挡着，也没有男性跟着。街上一直有塔利班在巡逻，他们也没有管。我觉得至少现在这种执行状况来说，应该是比以前有改善的，宽松很多。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7日，阿富汗喀布尔，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举行首次记者会，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们在院子里种满了菜，生活物资有保障

观察者网：您现在安全状况如何？

余勇：阿富汗乱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平时也都有一些安保应急的准备，所以说安全状况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小卖部也开着，我觉得生活物资上应该也是有保障的，我们甚至都没有储备物资，就囤了几桶水。我们住的地方也有院子，中国人院子是不能闲着，我们在里面种了些黄瓜、辣椒、西红柿，基本生活物资是有保障的。

观察者网：早在5月份，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就发出了安全提醒，很多在阿华人也在之前陆续离开了，您当时没有离开的考虑是什么？

余勇：因为我们跟商务伙伴都是有合同的，我们很多物资还都在从中国往这边运的路上。如果当时离开了，一是违反合同联合国那边会罚款；二是货运到喀布尔，我们都跑了，谁来接货？所以当时就没走。

观察者网：战乱对货物运输有没有影响？可能会推迟或者进不来？

余勇：有影响，肯定是要推迟的。平时我们从中国发海运，一个集装箱过来大概是35天左右，现在得60天，还不一定到，时间拖了一倍。当然还有疫情的原因，现在整体国际上货运都不是太通畅。

因为我们做的是外贸，是跟联合国一些国际组织签约，到时把货物交给他们，他们给我们付款。现在这些组织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们的工作也都处于暂停状态。

观察者网：目前中国驻阿大使馆还在正常运行，有没有对在当地的华人提供什么安全帮助？

余勇：我们和使馆之间建了一个微信群，现在群里还有十几个中国人，分别住在三四个地方，相对比较集中。群里有使馆工作人员，他们说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就可以联系中国大使馆。据我所知，现在可能也没有人联系使馆需要帮助，都处于一个自我保护的状态。

本来在阿富汗华人就不多，疫情的时候走了一波，基本上都没回来，去年年底又走了一波，也基本上没回来。7月初已经有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回去了，又走了200多人。央企、国企应该已经走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主要是我们这种民营企业，因为订单合同等各种原因没走。8月15号之前还有个别人离开阿富汗去第三国，现在回国很困难，需要转机。

观察者网：这几天喀布尔国际机场撤离的一条视频传的很广，甚至出现了美军开抢、有人从飞机上掉落的事情，您身边有人在机场离开吗？他们目前是什么情况？

余勇：我身边确实有朋友离开，都是阿富汗的有钱人。他们听到消息就赶紧往机场跑，8月15号当天到机场，可能现在还在机场里。能在这一天走的大部分都是有钱人或者有签证的，其他人往机场跑也没有意义，连海关都过不了，更别说上飞机了。当天确实是有一波人紧急往机场撤，不管有票没票，机场也确实挺乱的。当时好像塔利班还没有去构筑防线，美国人也没有去维持秩序。

后来美国公布消息，可以接纳给政府工作过的或者给相关公司工作过的阿富汗人。没有签证也可以来，只要你从机场能走。这时候就有大批的人开始往机场跑，但这时已经有美国人维持秩序了，塔利班也在维持秩序了。很多人穿越封锁线就往里冲了，有点像当年柏林墙那种场面。机场那边开枪了，听说还死了几个人。

当时进去就进去了，没进去我觉得现在想冲进去也不可能。现在商业飞机没有了，都是军用的运输机。昨天晚上我们听飞机声音就没停，一架一架地飞，还是紧急地往出运输。我觉得在机场要是没签证，他们应该也能走得了。

观察者网：据您所知，您身边的人离开阿富汗都会去哪里呢？

余勇：之前没有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是去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联酋的迪拜，毕竟都是伊斯兰国家，有很多共同的理念，所以去的比较多。

对很多阿富汗人来说，撤军更像是一次突发事件

观察者网：阿政府执政20年，当地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差距有多大？

余勇：首先有钱人和普通人生活差距很大。可以这么说，阿富汗大部分有钱人比中国的有钱人有钱，穷人也比中国的穷人更穷，居无定所。两极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因为这里也不计划生育，一家有个八九个孩子都很正常。生了孩子，阿富汗人倒是对教育很重视，家里再苦都得供你上学，大部分是这样。但是年轻人上学之后很多没有工作，就在家呆着。大部分家里的状况确实也就是解决个温饱，有的甚至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有工作的人，比方说在政府部门的中产阶级，他们就相对富裕一点。所谓富裕，工资也就是一个月从四五百美金到六七千美金这种阶层。

再往上就是有钱人了，就没法说多有钱了。但是因为伊斯兰的教义规定逢年过节有钱人一定要拿出自己资产的2.5%救济，买成牛、羊、食物发给穷人，很多人还是在严格执行。还有一些村长或者当地酋长，他们很有钱，可能这个村一到星期五或者某个日子，一定要吃一次流水席，免费请大家吃饭。会有一些这种调剂，所以说底层人觉得自己有多苦？未必见得。

至于说这20年生活是好了还是坏了，只能说有的人越过越好，他就感觉好；有的人越过越差，他就感觉坏。

实际上这20年可以分成两个时代。美国人刚来的卡尔扎伊时代，那时候大家确实明显感觉生活好很多，随便一个本地工程师刚进入公司就能拿5000美金。到了加尼时代，工程师工资起薪只有300美金，差距还是很大的。

从这个角度看，加尼时代确实生活更苦一些，卡尔扎伊时代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很多当地人不这么比。阿富汗人不会说苏联人在时怎么样，美国人在时怎么样，或者塔利班在时怎么样，他们往往会回忆50年代的国王时期是什么样，有多么好，喀布尔甚至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他们会回忆那些东西，往往不回忆战争，可能之后的日子都是战乱，他们觉得都差不多吧。国王时期确实非常好，无论是世界还是阿富汗自己本身都挺好的。后来不管是谁执政，只要打仗，那就一定不如和平时期了。

观察者网：阿富汗人会怀念或者坚持自己民族的东西吗？还是说接受“帝国坟场”的宿命？

余勇：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普什图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土库曼族，有20多个民族。这些民族很难捏到一起，有很多不认同感，甚至阿富汗人自己都说这个国家最好是分裂成几个国家。阿富汗各地的军阀，其实就是某个民族代言人。他们以自己这个民族利益为中心，国家利益第二。再加上有些国外势力支持他们，所以对于未来的新政府来说，将来要统一整合起来，有效消除民族矛盾，是一个很重的任务。

观察者网：美军驻阿富汗20年，通过您近年的观察以及和当地人的接触交流，他们对驻阿美军是什么态度？

余勇：有的人在美国人那里能挣到钱，就挺喜欢的。有的人就不太喜欢，因为美国人肯定有很多行为不好。有人恨美军，也有人爱美军，这个很正常。

他们其实是从各个角度出发来评判美军，有人从宗教角度考虑，你就是个异教徒；有人从经济角度考虑，觉得你拿钱来了；还有人从军事角度，觉得美国人在这里更稳定安全，也有人觉得美国人在这里带来的反而是不稳定不安全。大家确实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立场，看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判断都不一样。

所以不管美国人怎么做，都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这是一定的。而且将来不管是谁来执政，在这个国家做多少好事也有人不喜欢你，做多少坏事也有人爱你，这个是没法避免的。因为他们确实考虑问题角度太多，也很难达成普遍共识，看法比较分散。

2009年8月6日，在阿富汗坎大哈东南约100公里的斯平布尔达克郊区，一个孩子看着第五突击旅的军用车辆驶过他的村庄。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有些讽刺的是，美国撤走了自己的军队、外交人员，甚至使馆里的狗，但是却留下了曾经为驻阿美军服务的人员，这些人很担心会遭到塔利班的报复。您身边的朋友是如何评价美军的撤离和“抛弃”行为的？

余勇：美国人说撤离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在特朗普时期就说他们要撤离，特朗普还没当美国总统时就主张撤离，但是他当了美国总统后却还增兵了。所以大家其实是不信美军会撤离的，直到5月1日那天美国人真的开始撤离时，大家才发现：哦，美国人真的要走了。以前你说美国人会撤，很多人都会嗤之以鼻，认为这不可能，是没有的事儿。所以其实对很多阿富汗人来说，这就是一个突发事件。

另外拜登刚上台，美国马上就撤了，我觉得美国这任政府对整个撤军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规划。美国人连自己怎么撤可能都还没规划好，更不要说那些跟美国人干过活的人了。撤退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不是一两天就能安排好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真正的撤离过程中才发现这个问题，有的人被安排了，有些人正在被安排，有些人还没有安排到。再加上这次塔利班进来得非常快，那些正在被安排的人完全是措手不及。而且即使对于很多已经准备好国外护照，随时可以走的人来说，都没有想到8月15日的态势会那么快，所以机场才能那么乱。要是大家知道8月15号会这样的话，可能有些人早就走了。

这不是军事胜利，而是政治胜利

观察者网：现在很多文章都在分析塔利班获胜原因，比如民心所向，政府军缺乏领导、依靠外援、腐败问题，从您的观察来看，您认为为什么政府军如此不堪一击？塔利班获胜的原因是什么？

余勇：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胜利，不是个军事胜利。如果真要打的话，政府军有好几十万，塔利班不到10万人，这个完全是不对等的，更不要说装备问题。喀布尔驻扎着几十万政府军，而外头围城的塔利班，可能至多2万至3万人，但是一天的功夫，一枪没开就把首都拿下了，我觉得这跟战斗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一个政治胜利。

实际上双方是完全没打，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不堪一击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击。政府军基本上就没开枪，甚至很多有抵抗的地方都不是由政府军抵抗的，而是老百姓拿着枪。从战斗力来说，我们只能说政府军的战斗力深不可测，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个档次上，因为他根本就没打。

而且政府军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发饷了，他们本身的工资也不高，大概每月在200-300多美金。可能长期不发饷，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确实也没什么士气。但是军人好歹还是得听指挥，如果长官让打，多多少少也得比划一下，但他们完全连比划都没有，可能长官连命令都没下。

所以我看很多媒体也在讨论政府军如何不堪一击，我觉得这场胜利跟军事没有太大关系。这个军事相当于没发生过，讨论政府军的战斗力价值不大。重要的是塔利班这次完全是个政治胜利，他们到了哪个地方，跟省长谈完了之后，对方差不多就交枪了。还有一些外国势力在各方面的影响，也让政府迅速的投降，所以政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观察者网：塔利班坚持20年，自身组织也在变化，逐渐执行比较温和的政治决策。您了解到塔利班的决策转变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塔利班占领的地方，执行的如何？

余勇：要说经济的话，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和塔利班控制的地方都不是太好，整个阿富汗经济都不好，大环境如此，他也不可能说搞得很红红火火。再加上政府军控制城市多一些，塔利班控制的是农村，比经济的话，农村也比不了城市，所以只能说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另外本身阿富汗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生存空间也有限，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要说治安的话，塔利班控制区会更好一些，什么小偷小摸、打砸抢基本没有，他们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其他的都差不多，没什么感觉。

对于塔利班在农村的组织管理模式，我知道他们有基层组织在村里头驻扎着，再深入的我还真不知道，比如他们怎么训练，训练什么，怎么管理的。我们这些商人去了，只关心怎么能把货物运出来，然后在过程中能少交点税，不被人打劫了，对于基层组织是怎么运作的还真不了解。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7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民外出上街，塔利班士兵在街头巡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塔利班“赢在民心”，您身边人对塔利班主要持什么态度？塔利班是如何“获得民心”的？

余勇：我觉得还是分几个阶层，比如那些特别有钱的，已经拿了外国国籍的，或者说现在正在往外跑的，你说赢得了他们的民心，谁说了也不会信吧？这些都要跑的人，显然不在赢得民心之列。拿了外国国籍的这些人已经都不是阿富汗人了，他也无所谓阿富汗的事。

还有就是一些老百姓，比方说在政府工作的或者说做着小买卖的中产阶级，他们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还是要生活，只要能够继续在政府工作，或者继续做自己的生意，能让他们安居乐业，他们无所谓谁来当老板。底下的民众如果生活能更好，他们就更高兴；反之，如果生活变差了，肯定就有不满，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说塔利班赢没赢得民心，还是要看后面的执政。这不好一概而论，而且变化太快了，几天的功夫这个国家就变天了，但大家的思想在几天内很难有太大改变。但是我觉得，从塔利班一开始到现在，他们政治上应该是更成熟了。

观察者网：塔利班已经表示将很快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公布了一些新政，还表示将实行“赦免”。对塔利班新政府，阿富汗当地人或者在阿的外国人持什么态度？有什么期待吗？

余勇：其实要把阿富汗管理好，确实需要很大的智慧。这个国家现在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它要发展经济，肯定需要争取国际上更多的援助。那么无论是欧美的、中国的、还是俄罗斯的等等，这些国家的援助他都需要，不然很难支撑发展。

我们在这边经商，肯定是希望这个国家欣欣向荣、各方面好起来，大家都可以吃的更好、住的更好。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是希望不管谁执政，都可以把这个国家搞好，这是我们的期许。

观察者网：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会继续留在阿富汗做外贸吗？

余勇：短期来说，现在国际航班也不通，回国比较折腾还要隔离，还不如暂时就先呆在这里等待时局更加明朗。

塔利班新政府还在一个成立的阶段，等它成立了，各个国家还要表态。所以说，现在它还是一张白纸，我们就看这几天它会有什么变化。如果形势好的话，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展很多工作。

阿富汗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而且本身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有金矿、铜矿、铁矿、锡矿、铅矿，还有一些农产品，比方说紫草、松子，好多东西都是中国需要的，把它运回去就行。而且这边的工业基本上是零，重工业就不用说了，新工业都基本上是零，97%的商品都要从中国进口，有大量的商机，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我的观察，我最悲观的估计是到12月份、差不多今年春节前的时候，这些事情应该会尘埃落定，到时候再根据局势做进一步打算。

阿富汗战争打不下去了，美国必须撤军。这是十年前就清楚的事情，美国磨磨唧唧到现在才撤军，还是没有避免被只有AK47加毛驴的塔利班扫地出门的羞辱。美国会反思吗？会的。美国有反思的习惯。当然有避免再犯同样错误的用意，但也是党争的必然。要攻讦政治对手，总是要说出个子丑寅卯的。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两党的屁股都不干净，但还涉及到很多超越党派、属于“美国信念”的东西，能反思到什么程度就值得观察了。

1、为什么要到阿富汗去打仗？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代，美国已经插手了，但911是入侵阿富汗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点上，估计美国人不会否定，战争的起始是自卫反击。但战争很快就变味了，变成越南战争那样，战争的目的模糊了。

美国的入侵很顺利，塔利班很快垮台，本拉登逃进山区。美国不能住手，因为还没有击毙本拉登，也没有消灭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再次攻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问题在什么时候这个可能性才算消失，这成为战争无限延续的关键转折。

本拉登是基地组织的创始人，也是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精神领袖，要根除基地组织，必须抓住或者击毙本拉登；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所以要根除基地组织，必须根除塔利班；要根除塔利班，必须建立民主、世俗、现代的阿富汗；这也是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涉足重要，制约伊朗，剑指中俄，为美国的战略版图补上关键的一环。这样，战争从自卫反击转向打造新帝国，美国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也一步一步踏进了mission creep的陷阱。

在击毙本拉登的时候，基地组织已经式微，但这也是塔利班卷土重来的时候。这时美国已经卷入太深，但伤害尚且不大，是见好就收的最好时机，但这正是最难的。见好的时候既可以是起飞式发展的转折点，也可以是悬崖边上的最后一步，什么样的预测取决于“知己知彼”，这正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美国具有发达的情报和分析系统，对于战术性的态势发展能精确预测，但战略性的态势预测不仅取决于数据，还取决于判断，这才是美国经常被自己误导的地方。

在越南战争后，主持入侵的肯尼迪时代参联会主席麦克斯韦·泰勒上将在反思越南战争时说到：“首先，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打又一场朝鲜战争，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其次，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南越盟军……我们对北越的了解更少。胡志明是谁？没人知道。所以，知道我们弄清楚敌我友，我们最好不要涉足这样的脏活。太危险了。”在奥巴马时代担任阿富汗事务顾问的道格拉斯·卢特中将则说：“我们对阿富汗从根本上缺乏理解，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阿富汗做什么。”相隔50年，反思竟然如此相似，充满讽刺。

美国人的优越感、使命感和美国价值的普世感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美国战略误判的根源，要反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不反思，阿富汗战争这样的错误还会再犯。

另一方面，如果阿富汗战争的目的是消灭基地阻止和抓捕/击毙本拉登，2011年击毙本拉登后，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和作战的合法性就有疑问了，但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2、民主值得保卫吗？

如果街上抓一个美国人问，阿富汗战争值得吗？十之八九会说不值得。但要问民主值得保卫吗？十之八九会说值得。要是再问阿富汗政府为什么不值得美国保卫？估计多半就眨巴眼睛了。在美国大兵的虎视眈眈之下，阿富汗政府可是正宗的美国定义的民选民主政府。

如果说塔利班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美国就是民主教极端主义。民主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但民主是什么？民主政府是什么？这些从来就没有清楚的答案，就像在基督教极端主义的中世纪欧洲，谁也说不清楚“信上帝”是什么含义。多少邪恶都是“以上帝的名义”（in God’s name）、“替天行道”（doing God’s work），如今的美国也是一样。

但这个问题比美国为什么要到阿富汗去打仗更有现实意义，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立陶宛等，只是谁都不知道多少年后美国人会把台湾、立陶宛也划拉到阿富汗那样“不值得保卫的民主”行列去。

另外，“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也和“基督徒不打基督徒”一样不靠谱，十字军劫掠君士坦丁堡就不说了，欧洲的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更多的战争都是基督徒打基督徒，只是“我的上帝比你的大，你是假基督徒”。俄罗斯、伊朗都是民选政府，只是被欧美打入“假选举”，尽管他们不比阿富汗或者其他美国空降的民主更假。

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是否可算“民主国家打民主国家”，也是一笔糊涂账。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始祖英国的政治制度在这几百年里没有改变过。

既然民主可以打民主，民主还值得保卫吗？如何保卫？

3、美国输在哪里？

如前所述，美国擅长反思，但总是纠结于战术层面，幻想战术改进能避免下一个反思。在越南战争时代，美国人自认为在军事上打赢了每一场战斗，但在政治上输掉了（美国和越南的）人心。 “媒体作梗”、“不支持我们的士兵”是另外两个主要影响。

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媒体从一开始的狂热支持，到后来的含蓄支持，总体上没有扯过后腿。在任何时候，美军官兵（包括退伍军人）都受到了朝野的坚决支持。但战争还是失去了人性，在战斗上也越打越窝囊，从占领全境逐步退缩到喀布尔的“绿区”。连塔利班受到境外大国支持这样的理由都没法找，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境外大国支持。巴基斯坦不管是不是支持塔利班，孱弱的国力也根本不可能与美国相比，支持与不支持差别不大。

8月16日，由美国国会设立的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组（SIGAR）发表140页报告，提出7大失败原因：

1）    缺乏政策和战略上的定力和连贯性，引发一系列质疑和缺乏信心

2）    急于求成，低估重建所需要的时间，在需要一个20年计划的地方，用的是20个一年计划

3）    忽视可持续发展，只完成项目，不问实效，熊瞎子掰玉米，吃一路丢一路

4）    缺乏本地人才

5）    无法提供广泛的安全感

6）    不了解阿富汗的历史、文化、背景，空降西方做法，不能及时调整政策

7）    缺乏审评和监督，不能及时纠错

必须说，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但也都没有触及根本，还是悬浮在技术和战术层面。再来一次阿富汗战争，20年后还会是同样的审评。事实上，这已是SIGAR从2008年成立以来发布的第11份报告，负责人约翰·索普科（John Sopko）在过去10年里曾作证过50多次，充耳不闻不是因为没有听见，或者装聋作哑，而是触及美国的三观，没法改。

4、盟国主义在哪里？

美国打进阿富汗的时候，是得到盟国支持的。北约被拉近阿富汗有几分勉强，但也不能说抵触。但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时候，是受到所有盟国反对的，尤其是出兵还死了人的盟国，如英国、加拿大。但盟国也是自私的，一方面不愿意自己的牺牲都成为无谓的，另一方面自己早早撤军了，英军早就撤出赫尔曼德，加拿大也早就撤出了坎大哈。

盟国主义对美国和盟国的意义是个问题。谁都希望盟国在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谁都希望自己的决策少受盟国左右，只有在自己和盟国利益高度重合的时候，盟国才真正成为盟国。但美国和欧洲盟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利益不重合的地方太多。比如说，塔利班重回阿富汗后，欧洲可能面临更大的难民问题，但美国的问题相对较小。这是欧洲反对美国撤军的很大的理由。

但在阿富汗局势危急直到喀布尔易手的前几天，拜登连在留过学、出过力、有“特殊关系”的英国都没有磋商过，而约翰逊似乎也“打不上电话”，很使得人们对拜登的“美国回来了”感到疑惑。但对美国人来说，一切又再自然不过：你们自己早早溜号，现在要我怎么办？

5、美国到底有多盲目？

阿富汗局势的闪电式崩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可能连塔利班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说明了美国和整个西方对阿富汗真实局势的盲目。阿富汗实际上已经在唱空城计有一段时间了，在很大程度上，塔利班不是打进各大城市和喀布尔的，而是走进去的。

都说阿富汗30万政府军只有1万多特种部队是可靠的。1万多特种部队在近30万草包部队的支持下，“都是猪也得抓一阵子”了，但还是几天就江山易色，只可能是空城计的锅。

美国预计到塔利班会卷土重来，但没想到那么快，欧洲也是，以至于紧急撤侨都需要紧急增派快反部队到机场维持秩序。这还是在喀布尔塔利班按兵不动的情况下。

美国对迫在眉睫的紧急态势能如此盲目，盟国也同样盲目，不能不使得人们对美国和盟国掌控世界大势能力的怀疑。如果美国和盟国能如此盲目，与比塔利班凶险的中国硬碰的时候会是什么解决？

“对中国更加重视”不解决这个疑问。美国在阿富汗经营了20年，在最后一刻依然有几千驻军。即使不管阿富汗其他地方的死活，对于塔利班可能迅速席卷美军周边这样的死生大事不可能不重视。

美国抛弃阿富汗使得台湾格外忧心。当前台湾是美中大竞争中的重要棋子，但台湾也曾经是这个棋子，被抛弃了，谁说不可能再次被抛弃？上一次被抛弃的时候，解放军还远没有完成现代化，下一次可能与美军齐肩了，甚至超过。那时台湾怎么办？与美国的20个一年计划不同，统一祖国是中国的一个永久性计划，直到台湾解放。

喀布尔时刻后，美国必然陷入反思。越南战争后的反思没有能避免越南战争2.0，这就是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后的反思能避免越南战争3.0吗？可能不能。如果避免了，一定是因为美国国力衰竭了，打不动越南战争3.0了。

（观察者网讯）当地时间8月19日，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在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纪念日之际，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塔利班官方推特截图

与狼共舞：谈中国与塔利班的合作

随着塔利班闪电式的卷土重来，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与塔利班合作、如何合作就成为很现实的问题。

塔利班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90年代执政期间，曾经干下很多人神共愤的事情，这也是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的时候，靠少量特种部队、空中力量，就在北方联盟的支持下，轻易打跑了塔利班。现在，塔利班回来了。塔利班还是同一个塔利班吗？

塔利班意为学生。塔利班的主体是苏军侵阿时代难民营伊斯兰学校的学生，恪守伊斯兰律法，成为反抗政府腐败和社会秩序崩坏的有力力量。但塔利班的严刑苛政在笃信伊斯兰的阿富汗民间都遭到强烈反对，与其说塔利班是被美军和北方联盟打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的。在塔利班被推翻的时候，塔利班的阿富汗已经成了空城计，一推就倒。

20年后，角色反转，美国扶持的喀布尔政府重蹈腐败的覆辙，成为空城计，在塔利班的凌厉攻势下，一推就倒。重新进城的塔利班不仅是伊斯兰律法的学生，在战火和挫折中也成为人间琐事的学生。说到底，要在人间建立神国，还是要赢得人心才行。塔利班是因为赢得人心而重新进城的，也需要人心才能重新坐稳喀布尔。

一进城，塔利班就明确宣布大赦，所有前政府工作人员、前军警都欢迎留下来，参加重建阿富汗；妇女有学习和工作的权力；所有阿富汗人和外国人都受到保护；不容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做损害任何国家的事情。这与90年代的塔利班完全不同了。

另一方面，塔利班也宣布，决不实行民主，阿富汗将重回按照伊斯兰律法的统治。这则是回到人们熟知的塔利班了。

那塔利班是变了，还是没变？应该说，塔利班变了，又没变。可以说，新塔利班实行的是坚持塔利班领导的改革开放，鼓励和谐共存与和平发展，但不容许以颠覆塔利班统治和伊斯兰律法为目的的政治反对力量。这是鸟笼里的自由，鸟笼多大则是由塔利班规定的。阿富汗街头公开挑战塔利班权威的反对派示威遭到开枪镇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中国与新塔利班能合作吗？

华春莹借俄罗斯等国政要和国际媒体之口，肯定当前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各方面的表现，认为塔利班目前的做法是良好的、积极的、务实的。尽管阿富汗局势还没有彻底明朗，但认为塔利班不会重演过去的历史，如今的塔利班比上次执政时期更加清醒和理性。这是清晰的中国愿意与塔利班合作的信号。

中国也需要与塔利班合作。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关系到瓦罕走廊的安全，也关系到巴基斯坦和一带一路。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使得重回和平与发展道路的阿富汗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伙伴。但新塔利班想与中国合作吗？

塔利班的政治领导人巴拉达尔一个月前访问中国，与王毅会谈，对中国做出的承诺基本上都在进城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显示了塔利班愿意与中国合作。巴拉达尔与奥马尔共同创建了塔利班，是塔利班里的二号人物，负责塔利班的实际运作。

塔利班更是需要与中国合作。

巴拉达尔在同期访问了伊朗、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利班是逊尼派的，伊朗是什叶派的。虽说塔利班决心打造更加包容的伊斯兰政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太久太深，也没有成功合作的先例。

塔利班是在抗苏时代难民营的伊斯兰学校里诞生的，俄罗斯与塔利班之间存在天生的尴尬。合作是可能的，但障碍也是巨大的。

塔利班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千丝万缕，合作是自然的。问题是，巴基斯坦自身发展不好，并无能力帮助塔利班。所谓塔利班是在巴基斯坦支持下才壮大的说法是西方视角，对“逆势生长”的反对势力总是要找一个大国背景的“爹”，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是因为苏联的支持，越南打败美国是因为中苏的支持，塔利班的再次进城自然也需要一个“爹”，那就非巴基斯坦莫属了。事实是，巴基斯坦是打开盒子的潘多拉，但塔利班的壮大不是因为巴基斯坦的支持，巴基斯坦也没有这个国力支持，毕竟塔利班对抗的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巴基斯坦有实力间接对抗美国，那就不是巴基斯坦了。同理，阿富汗的重建负担也不是巴基斯坦背得动的。

另外，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复杂关系也是巴基斯坦的心病。巴基斯坦塔利班在西部的部族地区活跃，与南方的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一起，挑战伊斯兰堡的统治。巴基斯坦既需要拉住阿富汗塔利班，断绝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后路；又要小心不至于肉包子打狗。在这个问题上，巴基斯坦面对的是与中国一样的难题。但中国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中国有阻止塔利班支持疆独的问题，瓦罕走廊也只有短短一段接壤，中亚和克什米尔方向已经得到相对有效的管控。

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强大得多的实力，只有中国才能真正有效地帮助塔利班控制阿富汗。

塔利班依然没有控制北方。潘杰希尔山区的北方联盟今不如昔，但得到投奔的阿富汗政府军的加盟后，依然是可能对塔利班造成威胁的。塔利班只有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和民情，重启和平与发展，才能避免再次被打出喀布尔的命运，这一点塔利班是清楚的。

塔利班也面临立刻到来的西方制裁。IMF的资金已经停止发放，德国也宣布立刻停止援助，阿富汗中央银行的几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被美国冻结。阿富汗像伊朗一样被排挤出美元结算体系也是很可能的事情，继续维持开锅是近在眼前的挑战。

只有中国能填补这个空缺，并帮助阿富汗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不会撒钱援助，而是帮助阿富汗人民生产自救。中国的扶贫经验和体系是现成的，中国在阿富汗投资的大矿更是现成的桥梁。

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项目长期以来推进困难，但障碍与其说来自塔利班，不如说来自美国控制下的阿富汗前政府。如果塔利班要作乱，戒备森严的绿区尚且漏洞百出，远在天边的矿区更是塔利班可以轻易攻击的目标，但是塔利班并没有。现在更没有理由。

阿富汗更需要建设的人才，不管是20年前结下的梁子，还是20年里欧美化教育的结果，阿富汗人中，教育程度较高、专业能力较强的群体可能对塔利班并不友好。除了前政府工作人员、前军警，专业人员可能是现在最基于离开阿富汗的，也是最有希望在欧美立下脚跟的。

塔利班已经邀请他们留下，共同建设新阿富汗，但能吸引多少人留下就不好说了。强留的话，人在心不在也是没用的，寻机出逃只是时间问题。塔利班现在并没有阻止阿富汗人离开，可能正是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放异议群体走，反正留不住，自己培养心态上更加友好的群体，这是对塔利班更好的选择。在这方面，中国不仅可以提供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帮助短期运作，还可以帮助培养阿富汗的土生人才，日后接管自己国家的运作。

中国外交的最大特点就是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内政，不要求对方改变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中国在缅甸做到了，在朝鲜做到了，在阿富汗也做到了。当然，尊重是双向的。中国对塔利班的最大要求也是一样。现在看来，塔利班有意做到。但塔利班是否真的做到，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要是塔利班旧病复发呢？中国与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早已经在部署安全合作，塔利班再次犯浑的话，这才是美国大兵从来做不到的铜墙铁壁。

另一方面，别忘了TG也有过整风扩大化、土改扩大化、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今日成熟的中国是在昔日错误的路上走过来的。对待塔利班，也应该给一个机会，同时对塔利班拒不悔改有所准备。

狼是凶狠的，但狼也不是只有凶狠的一面。中国需要学会与狼共舞。

ISIS-K在喀布尔机场制造爆炸和枪击事件，已有170人以上丧生，其中包括13名美军人员，另有大量人员受伤。这对美国是巨大的头痛。美国既不能抽调兵力追缴，陷在阿富汗更深；又不甘咽下这口恶气。但对塔利班来说，喀布尔机场的爆炸凸显了打击ISIS的必要，这倒是挑战与机会并存。

塔利班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ISIS（ISIS-K是ISIS呼罗珊分部的意思，“主管”伊朗、阿富汗和部份中亚）也是，但两者还是不同的。塔利班是民族主义的，只效忠于阿富汗，暂且称为伊斯兰民族主义；ISIS则不受国界和民族限制，以“伊斯兰输出”为首要使命，暂且称为伊斯兰国际主义。这不是简单的教义差别，而是根本的路线斗争，是合法性之争。两者是互不相容的死敌。

喀布尔机场的爆炸声一响，美军和塔利班竟然不可思议地合作上了，尽管目前的合作还有限，还限于心照不宣的程度。塔利班武装人员也有至少28人在爆炸中丧生。按照美军安葬共同战斗中牺牲的盟军战友的传统，这28人在理论上还能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呢。当然，这最多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

喀布尔机场爆炸后，美国这一头倒既不是塔利班的挑战，也不是机会。美军还是要在8月31日完成撤退，美军撤出后，美国和塔利班之间还是很难在短期里有任何有意义的接触，毕竟仇杀的时间太长了。与世界上很多热点不同，这一次欧洲也帮不上忙。欧洲也在塔利班那里说不上话。美欧大概率会推动各种制裁，这个弯子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内是转不过来的。流亡欧美的阿富汗人及其支持者也会形成利益集团，推动敌对，就像古巴、越南流亡者所作的一样。

唯一能说上话的其实只有中国。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的处境比欧美好点，但都由于宗教、民族、历史的原因而有很大障碍。比如说，伊朗裔的哈扎拉人与塔利班不对付，乌兹别克、塔吉克影响很大的北方部落也与塔利班不对付，巴基斯坦有巴塔和俾路支问题，俄罗斯则受到侵阿历史的拖累，塔利班本身就是从苏军侵阿期间难民营里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开始的。

塔利班夺权后，有三大当务之急：

1、    避免内战

2、    稳定民生

3、    争取外援

美军撤出后，阿富汗可能陷入三边内战：塔利班vs北方联盟vsISIS-K。

塔利班势力最大，地盘最大，但缺乏执政经验，经济濒临崩溃，民心惶恐，马上就要体会“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了。

北方部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决心与塔利班死磕。在90年代塔利班统治期间，潘杰希尔山谷就是塔利班唯一始终拿不下来的地方。现在北方部落得到溃逃的政府军的加盟，但今日的北方联盟实力也远远不及当年了。北方联盟有可能得到中亚国家的暗中支持，甚至俄罗斯的间接支持，以确保塔利班不至于忘乎所以。美欧只要有渠道，也可能继续援助北方。北方联盟很难有当年杀出潘杰希尔山谷而席卷整个阿富汗的机会，但与塔利班还是能互怼一段时间的。

ISIS-K本来势力就不大，被美国人打掉七七八八，但残余力量还是足以在喀布尔机场这样的软目标下手，狠狠给美国人放了一把血。ISIS-K的“正规”武装力量很小，不可能和塔利班硬抗。ISIS-K也太极端，北方联盟难以与之合作，所以塔利班与ISIS-K之间应该是单挑，ISIS-K以游击为主，塔利班反游击。

反游击打的不是军事，是政治，是民意。ISIS-K的活动区域与塔利班相仿，基本盘的重合度很大，就要看两家的民意基础了，这就牵涉到民生和外援的问题。

塔利班上一次被轻易打出喀布尔，逃到山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民生搞得惨不忍睹，这一次要站住脚，不会再那样罔顾民生了。但塔利班不懂经济，缺乏技术，美军从喀布尔机场撤出后，自己管不了机场，已经在要请土耳其派人来帮忙了。其他方面，大到宏观经济，小到技术设备，都玩不转，需要帮忙的地方太多了。

长期发展是一个问题，短期救急是另一个问题。阿富汗的人均收入比人均GDP还高，是因为在美国占领期间，阿富汗政府开支的3/4来自外国援助，另一个说法是欧美对阿富汗的援助与阿富汗的国民总收入（GNP）相当。这里面有很多都浪费了，或者用于反塔利班的战争，但阿富汗经济高度依赖外援是肯定的。

阿富汗是内陆国家，交通不便，但通过中巴公路转转往白沙瓦公路进入阿富汗，也就是一拐弯的事情。中国制造能把阿富汗的民生需求包干了，一点压力都没有。很多在20年美军占领期内被阿富汗人熟悉的品牌可能根本就是中国造的，这下是无缝对接了。这不是无偿援助，阿富汗能用矿产和农产品偿还，国家恢复和平后，在中国技术的帮助下，阿富汗恢复经济是做得到的。

阿富汗能想象到的人才中国都有，派点专家顾问组也没有压力，权当扶贫了。美欧实行金融制裁也不怕，用人民币就是了，一点压力都没有。甚至具体到学校，美国占领期间，阿富汗教育最大的成绩就是培养出大批讲英语的翻译和大批用英语写作的女记者，似乎这就能改变阿富汗了。其实阿富汗需要的是大批农业技术员、汽修技工、水电网操作工等，这些都是中国老师可以帮忙培训的。

中共解放全国后，很快上马一五，得到大量苏联和东欧专家的帮助，对从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起到关键作用。塔利班现在也需要这样的转型，只有中国有可能提供这样的帮助，从人才到物资到金融。中国是塔利班最大的机会。

对中国来说，花点钱不是问题，把阿富汗纳入一带一路更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但塔利班必须管束住疆独，绝不能让疆独利用阿富汗到中国作乱。塔利班也需要管束住巴塔利用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西部的部族地区作乱和危害一带一路项目。

