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终于要开征房产税了。这是迟早的事，也是必由之路。

中国现在还是试点，为期5年，征税对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的各类房地产”，但不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具体细则将由地方提出，国务院负责审批。试点在哪里开展，“地方”到哪一级，税率如何设定，现在还没有公布细则。

不管试点在哪里开展，最终这将普及全国。各地的财力和人均收入不同，但房地产税本来就是因地制宜的，各地政府的开销也不同，征税的需要不同。

上海和重庆已经开征某种形式的房产税了。上海对外地人新购房、本市人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征税，税率为0.4-0.6%，重庆对别墅和独门独院和在重庆无户籍、无工作、无企业的人征税，税率为0.5-1.2%，两者都针对增量住房，涉及面很小，面向高收入群体，而且对本地居民的免征条件很宽松。历史证明，这既不抑制房价，也对地方财政没有作用。这样的房产税征收还是免征，差别不大，不会是试点的模式，应该是增量和存量房产都要征收，以广开征、全覆盖为原则。

对于房产税，有不少质疑，不少期望。

1、房产税是政府敛财吗？

政府不敛财，但政府是需要钱才能运作的。不仅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开工资，政府主持的民生项目更需要开支。造桥、修路、挖地铁、铺电网、埋水管和所有公用设施的维护都需要钱，还有警务、政务、教育、医卫、科研等，国家级当然还有国防。中国的各级政府还强力介入经济活动，用各种方式拉动地方和全国的战略性、方向性经济发展，这更需要钱。

税收是政府运作的经济基础。不可能不要政府，所以政府不收税也是不可能的。大政府vs小政府之争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就是税负vs政府作为之争。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与政府的有所作为分不开，继续发展还是离不开政府的作为，所以必须解决政府作为的经济基础问题。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征各的税。中央政府以销售税/增值税为主，因为销售、增值涉及的是全国性的供应链，税收不宜、不便地方化，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为主，因为土地是地方的。

房地产成为新三座大山之首，部份原因是因为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而土地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费是转让使用权时一次性收取的，应该管用70年，但在通胀率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下下，三五年就没了，只有继续拍卖新的土地，收取更高的土地使用费。只要比照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开支水平，就不难理解土地价格的飙升了。但这样的整存零取依然是不可持续的。

收房产税则是随存随取，与时俱进，能跟上物价和一般生活水平上涨的节奏。据报道，近来各地不断出现土地流拍的问题，7到9月的土地收入连续三个月负增长。随着房地产的冷却，片面依靠土地拍卖的土地财政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中央征收的增值税对地方的返还不能完全填补空缺，只有开征房产税，地方财政才能保持源流持续。

2、土地是国有的，我们已经很穷了，为什么要收房产税？

这与第一个问题是相关的。税收不是国家财产使用费，更不是对拥有财产的“惩罚”，只是政府对拥有财产的个人和实体的合理贡献的强制要求。征收房产税不是因为房子坐落在国家拥有的土地上，而是因为你有纳税能力，国家需要你做出合理的财务贡献，而这不是自愿的贡献，是强制性的。个人所得税也一样。中国的个人消费里看不到增值税的直接影响，但最终还是交了增值税的，也是一样。说一千道一万，是因为你花得起这钱，所以政府需要抽一点，确保政府的运作。

关于税收，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税应该只向富人征收，穷人不应该纳税。首先，谁才是应该纳税的富人，谁才是应该免税的穷人？其实争论富人、穷人的分界线没有意义，因为谁都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来说明这个分界线不对，应该是比ta更有钱的人才应该纳税，而ta是穷人。

事实是：不管这线划在那里，纳税永远是人口主体的义务，免税的群体永远是少数。也就是说，房产税的征收对象是人口主体，而不只是少数“富人”。纳税不只是少数人的义务，因为政府是围全体人民服务的，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富人得益于社会更多，有义务缴纳更多的税，回馈社会。但靠富人的税收“养”整个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平抑贫富差距，而是惩罚富裕，这是开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倒车，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房产税也是可以实行递进税率的。比如说，本税务区内市场中位价格2倍以下的住房实行标准税率（如0.5%），2-5倍之间实行较高税率（1%），5倍以上实行高税率（如2%）。豪宅加倍多收，无可非议。商业房产按照较高的税率征收，专门用作居住出租的房产也按照商业房产征收。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还没有做到覆盖人口主体，但人口主体是通过最终反映在零售商品的较高的增值税和工商税里纳税的。这从纳税来说其实是不合理的，做到了多消费多纳税，但还是单一税率，没有做到有钱人应该多做贡献的递进税率。如果实行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工商税可以降低，降低工商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按照收入水平递进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补足税入，真正实现税务上的社会公正。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3、房产税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吗？

房产税不与共同富裕直接相关，但是间接相关的。共同富裕以扶持不富裕的群体达到富裕为主，劫富济贫则是次要的。房产税对于不合理地囤积大量房产与合法但未必公正的买房致富的富人是劫富济贫，但对大量一般购房者来说，是以压低房价负担的形式，间接促进共同富裕的。在房贷成为太多人不可承受之重的现在，通过房贷减负是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从富人那里征收的额外税收当然也会用于平抑贫富差距。

4、房产税能抑制房价吗？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很多方面是“逆期望”的，房产税到底能不能抑制房价，只有开征之后才能证实，

不断有人用外国的房产税并不抑制房价为例子，说明中国征收房产税也不能有效抑制房价，这是误导的。

外国征收房产税的目的就根本不是抑制房价，而是建立稳定的税源。稳定的税源既要能征收足够的税收，又不能重税伤民。中国的房产税也是同样的原则。但外国的房产税是包括土地税的，房子所在的土地是私有的，中国不是。

中国宪法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所以土地只能出租，转让使用权，而不能出卖，转让所有权。现行法律规定，土地租用时间为70年，到时候可以续租。现在还不清楚，到时候的续租是自动的，还是要对土地重新拍卖。

出租有租金，这是土地税，已经在征收了，税率很低，与土地价值严重脱节，也对地方财政杯水车薪。土地使用费则是一次性征收的，三十年前征收的土地使用费现在看来低得离谱，三十年来靠土地使用费支撑的地方财政已经证明为不可持续的了。从土地使用费向房产税转化，实质上是把一次性的土地使用费转化成按照70年平摊开来但与通胀和增值挂钩的“全寿命”土地使用费。最终的效果是与外国的房产税一样，建立稳定的税源，但在短期内，还可以迅速抑制过高的一次性土地使用费转嫁到的增量房价里去，肯定是有利于抑制房价的。

当然，土地使用费到房价的中间还有房地产开发商，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是有办法确保房地产开发商不敢把土地使用费降低的好处截留的。

房产税的另一个分支是空置税，这是在现有房产税之上另外加征的。空置税在外国已经证明对抑制炒房行之有效，尤其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以温哥华为例，空置的房产（一年自住或者出租不多于6个月）需缴纳空置税（2021年由1%上涨到1.25%），另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的投机税，加拿大人（不管是否BC人）需缴纳0.5%的投机税，外国人则要缴纳2%的投机税。这些税项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没有压下温哥华的房价，但制止了快速上涨。

至于夫妻一人报一套，小孩再报一套，假出租，这些都有现成的办法，就不赘述了。这些容易想到的逃税招数，早都补上漏洞了。

对于中国城市里并不罕见的空关房，也应该征收空置税。机构或者房地产开发商囤积房源的，更是应该征收高额空置税，用税收惩罚机构的投机行为。

5、如何平衡存量房与增量房里不同土地使用费？

从直接的层面来说，土地财政从一次性的土地使用费转向房产税，这引起存量房和增量房的房价之间的不公平。这可以通过不同税率来调整。实行房产税后的增量房实行正常税率；实行房产税前的存量房实行低税率，以反映房价已经包含一次性土地使用费的现实，但在出售的时候，对新房主实行正常税率，以反映调整后的房价市场的现实。

房产过户税应该适当提高。中国实行统一的1%过户税，按房价实行递进税率更加合理。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为例，20万以下为1%，20-200万为2%，200万以上为3%。中国的卖家要付0.05%的印花税。考虑到存量房与增量房的平衡，存量房可收取较低的过户税，增量房则正常收取，并对卖家免收印花税。

过户税还可用于抑制房屋倒买倒卖，对于买卖第二套以上房的可大大上调过户税，这是商业性炒作，已经超出住房调整的需求了，理应多收税。

6、房产税对地方政府够用吗？

据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Larry Hu）估计，中国城市住房的总价值约相当于55万亿美元（74.07万亿新元）。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征收1%的房地产税将为地方政府带来大约5500亿美元的年收入，这仅占卖地收入的40%。话句话说，不够用。但这是误导的。