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曾经是疆独的大后方，塔利班至少是纵容疆独以阿富汗为基地、作乱新疆的。疆独对塔利班来说，就和基地组织一样，只是又一个以阿富汗为基地但在外国作乱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天下伊斯兰战士是一家”。疆独与塔利班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不符合，但也谈不上不冲突，因为疆独并不争夺塔利班领导权。他们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塔利班是一致的，但要说有多亲也未必。输出伊斯兰极端主义是ISIS的头号目标，但不是塔利班的。然而，要是疆独危害塔利班得到中国帮助而巩固统治，这就危害塔利班的利益了。

疆独和ISIS之间的粘性更大，这是与ISIS的伊斯兰国际主义理念直接相关的。从打击ISIS入手，打击碍事的疆独，抑制巴塔在阿富汗的活动，对塔利班来说，这是解锁与中国合作的关键，也容易躲过欧美政治压力，连欧美也不能反对打击ISIS。这也容易得到阿富汗国内的支持，ISIS太极端了。

从教义政治、民族情节来说，对塔利班也没有放不下的包袱。纵容疆独属于“伊斯兰输出”，这不是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塔利班的重点，放弃了也就放弃了。疆独在种族上与北方部落中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族更加接近，而塔利班是南方的普什图族。

被塔利班打出来的疆独有可能与北方部落合流。同时，塔利班对ISIS-K的打击可能导致巴塔与ISIS的合流，后者与北方联盟-疆独遥相呼应。这是中国必须严加提放的动向。

中国没有浪费时间，已经通过上合组织加强与中亚国家和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就是在防止疆独借道北方部落、ISIS借道巴塔危害中国及地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中国也对与塔利班的合作若即若离，一方面积极鼓励塔利班走向温和，另一方面不开空头支票。有说法中国现在实行“建设性干预”，一方面在外交、经贸层面积极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坚决拒绝介入别国国内政治，美国式的动辄制裁甚至军事干预根本免谈。

在塔利班方面，塔利班2.0还是依据伊斯兰律法来治理国家，但对伊斯兰律法的解读是由塔利班能决定的。现在看来，伊斯兰律法没变，但塔利班2.0对伊斯兰律法的解读与塔利班1.0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承诺妇女的学习和工作权力，不容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对外国攻击（所以不再“天下伊斯兰战士是一家”），温和包容的新型政府架构，这些都是值得鼓励的新解读。

但重要的是看塔利班2.0是如何做的，而不只是如何说的，更要看塔利班2.0是否除了教义外，具有应有的纪律性、组织力和执行力。中国在看一步走一步，塔利班也在走一步看一步，希望在地区安全和民生经济方面，双方相向而行。

帮助阿富汗恢复稳定，重建民生，这是有利于中国利益的。阿富汗有3800万人口，生育率居高不下。过去十多年里，世界各国已经有220万阿富汗难民流散。自8月中塔利班“进城”以来，喀布尔机场的空运已经撤出10万阿富汗难民。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21年底前可达50万，当然不再是通过空运。避免难民潮冲击巴基斯坦、伊朗、中亚、乃至中国新疆，这才是当前的大难题。

8月2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

布林肯表示，在美从阿撤军撤侨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美认为安理会应对外发出明确、统一的声音，表明国际社会期待塔利班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撤离，确保阿人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确保阿领土不能成为恐怖袭击策源地，不能成为恐怖主义避风港。

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引导。美国尤其需同国际社会一道向阿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道援助，帮助阿新政权架构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遏制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尽快走上和平重建道路。事实再次证明，阿富汗战争并未实现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的目标。美北约仓促撤军很可能给各类踞阿恐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可乘之机。美方应在尊重阿主权独立前提下，拿出实际行动，助阿制恐止暴，而不应搞双重标准或选择性打恐。

王毅说，美方对阿当前乱局的成因是清楚的。安理会如果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盾，有助于阿局势平稳过渡而不是重陷动乱。布林肯表示理解并尊重中方在涉阿问题上的关切。

关于中美关系，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中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如果美方也希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方应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

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政治溯源是美前政府留下的政治包袱，美方越早卸下这个包袱，越有助于走出目前困境。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停止向世卫组织施压，停止干扰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和全球溯源科学合作。

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

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了。阿富汗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不管人们对塔利班怎么看，塔利班已经事实控制阿富汗了，正在组建新政府。塔利班是天使吗？塔利班是恶魔吗？可能都不是，真相在两者之间。以塔利班1.0的历史表现来全盘否定塔利班2.0，或者以塔利班2.0的口头承诺来全盘认可，都是不妥的。

现在是听其言观其行的时候，也需要长期观察塔利班的承诺是否权宜之计，但现在也是引导塔利班走上正确道路的时候。对于塔利班来说，正确道路就是建立包容、温和的政治架构，避免政治复仇，保护妇女的学习和工作权力，保护所有族群和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塔利班确实在这些方面都承诺了，接下来不仅是塔利班怎么做的问题，也是外界帮助塔利班怎么做的问题。孤立塔利班、迫使塔利班走向敌对不好。这也是中国独特的机会。

塔利班看到了中国的独特重要性。8月30日，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在《南华早报》的“亚洲这星期”节目上说到：“我们准备好了与中国就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地区和平与帮助阿富汗重建方面交换意见”（We are ready to exchange views with China on how to forge ahead in terms of boosting our mutual relations, establishing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its assistanc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沙欣还说到：“我们伟大的邻国中国能在阿富汗重建和阿富汗人民的经济发展和富裕中提供建设性和正面的作用。（我们）期待中国发挥作用”（China, our great neighbouring country, can have a constructive and positive ro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and also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It is expected [that] China [will] play its role）。

沙欣重申塔利班不容许恐怖势力利用阿富汗作为攻击外国的基地，塔利班“已经对所有人发出明确信息，没有任何人能利用阿富汗领土危害邻国和其他国家“（given a clear message to all that no one can use the soil of Afghanistan against neighbouring and other countries）。

同样据《南华早报》8月30日的另一报导，喀布尔还有少量留下没走的中国商人。塔利班在喀布尔一进城，就直接找到中国商人，向他们发放营业许可证。塔利班还承诺保护，要中国人有事找他们。中国人也说到，塔利班进城后，没有发生抢劫。市面上有食品紧缺问题，有商家上铺板的，但没有抢劫问题。就喀布尔的中国人的观察而言，到目前位置，塔利班说到的都做到了。

塔利班的地区指挥官还拜访了喀布尔的中国-阿拉伯经贸促进委员会（一个口气很大但看来是地方商会的组织）的办公室，表示愿意提供任何需要的帮助，承诺维持秩序。塔利班指挥官特地提到，他们不像前政府军警，他们不收保护费，也不蹭吃蹭喝。这些在美军占领期间都是常规。

西方报导指责塔利班搜捕前军警高管，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受害人不经审判就枪决。这些可能也是真的。这可能是塔利班纪律松弛、高层决策贯彻不到下层人员，也可能是特例。

现在只能说，塔利班进城后，大体做到了不扰民。这是塔利班建立包容、温和统治的第一步。

西方对于在阿富汗的惨败恼羞成怒，有意严厉制裁， IMF已经停止发放援助了。但西方也忌惮中国放水，使得西方前功尽弃。时代不同了，即使美国把阿富汗排除在美元支付体系之外，人民币元素就足够使得阿富汗度过难关。货物禁运更是白搭，连西方的大量基本物资都是中国制造，只要中国不禁运，西方如何禁运？

阿富汗是农业国，但阿富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危害全世界。塔利班曾依靠严刑酷法禁止鸦片，只获得有限的成功，因为阿富汗农民缺乏离开鸦片的生路。塔利班完全可以在严刑酷法禁绝鸦片的同时，引用中国的扶贫经验，改鸦片为经济作物种植，这样才有希望根除鸦片种植，帮助阿富汗的农业走上正常发展的道理。塔利班的包容和温和未必包括制毒贩毒、偷盗奸淫，在这些方面，严刑酷法反而是有用的。

阿富汗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矿物资源。据报道，阿富汗有世界最大的未开发铜、媒、铁、天然气、钴、水银、金、锂和钍资源，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在美军占领期间，中国投资阿富汗铜矿，十几年只投不产，其中不小的原因是美国和亲美的阿富汗当局作梗，制造困难。这又是塔利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连矿场和沿路治安都包干下来了。

在水利、路桥、电网、医院等方面，中国的援助空间更是大得很。塔利班或许严苛，但并不腐败。塔利班一旦认真搞建设，或许速度是惊人的。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1年上半年，中国和阿富汗之间的贸易达到3亿美元，同比增加44%；投资则达到4.3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已经确定美军撤离但塔利班还没有发动进攻的时候的数据。

在短期内，中国还可以提供人道援助，尤其是食品、药品和日用必需品，帮助阿富汗度过眼前的短缺。

但中国并没有急于在外交上承认塔利班。中国需要与地区国家协调才好外交承认，尤其是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中亚国家，否则容易引起分歧和被动。

对于塔利班来说，中国的正式外交承认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实质性承认。在这方面，中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大使馆没有撤离喀布尔，塔利班一进城，就首先会见了中国大使。中国特使也在与塔利班积极接触，当然还有此前的王毅在天津会见巴拉达尔。

中国对塔利班避免国际孤立很重要。如果安理会通过制裁塔利班的决议，中国会遵循的，就像在朝鲜核问题上一样。但中国在国际上积极表态：当务之急不是孤立塔利班，而是各方与塔利班对话，引导塔利班走向共赢的方向。这对塔利班正是比外交承认更有用的实际行动。

即使美欧在安理会推动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中国也有很大概率会否决，因为塔利班并没有像朝鲜核武器那样对地区和世界安全的造成威胁。美欧也正是看到了中国的态度，不愿把中国推上塔利班与国际沟通的唯一桥梁地位，没有在制裁上多做文章。当然，尚未完成的紧急撤离时，也不便过于强硬，在撤离完成之前还需要塔利班的合作。

美军完成撤离后，美欧对阿富汗的影响大概率需要通过中国，但中国并不热衷于为美欧施加影响。王毅在与布林肯通话中，特意指出合作需要看美国的态度，需要看美国对中国的两张清单和三条红线的响应。美国很难对中国的两张清单和三条红线做出明确的正面响应，在当前政治气氛下，这是政治自杀、但在人道问题上，中国或许还是愿意合作的。布林肯在NBC访谈中提到，在8月31日期限之后，依然有约300美国人因为各种原因留在阿富汗，美国 “有一种办法“帮助他们离开阿富汗。布林肯没有具体说明，很有可能是在与王毅的通话中，赢得中国同意斡旋，促请塔利班对这些美国人放行。这是出于人道，中国不做用人质勒索的下作事。

除了在帮助美国人撤离方面，中国在反ISIS方面也在与美国进行心照不宣的合作，事实上这是中国、塔利班、美国的三方合作，因为打击ISIS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ISIS与美国不共戴天，ISIS也是塔利班的死敌，ISIS更是与疆独如胶似漆。美国反ISIS和美国反塔利班是一个路子，战术上不断获得成功，战略上敌人越打越多。在喀布尔机场爆炸后，美国的反ISIS无人机攻击最后的牺牲者是一家人。

但塔利班反ISIS不同。塔利班和ISIS在活动区域、运作方式上相似，不搞美国人不接地气的名堂，而是脚踏实地，拔草除根，在库纳尔和南贾尔哈把ISIS打得抱头鼠窜，看来还真是“恶人得有恶人治“。

塔利班重建阿富汗的挑战还在于平息动乱，收拢民心。阿富汗战乱了几十年，大小军阀遍地，民间武器众多，北方军阀的挑战尤其大。塔利班已经在收缴民间武器，从苏军入侵时代就遍地开花的武器作坊可能也要清除。更大的挑战在于清楚地方军阀。

新中国建立之初，也有匪患问题，更有遗留国军残部流窜。解放军的剿匪经验对塔利班也是有用的。剿匪的关键在于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只有赢得人心，才能剿灭匪患。赢得人心更是重建的关键，避免土改扩大化、镇反扩大化的错误也对塔利班是非常有益的经验。

简单地说，中国有很多值得塔利班学习的，中国经验是更接地气的经验。迅速使得阿富汗恢复和平与稳定符合中国利益，所以中国也乐意分享经验。这是双方的机会。

同时，中国的援助会是实实在在的，但又是循序渐进的。中国不大包大揽，中国更需要对塔利班2.0的性质、信用有更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在阿富汗重建中的作用是中国一带一路宏图的试金石。

阿富汗号称“帝国的坟场”，这是因为英国、苏联、美国都试图把自己的设计强加在阿富汗头上。中国不是帝国，中国也不想做帝国，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上的。中国未必认同塔利班的政治理念，塔利班也未必认同中国的政治理念，但国与国之间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而合作的。只要有利于两国人民，这样的合作就是健康的。

中国从一开始就坚持与塔利班对话，在美军占领期间也没有中断。中国也明确表示阿富汗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中国有与朝鲜、缅甸等在政治上并不志同道合的国家在互相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友好合作的历史，这正是塔利班选择中国的理由。中国的政治合作与西方不同。对于中国来说，政治有意识形态的政和国家运作的治两部分，中国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也反对其他国家搞意识形态输出，但中国乐见良政的交流，以及在良政引导下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这是塔利班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19世纪是Pax Britanica的时代，大英帝国用舰队打出了日不落帝国。20世纪是Pax Americana的时代，美国用美军为后盾的跨国公司打出了日不落帝国2.0。21世纪是Pax Sinica的时代吗？现在说是或者不是都太早，但中国不用大炮打出帝国，不用跨国公司巧取豪夺出一个帝国，而是在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互益发展中携手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世界。这或许是Pax Sinica的真谛。或者用中国人更加熟悉的老话说：这是王道所在。

美国完全撤出后，中国成为阿富汗的最主要域外势力，中国将重踩阿富汗这个帝国陷阱的说法也此伏彼起。中国始终与塔利班保持接触，也始终保持距离。即使在现在，中国也没有如塔利班期望的那样，立刻给予外交承认，立刻启动全面合作。塔利班2.0与塔利班1.0有显著不同，但中国还需要时间、尤其是塔利班的具体行动来确认。中国是睁大了眼睛、带上望远镜和放大镜来到阿富汗的。但这还不是中国不会重踩阿富汗陷阱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早就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

中国不是说说而已的，中国确实是这么做的。尤其在近20年，西方经常试图对中国施压，要中国出手干涉朝鲜和缅甸内政，中国坚决顶住了。中国更是在保卫主权和内政自主上，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是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这其实不是中国的发明，主权原则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代就确立了。但对于主权的尊重还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在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互相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水到渠成。在实力悬殊的国家之间，是否还能坚持互相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就不好说了。西方从来没有做到过，还正是只有中国做到了。

或许有人认定，这是出于中国抵制西方政治压力的需要，出于抵制西方压中国和平演变的需要，或许不是没有道理，但这是中国对外的。轮到中国在客观上有条件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促成对中国有利的改变时，中国依然坚持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这就不好用抵制西方压力来解释了。

这是因为中国从自己的经历认识到，各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不管是外来力量，还是内生力量，都不能无视历史，超越现状，不能以貌似正确但脱离地气的顶层设计强迫实现超前于现实的社会变革，而是必须尊重本国人民和经济社会现状的选择，才有可能使得任何社会变革获得成功。这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悟出的最大道理。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搭脉摸索现状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摸现状。这个道理不仅对中国适用，也对外国适用，因此是中国外交的基准原则。

从70年代到现在，除了塔利班主政的90年代，阿富汗一直是实行世俗化的。阿富汗妇女穿着时尚的超短裙在喀布尔街头的图片已经很出名了。任何社会都有领先潮流的人，问题是要有人跟上来，才成为主流。但是在阿富汗，世俗化最终没有成为主流。

苏军侵阿期间，圣战者以宗教为凝聚力，以抗苏为号召，最终把“不信安拉”的苏军赶出了阿富汗。战后，圣战者的腐败和胡作非为最终激起塔利班的反击，更加虔诚、笃守教规的塔利班上台，但最终也因为倒行逆施而被美国特种部队、空中力量伙同北方联盟联手打到托拉博拉山洞里去了。然后就是美军占领20年，再次推动世俗化。然而，塔利班以宗教为凝聚力，以抗美为号召，最终把“不信安拉”的美军也赶出了阿富汗。

塔利班的“复辟”很说明问题。几十年的世俗化，尤其是近二十年对塔利班的妖魔化，并没有使得阿富汗摆脱宗教的力量。在西方语境里，塔利班是靠胁迫才卷土重来的，这是说不通的。在塔利班刚从山洞里爬出来的时候，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控制各地和所有人口中心，打破塔利班的胁迫太容易了。但塔利班越打越壮大，美军和政府军反而越打越缩回大城市去了，美军最后索性一路缩回喀布尔的绿区，连省会和交通要道城市都放弃了。这只可能是一个结论：美军及政府军得不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而塔利班至少在反对美军占领这一点上得到人民的支持。美军空降的西方民主和生活方式不得到阿富汗人民的大多数的认同，这也是超越阿富汗的社会发展现状的。

但塔利班不是现代政治组织，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难以成为现代国家，这也是事实。问题是，这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外界必须尊重，并和平共处，中国身体力行。

但和平共处也是有条件的，互相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双向的。中国对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尊重主权和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塔利班也必须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尊重中国的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具体来说，就是隔断与疆独的关系，隔断与ISIS和巴塔的关系。

这对塔利班或许有一个心路历程。中国也有过革命输出的年代，但很早就放弃了这样错误的做法，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放弃革命输出开始的，。放弃宗教输出是塔利班要立身于世界的必由之路。塔利班已经承诺了，现在就看是否做到了。

但塔利班的组织性、纪律性是一个疑问，高层决定的政治路线，到基层是否能得到贯彻，这关系到塔利班作为整体是否能做到承诺。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江西时代未必铁板一块，但长征把不坚定分子都筛除出去了，陕北的老红军是一支具有坚强信念、严密组织和钢铁纪律的队伍，这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始。这不等于不犯错误，但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意味着令行禁止、一往无前、不忘初心、有错必究。

塔利班的组织性、纪律性外界所知不多，塔利班是否能在权力的诱惑下不流于腐败也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但塔利班1.0也不是因为腐败而被打进托拉博拉山洞的。塔利班从被击溃、重组到现在，也经历了20年残酷斗争的磨练，直到不久前，都不存在下山摘果子的合理期望。对塔利班的组织性、纪律性应该有合理的认识。

但说到底，这是阿富汗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中国与之合作的永远是全体阿富汗人民，而不只是某一政治组织或者力量。只有阿富汗人民才能决定阿富汗的道路和未来，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很简单：

1、    互利互益的经贸和文化往来

2、    互相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

塔利班隔断与疆独的关系，一切都好说，帮助阿富汗人民重建家园是中国乐意做的，也是中国擅长做的。中国与理念不同的邻国和平共处、在保持经贸联系的同时拒不干涉对方内政的政策是一贯的，是有先例可循的，如朝鲜和缅甸。这是塔利班热衷于邀请中国参加重建阿富汗的最主要原因，也是阿富汗不是中国的陷阱的原因。

911二十周年纪念日的两天前，拜登终于打通了电话，与习近平进行了90分钟的电话会谈。上一次还是在春节期间。据报道通话时间是两小时。节日电话少不了问候语，这一次就不会有那么多客套了。习近平请拜登转达对“艾达”飓风中受灾的美国人民的慰问，接下来估计就该直奔主题了。

但主题是什么？这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打成的？中美双方都语焉不详。

先看新华社通稿的官方用语。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0日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这是美国主动发起的对话，白宫方面也确认了。“坦诚、深入、广泛”是指免了客套话，“战略性沟通和交流”则是各自表述、没有共识。这不意外，干货在于：拜登指出“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重点在于避免冲突。

在拜登的三管齐下对华政策里，有对抗（confrontation）、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llaboration），但在白宫发言里，用的是冲突（conflict）。原话是“the two leaders discuss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both nations to ensure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这与新华社通稿里“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是一致的。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用语中，冲突（conflict）一般是军事冲突的保留词，贸易战什么的都不能用冲突这样的说法。

在美国的恶意冲撞下，美中之间合作的单子越来越短，对抗的单子越来越长，竞争的单子越来越滑向对抗，但冲突的单子倒是很短，而且只有可能的冲突，没有现实的冲突。美国没有准备好打仗。中国也没有准备好打仗。不管强硬势力如何叫嚣，谁都不想打仗，尤其是在中美之间。但美国不断制造“不惜打仗”的压力，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迎战。

中美之间只有两个地方可能打起来，一个是台海，一个是南海。两者有关联，但又不一样。南海可能引爆冲突，但不大可能升级为大战。台海则不同，反而是在“只冒烟、不见火”和大爆炸之间两极震荡，很少灰色区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海分裂现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台湾纳入外国反华势力范围、成为反华基地更是中国决不接受的。解放军再走向全球，台湾永远是第一重点。解放军的实力也做到了“最后一根导线”，只要台独跨过红线，在第一时间就能以雷霆万钧之势粉碎台独，统一祖国。这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但结局是迅速而且确定的。

美国是否军事介入不改变中国的决心，只改变中国的战术和部署。但对美国就影响大了。美国是否愿意为台独破釜沉舟，这是只有美国人才能决定的事情，中国网友就不必去帮美国人“决定”了。中国能做的，就是进一步强化粉碎台独的能力，进一步完善战争准备。只有确保在任何情况下战而胜之，才可能赢得和平统一。近年来，解放军大量的作战飞机大量进出台海。进行实战训练。2020年月380架次，2021年前九个月已经超过420架次了。这是切实的、可见的作战准备，而不是什么威嚇姿态。在中越自卫反击战前，解放军也是在前沿的战争准备动作频频的。这一点，台湾看得见，美国也看得见。

在南海，美国海军战舰频频以“航行自由”为名，冲撞中国岛礁的12海里线。新闻报导说的多为中国抗议，不提的则是中国海军的各种“围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急于与中国谈，一部分原因就是要中国“节制”，避免意外事故。这当然是虚伪的，美国军舰不到中国门口来蹭门框，就不会有意外事故。

美国想多擦枪，但不想走火。在特朗普时代，美国不断摆出“我就是擦枪，而且不怕走火”的架势。不管是真不怕，还是说说而已的不怕，当中国也回敬以“我也不怕走火”的架势的时候，美国犹豫了，要“管控意外冲突”了。挺好，中国不怕冲突，但也不想冲突。

拜登电话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恢复美中之间工作层面的对华和谈判。避免冲突当然是一部分，降低经贸对抗是另一部分。美商给美国政府很大的压力，国会和媒体是另一方面的压力。问题是，美国的经贸实在太需要中国帮忙了。

在不久前彭博社对中国美国商会125家美国公司的调查中发现，38%认为尽快举行美中峰会至关重要，47%认为取消贸易战中的双边新增关税最重要，54%认为恢复政府间对话最重要，62%认为恢复商务签证和旅行最重要。图中没有揭示的是，80%认为双边的新增关税有害于他们的生意，以前的调查中，至少40%认为新增关税对他们的生意没有影响。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商界和民间-媒体的分裂很有意思。民意是美国政策的政治基础，经贸是美国政策的经济基础。这两个基础一致的时候，一切都好办；对立的话，美国政策就要错乱了。现在正是在这样的错乱中。

拜登的如意算盘是拖，一方面延续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以博取民意，出问题可以直接甩锅给特朗普，另一方面伺机调整以换取经贸上的好处，为自己捞取政治稻草。但实在等不下去了。在气候问题上，拜登本来以为能稳赚不赔，中国会合作，但中国明确表示：中国有自己的气候政策和时间表，在美中对抗的大气氛下，任何气候合作都只能是偶然的、不经意的。中国将不理睬美国的计划和压力。美国最怕而且感觉到中国已经在做的是，中国有可能把气候上的做法延伸到经贸上。中国鼓励经贸，但与美国的任何同步都是偶然的、不经意的。这是美国不能承受的，美国需要中国在美债、人民币币值、进出口等方面合作。

中国的不合作或者消极合作不只是有近期的底气，更有长期的底气。世界最大投行之一瑞银发表报告，预期到2030年，中国可达美国现在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超过17万亿美元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10年里，中国家庭消费（不包括政府开支）的增长就可达6万亿。中国将在未来10年里为全球消费增长贡献27%，于2030年达到全球消费的17%，2019年是12%。报告是基于女性消费和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推算的，房租、奢侈品、宠物、健康食品和旅行、住宿、休闲开支显著上升，人均消费开支显著上升，更多资金配置于投资，有利于资产管理和保险板块，财务上更精明的女性和“国潮”将有利于中国化妆品和运动服装。算下来，如果中国有6亿家庭，每个家庭年增长1000美元（6000多人民币）的消费，似乎并不是那么离谱的预期。

这对美国商界既是机会，更是挑战。挑战不仅来自于受到美中大环境毒化而下降的直接营销，更在于降低的市场份额。商界是不进则退的世界，哪怕自己的实际营销不变，竞争对手更加壮大就是对自己竞争地位的侵蚀，这关系到进一步的产品和市场开发的能力。

消费者是所有生产的最终市场。中国市场已经是世界第二，未来10年里新增的6万亿相当于现在的中国消费者市场增加一半，这是经济世界里的惊天大变化。这正是双循环的威力所在。即使这在美中欧里三边均分，也是一块大到砸死人的蛋糕，美国商界绝对无法坐视，不能接受只有“看吃”的局面。

这是拜登当选后第二次与习近平通话，上一次是在近7个月前的春节期间。那一次，电话后的白宫声明里，除了一开头的春节问候，紧接着就是严词厉句，强调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健康与生活方式，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然后把美方关注点一个一个数出来，包括胁迫性与不公平的经济行为、香港、新疆、台湾、区域，虽也提到要联手抗疫、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武器扩散等。最后表明对华接触将以务实、结果为导向，力求促进美国人民和盟友的利益。

在人们还在疑惑这是不是供“内部消费”的政治辞令的时候，美中之间的阿拉斯加会谈、天津会谈、两次气候特使会谈都是火花四溅。现在轮到中国出牌了，两份清单，三条底线，加上王毅对克里说的“不要旧账未了，又添新账”。而且中国用实际行动亮明态度，这不是供“内部消费”的政治辞令。

在第二次电话里，习近平引用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们对当前“疑无路”的局面已经很熟悉了，但对是不是“又一村”还是雾里看花。有意思的是，电话后，白宫照例再次发表声明，只有简短的五句话，承认美中双方在利益、价值观、观点上有分歧，并指美国一直在致力于负责任地管控与中国的竞争，两位元首今天的通话就是有关努力的一部分，讨论重点是对双边竞争的负责任管控，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

即使算上习近平和拜登一人一半的说话时间和算上翻译的时间，90分钟的对话里，拜登也不可能只有这五句话。公布的内容越少，说明对话的内容越敏感，越“过于先进，不便展示”。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新华社通稿与白宫声明的“一话两表”。新华社提到习近平在气候议题上的大段论述，白宫只字未提；新华社也提到拜登表示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白宫声明也没有提到。这肯定不是新华社自说自话的发挥，但也说明了双方对于通话的不同立场：中国的重点在于在划出禁区的同时扩大合作单子，美国的重点在于缩小对抗单子、管控竞争单子。双方都没有提到的是贸易战、香港、新疆，是否在这些领域休战甚至转入某种合作，只能看日后的发展了。

哪怕是电话，这样的最高层对话也不可能是提起电话就开侃的，而是事先都预先通报底线的。达不到底线的话，那是“线路不通、无人接”的。拜登上台后，就不断急于与中国在各个方面首先展开部长级对话，同时推动最高级对话。中国一直不接茬，美国不展示足够的诚意，中国可没有兴趣给美国施压的机会。事实上，美国高层已经在私下抱怨，中国一味要求美国让步才肯实质性对话。当然，从中国角度来看，美国也在一味要求中国让步。正是双方的这种互不让步导致了如今的僵局，而且连对话渠道也几乎堵塞。

如今，按照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说法，“美国总统拜登今天终于忍不住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电话了。”

但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吗？中国轻信美国说辞的时代过去了，三个公报后转身就出台《台湾关系法》而中国无可奈何的时代过去了。拜登付了话费后，得拿干货出来，才有又一村。该合作的地方合作，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该对抗的地方对抗，但避免冲突，这不仅是拜登的策略，也是中国的策略。

中国提出共同富裕，并在互联网经济、饭圈经济、手游经济、补课经济、名人偷逃税收等方面接连出重拳，在上海、深圳以后证交所的情况下，在北京开设第三个证交所。中国在下大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扶摇直上，人民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但无可否认的是，贫富差距也在拉大，上升通道受到威胁。

中国的成功秘诀在于政府的执行力和社会的上升通道。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如果说世界第二，那就没人敢说第一，但腐败是会侵蚀这种执行力的。已经雷厉风行十年的反腐没有搞成一阵风的运动，一直在路上，这是很令人欣慰的。名人收入更多，如果是从正常通道获取的合理收入，无可厚非；如果通过偷逃税收，那是侵蚀社会公正的毒瘤，必须割除。上升通道则是不同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正在产生世界上最大的富裕群体之一，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史所罕见，充分证明了上升通道的宽畅。另一方面，随着野蛮生长时代的过去，上升通道有变窄的趋势。需要的不是恢复野蛮生长，而是规范生长，公平生长，可持续生长，这正是眼下各种重拳的目的所在。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世界上属于现象级了，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是巨大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在野蛮生长中形成垄断、数据安全和社会责任问题，急需规范化发展。中国曾经很鼓励打造“航空母舰”级的超级经济实体，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有助于抵抗规模大、资金充裕、经验丰富的外国经济渗入的。但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垄断妨碍竞争，垄断还形成“大到不能倒”的经济实体，反过来劫持国民经济。比如说，如果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突然下线，可能中国很大一部分零售经济都要停摆，这是不可接受的。

饭圈经济难说是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但这不仅是畸形的，对实体经济形成不利挤占，还在形成社会问题，尤其是低龄化、高消费化、大规模组织化、非理性化的问题，成为社会歪风。现在的一刀切未必是好办法，或许可以把饭圈、app等作为盈利实体，征收一般的商业税之外，额外征收很重的限制消费税，就像征收奢侈税、烟酒税、博彩税一样。

手游不是中国独有的，但发展到中国这个程度可能是独有的。手游与饭圈一样，已经成为虚拟毒品，正在危害整整一代未成年人。除了征收限制消费税外，还要像烟酒的年龄限制一样，限制消费。现在的18岁以下人士每周限时3小时就是第一步。

补课则是另外的问题。中国人重视教育，这是好事。但补课文化不仅是学生和家庭负担的问题，更是教育私校化的问题，事关社会公正。确保下一代具有拉平的起跑线是社会公正的第一步，事关重大。拉平起跑线不是抑制英才，而是弱化甚至消除财富、家境、背景等外在因素对下一代成长的影响，也是促使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更均匀的分布，拉高平均水平，校长和教师轮岗是良好的起点。

外媒所谓打击补课是为了加强党对教育和课程的控制，这是对所有中国事务泛政治化的习惯性指责，根本不值一驳。补课的重头是数学和英语，与政治毫无关系。即使补课中有政治课，那也是为了各级考试中政治考卷得高分，绝对贴近大纲和时事要求，只可能强化党的宣传，根本不存在与党竞争思想教育的问题。

如果说打击补课经济直接事关上升通道规范化、公平化的问题，规范互联网经济、打击饭圈经济、制约手游经济则是对上升通道的间接贡献。

上升通道说到底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善，这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靠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是靠环境的友好。饭圈经济和手游经济已经成为虚拟毒品了，相关消费实际上形成对脆弱群体的隐性勒索，只是富了少数利益群体。

毒品、赌博、色情行业之所以有害，是在于对脆弱群体聚沙成塔的榨取，众多的涓涓细流最终汇集到毒枭、赌王、老鸨的腰包里，成为不义之财。但容易受害的弱势群体也通常是低收入群体，本来可以用于走通上升通道的财力被无谓浪费了。

世界上容许博彩的地方很有一些，但无不是靠吸引外来者发财的，面向本国人的博彩也必然受到抑制，没有能靠在本国人中的博彩而共同富裕的，毒品合法化、娼妓合法化也都是一样。

互联网经济与博彩不同，这里的问题除了垄断，还有泡沫发展，过度抽吸财力、人力资源，挤占实体经济。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如果投机倒把能最快获得最大利益而不至于犯法被抓住，肯定就一头扎进去了。资本的无序流动能带来最大的短期利益，但未必有助于长期健康发展。美国经济的一大堆问题都源于空心化，以及衍生的中产阶级萎缩。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老路，在互联网经济还没有“大到不能倒”的时候，就规划健康发展，避免野蛮生长和过度抽吸资源。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地方。

房地产经济也是一样。对房地产经济的畸形发展的打击不仅事关社会公正，也是避免资本畸形流动和畸形集中造成的抽吸效应。

光堵漏还不行，还需要开渠。新开设的北京证交所就是干这个的。中国已经淘到了第一桶金，中国也有众多有前途但缺乏资金的“小巨人”，无数科技转化为产品都卡在商品化这一关，而这正是资金能派用场的地方。不管美国还是欧洲、日本，很多关键技术并不掌握在大公司手里，大公司掌握的以总体层面的关键技术为多，大量“小巨人”则拥有关键的元器件技术和技术诀窍。“小巨人”还会成长为“大巨人”，如今大名鼎鼎的ASML在80-90年代也还是“小巨人”。中国需要大量的“小巨人”，“小巨人”也是高质量、可持续的中产阶级的温床，北交所就为“小巨人”催生器而建立的。

现在有三次分配的说法。一次分配是按劳分配（包括按技能、资本分配），二次分配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含义则不大清楚，有说法这是指慈善和捐款。慈善和捐款是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资本的合理导向可能才是三次分配的真正含义。

这一切最终是要导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靠劫富济穷得来的。通过合理的税收达到一定的财富均衡是必要的，但合理税收的目的不是为了抑富养穷。中国崛起的最大诀窍在于扶贫脱贫，而不是劫富济穷；在于产生更多的财富，使更多的人得益，使得人口的大多数成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均贫富。用数学上的概率分布曲线来说明，共同富裕不是削峰填谷，而是在提高正态分布（钟形曲线）的均值的同时，缩小方差（为钟形曲线瘦身），也就是说，富人和穷人都是少数，中产阶级不仅是多数，而且收入水平较高。

富人总是少数。如果穷人是大多数，不管富人的财富是否正当，即使把富人的财富都分光了，穷人只是不那么穷而已。靠分财是不能致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简单的均贫富，而是为了打破生产资料的不正当、不合理占有，通过生产资料的合理分配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提高生产力水平。简单的均贫富只能把国家锁定在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中国的大锅饭时代、古巴和其他例子已经够多了。

共同富裕的关键不是减少富人，而是减少穷人。只有大多数人都属于高质量就业、高收入的中产阶级，才是有意义、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干出来的，这不仅需要政策，也需要资金。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产生了第一桶金，现在要把这第一桶金用在关键的地方，继续高速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这也是提高就业质量、提高收入的关键。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催生的中产阶级是最可靠、最可持续的中产阶级。家族和个人赚到第一桶金后，还不能吃喝嫖赌、投机倒把，国家更是这样。

共同富裕也是干出来的，不是消费出来的。消费刺激生产，但最终还是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生产，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健康消费，才能够促进可持续的高质量就业。

社会主义与富人没有仇，社会主义的目的从来就是共同富裕，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受益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本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但什么事情都要一步一步来。在普遍贫穷的时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打破低水平平衡的唯一办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先富带动后富，这可以通过先富的主动进取和社会责任感，但更需要通过政策和体制，避免第一桶金的不合理流向绞杀真正影响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把第一桶金引向促进国家和民族长远健康发展的方向。从长远来说，这实际上也是有助于第一桶金变为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所以当前对资本管理的严格化、规范化并不是对资本的打击，而是避免资本的无序流动和短期行为。无规矩不成方圆，资本更是这样。