这首先是假定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是可持续的。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地越卖越少，只有开价加倍提高，才能补足，这本来就是不可持续的。房产税普收1%也是不合理的假定，标准税率应该不到1%，但加上更高的商业房产税率，税入就高了。更重要的是，这是可持续的。

而且地方政府的开支与反映现实的税入相连，有利于更加负责任的开支。

7、房租会增加吗？

房产税肯定是要反映在房租里的，房租的上涨是大概率的，但跃变是一次性的。房租的涨跌不是主要有房产税驱动的，房价、市场供需才是大头。总的来说，房租与房价是挂钩的，合理的房租至少要能冲抵房贷的月供。市场价格400万的房子，按照30年贷款、4.65%的利息、零首付，月供就是20625元。再加入0.5%的房产税，就是约22291元/月。零首付实际上不可能，但作为出租房，业主期望收回包括首付在内的投资，是合理的期望。在北上广深，400万并不是什么好房子，但这样的房租即使合租，也是很重的负担。

这个问题最终只有收入与房租能对得上才能解决，房产税解决不了，免征都解决不了。

8、交不起房产税怎么办？

确实有一些老城居民，收入低，但老宅在黄金地段，价值连城。要按照正常的房产税征收，他们交不起；但对他们减免，又是对其他正常缴纳房产税的人的不公。怎么办？

简单粗暴的办法是向欧美那样，守着金饭碗讨饭的，把金饭碗卖掉，收益先抵债，剩下的归原主。多伦多有一个Casa Loma，山上城堡一样的巨宅，奢华至极。舞厅的厚木地板是按照能承重火车头的标准建造的。当年业主建造的时候，身价万贯，但建成的时候生意崩盘，房产税交不起了，住了不到3年，房子被市政府收回，强制拍卖，收益首先支付欠税，剩下的还给原主。原主只有在山下另外买了一个小房子，在余生里每天看看自己的梦之屋。

这样的简单粗暴在中国可能行不通，毕竟原主拥有老宅是历史遗留的实际情况，并非原主用不义之财买下后“装穷”、赖税。但直接减免不仅是对其他正常缴纳房产税的人的不公，在原主离世把房产传给后人作为遗产时，也把欠税一笔勾销，使得不公永久化了。

应该根据原主的收入情况，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适当减免房产税。但减免额不能一笔勾销，在传给下一代的时候，由下一代补交欠税，下一代也交不上的话，只有强制拍卖，用收益补交欠税了，剩下的还给下一代作为遗产继承。

原主在生前或者亡故的时候出售，都必须从收益中补交欠税后，才能过户。

9、房产税会抑制消费意愿吗？

有一种说法，如果房产税导致房地产价值下降，房主会觉得自己的财富缩水，从而降低消费意愿。这是似是而非的。房产是不动产，消费更多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如果收入中的大头都被高房价导致的高房贷拴住了，那才是抑制消费意愿的。

对于房贷已经付清或者接近付清的人，房产价值对家庭总资产肯定是很重要的，但对可支配收入依然没有什么影响，对消费依然没有直接影响。更高的家庭总资产是更足的底气，但超出可支配收入的消费还是要借贷，跟房产价值没有多少关系。

90%以上的中国城市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占到中国经济产出的近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高达80%的家庭财富与房地产捆绑。房产税是涉及千家万户的事情，但房产税也是必须实行的。

人民币自9月初以来攀升，10月18-22日，人民币兑美元升至四个月高点并突破6.4，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已经超过100，这是201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但中国迄今没有进行直接干预或口头干预。中国外管局局长周三表示，当局将保持人民币的稳定。这当然是符合中国关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承诺的，但也是“反常”的。

人民币走高肯定是和中国出口激增有关的，也和美元走低有关。随着人民币走高，中国企业越来越不愿意把出口赚回来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国内银行的美元账户存款见长，进一步推高人民币，这也是人民币走高的原因之一。

中国是出口大国，按说人民币汇率低（汇率高低一般以美元为基准，汇率走低指1美元可以兑换更多的人民币）有利于出口。人民币早就放弃紧盯美元了，但传统上人民币的兑换率还是就低不就高。

人民币汇率低的话，有利于出口，但也推高进口价格，鼓励资金外流。人民币汇率较高则相反。在当前世界大宗商品市场普遍上涨的现在，人民币走高有利于降低中国能源和矿产进口的成本冲击。

但人民币走高是推高出口价格的，这对欧美通胀有直接影响。欧美通胀正在面临完美风暴：

1、    疫期货币超发，作为各种补助流入市场

2、    疫后恢复导致卖方市场，从能源到制成品全面涨价

3、    人民币升值

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中国制造充斥从零售商品到工业半成品到机电设备，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直接反应到欧美整个经济的各个层面。

过去，中国为了保出口，经常努力在内部吸收进口成本升高的影响，平抑出口价格。这不仅压缩了中国企业的盈利空间，还使得欧美可以操控原料、能源价格而不反受其害。中国成为缓冲器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内部竞争、互相压价。

压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外销利润曾经更加丰厚，有降价空间。但在外销和内销的差价的消失后，继续压价的空间已经没有了。同时在疫期，曾经外转的产业又转回来了，越南、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疫情使得生产时断时续，甚至有长时间的停产，意外地使得中国成为产业洼地。中国不仅疫情控制最好，恢复生产最快、最力，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也使得效率最高。这些都使得中国掌握卖方市场。

但中国并不急于接盘这些转出去的产业。这些低端产业在短时间里确实制造产值，拉动就业，但能耗高，劳动力投入大，从长远来说是拖中国产业转型后腿的，也是最终还是要转出去的。然而，这些短期增长加上人民币升值还是可以对冲中国一些想了很久但一直下不了手的结构性经济改革，尤其是房地产、互联网经济、补课经济、游戏经济。

这些“待整顿”产业在过去都对中国经济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但房地产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成为新三座大山之首了。房地产也消耗了太多资源，吞噬投资，挤占消费，一旦“大到不能倒”，就会成为国民经济里碰不得的大炸弹。

互联网经济也是一样，不仅过度吸收投资和人才，还有野蛮生长、形成垄断的问题。补课经济在数额上与房地产或者互联网不能比，但这有违教育公益化的方向，形成事实上的教育私校化，这将极大地影响社会公正，是比钱更大的问题。游戏经济的数额可能更小，但虚拟毒品的危害一样大。

但捅破这些脓包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经济震荡，压低人民币币值，现在正好是个难得的有现成缓冲的机会。

中国还有更多的结构性经济改革要做，包括制造业本身。中国已经指定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为高能耗产业，优胜劣汰、提高效率是必须的，据说30万吨乙烯都成落后产能了。未来可能不再追求碾压世界的高能耗产能，就像木材和粮食一样，有钱就从国外买，把污染和能耗留在国外。当然，这有一个平衡，玩过了就成现在欧美的去基础工业化了。

这与欧美恰成对比。欧美对经济里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不知道，但在经济好的时候，不是借有点膘的时候下手割瘤子，而是对结构性问题绕着走，忙着多赚钱、赚快钱。问题是，到爆发的时候，拿走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草已经不管用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欧美的通胀可能迫使美联储上调基准利息，这会引起国际资金向美国流动，压低人民币，现在提前上涨一点，预存一点“膘”，有好处。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候，需要大量资金流向先进制造业，不仅需要国内资金，也需要国外资金，较高、较稳定的人民币正是吸引国外资金的强大磁石。

或许这些是中国对人民币升值“无动于衷”的原因。但美国不能无动于衷。如果说历史上石油价格是美国通胀水平的主要驱动的话，现在人民币币值可能成为另一个了。只要看看海运价格飙升对美国零售价格的影响，就知道人民币币值的威力了，因为海运价格影响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商品。如果人民币升值到6：1，几乎不可能不导致美国零售价格飙升和通胀。中国无意祸害美国，不会操纵人民币汇率，但在美国什么都要与中国“极端竞争”的现在，坐视美国经济泄气未必是不暗快人心的事。

拜登有太多的事情要与习近平谈，中国稳定人民币汇率升值下跌一点，帮助美国控制通胀，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美国不能承受通胀。美元币值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如果印美元买不到东西了，美国经济就要崩盘了，因为美国人消费的产品有太大的部份是来自全世界的进口了。美国也不能承受高利率，甚至不能承受“正常”利率。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联储基准利率一直在接近于零的超级低位徘徊。居民和工商贷款因此受益，成为美国经济周转的润滑油。但低利率也成为美国经济的毒瘾，每次向上微调都引起激烈震荡。