都说中国在摸着鹰酱过河。比照美国，美国崛起就是中产阶级崛起的历史，就是共同富裕的历史；美国的衰落也与中产阶级衰落和贫富悬殊相关。

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是大问题，但两级分化的问题不在于社会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有多高，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有多低，而在于高收入阶层占社会总财富和低收入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壮大的中产阶级正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

有意思的是，中国和美国都处在重大转型的关键点上。中国的大动作都是从内部开始的，中国深谙练好内功、自我调理的意义。美国则习惯于首先在国外寻找替罪羊，只有到薅不到羊毛的时候，才会自我改革，但常常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美英澳安全协议（建成AUKUS）在世界上激起强烈反响，奇怪的是，印度政府至今没有对此表示态度。莫迪这星期要赴美参加拜登召开的美日澳印四国首脑会议，有可能莫迪要听拜登的当面解释后，印度才会正式做出反应。

美国为对付中国操碎了心，四国同盟就是主要的盟国架构

但AUKUS表现的明白无误的亲疏可能使得美国指望冲在反华最前线的日本和印度有点不同的想法

印度自诩世界一极，也是有核国家，核潜艇“歼敌者”号已经服役，二号艇“寻智者”也刚海试完毕。但前海军参谋长阿龙·普拉卡什指出，印度多次请求美国提供核潜艇技术，但美国一再拒绝，指出美国从不出口核潜艇技术，即使对盟国。即使印度与美国签订核合作协议和4个基本框架协议，美国也不松口。

2008年的美印核合作协议涵盖民用核技术，条件是印度把民用核技术与军用核技术区分发展，所有民用核技术的发展置于国际原子能署的监管之下。协议确实不包括军用核技术。后来的几年里，美印签订和4个框架性协议，规定在军事技术方面深度合作，但依然不包括军用核技术。过去，印度有点失望，但考虑到美国对盟国“一视同仁”，也不能有太多的想法。现在美国“突然”对澳大利亚打开核方便之门，对印度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必须说，“歼敌者”是外形有点怪诞的核潜艇，太多的凹进去凸出来

但这是印度的核潜艇

核潜艇对印度特别重要。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半岛，一面是孟加拉湾，一面是阿拉伯海，前面则是浩瀚的印度洋。中国不把印度当作威胁，但印度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威胁。问题是，喜马拉雅山是天险，印度一侧仰望中国，还紧贴着印度最发达的德里-加尔各答一线；但中国一侧俯视印度，还是人烟稀少的西藏和南疆。即使不考虑中国在近20年里获得的军事技术优势，就军事地理而言，印度也处在不利地位。但在海上就不一样了。

印度洋是中国通往中东石油和欧洲市场的关键海上要道，但中国的出海口都面向东方和南方，远离印度洋。在第一岛链还是主攻战场的时候，中国海军是没有余力多考虑印度洋的。对于印度海军来说，除了美国海军，在印度洋里就差不多就是独大，直到澳大利亚海军冒出来。

澳大利亚对印度倒是没有多少威胁，但对于自认为是印度洋这一山上唯一的虎的印度，澳大利亚这第二只虎的出现总是有点别扭。更重要的是，美国在AUKUS里表现出来的明确无误的对澳大利亚的器重。

美日澳印四国联盟是特朗普时代搞起来的，拜登时代再次强调了重要性。这是美国对付中国最重要的盟国架构，但AUKUS把美日澳印一刀两半了。日9月17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通话中，还欢迎AUKUS，但9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通话后，辛格仅表示“印度正在研究AUKUS”。

印度不傻，四国同盟对印度也是“方便同盟”，与美国互相利用而已。印度坚持战略自主，只是对印度利益最大化而已。从独立以来，印度一直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过去与美苏平起平坐，现在与美中平起平坐。这样的战略定位要求印度海军成为“印度洋的海军”，核潜艇是刚需。

“查克拉I”号在80年代末还是挺先进的

“查克拉II”号也曾经使中国流口水

1988年，印度从苏联租界了670级（北约代号“查理I”级）核动力攻击潜艇，这艘艇号K-43的潜艇在印度命名为“查克拉”号。这是世界上第一型可以在潜航中发射反舰导弹的潜艇。租期从1988年到1992年，期间印度积累了最初的核潜艇运作经验。到期时，苏联已经解体了，潜艇归还俄罗斯，很快就被拆解了。

2011年，印度租借了第二艘俄罗斯核潜艇，这一次是971I级（北约代号“改进阿库拉I”级）K-152“涅尔帕”号，在印度依然称为“查克拉”号，有时也称“查克拉II”号，印度海军延续英美海军的传统，重要的舰名会重复使用。这是在1993年就上船台的“老资格”艇，因为苏联解体而搁置了很久，几乎报废，但在最后关头因为印度租约而完成。这也是最后一艘971系列。据说质量问题成堆，竟然中国还躺枪了，因为说是用了中国钢板。这是不可能的。潜艇钢板不可能进口，中国也不可能出口。

这艘倒霉的潜艇在2008年海试的时候消防系统发生事故，关舱并释放哈龙灭火剂，20人窒息而死，其中3人为海军人员，其他为船厂文职人员，另有21人受伤。这是“库尔斯克”号事故后俄罗斯潜艇的又一次大事故。在事故后的2012年，潜艇交付印度海军，租期到2022年结束。不过2019年，在印度海军手里又出事故，进港时撞破了声纳罩。

据报道，印度计划在2026年再次租借一艘俄罗斯核潜艇，型号不明。同时，印度海军在2004年开始建造第一艘自主核潜艇“歼敌者”号（INS Arihant），2009年下水，2014年开始海试，2016年2月海试完成，8月开始服役。二号艇“寻智者”（INS Arighat）2009年开始建造，2017年下水，当年开始海试，2021年3月完成海试，但估计2022年8月才能开始服役。

“歼敌者”和“寻智者”都是6000吨，但这不是攻击潜艇，而是弹道导弹潜艇，携带12枚K15短程弹道导弹，射程750公里，或者4枚K-4中程导弹，射程3500公里。三号艇和四号艇已经在计划中，进度不明，应该携带24枚K15或者8枚K-4或者8枚K-5（射程5000公里）。

这对印度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射程很尴尬，要打中国沿海目标，只有开到中国沿海才能管用。这还不算，印度还是需要反潜反舰为主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印度洋很大，常规潜艇在远洋总是力不从心，核潜艇就给力多了。除了训练核潜艇人员，发挥核潜艇的无限潜航时间作用也是印度不断租用俄罗斯核潜艇的重要原因。在卡吉尔冲突后，“查克拉”号（第二艘）就和法国技术的“蝎子”级一起出动，搜索疑似巴基斯坦潜艇，但好像最后无果而归。

印度自己的海洋防御压力较低，核潜艇也可以前出到中国南海和东海骚扰，为陆地战线减轻压力，更不用说威胁从亚丁湾和波斯湾到马六甲海霞、巽他海峡、龙母海峡的中国海运要道。

“蝎子”级是法国70年代成功的“阿戈斯塔”级的后继，说来有趣，那艘疑似的巴基斯坦潜艇就是“阿戈斯塔”级，印度是从法国组建组装了，计划总数6艘，已经建成5艘，还有1艘在建。这就引出一个有意思的可能性：既然美英可以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法国也可以向印度转移核潜艇技术，何况印度还是核国家。

“梭鱼”级是法国最新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比“袖珍核潜艇”“红宝石”级大一倍

对于法国来说，为澳大利亚“短鳍梭鱼”级的前期准备不至于白费，常规动力的“短鳍梭鱼”级与核动力的“梭鱼”级除了动力系统基本相同，法国可以把“梭鱼”级的产量（包括建成和组件）至少翻倍，也实质性地增强了在印太的影响力。

即使澳大利亚没有放法国潜艇的鸽子，澳大利亚是法国能做生意但不能影响的，这法国很清楚。印度尽管自主意识很强，印度军事技术水平总是落后于战略也行，而法国的相对于美俄中之外的独立地位对印度有吸引力，在冷战时代就引进过“云雀”直升机、幻影2000战斗机，现在则有“蝎子”潜艇和“阵风”战斗机，再加“梭鱼”核潜艇是很自然的选择。

印度已经装备“阵风”战斗机

“蝎子”级（在印度称为“卡尔瓦里”级）也已经成为印度海军的主力潜艇，采用“梭鱼”级水到渠成

这对印度也是有利的，加强在美英澳印四国同盟里的话语权。在美国当老大的圈子里，话语权需要重要性、实力和独立性并重。

当然，法国也要准备好比“阵风”引进生产更艰难、痛苦的谈判过程，但这或许是法国愿意付出的代价。在喀布尔和AUKUS之后，法国可能有意再次推动欧洲战略自主，但这不光是欧洲内部整合的问题，也需要一个外部的着力点。能把印度争取过来，或许既还老冤家英国一刀，也给美国上点眼药，想想就不困了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论持久战

（一九三八年五月）

*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问题的提起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1]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它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2]。”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3]。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4]。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5]。台儿庄胜利^[6]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7]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8]。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9]，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10]，太平天国^[11]，戊戌维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它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14]，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它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它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它倾向和其它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它缺点，我尚有其它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它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它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15]，他们的政府^[16]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17]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18]。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它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犬牙交错的战争

（五一）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它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它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为什么无间断？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20]，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五八）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能动性在战争中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六○）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和政治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1]。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2]，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23]，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战争的目的

（六八）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七一）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它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它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约国变成了绝对优势，德国则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德国失败，协约国获胜，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它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它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24]，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25]，楚汉成皋之战^[26]，韩信破赵之战^[27]，新汉昆阳之战^[28]，袁曹官渡之战^[29]，吴魏赤壁之战^[30]，吴蜀彝陵之战^[31]，秦晋淝水之战^[32]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33]，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35]，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36]。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它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它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37]，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38]，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九一）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它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39]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战，歼灭战

（九七）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而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40]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着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这五个——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一○六）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它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它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41]。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一○七）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拚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一○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42]，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结 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一二○）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注释

^[1] 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注〔1〕。

^[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5〕。

^[3] 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参加抗日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国论思想不但是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在某些中层社会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经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抗日战争中节节失败，而日军则长驱直进，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华北和华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

^[4] 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内的。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击日本。他们只看见国民党暂时抗日的一面，忘记了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错误的估计。

^[5] 这是蒋介石等人的意见。蒋介石国民党既已被迫抗战，他们就一心希望外国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今属山东省枣庄市）一带进行过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7] 徐州战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至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8] 这是当时《大公报》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评中提出的意见。他们从一种侥幸心理出发，希望用几个台儿庄一类的胜仗就能打败日本，免得在持久战中动员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阶级的安全。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普遍有这种侥幸心理。

^[9]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12] 戊戌维新也称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3]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4]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同时宣称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在“策划抗战”，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15] 这里主要是指美国。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国每年输入日本的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战争物资占一半以上。

^[16] 指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17] 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国首相。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对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侵略，实行妥协政策。

^[18] 毛泽东在这里所预言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中国方面可能的向上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实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不但没有向上变化，反而向下变化了。因为这样，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觉悟。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第三部分关于这一切事实的分析。

^[19] 这个比喻里所引用的神话故事，见明朝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第七回。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本是个猴子，他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

^[20] 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发表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文。

^[21] 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页）。

^[22] 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3] 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24] 见《孙子•谋攻》。

^[25] 城濮在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退却九十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的打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了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26]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1〕。

^[27] 公元前二○四年，汉将韩信率部与赵王歇大战于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赵军号称二十万，数倍于汉军。韩信背水为阵，率军奋战；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其腹背受敌，遂大破赵军。

^[28]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2〕。

^[2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3〕。

^[30]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4〕。

^[31]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5〕。

^[3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6〕。

^[33]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曾与英、普、奥、俄以及欧洲其它很多国家作战。在多次战争中，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都不如他的敌人，但都得到了胜利。

^[34] 公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坚出兵攻晋。他依仗优势兵力，非常轻视晋军。晋军打败了秦军的前锋，从水陆两路继续前进，隔淝水同秦军对峙。苻坚登寿阳城（今安徽省寿县）瞭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觉得是遇到了劲敌，开始有惧色。随后在淝水决战中，强大的秦军终于被晋军打败。

^[35] 蒋介石、汪精卫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进行十年的反人民战争，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统治。这就使得中国人民没有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这个历史错误是应该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负责的。

^[36] 宋襄公是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37] 见《宋史•岳飞传》。

^[38] 见《礼记•中庸》。

^[39]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山东省。多年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里，他就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国土，从济南一直逃到山东、河南的边境。

^[4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41]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42] 国民党政府扩军的一种办法，是派军警四处捉拿人民去当兵，捉来的兵用绳捆索绑，形同囚犯。略为有钱的人，就向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行贿，出钱买人代替。

戴琦在10月5日的CSIS讲话里没有明确说，但意思很明白：美国放弃第二阶段谈判了。这当然是相对于2020年1月15日在白宫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之所以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因为特朗普计划在第一阶段首先解决平衡贸易的问题，第二阶段再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政府补贴和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问题。

第一阶段协议里，规定了很具体的中国应该购买的美国工农业产品数额和金额，为期2年，所以在2021年12月底到期。协议一开始执行，就遇上疫情，中国进出口大跌。到了中国经济反弹的时候，美国的疫情来了，比中国更加猛烈，这时顾不上第一阶段协议了。进入2021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美国经济的反弹时断时续，但中国的购买额低于第一阶段协议的规定已成事实，一般估计将缺额30%以上。但美国的关税弹药已经打光了，关税对美国中小企业的伤害表面化了，通胀压力接踵而来，第一阶段协议里规定的容许单方面退出（意味着重加惩罚性关税）的条款已经失去意义，美国不傻。

第二阶段谈判本来应该专注于中国的政府补贴和工业政策问题。政府补贴从来就是伪命题。对于新兴产业草创时代的政策性补贴是各国的惯例，但美国指责的中国政府补贴是大范围的、长期的政府补贴，这也是特朗普施加的惩罚性关税的“理论基础”。中国不可能从穷国、弱国靠补贴出口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瘦弱的人是不可能靠给健壮的人输血而使得自己强健的，这是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

工业政策则是另一个问题。德国、日本都是靠工业政策发达起来的，美国没有过明确的工业政策时代，但二战时代的军工不算，空间竞赛时代可以算间接的工业政策。另外，由军工引导的航空、电子、计算机现在是美国先进制造业的中坚，也是间接工业政策的结果。但一般说来，美国不使用直接的工业政策引导产业，因为美国的科技和先进制造业本来就领先世界，鼓励在世界范围自由竞争是有利于先来者利用马太效应扩大得益的。

但领先也使得美国懈怠了，以前用霸权阻止别国发展屡屡得手，加上文化傲慢和自以为已经高不可攀，使得美国的科技发展和创新速度放慢，制造业外流更是切断了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升级之间的正反馈循环。

中国的直接工业政策路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戴琦在CSIS讲话里提醒美国注意中国经济的规模、工业政策、实现目标的速度，并说这使得美国必须重新思考自由竞争模式，拜登的“重建美国”里科技创新部份实际上就是在拷贝中国的工业政策。同时，美国也承认不可能通过压力迫使中国放弃工业政策路线。

这使得第二阶段协议已经没有意义了，美国放弃迫使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但意义或许不止这些。

当前的美中对抗是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战开始的。贸易战不能得手后，特朗普施展讹诈手段，不断加码，并不断扩大战线，最终在政治上全面对抗，甚至到了军事对抗的边缘。

现在，美国事实上承认失败了，承认美国无力压迫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开始着手撤销惩罚性关税了，尽管还是以关税豁免的名义。美国会承认无力压迫中国改变政治模式吗？那美国是如何定位与中国的长期关系的呢，是永久共存，还是最终消灭？

在冷战时代，围堵战略是基于长期共存、最终消灭，只是苏联的最终消灭不是通过美国的军事击败，而是通过围堵的政治经济文化压力，制造苏联的内部裂隙，最终自我崩溃。美国做到了。但围堵战略对中国不管用。

围堵首先要求美国和西方盟国的绝对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碾压性的生活水平差距。这已经做不到了。现在还有优势，但已经不是绝对优势，优势在迅速缩小。围堵还需要被围堵的人民自我怀疑，在精神上仰望西方，这也越来越难做到了。

围堵最根本的是建立意识形态优越感，不仅在“自己人”里，还要通过文化和经济优势迫使“他们”也接受。如果在西方，意识形态优越感尚未受到根本性的颠覆，但在“他们”那里，已经越来越不接受了。

那只能永久共存？那就不是围堵战略了，因为目标已经变了。但美国愿意放弃围堵吗？

波兰和欧盟起矛盾了。这实际上涉及欧盟的本质问题：欧盟到底是主权国家共同体，还是超主权的架构。

波兰现政府与欧盟在很多政治问题上不对付。波兰现政府是大选上来的，这一点欧盟没有非议。但波兰现政府的保守化倾向与欧盟主流（实际上是西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不符合，实质性禁止任何人工流产是一个冲突点，现在的冲突点更加本质。

波兰正在实施司法改革，政府任命大批亲政府的法官，遭到欧盟非议，也受到国内的反对，依据是欧盟相关司法体系的法律。波兰总理莫拉维奇为此要求波兰宪法法院作出释宪：波兰宪法与欧盟法律哪个具有更高权限。波兰宪法法院的释法是：波兰宪法具有最高权限。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限，这本来毫无非议。问题是，规定欧盟性质和运作的罗马条约里规定，各国自愿遵守欧盟法律，欧盟法律在整个欧盟里具有最高权限。同时，欧盟又是主权国家共同体。这里有天然但微妙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理论上对所有欧盟国家都存在，但欧盟法律大多是在“核心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推动下产生的，草创期的基本法律构架更是如此，所以与核心六国的宪法是不会矛盾的。新加入的国家大多弱势，对欧盟法律一致性的要求只有接受。但碰到波兰这么个楞的。

欧盟还在故作强硬，以冻结欧盟援助为要挟，强调欧盟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但波兰政府既然诉诸宪法法院了，估计也不会说投降就投降了。

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是主权国家的最重要标志。欧盟不能“公然践踏主权”，但又不能容忍内部法律的不调和。另一个问题是，成员国加入时，或许宪法与欧盟法律是相容的；但修宪是否要受到欧盟法律的限制，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修宪与欧盟法律冲突，是中止修宪吗？那就放弃国家主权了；如果继续修宪，那就是公然挑战欧盟法律的至高无上权，要么迫使欧盟放弃欧盟法律以适应本国修宪，要么迫使欧盟放弃欧盟法律的至高无上权，两者都是欧盟难以接受的。

波兰引出的是欧盟的宪政危机，这不是欧盟用压力能解决的，这是欧盟的体制性和合法性危机。

欧洲统一是千百年来的梦想，只是没有人能做到而已。在工业革命时代，欧洲领先世界，欧洲甚至就是世界，非但统一不了，还互相争霸。现在美国是超级大国，欧洲绑在一起才能压住美国，但世界的那一头又崛起了一个中国，看样子是比美国更加厉害的主。欧洲再不统一，就要被边缘化了。

历史上通过征服来实现欧洲统一的企图统统失败了，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主权和民族国家确立，大一统的欧洲事实上不再可能，所以欧盟以主权国家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但核心六国还是情不自禁地要把自己的法律和道义准则通过欧盟贯彻到所有成员国，不仅有可能与其他成员国形成冲突，还在无形中强化了欧盟中“一等成员定规矩、二等成员守规矩”的印象。波兰总理莫拉维奇已经在指桑骂槐：“欧盟里不能有平等和‘更平等’之分”，“更平等”是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对掌权者的讽刺称呼。

成员主权vs欧盟的超主权是英国脱欧的核心。波兰未必会脱欧，波兰也没有这个本钱，但欧盟并不想激化矛盾，摊牌可能揭露深层的更大裂痕，尤其在东欧国家中。

冷战后，东欧国家全员脱离苏联控制，民族国家意识高涨，在政治和军事上依傍美欧、经济与老欧洲一体化的同时，特别在意自己的独立自主。脱离了苏联控制，但落入了欧盟（实际上是法德）控制并不符合他们在新时代的自我定位。

另一方面，欧盟的官僚主义盛行，很多“欧盟合规”的面子工程深受非核心成员国的讨厌。比如说，布加勒斯特林荫大道被要求砍树、开出自行车道，以符合“欧盟首都”的要求。这倒是欧盟出钱的，但罗马尼亚人并没有骑自行车的习惯，宁愿把这钱用于更加需要的其他城市建设方面，但专款专用使得这不可能。这不是仅有的事例，很难不在东欧引起苏联时代的联想，也在英国深受痛恨。

欧盟是政治层面，欧元则是经济层面，问题其实更大。欧元是欧元区（大体为欧盟成员国，但除去部份东欧国家和瑞典）的流通货币，欧洲中央银行是欧元的发行和管理机构，这使得欧元区具有统一的金融政策，如基准利率和流动性控制机制。但欧元区的国家还是有各自的财政政策的，由各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和开支需要决定。这样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裂是2008年希腊金融危机的根源，至今依然无法根本解决。还是老问题：自愿为基础的财政纪律不能保证各国财政“不脱底”，但财政权也是主权很核心的部份，财政权与主权不可分离。欧元区作为各国的财政主权共同体在天高云淡的日子是欢声笑语，但风暴来临的时候，借贷和货币超发这样的手段就没法用了，严重限制了成员国的财政主权，同时极大加重了经济情况尚好成员国的负担，加深裂隙。

欧洲统一的目的是抱团取暖，确保欧洲利益。但欧洲利益是什么？对于法德来说，这是拉伙壮声势，才能和中美说得上话；对于东欧国家来说，这是在傍大款中迅速提高到老欧洲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这样的各取所需使得成员国对欧盟的期望很不相同，也使得欧盟-欧元的基础并不稳固。

现代欧洲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主权和民族国家的产物，欧盟-欧元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开350年近现代历史的倒车，波兰的发难并不是死水微澜。在某种意义上，波兰团结工会是苏东波的直接先声，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今天这一炮，还不知道会打出什么回响呢。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是个运气不好的国家。在思想上和科技上都错过了工业革命，也错过了大航海，鸦片战争后更是被帝国主义打上门来，100多年后才缓过气来。现在中国依然有种种不如意，但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现在处在鸦片战争以来最强盛的时代。中国的强盛当然不是任何人赐予的，而是干出来的。但中国在强盛之路上，运气是个很有意思的因素。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最低点，但抗战最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的。没有美苏参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漫长得多，艰苦得多。抗战也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契机，这是最后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全民一心了，下一次要等到台湾解放了。

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志愿军艰苦卓绝地奋战所取得的胜利，但这也是在美苏争霸的大环境下取得的。苏联的支援是很有用的，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在欧洲也避免了美军压上更大的力量。

70年代是中国的困难时刻。文革的动荡余波未消，百万苏军陈兵边境的压力巨大，但美苏争霸的大环境再次发挥了作用，这一次是美国拉拢中国围堵苏联。尼克松访华使得中国与西方关系解冻，直接为几年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外资引入打开大门。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外国的一切都是仰视的，港台随便什么小老板就可以到大陆来充大款，外资更是天顶星级的存在。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出球籍了。但什么是改革，怎么开放，如何算是保留或者是开除球籍，谁都不知道，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那时的一般认识是，全球化已经到了末尾，四小龙是最后一波得益者，中国已经晚了。现在知道，那时是并行供应链，欧美与四小龙在中低端供应链是平行存在的，欧美的去工业化刚刚开始，而中国成为主要承接体，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

中国的制造业超级大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在欧美的设计中，欧美负责设计和关键技术，中国负责打工，在中国经济和中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过程中，中国政治的和平演变也水到渠成，因为西方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观念是普世的。“上帝的羔羊没有成为忠诚的信徒，只是因为还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还没有感到上帝的恩惠。”

海湾战争时代，美中军力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但在美国看来，中国根本构不成威胁，没有必要刻意扶植台独。有了苏联崩溃的前科，崩溃的大国即是红利，又是负担。在可以轻易管控的时候，维持现状是最有利的。老布什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意图大大加强台湾的军力，可以在20-30年内维持绝对优势，避免两岸摊牌的冲动。

90年代上半叶，中国在重启改革开放后，再次面临严重困难，国内有三角债和百万大下岗，国外则是各种崩溃论滔滔不绝。这也是台独的第一波严重挑战。导弹演习当然是强烈的震慑，但李登辉要是执意台独，解放军除了再打一次抗美援朝级的浴血奋战，可能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或许是出于对“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期，台独没有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迅速强大，极大地出乎了台独的预料，实际上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中国人都没有预料到崛起会如此迅速。

这也是东南亚经济高歌猛进的时代，用绑定美元和高利率，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带动资产价格上涨，营造出亚洲经济奇迹。当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脱节表面化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与此同时，中国主动贬值人民币，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取代了大量东南亚中低端制造业，低调但扎实地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在危机中脱颖而出

这也是全面进口替代的时代。早期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赚的只是最后组装的辛苦钱，中国要发展进口替代，减少外汇消耗，用国产替代降低成本。从最初的拉链、面料开始，逐步扩大到制造拉链、面料的原料和设备，乃至“天下万物，无所不包”，这是传奇式的中国供应链的开始。

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强势席卷全球的时代，强调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金融杠杆化是敢想敢干的标志。不少人鼓噪中国应该加速金融自由化的步骤，有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更谨慎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不大有人说这事了。

小布什上台的时候，就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而不是战略伙伴（strategic companion），批准对台湾出售8艘潜艇，但911这只灰犀牛拦腰撞翻了美国。美国不是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一无所知，这头灰犀牛对着美国疾跑其实有一段时间了，这时撞上美国并非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历次中东战争中积累的挫折感、以巴冲突（尤其是沙龙上圣殿山后挑起的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中积累的不公感和阿富汗圣战者赢得反苏战争后的原教旨主义情节在这个时候爆发了。美国对此估计严重不足，这彻底打乱了小布什的对华思维，可以说为中国赢得了20年的机会窗口。

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全球化进入了快车道，但中国供应链还只是在初级阶段。经济危机极大地削弱了欧美，中国则依然人畜无害，在欧美关门之前，大抄了一把底，收购了一批欧美优质资产。这也是欧美依赖中国帮助恢复的时代，供应链向中国转移加速，这是欧美资本减负增效脱困的关键，但也使得中国供应链成为如今大到推不倒。

这也是中国高科技悄然发力的时代。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着实捡了一大批洋落，苏-27和AL-31的引进本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但俄罗斯不傻，希望用扣押关键技术的办法，建立中国的路径依赖，长期控制中国的军工发展，一方面确保长期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也控制中国的军工技术进步。但中国对于被禁运已经是神经过敏式地敏感了，趁着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了，转入自主研发的轨道，大批新质装备逐渐投入使用，正好赶上民进党上台和陈水扁的第二波台独恶潮，有力地制止了台独冲动。

从这以后，中国的军工研发一发不可收拾。如今的珠海航展还不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航展，但绝对是世界最大规模的防务展，而展品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制造，技术水平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21世纪初，西方还在信心满满地预测歼-10将重复歼-8的漫长磨难历程，短短几年后，歼-20横空出世的时候，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跑道上滑跑试验的只是骗人的模型，是用卡车拖着跑的，后来成了用直升机吊着假装的，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如今，用先进装备和厚实后勤武装起来的边防官兵可以在保温、有网络和氧气的高原营房里一面缅怀长津湖英烈的光荣战史，一面观赏对面印军的冰雕连；东风17把军事世界带入了高超音速时代；中国空间站则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还在运作的空间站，没准NASA要来找中国商量，共享和平开发空间了。

中国电信在电话时代远远落后于世界后，在光纤时代弯道超车，更是在手机时代一跃而在5G领先了。华为拥有最多的5G专利，是因为中国从DVD到手机，吃了太多专利壁垒的亏了。没想到，一不小心领先了。

从洋务运动的时候开始，中国就吃缺钢少铁的苦头。大炼钢铁是非理性化的抗争，最后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埋头发展钢铁工业，一不小心差不多占世界的60%了。也是从洋务运动的时候开始，中国就对能造超级设备的欧美仰望，现在一不小心也在世界上领先了，连英国造航母都用上了中国起重机，奥巴马在迈阿密鼓吹美国制造的时候，身后一阵风揭起悬挂的美国国旗，赫然露出的也是振华港机的标志。中国成为超级装备的超级大国，这也是进口替代的锅。

2008年经济危机前夜，世界石油价格飙涨倒149美元/桶。为了解决进口石油的成本和来源可靠性问题，中国逐步走上能源去石油化的路，光电、风电逐步开始，电动汽车也开始推动了。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时候，中国还坚定地反对全球性的去碳化，因为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合理的能源门槛。如今中国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部分原因是气候变迁是一个真实问题，部份原因是因为中国在光电、风电、锂电池的制造、部署方面都全球绝对领先了，领先幅度甚至大于钢铁，进一步推动有利于中国的生意，还有部份原因是因为这可能成为后来者取中国而代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西方的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宏图里，越南和印度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风电、光电甚至核电最终也将成为越南、印度的重要能源来源，但毕竟成本较高，煤电依然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但去碳化最终不仅是道德压力，也将是经济压力，用煤电制造的产品在世界上可能面临“肮脏产品”的标签，与“强迫劳动”打入同样的另册。越南和印度是否能最终崛起，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能源去碳化与ICT和先进制造最终构成“中国制造2025”的基础。这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高级形式的进口替代，但在特朗普时代突然成为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了。由于动手早，很多方面已经上轨道，特朗普的醉拳没有把中国打晕打趴，反而使得中国看清必须坚持的方向了。中国航发已经在“突破重围”的门槛上，中国芯片可能也在10年里就能“突破重围”。中国生化制造在新冠疫苗竞赛中体现了意想不到的实力，也将成为新质中国先进制造的一部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科技方面，有说法中国已经领先美国了，这可能是夸大其词，但中美同属第一梯队，这是无可置疑的。中国由于密集的投资和更丰富完整活跃的应用生态，可能在10年内领先美国，这也是不小概率的事。

一带一路最开始的时候不乏推销剩余产能的考虑，但逐渐地，这成为中国走向欧美之外的经济政治构架了。必须说，改革开放在一开始主要是引进西方先进经验、对西方经济开放，中国是在努力融入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但政治经济现实迫使中国抬起头来，拥抱欧美之外的世界。在特朗普时代，正是这样的分散化帮了中国。

新冠对谁都是灰犀牛。在理论上，烈性传染病的可能一直存在，各国公共卫生体制就是防备这个的。但实际上，谁都不太把这当回事。然后就出现了太多的然后了。中国首先受害，但马上稳住阵脚，雷霆手段，分割围歼，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迅速控制了疫情。

西方的文化傲慢和侥幸心理被疫情现实击碎，英国新出台的调查报告认定政府初期的群体免疫策略是史上最大公共卫生灾难，后来的疫苗推广则是最大成就。前一半是肯定了，后一半其实还不能下结论，单靠疫苗是否能避免下一次流行是有疑问的，这就像单靠防弹背心而在战场上乱跑并不能降低伤亡一样。

但疫情像又一头灰犀牛，把正准备调动整个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压倒中国的特朗普和西方反华势力打懵了头，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不仅半途而废，还逆转了。戴琪公开说不再脱钩，而是要再挂钩。最终还是想要逐步脱钩的，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脱钩了。这不等于中国可以无视脱钩的长远前景，但更不等于西方可以默认中国会原地踏步。中国需要的正是时间，再给10-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双中心之一是大概率的事，如果不是最主要中心的话。

事实上，现在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经济的双中心之一了。中国的去碳、去产能猛力压缩钢产量，结果导致铁矿砂价格暴跌近半。恒大资金链断裂，弄得IMF、美联储、美国国务卿都要发话，恒大还没倒呢。中国浮动煤电价格（在现在煤价高企的情况下，这等于上调电价），把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由中国内部消化，转移到全世界市场一起承担。这是过去只有美国才有的“特权”。

在一段时间里，房地产、互联网、补课、游戏成为中国经济里上蹿下跳的大玩家。这些行业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但真理往前再跨一步就成为谬误。中国崛起靠的是制造业，从基础到先进的制造业是中国的国本，这些吸金巨兽会扭曲中国经济，把中国带离国本，并制造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补课在本质上是教育私立化，游戏有成为新质毒品的危险），只有在还没有“大到不能倒”的时候就及时管束。目的不是要抑制新质行业，而是要确保全要素的均衡发展，不能畸形。这一次，中国再次走在危机的前面，中国首先推出的数据主权、互联网责任也被西方悄悄接纳了，但西方的互联网经济已经有点大到不能倒了。

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人也从凡事统统仰望欧美开始，转变到越来越自信，自信到欧美都有点害怕了。民主自由的真谛受到质疑，因为太多的丑恶打着民主自由的名义。个人主义也受到质疑，因为新冠凸显了个人自由高于集体安全的弊病。共同富裕打破了公平与财富只能二取一的迷思，这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更不是大锅饭，而是新质的全社会扶贫，只是贫与不贫的分界线极大提高了。

中国崛起在本质上是经济的，但影响远远超过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中国特色的体现。如果有Pax Sinica，这就是核心，而不是航母或者芯片，人民币或者孔子学院。

中国的运气好真好，但又不是运气的关系。都说运气只留给准备好的人。中国没有准备好，因为中国不知道要准备什么。中国经济是在“偶然”中走上全要素发展的正道的，不是不想投机取巧，而是每一次动心思的时候，不希望看到中国轻松愉快地发展的势力和国家就快快地把门堵上了，每一次中国新抓住拐杖的时候，都被快快地拿走了，迫使中国老老实实靠自己的力量、均衡扎实地发展。久而久之，成习惯了，不均衡就觉得不对劲，赶紧调整，果不其然，刚好又一次赶在祸害的前面。

走着走着，该走的路反而逐渐清晰了。看得见来路，看得见去途，信心也就来了，路也就走得更快了。

如果说中国的运气好，那中国的运气只有一个：认识到了苦干和别取巧的道理。中国的运气

二氧化碳并不是气候暖化的唯一因素，甲烷对气候暖化的威力是二氧化碳的80倍。美欧也在格拉斯哥COP26上号召，与2020年排放量相比，全球到2030年甲烷减排30%，中国、印度、俄罗斯都没有参加。

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是碳氢燃料的燃烧，这还相对好估算和控制，甲烷就不好办了。甲烷是最简单的碳氢化合物。所有动植物说到底都是碳氢化合物，所以动植物死亡后，腐烂分解，首先释放的就是甲烷。这是自然过程。

2008-17年间的甲烷排放和吸收

碳氢燃料的生产和消费中，有甲烷释放。天然气的主要成份就是甲烷，开采、运输和使用中难免有泄露。页岩气是通过对地层压裂释放出来的，通过各种微裂缝的泄露更大。煤矿有瓦斯气，这就是甲烷，矿井通风对安全至关重要，但这也是直接把瓦斯气排放到大气中去了。油田开采也有甲烷释放，点天灯在事实上减少了甲烷释放，但本意是避免易燃气体在井口的聚集。这部分还相对好检测和控制。

大头实际上来自农业。饲养的牲畜打嗝放屁是很大的甲烷来源，实际上人类也一样，只是没人说这事而已。另一个就是动植物腐烂分解的过程也释放甲烷，所以森林既有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又有腐叶枯枝释放甲烷的问题。沼泽地是另一个“重灾区”，水稻田也是。还有就是垃圾场，各种生活垃圾在腐烂分解中也释放大量甲烷，包括生活废水和废物处理，说白了，就是沼气。

美欧的“认购”是否包括自然释放的甲烷并不明确，那部分是没法控制的，应该不包括。在人类可控的范围里，碳氢燃料的生产和消费部份还可控一点，农业部份就难了。

对于中国来说，煤矿还在很长时间里无法取缔，2030年前肯定不可能。收集瓦斯气作为可燃气是可行的，但成本很高。要真是富含甲烷，那就直接可作为燃料气了。要是甲烷含量不高，收集后还要提纯，成本很高。愤怒小公主一听到环保谈成本肯定又要眉毛倒竖了，但不谈成本的环保都是耍流氓。沼气也应该收集起来，一样的问题，浓度不够直接使用，提纯本身就是耗能过程，与环保背道而驰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农业。中国不可能缩减水稻田的种植面积，也不可能缩小畜牧业规模。工厂化的畜牧也有一丁点可能控制甲烷的释放，但放养的就不可能了。

减碳和减甲烷在很多方面也是互相矛盾的。扩大植树造林是有利于减碳的，但是增加甲烷。保护湿地和水域是有利于减碳的，也增加甲烷。减少吃肉降低碳排，但需要增加种植面积，是和森林争土地的，种植面积比森林的甲烷排放更大。减少塑料、化纤的使用是一样的问题。

说到底，人类从树上爬下来之后，就在改变生态，而且这个趋势一直在加速。要回到原生态，只有回到树上去了。这恐怕做不到。

中国不做做不到的承诺。

12月9日、10日，以民主“教师爷”自居的美国政府，将纠集110个国家与地区在华盛顿举办所谓全球“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被认为是明显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中国外交部网站今天（5日）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直接“开火”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

报告通过列举事实、数字和各国相关机构、人士及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以期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

观察者网注意到，外交部同步发布了报告的英文版《The State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此前，在北京举办的“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上，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个别国家以“民主领袖”自居，召集什么“民主峰会”，人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贴上“民主”和“非民主”标签，对各国民主制度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对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没有任何好处，对世界发展也不会有任何裨益。

《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全文：

序言

一、何为民主

二、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

（一）制度痼疾积重难返

1、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

2、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

3、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

4、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

5、民主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

（二）民主实践乱象丛生

1、国会暴乱震惊全球

2、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3、疫情失控酿成惨剧

4、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5、“言论自由”名不副实

（三）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

1、“颜色革命”危害地区和国家稳定

2、强推所谓民主造成人道悲剧

3、滥用制裁破坏国际规则

4、“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

结束语

序言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

美国民主制度是美国一国实践的结果，具有独特性，不具普遍性，更远非尽善尽美。但长期以来，美国无视自身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民主实践的不足，自诩为“民主样板”，频频打着民主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发动对外战争，引发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

本报告旨在通过列举事实和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希望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这既有利于美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如果没有哪个国家试图垄断民主标准，没有哪个国家试图把本国政治制度强加于人，没有哪个国家试图把民主当作工具打压别国，各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一、何为民主

民主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本意是“人民统治”、“主权在民”。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民主迄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涵盖了从古代雅典公民直接民主政府到现代代议制政府等多种形式，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宣传品，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要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能够做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相统一。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绝不是真正的民主。

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数人来指手画脚。

世界上没有哪一套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进程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性和民族性，都有自身独特价值。国际社会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就民主问题进行交流对话，共同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二、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

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对此予以积极评价。《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废奴运动、民权运动、平权运动等成为了美国民主进程中的亮点。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更是脍炙人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金钱政治、身份政治、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愈演愈烈，民主制度的功能出现衰退。

美国还以民主为名频频干涉他国内政，引发地区国家政局动荡和民不聊生，破坏世界和平稳定和各国社会安定。美国和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在问，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吗？世界需要对美国的民主情况作深入检视，美国自己也需要好好反躬自省。

（一）制度痼疾积重难返

美国一贯以“山巅之城”、“民主灯塔”自称，标榜其自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套为保障民主自由而生的政治体制。然而，民主这一理念同今天的美国已经貌合神离。从金钱政治到精英统治，从政治极化到制度失灵，美式民主已身染沉疴。

1、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

美式民主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富人游戏”，与人民民主有着本质区别。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克·汉纳这样形容美国政治：“在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后再看，金钱依旧是美国政治的“硬通货”，而且作用更无可替代。以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为例，此次选举总支出高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2倍和2008年的3倍，被称为“史上最烧钱的大选”。其中，总统选举花费再创历史纪录，达到66亿美元；国会选举花销超过70亿美元。

美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金钱政治贯穿美国选举、立法、施政的所有环节，实际上限制了民众的参政权利，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已经转变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口袋里有足够多资本的人才能享受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金钱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根除的一颗“毒瘤”，成为美国民主的莫大讽刺。

一位美国联邦参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认为美国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美国国会”。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而大企业、少数富人以及利益集团出手更加阔绰，成为选举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些所谓“民意代表”成功当选后，往往为其背后的金主服务，化身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为普通民众发声。

2011年10月5日，“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在纽约举行游行抗议。（图自盖蒂图片社）

2020年3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出版《系统：谁操纵它，我们如何修复它》一书。该书认为，过去40多年，美国的政治系统被极少一部分人操控。政治献金几乎被视为“合法的贿赂”，让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2018年中期选举中，巨额政治献金占到了竞选资金的40%以上，这些巨额资金主要来自占美国总人口0.01%的富豪。金钱政治和游说团体正在扭曲美国普通民众发声的渠道，绝大多数人表达真实意愿的声音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盖过了。这些寡头又用手中的权力来充实自己的财富，而普通民众的利益则被抛诸脑后。

2020年9月23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修·史蒂芬森在接受“今日哈佛法律”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廉政方面绝不是世界领袖，游说、政治献金等做法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腐败，但在美国不仅被允许，还受宪法法律保护。

2、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国家，“多元政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精英们把持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统治地位，操控国家机器，制定规章制度，把握舆论风向，主导商业公司，行使各种特权，等等。特别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共和两党轮流“坐庄”分享国家权力，多党制名存实亡。普通选民把选票投给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等于浪费投票机会，只能在两党推出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驴象之争”背景下，两党始终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狭小范围。对于普通选民而言，选举时召之即来，选举后挥之即去，大多数人都只是选举游戏的“群众演员”，“民治”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很难有所体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美国是“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民主”，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贾拉拉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表示，美国目前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总统选举的全国范围初选完全受富人、名人、媒体和利益集团的操纵，民众投票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往往不真正代表民意。

3、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专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中指出，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现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有太多的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难行。这是一种可被称为“否决制”的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否决制”变成了通往政治僵局的“灵丹妙药”。

美国民主程序分散、冗长，存在大量否决点，个别否决行为即可影响体系行动，所谓“相互制衡蕴涵纠偏能力”的预设在实际操作中日益走样。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两党诉求大相径庭，共识不断压缩，甚至出现“最自由的共和党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大大右倾”的极端状况，对立制约已成家常便饭，“否决政治”成为政治生态，“我办不成事也不能让你办成”蔚然成风。

华盛顿的政客关注的是保住党派利益，国家发展的宏图伟略早已抛诸脑后。否决对手会加强自身阵营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加强又迅速巩固自身阵营支持力量，美国两党痴迷于“否决”，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政府效能被弱化、公正法治被践踏、发展进步被迟滞、社会分裂被放大。当今美国，“我是美国人”正渐次被“我是共和党人”“我是民主党人”所替代，“身份政治”“部落政治”向美社会各层面恶性传导加剧“否决政治”。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由于美国国会迟迟未能通过特朗普政府的拨款法案，多个美国政府部门被迫关门。（图为旧金山金门大桥的堡垒岬堡景点，来源Wikipedia）

2021年10月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德国、韩国等17个发达经济体所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被视为政治极化最严重国家，9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近六成美国受访者认为民众不仅在政策领域意见相左，在基本事实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

韩国庆熙大学政治学教授徐正健指出，美国政治两极化愈演愈烈，依靠选举推进改革的民主主义自净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陷入“冗长辩论”议事程序陷阱，不能发挥立法应对社会变化的代议机构作用。

4、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

美国总统选举遵循古老的选举人团制度，总统和副总统并非由选民直接选出，而是由选举人团投票决定。美国现有选举人票538张，赢得超过一半选举人票（270张）的候选人即当选总统。这种选举制度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当选总统可能无法赢得多数普选票，代表性不足；二是具体选举规则由各州自行决定，易发生乱象；三是“赢者通吃”制度加剧各州地位不平等、各党地位不平等，造成巨大选票浪费并抑制投票率，深蓝州、深红州选民往往遭忽视，摇摆州获得相对非对称重要性，成为两党竞相拉拢的对象。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5次赢得了全国普选票却输掉总统选举的情况。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获得6298万多张普选票，得票率45.9%。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6585万多张普选票，得票率48%。特朗普虽然输掉普选票，但赢得304张选举人票，希拉里仅获得227张选举人票，特朗普以选举人票数优势当选总统。

美国民众公认的选举制度另一大弊病是“杰利蝾螈”。1812年，马萨诸塞州州长杰利为谋求本党利益，签署法案将州内一个选区划成类似蝾螈的极不规则形状。这种做法后被称为“杰利蝾螈”，即指通过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帮助本党赢得尽可能多的议席，巩固优势地位。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后按“各选区人口大致相等”原则并结合人口变化情况重新划分选区。美国宪法将划分选区的权力赋予各州立法机构，为州议会多数党“杰利蝾螈”提供操作空间。“杰利蝾螈”主要靠两种操作，一是“集中”，即尽可能将反对党选民集中划入少数特定选区，牺牲这些选区以换取其他选区绝对安全；二是“打散”，即将反对党选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拆分划入周边不同选区，从而稀释反对党选票。

马里兰州第三国会选区（绿色区域），一个为集中民主党选票而划出的典型“杰利蝾螈”。

民主党主政的俄勒冈州于2021年9月27日在全美率先完成选区重新划分，民主党牢牢控制的选区由原来的2个增至4个，“摇摆选区”由2个减至1个，这意味着该党可凭借57%的实际选民占比，控制该州83%的国会选区。反之，共和党控制的得克萨斯州于今年10月25日确定新的选区划分，牢牢控制的选区由原来的22个增至24个，“摇摆选区”由原来的6个减为1个，共和党可凭借52.1%的实际选民占比，占据该州65%的国会众议院席位。

2021年8月YouGov舆观调查网民调显示，仅16%选民认为本州能够公平划分选区，44%认为不能，其余40%表示不确定。随着美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均竭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杰利蝾螈”成为不二选择。

民主党的“超级代表”制度也阻碍选举公平。“超级代表”由民主党主要领袖、全国委员会成员、参议院和众议院所有民主党议员、民主党现任州长组成，提前“内定”产生，其投票意向完全根据个人喜好和党内高层意志，无法反映民意。《国会山报》政治专家马克·普洛特金撰文表示，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党内初选中的“超级代表”制度既不公正也非民主。这样的“精英做法”应该立即被废除。

5、民主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

美式民主如同好莱坞刻意布置的场景，展现的都是精心打造的人设，台前大喊人民、背后大搞交易，党同伐异、金钱政治、否决政治根本不能带来民众所希望的高质量治理。美国民众对美国政治愈发反感，对美式民主愈发消极。

2020年10月，美国盖洛普民调公司调查显示，对总统选举非常有信心的美国受访者比例仅有19%，创下自2004年以来该调查的最低纪录。11月，《华尔街日报》网站指出，在2020年大选中，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到20年来最低点。

根据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16%的美国人表示民主运作良好或非常好，45%的美国人认为民主运作不正常，而另外38%的美国人认为民主运作得不太良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仅有20%的美国人一直或多数时候都信任联邦政府。

2021年5月，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撰文指出，在2020年大选结束后，美国全部50个州认证选举结果，但仍有77%的共和党选民以选票欺诈为由质疑拜登当选总统的合法性。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9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民调显示，5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正在遭受攻击”，52%认为选举没有或很少反映民意，51%认为未来几年美国官员可能因本党败选而推翻选举结果。

2021年，皮尤对16个发达经济体的1.6万人和2500名美国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7%的国际受访者和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

（二）民主实践乱象丛生

美国民主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制度设计等结构性层面，更体现在其实践中。美国不是民主的优等生，更遑论“民主典范”。国会山的枪声与闹剧彻底揭开美式民主的华丽外衣。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揭露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激起全美乃至全世界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新冠疫情持续失控，是否戴口罩、打疫苗成为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新导火索。经济发展红利分配不均，普通民众收入长期停滞。美式民主难以有效维护公序良俗，无法充分提供公共福祉。

1、国会暴乱震惊全球

2021年1月6日下午，数千名美国民众聚集在华盛顿国会山并强行闯入国会大厦，以阻止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美国新当选总统。事件导致美总统权力过渡进程中断并造成5人死亡，140多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1814年白宫遭英军纵火焚烧以来华盛顿最严重的暴力事件，200余年来国会大厦首次被占领。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将这一事件称为“失败的叛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惊呼，美国不像许多美国人想的那样与众不同，国会暴乱事件应给“美国例外论”和“山巅之城”的说法画上句号。

冲闯国会事件动摇了美式民主制度三大基石。一是所谓“民主”并不民主。美国一些政客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其支持者暴力冲闯国会大厦，重挫美国民主“公信力”。二是所谓“自由”并不自由。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冻结美国一些政客的个人账号，宣布其“社交性死亡”，戳破美“言论自由”的假象。三是所谓“法治”并不法治。美执法部门对待“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抗议和冲闯国会事件态度一严一宽，不同执法尺度再次暴露美“法治”的双标本性。

冲闯国会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英国首相约翰逊发推特表示，美国国会发生的事件非常可耻。法国总统马克龙讲话称，在世界最古老民主国家之一的美国，“一人一票”的普世价值正遭受重创。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这动摇了美国民主的基础。印尼前总统苏西洛发推特表示，美国政治闹剧值得深思，没有完美的民主制度，民主实践更不完美。

2、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种族主义问题是美国民主无法磨灭的耻辱烙印。美国的开国元勋一边说着“人人生而平等”，一边却在1789年施行的宪法中保留了蓄奴制度。时至今日，美国虽然表面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歧视依然系统性存在。

美国的种族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弗洛伊德不治身亡。弗洛伊德死前“我无法呼吸”的绝望哀求点燃了汹涌民愤，全美50个州上百个城市随后爆发游行示威，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抗议种族歧视问题。直到事件发生百余天后，有关游行仍在持续。

2021年5月25日，美国纽约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弗洛伊德的集会。（视觉中国）

弗洛伊德的遭遇只是美国黑人百年来悲惨境遇的缩影。正如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舒尔曼所说，美国始终处于一场种族主义的大流行病中，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至今并未实现。印度主流媒体《印度快报》发表社论称，美国的种族主义颠覆了美民主制度。

2021年2月，斯坦福大学新闻网发表文章检视美各领域系统性种族歧视：在教育领域，有色人种儿童在学校受到更为密切的监视；在司法领域，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更容易成为被针对的目标；在经济和就业领域，从应聘职位到获取贷款，黑人等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在职场和整体经济环境中受到歧视。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至2018年间，美国约有30800人因警察暴力死亡，这一数字比官方公布的人数多出约17100人，其中非洲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

美各地爆发的愤怒不只来自黑人，已跨越种族界限。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网站刊文指出，美国犹太人对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驱动的右翼反犹主义和暴力行为感到担忧。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年度民调显示，2020年43%的在美犹太人认为其安全感比上一年更低，2017年有41%的人认为反犹主义在美国是一个严重问题，该比率远高于2016年的21%、2015年的21%和2013年的14%。

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集会上打出美利坚邦联与纳粹德国的旗帜。（图自社交媒体）

美国国内对亚裔群体的欺凌也在不断加剧。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亚裔美国人在公共场合遭受羞辱甚至攻击的事件此起彼伏。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上升76%。从2020年3月到2021年6月，“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组织接到了9000多起投诉报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一项针对美国亚裔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在过去1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国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欺凌目标，近一半受访者对自身所处境遇表示悲观，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及家人所处的境遇表示恐惧。

2020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讲话稿中将“冠状病毒”涂改成“中国（人）病毒”，被视为针对亚裔仇恨的“狗哨政治”。（图自盖蒂图片社）

3、疫情失控酿成惨剧

美国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却一片混乱，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截至2021年11月底，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00万例，累计死亡逾77万例，两项数据均名列世界第一。今年1月8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0777例，达到疫情在美暴发以来最高；1月13日，4170名美国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远超“9·11”恐怖袭击事件丧生人数。11月末，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量超过7万例，新增死亡病例逾700例，美国平均每500人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截至目前，美国新冠病亡人数已超越1919年大流感病亡人数，也超过美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死亡人数之和。如果美国能够科学应对，很多人不必付出生命代价。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认为“这是一场屠杀”。

2020年4月，美国在纽约哈特岛上集中掩埋无人认领的新冠死者遗体。（视频截图）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美国企业倒闭和失业潮发生速度及规模超乎想象，大量民众长期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加剧了美国人的焦虑感和无力感。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2021年7月29日的《新冠困境报告》显示，尽管情况比2020年12月有所改善，但2021年上半年美国人生活困难情况依旧十分普遍，仍有2000万成年人所在家庭没有足够食物，1140万成年租房者无法按时交纳房租，面临被赶出租屋的风险。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5日，有未成年人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去收入来源的比例仍高达22%。美民众消费信心大幅下滑，就业市场复苏放缓。高盛、摩根士丹利、牛津经济研究院等机构纷纷显著下调美经济增长预期。同时，疫情、三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等因素叠加导致美港口拥堵和供应短缺，进而推升美通货膨胀率。今年10月，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连续6个月同比上涨幅度达到或超过5%，创2008年来最大涨幅。

疫情在美延宕，症结并非在于美国没有科学，而是不信科学、不用科学。美国一些政客为了选举，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将抗疫问题政治化，一门心思对外“甩锅”推责。美联邦与各州一盘散沙，不仅形不成合力，反而彼此争斗。在这个大背景下，抗疫举措已被严重政治化，疫苗打与不打、口罩戴与不戴都成为了政党、民众争执的焦点，反智主义甚嚣尘上。

法国《世界报》报道指出，新冠疫情危机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美国把昂贵的医疗卫生体系留给富人，放任贫穷者被剥夺社会保障，使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因社会不公而变得落伍，这是民主偏差导致无法有效管控疫情的经典案例。斯坦福大学新闻网指出，在医疗卫生领域，新冠疫情对有色人种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凸显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健康水平差距。

4、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美国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2021年美国基尼系数升至0.48，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美国智库政策研究院报告称，1990年至2021年，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而同期美国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这揭示了美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残酷现实。

美联储2021年10月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美国收入在中间60%的“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在国家总财富中占比已经跌至26.6%，创过去30年来新低，而收入前1%的富人却拥有27%的国家财富，超过了“中产阶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努尔·萨兹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前10%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9倍多，前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40倍，而前0.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196倍之多。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实施“大水漫灌”政策，在推高股市的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美国亿万富翁拥有的总资产增加了1.763万亿美元，涨幅高达59.8%。排名前10%的美国富人持有89%的美国股票，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由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所决定的。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近期的“大猩猩”对视华尔街铜牛事件，美国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声讨从未停止，但现状毫无改变。美国治理者放任贫富差距扩大，疫情之下，资本优先、富人先行的社会规则更加横行。

5、“言论自由”名不副实

在美国，媒体被称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立的“第四权力”，记者更是被誉为“无冕之王”。美国媒体虽然标榜独立于政治、为自由和真相服务，但早已服务于金钱和党派政治。

少数传媒集团垄断美国新闻业，成为一手遮天的政治力量。1996年美国颁布了《电信法》，要求联邦政府放松媒体所有权监管，由此掀起史无前例的兼并狂潮，对美国媒体的多样性和独立性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美国媒体数量锐减，少数几家公司不断做大，形成垄断巨头。今天的美国，少数几家企业控制90%以上的媒体，年收益甚至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些媒体“巨无霸”一边大肆扩张商业版图，一边将触手伸向美国政坛，通过游说公关和竞选献金左右政治进程。

被垄断的美国媒体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隐形杀手”。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指出，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媒体公司将民众封锁在娱乐节目的世界中，使民众失去获取多元化信息的渠道、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渐失声。民主政治文化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变得极度萎缩，“政治疏离”导致民主成为一种“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迈阿密《新先驱报》报道称，在精英和财团控制的媒体诱导下，民众已无法辨别哪些是事实真相，哪些是政治宣传。

美国媒体不再是民主的“守门员”。媒体行业的“左右之争”无形中加深了美国两党之间、精英与平民之间的隔阂与分歧，造成“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并导致极端思想和民粹主义在美国登堂入室。

韩国智库世宗研究所刊文指出，超过80%的美国保守派选民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视为虚假消息，对媒体的信任呈偏向性。选民只听信特定媒体，无视国家层面沟通，大喊大叫、消极党争代替了冷静讨论和共识。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发布《2021全球数字新闻洞察报告》指出，在对46个国家的92000名新闻消费者调查后发现，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排名垫底，受调查人群中仅有29%的民众信任媒体。

在传统媒体衰落的信息时代，社交媒体一跃成为公众“新宠”，但也免不了复制传统媒体被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的老路。社交媒体公司为了赚取流量，利用算法为用户编织起“信息茧房”，对提供的极端内容不加管控，从而导致使用者日益自我固化，身份政治和民意撕裂更加严重。

2021年10月，前脸书公司员工豪根公布了数万份关于脸书公司内部运作的爆炸性文件。豪根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脸书公司为了保持用户粘度，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而攫取利润。脸书平台是社会极端分子的主要阵地，充斥着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而只有3%至5%的仇恨以及约0.6%的暴力和煽动性言论得到管控。

（三）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

美国政府不顾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推行“民主改造”，策划“颜色革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的行为本身就不民主，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美式民主嫁接之地，不但没有产生“化学反应”，反而引发“水土不服”，导致许多地区和国家深陷动荡、冲突和战争泥潭。

1、“颜色革命”危害地区和国家稳定

美国惯于打着所谓“民主价值”的旗号，大肆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策动政权更迭、扶持亲美政府。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曾宣称“把人们塑造成为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公开表示：“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美国已形成了一整套实施“和平演变”的套路：首先借所谓“文化交流”、经济援助、控制舆论等方式，为发动“颜色革命”制造舆论氛围，尽量夸大现政权的错误、弊端，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政府情绪；同时，向民众灌输美国的价值观，使人们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培养大量非政府组织，全方位培训反对派领导人，抓住重要选举或突发事件的时机，通过各种街头政治活动，推翻当地政权。

历史上，美国借“推广民主”之名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地区煽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国家遥控“阿拉伯之春”，给多国带来混乱和灾难，严重损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美式民主”的美颜滤镜早已破碎，美国“民主典范”的自我表演充满了尴尬。1823年，美国发表“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鼓噪“泛美主义”。此后，美国无数次打着“传播民主”的旗号，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行政治干涉、军事介入和政权颠覆。无论是敌视封锁社会主义古巴近60年，还是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等，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行径。

2003年起，东欧、中亚地区接连发生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发挥了“中心作用”。2020年10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披露美国计划在摩尔多瓦掀起“颜色革命”。

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的强烈震荡，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着幕后“操盘手”的重要角色。2011年《纽约时报》披露，少数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核心组织正在“专制的”阿拉伯国家推广民主。参与“阿拉伯之春”的若干组织和个人曾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和“自由之家”获得培训和资助。埃塞俄比亚非洲和国际事务专家穆斯塔法·阿哈马迪在“金字塔在线”网站发表文章《应许之地》指出，埃及人民在奥巴马“现在就意味着现在”的口号煽动下推翻了穆巴拉克，但埃及人民也因政局变动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国的所作所为使阿拉伯人民认识到，美国希望将一种刻板的民主模式强加于阿拉伯人，而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

环顾被美国强行“推销”价值观的国家，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不见踪迹，持久混乱、发展停滞和人道主义灾难却随处可见。美国对多国的价值观输出，阻断了这些国家正常的发展进程，阻碍了这些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给当地带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强烈动荡，毁灭了一个个曾经美好的家园，滋生恐怖主义等长期后患，威胁和破坏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正如法国《大晚报》所指出的，“民主”在美国手中早已成为对异见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在评价国内外民主方面秉持不同标准，是褒是贬由美国自说自话、随心所欲。2021年1月6日，美国发生冲闯国会山事件后，有位美国政客将其比作“9·11”恐怖袭击，声称这是对美国国会、宪法和民主“可耻的攻击”。但讽刺的是，2019年6月，此人却将发生在香港立法会的暴力示威活动描绘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并对暴徒展现出的“勇气”大加赞赏，暴露出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2、强推所谓民主造成人道悲剧

美国强制输出所谓民主，酿成多国人道灾难。美国发动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让阿富汗满目疮痍，民生凋敝。据统计，总共47245名阿富汗平民以及6.6万至6.9万名与“9·11”事件无关的阿富汗军人和警察在美军行动中丧生，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阿富汗战争毁坏阿经济发展基础，让阿富汗人民一贫如洗。

2003年，美国以所谓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战争导致的平民死亡人数有20万至25万人，其中美军直接致死的超过16000人，并造成100多万人无家可归。美军还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原则，频频制造“虐囚”事件。时至今日，美国也拿不出所谓“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2016年至2019年，叙利亚有记载死于战乱的平民达33584人。其中，美国领导的联军轰炸直接致死3833人，有半数是妇女和儿童。美国公共电视网2018年11月9日报道，仅美军对拉卡市发动的所谓“史上最精确的空袭”，就导致1600名叙平民被炸死。

2018年，美国以“阻止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再次对叙展开空中打击。但后来所谓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被证明只不过是美国等国情报部门资助的“白头盔”组织自编自演的摆拍视频而已。

3、滥用制裁破坏国际规则

单边制裁是美国的对外大棒。长期以来，美国滥用自身金融霸权和技术优势，频频采取单边霸凌行径。美国制订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恶法并炮制了一系列行政令直接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进行制裁，以“最低联系原则”“效果原则”等模棱两可的规则任意扩大美国内法管辖范围，还滥用国内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实体和个人搞“长臂管辖”，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尔斯通案”和“孟晚舟案”。据统计，特朗普政府累计实施逾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财年，美净制裁实体和个人高达9421个，较2000财年增长933%。美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全，严重影响有关国家国计民生，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2021年以来，美对外制裁没有收手。美国政府联合欧洲盟国加大对俄罗斯遏制打压，以纳瓦尔内事件、俄对美网络攻击、干预美大选等为由对俄实施全面制裁，并发动外交战，驱逐俄外交人员。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和数字税等问题上，美国制裁欧洲盟友也毫不客气。自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生效以来，美国不断对华采取打压遏制措施，将94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类限制清单。根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数据，截至10月19日，美制裁含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实体和个人数量达391个。

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德雷兹纳今年9月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案，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称“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制裁合众国”。

美国实施单方面制裁，持续严重侵犯本国及他国人民的人权。其中最恶劣的例子就是对古巴持续实施封锁。60多年来，美国罔顾联合国大会的多项决议，基于通过禁运政策和《托里切利法》《赫尔姆斯-伯顿法》等国内法构筑起针对古巴的全面封锁体系，实施了现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严厉的系统性贸易禁运、经济封锁和金融制裁，严重损害古经济社会发展，令古蒙受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亿美元。

自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对伊朗开始了长期封锁和制裁。40多年来，美单边制裁力度和频度不断加大，逐步形成以金融、贸易、能源和实体个人等多领域制裁为主要手段的严密体系，对伊朗施加全方位、多管齐下的制裁压力。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许多国家和相关实体被迫放弃与伊合作，大批国外石油企业陆续撤出伊，伊制造业难以正常运行，经济增速下滑，同时造成通胀高企、货币大幅贬值。

美国还对白俄罗斯、叙利亚、津巴布韦等国实施多年制裁，加大对朝鲜、委内瑞拉等国“极限施压”。

4、“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

全球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美国民主存在的种种缺陷、美国输出“民主价值观”的虚伪性以及美借民主之名在全球横行霸道看得一清二楚。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国早已习惯于自诩为“世界民主灯塔”，要求别国人道对待和平请愿，但在自己国内却采取截然相反的做法，美国根本不是照亮民主的灯塔。美国政府首先应倾听本国民众呼声，不要一边在国内搞“猎巫行动”，一边还道貌岸然地大谈别国人权问题。美国在人权和公民自由问题上根本没资格对别国指手画脚。

2021年5月，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和由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创建的民主国家联盟基金会在53个国家对5万多人进行的“2021年民主认知指数”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访者担心美国对本国民主构成威胁，50%的美国受访者担心美国是非民主国家，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只代表少数集团利益。

2021年6月，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克拉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美国民主失灵令世界震惊》。文章援引的皮尤民调显示，美国不再是“山巅之城”，美多数盟友将美国民主视为“破碎的过往”，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荷兰和英国分别有69%、65%、60%、59%、56%和53%的民众认为美国政治体制运行得不太好或者很不好。法国、德国、新西兰、希腊、比利时、瑞典等国均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民众认为“美国从来都不是民主典范”。

民调机构“欧盟观点”发布的报告显示，欧盟对美国制度的信心下滑，52%的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无效，这一比例在法国和德国分别为65%和61%。

2021年9月，英国知名学者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美国民主的奇异消亡》指出，美国的政治环境已走到快无法挽回的程度，民主共和国进一步向专制主义转变。

2021年11月，瑞典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发布年度报告《2021年全球民主现状》，将美国首次列入“退步的民主国家名单”。该组织秘书长表示，美国民主状况明显恶化，体现为对可信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趋势愈发明显、对参与选举的压制以及日益严重的极化现象。

印度政治活动家亚达夫指出，美国并非“民主典范”，世界认识到美式民主急需自我反思，美国需向其他民主国家学习。墨西哥《进程》杂志评论称，在看似民主自由的表象下，美国民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姆贝特在《邮卫报》上撰文称，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许多标志，比如普遍的选民名册、集中的选举管理、统一的规则和条例，其实在美国系统中是缺失的。非洲人所接受民主培训中的良好选举行为在美国从未存在。

结束语

山巅之城的美国，灯塔效应不再。

——《以色列时报》

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对外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对内只讲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而忽视实质民主和结果民主，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

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性紧迫挑战。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把民主一元化、绝对化、工具化、武器化，人为制造集团政治和阵营对立，这与同舟共济的精神背道而驰。

各国应该超越不同制度分歧，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尼克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打破美中冰封的美国总统，“上海公报”开创了新的时代。但在欧美，“尼克松冲击”是完全不同的含义：解除美元的金本位、冻结工资物价和10%的进口税。对于日本来说，则是双重冲击。

二战末期的1944年，美英等44国在布莱顿森林体系建立了美元的金本位地位，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老少无欺。战后25年里，布莱顿森林体系成为西方金融的基础，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按照各国贸易情况调整，但总的来说长期稳定，美元成为共同的结算货币。金本位使得各国央行可以放心大胆地以美元为主要外汇储备，要是有问题，兑换黄金就是了。这使得美元有了超发权，美元的流通量不再由美国经济总量决定，而是由世界经济总量决定。

这也是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过半的时代，二战结束时，美国拥有5.74亿盎司黄金储备，约合200亿美元。在1955年，超豪华的奔驰300SL“海鸥翼”的市价是7295美元，即使不算现在的拍卖价可达420万美元以上，现在对标的奔驰S560两门跑车标价也达13万美元。当年的黄金储备在今天的价值可想而知。

金本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国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哗哗地印美元（尽管那时还比较节制），各国就要一把汗一把泪地辛苦干出来。法国当年就对这种美国霸权很不满，1965年戴高乐声称要把美元储备统统换成黄金。

金本位也给德国和日本的重建带来稳定的金融基础，战后初期低估的马克和日元成为出口帆船背后的劲风。结果是，在1950-69年间，美国占世界经济产出从35%滑落到27%。越南战争导致的债务和美联储超发（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新问题）也都导致美元“不值钱”了。

1966年，各国央行拥有140亿美元储备，美联储只有价值132亿美元的黄金了，其中100亿是美国国内压舱底的，只有32亿可以用于外国兑换。也就是说，各国美元储备相当于美国可兑换的黄金价值的4倍以上。显然，要是各国央行挤兑美联储黄金的话，美国根本招架不住。但美元还在继续超发。

1971年，德国不愿意在美国压力下提高德国马克的汇率，退出布莱顿森林体系，美元暴跌，各国开始要求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这是手快有手慢无的时代，瑞士兑换了5000万美元的黄金，法国1.91亿。

外国央行挤兑黄金只是问题的一半。1971年，美国失业率达到6.1%，通胀达到5.84%。美国也从19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没办法，美元价值虚高，进口便宜，出口疲软，美国制造想不受压抑都不行，进出口贸易想不赤字都不行。

为了阻止黄金挤兑，压低美元价值，控制通胀，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在电视上宣布三条新规定：

1、    中止美元的金本位制度，美元对黄金的价格浮动，美国不再自动接受外国央行用美元对换黄金。

2、    在90天内，冻结工资和物价，抑制通胀势头。这是战后美国第一次。

3、    进口商品普加10%关税，抵消外国恶意压低汇率的影响。

这就是史称的“尼克松冲击”。

工资和物价冻结在3个月后取消了，10%普加进口税在4个月后也取消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汇率完成了再平衡，1973年后汇率彻底浮动。从此，货币发行量与黄金储备（或者黄金等价物）脱钩，各国都进入了“自由超发”时代，汇率也完全浮动了。

开始时，“尼克松冲击”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欢迎，因为这还是美国制造依然强劲的时代，抑制进口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速，超发在外的美元依然泛滥，美国在70年代进入滞涨，美元贬值1/3。这也是德国马克猛涨、美元投机盛行的时代。日元也是升值压力强大，日本央行为了保出口，死守360日元对一美元的汇率不升值，几次强力出手，弄得日本的美元储备在一个星期里就暴增27亿美元（30%），下一个星期更是暴增40亿美元。法郎对美元升值，但对黄金保持原价。世界金融市场一片大乱。

美元重回世界货币地位是在石油危机后。美国与沙特联手，中东石油用美元计价，从此美元相当于“油本位”，美元重回强势。

时间快进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很多方面，美国与50年前“尼克松冲击”的时代惊人地相像：

1、    刚结束一场劳而无功的昂贵的战争（反恐战争vs越南战争）

2、    债台高筑，新冠疫情进一步增加了债务困境

3、    贸易赤字巨大，再工业化无望

4、    通胀飙升（7% vs 5.84%）

美国可能不得不面对第二次“尼克松冲击”的困难选择，但今日美国又与50年前的美国惊人地不同，这决定了“尼克松冲击2.0”将绝然不同。

在尼克松时代，美国依然是制造业强国，这也是全球化程度很低的时代。尼克松取消金本位后，安慰美国金融市场和人民：汇率变动和进口税只影响进口商品，美国制造还是以美元计价，“还是和昨天一样”。

另一方面，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绝对龙头，美国有单方面行动的特权，西方主要经济没有选择，只有跟着美国走。美国的独断专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金本位崩溃前的金融市场乱象，好像一家之主发脾气、拍桌子了，争吵不休的家人突然安静下来，反而乖乖地听吩咐、各尽其职了。尼克松在做决定前，只找了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财政部长康纳利、财政部国际货币事务副部长沃尔克，没有找外交口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正在巴黎与越南谈判越战和平事宜）或国务卿罗杰斯（不受尼克松信任），就是因为美国根本不担心德日英法“反了天”，美元依然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

现在不同了。

美国制造业早已空心化，加关税只能加剧通胀，既不能抑制进口，更不能刺激美国制造业，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冻结工资和物价也不解决问题。中产阶级的工资根本就不是问题；穷人领取的补贴是个问题，但喂奶容易断奶难，用切断疫期补贴来控制通胀，难说是通胀对美国的危害大，还是穷人断顿造成维稳问题的危害更大。

冻结物价则是不可能的。如今美国市场上，进口消费品的比例太大了，原产地价格、海运价格都只能打入物价，在中国拒绝吸收世界性通胀的现在，涨价转嫁到出口，极大增加美国控制通胀的困难。政府强制的物价冻结只能造成罢市了。

金本位早就没了，那“尼克松冲击2.0”还能有什么脱钩呢？会是美债只支付利息，不再保证兑付本金吗？到期债券当然不会蒸发了，只是“自动转入购买新的美债”，原来的持有者依然持有，只是不能兑付本金。

这离特朗普时代一直盛传的“如果美国赖债不还”只差一步了。但这将是比取消金本位更大的冲击，也是对美国更具危害的冲击。取消金本位影响美元信用，但取消美债兑付不仅影响美元信用，还要危害美国进一步举债。美国不能举债意味着立刻财政破产。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但除了美债，美国还有什么能废除脱钩的呢？

说起来，美国在找还可以脱钩减负的地方，这本身就是美元霸权衰落的表现。美元霸权的根基在于全世界的金融都必须与美元挂钩，脱钩了，美元就有霸无权了，而且是自说自话的霸。