美国更不能承受利率上调，这将使得居民和工商贷款的利息支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更是对国债利息支付和实际可支配政府开支的大灾难。但通胀真的来了的话，利率将被迫上调，否则通胀就无法无天了，经济将全面崩盘。利率上调导致的泡沫破灭和经济呆滞，会使强势美元几十年后美国会最终面对日本的“呆滞90年代”（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走出）吗？

在过去，这是不会的，因为美元霸权和无限制超发权。过去出现石油价格影响美国经济的时候，美国一方面可以用政治压力打压油价，另一方面可以用超发权对冲。现在有了中国，这两大法宝都不管用了，怎么办？

老实说，没人知道。首先需要和中国谈，看看是不是能“谈到走出困境”。

不过拜登不知道是老年痴呆还是真糊涂，在这当口对“保卫台湾”大包大揽，弄得美国朝野纷纷“澄清”：拜登失言了。

拜登自诩外交老手，但上台以来，好像他的“谈判老手”前任一样，很无厘头。安克雷奇大吵架后，欧洲非常焦虑，唯恐被美中漩涡卷进去。在美中两艘巨舰之间，散装欧洲貌似也是大船，实际上是一堆小船绑在一起的筏子，经不起冲撞。

在亚太也一样，各国都对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非常焦虑，都在看好夺路而出的出口，唯恐被夹在中间。

拜登在CNN的“市民对话”节目里谈到他与习近平的关系：“我与习近平交谈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世界领导人多，与他会面的时间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人们说，拜登想与中国发动新冷战。我不想与中国发动冷战。我希望中国明白，我们不会退让，改变我们的任何观点。”（I have spoken and spent more time with Xi Jinping than any other world leader has.  That’s why you have — you know, you hear people saying, “Biden wants to start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I don’t want a Cold War with China.  I just want to make China understand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tep back.  We are not going to change any of our views.）

美国改变还是不改变，那是美国才能决定的。中国不会改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就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现在还是这样。但中国的坚持是在自己的家园里，美国要把美国的坚持强加到中国（包括台湾、香港、西藏、新疆，这些都是中国的）来，那就别对中国的坚决反击感到意外了。

中国从来就是单打独斗的，从来没有能一起上阵的盟国。美国从来都是和盟国一起群殴对手的。只有“领导”而没有“群众”的美国阵营与独行侠中国“极端竞争”，最后会是怎么样？人民币的长期走势或许或许是个标志。

反卫星一直是各国军方秘而不宣的大事之一。2007年，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强烈反弹，理由当然是击碎报废卫星造成的空间垃圾危害空间安全。美苏在60-70年代进行过很多这样的试验，大量空间垃圾就是那时留下的，但80年代以后确实不再进行这样的试验了。一是因为该试验的都试验了，二是空间垃圾害人害己。

但中国还没有试验过啊，不试验一下怎么知道管不管用？怎么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也有这技术了？试验过一次后，就不用再试验了。目的达到了。

不过反卫星技术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是不制造大量碎片的反卫星技术。这倒不是空间环保，碎片乱飞对中国自己的卫星、空间站、宇航员也是危险。怎么弄呢？

《南华早报》现在对中国的各种与军工有关的杂志文章盯得很紧，近来又发现一篇在《电子技术和软件工程》上的文章，其中报导中国已经试验成功一种新型反卫星弹药，并完成了地面试验。

卫星都有姿态控制火箭。这是小推力的火箭，用反推力实现姿态控制（对准方向什么的），也用于变轨。火箭发动机产生大量的高压气体，但还是要通过拉瓦尔喷管才能加速到超音速，才能有效产生推力。

拉瓦尔喷管像钟漏一样，两头大，中间细。火箭推进剂的燃烧是亚音速的，燃气在拉瓦尔喷管的逐渐收缩的前段加速，在最细的喉管处达到音速，此后在扩张段加速。

这种新型反卫星弹药用3.5公斤高能成型炸药棒，在空间精确插入目标卫星的拉瓦尔喷管内，往喉部捅。外喇叭口自然地把炸药棒往喉部引，想捅歪都不容易。推送到最细的喉部以内，然后自动张开定位。这样再也掉不出来了。呃，怎么说起来，这有点污啊。

弹药可定时引爆，可遥控爆炸，反正要什么时候爆炸就什么时候爆炸。估计还有热敏引信，万一没想爆炸但姿控火箭启动了，那就只有引爆了。不过也说不准，这么一个东西塞在喷管里，说不定姿控火箭自己就憋炸了？但爆炸后，拉瓦尔喷管的逐渐收缩的前段自然形成药形罩，将大部分爆炸能量向卫星内部聚集，用少量装药就可以摧毁娇嫩的卫星内部设备，使得卫星失能，但不瓦解。

这样卑劣的手段用于死刑犯，肯定要被控为非人道。可卫星不是人啊，非星道就没人管了。真是没有天理！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这东西精确地插进目标卫星的拉瓦尔喷管。轨道上的卫星至少达到第一宇宙速度（看轨道高度），也离地球至少一百多公里，一般更高。姿控火箭的拉瓦尔喷管在外喷口处没有多大，可能脸盆大到磨盘大也就差不多了，喉部当然更细。这样毫米级的精确对接和插入肯定是挑战极大的操作。

TG在神舟13号的精确对接中展现了特别优秀的空间精确对接能力，这是中国敢用这样卑劣手法打敌对卫星的底气。当然，神舟对接是合作式的，反卫星是非合作式的。好在卫星还没有导弹接近预警和反制手段，对这样的空间插入毫无所知，也毫无办法抵抗，还没法逃。以后可能会有的，那要增加卫星的负担，降低有效载荷，而且那时又会有新的办法了。

对了，中国这些都是什么杂志啊！怎么《电子技术和软件工程》怎么会说到反卫星武器上去？《南华早报》又是如何从这样的犄角旮旯里找到这样的东西的？

TG越来越卑劣了，不过挺喜欢的。

中国缺电，缺得厉害。随着汽车电动化，住宅空调化和电热化，长期用电需求还将大幅度增长。短期办法当然是增加燃煤发电，但煤电污染大，长远来说肯定不是主要发展方向。核电除非钍堆技术大发展了，否则由于成本、核废物处理和安全限制，也不便过度依赖。水电受到资源限制，开发完了也就开发完了，新技术可以发掘低水头发电，但还是有生态和景观限制，不便遍地开花。

风电受到地理条件限制，不是哪里都能开发的，而且对生态和景观的影响也大，有利于开发风电的地方，常常在候鸟迁徙路线上。中国好不容易通过再森林化恢复了一点生态，要是因为风电大量杀伤鸟类，就不好了。太阳能也受到地理条件限制，而且中国太阳能条件较好的西北和青藏高原远离用电集中的东南沿海，长途输电的损失不宜忽略。

但风电和太阳能不必限制在大陆上，海上也可以发展。

丹麦和德国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已经取得很大成就

北海常年大风，丹麦和德国正好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已经很有规模。中国也可以利用漫长的海岸线，发展海上风电。

海上风电的坏处是建造、运作和输电成本高于陆上风电，但有不占地的好处，鸟撞的问题也大大降低。离岸几公里以外，日常飞行的海鸟就大大减少。海底铺设的输电缆比陆上要复杂，维修麻烦，但也有不需要征地和建造输电铁塔的好处。需要对过往渔船的作业有所限制，避免拖带。此外，工作环境倒是很稳定，没有风雨、飞鸟的影响。反正坐在海底，海洋生物攀附的影响可能也较低。

浮动的光电场是另一个向大海要电的路子，这里还是在湖面，但在原则上也可以造到海上

还可以用大型“救生圈”围起来，人工制造一个避风港，圈内的风浪大大小于圈外

海上光电是另一个路子。海上没有树木、山峦、建筑的遮挡问题，也没有尘土、杂物的沉积问题。只要解决了防腐问题，经常冲水、保持清洁没有水源问题。海水的冷却还提高光电板的效率。光电浮板可以连锁起来，既避免飘散，也降低风浪中的稳定性。还可以和海上风电场在一起，栓在风电桩上，并共用输电设施。如果风浪影响太大，可以用大型环状或者矩形浮体把光电板阵围护起来。这像避风港一样，圈内的风浪大大小于圈外，有利于光电板有效工作。

在浅海，也可以把光电阵直接早在海底上，简化光电板的使用和维修

或者把光电板安装在大型浮筏上.