都说美元霸权的根基在于美国的超级军力，这是简单化了。美元的实力在本质上来自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所代表的购买力。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大的，美元依然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都有与币值相对应的购买力，至少可以容易地兑换成本币，兑换回美元则不总是那么容易。没有多少货币能做到这一点。

美元说起来是没有实物兑现的法定保证的，但在实际上能做到，这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根本原因。然而，美元实际上是以石油作为间接的实物保证的，从70年代到现在，世界经济总量大体与世界石油产量同步增长，“油本位”的美元如鱼得水。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去碳化，石油产量与世界经济总量有脱钩的危险，油本位有出故障的危险。

数字货币则从另一个方向挑战美元霸权。美元的超发权来自美元作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的特权地位，但数字货币的结算不必途经美元，哪怕不用中介结算货币而是直接兑换，也可以交易时的汇率方便地进行。但美元一旦退出结算货币，超发的美元只能回流美国，将极大地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提高利率能抑制国内的投机，如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但未必能抑制通胀，因为供应链的大头不在美国。这是美联储磨磨唧唧不肯加息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美联储加息减息的循环失去了过去的“双赢”效果。

投资流动有两个动力：避险和增长。在过去，美联储一升息，世界热钱为了避险，都奔美国去了。各国央行被迫跟着升息，压抑自己的经济热度，投资进一步流向美国。美国双赢，还真是赢两次，一面压制美国通胀，一面收割各国热钱，加强美元在海外的购买力。国内利率提高造成的投资下降受到热钱流入的对冲，升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都减轻了。

现在美联储一再放风要加息，中国央行反而双降：降准后再降息。中国央行的着眼点当然在于中国的增长。这意味着各国游资有选择了，可以走老路，被美国收割两次；也可以跟着中国，追随增长，尤其是本国经济本来没有大问题的话。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也是保持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只有避险一个选择的时候，选择是容易的；有增长和避险两个选择的时候，增长是更有吸引力的选择。这样，美国升息就裸奔了，只有自己扛着升息的所有坏处了，尤其是经济滞涨的风险。

美国怎么办？小修小补不管用了，老路走不下去了。种种迹象表明，“尼克松冲击2.0”可能在路上了，这可能是比1.0更大的冲击，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冲击。由于美元对世界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尼克松冲击2.0”只能是海啸级的冲击。不确定的只是海啸将席卷到哪一片不幸的海滩。世界正在等着靴子落地。

在武汉疫情爆发两年后，香港疫情爆发，港人蜂拥到深圳，人见人咒的隔离酒店竟然一房难求。有人说，这可以帮港人清醒一下。香港醒了吗？

疫情和国安法给香港的邪火浇上一桶冰水，近几年越演越烈的反北京躁动终于消停下来了。不少港人离港，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移民去了。各种香港将成死城的预言落空，香港马上欣欣向荣的预言也落空。香港好像在不死不活中继续，港人也好像在昏昏沉沉中继续。

2019年的黑衣人暴乱对香港经济和社会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港人的自我认知和对一国两制的认知并没有本质改变。国安法强力镇压了乱港叛国的行为，但并不增加港人的向心力。法律本来就不是用来培养亲情的。

在黑衣人暴乱期间，“拦抄”是热门的话题，好像香港玉石俱焚可以给大陆造成多大威胁似的。几个月的自残之后，这个迷思大概不再继续了。香港没那么重要，港人实在要自残，谁也拦不住，谁也不会帮香港兜底。但港人的文化傲慢并没有消失。在疫期，港人对大陆城市的严格清零更多的是质疑、嘲笑和不屑，并以香港的防疫成绩作为骄傲的本钱。直到现在。

奥密克隆传染到香港以来，疫情一波高过一波，现在已经日增过千，还有继续指数上涨的势头。

在抗疫方面，香港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方面，民间对严格清零像欧美民众一样抵触，商界更是反复对港府施加压力，要求在抗疫方面与西方接轨，便利旅行进出；另一方面，港人对疫苗并不踊跃，第一针虽然高达82.4%，第二针就降低到73.7%，第三针只有17.5%。对于香港这样居住密集、人口流动性大的地方，要想像欧美那样躺平，只有疫苗接种率更高才不至于出乱子。奥密克隆穿透疫苗屏障的能力很强，但接种后，重病率和致死率还是大大下降，疫苗还是有用的。

在整个2021年里，香港抗疫最大的话题就是：与大陆接轨还是与欧美接轨。干什么事都举棋不定的港府不出意外地拿不定主意，中央也不逼港府拿主意，反正不与大陆接轨就继续封闭过境，大陆并不在乎港陆交通是畅通还是受阻。大部分港人也不在乎，直到奥密克隆席卷港九。

这个时候，港人想起来是中国人了，急着要过罗湖桥，哪怕在深圳的隔离酒店住21天也不在乎。

奥密克隆是会过去的。香港还将继续面临抗疫难题。在更大的层面上，香港更要理清一国还是两制的问题。继续“吊”在那里，只是香港的损失。

疫期发生世界性的海运瓶颈，中国各大港口繁忙无比，春节、局部疫情都牵动世界各国的心，生怕中国哪个港口停摆，给世界性的海运瓶颈再勒紧一圈。但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并没有这样的火爆，港深货运也受到防疫影响，美国也从香港过境计入中国出口，并香港过境再无帮助。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费那个事呢？

疫情总是要结束的，但疫后的世界会面目全非，中国、欧美和夹在中间的香港都会重新定位，而洗牌的结果几乎肯定要迫使香港回味过去的好时光，可能香港要到那时才能真醒。

西方一直在鼓噪，俄军将在北京冬奥期间进攻乌克兰。现在冬奥结束了，运动员在闭幕式上乐不思蜀，叫了三遍都舍不得回去落座，而俄军没有进攻。但乌克兰局势正在急剧恶化，事态发展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顿巴斯摩擦激增；2月21日的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上，普京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泽连斯基威胁要放弃《布达佩斯协议》，这为乌克兰重新拥有核武器打开大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马上话赶话，认定乌克兰即将拥有战术核武器。

顿巴斯前线的摩擦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当前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摩擦增加几乎是必然的。难说哪一方在挑事，可能都不老实。基辅方面一再强调不挑事，但难以保证前线部队都受到约束，尤其是来自原极端民族主义武装的部份准军事部队。顿巴斯方面也未必老实，有十几万俄军在背后撑腰，现在给对面放一把血，对面都不敢怎么样，这样的好机会舍不得错过。

只要莫斯科和基辅勒住马缰，冲突就打不大。但双方是否还勒得住马缰，就不那么简单了。

普京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这是重大事态。俄罗斯杜马此前就提出过，普京当时没有吱声。但在克里米亚事变时，普京在第一时间就迅速承认克里米亚独立，然后在第一时间就迅速接纳克里米亚作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而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也宣布独立和要求加入俄罗斯时，一直回避，这是有原因的。

在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在整体上滑向西方，这是谁都看得明白的事情。俄罗斯要拉住这个板块滑移，只有通过顿巴斯的持续内战状态。不是通过顿巴斯的内战来争取乌克兰的民心，这是已经泼出去的水了，而是把乌克兰变成一块毒肉，使得西方不能轻松吃下。

西方无意帮乌克兰打内战，顿巴斯紧贴俄罗斯，西方下场也不可能打赢。北约也不可能接纳还在内战状态的乌克兰作为成员，否则意味着立刻与俄罗斯进入战争状态，谁都不傻。

克里米亚另案处理是因为克里米亚在历史上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俄罗斯从奥斯曼帝国抢来的战利品。克里米亚的战略地位也太重要了，控制了克里米亚就控制了黑海。所以一有机会，俄罗斯立刻紧咬不放，西方也就知难而退了。基辅也一样，在顿巴斯前线一直摩擦，但在克里米亚方向不惹事。

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真的独立了，而且得到西方承认，这反而是给乌克兰解套了。乌克兰大可一面拒绝公开承认，一面压下极端民族主义冲动、事实承认。这反而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扫清了障碍。俄军可以大兵压境，但在法理上没法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主动找北约打一仗更不符合俄罗斯利益。

但8年下来，乌克兰已经不可挽回了。乌克兰vs俄罗斯成为21世纪的巴基斯坦vs印度一样的怨偶，而顿巴斯就是东欧的克什米尔。

现在还不清楚俄罗斯承认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指实际控制线内的部份，还是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全部，基辅方面依然控制着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一半。惊奇的是，这和克什米尔印巴各占一半的情况又很相像。同样不清楚的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否会仿照克什米尔的先例，接下来并入俄罗斯。

顿巴斯分裂永久化，意味着乌克兰永远失去东方的工业重镇。泽连斯基要放弃《布达佩斯协议》，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布达佩斯协议》规定，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则保证乌克兰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实际上，《布达佩斯协议》有三份，分别针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现在一般提到的只是乌克兰这一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美国对前加盟共和国的核武器的想法是一样的：都希望他们放弃。美国不希望世界上多几个核国家，苏联解体后的乱像更难确保核武器和核材料不会落入恐怖分子或者敌对国家手里。俄罗斯也一样，而且绝不希望身边出现新的核国家。英国则是打酱油的。

这也是“和平红利”的时代。华约解体了，北约没有了敌人，俄罗斯也积极拥抱西方，乌克兰实际上没有敌人。俄罗斯和西方转向敌对是《布达佩斯协议》时代没有人预见到的。叶利钦除了不靠谱，并没有西方看不顺眼的地方；普京也被西方认为好朋友，小布什和普京就差称兄道弟了。

这也是俄罗斯和各前加盟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候，各种惨相就不重复了。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境况都算好的，这本来就是苏联末年俄罗斯人心思散的主要原因：甩掉包袱后，我们会更好。在2014年橙色革命的时候，乌克兰的经济和民生状况决定性地差于俄罗斯，这也是顿巴斯坚决不肯脱离俄罗斯圈子的民意基础。民族感情反而是说不清楚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到底是什么差别，就像谁也说不清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是什么差别一样。

克里米亚事变后，乌克兰很失望，《布达佩斯协议》没有起到确保乌克兰领土完整的目的。顿巴斯分裂永久化是断臂之后再断腿。橙色革命是以乌克兰是否加入欧盟伙伴关系开始的，但欧盟最后并没有接纳乌克兰，北约也没有接纳乌克兰，乌克兰对于热脸贴上冷屁股深感悲愤，要退出《布达佩斯协议》的心情不难理解，但其中的含义就值得推敲了。

泽连斯基没有明确说不再承认《布达佩斯协议》有效的含义是什么，但这有两层解读：

1、    乌克兰不再指望美国、英国、俄罗斯的保护，这其实是不言自明的，承认不承认《布达佩斯协议》都是这回事了。

2、    乌克兰不再放弃核武器，这就有意思了。

在苏联时代，乌克兰是俄罗斯之外工业体系最全的，但依然不全，尤其是缺乏设计能力，安东诺夫（运输机）和曙光（舰船燃气轮机）是少有的例外。比如说，乌克兰不能设计、制造战斗机和直升机；乌克兰也只有造舰能力，不能设计自己的战舰；哈尔科夫有前苏联最大的坦克厂之一，但也没有独立的坦克设计能力。在导弹、核武器方面也一样，有很强的制造能力（苏联解体时的水平），但缺乏设计和系统整合能力。

今天的乌克兰是否有能力独立设计、制造核武器是有疑问的，当年即使有研究、设计机构在乌克兰，这么多年荒废后，不见得是否还能拾起来。更大的问题是：乌克兰要是重走核武装道路，对美欧是个大难题。

一方面，乌克兰在变成俄罗斯的世仇，乌克兰核武器主要针对俄罗斯，对美欧是力量加成。另一方面，美欧在原则上反对出现新的核国家，这东西毕竟动静太大，炸响了，到底多少人受伤就不是拉弦的人能控制的。乌克兰的核武装化也可能直接成为俄罗斯入侵的理由。美国可以为莫须有的伊拉克核武器而入侵，俄罗斯更有理由为现实的乌克兰核武器而入侵。绍伊古正是在往这个方向话赶话。

乌克兰要是因为重新核武装化而遭到俄罗斯入侵，那不管从地缘战略、人道还是面子上，美欧都输透了。但无核的乌克兰已经不可能保卫自己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一再说明同样的问题。这样，难题反而转到美欧那里：是默认乌克兰重新核武装化，还是由北约为乌克兰提供切实的军事保护？

美欧实在不愿意在军事上防御乌克兰。不算白俄罗斯这一段，俄乌边境就长达2300多公里，比纽约到迈阿密的距离还长，或者说比北京到香港的距离还长，美欧没有胃口守卫这样漫长而且无险可守的防线。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境还有1200公里长。而冷战时代东西德之间的防线只有1400公里长。

就算俄军见到美军望风而逃，防守乌克兰也是不可承受之重。美国战略智库CSIS计算过，如果采取最低限度的“消息树”态势，俄军一旦进攻就立刻后撤，能多远撤多远，等候增援到达后再集结力量反攻，北约的“消息树”也需要8.5亿美元的初始投资、9.9亿美元的逐年维持开支和1.5亿美元的年度轮训开支，这只包括训练、联合演习和一个教导旅（SFAB）的驻军。SFAB是近年新组建的，只有600人左右，但都是军官和有经验的士官。这不是常规意义的作战部队，没有重装备，主要担任外军训练和顾问。

但要是采取“坚守待援”态势的话，则暴涨到269亿美元的初始投资、110亿美元的美军年度开支和75亿美元的北约欧洲盟军年度开支。兵力当然相应增加，达到美军1个战斗旅、1个防空旅、一个SFAB旅、2个F-35中队、前沿预置装备（供1个火力旅、1个斯崔克旅、2个重装旅使用）和北约2个混编旅、1个战斗机中队。这是在北约每年资助乌克兰至少3.8亿美元帮助军事现代化的基础上的，乌军现有的战斗力和与北约配合作战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但默认乌克兰核武装化不仅有一般的核军控问题，还有具体的白俄罗斯问题。白俄罗斯也是《布达佩斯协议》国之一。如果乌克兰退出《布达佩斯协议》，白俄罗斯大概率也会退出。白俄罗斯已经公开表示，可能邀请俄罗斯核武器进驻，那对波兰和立陶宛就意味着顶着额头的核威胁了，德国也在不远处。虽然加里宁格勒是否驻有核武器是一个暧昧不清的问题，白俄罗斯重新核武装化无疑对北约东线是一个坏消息，美国和欧洲未必愿意打开这个核潘多拉盒子。

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盟（其实就是德法）在克里米亚事变和顿巴斯内战初期获得主导，《明斯克协议》是德法与俄乌达成的，没有美国什么事。这一次，美国先声夺人，全力争夺话语权，但口惠而实不至。普京再次出人意料，狠人话不多。欧盟和英国除了口头谴责，没有实际行动。白宫说“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事”，但具体行动只有禁止美国人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有任何新的生意往来。就这？

在乌克兰，普京和泽连斯基都伸出了手，撕破了脸。倒不是他们之间，他们之间从来就谁都不给谁脸。那到底是撕破了谁的脸？

这篇文章是我昨天2月23号写好的，今天形势变化很大，但是对文章也没有影响，所以还是和大家说说俄乌这件事。

2月22日爆出了一个大新闻，普京签署总统令，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这个事情说明，普京已经赌上了俄罗斯未来10年以上的国运。

（来源：央视网）

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第一时间将2月4日发布的《中俄联合声明》找出来再仔细读了几遍，现在回头来看，这个《中俄联合声明》已经为2月22日普京破釜沉舟赌上国运做好了前期铺垫。

为什么这个《中俄联合声明》如此重要？

因为，在这份联合声明里，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外交等一系列层面向中方做出了重大让步，他之所以这么干，自然有其深意。

下面我给大家梳理一下《中俄联合声明》的关键内容，看看这个声明里俄罗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获得了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前期关键背景搞清楚，才能准确理解普京破釜沉舟的逻辑。

1 《中俄联合声明》的关键内容

首先就是俄罗斯付出了什么？

准确的说，中方几乎拿到了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是说，中方几乎所有在国际外交上的诉求，都获得了俄罗斯的全面支持。

一带一路。

—双方将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深化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各领域务实合作。

”一带一路“是中方倡议，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倡议。过去俄罗斯对中方一带一路倡议是颇为忌惮的，特别是中方在中亚、东欧（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俄罗斯态度就颇为暧昧。

为了对抗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俄罗斯也搞出来一个欧亚经济联盟。但是众所周知，俄罗斯除了能源要啥没啥，所以欧亚经济联盟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形势比人强，俄罗斯终于点头要“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这就是俄罗斯做出的重大让步。

病毒溯源问题。

—双方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基于全球视野，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病毒溯源是美国搞出来对中国泼脏水的行为，基本与俄罗斯没啥关系。但是现在俄罗斯站出来明确支持中方立场。

台湾问题。

—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俄罗斯这个立场基本与我们外交部立场保持一致，这也是比较难得的。

对于美国“印太战略”以及英美澳搞的针对中国的三国小同盟。

—双方反对在亚太地区构建封闭的结盟体系、制造阵营对抗，高度警惕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

—双方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特别是在核动力潜艇等涉及战略稳定领域开展合作表示严重关切……

不管是印太战略还是美英澳三国小同盟，主要针对的对象都是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也不大，但是俄罗斯现在站出来明确力挺中方。

日本福岛核废水。

—双方对日本拟将福岛核电站事故放射性污染水向海洋排放及其潜在环境影响表示严重关切……

日本核废水主要影响是环太平国家，对于俄罗斯影响也不大，所以过去俄罗斯也没对这个事明确表态，但是，这一次俄罗斯却站出来明确谴责日方。

大数据、信息化。

—双方认为由中方提出、俄方原则支持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工作组讨论制定数据安全等国际信息安全威胁的应对措施提供了基础。

—双方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保障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协定》（2015年5月8日签署）为基础，深化保障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双边合作，并商定近期将通过两国该领域合作计划。

不管是大数据还是信息化，目前全球基本就是中美扳手腕，其它国家都是打酱油的角色，所以，在这个领域上，绝大部分打酱油的国家基本不会明确表态站队。

现在很明显，俄罗斯不仅明确站队中国，而且还表示愿意“深化”两国在信息化的“合作”——其实就是单方面开放俄罗斯信息化市场给中方。

上合组织。

—双方将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提质升级，继续加强成员国之间贸易、产业、交通、能源、金融、投资、农业、海关、电信、创新等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合作，开展先进、资源节约、节能、绿色技术应用。

上合组织一开始是以反恐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但是后来我们也希望将上合组织合作扩大到经贸领域，但是这个事一直推动不了，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拉了一个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印度颇有英国佬搅屎棍风范，印度参加上合组织之后，这几年上合组织效率就急剧下降。

现在中俄明确表态要让上合组织提质升级，俄罗斯态度转变，印度如果继续充当搅屎棍，未来就会被边缘化。

东盟

—中俄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继续就深化同东盟合作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合作，强化东盟作为构建区域架构关键组成部分的角色。

东盟是与中国关系最好的第三方国际组织，中国也一直在推动东盟在东亚合作的中心地位。

过去俄罗斯一直是与东盟个别国家（比如越南）交好，现在联合声明明确表态，中俄都要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这也是俄罗斯在东亚地区立场的重大转变。

以上林林总总就是俄罗斯付出的东西。

那么俄罗斯拿到什么东西呢？

主要就是两点。

——双方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呼吁北约摒弃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尊重他国主权、安全、利益及文明多样性、历史文化多样性，客观公正看待他国和平发展。

——中方理解并支持俄方提出的构建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长期安全保障的相关建议。

这两点是啥意思？

我们对照一下本次乌东危机中俄罗斯对北约开出的两个条件：

其一，北约书面承诺不再东扩（有法律约束力），乌克兰永远不能加入北约；

其二，北约撤出在1997年之后加入北约国家领土上所有军队与装备。

也就是说，中方其实只是支持俄罗斯第一点诉求而已！

说实话，最初看到这个中俄联合声明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俄罗斯对中方做出重大让步，现在仔细阅读之后，越看越是惊心——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一边倒的支持另一个大国几乎所有的国际外交的诉求，这意味着什么？别急，这个问题我们后面来谈。

现在问题来了，俄罗斯付出这么多却只换来这么一点东西，看起来很不划算是不是？普京为啥愿意做这种很不“划算”的买卖？

这个事一直困扰我很多天，直到2月22日新闻出来才恍然大悟——普京已经准备在乌东问题上与西方国家摊牌了！

普京赌上了国运，就不得不做出最坏的准备——与西方国家彻底撕破脸！

一旦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彻底撕破脸，那么中国的支持对于俄罗斯就尤为重要！这差不多就是俄罗斯面临西方国家最严厉制裁下，保证俄罗斯经济不崩盘的唯一希望。

换一个角度来看，既然普京都做好与西方国家彻底撕破脸的准备了，就算是全面支持中国在国际上所有诉求又何妨？

这个逻辑想通了，乌东危机的所有事件就都可以串起来解读了。

2 俄罗斯的隐忍与摊牌

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逐渐形成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畸形经济，俄罗斯这种畸形经济被网友戏称为“大号加油站”，或者是“拥有核弹的沙特”。这些比喻虽然有点刻薄，但是却也很形象。

那么，大家知道一个“大号加油站”的经济意味着什么吗？

加油站经济吸纳的只能是初级劳动力，加油站经济是无法留住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等精英人士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最大的问题就是精英人才大量流失。

有一则著名的寓言是这样讲的。

圣西门提出，如果法国失去了几十个第一流的科学家、银行家，几百个最能干的商人、农夫和铁匠——这些“最主要的生产者”，这将会是巨大的不幸和灾难，整个国家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体”；如果法国失去了所有的王室成员、元帅、大主教、法官和一万个游手好闲的产业主，“对国家都不会造成任何政治上的损失”。

俄罗斯很不幸就是前者，这个国家如同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只能靠着祖宗留下的资源遗产混吃度日。

即便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还要步步紧逼。自苏联解体之后，北约历经5次东扩，一大票东欧国家被纳入怀中，兵锋直指莫斯科。

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几乎是一直在隐忍退让。

一直到连乌克兰都喊着要加入北约——一旦成功就意味着北约可以在乌克兰直接部署军队与装备，从乌克兰边境坐火车到莫斯科只要13小时，机械化部队一夜之间就可以兵临莫斯科城下，这让俄罗斯如何能够忍受？

我都混吃等死没前途了，你还要拿着匕首顶着我的喉咙——叔叔能忍，婶婶也不能忍啊！

按：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的动机其实不难理解，简单地说就是当老大也要选边站队。

这个世界是复杂多元的，总有一些国家天生就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这个时候即使是老大也不得不选边站队。

比如伊朗与以色列、沙特就是生死大敌。如果你是老大，你选择以色列、沙特还是伊朗？

基于这个原因，美国就永远不可能与伊朗有良好关系。

同样，渲染俄罗斯威胁，推动北约东扩是美国拿捏东欧国家的杀手锏，只要美国能拿捏住东欧国家，那么美国就能有效制衡德、法自立的野心。欧盟就永远无法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

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绝对是最后的红线。

乌克兰这个国家都不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本来地理位置位于北约与俄罗斯夹缝间就很敏感，偏偏为了迎合西方一味作死的作——

政变推翻民选总统扶持亲西方总统上台，推动全国去俄罗斯化（禁止讲俄语、俄罗斯民族成为二等公民），年年哭着喊着要加入北约。

俄罗斯能忍乌克兰这么久，我都觉得算是一种奇迹。

这一次，俄罗斯显然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乌克兰问题，为此与西方摊牌撕破脸也在所不惜，只要有东方某大国（呃，我指的是印度）力挺，俄罗斯经济即便付出很大代价，但是也不可能因为西方的制裁而崩盘。

2月22日普京讲话也非常狠，大致意思有几点：

其一，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二，乌克兰大多数领土历史上都是俄罗斯领土；

其三，现代乌克兰这个国家也是由俄罗斯创造的。

这三点是啥意思呢？

欲灭其国，先亡其史！

也就是说，普京杀气腾腾地摆出了一副要吞并乌克兰的姿态。过去普京发狠话，其它国家可能还觉得这是在讹诈，现在普京发狠话谁还敢说不会变成现实？

俄罗斯强硬，乌克兰那个戏子总统就怂了。我看了一下泽连斯基讲话，虽然还在嘴硬什么“我们谁也不怕”，但是讲话重点却是“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以及“埋怨俄罗斯退出明斯克协议”。

我就觉得很搞笑，在乌东地区挑起武装冲突的是乌克兰政府军，不愿执行明斯克协议也是泽连斯。现在俄罗斯直接摊牌了，泽连斯基又开始谈和平与明斯克协议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最为关键的是，乌克兰政府直到国民卫队司令部被摧毁，空军瘫痪才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3 乌东危机后续进展

2月23日，先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批准总统可以在境外使用武装力量，这是亮刀子，然后普京对西方国家开出了条件。

其一，西方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理由是克里米亚没有人在枪口与刺刀逼迫下投票支持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统一，西方需要尊重这一决定。

按：因为西方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且切断与该地区所有经济联系，所以克里米亚经济一落千丈，老百姓生活水平很糟糕。

其二，乌克兰当局拒绝加入北约。

这是给西方国家一个下台的台阶，所以普京原话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西方国家同事不用丢掉面子，叫基辅当局自己放弃加入北约，并在实质上保持中立。

对于俄罗斯的摊牌行动，现在西方国家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制裁俄罗斯两家金融机构，对俄罗斯主权债务进行制裁，对俄罗斯精英阶层实施制裁，叫停北溪2号项目。

（来源：观察者网）

说实话，美国这轮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不算很大，与前期威胁要将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差距很大。很明显，美国还没有与俄罗斯摊牌的打算。

至于欧洲，虽然也宣称要制裁俄罗斯，但是拿出来的制裁措施不过是对俄罗斯杜马成员以及27个实体与个人的制裁，这点力度对于俄罗斯经济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欧盟也很头疼，现在欧盟与俄罗斯的主要贸易往来就是购买价廉物美的俄罗斯能源，真要对这块下刀子，欧盟也会很肉痛。

英国嘴上喊得很凶，制裁对象也不过是5家俄罗斯银行与3个“特别高净值人士”，制裁措施就是冻结上述企业与个人在英国的资产，同时禁止英国所有企业、个人与制裁对象交易。

英国佬这些所谓的制裁措施与其说是制裁，不如说是以制裁为理由，从俄罗斯最富有的银行与个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盘点以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很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味道。很明显，普京的摊牌行动也吓得西方国家不敢真对俄罗斯下狠手。

现在美国对俄罗斯未来会怎么干也有点没底，所以布林肯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外长通话探探口风。

（来源：新华网）

另外，中方代表在联大发言的立场也基本与中俄联合声明保持一致，外交部在面对外媒不怀好意的提问——中方是否会制裁俄罗斯时，我们发言人是这样表态的。

（来源：环球网）

大家自行体会一下。

2月24日，俄罗斯官宣俄军开始在顿巴斯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泽连斯基差不多就要跪了，现在泽连斯基已经用俄语向俄罗斯人民喊话——希望俄罗斯人民让普京回到谈判桌。

不管乌东局势未来如何演化，谈谈我的两个基本立场。

第一， 在冬奥会期间，乌克兰政府军不顾国际奥委会、中国关于奥运会期间休战的呼吁，反复在乌东地区拱火，多次肆意挑起武装冲突。

就凭这一点， 未来乌克兰不管落到何种悲惨的的结局，都不能让我有丝毫的同情。 相反，俄罗斯在冬奥会期间一直隐忍乌克兰的各种挑衅，这才是真朋友！

第二，现在在社交媒体上扯什么中俄历史恩怨不是蠢就是坏！现阶段离间中俄关系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 任何时候都不要做敌人希望看到的事情。饭要一口一口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做。

4 乌东局势对中国的影响

最关键的有两点。

其一，美国两线作战态势已成定局。

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如果我们把美国比喻成二战中的德国，中国大致就是二战前期的英国。

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英国基本是独自对抗法西斯德国的全部军事压力，但是美国制造乌东危机逼迫俄罗斯在乌东地区摊牌相当于巴巴罗萨行动，从此乌东问题成为欧洲无解的火药桶。

只要美国还要维持北约的存在，这个火药桶将永久性牵扯美国极大的精力，让美国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中国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减轻。

其二，中国崛起之路上解决了一个潜在的障碍。

中国崛起之路有两个障碍：

摆在明面上的威胁是海权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压制，我们一带一路的“一路”就是对抗海权国家遏制的抓手；

另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是陆权国家的遏制，我们一带一路的“一带”就是对抗陆权国家压制的抓手。

这个世界能与我国争夺欧亚大陆板块的只有俄罗斯这个国家，其余的国家譬如法德，国土与人口规模太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过去我们“一带”走到中亚、东欧常常面临极大的外部掣肘。

现在俄罗斯为了与西方摊牌，以《中俄联合声明》的形式官宣彻底放弃对欧亚板块陆权的争夺，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带一路的“一带”已经扫清的障碍。

如果我是“一带”的指挥官，估计现在我抓着步话机向上级汇报时，只会反复大喊一句话：我军前方已经畅通无阻！重复一遍，畅通无阻！

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除了战略层面的收益，经济上的实惠也有。

美国制造乌东危机的主要目的就推动欧洲避险资金为美股接盘。现在有多少欧洲资金流入美国还没有数据统计，但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欧洲避险资金流向中国。

2月18日，境外离岸人民币汇率突然大涨200个基点，创下2018年以来最高值6.314，是什么资金推高了人民离岸汇率？

是欧洲金融机构的资金。

从2月18日16时欧洲交易时段开始，欧洲金融机构大举买入中国国债避险，带动人民币离岸汇率大幅度上涨。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还有一个数据。

根据SWIFT数据显示，去年1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还是2.7%，到了1月，这个比例突然飙升到3.2%，创历史新高！相信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占比数据还会进一步提升。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所以，国际形势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美国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收割到中国，现在只能去收割欧盟，结果美国吃肉我们也意外喝了一大口汤！

如果考虑到《中俄联合声明》带来的巨大战略利益，中国得到的远远超过美国。

这大概就是国运吧！

俄总统普京2月24日电视讲话

（全文）

尊敬的全体俄罗斯公民！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就顿巴斯局势和其他涉及俄安全的问题发表讲话。

我在21日讲话开始时列举了一系列对俄构成致命威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一些不负责任的西方政客经年累月奉行错误对俄政策造成的，特别是北约东扩，将军事基础设施部署抵近俄边境。

众所周知，过去30年间，我们一直展现坚持和隐忍，不断尝试同北约主要国家就欧洲的平等和不可分割安全达成共识。但我们等到的回应只有无耻的欺骗、谎言，亦或是施压与恫吓，北约置俄的抗议与关切于不顾，仍然不断继续扩张。北约的军事机器已直抵俄边境。

是谁给了北约底气，让他们如此大言不惭地从自身特殊性、绝对正确和肆意妄为的立场出发同我们打交道？让他们以这种轻视蔑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利益和合理合法要求与主张？

答案显而易见。苏联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不断走向削弱，之后彻底分崩离析。今时今日，俄仍应从中吸取教训，苏联解体证明，权力和国家意志的瘫痪是走向全面倒退和瓦解的开端。我们不知从何时起变得不自信了，从此世界力量对比的平衡也被打破。

曾经的一系列国际条约事实上已不复存在。承诺约定和请求百无一用。所有不为霸权国家满意的执政当局均被贴上过时、没用的标签。相反，一切他们眼中能为己所用的政府则不惜一切代价去扶持，哪怕是用野蛮的手段也在所不惜。任何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力量则会被敲碎膝盖。

我讲的这些不仅攸关俄罗斯，不仅只是俄罗斯的关切，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甚至是美国的盟友们。苏联解体后世界版图被重新划分，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法准则的核心、基本内容，以及二战胜利成果却成为那些自称为冷战胜利者实现霸权的绊脚石。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规则适用过程中，国际形势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都是重要考量因素。应该保持专业、平稳和耐心态度，清楚定位自身责任，尊重所有国家的利益。但一些国家不断强调自身的绝对优先，谋求一言堂，仅接受于己有利的方案，在这种下三滥手段不断充斥国际环境的背景下，事态从最开始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类似的例子信手拈来。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贝尔格莱德进行血腥的军事行动，直接动用飞机和导弹，持续数周对市政设施及关乎民生的基础设施进行轰炸。 但西方国家总是选择遗忘这些事实，当我们提起时，他们不愿谈及国际法准则，反而宣称是形势使然。

之后又轮到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对利比亚非法动武，歪曲联合国安理会涉利比亚问题决议，导致该国彻底被摧毁，沦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陷入人道主义灾难和内战不断的深渊。利比亚数百万人甚至整个地区的人民都深陷灾难，滋生了从北非和中东到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潮。

叙利亚也遭遇同样命运。西方国家未经叙政府同意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便对该国动武，这是赤裸裸的侵略和干涉。

然而，最令人发指的是在毫无法理依据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侵略的由头是美国言之凿凿宣称伊境内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师出有名，美国务卿在全世界面前晃了晃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向世人宣称是伊拉克正在研发的化学武器。然而事实证明，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是烟雾弹，伊拉克境内根本没有任何化学武器。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事实。这一切都是美国政府在联合国舞台上撒下的谎言，最终导致无数伤亡和破坏性后果，恐怖主义更是趁势做大。

只要是西方试图染指建立所谓“秩序”的地方，就会发生流血和伤痛，就会给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可乘之机。这些例子只是最令人发指的一小部分，西方国家藐视国际法的例证远不止于此。

其中就包括曾向俄罗斯作出的北约绝不东扩承诺。他们欺骗了我们，满嘴跑火车。的确大家常说，政治是肮脏的。也许是吧，但不至于肮脏至此。这种耍滑头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关系准则，尤其是各国公认的道德和道德规范。正义和真理何在？全是谎言和虚伪。

美政客、政治评论者和记者常说，近年来美内部建立了一个真正的“谎言帝国”。毋庸置疑，事实就是如此。但需要承认的是，美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世界主要大国。其附庸国不仅在所有问题上对其随声附和、言听计从，甚至还效仿其所作所为，欣然接受其制定的规则。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地说，美按照其设想和模式建立的西方集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帝国”。

苏联解体后，尽管新生的俄罗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同美西方合作意愿，并且几乎是单方面进行裁军，但美西方仍企图压榨，甚至彻底摧毁俄。上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所谓的集体西方大肆支持俄南部的分裂主义和受雇佣匪徒。我们将永远铭记，为了最终打断高加索地区国际恐怖主义的脊骨，俄付出了多少人员伤亡，蒙受了多大损失，经历了多么艰难的考验。实际上，直至最近，还有国家不断企图利用俄服务自身利益，摧毁俄传统价值观并将自身虚假价值观强加于俄，以此从内部侵蚀我们和我们的人民。他们还企图将其国内方针强加于俄，而这将直接带来衰退和堕落，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任何人的上述图谋永远都不可能得逞。

尽管2021年12月，我们再次试图同美方及其盟友就欧洲安全保障原则和北约不东扩达成共识。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美方固执己见，认为没有必要同俄就俄核心关切达成共识，为达成自身目的，罔顾俄利益。

面对当前局势，我们产生一个疑问：接下来该怎么办？还在等什么？我们清楚地了解1940年和1941年初的历史。当时，苏联曾千方百计试图防止或至少拖延战争爆发。为此，全力避免挑衅潜在的侵略者，放弃实施或推迟为筹备应对侵略所必要的行动。而最终采取行动时已为时已晚。

结果是，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宣布对俄开战，而俄却未做好应对准备。我们成功阻挡并摧毁了敌人，但同时付出了惨痛代价。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对侵略者采取绥靖政策大错特错，让我们的人民付出巨大代价。战争伊始，我们丧失了大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和数百万民众。我们不会也无权重蹈历史的覆辙。

那些谋求霸权的国家公开、毫无成本且毫无根据地将俄罗斯宣称为敌人，这些国家的确在金融、科技和军事领域拥有强大实力，俄方对此有客观认识，这些国家威胁对俄实施经济制裁的声音不绝于耳，俄方对此也进行了客观评估，分析我们对可能的经济制裁拥有哪些应对能力，我们进行的研判非常客观和现实。

在军事领域，尽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军事实力受到了很大打击，但俄仍是当今世界核武器力量最强的大国之一，且在众多新式武器领域保有一定优势，因此任何试图袭击俄罗斯的潜在入侵者定会招致灾难性后果，国际社会对此拥有共识。国防等领域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相应军事技术的领先地位也在不断易主，如军事技术成果应用不断向俄边境逼近，而俄却无动于衷，那么相关军事设施将在几十年后甚至未来永远对俄造成长期增长、完全无法承受的威胁。

即便当前，随着北约不断东扩，俄安全形势也在不断恶化，其危险性与日俱增。不仅如此，北约高层日前直接声称将加快其军事设施向俄边境线推进的进程。换句话说，北约的立场愈发强硬，俄不能再坐以待毙，坐以待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北约进一步东扩，将军事装备部署在乌克兰境内于俄来讲绝不可接受，当然，问题不在于北约本身，北约只是美国的外交工具，在俄罗斯的毗邻地区（这些地区原本历史上是俄罗斯的领土），建立起对俄极具敌意的反俄阵线，且这些国家完全受外国操控，北约国家的军事力量不断在加强，还部署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在美及其盟友口中声称的遏俄政策，所谓的地缘政治红利，对俄而言却是生与死的问题，毫不夸张，这是俄命脉攸关的问题，不仅威胁到俄国家利益，甚至威胁到俄主权，关乎国可为国的问题。这就是我不止一次提到的“红线”，而他们已经踏过了这条红线。

至于说到顿巴斯地区形势。我们看到，2014年策动乌克兰政变的那伙人攫取政权，在外部势力帮助下举行了“作秀般”的选举，彻底放弃和平解决争端。8年间，俄方不断作出一切努力，希望局势能够通过和平政治方式化解。最终看来，一切皆为徒劳。

正如我在上一次电视讲话中所说，我们不能对发生在顿巴斯地区的事漠视旁观。如今，我们不可能再坐视不管了。我们必须立即阻止这样的噩梦继续下去，必须立即阻止乌当局继续屠杀对俄寄予厚望的数百万顿巴斯地区居民。俄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的主要原因，就是顿巴斯地区居民的愿望、感受以及他们承受的痛苦。

我还想强调的是，北约主要成员国为了达到其自身目的，对乌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予以全面支持，而这些势力永远不会放过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仅仅因为他们行使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回到了俄的怀抱。

毫无疑问，这些势力会像潜入顿巴斯地区一样潜入克里米亚并挑起战争，像打着讨伐旗号的乌民族主义者屠杀手无寸铁的顿巴斯地区居民一样，屠杀克里米亚居民，这些乌民族主义者在二战时曾是希特勒的帮凶。

乌局势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对有关信息的分析表明，俄同这些势力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势力一直在积极准备，伺机而动。现在，这些势力还开始要求拥有核武器，俄决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我曾说过，苏联解体后俄已接受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俄始终尊重在前苏联地区成立的各个国家，始终尊重它们的主权，俄帮助哈萨克斯坦平定乱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乌不断对俄安全构成威胁，这让俄充满不安全感并无法正常发展。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2000年至2005年间，俄在高加索地区对恐怖分子进行了军事打击，捍卫了俄领土完整。2014年，俄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居民予以了支持。2015年，俄出兵叙利亚，有效阻止恐怖分子从叙流入俄。俄已无其他自卫方式。

目前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除了采取今天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以外，已经没有其他保家卫国的方法了。形势迫使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已向俄求助。

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条第51款和俄联邦委员会今年2月22日批准的俄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经俄联邦安全会议批准，我已决定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此次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于保护那些八年来一直遭受基辅当局欺凌乃至种族灭绝的人们。为此，我们将致力于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将那些对包括俄公民在内的平民犯下无数血腥罪行的分子绳之以法。

但我们不会侵占乌克兰领土，也不会以武力逼迫任何人。此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在西方国家所谓“确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的相关文件系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签署，不应继续履行”的论调甚嚣尘上。下面我将作出回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和我国人民为战胜纳粹主义所作出的牺牲都是神圣的。这与基于战后数十年发展得出的崇高价值——人权与自由并不矛盾，也不会抹杀《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所规定的民族自决权。

请注意，无论是在苏联成立时还是在二战后，那些现代乌克兰领土上的居民，他们对生活的想法从来无人问津。 我们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包括让所有人自主选择本人和子女未来的自由。我们认为，生活在当今乌克兰领土上的所有民族、全体人民都应享有这种选择权。

在此，我向乌克兰公民发出呼吁。2014年，俄罗斯有义务保护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人民免遭你们口中的“纳粹分子”伤害。（因为）两地人民做出了选择，即与他们历史上的祖国——俄罗斯站在一起，这也得到了俄方的支持。再次强调，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此番行动并非意在侵犯乌克兰及其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保卫俄罗斯自身、为了击退那些绑架乌克兰并试图利用其危害我国及我国人民的分子。

再次强调，我方行动是旨在抵御眼下威胁、避免灾难事态扩大的自卫行为。尽管十分困难，但我还是希望广大乌克兰公民能够理解这一点，并（同俄方）开展合作，以便尽快翻过悲惨一页，携手前行，不要再允许任何人对我们两国的内政和彼此关系横加干涉，而应做到独立自主，如此，才能为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打破国界阻隔，从内部增强彼此凝聚力。我相信这才是我们两国的未来。

我还要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军人发出呼吁。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的父辈、祖辈、曾祖辈同纳粹作战，保卫我们共同的家园，不是为了今天的新纳粹分子在乌当政。你们宣誓效忠的是乌克兰人民，而不是掠夺乌克兰、侮辱这些人民的反人民政权。不要执行他们的非法命令。我呼吁你们立即放下武器回家。我明确指出，所有听从这一要求的乌士兵将顺利离开战区，和家人团聚。我想再次强调，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的全部责任将完全由乌当局承担。现在我想对那些受外界影响企图干涉当前局势的人说几句：无论是谁想干涉我们，甚至是危及俄国家和人民，他都必须知道，俄罗斯将立刻作出反应，并将让其遭受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后果。俄已做好应对任何事态的准备，也做出了所有必要的决定，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

亲爱的俄罗斯公民!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和存亡，其成就与活力始终源于其深厚根基，即文化和价值观，先人的经验和传统，也取决于其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外部环境的能力，取决于社会凝聚力与勇往直前的决心。

力量总是必要的，但力量可以有不同的性质。我在讲话开始时提到的“谎言帝国”政治首先就是建立在粗暴、直接的武力之上，俗话称“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真正的力量在于正义和真理，而正义和真理在我们这边。这样，就没有理由不同意，拥有力量、准备斗争是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的基础，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

同胞们！

我相信，忠于祖国的俄军官兵们将专业而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毫不怀疑，负责俄经济、金融系统和社会领域稳定发展的各级机关和专家们、企业家以及整个工商界将协调一致，高效工作。我希望议会所有政党和社会力量都能秉持一致的爱国立场。

俄罗斯的命运始终掌握在可靠的俄各族人民手中。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决定必将得到执行，我们的目标必将能够实现，国家的安全必将得到可靠保障。

我相信你们的支持，相信对祖国的爱能给予我们必胜的力量。

【翻译/ 党浩楠（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弗拉基米尔·普京：

尊敬的俄罗斯公民们！亲爱的朋友们！

我这次讲话的主题是关于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个事件为什么对于我们，对于俄罗斯这样重要。当然，我的讲话也同样面向那些身处乌克兰的同胞。

我不得不彻底详细地进行这次讲话，因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顿巴斯地区的局势再度变得严峻而且尖锐。今天我直接对大家进行讲话，不但是为了评估正在发生的事态，而且也是为了告知大家，我因事态可能进一步恶化而做出的决定。

我再强调一遍，乌克兰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国。乌克兰是我们自己历史，自身文化，是我们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我们同事、朋友中的同志和好朋友，更是有血缘的亲人。

很久之前，历史上生活在西南边土地上的古罗斯人就自称为俄罗斯人和东正教信徒。到了17世纪，这些领土的一部分再次并入了俄罗斯国家。

乌克兰的东正教教堂

在我们看来，我们原则上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谈论的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时为了理解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俄罗斯对此的动机目的，我们至少要简单谈谈这段历史。

所以我从现代乌克兰完完全全是被俄罗斯创造出来——准确来说，被布尔什维克，被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出来的时刻——开始讲起。这一进程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立即开始的。而且列宁和他的同志用对俄罗斯来说非常粗鲁的方式——分离开，撕毁掉俄罗斯历史领土的一部分。当然，没有人向居住在那里的数百万人询问过任何事情。

之后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以及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已经把一些之前属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的领土并入苏联并移交给了乌克兰。同时，作为一种补偿，斯大林将部分原德国领土划归波兰，在1954年赫鲁晓夫因故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手中夺走，也赠送给乌克兰。实际上，这就是苏维埃乌克兰领土的形成方式。

不过，现在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苏联刚刚成立的历史时期。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我们不得不再往前延伸一下。

我提醒大家，在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后，然后又发生的内战中，布尔什维克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但他们中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在1922年，身兼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委员的斯大林，提出以自治原则建立国家，即赋予共和国——未来的行政单位，在加入统一国家时广泛的权力。

列宁批评了这个方案并提议向当时自称为“独立人士”的民族主义者让步。正是这些列宁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是联邦国家的构建以及民族自决乃至分裂的权力，构成了苏维埃国家的根基：最初在1922年这些被写入了苏联成立宣言，列宁去世之后，又被写入苏联1924年的宪法。

这里立刻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实际上也是最主要的问题：为什么要施舍般地满足民族主义者对前帝国边疆地带毫无限制且日益增长的野心呢？就是说，转移到新成立的，通常是任意成立的行政单位——联盟共和国，而这些往往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巨大领土。我再说一遍，不仅是领土，而是将历史上的俄罗斯人民一起转让出去。

而且，这些行政单位事实上被赋予了成为民族国家的地位和外观。我再问一遍，为什么要送出如此慷慨的礼物，甚至是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礼物？并且还赋予了这些共和国无条件退出统一国家的权力。

乍一看，这是很难理解的，甚至可以说疯狂。不过这毕竟只是第一印象。可以这样解释，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们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不昔任何代价保住政权，即便真的是任何的代价。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做了这些事：在极为屈辱的条件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已成定局，与已经处于军事经济严重困境下的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并且他们还满足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任何条件。

从后来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角度来说，列宁主义的国家建构原则不仅仅是个错误，它比错误还要糟糕得多。在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这一切的后果都暴露无遗。

过去发生的当然无法改变，但是我们至少要坦诚地不带任何保留、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说出这件事。我只能以我自己的名义说，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形势下的考量，无论在某个时刻它看起来多么成功和有利，绝不能把它当作国家构建的根基。

现在我不会责备任何人，国家的状况在内战时和内战结束后都极其困难，今天我只想说一切都正是这么发生的。这是历史事实。事实上，正如我刚才说的，由于布尔什维克政策才出现的苏维埃乌克兰，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可以正确地称之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克兰”。他是乌克兰国家大厦的创作者和工程师。档案文件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还告诉我们是列宁的强力命令把顿巴斯硬塞进了乌克兰。而现在，列宁“感恩的后裔”正拆除乌克兰境内的列宁纪念碑，这在他们那被称为“去共产主义化”。

乌克兰多个列宁雕塑被推倒（AP）

你们想要去共产主义化是吗？正好，我们也求之不得。不过可不能半途而废。我们已经准备好展示给大家，对于乌克兰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去共产主义。

回到这个历史问题上，我再重复一遍，1922年的苏联是在前俄罗斯帝国的空间上建立起的。但生存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含糊不清的联邦规则，无论是保存下来如此巨大且复杂的领土还是统治这片土地，根本是不可能的。这种构想完全脱离现实以及历史传统。

“红色恐怖”和向斯大林专政快速过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主导，一党专政，国有化，计划经济体系，自然，这一切都变为一纸空谈和不奏效的国家建构方案。实际上，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主权，而在实践中却创造出了一个在各个方面都严格中央集权、绝对单一制的国家。

斯大林事实上施行的不是列宁的、而恰恰是自己的有关国家建构的设想。但是他却没有对基本文件——国家宪法进行相应修改。表面上列宁主义构建国家的原则也没有被修改。的确没有必要这样做，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一切都运转如常。甚至在外表上看光鲜亮丽，充满诱惑，简直是非常民主。

然而，很遗憾，可以说非常遗憾，在我们整个国家建立的基本的、正式的法律基础中，那些可恶的、乌托邦式的、被革命激发出来的，以及对任何一个正常国家来说都绝对具有破坏性的幻想，并没有被及时清除掉。就像我们从前经常做的那样，没有人考虑未来。

共产党的领导人似乎确信他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政府体系，他们通过他们的政策最终解决了民族问题。但伪造、替代概念、操纵公众意识和欺骗的代价是高昂的。民族主义野心这种病菌并没有消失，最初埋下的地雷破坏了国家抵抗民族主义的免疫力，它只是伺机而动。我再说一遍，这颗地雷就是脱离苏联的权力。

1980年代中期，在社会经济问题日益突出、计划经济危机明显背景下，民族问题表现出来。究其本质这不是苏联人民的一些期望未能实现，而最主要是各地的地方精英胃口越来越大。

然而，苏共领导层并没有深入分析形势，采取适当措施，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对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进行渐进的、深思熟虑的转变，而是把自己限制在直截了当的关于恢复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

不仅如此，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权力斗争过程中，交战各方为了扩大支持基础，开始不加思索地煽动、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玩弄它们，并向潜在的支持者许诺任何事情。在表面谈论民主和建立在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美好未来的背景下，人民却经受着真正的贫困和完全的物资短缺，当权者甚至没有想到这会不可避免的给国家带来悲惨的后果。

之后他们走上了苏联成立初期的道路上，只为了满足在党内滋生出的民族主义精英的野心。他们已经忘记了苏共已不再掌握在手中。上帝啊，斯大林式的国家恐怖独裁政权还在维持权力和统治国家。而党内那些臭名昭著的主角，也像晨雾一样在他们眼前消散。

1989年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本质上灾难性的文件——即所谓的在现代条件下的党的政策，苏共的纲领。它包含以下条款，我这里加以引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拥有与其作为主权社会主义国家地位相对应的所有权利。”

还有一点：“加盟共和国的最高代表机关可以抵制和停止联盟政府在其领土上的决定和命令。”最后是：“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公民身份，适用于所有居民。”

这样的提法和决定会导致什么，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现在不是讨论国家或宪法问题，定义公民身份概念的时候。但是，还有个问题仍然存在：在那些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何必以这种方式进一步撼动这个国家？事实仍然是事实。

在苏联解体前两年，她的命运其实已成定局。现如今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尤其是乌克兰的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将获得独立的功劳归于自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苏共领导层在不同时期在国家构建问题上犯下的历史性、战略性错误，导致了我们统一的国家的解体。历史上的俄罗斯被人以苏联的名义瓦解。

尽管俄罗斯遭受了所有这些不公正、欺骗和公然劫掠，但我们的人民——正是这些人民，承认了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地缘政治现实，承认了新的独立国家。他们不仅承认了这一点，当时自己还身处困境中的俄罗斯，帮助了其在独联体的合作伙伴，包括乌克兰的同仁。也是他们独立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提出大量的物质支持请求，我们的国家在尊重乌克兰主权的情况下提供了这种支持。

根据专家估计，通过简单计算我们的能源价格、优惠贷款数量、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的经济和贸易优惠，乌克兰的预算在1991年至2013年期间的总收益约为2500亿美元。

但这并不是全部。到1991年底，苏联对外国和国际基金的债务总额约为1000亿美元。最初的设想是，这些贷款将由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按照其经济潜力的比例统一归还。然而，俄罗斯独自偿还了苏联的全部债务，到2017年才全部还清。

作为回报，在1994年我们同乌克兰达成一致，新独立的乌克兰放弃其在苏联海外资产中占有的份额。然而，基辅却没有最终核准这项协议，之后干脆直接拒绝执行，并对前苏联在国外的钻石基金、黄金储备、财产和其他资产提出索赔。

然而，尽管存在着公开的问题，俄罗斯一直与乌克兰开诚布公地合作，而且，我再强调一遍，是在尊重乌克兰利益的情况下，我们的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发展。因此，2011年俄乌双边贸易额超过500亿美元。顺便说一下，在2019年乌克兰与欧盟所有国家的贸易额，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仍低于该指标。

显然，乌克兰政权在和俄罗斯的关系中，想要只占便宜，却不承担任何义务。

2014年颜色革命后，乌克兰人均GDP急剧下跌

当我们的关系由伙伴变为依赖，基辅当局就变得毫不客气，让我们回想一下它在能源运输问题上永久的讹诈和对天然气的盗窃就足够了。

我补充一点，乌克兰试图利用与俄罗斯的对话作为与西方讨价还价的借口，并通过与俄罗斯的和解来勒索他们，从而实现对自己的获利：他们说，如果不这样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力就会扩大。

同时，乌克兰当局最初，我想强调这一点——从一开始，他们就靠着否认一切能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来构建自己的国家。他们试图扭曲人民的意识和数百万人的历史记忆，以及整整几代生活在乌克兰的人。乌克兰社会面临着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民族主义表露出来就是极具有侵略性的“恐俄症”和新纳粹主义。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参与了北高加索地区的恐怖团伙，他们对俄罗斯领土的侵占叫嚣越来越响。

一些外部势力也利用非营利组织和情报机构借机在乌克兰发展，并在乌克兰政权里扶植代理人。

事实上，乌克兰从未有过作为一个长久稳定国家的传统，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并且从1991年开始，乌克兰不顾自身的历史和现实走上了机械复制别国的道路。政治国家结构不断地被改造，以适应迅速形成的利益集团，即使这与乌克兰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

乌克兰寡头政权所谓的亲近西方文明的选择，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人民的福祉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是低三下四地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服务。他们把那些从乌克兰人民手中窃取的数十亿美元，隐藏在了他们的西方银行账户中。

一些工业金融集团，被他们用来维护党和政治，这样的政客们一开始就是依靠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而一些口头上声称希望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促进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人，在真诚支持这种愿望的公民（包括东南部数百万居民的投票）的帮助下上了台。

但是，在盘踞高位后，他们立即背叛了选民，放弃了选举承诺，在激进分子的指挥下进行原形毕露的政治活动，有时还迫害他们曾经的盟友——那些支持俄乌双语并且与俄罗斯合作的社会群体。他们利用了支持他们的人通常守法、观点温和、以及习惯于信任当局的事实。他们与激进分子不同的只是，他们不会表现出侵略性或诉诸非法行为。

而激进分子这边则愈加肆意妄为，他们的要求逐年增加。事实证明，他们很容易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软弱的乌克兰政府，而这个政府本身也感染了民族主义和腐败的病毒。他们还巧妙地用各种以民族为由的投机行为和外国民族学的外衣，来代替人民真正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利益以及乌克兰的真正主权。

乌克兰没有被建立为一个稳定的国家，政治选举程序只是一块遮羞布，一块掩盖了权力和财产在各个寡头家族之间重新分配的遮羞布。

毫无疑问，对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来说，腐败是一个挑战和问题，不过它在乌克兰已经变成特殊的性质。它实实在在地渗透和腐蚀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和整个体系、所有权力分支。激进分子利用了人民正当的不满，揽过来抗议示威的任务，并利用2014年的亲欧盟示威发动了政变。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外国的直接援助。据报道，美国大使馆对基辅独立广场的所谓抗议者的资助每天高达100万美元。额外的巨额资金被肆无忌惮地转入反对派领导人的银行账户，这大约是数千万美元。而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的街道和广场冲突中，真正受伤的、死难的人，其家属最终得到了多少？对于这个问题，最好就别开口。

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后，沦为废墟的独立广场（© Sputnik / Andreу Stenin ）

夺取政权的激进分子对那些反对反宪法行动的人进行追杀，这是真正的恐怖。政治家、记者、公众人物被嘲笑和公开羞辱。乌克兰城市被一波屠杀和暴力席卷，堂而皇之犯下一系列谋杀案的人未被惩罚。我不禁不寒而栗地想起在敖德萨发生的可怕悲剧，和平的抗议者被残忍地杀害，他们在工会大楼里被活活烧死。犯下这一暴行的罪犯没有受到惩罚，没有人在寻找他们。但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并将尽一切努力惩罚他们，找到他们并将其绳之以法。

2014年的迈丹抗议没有给乌克兰带来民主进步。民族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政治势力在发动完政变后，最终把局面带入到死胡同，也把乌克兰推入内战的深渊。这些事件发生的八年后，这个国家分裂了。现在，乌克兰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据国际组织资料，在2019年，将近600万乌克兰人——我强调，这这不是劳动力人口的15%，而大约是乌克兰全国人口的15%，被迫出国寻找工作。可想而知，通常这些人都是从事的临时性、非技术性的工作。以下的数据最具有代表性：自2020年以来，已有6万多名医生和医务工作者在疫情期间离开了乌克兰。

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水费上涨了近三分之一，电费上涨了几倍，家用燃气费上涨了数十倍。许多人根本没有钱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但他们还必须生存下去。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他们把不仅从苏联时代收到的嫁妆，而且还把从俄罗斯帝国收到的嫁妆都挥霍和贪污了。数万甚至数十万得益于和俄罗斯合作的工作机会丧失掉了，而这些工作机会给人们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并将给国库带来税收。机械制造、仪器制造、电子、造船和飞机制造等行业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消耗殆尽，而它们曾经不仅是乌克兰，而且是整个苏联的骄傲。

2021年，位于尼古拉耶夫的黑海造船厂被除名，它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建造的。著名的安东诺夫公司自2016年以来就没有生产过一架系列飞机，而专门生产火箭和太空技术的尤兹马什机械厂和克列缅楚克钢铁厂都处于破产的边缘。这些令人悲伤的清单还在继续增长。至于整个在苏联时期建造的天然气运输系统，已经是破败不堪，运行风险和环境成本都很大。

那么问题来了：贫穷、绝望、工业和技术潜力的丧失——这就是多年来，坑蒙拐骗了数百万人、许诺给他们天堂的亲西方的文明选择吗？

事实上，这一切都归结为乌克兰经济的崩溃，与之相伴的是对国公民赤裸裸的抢劫，而乌克兰本身不过是被外部力量所控制、所驱使。乌克兰不仅被西方国家的直接命令控制，而且，正如他们所说，直接被部署在乌克兰的外国顾问、非营利组织和其他机构的整个网络来管理着。这些人对所有乌克兰最重要的人事决策、所有部门和各级政府产生直接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对所有主要国有企业和公司，包括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乌克兰铁路公司、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乌克兰邮政和乌克兰海港管理局。

在乌克兰，根本没有独立的法院。根据西方国家的要求，基辅当局交给了国际组织代表优先选择最高司法机构成员的权力——即司法委员会和法官资格委员会成员的权力。

此外，美国大使馆直接控制着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国家反腐败局、反腐败专门检察官办公室和最高反腐败法院。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看似合理的借口下进行的，美其名曰提高反腐败斗争的有效性。好吧，但是结果怎样呢？腐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猖狂。

乌克兰人自己知道所有这些管理方法吗？他们是否明白，他们的国家没有政治和经济保护，而是沦为傀儡政权控制的殖民地？国家私有化导致自称为“爱国政权”的政府失去了民族性，并孜孜以求国家的彻底去主权化。

去俄罗斯化和强制同化仍在继续。乌克兰最高议会不断发布新的歧视性文件，一部关于所谓原住人民的法律已经生效。那些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并希望保留自己的身份认同、语言、文化的人被明确告知，他们在乌克兰是外人。

根据把乌克兰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法律，俄语被驱逐出学校——驱逐出公共领域，甚至是普通商店。这些所有关于所谓“肃清”权力的法律，使处理持不同意见的公务员成为可能。

越来越多的行为使乌克兰的执法机构有理由去严厉镇压言论自由、异议和迫害反对派。全世界人都知道，单方面对其他国家、外国个人和法人实施非法制裁是很可悲的做法。在乌克兰，他们甚至超过了他们西方的主子，发明了一种工具，用来制裁本国公民、企业、电视频道、其他媒体甚至议会代表。

乌东地区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但在乌克兰从苏联独立出去后逐渐衰败

在基辅，他们继续准备报复莫斯科教区的乌克兰东正教教堂。这可不是顺口而出，而是有具体的决定和文件提到了这一点。乌克兰当局无耻地将教会分裂的悲剧转变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乌克兰公民请求废除侵犯信徒权利的法律，但该国现任领导人没有回应这一请求。不仅如此，在拉达备案了用来对付莫斯科教区乌克兰东正教教堂神职人员和数百万教区成员的新法案。

我还要单独谈谈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居民做出了他们的自由选择——与俄罗斯成为一体。基辅政权无法反对人们这种清晰明确的意志，因此他们依靠侵犯性的行动，发动了包括激进伊斯兰组织在内的极端分子组织，依靠破坏组织的渗透，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恐怖袭击，绑架俄罗斯公民。我们有直接证据证明这种侵略行动是在外国情报机构支持下进行的。

2021年3月，乌克兰通过了一项新的军事战略。这份文件几乎完全是关于与俄罗斯的对抗，旨在将外国卷入与我国的冲突中。该战略提议，在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境内成立一个组织，实际上，这会是一个地下恐怖组织。它还阐明了未来战争的轮廓，它应该这样结束，正如今天基辅的战略家所认为的那样：“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以对乌克兰有利的条件下结束”。还有，他们今天在基辅所说，我也在这里引用：“在与俄罗斯联邦的地缘政治对抗中，在国际社会的军事支持下。”事实上，这无非是为对我国——对俄罗斯的战争做准备。

我们也知道，已经有言论称乌克兰将制造自己的核武器，这不是空谈。乌克兰确实仍拥有苏联的核技术和运载此类武器的载具，包括飞机，以及同样由苏联设计的圆点-U战术导弹，其射程超过100公里。但他们会制造得更多，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有苏联时期的技术库存。

因此，乌克兰获得战术核武器将比其他一些国家容易得多，我就不说名字了，这些国家实际上进行了这种开发，特别是在外国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应排除这种情况。

随着乌克兰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局势、欧洲局势，尤其是对我们——对俄罗斯而言，情况将发生剧变。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真正的危险做出反应，特别是，我再次强调，西方的赞助者可能促进这种武器在乌克兰出现，从而对我们的国家再造成威胁。

我们可以看到，基辅政权的军事配给是如何持续进行的。自2014年以来，仅美国就拨款数十亿美元，包括供应武器、设备和培训专家。近几个月来，西方武器正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在全世界人面前被运送往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正在由外国顾问领导，我们对此一清二楚。

近年来，北约国家以演习为借口，让它们的军事特遣队几乎不断地出现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军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已经与北约的系统融合一起。这意味着北约总部可以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每个小队甚至单位行使指挥权。

美国和北约已经无耻地把乌克兰领土开发为潜在军事行动的战场。定期联合演习有明显的反俄属性。仅去年一年，就有超过23000名军人和1000多台武器装备参加了这些演习。

2022年，一项关于允许其他国家武装部队进入乌克兰领土参加多国演习的法律被通过。不难理解，这里的外军主要就是北约军队。他们至少已经计划好在明年进行十几次这样的联合军演。

显然，此类行动为北约军事集团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迅速集结提供了掩护。此外，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他们使机场网络变得现代化——鲍里斯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楚胡伊夫、敖德萨等等——都能够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部署军事。乌克兰领空对美国战略侦察机和用于监视俄罗斯领土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开放。

补充一点，美国人在奥恰科夫建造的海上作战中心，使北约舰船的活动获得支援。这种行动包括他们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和我们在整个黑海海岸的基础设施使用精确武器进行打击。

美国曾打算在克里米亚建立类似的设施，但克里米亚人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挫败了这些计划。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一点。

2021年3月，乌克兰海军与北约常设的海上排雷组舰船在黑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图为北约海上演习画面

我再说一遍，今天这样的作战中心，已经被部署在奥恰科夫了。让我提醒你，在十八世纪，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的士兵曾经为这个城市而战。由于他们的勇气，这里成为了俄罗斯的一部分。同时，在十八世纪，由于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被并入俄罗斯的黑海沿岸土地，被称为新俄罗斯。如今，这些历史上的里程碑正在被遗忘，还有俄罗斯帝国军事家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们的功劳，现代的乌克兰就不会有这么多大城市，甚至不会拥有通往黑海的出海口。近来，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的纪念碑在波尔塔瓦被拉倒，你能辩解什么呢？你否认自己的过去？否认来自俄罗斯帝国的所谓“殖民遗产”？好吧，那么就这么保持下去吧。

然后我要指出，乌克兰宪法第17条不允许在其领土上部署外国军事基地。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可以轻易规避的条例，北约国家已经在乌克兰部署了军事训练团队。这事实上，已经是外国的军事基地，只要把这些基地称为“任务”就可以了。

基辅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宣称其战略就是加入北约。是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安全体系和决定与谁缔结军事联盟。看起来确实是这样，不过这里有一个“但是”。国际文件明确规定了安全问题的平等和不可分割原则，众所周知，这个原则包括国家有义务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来加强自身安全。我可以在此参照1999年在伊斯坦布尔通过的欧安组织欧洲安全宪章和2010年的欧安组织阿斯塔纳宣言。

换句话说，对自身安全的选择不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而乌克兰加入北约——正是对俄罗斯安全的直接威胁。

我提醒一下，早在2008年4月，在北约的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做出决定推动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成为北约成员。美国的许多欧洲盟友已经很清楚这种前景的所有风险，但他们不得不屈从他们老大哥的意志。美国人只是利用它们来推行明显的反俄政策。

北约一些成员国甚至现在都对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同时，我们从一些欧洲国家得到一些信号，他问我们：“你在担心什么？乌克兰又不是明天就加入北约”。事实上，我们的美国伙伴也在谈论这个问题。“好”，我们说，“明天不加入，那么后天呢。从历史角度看，这有什么区别？本质上讲，没有任何区别。”

此外，我们知道美国领导人的立场和表态，即不会因为乌克兰东部的激烈敌对行动而排除该国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只要乌克兰能满足加入北约的标准并战胜腐败。

我们一次次地被劝说相信北约是一个热爱和平的、纯防御性联盟。他们说，这对俄罗斯不构成任何威胁。他们再次试图让我们相信他们。但我们知道这种话的真正代价。1990年，在讨论德国统一问题时，美国向苏联领导人承诺，北约的管辖权或军事存在不会向东延伸一寸。而且，德国的统一不会导致作为军事组织的北约向东延伸。

他们给了口头上的保证，结果一切都落空了。后来我们被要求相信，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会改善他们与莫斯科的关系，解除这些国家对沉重历史遗产的恐惧，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对俄友好的国家带。一切结果都恰恰相反，一些东欧国家，用恐俄症做交易，并把对俄罗斯威胁的刻板印象带入了北约，坚持要针对俄罗斯建立集体防御能力。而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当时由于我们的开放和善意，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处于很高水平。

俄罗斯履行了包括从德国东欧国家撤军和解决冷战后遗症在内的所有义务。我们不断提出合作的各种方案，包括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和欧安组织-俄罗斯理事会。

此外，我现在要说一些之前从未公开说过的话，这是我头一次说。当时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访问莫斯科时，我问他：“美国对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有何看法？”

我不会透露那次谈话的所有细节，但从表现出来的内容看，他对我问题的反应应该说是持保留态度的，而美国人对这种可能性的实际反应方式，可以从他们对我国的实际操作步骤中看出。这包括公开支持北高加索地区的恐怖分子，不重视我们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的要求和安全关切，退出《反导条约》，等等。可能你想问：为什么，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好吧，你不想把我们看作你的朋友和盟友，但为什么要与我们为敌呢？

答案只有一个：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或其他原因，他们只是不想要俄罗斯这样一个独立的大国。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就是美国对俄传统政策的根源，从这里衍生出了对我们所有的安全建议的态度。

今天，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足以看出西方国家是如何“履行”其不将北约东扩的承诺。我们明明白白地被欺骗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了五次北约扩张的浪潮：1999年，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加入北约；2004年，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2009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2017年，黑山；2020年，北马其顿。

其结果就是，北约的军事设施直接被部署在了俄罗斯边界，这也是欧洲安全危机的原因之一。它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最负面的影响，让我们丧失互信。

局势在继续恶化，包括在战略领域。例如，在为美国全球导弹防御项目的框架下，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了反导系统。众所周知，放置在那里的发射器可用于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这是进攻性打击系统。

此外，美国正在开发一种通用导弹“标准-6”。它除了可以解决防空和导弹防御的问题，还可以被用来打击地面和水面目标。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防御性美国反导系统，它的新的进攻能力性正在显现。

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乌克兰加入北约后，在这里部署北约军事设施已成定局，这不过是时间问题。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程度将成倍地急剧增加。而且请特别注意，对我国进行突然袭击的风险将倍增。

让我解释一下，美国的战略规划中（文件上）明确了可能对敌方导弹系统进行所谓先发制人打击。而且我们也知道美国和北约的主要对手是谁，那就是俄罗斯。在北约文件中，我国被直接宣布为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乌克兰将成为这种打击的桥头堡。如果我们的祖先听说了这件事，他们可能不会相信。今天我们同样不愿意相信，但这就是事实。我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明白这件事。

乌克兰的许多机场就靠近我们的边界，部署在这里的北约战术空中力量，包括高精度武器载体，将能够打击我国领土，远至伏尔加格勒-喀山-萨马拉-阿斯特拉罕。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雷达侦察设施，将使北约能够完全控制远至乌拉尔的俄罗斯空域。

最后，在美国打破《中短程导弹条约》之后，五角大楼已经在公开开发一系列地基打击武器，包括能够到达5500公里以外目标的弹道导弹。如果在乌克兰部署这种系统，它们将能够打击俄罗斯整个欧洲部分的领土甚至山脉以外的目标。

战斧式巡航导弹到达莫斯科不到35分钟，从哈尔科夫地区发射弹道导弹需要7-8分钟，超音速打击需要4-5分钟。这就叫，直接把刀架在了喉咙上。而且我毫不怀疑，他们期望实施这些计划，就像他们在前几年反复做的那样，北约东扩，把军事设施和装备推到俄罗斯边境，完全无视我们的关切、抗议和警告。对不起，他们就是不屑一顾，他们还在为所欲为，做他们认为一切有必要的事。

当然，他们也期望继续按照那句俄罗斯名言行事：“狗儿尽管叫，篷车继续开。”我想说，我们没有同意这样做，也永远不会同意。同时，俄罗斯一直并会仍然赞成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在谈判桌上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对区域和全球稳定肩负巨大责任。早在2008年，俄罗斯就提出了缔结欧洲安全条约的倡议。其本质是，在欧洲大西洋区域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安全。然而，我们的建议从一开始就被拒绝了：我们被告知俄罗斯不得限制北约的活动。

此外，我们被明确告知，只有北约成员才能拥有具有法律上的安全保证。去年12月，我们向我们的西方伙伴转交了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和关于确保俄罗斯联邦和北约成员国安全措施的协议草案。

美国和北约的回应如出一辙。有一些理性的争论，但都是关于次要问题的，看起来像是在试图转移话题。

我们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强调我们准备继续谈判，但条件是所有的问题都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一揽子方案，不得把俄方最基本的建议抛开。而这些包含三个关键点：首先是北约不能进一步扩大。第二是北约不得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进攻型武器系统。最后，欧洲的军事能力和基础设施恢复到1997年俄罗斯-北约签署基本法案时的状态。

但我们的这些原则性建议被有意忽略了。我再次强调，我们的西方伙伴再次表达：每个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其维护安全的方式，并有权加入任何军事联盟或同盟。换句话说，他们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他们甚至同样提到了北约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此外，他们还试图再次敲诈我们，又一次以制裁相威胁。顺便说一下，即使俄罗斯主权和我们武装部队力量日益巩固，他们仍将实施制裁。而且，无论乌克兰局势如何，总是会找到或简单地编造出另一次制裁攻击的借口。而其目的是一样的——遏制俄罗斯的发展。而且他们会像以前一样，即使没有任何表面的借口，也会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和将来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我想直白了当地说清楚：在现在的情况下，当我们就原则问题进行平等对话而实际上没有得到美国和北约的回应时，当我国面临的威胁明显上升时，俄罗斯完全有权采取回应措施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这就是我们现在即将做的。