如果直接浸泡在海水里的防腐和海洋生物挑战较大，可以用工程手段把光电板架起来。在浅海，直接从海底造支架就行。在深海，可以用大型浮筏。

光电板的好处是对太阳的方向性要求不太高，只要大体朝上就可以在日照下发电，缺点转换效率较低。光热的效率就比较高了，而且可以和海水淡化连接起来。

光热是另一个发展方向

光热将太阳的热量用聚光镜聚焦，加热焦点上的蒸汽发生器，产生高压蒸汽，推动蒸汽轮机发电。这是最简单的单回路，实际光热常用双回路，内回路用熔盐，可以升温更高，提高光热效率。然后循环的炽热熔盐进入蒸汽发生器，产生高压蒸汽，推动蒸汽轮机发电。光热还可以把部分炽热熔盐打入地下保温，在夜间抽取出来作为热源，继续发电。

在大西北，发展光热的最大限制在于水源。热电用循环水不容易。发电后的低温低压蒸汽要靠自然散热而冷凝成水就太费事了，用冷却水则有冷却水的散热问题，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一般热电厂巨大的白色烟柱常被误解为废气污染，其实那只是冷却塔的水蒸气。但在干旱的大西北，这样大量消耗宝贵的水资源是很可惜的。

但在海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以用熔盐的双回路，也可以直接用简单的海水单回路。熔盐的好处是可以储能和调峰发电，但海底存储炽热的熔盐不易。海水单回路简单，而且没有水源和冷却塔问题。高压蒸汽推动发电后，直接通过水下管道边冷却，边作为淡水输往大陆，发电、海水淡化两不误。

海水是淡盐水，蒸发后留下浓盐水。这既可以作为氯碱化工的原料，也可以用部分冷凝水稀释后直接向大海排放。由于排放的盐分本来就来自海水，除了可能形成局部“热点”，排放对海水的盐度影响很小。局部热点的问题可以通过海流研究和长管多点排放解决。

光热需要所有反光板精确指向聚光塔顶的焦点，现代控制是做得到的。将反光镜阵分成安装在大型浮架上，浮架的尺寸大大超过本地典型波浪波长，可以用波浪的自然起伏抵销很大一部分波动影响。浮架相当于大型浅网箱结构，这对中国毫无技术压力。

如果反光镜阵和聚光塔在同一个浮架上，反光镜的控制和同步就更容易了，但这要求发电机也分散化，每个浮架配备一套汽轮机-发电机组。但这样，高压蒸汽管路也都是刚性连接，设计和制造上简单得多，就是浮架要足够大，才能有足够的经济性。多个浮架连接成海上光热场，可以提供可观的电力和淡水。

当然，这对机组的全自动可靠工作有很高要求，经常需要伺候就不好了。

海洋上的风利用起来了，海洋上的阳光利用起来了，但海洋上的波浪不仅是要克服的困难，本身也是能源。坏天气通常还是大浪天，波浪受昼夜的影响也相对小点，可发电的时间更长。

波浪发电长期在“打气筒”理念里打转转，这有概念简单的好处，但使用起来挺别扭，需要把往复式的直线运动转换成更加适合发电机的单向旋转运动。更加直接的是用活塞的往复运动直接切割筒体磁场的磁力线，直接发电，但需要对电流“梳理干净”，否则相位、频率都很难与电网相同。或许用直流发电、直流输电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打气筒”不光可以竖立在海里，还可以横卧在水面

号称“海蛇”的发电装置在两节浮筒之间是液压发电装置，在波浪的上下运动中，交替抽吸液压油，驱动发电

更加巧妙的是把“打气筒”横卧在水面上，成为“海蛇”。这样把多节浮筒相连的波浪发电装置的两端都栓在海底，每两节浮筒之间是发电装置，用上下交错的自由转动的铰链连接。随着波浪的运动，浮筒随着波面的起伏，驱动活塞。图中黑色的就是活塞驱动杆。

油路都带单向阀，液压油只能向一个方向流动，通过流路的周期性切换，保证驱动液压马达的液压油只朝一个方向流动，液压马达不会周期性正反转。具体来说，假定连接液压马达两侧的管路从右往左流动。这样，右侧油缸的底部管路和左侧油缸的顶部管路都只能向上流动，在左活塞推进、右活塞退出时，液压油在下液压缸里压缩，通过右油缸，向左驱动液压马达，再通过左油缸回到上液压缸存储待用。右油缸通向上液压缸和左油缸通向下液压缸的旁通管路都只能从左上往右下流动，这样，在右活塞推进、左活塞退出时，液压油在上液压缸里压缩，“绕道”右油缸，向左驱动液压马达，再通过左油缸回到下液压缸存储待用。左右油缸都是有弹性的，自然保持压力，对波浪起伏带来的液压油压力起伏进行平滑，帮助稳定发电。

这是很巧妙的设计，而且是利用波浪的形状，而不是波浪的升沉。但由于连接铰链只能上下运动，而真实海浪是复合运动，机械磨损很大。为了适应真实海浪，每两节之间交替用上下转动的铰链和横向转动的铰链，一方面利用横狼的能量，另一方面降低机械磨损。但“海蛇”的机械磨损还是太大，2004年在苏格兰建成并网发电，2008年在葡萄牙建成并网发电，中国在2015年建成“海龙”装置，在试验完成后都撤出电网了，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成熟化。

Wavestar也是用液压油，但稍微有点不一样。装置是坐在海底的，两侧各一排浮筒驱动的臂

臂在上下运动中，驱动液压缸，向中央高压油缸加压，最终驱动发电机

已经建成一个实验性装置，能看到左侧两个浮筒在水中“随波逐浪”

“海蛇”需要在水深超过50米的地方使用，避免涨潮落潮的海平面差影响浮筒的工作。Wavestar则避开了这个问题，装置直接坐落在海底，浮筒随波浪上下运动时，直接利用波浪的升沉，而不再理会波浪的形状。Wavestar像打气筒一样驱动液压缸，产生高压，最后驱动液压马达和发电机。设计比“海蛇”简单、结实、可靠，但装置很庞大，建造成本较高。

威尔士涡轮机摆脱了“打气筒”的思路，利用波浪在斜坡水道上下运动时压缩空气和抽负压的作用，使得顶部空腔内的空气流出、流入，驱动空气涡轮

采用对称翼型，当气流从下往上吹动叶片时，气流向右偏上滑走，推动叶片向左转动；当气流从上往下吹动叶片式，气流向右偏下滑走，同样推动叶片向左转动

威尔士涡轮机是英国人艾伦·威尔士发明的，利用独特的对称翼型的叶片设计，使得气流从两边吹动时，叶片始终向同一个方向转动，特别适合波浪发电。这时需要在岸边建造一个封顶的斜坡水道结构，顶部在水面以上，内部就是空气，没别的。

波浪往上涌的时候，水面沿坡道升高，推动坡顶空腔内的空气向外流动，驱动空气涡轮。波浪往下退的时候，水面沿坡道降低，对坡顶空腔抽负压，使得环境空气往里流动，反向驱动空气涡轮。但威尔士涡轮机的特殊设计使得不管空气朝外流动还是朝里流动，叶片始终往同一个方向转动，驱动发电机。

波浪滑翔器的桨叶是可在潜航体的升沉中自由转动的，这个角度使得潜航体在升沉中同时产生推力，好像江南小船摇橹一样

但威尔士涡轮机的叶片不固定，而是随气流方向像波兰滑翔器的桨叶一样可自由偏转到一定角度后锁定，可以进一步提高能量回收效率。

威尔士涡轮机也可以在海上用坐底的空心立管实现，空心立管本身就是“水压活塞”的筒体，下半部向海水敞开就行了。远离海岸还解决了“呼吸”时的噪声问题。

威尔士涡轮机也可用于海上立桩发电，图中还是海岸的，但用大直径空心立管在海上坐底，下半部向海水敞开，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

波浪发电很少受天气影响，风浪越大，发电的出力越大，但不像风力发电，可能有叶片被强风损坏的问题。

带可转动叶片的威尔士涡轮机也可以和“海蛇”结合起来，极大地简化设计，只要上下液压缸来回推动液压油就可以了，不需要担心正流、逆流问题。

海上还可以用洋流发电，那就和陆地上的风力发电差不多了，只是洋流通常稳定一些，较少受到天气和季节的影响。潮汐是另一个可供发电的能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建设潮汐水库，高潮蓄水，低潮放水，像抽水储能一样工作，不过只能间隙性工作，对储能的要求较高。而且高低潮的水位差可能也太小，不便利用。波浪发电相对稳定一些。

海洋占地球面积70%，向大海要电必定成为无碳电力的主要部份，主要技术都已经成形，应该大力发展。首先应该在远离大陆的岛屿上推广。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是个运气不好的国家。在思想上和科技上都错过了工业革命，也错过了大航海，鸦片战争后更是被帝国主义打上门来，100多年后才缓过气来。现在中国依然有种种不如意，但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现在处在鸦片战争以来最强盛的时代。中国的强盛当然不是任何人赐予的，而是干出来的。但中国在强盛之路上，运气是个很有意思的因素。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最低点，但抗战最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的。没有美苏参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漫长得多，艰苦得多。抗战也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契机，这是最后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全民一心了，下一次要等到台湾解放了。

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志愿军艰苦卓绝地奋战所取得的胜利，但这也是在美苏争霸的大环境下取得的。苏联的支援是很有用的，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在欧洲也避免了美军压上更大的力量。

70年代是中国的困难时刻。文革的动荡余波未消，百万苏军陈兵边境的压力巨大，但美苏争霸的大环境再次发挥了作用，这一次是美国拉拢中国围堵苏联。尼克松访华使得中国与西方关系解冻，直接为几年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外资引入打开大门。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外国的一切都是仰视的，港台随便什么小老板就可以到大陆来充大款，外资更是天顶星级的存在。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出球籍了。但什么是改革，怎么开放，如何算是保留或者是开除球籍，谁都不知道，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那时的一般认识是，全球化已经到了末尾，四小龙是最后一波得益者，中国已经晚了。现在知道，那时是并行供应链，欧美与四小龙在中低端供应链是平行存在的，欧美的去工业化刚刚开始，而中国成为主要承接体，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

中国的制造业超级大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在欧美的设计中，欧美负责设计和关键技术，中国负责打工，在中国经济和中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过程中，中国政治的和平演变也水到渠成，因为西方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观念是普世的。“上帝的羔羊没有成为忠诚的信徒，只是因为还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还没有感到上帝的恩惠。”

海湾战争时代，美中军力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但在美国看来，中国根本构不成威胁，没有必要刻意扶植台独。有了苏联崩溃的前科，崩溃的大国即是红利，又是负担。在可以轻易管控的时候，维持现状是最有利的。老布什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意图大大加强台湾的军力，可以在20-30年内维持绝对优势，避免两岸摊牌的冲动。

90年代上半叶，中国在重启改革开放后，再次面临严重困难，国内有三角债和百万大下岗，国外则是各种崩溃论滔滔不绝。这也是台独的第一波严重挑战。导弹演习当然是强烈的震慑，但李登辉要是执意台独，解放军除了再打一次抗美援朝级的浴血奋战，可能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或许是出于对“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期，台独没有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迅速强大，极大地出乎了台独的预料，实际上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中国人都没有预料到崛起会如此迅速。

这也是东南亚经济高歌猛进的时代，用绑定美元和高利率，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带动资产价格上涨，营造出亚洲经济奇迹。当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脱节表面化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与此同时，中国主动贬值人民币，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取代了大量东南亚中低端制造业，低调但扎实地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在危机中脱颖而出

这也是全面进口替代的时代。早期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赚的只是最后组装的辛苦钱，中国要发展进口替代，减少外汇消耗，用国产替代降低成本。从最初的拉链、面料开始，逐步扩大到制造拉链、面料的原料和设备，乃至“天下万物，无所不包”，这是传奇式的中国供应链的开始。

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强势席卷全球的时代，强调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金融杠杆化是敢想敢干的标志。不少人鼓噪中国应该加速金融自由化的步骤，有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更谨慎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不大有人说这事了。

小布什上台的时候，就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而不是战略伙伴（strategic companion），批准对台湾出售8艘潜艇，但911这只灰犀牛拦腰撞翻了美国。美国不是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一无所知，这头灰犀牛对着美国疾跑其实有一段时间了，这时撞上美国并非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历次中东战争中积累的挫折感、以巴冲突（尤其是沙龙上圣殿山后挑起的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中积累的不公感和阿富汗圣战者赢得反苏战争后的原教旨主义情节在这个时候爆发了。美国对此估计严重不足，这彻底打乱了小布什的对华思维，可以说为中国赢得了20年的机会窗口。

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全球化进入了快车道，但中国供应链还只是在初级阶段。经济危机极大地削弱了欧美，中国则依然人畜无害，在欧美关门之前，大抄了一把底，收购了一批欧美优质资产。这也是欧美依赖中国帮助恢复的时代，供应链向中国转移加速，这是欧美资本减负增效脱困的关键，但也使得中国供应链成为如今大到推不倒。

这也是中国高科技悄然发力的时代。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着实捡了一大批洋落，苏-27和AL-31的引进本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但俄罗斯不傻，希望用扣押关键技术的办法，建立中国的路径依赖，长期控制中国的军工发展，一方面确保长期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也控制中国的军工技术进步。但中国对于被禁运已经是神经过敏式地敏感了，趁着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了，转入自主研发的轨道，大批新质装备逐渐投入使用，正好赶上民进党上台和陈水扁的第二波台独恶潮，有力地制止了台独冲动。

从这以后，中国的军工研发一发不可收拾。如今的珠海航展还不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航展，但绝对是世界最大规模的防务展，而展品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制造，技术水平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21世纪初，西方还在信心满满地预测歼-10将重复歼-8的漫长磨难历程，短短几年后，歼-20横空出世的时候，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跑道上滑跑试验的只是骗人的模型，是用卡车拖着跑的，后来成了用直升机吊着假装的，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如今，用先进装备和厚实后勤武装起来的边防官兵可以在保温、有网络和氧气的高原营房里一面缅怀长津湖英烈的光荣战史，一面观赏对面印军的冰雕连；东风17把军事世界带入了高超音速时代；中国空间站则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还在运作的空间站，没准NASA要来找中国商量，共享和平开发空间了。

中国电信在电话时代远远落后于世界后，在光纤时代弯道超车，更是在手机时代一跃而在5G领先了。华为拥有最多的5G专利，是因为中国从DVD到手机，吃了太多专利壁垒的亏了。没想到，一不小心领先了。

从洋务运动的时候开始，中国就吃缺钢少铁的苦头。大炼钢铁是非理性化的抗争，最后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埋头发展钢铁工业，一不小心差不多占世界的60%了。也是从洋务运动的时候开始，中国就对能造超级设备的欧美仰望，现在一不小心也在世界上领先了，连英国造航母都用上了中国起重机，奥巴马在迈阿密鼓吹美国制造的时候，身后一阵风揭起悬挂的美国国旗，赫然露出的也是振华港机的标志。中国成为超级装备的超级大国，这也是进口替代的锅。

2008年经济危机前夜，世界石油价格飙涨倒149美元/桶。为了解决进口石油的成本和来源可靠性问题，中国逐步走上能源去石油化的路，光电、风电逐步开始，电动汽车也开始推动了。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时候，中国还坚定地反对全球性的去碳化，因为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合理的能源门槛。如今中国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部分原因是气候变迁是一个真实问题，部份原因是因为中国在光电、风电、锂电池的制造、部署方面都全球绝对领先了，领先幅度甚至大于钢铁，进一步推动有利于中国的生意，还有部份原因是因为这可能成为后来者取中国而代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西方的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宏图里，越南和印度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风电、光电甚至核电最终也将成为越南、印度的重要能源来源，但毕竟成本较高，煤电依然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但去碳化最终不仅是道德压力，也将是经济压力，用煤电制造的产品在世界上可能面临“肮脏产品”的标签，与“强迫劳动”打入同样的另册。越南和印度是否能最终崛起，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能源去碳化与ICT和先进制造最终构成“中国制造2025”的基础。这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高级形式的进口替代，但在特朗普时代突然成为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了。由于动手早，很多方面已经上轨道，特朗普的醉拳没有把中国打晕打趴，反而使得中国看清必须坚持的方向了。中国航发已经在“突破重围”的门槛上，中国芯片可能也在10年里就能“突破重围”。中国生化制造在新冠疫苗竞赛中体现了意想不到的实力，也将成为新质中国先进制造的一部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科技方面，有说法中国已经领先美国了，这可能是夸大其词，但中美同属第一梯队，这是无可置疑的。中国由于密集的投资和更丰富完整活跃的应用生态，可能在10年内领先美国，这也是不小概率的事。