至于顿巴斯的局势，我们可以看到，基辅的执政者不断公开宣称不愿意执行解决冲突的明斯克一揽子措施，对和平解决方案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再次试图在顿巴斯组织一场闪电战，正如他们在2014年和2015年已经做过的那样。我们记得当年这些军事冒险是如何结束的。

现在，几乎每天顿巴斯的城镇和村庄都在遭受炮击。一大群部队不断使用攻击型无人机、重型装备、火箭、大炮和多管火箭系统，杀害了平民，封锁、虐待人民，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这些犯罪有增无减。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些罪行不知何时才到头。

而所谓的文明世界（我们的西方同事自认为文明世界是唯一代表）宁愿不注意到这一点，好像所有这些恐怖——近400万人面临的种族灭绝并不存在。这只是因为这些人反对2014年西方支持的乌克兰政变，反对走向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他们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利而斗争——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说自己的语言，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这种悲剧还要持续多久？我们还能容忍多久呢？俄罗斯为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做了一切该做的，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2月17日第2202号决议而斗争，该决议确立了从2015年2月12日解决顿巴斯局势问题的明斯克一揽子方案。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乌克兰的总统和议员虽然在变，但靠着基辅政变夺取政权的政府侵略性和民族主义本质没有改变。这完全是2014年政变的产物，那些走上暴力、流血和无法无天道路的人没有也不会承认除了军事手段之外，还有其他解决顿巴斯问题的办法。

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做出一个早就应该做出的决定——毫不拖延地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

我请求俄罗斯联邦议会支持这一决定，然后批准与这两个共和国的友好互助条约。这两份文件会在不久就被准备好和签署。

而对于那些在基辅夺取政权和并继续掌权的人，我们要求你们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否则，所有可能继续发生流血事件的责任，将完全由控制乌克兰领土的统治者的良心来承担。

我相信所有俄罗斯公民和全国上下所有的爱国力量都将支持我现在做出的决定。

谢谢大家！

（观察者网 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战斗自当地时间25日夜里打响。目前俄乌双方谈判仍未展开，两军战至天明。

当地时间26日早7时30分左右（北京时间13点30分），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从基辅发回的消息，乌克兰基辅市中心传来巨大爆炸声。随后，在不到10分钟时间内，基辅市中心再一次传来爆炸声。

央视新闻报道称，当地时间2月26日，一支约有100辆装甲车组成的俄军部队正从乌克兰基辅市正北约30公里的维什戈罗德市向基辅市方向进发。

对于伤亡数字，乌克兰方面早早公布数据称，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乌军击杀俄军3500人，扣押人质约200人。最新消息显示，俄军战报也已经发出。

俄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军公布战报：目前总计摧毁821个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俄军并未说明这些目标是否均在刚刚过去的一夜之间摧毁。

据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这821个军事设施包括14个军用机场，19个指挥所，24个S-300和 "奥黄蜂 "防空导弹系统以及48个雷达站。此外，俄军共击落7架作战飞机，7架直升机和9架无人机，摧毁87辆坦克和装甲战车，28台多管火箭炮，118辆特种军用车辆以及乌海军的8艘军用船只。

科纳申科夫说，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乌克兰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

乌军方首次报告基辅爆炸事件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新消息，乌克兰军方首次报告了26日凌晨发生在基辅西部城区的爆炸事件。乌军方称，他们在基辅布列斯特街区（Beresteiska district）“摧毁了占领者的一列军事设备”，初步判断有 2 辆汽车、2 辆装弹药的卡车以及1辆坦克。

不过，CNN称这一消息没有得到确证。俄军目前尚未公布近几个小时的战况。此前也曾发生乌军误击队友的情况：据塔斯社报道，俄国防部消息人士透露，25日凌晨，乌克兰防空系统误击了一架乌空军苏-27战机。

2月26日早上，基辅城区，天色已亮，远处爆炸现场仍在燃烧。美国广播电台编辑发布视频截图

基辅夜间疑似遭到四面围攻

早前，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26日凌晨，基辅东部、西部和南部发生了战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基辅城区的部分区域已经可以看到爆炸或听到爆炸声。CNN记者克拉丽莎·沃德（Clarissa Ward ）表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城市范围内”，不过似乎还未到达城市中央。她说，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住宅区成为袭击目标，“但我们听到了来自许多不同方向的大量爆炸声”。

图自社交媒体视频

随后，当地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11点），CNN报道称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爆炸和交火声后，基辅市区出现约45分钟的寂静。之前2点至4点间，基辅城区的西部和南部一直出现爆炸声，据目击者拍摄视频，城区的西北部也出现了爆炸。

基辅当局发布紧急避难提示

北京时间11点20分许，央视新闻援引乌克兰基辅市政府消息，当地政府向市民发布紧急避难提示，公告中说目前基辅市内街道上正在发生战斗，呼吁市民前往就近避难所，或在家中远离窗户和阳台，尽量待在封闭空间内，并利用可防子弹和弹片的物体保护自己。如果听到防空警报须尽快前往就近的避难所。

北京时间11点58分，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乌克兰基辅站记者在前方发回的消息，记者在基辅市中心听到激烈的枪声。

基辅市区西部胜利大街（图片来源：乌克兰24频道）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6日，乌克兰基辅附近，当地浓烟滚滚。 图自澎湃影像

需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鲜有俄媒对基辅市区的交火进行报道。俄罗斯RT新闻网报道称基辅的西北部某处靠近军事基地的地铁站发生爆炸，但表示无法证实真假。

早前，据路透社报道，基辅市长称基辅“已进入守卫阶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军队已占领基辅郊外具有战略意义的Hostomel机场，并在该地区投放伞兵。乌克兰军队在其脸书认证账号中称，俄方“袭击了基辅胜利大道上的一个军事目标。这次袭击被击退”。

俄军在基辅西南方向城市空降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6日，乌克兰瓦西里科夫市市长巴拉西诺维奇表示，俄军已经在市内空降，大量俄军空降兵在市内开阔地带降落。乌军正与俄军在市区内展开激烈战斗，可以明显听到开火射击和导弹的声音。瓦西里科夫市位于基辅西南方向，距离基辅市中心35公里左右。

之前，央视新闻报道称，俄军部队换装乌克兰国民警察部队的军装并向驻守基辅西南方向的瓦西里科夫检查站的乌军射击，俄军部队乘坐军用卡车随后而来。乌克兰24频道报道称，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

法新社则称，基辅西南方向的瓦西里科夫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俄军意图在这一地区实施空降。

俄罗斯方面：摧毁211处乌军基础设施

当地时间25日，俄罗斯国防部网站发布通报说，俄军已从西侧完成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封锁。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俄军不会袭击基辅的居民区。

俄罗斯国防部25日宣布，俄军已摧毁211处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包括17个指挥所、19台S-300和“奥黄蜂”防空导弹系统、39座雷达站、击毁了67辆坦克和装甲车、16台多管火箭系统和87辆军车。

此外，俄军已控制乌克兰城市梅利托波尔。俄国防部称，俄军于25日晚在梅利托波尔附近海岸登陆后，未遭遇任何抵抗进入该市。

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弗拉基米尔·奇佐夫在接受欧洲综合新闻网站“欧洲动态”（Euractiv）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军队不会长期驻留乌克兰，“我们的意图不是永远留驻（乌克兰）。俄罗斯军队将完成这次行动，期待着早日离开”。

乌克兰方面：军人工资增加30%，总统上街录视频

乌军方面，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利亚尔（Hanna

Malyar）25日称，俄罗斯武装已经损失了2800名服役人员和80辆坦克。此外，她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损失了516辆装甲车，10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从3月1日起，乌克兰武装部队军人的工资将增加30%。

而在昨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政府官员走上基辅街头，表示他们会在这里继续守卫自己的国家。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通话，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以及双方在国防等领域的合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22年2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新闻稿中用了这样的描述：“普京介绍了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以及俄罗斯在乌东部地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情况和立场，表示美国和北约长期无视俄罗斯合理安全关切，一再背弃承诺，不断向东推进军事部署，挑战了俄罗斯战略底线。”

习主席在通话中指出，近期，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急剧变化，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立场。要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中方支持俄方同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关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本立场是一贯的。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各方一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此前，2月21日和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两次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乌克兰问题的历史轨迹、特别是冷战后以北约东扩为矛盾焦点的发展进程作了全面阐述，向全球系统解释了俄罗斯最高决策者对乌克兰问题的认知框架，以及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的核心关切。

当地时间2月24日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授权在顿巴斯展开军事行动，并发表电视讲话。

2月23日，面对西方媒体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极为经典的无理纠缠，发言人华春莹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一些国家应该想一想，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的协议，5次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并部署大量先进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

华春莹的说法，翻译成直白的语言就是，对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以及俄罗斯行动的逻辑，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把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逼到绝地，或者说，触碰了俄方划定的安全利益的红线，让这个大国的领导人发现自己退无可退，那么你们就不要在局势变化之后，继续用某种拙劣的文字游戏再来碰瓷大国。

其实，美国对此应该非常清楚，冷战时期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是如何看待苏联准备将中程导弹运进古巴、将此作为一种防御美国入侵古巴的威慑性武器的，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

如果有基本的同理心，或者对国际关系的历史有基本认识和理解，就会知道，北约持续不断的东扩对俄罗斯会产生怎样的刺激和影响。

这不是什么大难题，美国那边也不缺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有识之士。2014年，布热津斯基就明确说过，不妨向莫斯科承诺乌克兰会像芬兰那样奉行中立路线。布热津斯基认为，这种模式可能意味着“相互尊重的毗邻，（乌克兰）与俄罗斯和欧盟经济关系的广泛面；不加入任何莫斯科认为旨在反俄的军事联盟”。另一位美国外交资深人士基辛格博士则有更加深邃的观点，他说，西方应当弄明白，“对俄而言，乌克兰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外国（西方确实对这一基本事实理解糟糕）”。当然精于势力均衡之术的基辛格也明确指出，并不希望美国将乌克兰让给莫斯科，他认为，妥协应当是乌克兰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而非这些对手中的一个在对抗另一些时的前哨”。

持中而论，这两位资深人士的构想，虽然不符合任何美西方冷战后流行的“民主vs专制”的分析框架，但确实是从美西方中长期利益出发，在务实地分析和考量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追求的目标、可供支配的资源以及各选项的成本-收益之后，提出的相当具有政治智慧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当时亦或现在，对美西方来说，均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更加笃信进攻性现实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华丽辞藻与浮夸框架深恶痛绝、并因此自嘲为“是个19世纪的人”的米尔斯海默教授，六七年前对美国一方面主导北约蛮横推进、另一方面对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深感惊讶”的现象，有过精辟评论，大意是，可能华盛顿这群是21世纪的人类，他们已经忘记了美国自己曾主张并延续至今的门罗主义，核心要点是不允许美国以外的任何“域外”国家在美洲——包括南北美洲，部署军事力量，那么遵循门罗主义的原理，美国丝毫不应该对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抵制）感到惊讶。

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很多论断都有可充分商榷之处，但至少他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一致性，即愿意承认俄罗斯有权拥有与美国同样的对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关切，而没有采用在美西方媒体、研究机构以及政客言行中常见的巨婴式的多重标准。

基辛格8年前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不过很显然，就现在的情势来看，无论是资深战略研究者对历史的洞察，还是当代美国研究者基于美国战略实践进行的归纳，又或者是潜藏在美国政府外交档案中有过的实践经验，都没有能够克服“赢得冷战”带来的乐观情绪，没有能够阻断“任意享受冷战红利而无需为此承受任何代价”的错误想法。当然，大量已经被全球各方观察到的事实也证明，北约如同一头外表精致实则粗鄙的野兽，张狂地在精细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上狂飙突进近30年，在成功地将俄罗斯逼入国家战略选择的墙角之后，最终迎来了可能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有些意料之外，但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绝地反击。

总体来看，这就是美西方国家恶意消费冷战红利，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于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做出了一系列可交叉印证、互动强化的错误决策后，最后迫使俄罗斯陷入“要么爆发，要么缓慢灭亡”的无助境地的前夜。而事态的真实发展，也已经向世界宣告：一个大国被逼入绝地之后，是会采取一切方式反击的，包括使用武力。

从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后，美西方的政要和媒体似乎一夜之间都想起了名为“国家主权”的概念，瞬间变身纯洁的和平天使，忘记了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是如何高举“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和平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恐怖主义”等旗号，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南联盟等地制造诸多灾难，带着对自由、民主、和平真挚感情所驱动的激昂情绪，在各种场合反复讨论算不算“侵略”的重大问题。

实话说，这种套路着实虚伪、尴尬得令人发指，其背后则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西方国家的政要和媒体，继续固执地沉浸在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胜利，历史终结”的迷梦中，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和想象来运转的，什么时候用什么标准讨论什么问题做出什么判断，完全想一出是一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认为是什么就必须得是什么。这种精神状态，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多重标准”，更像是一种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精神瘟疫和由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所导致的集体性心理疾病。

而今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西方国家在北约东扩上做出的错误决定终究招致了“虽迟但到”的绝地反击，而看似强势的西方精英——无论是政客，还是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在精致到极端的利己主义的驱动下，整齐划一地进入“白莲花”模式，甚至还真的从这种纯属胡搅蛮缠的情绪化行动中寻求到某种心理上的安慰。

这不禁让人在感叹之余，也为在短短三十年前还兴奋于赢得冷战的所谓西方世界感到深深的悲哀。这是何等的悲剧展开，才能以如此高歌猛进之姿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将历史给予的战略资产挥霍一空，尚不知自省，还在面有得色的指天怼地，堕落如斯，令人感慨。

就目前为止在乌克兰地区的发展态势，截至行文时间，前方传来的最新消息是，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乌克兰方面表示正在重新考虑与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会谈的想法，选择了波兰首都华沙，然后消失了。对，那个在当上乌克兰总统前以表演为职业的泽连斯基消失了，预期后面的剧本会有这样的展开：用各种方式拖延与俄罗斯的谈判与接触，西方国家密集进行各种具有强烈视觉效果地政治表演，无论是谴责还是制裁；同时，用种种来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让乌克兰持续流血，试图将乌克兰局势中东化、阿富汗化，冷酷地让乌克兰变成“困住”俄罗斯的泥潭，用乌克兰人民的血继续为美欧政客的个人履历写下猩红一笔。

细读普京的两次发言，结合俄罗斯、中国以及诸多国家在冷战后的经历，再加上观察西方国家三十年滥用冷战红利的历史，可以发现，美欧政客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一个基本偏好，就是将个人及其所在政治派别的利益，凌驾于整天挂在嘴边的国家利益之上，可以说是导致当下局面的最至关重要的原因。

如前文提及的，无论是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亦或米尔斯海默，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冷战后的欧洲地缘政治安全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洞见；以俄罗斯在此期间的整体表现来看，也不乏解决问题的契机，但最终都被完美错过了。在此过程中，最关键的权力，掌握在美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手中。

就冷战后三十年西方各国的战略决策实践的观察，可以获得某种不完全的结论：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就是用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去看待和理解对外战略决策，类似北约东扩这种问题的决策考量，更多取决于是否能够带来足够的国内政治筹码，是否有助于政客赢得选举；至于很难成为选举议题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及涉及西方国家乃至全球中长期战略稳定的严肃思考，这三十年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系统驱逐出思考空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西方国家面临日益明显的由制度和体制做决定的结构性治理乏力，无法面对国内日趋显著的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失衡、增长乏力、族群撕裂等深层问题挑战时，将被其设定为挑战者的国家和领导人进行脸谱式地妖魔化，塑造为具有显著国内政治动员效果、转移矛盾的所谓外部敌人，这几乎成为美西方国家的通则，甚至成为一种新型政治正确。

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史上最严厉”制裁，愿为乌克兰领导人提供庇护。图自RT

不仅对国际局势、对战略对手的认知方面如此，在构建应对能力和体系方面也是如此。以美西方为典型，他们对以经济-金融制裁为核心的所谓“干净”政策工具，有一种病态的执着。所谓“干净”，就是西方具有想象中的优势，在短期内（做出决定的政客的任期内）无需为工具的使用支付成本，且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所向无敌，以至于连那些按照地缘政治博弈理论、国家在做出某些选择时必须要做的准备都不愿意投入。

由此导致的结果，以这次北约东扩乌克兰极限施压俄罗斯国家安全底线，诱发俄罗斯绝地反击的事情来看，自始至终，美西方同时做着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一方面，极力放大和妖魔化俄罗斯的反应，将俄罗斯应对北约东扩至乌克兰的各种应对措施，妖魔化为“独裁领导人”与“自由世界”的对抗；另一方面，极力放大“自由世界”凭借经济-金融制裁工具“不战而胜”的必然性，全然没有做出任何其他方面的准备。以至于，当乌克兰事件进入发酵阶段后，全球、尤其是那些精神上对美西方的强大崇拜失去了原生政治认同的个体，目瞪口呆地发现，原来他们认识的那个强大美国、那个看上去不可战胜的“西方”，仍然停留在好莱坞作品和他们的想象中。现实世界中出现的，是炮声没响几下，就已经邀请乌克兰最高领导人“流亡海外”的英国首相，以及在白宫声情并茂地祭出远低于市场预期制裁力度、表达坚定情感支持的美国总统。

极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伴随着一次次国内政治动员的成功实践，美西方的决策者似乎真的形成了某种确定认知：可以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轻率处理类似北约东扩这样的问题，还能避免陷入需要付出真实代价的风险。

继而，这种错误认知和实践，不仅在西方国家，还在部分处于西方辐射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地区扩散，特别是一些类似乌克兰这样身处敏感地缘政治关键点位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也接受了这种极为轻浮且不负责任的认知：可以无条件信任西方，可以无风险挑衅俄罗斯安全红线，来自西方的安全承诺和经济支持是可以无限制挥霍的空白支票，任何言论都是被允许的，任何决策都是可行的，完全无需任何担忧。

电影《无间道》里的那句台词，“出来混的，都是要还的”，在不经意间，给出了极具戏剧张力的答案。俄罗斯下定决心做出的绝地反击，是被美国霸权逼出来的绝地反击，最终在实践层面，给出了答案。

作为战略上被美西方国家在三十年间逼近“不爆发就缓慢灭亡”绝境的俄罗斯，在抽掉整件事情的历史经纬之后，当然很难成为符合西方主导的严苛的道德-理论标准意义上的“完美受害人”。实事求是地讲，完美受害人一般要么躺在尸检台上，要么已经被写入教科书成为经典案例，在美西方霸权笼罩的世界中还能存活在那讲道理的，总得做点什么先活下来才行；而这些，在美西方霸权主导的话语体系中，都被描述为瑕疵、问题、缺陷、不足等。

拿中国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举措，就毫不留情地被美国贴上了“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的标签；就北约而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科索沃战争中被炸的那笔血债，还欠着呢。实话实说，真正爱好和平的人，真正能够明辨是非的人，是很难追随并相信以“一炸一路”出名的美西方，在俄罗斯于乌克兰问题绝地反击的事件上，不痛不痒地讨论什么不干涉主权之类的话题的。

直白的说，今天的世界，因为美西方对冷战红利地肆意消费，因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胡作非为，已经进入俄罗斯必须绝地反击的局面。我们需要做的，首先就是摒弃冷战思维，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实践中，就欧洲方向而言，就是要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在全球，则是真正遵循和落实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人类面临复杂挑战的当下，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务实合作，为人类谋求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从昨天到今天，有个舆论新动向，就是说中国网络上对乌克兰的“不理性声音”，搞得乌克兰方面很恼火，人家都发了枪，开始威胁到我们在乌克兰的同胞，而且你们这些“不理性声音”还影响到了“国际观瞻”，我们跟你们都丢了人！

这不就是鲁迅先生当年批判过的“友邦惊诧”论，新时代的“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吗？

说到这里我想一起一桩旧事，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当时中国人民可没有太高的反日情绪，日本发生大地震后，从政府到人民都纷纷表示爱心，政府送粮食给日本，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准备赴日帮忙，寺院、道观、清真寺为日本人民祈福，中国老百姓捐款捐物，连平时动辄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青年学生都组织募捐队，为日本灾民募捐……

够不够意思？你能说中国人民招惹日本人了吗？你能说中国人民不顾及“国际观瞻”吗？可结果怎么样呢？

照样拦不住人家在当地屠杀华侨、华工、留学生，连周恩来同志的“老大哥”，在日本华人里威信很高的共济会长王希天都被残忍杀害，更别说后面发生在中国的济南惨案、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南京大屠杀……

这里要特别讲讲王希天烈士，一名叫久保野茂次的一等兵，在1923年10月里的两天日记中的记述，当时他所在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正在东京的龟户地区驻扎。10月18日这天，他写道：

 “当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他知道中国同胞正在为送往习志野去而惊慌着，他用中文写了告示，贴在我们中队的接收处。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自行车，被我们六中队作为战利品占用着，那自行车就归六中队所有了。”

次日（10月19日）他继续写道：

“今天报纸上又注销了前途有为，对社会事业鞠躬尽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听某人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问六中队的官长们，你们往那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这就样，杀人的事，在官长们之间，成了秘密。人们从杀人现场的步哨那里听到了详情。”

王希天，牺牲时只有27岁，吉林长春人，1915年留日，在留日和旅日的中国学生、工人中，威信很高，周恩来、李达和许德珩等人都尊他为老学长，不但在生活上，多得其照顾和帮助，在革命事业中，他们大家也情投意合，从拒约运动到五四运动，王希天都是留日学生工人的主心骨，也正因为如此，若干年后，周恩来慨叹，王希天如果不牺牲，一定会成为我党早期领导人。

倘如此，后来屡屡打入伪满洲国高层，张景惠和金碧辉身边的那些地下党，很可能就是王希天派遣的，而且这样的抗日中坚分子只会更多。然而这一切，都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戛然而止。

王希天成为日本黑白两道的眼中钉肉中刺，从黑龙会到军部，都欲杀之而后快。关东大地震中，日本流氓和黑社会，借机搜杀中国人，据事后的统计，至少有560名死亡、失踪、受伤，其中90%来自当时中国的温州、丽水。

当时，关东大地震日本伤亡惨重，中国人民不念旧恶，各种捐款捐粮捐衣捐药等形式帮助日本，日后抗战期间蓄须明志不给鬼子演一出戏的梅兰芳大师，也为日本义演，可日本人怎么做的呢？

所以我说，坏蛋就是坏蛋，法西斯永远是法西斯，奉劝国内某些人、某些单位，别为乌克兰法西斯暴徒作恶找理由、做开脱！

没有这些所谓网上的“不理性声音”，乌克兰法西斯分子就不威胁在乌克兰同胞了？

你错了，只要你不跟着美欧制裁俄罗斯，不支持北约，甚至反对这些家伙在香港配合帝国主义势力捣乱，你一样招惹它们了。

即便你什么也不做，这帮畜生照样虐你，你是弱鸡就是错。

被乌克兰法西斯残忍杀害的乌克兰共青团员帕普拉

幸好今天中国强大了，不再是有些人幻想的民国和有些国家地区那样的皿煮柿油世界。可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恨啊！你们怎么能不那样啊？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当年关东大地震，朝鲜都亡国多少年了，朝鲜人民都成为日帝奴隶了，可是日本人照样在关东大地震后，搜杀朝鲜人，这些无辜朝鲜人招谁惹谁了？

乌克兰的战争打碎了很多人的认知，难怪引起激烈反弹。

第一个认知："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再用战争解决纷争了"。这个其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这几十年就战争没有停过，基本上都和美国有关。但那些都是“在别人国土上发生的针对异族人的战争”，不牵涉代表文明和高尚的欧美人。这导致一些人忘记了拳头是干什么的。网上一句话说得好：小国践踏大国的安全感，大国就叫小国知道什么是不安全感。乌克兰战争使得小国明白了一个道理：别管强权是不是真理，强拳挥过来的时候，嘴硬是没有用的。道义也不一定是“你”坚持的。在实力面前，没有生命“你怎敢”的问题。公理和正义也不在于身高，不在于话语权。老实人发飙才是最可怕的。对于小国来说，最可怕的境地是罔顾现实的道义主义政治被根本没有道义的现实主义政治所利用，这正是乌克兰的悲剧。

第二个认知："美国在什么时候都会保护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的自己"。这“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当然是单方面的，并不“公”。美国从一开始就明确拒绝出兵援助乌克兰，现在要在言辞上降调，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英国首相在乌克兰女记者声泪俱下地直面质问为什么不在乌克兰实行禁飞区的时候，只好支支吾吾说不能和俄罗斯打仗。如果说还有大国“承保”的“公理”的话，这“公理”就是大国私利。在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各种援助的现在，唯一不肯提供的就是最管用的援助：直接下场，舍命保卫乌克兰。西方媒体和舆论的各种热烈掩盖不住这一冷冰冰的现实。这不是第一次，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1年在波兰，美国和欧洲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第三个认知：“xx无国界”。各大体育组织纷纷禁止俄罗斯队和选手参赛，尽管这些运动员与战争无关。慕尼黑爱乐乐队指挥是俄裔，慕尼黑市政府要求谴责未果，直接被开了。瑞士放弃传统的中立，冻结俄罗斯高官的私人账号。中国十年前禁止官员亲属在国外定居、学习、开账号，看来正是未雨绸缪。

这一仗，把俄罗斯与欧美彻底打割裂了，比冷战时代还要彻底。普京可能对此有所预计，甚至可能是他的“阴谋”。

普京不是从来就“友华”的，早年安大线拖了那么多年，就是普京不愿意与中国绑得太近。那时江泽民还是总书记呢。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也非一帆风顺，俄罗斯只想钓住中国这条大鱼，“以华养俄”。俄罗斯国内（尤其是精英）对中国具有和欧美一样的文化傲慢，也对“回归欧洲”一直心存幻想。普京和叶利钦都认真提出过加入北约，还真以为北约是保卫人类大同的呢。

即使现在，俄罗斯国内依然对中国不乏戒心。也难怪，中国发展一骑绝尘了，俄罗斯再心高气傲，也无法否认中国在绝大多数方面都发展到俄罗斯前面去了。即使在俄罗斯依然引以为傲的军工和航空航天方面，中国也在大部分方面并跑甚至领跑了。俄军在乌克兰作战中的种种尴尬使得中国瓜众吃惊，也使得俄罗斯人吃惊，但这正是国力差别的真实写照。

但普京是强人，也仅此而已。普京既缺乏强有力的政党，也缺乏强有力的官僚组织，他的统治基础一直有点悬浮。即使他看清了向中国靠拢，也未必带得动整个俄罗斯。现在这样，彻底打断了任何残存的亲近欧美、靠与欧美的关系使得俄罗斯发展的念想，可能这才是俄罗斯向东转的契机。这是背水一战，或者说是炸毁了背后的桥，从此只有往前走了。

俄罗斯的行为不是普京的个人行为，一切把俄罗斯的行为看作普京的个人疯狂都是简单化思维，就像把纳粹看作希特勒的个人行为一样不着调。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推向特定方向的结果。西方舆论里，好像只要俄罗斯有人揭竿而起，把普京推翻，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就和二战中把希特勒干掉就可结束战争一样不可能。美国把基地组织领导人干掉一个又一个，以色列把哈马斯、真主党领导人干掉一个又一个，永远又前面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人上来。新人和老人在具体风格方面会有不同，但宗旨不变。普京下去了，哪怕是被反对派干下去的，反对派领导人在西方眼里的政治生命也就到那一刻为止，或者在俄罗斯公众眼里社死。因为他只要维护俄罗斯利益，很难不走“没有普京的普京路线”。这一点对中国领导人也一样，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民族意志。

不管在什么时候，俄罗斯从来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八一九事变时，叶利钦对着白宫的一炮把世界打入了后冷战时代，世界因此急转弯。差不多30年后的今天，普京对着乌克兰的一炮把世界打入了新冷战时代，世界再次急转弯。

俄军在乌克兰的进展和意向是所有人都在猜测的问题。现在看来，最可能的情况还是：俄军意图进占第聂伯河沿线，包围和歼灭东岸乌军，制造事实上的乌克兰非军事化。任务完成后，可能像中越自卫反击战一样，迅速撤军，烂摊子留给乌克兰。乌克兰再次向北约靠拢的时候，就像以色列对待加沙和南黎巴嫩一样，再次清剿实际上解除武装的乌克兰。这肯定不是理想状态，但除了坐视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美国要切香肠，俄罗斯直接把灶台砸了。

意图是一个问题，现状是另一个问题。俄军进展和乌军状态是个谜。消息很多，准信很少。在西方媒体上，这似乎是乌克兰平民与看不见的俄军之间的战争，唯独乌军不见了。俄乌两军的战报都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战地视频大多来自俄方，较少来自乌方。西方媒体倒是公布当前俄军位置的态势图，但很少乌军与俄军在野外激战的消息，谁也说不上来俄军是突破乌军层层阻截后到达现位置的，还是在空隙中穿插过来的，还是乌军根本没有组织起像样的防御。

俄军依然没有打进基辅，这可能是计划中的，而不是乌军阻击的结果。除了郊外安东诺夫机场，基辅周边并没有爆发激战。基辅是个300万人的大城市，到处是高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强攻必然造成巨大的军人和平民伤亡，政治代价更是不可承受之重。

基辅也跨坐在第聂伯河上，如果只控制河东，河西得到支援，必然成为乌军和北约的反攻基地，打成像二战中列宁格勒那样的拉锯战。在河西外围围而不打，一方面隔绝与乌克兰西部和北约的联系，另一方面调动乌军北线集团回援基辅，在运动中歼敌，或许对乌克兰的非军事化更有用。反过来，攻下基辅，活捉泽连斯基，或许有其政治意义。但真要除掉泽连斯基，导弹袭击更加直接利索。事实上，俄军或许从来就没有“活捉泽连斯基”这样的剧本。到现在，政府大楼、水电通信、交通设施都没有受到攻击。不打算接管乌克兰的话，抓住或者打死泽连斯基没用，让他收拾战后残局反而更有利。

曾经有消息说，俄军在基辅西侧已经完成一半包围，但最新态势上看并没有，可能是在有意放走尽可能多的平民，减少万一需要攻城的困难。一旦西部的增援向基辅汇合，俄军肯定要前出隔离。俄军也在基辅东侧开始前出，可能是要隔离乌军北线集团与基辅之间的联系，将北线集团歼灭在野战中。

在俄军悄悄合围第聂伯河的时候，乌军北线集团和东线集团很少动作。难说是怕在运动中动摇战线、兵败如山倒，还是在静坐待援。乌军北线和东线集团集中了乌军主力，乌军自己是没有增援力量了。北约还在坚持绝不介入，但谁知道呢？德国还坚持过永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呢。

俄军空中力量较少动用，也有可能是留作预备队，应付北约军事介入的情况。北约要军事介入，必然空中先行。俄军空中拳头早早都伸出去了，或许会被动。

但第聂伯河东岸乌军再不行动，就可能成为十月战争中被渡河以军包抄后路的埃军第三军团，只有坐以待毙了。除非这正是乌军计划：结硬寨、打呆仗，缩成一团刺猬，让俄军不好下手。只是这刺猬的消耗挺大，没有后援的话，要不了多久，就成干尸了。

俄军在战术上和指挥上发挥出现高水平了，但与2022年军事强国的“应有水平”相比，还是有差距：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较少，空中力量发挥较少，电磁和网信作战发挥较少。可说是达到了苏军时代的高水平，但不是2022年的高水平。不过战争不是比宝，关键在于是否达到作战目标。

一般认为，俄军的主要目标是速战速决，这也是俄军行动在坊间最受诟病的一点。俄军的目的是对东线和北线乌军形成合围，只要这个目的达到，到底是几天后才达到的并不重要。迄今并无迹象有乌军向西跳出包围圈。

很多人拿海湾战争中美军100小时搞定萨达姆做对比。这实际上是对比错了。美军发动地面攻势前，已经轰炸了一个多月了，地面攻势只是对烧焦将倾的茅棚踹上一脚。按照这个时间表对照，俄军当前进展反而是神速了。乌克兰战场比科威特-伊拉克南部大得多，俄军出动兵力也远远低于“沙漠风暴”，斯瓦茨科夫手下光美军就有70万（包括空海军、陆战队和支援部队）。

俄军是否达成作战目标也取决于乌军的行动。迄今并无迹象显示出乌军主动积极迎战，用高超的军事艺术挫败俄军的行动。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乌克兰的战争不仅牵涉到俄罗斯的政治转向，还牵涉到后冷战政治格局的本质转向。

俄罗斯肯定知道将面临空前的西方压力。俄军在乌克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失败的代价不仅是普京的个人政治生命，也是俄罗斯的政治生命。不管西方对俄罗斯反对派如何赞许，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注定得不到西方的支持。叶利钦和普京早期认真拥抱过西方，换来的是鄙视和羞辱。现在的俄罗斯反对派也一样，其政治生命到推翻普京为止。

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的向东转走上了不归路。不管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之计，俄罗斯只有向东看了。

冷战时代的主题是美苏对峙，后冷战的主题是一强独大，这一强当然是美国。过去几年里，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一强不强了。崛起的中国无意与美国对峙，但美国不仅坚持对抗，全面无底线冲撞中国，还拉起Quad，压东盟站队，并力图把欧洲绑上美国的反华战车。俄罗斯也在后冷战时期里逐渐“变味”。

刚进入后冷战时，美国兴冲冲地宣布“历史的终结”，俄罗斯也在认真拥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甚至认真提出加入北约，但被冷淡地打入另册。最使得俄罗斯寒心的还是北约不顾承诺，一味东扩，危害俄罗斯的根本安全利益。在《威尼斯商人》里，夏洛克一味死抠契约权力，最后被抓住空子，反摆了一道。在现实里，俄罗斯更加简单粗暴，直接用坦克大炮否定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权力。

美国和欧洲的反应既强烈，又虚弱。貌似大杀器的禁用SWIFT实际上留了大口子：从事主要油气交易的几个俄罗斯银行“恰好”属于例外，而俄罗斯最重要的外贸正是油气。俄罗斯的油气外贸可能都受不了多少打击，正好加速转向出口中国。在2019年，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约581亿美元，占出口的14.3%；进口约471亿美元，占进口的19.8%。俄罗斯顺差。与欧美翻脸后，俄罗斯对中国的进出口都将大幅度增加，尤其是从中国的进口可能大幅度取代从德国（占12.6%）的进口，以避开禁运和金融壁垒。

这对人民币国际化和CIPS是很大的促进，俄罗斯对越南、中亚甚至印度的贸易结算都可能部份转用人民币结算，反正这些国家与中国也有紧密的贸易联系，握持大量人民币根本不是问题。甚至可能有欧美公司也用人民币结算，避开金融制裁。

北约东欧成员的反应更加实质性，波兰、立陶宛叫嚷要派志愿军进入乌克兰。零星的志愿人员进入乌克兰是无法阻止的。乌克兰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的漫长边界既是难民涌入欧洲的阳关大道，也是反俄志愿人员渗入乌克兰的康庄坦途。不过，志愿军要成建制、带装备才能成事，否则也只是乌合之众，哪怕是具有军事素质的零星人员。战争是有组织的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不是散兵游勇之间的互殴。据说俄罗斯已经下令，战略轰炸机将炸毁运进乌克兰的西方军火，轰炸志愿军人员就不远了。

如果成建制的波兰（或者立陶宛及其他什么国家）志愿军旅进入乌克兰西部，战术核武器伺候并非不可能。可能这才是迫使普京动用核威胁大杀器的原因。这是终极威慑，也具有现实的战术意义。

白俄罗斯本身与波兰接壤，俄军从白俄罗斯出动打击波兰志愿军的政治约束可能较大。俄军在第聂伯河以东战场已经占用了大量机动兵力，再要开辟西部战场，机动兵力并不充裕。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但在乌克兰的波兰志愿军不受北约保护。当然，任何核武器的使用都需要考虑升级的可能，所以俄罗斯必须进入核戒备的最高等级。老欧洲马上看懂了，英国外相特拉斯马上从“支持志愿者到乌克兰作战”改为“不反对志愿者到乌克兰作战”。