一带一路最开始的时候不乏推销剩余产能的考虑，但逐渐地，这成为中国走向欧美之外的经济政治构架了。必须说，改革开放在一开始主要是引进西方先进经验、对西方经济开放，中国是在努力融入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但政治经济现实迫使中国抬起头来，拥抱欧美之外的世界。在特朗普时代，正是这样的分散化帮了中国。

新冠对谁都是灰犀牛。在理论上，烈性传染病的可能一直存在，各国公共卫生体制就是防备这个的。但实际上，谁都不太把这当回事。然后就出现了太多的然后了。中国首先受害，但马上稳住阵脚，雷霆手段，分割围歼，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迅速控制了疫情。

西方的文化傲慢和侥幸心理被疫情现实击碎，英国新出台的调查报告认定政府初期的群体免疫策略是史上最大公共卫生灾难，后来的疫苗推广则是最大成就。前一半是肯定了，后一半其实还不能下结论，单靠疫苗是否能避免下一次流行是有疑问的，这就像单靠防弹背心而在战场上乱跑并不能降低伤亡一样。

但疫情像又一头灰犀牛，把正准备调动整个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压倒中国的特朗普和西方反华势力打懵了头，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不仅半途而废，还逆转了。戴琪公开说不再脱钩，而是要再挂钩。最终还是想要逐步脱钩的，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脱钩了。这不等于中国可以无视脱钩的长远前景，但更不等于西方可以默认中国会原地踏步。中国需要的正是时间，再给10-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双中心之一是大概率的事，如果不是最主要中心的话。

事实上，现在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经济的双中心之一了。中国的去碳、去产能猛力压缩钢产量，结果导致铁矿砂价格暴跌近半。恒大资金链断裂，弄得IMF、美联储、美国国务卿都要发话，恒大还没倒呢。中国浮动煤电价格（在现在煤价高企的情况下，这等于上调电价），把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由中国内部消化，转移到全世界市场一起承担。这是过去只有美国才有的“特权”。

在一段时间里，房地产、互联网、补课、游戏成为中国经济里上蹿下跳的大玩家。这些行业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但真理往前再跨一步就成为谬误。中国崛起靠的是制造业，从基础到先进的制造业是中国的国本，这些吸金巨兽会扭曲中国经济，把中国带离国本，并制造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补课在本质上是教育私立化，游戏有成为新质毒品的危险），只有在还没有“大到不能倒”的时候就及时管束。目的不是要抑制新质行业，而是要确保全要素的均衡发展，不能畸形。这一次，中国再次走在危机的前面，中国首先推出的数据主权、互联网责任也被西方悄悄接纳了，但西方的互联网经济已经有点大到不能倒了。

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人也从凡事统统仰望欧美开始，转变到越来越自信，自信到欧美都有点害怕了。民主自由的真谛受到质疑，因为太多的丑恶打着民主自由的名义。个人主义也受到质疑，因为新冠凸显了个人自由高于集体安全的弊病。共同富裕打破了公平与财富只能二取一的迷思，这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更不是大锅饭，而是新质的全社会扶贫，只是贫与不贫的分界线极大提高了。

中国崛起在本质上是经济的，但影响远远超过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中国特色的体现。如果有Pax Sinica，这就是核心，而不是航母或者芯片，人民币或者孔子学院。

中国的运气好真好，但又不是运气的关系。都说运气只留给准备好的人。中国没有准备好，因为中国不知道要准备什么。中国经济是在“偶然”中走上全要素发展的正道的，不是不想投机取巧，而是每一次动心思的时候，不希望看到中国轻松愉快地发展的势力和国家就快快地把门堵上了，每一次中国新抓住拐杖的时候，都被快快地拿走了，迫使中国老老实实靠自己的力量、均衡扎实地发展。久而久之，成习惯了，不均衡就觉得不对劲，赶紧调整，果不其然，刚好又一次赶在祸害的前面。

走着走着，该走的路反而逐渐清晰了。看得见来路，看得见去途，信心也就来了，路也就走得更快了。

如果说中国的运气好，那中国的运气只有一个：认识到了苦干和别取巧的道理。中国的运气

波兰和欧盟起矛盾了。这实际上涉及欧盟的本质问题：欧盟到底是主权国家共同体，还是超主权的架构。

波兰现政府与欧盟在很多政治问题上不对付。波兰现政府是大选上来的，这一点欧盟没有非议。但波兰现政府的保守化倾向与欧盟主流（实际上是西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不符合，实质性禁止任何人工流产是一个冲突点，现在的冲突点更加本质。

波兰正在实施司法改革，政府任命大批亲政府的法官，遭到欧盟非议，也受到国内的反对，依据是欧盟相关司法体系的法律。波兰总理莫拉维奇为此要求波兰宪法法院作出释宪：波兰宪法与欧盟法律哪个具有更高权限。波兰宪法法院的释法是：波兰宪法具有最高权限。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限，这本来毫无非议。问题是，规定欧盟性质和运作的罗马条约里规定，各国自愿遵守欧盟法律，欧盟法律在整个欧盟里具有最高权限。同时，欧盟又是主权国家共同体。这里有天然但微妙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理论上对所有欧盟国家都存在，但欧盟法律大多是在“核心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推动下产生的，草创期的基本法律构架更是如此，所以与核心六国的宪法是不会矛盾的。新加入的国家大多弱势，对欧盟法律一致性的要求只有接受。但碰到波兰这么个楞的。

欧盟还在故作强硬，以冻结欧盟援助为要挟，强调欧盟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但波兰政府既然诉诸宪法法院了，估计也不会说投降就投降了。

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是主权国家的最重要标志。欧盟不能“公然践踏主权”，但又不能容忍内部法律的不调和。另一个问题是，成员国加入时，或许宪法与欧盟法律是相容的；但修宪是否要受到欧盟法律的限制，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修宪与欧盟法律冲突，是中止修宪吗？那就放弃国家主权了；如果继续修宪，那就是公然挑战欧盟法律的至高无上权，要么迫使欧盟放弃欧盟法律以适应本国修宪，要么迫使欧盟放弃欧盟法律的至高无上权，两者都是欧盟难以接受的。

波兰引出的是欧盟的宪政危机，这不是欧盟用压力能解决的，这是欧盟的体制性和合法性危机。

欧洲统一是千百年来的梦想，只是没有人能做到而已。在工业革命时代，欧洲领先世界，欧洲甚至就是世界，非但统一不了，还互相争霸。现在美国是超级大国，欧洲绑在一起才能压住美国，但世界的那一头又崛起了一个中国，看样子是比美国更加厉害的主。欧洲再不统一，就要被边缘化了。

历史上通过征服来实现欧洲统一的企图统统失败了，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主权和民族国家确立，大一统的欧洲事实上不再可能，所以欧盟以主权国家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但核心六国还是情不自禁地要把自己的法律和道义准则通过欧盟贯彻到所有成员国，不仅有可能与其他成员国形成冲突，还在无形中强化了欧盟中“一等成员定规矩、二等成员守规矩”的印象。波兰总理莫拉维奇已经在指桑骂槐：“欧盟里不能有平等和‘更平等’之分”，“更平等”是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对掌权者的讽刺称呼。

成员主权vs欧盟的超主权是英国脱欧的核心。波兰未必会脱欧，波兰也没有这个本钱，但欧盟并不想激化矛盾，摊牌可能揭露深层的更大裂痕，尤其在东欧国家中。

冷战后，东欧国家全员脱离苏联控制，民族国家意识高涨，在政治和军事上依傍美欧、经济与老欧洲一体化的同时，特别在意自己的独立自主。脱离了苏联控制，但落入了欧盟（实际上是法德）控制并不符合他们在新时代的自我定位。

另一方面，欧盟的官僚主义盛行，很多“欧盟合规”的面子工程深受非核心成员国的讨厌。比如说，布加勒斯特林荫大道被要求砍树、开出自行车道，以符合“欧盟首都”的要求。这倒是欧盟出钱的，但罗马尼亚人并没有骑自行车的习惯，宁愿把这钱用于更加需要的其他城市建设方面，但专款专用使得这不可能。这不是仅有的事例，很难不在东欧引起苏联时代的联想，也在英国深受痛恨。

欧盟是政治层面，欧元则是经济层面，问题其实更大。欧元是欧元区（大体为欧盟成员国，但除去部份东欧国家和瑞典）的流通货币，欧洲中央银行是欧元的发行和管理机构，这使得欧元区具有统一的金融政策，如基准利率和流动性控制机制。但欧元区的国家还是有各自的财政政策的，由各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和开支需要决定。这样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裂是2008年希腊金融危机的根源，至今依然无法根本解决。还是老问题：自愿为基础的财政纪律不能保证各国财政“不脱底”，但财政权也是主权很核心的部份，财政权与主权不可分离。欧元区作为各国的财政主权共同体在天高云淡的日子是欢声笑语，但风暴来临的时候，借贷和货币超发这样的手段就没法用了，严重限制了成员国的财政主权，同时极大加重了经济情况尚好成员国的负担，加深裂隙。

欧洲统一的目的是抱团取暖，确保欧洲利益。但欧洲利益是什么？对于法德来说，这是拉伙壮声势，才能和中美说得上话；对于东欧国家来说，这是在傍大款中迅速提高到老欧洲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这样的各取所需使得成员国对欧盟的期望很不相同，也使得欧盟-欧元的基础并不稳固。

现代欧洲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主权和民族国家的产物，欧盟-欧元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开350年近现代历史的倒车，波兰的发难并不是死水微澜。在某种意义上，波兰团结工会是苏东波的直接先声，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今天这一炮，还不知道会打出什么回响呢。

戴琦在10月5日的CSIS讲话里没有明确说，但意思很明白：美国放弃第二阶段谈判了。这当然是相对于2020年1月15日在白宫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之所以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因为特朗普计划在第一阶段首先解决平衡贸易的问题，第二阶段再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政府补贴和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问题。

第一阶段协议里，规定了很具体的中国应该购买的美国工农业产品数额和金额，为期2年，所以在2021年12月底到期。协议一开始执行，就遇上疫情，中国进出口大跌。到了中国经济反弹的时候，美国的疫情来了，比中国更加猛烈，这时顾不上第一阶段协议了。进入2021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美国经济的反弹时断时续，但中国的购买额低于第一阶段协议的规定已成事实，一般估计将缺额30%以上。但美国的关税弹药已经打光了，关税对美国中小企业的伤害表面化了，通胀压力接踵而来，第一阶段协议里规定的容许单方面退出（意味着重加惩罚性关税）的条款已经失去意义，美国不傻。

第二阶段谈判本来应该专注于中国的政府补贴和工业政策问题。政府补贴从来就是伪命题。对于新兴产业草创时代的政策性补贴是各国的惯例，但美国指责的中国政府补贴是大范围的、长期的政府补贴，这也是特朗普施加的惩罚性关税的“理论基础”。中国不可能从穷国、弱国靠补贴出口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瘦弱的人是不可能靠给健壮的人输血而使得自己强健的，这是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

工业政策则是另一个问题。德国、日本都是靠工业政策发达起来的，美国没有过明确的工业政策时代，但二战时代的军工不算，空间竞赛时代可以算间接的工业政策。另外，由军工引导的航空、电子、计算机现在是美国先进制造业的中坚，也是间接工业政策的结果。但一般说来，美国不使用直接的工业政策引导产业，因为美国的科技和先进制造业本来就领先世界，鼓励在世界范围自由竞争是有利于先来者利用马太效应扩大得益的。

但领先也使得美国懈怠了，以前用霸权阻止别国发展屡屡得手，加上文化傲慢和自以为已经高不可攀，使得美国的科技发展和创新速度放慢，制造业外流更是切断了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升级之间的正反馈循环。

中国的直接工业政策路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戴琦在CSIS讲话里提醒美国注意中国经济的规模、工业政策、实现目标的速度，并说这使得美国必须重新思考自由竞争模式，拜登的“重建美国”里科技创新部份实际上就是在拷贝中国的工业政策。同时，美国也承认不可能通过压力迫使中国放弃工业政策路线。

这使得第二阶段协议已经没有意义了，美国放弃迫使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但意义或许不止这些。

当前的美中对抗是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战开始的。贸易战不能得手后，特朗普施展讹诈手段，不断加码，并不断扩大战线，最终在政治上全面对抗，甚至到了军事对抗的边缘。

现在，美国事实上承认失败了，承认美国无力压迫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开始着手撤销惩罚性关税了，尽管还是以关税豁免的名义。美国会承认无力压迫中国改变政治模式吗？那美国是如何定位与中国的长期关系的呢，是永久共存，还是最终消灭？

在冷战时代，围堵战略是基于长期共存、最终消灭，只是苏联的最终消灭不是通过美国的军事击败，而是通过围堵的政治经济文化压力，制造苏联的内部裂隙，最终自我崩溃。美国做到了。但围堵战略对中国不管用。

围堵首先要求美国和西方盟国的绝对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碾压性的生活水平差距。这已经做不到了。现在还有优势，但已经不是绝对优势，优势在迅速缩小。围堵还需要被围堵的人民自我怀疑，在精神上仰望西方，这也越来越难做到了。

围堵最根本的是建立意识形态优越感，不仅在“自己人”里，还要通过文化和经济优势迫使“他们”也接受。如果在西方，意识形态优越感尚未受到根本性的颠覆，但在“他们”那里，已经越来越不接受了。

那只能永久共存？那就不是围堵战略了，因为目标已经变了。但美国愿意放弃围堵吗？

10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战略智库CSIS发表讲话，并就对华贸易政策问答。这算是美国正式澄清对华贸易政策了。

戴琦照例指责了一番中国扭曲市场的经济行为，损害美国的利益和就业，她要是没有开场就说这一通在美国属于政治正确的废话就奇怪了，也是作为美国贸易代表（相当于外贸部长）失职了。

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的要点在于：

1、    要求中国完成第一阶段协议规定的义务，但在中国明显不可能完成协议规定的购买额度的情况下，戴琦回避了是否会用进一步关税惩罚的问题。实际上，结合第二点，这是不可能的。戴琦在后面的问答里，也刻意说明第一阶段规定的数值化的指标很引人注意，但美中贸易的症结不在于数值，而在于结构性失调。换句话说，她在暗示中国是否满足购买额度要求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美国已经无可奈何了。

2、    启动部份商品惩罚性关税的豁免工作，但具体条款和幅度还有待出台。这是对贸易战承认失败了。预计这将涉及很大的商品范围和很大的金额，大量美国公司（尤其是中小公司）会蜂拥申请，涉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头，否则细节调整根本用不着提到政策性宣示的高度。但时间上可能不会一蹴而就，会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逐步兑现。有人问道减少关税是不是与通胀有关，戴琦用通胀是全球问题推脱掉了，至少没有直接说明无关。

3、    要求中国改变国家主导经济的做法，但回避了第二阶段协议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戴琦用与中国讨论（discussion）而不是谈判（negotiation）的说法，也就是说，美国会继续要求中国改变国家主导经济，但已经放弃了用有约束力的协议的方法迫使中国改变了。最大的原因当然是中国根本不理会美国的压力，关税压力也好，政治压力也好，都试过，没用。戴琦用很大篇幅阐述从特朗普单方面施加政治压力到关税压力到中国反制到第一阶段协议，到连第一阶段协议都没有起到作用，来暗示美国的无奈。

4、    与盟国合作制定贸易规则和规范世界贸易，这与拜登的盟国路线是一致的。要确认共同利益，用“波音-空客停战模式”处理美欧贸易纠纷，一致对华。但在问及澳大利亚与中国闹僵后，美国农产品趁虚而入的时候，戴琦回避了问题。

在问答中，戴琦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新政策。

在问及第一阶段协议在2021年底就到期，届时中国将无义务购买美国商品的问题上，戴琦说到，美国将与中国继续商谈增加贸易的问题，但戴琦没有说明是否会继续寻求第一阶段协议这样有约束力的协议。事实证明，协议并没有足够的约束力。莱特海泽在签订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还有退出条款，双方中任何一方对于对方执行协议情况不满意，有权单方面退出。也就是说，恢复关税战。在这个大杀器实际上不可能再用的情况下，协议的约束力事实上消失，估计美国不想再费这个事了，还是以日常磋商为主，尽力而为。

在迫使中国开放更多市场方面，戴琦的回答有意思。她说到，过去美国的重点一直在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但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实现目标的速度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市场开放的问题，暗示现在不是要中国对美国开放市场的问题，而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某种保护措施的问题，避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压迫。美国要在更多的贸易、更自由的贸易（more, more liberalized trade）和更聪明、更健康（smarter, more resilient trade）的贸易之间权衡。戴琦在暗示有钱赚肯定不会放过，但也要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比如美国农产品出口已经被动。美国正在迫使台积电和三星在美国建立芯片厂，芯片的用户圈依然在中国，不知道戴琦如何避免重复农产品那样的被动。