实际上，波兰等东欧国家对乌克兰并无好感，乌克兰人在欧美更是粗俗、苦力的印象。笔者在布达佩斯到布拉格的大巴上，亲眼看到突击检查的捷克警察把前排的两个乌克兰女孩粗暴地拉下车。邻座的人说，她俩只是想到德国去打工。

俄罗斯的人均GDP低于中国，2020年为10126美元。但乌克兰的人均GDP只有3727美元，只有俄罗斯的一半不到，实际上更接近1/3。甩背包袱本来就是俄罗斯民众热衷于苏联解体的主要动机，也是顿巴斯民众在橙色革命中不肯与俄罗斯脱钩的主要动机。现在战祸降临，乌克兰难民蜂拥逃亡波兰，但很少逃到实际上距离更近的罗马尼亚。波兰人均GDP比俄罗斯高50%，比乌克兰就高太多了。更重要的是，波兰到德国更近。

欧盟和联合国已经在出台各种乌克兰难民的估计数量，从700万到1800万不等。欧盟和联合国都希望难民主要留在乌克兰国内，但很难想象大量乌克兰人不会以人道理由跨过边境、涌入欧洲。叙利亚人口只有1750万，难民潮已经使得欧洲一筹莫展。乌克兰人口达到4100万人（未计入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人口），难民潮一旦兴起，人数多，距离近，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的边境长将近2000公里，不需要横穿土耳其，不需要过海，是比叙利亚大得多的问题。

就像叙利亚难民潮一样，乌克兰难民潮可能很快使得东欧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急转弯。德国、英国、法国等不可能接受几百万乌克兰难民，大量乌克兰难民积压在东欧国家，必然造成一系列问题。这些是战争难民，但也是经济难民。他们本来就不乏离开乌克兰到欧洲讨生活的想法，好不容易合情合法地进入了，要请回可就难了。在西方媒体的报导里，不少受到采访的乌克兰难民来自西部。俄军还没有全面进抵第聂伯河沿线，除了基辅郊区，西部无战事，但人们已经开始逃难了。未雨绸缪当然是重要的，但至少在西方媒体上，真正来自顿巴斯、哈尔科夫、黑海沿岸等战火已经燃起地区的乌克兰难民反而很少见。

西欧也会急转弯的。罗马尼亚“农民工”是在欧盟框架下合法到西欧找工作的，还是带来太大的就业冲击，成为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加上乌克兰“农民工”，老欧洲怎么办？罗马尼亚的人均GDP比乌克兰高至少两倍，人口只有乌克兰的一半不到。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是我们的一员，我们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她对泽连斯基要求“快速入盟”的呼吁未置可否。俄军都打进乌克兰了，欧盟还在磨叽。2014年橙色革命就是因为乌克兰成为欧盟准成员的事，8年后依然未能加盟，难怪泽连斯基在慕尼黑悲愤地质问：“到底能不能加入？给个准信！”这不仅是对北约，也是对欧盟。现在欧盟想到欢迎乌克兰了，真有用吗？

俄军很可能在歼灭乌军主力、完成事实上的非军事化后撤出，把烂摊子留给乌克兰和欧盟。那时欧盟真是有道义责任帮助乌克兰恢复经济了，但到底有多给力，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乌克兰最大的出口对象是俄罗斯，主要是钢锭、氧化铝等粗金属；第二大出口对象是中国，主要是铁矿砂、玉米；出口到波兰、意大利等也以粗钢制品为主。问题是粗钢来自顿巴斯。要是顿巴斯脱离乌克兰，只靠玉米、油菜、大豆、小麦，乌克兰是很难摆脱人均GDP不到俄罗斯一半的处境的。

在加入欧盟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事实上去工业化了，经互会时代的工业基础大多荒废了。笔者在途经已经荒废的罗曼卡车厂的时候惊呼，同车的罗马尼亚人大吃一惊，竟然还有这个中国人知道罗马尼亚还曾经有过这个卡车牌子。在70-80年代，“布切奇”和“罗曼”卡车曾经在中国是比“解放”更加“高档”的卡车。乌克兰的未来果真会更好？

但经济上孱弱的乌克兰在军事上也必然孱弱。波兰是北约东欧成员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波兰也恰好是这些国家里经济最发达的。相比之下，罗马尼亚同样是“前线国家”，军事力量弱小得多。在波兰大手笔购买F-35和M1A2的时候，罗马尼亚只有来自葡萄牙的二手F-16A/B和齐奥塞斯库时代从T-55用德国发动机升级的TR-85（还保留着古董级的100毫米线膛炮）。

欧盟或者北约要重新武装乌克兰，负担将大得多，紧迫得多。

乌克兰战争也对世界能源格局造成巨大的影响。短期的能源价格暴涨会过去，欧洲能源“去俄罗斯化”会加速，但这是双刃剑。美国一直在压欧洲能源去俄罗斯化，欧洲一直哼哼哈哈。一方面俄罗斯能源距离近、产量大、供应稳定，另一方面欧洲并不想过度倚赖美国，更何况飘洋过海运过来的油气价格更高。还记得“欧洲战略自主”吗？

但能源去碳化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能源去俄罗斯化倒是紧迫起来，很可能对世界油气投资是新的促动，至少美国页岩油气、加拿大油砂油可能会迎来“第二春”，核能可能也会重新得到重视。作为欧洲的经济发动机，德国电力去核化给自己带来的被动是当前欧洲能源困境的重要原因，但重回碳氢能源投资是对欧洲绿色能源构想的冲击，带来绿色政治和现实经济之间的冲突。

对于欧洲来说，更大的逆转在于再军事化。冷战结束后，老欧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世界上和平红利最显著的地方就是老欧洲。北约东扩是新欧洲自带干粮的，不断升级的俄罗斯威胁由美国顶着，这也是美国对老欧洲“不肯承担应有负担”的不满来由。

但俄罗斯发飙使得老欧洲重新认识欧洲安全态势，北约东扩原来不是免费的医疗保险。现在突然发现欧洲得重病了，只有大家一起涨保费了。

老欧洲属于发达地区，但家大业大开销大，社会福利开支尤其沉重。现在劳动生产率低迷，通货膨胀压力巨大，能源价格上涨更是雪上加霜，增加军事开支实在是不可承受之重。实际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30年后，欧洲的军事工业也严重萎缩了。英国已经失去坦克制造能力，法国的突击步枪需要从德国购买，德国丧失了独立的直升机工业，意大利的战术飞机研发和制造也只有跟着打酱油了。另一方面，欧洲真的重整军备，一方面呼应了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另一方面对美国也是压力。

在理想情况下，欧洲没有真正的安全威胁，但“自愿”加强军备，为美国减负，美国只需要担负“领导责任”就行了。为此，美国一直炒作“俄罗斯威胁”。但俄罗斯真的发飙了，欧洲真的需要美国领导和勇挑重担了，美国也无法从欧洲脱身了。美军必须重回欧洲，而不是现在这样，常驻的只有在德国的第二装甲骑兵团（“斯崔克”）和第173空降兵旅两支轻型部队，否则美国领导权就一风吹了。

美国的亚太战略是正视美国国力支持不了同时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现实的结果：弃欧入亚，全力对付中国。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果断行动凸显了亚太战略的盲点：俄罗斯在欧洲只是虚张声势，不会有实质性大动作。或许也可以说：普京看到了亚太战略的盲点，才敢于赌上国运捡漏。

亚太以海空战为主，美国海军对乌克兰甚至中欧战场的作用不大，但要对战争扩大、北大西洋海路受到威胁的传统想定做准备。俄罗斯潜艇的威胁比中国还大，北大西洋海运被切断是万万不能的，要反制则会大量牵制美国潜艇、航母和两攻（用于远洋反潜）力量。

美国陆军的重点可能回到欧洲，这倒是解套了。近十多年来，美国陆军一直在纠结如何在海空为主的亚太战场上发挥作用，重建中程导弹和战役打击力量都不一定找得到基地，没有多少东道国愿意吸引中国的火力。但欧洲战场“简单”得多，现有力量的构成和装备都适用，中程导弹和战役打击力量的部署和使用也简单得多，冷战末期的方案是现成的。

最吃重的是美国空军。不管在哪里，美军作战都是空中先行。在冷战时代，欧洲是美国空军的当然重点，F-15首先部署的就是在德国的比特堡基地。如果美国陆军重回欧洲，空军不仅要跟上，还要先行。好处是，F-22、F-35的航程不足不成问题了，F-15、F-16都还可以顶一阵子用，A-10都有用武之地了。坏处是：亚太这里的漏洞更大了。

说起来，欧洲的美国陆军和亚太的美国海军都需要美国空军的支援，但陆军要守土，机动性有限，更需要空军。事实上，离开空中优势，美国陆军寸步难行，反恐的困境正是因为空中优势发挥不出来。海军则不同，海军本身就是机动的，航母更是自带空中掩护。只要放下守岛的包袱，美国海军在亚太并不被动。问题是，其他岛还好说，台湾要是失守了，美国的亚太战略就崩盘了，这是对美国二战后亚太乃至世界战略态势的根本性逆转。

在二战中，罗斯福的战略决策是“先欧后亚”，在亚太方向压住日军攻势，首先解决欧洲战场，然后把力量转向亚太战场。今天就难说了。从对美国霸权的颠覆性影响来说，美国需要“先亚后欧”；但从维护美国基本盘和“先易后难”来说，需要“先欧后亚”。

对美国更糟心的是，“先亚后欧”还是“先欧后亚”还可能涉及美国国内党争。俄军进攻乌克兰后，“共和党亲俄”已经成为并不罕见的指控，凸显民主党反俄的坚定。这对共和党的政治信用是极大的损害。共和党必然要推出“民主党亲中”作为反制，指控民主党用反俄为借口，掩盖反中不力的事实。两党恶斗可能使得美国国家战略举棋不定，美国民心也被搅得一团糟。

在二战时代，美国不存在这样党争影响国家安全决策的问题。直到珍珠港，日本从来都轮不上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先欧后亚”得到朝野的明确、一致的支持。今天反华成为美国朝野的政治时尚，反俄依然是传统的政治正确，但谁都知道美国一挑二挑不动，把中俄压缩到背靠背，世界工厂和世界宝藏合体，麦金利最担心的控制世界岛的强权就形成了，怎么办？

冷战后，美国冲昏了头脑，以为真可以横着走了。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必将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全球战略，同时与中俄为敌是不可承受之重。在冷战时代，苏联GDP在巅峰时也不超过美国的40%，更是只有欧美之和的不到1/4。现在，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的70%，Quad绑在一起也只勉强超过中国一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GDP的含金量更高。俄罗斯的GDP大约为中国的1/10，但俄罗斯的幅员和资源是无可置疑的，潜力也因此而巨大。

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遇到同样的难题，在与德国展开海军竞赛时，只有收缩战线，集中精力，英国在全球的利益交由盟国“代管”。比如说，美洲利益交给美国，远东利益交给日本，地中海利益交给法国。英国海军则专注于在北海上与德国海军对抗。

在一战中，英国惨胜，海上优势确保英国来自殖民地的输血得以继续。但英国也发现，Pax Britannica一去不返。美国成长为新巨人，而日本在击败沙俄后，已经称霸远东。失去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是大英帝国衰落的开始。二战是一战的继续，二战后，英国彻底沦为二流国家了。

时间快进到21世纪，历史并不简单重演。美国还是坚信能在与中国的对抗中获胜，但越来越像只可能惨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世界上从来不缺黄雀，这是美国极端不愿意看到的。美国不愿意面对的更大问题是，谁才是螳螂，谁才是蝉？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中国也不称霸，专心自己的国家安全。美国的未来在于重建经济发展基础，但“重建更好”计划不仅一步三回头，还面临天大的通胀压力，再要大幅度扩张军备，力不从心了。

俄罗斯的发飙可能迫使美国头脑清醒下来：一强独大的时代真的过去了，该想想接下去怎么过日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历史学界深入、反复研究的题目。战争在英法德奥俄的“死亡螺旋”式的互动中爆发，各国在战前都盲目乐观地认为战争“是好事、容易赢”。战争迅速演变为血腥的绞肉机，但这时各国已经深陷其中，拔不出来了。只有到大家都打得进的气少出的气多的时候，才不得不停战。这时，沙俄、奥匈、奥斯曼三个帝国瓦解了，今日世界政治版图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乌克兰的独立和民族意识也是在沙俄帝国瓦解后的混乱中首次形成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更是在这时独立的。一战留下太多的未解决问题，所以二战在短短20年后就爆发了。二战后，由于核武器和互相确保摧毁的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没有打起来，但乌克兰战争有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趋势。不同的是，战争已经从战场上的绞杀扩大的经济上的绞杀了。美国和北约坚决避开与俄罗斯在战场上直接对抗，但经济上的绞杀史无前例。这是一场新型的世界大战。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军事上低估了，欧美在经济上也低估了。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马恩河、索姆河甚至凡尔登时刻正在到来。

在军事上，俄军失去了速战速决的机会，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地打成绞肉战了。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很可能要被打成废墟。把这两个乌克兰的东线据点拔掉后，东线乌军就在劫难逃了。在现代战场上，已经不存在可以死守而不被粉碎的目标了。只要俄军坚持得住，固守的乌军死路一条，机动突围更是死路一条。

俄军坚持得住吗？卫国战争初期，红军面临的困难比现在大何止千百倍，红军照样坚持住了，最后还反攻到了柏林。卫国战争是生存之战，但不管乌克兰战争是如何引爆的，现在俄罗斯在打的也是生存之战，失败意味着俄罗斯将不再可能以现在的面目存在。这不是普京的个人政治生命问题，而是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生命问题。

在经济上，西方把制裁的弹药一次打光，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弹药可打了，差不多是特朗普贸易战中第三波关税后美国的状态。俄罗斯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变后，着手“经济堡垒化”，降低西方经济制裁的影响。现在西方公司、银行大量撤出，影响的不是基本民生需要，而是可有可无的“高端”民生需要。必须说，“精英受苦”是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事情，在哪里都一样。实际上，受到制裁影响最大的也是政治上最亲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寡头收缴他们在西方的财产更是莫名其妙。如果他们是普京的政治盟友，应该人和财产留在俄罗斯才对，哪有根据地的堡垒不呆，脖子伸到对方营盘里听任宰割的？

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里地位独特。一方面，俄罗斯的经济活动占世界的比重不高，与美国、欧盟、中国甚至日本不能比，这也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的内循环成分更大。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油气、小麦等在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

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都占世界10%左右，但欧盟石油的27%、天然气的40%来自俄罗斯。美国、英国制裁俄罗斯油气其实象征性意义更大，两国都不是俄罗斯油气的大买家，两个进口中俄罗斯占比也不高。但欧盟不然，制裁意味着经济和民生立刻停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万众一心”地从SWIFT中把俄罗斯踢出的制裁里，唯独把从事油气贸易的主要银行排除在外。

只要油气出口不断，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就有了可靠的垫底。欧盟要逐渐削减对俄罗斯的油气依赖，在2022年底前削减1/3，2027年前切断进口。一方面欧盟有是否做得到、能多快做到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俄罗斯是否配合的问题。如果俄罗斯认为欧盟是挽回不了的市场，与其等着欧盟最终把绞索套到自己脖子上，说不定先发制人，主动切断对欧盟的供应，要痛一起痛，要死一起死。

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能在欧盟进口俄罗斯油气决定性地降低到临界以下之前解决乌克兰的战事，即使出口被封死，军事行动的开支也降下来了，继续坚持就有希望了。

俄罗斯和乌克兰加在一起，更是占世界小麦出口30%。美国自己也是小麦出口大国，欧洲小麦可以从美国、加拿大进口，也不会发生饥荒问题，但其他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的国家就惨了。黎巴嫩小麦60%来自乌克兰，据说已经开始面包配给了；埃及86%的小麦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开始冲击世界小麦市场，影响可想而知。世界性小麦和谷物价格很快就要像能源一样暴涨，最终也将从经济上、政治上甚至军事上冲击西方，饥荒而不是贪婪才是战争最主要的推动力。

化肥是另一个问题。尿素问题不大，世界产能可以不缺，但钾肥就不一样了。加拿大是世界上钾肥出口最多的国家，达到220万吨。白俄罗斯第二，118万吨，俄罗斯第三，108万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钾肥被禁运，将对世界粮食生产产生巨大的二次影响，加拿大的产量是补不上这个缺口的。

不过俄罗斯还真死不了，因为有中国。欧美对俄罗斯油气的制裁只能是自己不买，也不让用美元甚至欧元买，没有道理也没有办法禁止中国用人民币或者卢布买。实际上，2020年Q4，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的贸易中，只有10%用美元结算，在2013年则是95%。欧美的制裁不是联合国决议，中国没有义务执行。

中国市场虽大，并没有容量可以把俄罗斯的能源、粮食出口都吃下来。但这不妨碍中国用俄罗斯进口置换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比如说，俄罗斯小麦可以置换美国小麦，俄罗斯天然气可以置换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

俄罗斯农业并不发达，但潜力很大，这就是地大的好处。俄罗斯的北方基本上没有开发，但森林线实际上相当靠北，北方并不是荒漠，繁茂的森林和比人还高的草就是证明。北方的夏天实际上温度很高，可以达到30C。加上日照时间长，圣彼得堡的白夜意味着实际上没有黑夜了。这使得北方不长的夏季实际上很适合单季种植。北方草甸还可以养牛，大麦种植跟上了，冬季饲料解决了，俄罗斯还可以成为养牛大国。牛不怕冷，零下在室外没问题，零下30-40C有个挡风的棚子就可以了。

俄罗斯北方没有开发有很多原因，不宜居是很重要的一条。人都是首先在宜居的地方开发，没有人会没事找事往极北苦寒之地蹭。但这不等于北方不能、不宜开发。在现代条件下，居住取暖和农业机械化跟上后，这并不是问题，一家就能耕作很大一片土地。加拿大北方是农业大区，地广人稀正好减少竞争。

俄罗斯拿着大把人民币会没办法用吗？哪有的事！欧美制裁意味着俄罗斯的一般进口只能转向中国，奔驰买不了了，只有买吉利；可口可乐买不了了，只有买娃哈哈；LV、香奈儿、爱马仕买不了了，只有买……换牌A货随便挑。通向中国的输油管一时建不好，那就用火车拉，活人哪能让尿憋死？人民币还能用于与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世界上也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愿意用人民币交易，反正对中国都是逆差。只要中国收人民币（这个容易做到），就不愁人民币砸在手上。

俄罗斯不会好过，但死不了，而且绝对会比卫国战争年代好过。中国也根本不需要“绕过”欧美制裁，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完整的制造业和供应链，只有少数行业和产品存在是否需要“绕过”的问题，多数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有说法中国几家大银行已经停止为俄罗斯企业开美元信用证了，反正主要交易转向人民币和卢布了，这种“低成本合规”为什么不做？

中国不会公然挑战西方的禁令。中国不怕，但也没有必要主动碰瓷，尤其是存在畅通的第二渠道的情况下。但在不涉及美元、美国技术的地方，中俄经济往来还将正常进行。俄罗斯倒下对中国不利，俄罗斯的能源和钾肥也是中国需要的，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则是俄罗斯需要的。这样的互补贸易要不是欧美压迫，本来还得不到这样的加速发展。

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是中立的，一直在劝说和谈，从不拱火。但中国也是“有偏心的中立国”，不能坐视俄罗斯倒下。俄罗斯的继续存在和强大对中国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安全利益。但也不必对中国对俄罗斯输血担忧。俄罗斯不需要输血，中俄的经济互补性超过与大部分国家，这也是中国经济和科技结构“独霸中场”的好处，与两头都是互补的。中俄之间的经济互动圈一旦打通，这是和中国进入世贸架构同等重要的大事件。为此，中俄之间需要大力贯通陆地通道，铁路、管线需要极大地扩建，并纳入沿线的中亚国家和蒙古。如果气候暖化继续，北冰洋海上通道也要加速建设。

俄罗斯的人口、土地、资源是个独特的组合。土地广袤、资源丰富没说的，人口教育水平高，数量实际上也不少，但民族性不善经商，教育水平与经济现实脱节，是时候“向中国老弟学习”了。普京打一场乌克兰战争，或许就有逼俄罗斯从向西看转为向东看的用意。这将是彼得大帝一来最深刻的重塑国民性的大动作。

但美欧坚持得住吗？似乎没人问这个问题。美欧好比“有钱人”，中俄好比“打工的”。在歌舞升平的年代，有钱人颐指气使，打工的点头哈腰。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钱人的钱未必好使，因为打工的使唤不动了。在二战时代，不乏有钱的犹太人用金条、名画换一口饭吃、换一个地方睡觉。现在则是国家层面的供应链问题。有说法德国的食用油开始供应紧张了，有可能是依靠来自乌克兰或者俄罗斯的玉米油、葵花籽油？不清楚，但德国是不产食用油的。钱是什么？有的时候真是不好说。

中国是“货本位”经济，发展与繁荣都是与“造东西”相关，通胀有压力，但这个压力可以向消费端转嫁，尤其在新冠后现在实际上货无别家的事实垄断的情况下。俄罗斯只有靠出口的东墙补进口的西墙来维持“浮在水面以上”。欧美呢？继续靠印钞票？要是这管用，为什么不多印一点，直接印出一个繁荣？空心化的经济对通胀尤其敏感，因为本来经济已经在靠钱生钱来运转了。

欧美大公司纷纷撤出俄罗斯，俄罗斯宣称可能对这些公司国有化。公司撤出只是一纸宣言，人员能在一夜之间遣散，但资产不可能一夜之间撤出。这些年来，欧美公司在俄罗斯的投入并不少，国有化等于没收，这个损失可不小。相比之下，俄罗斯因为欧美飞机租赁公司“政治毁约”而扣押飞机不还，这几百、上千亿资产都是小意思了。Visa、Mastercard、SWIFT等停止运作而造成的债务无法追索的影响更大，但什么都顶不上俄罗斯对欧美公司的国有化。美欧扣押俄罗斯寡头的财产，连个零头都抵不上。

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美欧已经被通胀所困。现在石油价格暴涨，所有能源价格暴涨，接下来粮食价格也要暴涨，导致全面通胀。在全球化的时代，产油国、产量过只能保证不断供，但不能阻止油价、粮价在本国的上涨。欧洲将受到能源、难民（包括乌克兰难民和可能的中东、北非饥民）、投资损失的直接影响，还将受到通胀和供应链的间接影响，可能会遇到严重困难。这对欧洲政治“白左化”的影响将是值得观察的事情。美国受到的直接影响小得多，但间接影响只有和欧洲一起承受。美国的经济利益已经高度全球化了，欧洲的困难不可能不波及美国。高度金融化也使得美国经济缺乏避震机制。

对于欧美来说，更大的焦虑在于：弹药尽出了，俄罗斯还是不肯倒下，美欧倒快要瘫软了。要是这是中国，欧美还有弹药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第一年的攻防最激烈，马恩河、索姆河、加里波利都是这时侯的。第二年已经陷入绞肉机式的堑壕战了，凡尔登就是这时候打的。日德兰海战也是第二年打的。这以后双方就在熬死对方中死磕了。未来的一年将是风云激荡的一年。要是欧美和俄罗斯厮杀得两败俱伤，中国怎么办？你猜？

在乌克兰战争中，西方国家众口一词谴责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以色列是很显眼但又很不显眼的例外。

显眼是因为以色列是重要的西方国家。在地理上，与乌克兰较近，远比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接近，甚至比大部分西欧国家都近。不显眼是因为你不会在西方媒体上看到以色列的“缺席”。西方媒体会喋喋不休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甚至会心酸地提到印度也不肯谴责俄罗斯，但只字不提以色列。

反常既妖！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是为了“合理的安全诉求”。当然，俄罗斯认为这合理，中国也同意，但西方不认为这合理，相反，简直大逆不道。以色列是否认为合理，没说，但以色列在历史上经常以类似的理由出兵邻国。除了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称为独立战争），以后的每一次中东战争的具体理由各不相同，但归根到底都是这个理由。

只要以阿冲突不解决，以后还会继续用这个理由出兵邻国。

以阿冲突是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人类智慧似乎不够用了，70多年来，找不到合理、公正的解决办法。俄乌冲突有向这个方向演变的趋势，或者说印巴的方向。这是很悲哀的。世界不需要更多的死结，但世界的发展并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

以色列不能谴责俄罗斯，要不自己也圆不了自己的“正当防卫”了，这是对以色列是颠覆国本的。

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新纳粹倾向也触犯了以色列的底线。

西方对反犹主义是矛盾的。一方面，涉及到西方的反犹主义历史的时候，这是西方避尤不及的污点；另一方面，不涉及西方的话，这是无关紧要的历史花絮。在乌克兰就是这样。斯特潘·班杰拉是狂热的纳粹合作者，并积极参加对乌克兰甚至波兰的反犹屠杀，这是一个充满污点的人。不同的是，他也是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更是反苏、反共狂热分子。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和西方这来说，这才是他的闪光点，甚至是他的全部。班杰拉也因此成为2014年橙色革命中的乌克兰民族英雄，以后每年乌克兰都举行纪念班杰拉诞辰的烛光游行。

以色列对“自由、民主”的乌克兰公开纪念这样一个纳粹分子（尽管是外籍纳粹）非常不满，2020年1月1日，以色列驻乌克兰大使尤埃尔·莱恩和以色列驻波兰大使巴托斯·奇肖基不仅通过外交途径抗议，还发表公开信谴责。这最终引起乌克兰的不满。1月11日，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赫纳尔迪·纳多连科公开要以色列闭嘴（butt out），因为这是乌克兰的内政。

这在今天依然是以色列和乌克兰之间关系的症结。以色列驻乌克兰大使馆发表官方声明：以色列谴责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于（2022年） 1 月 1 日在基辅举行的纪念斯捷潘•班杰拉的烛光游行。“赞美支持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是在玷污乌克兰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的记忆。”以色列大使馆要求乌克兰当局彻查游行期间的反犹行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斯特潘·班杰拉还是乌克兰的民族英雄，反犹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就是合体的，无法分离的，这是乌克兰民族意识的一部分。

但这也是西方执意无视的，只是不是以色列也能无视的。在战前，以色列已经拒绝了乌克兰要求购买“铁穹”系统的请求，尽管这倒是乌克兰真需要的防空系统，比那些老式的苏制防空导弹更加有用，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其他西方国家能提供的。西方可以责备德国拒绝提供武器装备，但永远不会责备以色列，因为西方不想引起对自己无法圆的谎言的注意。

因此，以色列将永远无法认同乌克兰，而西方将永远无视西方阵营的这一“不和谐”。美国在对印度施加压力，要迫使印度加入谴责和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但以色列永远是例外，不会受到这样的压力，因为这压力必然会像飞去来器，最后飞回来直击西方的脑袋。

壹 华亭宾馆

上海疫情爆发的最初时间，是3月1日。

当天确诊了一位56岁的女患者，住在普陀区甘泉街道，她的主要活动范围是石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舞蹈队的七人相继确诊。

3月2日，松江区九里亭街道的永辉超市发现5例确诊阳性患者，密接里面有一名闵行区男司机被确诊阳性，同时导致嘉定区也出现6例确诊，这6例确诊里又有3名司机，轨迹多次涉及上海大学。

3月6日，上海疫情多点散开，徐汇区、浦东新区、黄浦区、静安区、闵行区都有确诊，当天一共48例。

这就是奥密克戎的传播威力，比初期的新冠传播速度快4倍。

3月8日，上海确诊65例，其中有四例在徐汇区漕溪北路1200号发现。

漕溪北路1200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华亭宾馆。

华亭宾馆始建于1983年，是上海第一批涉外的五星级宾馆，在当时看起来高端大气，如今内部已经非常老旧了，套房里还有充满历史的古董电视。

今年2月16日，华亭宾馆歇业，启动全面装修改造计划，改造工程预计2年。

但因为香港疫情爆发，导致入境旅客激增，在这种防疫压力下，华亭宾馆重新启用，被征用为隔离酒店。

国内绝大部分酒店，包括华亭宾馆的室内通风，都是依靠集中空调系统，如果没有经过有效的隔离技术处理，不适合作为临时隔离酒店，甚至会导致奥密克戎在酒店内传播，突破隔离闭环向外扩散。

3月11日，上海官方确认：松江、嘉定、闵行、黄浦、徐汇、宝山、浦东新区等疫情感染来源聚焦于中风险地区漕溪北路1200号（华亭宾馆）。

虽然查明了传染源是华亭宾馆，但在接下来半个月，上海疫情没有任何止住趋势，反而多点爆发，问题出在了哪里？

贰 上海模式

3月14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给了明确诊疗要求：

只要测核酸时发现阳性，就要立即隔离，进行临床诊断，结合流行病史、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最后划分轻中重型。

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标准做法是，测出来核酸阳性后，哪怕没有肺部阴影，哪怕只是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都一律划分为确诊轻症患者。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患者的比例应该大致相当。

上海的无症状患者相当多，从比例来看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4月8日的最新确诊：新增1015例本土确诊，新增22609例无症状感染者。

显然，上海有自己的判断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统计方式，才能造成如此多的无症状感染数量？

目前网上的最主流观点是，可能由于医疗挤兑，导致许多阳性患者无法拍CT，难以获悉肺炎影像，哪怕有咳嗽发热等明显症状，也会被统一划归无症状感染者。

我不清楚这个划分标准究竟是什么，上海官方没有进一步说明。

如此庞大的无症状感染者，按照官媒的报道内容，有上海市某区疾控工作人员提出一个看法：「无症状感染者涉及区域不划定中高风险。」

也就是说，目前上海各区的中高风险划分标准，可能是按照「本土确诊病例」来划分，没有将「无症状感染者」算进去。

我很疑惑的是，无症状感染者就没有传播危险了吗？

直到4月9日，上海依然没有一处高风险地区：

是全国各地的高风险划分标准不一吗？确实如此。

北京：14天内新增2起及以上聚集性疫情、或新增超过5例本地确诊病例；

四川：14天内发生2起及以上聚集性疫情、或出现超过10例确诊病例；

绝大部分省市按照四川标准执行，也就是10例确诊病例=高风险区域。

可是，上海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超过15万例，哪怕「无症状感染者」不计算在内，确诊人数仍然有5408例，如此庞大的数字出现在一座大城市里，竟没有一处高风险区域，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吧？

早在2月14日，上海就加强来沪人员的健康管理：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健康观察，实行4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第1、4、7、14天）。

这条健康管理，说明上海清楚知道高风险地区的传播危险，而从3月13日开始，上海新增超过100例（确诊+无症状），到3月下旬，上海疫情已经悄无声息外溢各地。

有不少无症状感染者拿着国务院绿码在全国随便跑，而且健康云也显示阴性，可以坐动车，到落地测核酸时就变阳了。

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后果？

来自上海的绿码不可信，中低风险区域也不可信，东部一些城市只能采用无差别的管控方式，一视同仁所有上海市民。

注意，上海周边城市的层层加码，严防严控，直接导致了后续更为严重的物资配送紧缺问题。

3月27日，上海日新增3500例，正式进入「全域静态管理」。

叁 封城乱象

距离封城前的十多天，上海依然有充足时间来安排物资调配，毕竟本土一堆赫赫有名的企业，不管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拥有相当强势的供应链，还有高效率的运输系统，在物资供应问题上完成不成问题。

事与愿违，从3月中旬，上海一些区域进入封控管理后，就已经出现物资调配困难、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了，各街道各自为政，绿色通道形成虚设，120热线严重挤兑，被隔离的居民只能通过团购和买菜软件抢购——明明这个阶段的隔离管控不应该出问题。

随着阳性小区越封越多，在3月28日宣布浦东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后，仍然给足市民疯抢物资的时间，导致潜在病例加剧。

这里暴露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地方的物资保障方面没有做到位，让居民出门抢购自救，证明了哪怕有大半个月时间，上海防疫管理的问题仍然无法弥补解决，必须匆忙封城。

第二个是明知道会聚集感染，市民依旧选择抢购，说明已经不对当地抱有太高期望，得按最坏情况做准备，哪怕只是宣布封城4-5天。

事实上，那些真正相信只封控4-5天，而没有提前采购过冬的市民，现在都要去微博求助，并且后悔没有把货架上的老坛酸菜面一起带走。

至今，围绕上海的核心话题还是买菜难，App抢不到，天价团购，地区保供有限。骂居委会的人特别多，一问三不知，组织拉胯，防疫封禁形同虚设，配送物资缓慢，没有紧急预案，无力维护社区秩序，大规模聚集测核酸，各种惹民愤的矛盾事件集中爆发。

但越到后面，开始理解居委会的百姓逐渐变多，他们很快意识到真正的症状在哪里，各街道下发大量任务，层层加码全压在居委会身上，居委除了无法提供医疗服务外，几乎所有大小事情都要处理解决，上面却没有派下来多少人力援助，12345长期忙音，来自基层的一线声音完全无法反馈。

许多居委会依靠社工和志愿者勉强维持秩序，情绪濒临崩溃，却仍然要维持最基本的秩序，否则小区会更乱套。所以如今的局面是，居民买菜看病吃药困难，居委会和社区志愿中心疲于应对，反映无门，而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人在发国难财。

云南捐赠宝山区的蔬菜物资，被68元转卖，有恃无恐，连标签都不撕，然后企业匆忙站出来道歉：

你们应该对宝山区的市民致歉，而不是向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人民政府致歉，主体都搞错了。

4月6日，麦德龙上海普陀商场暂停营业，因为当天持证人员大增：

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会有这么多持通行证的人出行采购，这些证是发给谁的，又是从哪里发出去的？

这些通行证纯纸质，说明没有任何电子信息联网，上级部门盖章了事，按量分配给企业和社区，也就无法掌握各地的发放数量。

围绕上海的最核心矛盾，是物资多 ，但没人送。

各大电商平台和物流公司，明明有充足运力，可以从全国各地库房运送米面粮油给上海，却因为库房被封，通往上海的道路被封，无从施展。

京东集团CEO徐雷在微信群的聊天里谈到：

各地政府要求不一样，经常进去十个货车司机吃掉十个货车司机，没有车证进不去也出不来。

地方政府和部位可能对「供应链」的理解不到位，政府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保民生，不是环卫、卫生、公安这些公共部门才是民生，不是只有国企才是保民生，不是品牌商愿意供货就是保民生，供应链条上的关键点，一旦断掉啥都没有，商品在库房、蔬菜在地里。

全国各地都在接力援助物资，包括收购来的农产品，它们统一运输到上海的各处蔬菜集散中心进行储存，随后根据各区域人口进行分拣，接着货车司机运到各街镇的配送站，再转运到各小区门口，最后让志愿者分到每个人家里。

如此多的层级中转，得依靠大量人力来维持良好运转，现在就是缺人，哪怕抽调再多志愿者都无法填补缺口，每个基层环节都在按规定谨慎行事，能不出错就不出错，宁愿封控，宁愿效率低下。

这种糟糕情况该怎么彻底解决？

让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小哥等保供人员，全部走出封控区，回到保供岗位；统筹各快递公司和电商平台，补足配送力量，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任务，各环节杜绝任何卡点。

上海封控了如此长时间，终于「领悟」到了症结所在，逐步落实这个政策了，希望能尽快运转起来吧……

其实，让物流和电商平台保持正常运转的做法，一点都不新鲜，这就是深圳模式，半个月前已经完美实践了，值得借鉴

深圳疫情几乎和上海同时爆发，在封城前一天，深圳卫健委发文，强调：

我市米面油、肉蛋禽等食用农产品货源充足、供应通畅，各大农业龙头企业、农批农贸市场、各大商场超市、电商平台已提前备足生活物资货源，各主要农产品保供企业主动作为，与物流企业签订突发情况运输合作协议，与农产品主产区签订保供协议，持续加大生活物资供应。   

在畅通生活物资送达最后1公里上，配送人员、志愿者正全力服务，各区政府为配送人员提供核酸检测绿色通道，加强防疫保护，确保生活物资及时送达。市场监管部门已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行为，确保生活物资供应量足价稳，请市民朋友们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