戴琦在讲话中，特意用钢铁工业作为例子。在2000年，美国还有100家大小钢铁公司，年产1亿吨钢铁，雇佣13.6万员工。这是中国开始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时候。20年后，中国年产10亿吨钢铁，占全世界的60%，一个月的钢产量比美国和一些国家一年加起来还多。结果是不仅美国钢铁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钢铁把美国淹没了。在光伏方面，美国也曾经领先世界，但中国现在占全球80%，美国连供应链都大部分消失了。中国正在半导体方面投资至少1500亿美元，后面还有更多的投资，试图重现钢铁和光伏的辉煌。戴琦暗示，这将对美国是灾难性的。

对于经济脱钩，戴琦指出，真正的脱钩（decoupling）是不可能的，需要的是重置（recoupling），重新考虑美国在世界供应链和美中贸易中的定位，而不只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美国必须在经济健康（resiliency）和效率（efficiency）之间权衡。

戴琦反复提到经济健康（resiliency），这是近年来的热门说法，有别于过去更常见的效率（efficiency）和活力（vibrancy）。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疫期中的美国经济困难，过度追求效率导致的经济杠杆化和空心化使得美国成为跛足的巨人，一推就摇摇晃晃。这是华尔街主导的美国经济的必然结果。但美国经济政策向健康化转向不是贸易代表就能推动的，必须从总统、国会和经济界一起推动。

她在讲话中就指出，美国重振在于再工业化，这其实不是她提出来的，拜登的“重建美国”政策就是干这个的，但前路险阻，动了太多利益集团的蛋糕。戴琦指出，制造业不是经济发展阶段更高就可以放弃的东西，重建制造业不仅增强经济的强健性（resiliency），在风吹草动（如疫情）中不会散架，制造业也是与创新互为营养、互相推动的。创新不能孤立于制造业而存在。这也是美国历史、德国和中国的现实反复证明的，只是要美国人重走辛苦的制造业道路不容易。

至于美国是不是会重新加入TPP（或者简版后的CPTPP），戴琦强调美国全面拥抱与亚太盟国的经贸关系，但也要认识到TPP谈判（2016年结束）与现在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变化，暗示用TPP把中国排除在主流经济圈之外的想法现在已经不可行了。

有意思的是，戴琦反复指责中国的国家主导经济（state centered economy），但不提政府补贴（state subsidy），大概政府补贴这套说辞实在说不下去了。中国从穷国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这是“补贴论”说不通的，小铺子是不可能自己贴钱发展成大商号的，“用倾销击垮对手然后加价赚回来”也说不通，中国制造依然是世界上最价廉物美的，而中国的供应链位置还是在制造端，不是具有定价权的零售端。

戴琦提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要用新的、全面的、务实的（new holistic pragmatic）的态度进行。这是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根本修正了。戴琦说到，美国不寻求贸易对抗，暗示放弃贸易武器化的做法。这当然不是美国良心发现了，实在是因为贸易武器化伤着自己了。

问题是，在特朗普时代的高压下，在布林肯的三寸不烂之舌鼓噪下，欧洲终于拖拖拉拉跟上了美国贸易武器化的步子，现在又要转向，这叫盟国如何是好？老大没有定力，是要丢喽啰的。喀布尔和AUKUS之后，欧洲已经在政治和安全上对美国有疑心了。另一方面，这可能对新上任的德国总理（不管是谁）是一个解脱，有利于继续默克尔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对华政策。

至于贸易战何处去？打完了，美国战败。

10月1日，解放军38架作战飞机飞入台湾西南和东南空域，创单日最高纪录。在日间，有18架歼-16、4架苏-30MKK、2架轰-6、1架运-8反潜机进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据称航迹接近东沙群岛。夜间，又有10架歼-16、2架轰-6和1架空警-500突入，空警-600主要在东沙群岛附近活动，机群主力则半绕飞到台湾东南，然后原路返回。这是最给力的国庆检阅。

这当然不是解放军飞机的第一次这样的行动。10月2日是39架，10月3日16架，就在美台以为快要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10月4日出动的架次更多：34架歼-16、12架轰-6、2架苏-30MKK、2架空警-500、2架运-8反潜机，共计52架。10月1-4日里累计高达145架次。此前单日最高记录是6月15日，共有28架飞机出动。如果说以前的行动还有海峡内的部份，近期行动集中在台湾东南和西南，这是有突出战术意义的。

台湾岛北部接近大陆，最近距离不到150公里，基本上完全出于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的覆盖中。也就是说，解放军不需要促动空军和火箭军，就有把握压制和封锁台岛北部的台军行动和海外补给行动。南部的距离较远，高雄到大陆接近400公里，远火封锁有困难。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海军可能从南海方向介入，不仅阻断解放军的渡海作战行动，还掩护向台湾东海岸的增援和补给行动。只要海外增援（不管是只有装备，还是美军直接登陆）和补给不断，台军就有可能继续顽抗。截断海外增援和补给是及早迫使台军投降的重要部份，解放军飞机半绕飞台岛南部的战术意义就很清楚了。

近来的飞机出动以歼-16和轰-6为主，攻击性意味格外加强。歼-16是空空-空地兼优的重型战斗机，雷达上或许能判断出机型，但不可能判断出挂载和任务。台湾空军对于西部基地在开战初期就将不保已经有认识，主力逐渐向东海岸倾斜，也就是花莲的佳山基地和台东的志航基地。由于处在中央山脉的反斜面，从大陆方向发射的导弹较难击中，但对于绕飞到台湾以东的歼-16和轰-6，这两个基地就是“坦诚相见”了。

作为双任务战斗机，歼-16可以挂载很多空空导弹，执行攻势制空任务，压制从志航和佳山基地出动的台湾战斗机，或者为轰-6护航；也可以挂载很多空地导弹和制导炸弹，执行对地打击任务，捣毁跑道和基地设施。飞机可以两用，但飞行员未必两用，通常还是专业用于空空或者空地任务。但台军是无法判断飞过来的歼-16是什么意图的，也就对出动战斗机拦截还是缩进脑袋用防空导弹硬抗难以下决心。

相比之下，歼-11B是制空主力，在雷达上有可能判别出来，出动决心就以反制空为基础；苏-30MKK是两用的，但海航基本上也是当作制空主力，可以与歼-11B同样处理。唯独歼-16不好办，而且可能空空和空地各半，台湾空军方面出动错了就是大祸。

歼-16和轰-6还担负拦截南海方向的美国海军和关岛方向的美国空军的任务。

台湾海峡像个喇叭形。北端较窄，是喇叭尾；南端较宽，是喇叭口。北端登陆距离较近，但南端海域开阔，便于发挥火力。海峡的这点长度已经对射程没有影响了，导弹从南到北打个对穿没有压力。

美国海军以南海为主要牵制方向，既避开冲绳美国空军的介入路线，尤其是避开直接撞上解放最强大的方向，也不与台岛的台湾空军争夺作战空间。南海还是美国认定的中国软肋。歼-16当然有海上打击能力，还有空战能力，轰-6更是中国的海上打击重磅力量，这将是海上拦截美国舰队的的空中主力。

美国空军以关岛方向为主力则是地理上的必然，冲绳已经在中国的导弹火力覆盖范围之下，任何轻举妄动都立刻招来灭顶之灾，战术作用已经很受局限了。关岛方向的美国空军以轰炸机为主，从巴士海峡进入台湾海峡南方，正好是中国空军近日主要活动区域。或者说，中国空军的近日活动本来就是以堵死关岛方向为目的的。

这样密集的大机群出动还有检验可持续的高强度空中作战的意味。解放军是出动过大机群的，但一次性的大机群出动和大机群连续出动的作战指挥和保障强度是两个层级的事情，需要通过实际运作来检验、优化。这才是实战意味最强的。

美国对近日的大规模出动很紧张，美国国务院在谴责，美国国防部则在说，夏威夷的印太美军司令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监视解放军在台海的动向，因为这是看出来了：这不是示威，这是在备战。

这或许是针对美英日舰队在菲律宾海的联合演习，“卡尔·文森”号、“里根”号、“伊丽莎白女王”号正在举行三航母演习，“伊势”号也在凑热闹，另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舰船参加演习。演习对台海的针对性很明显，中国大机群的针对性也很明显。“卡尔·文森”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的编队已经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实际上就在中国大机群的虎视眈眈之下横穿而过。有意思的是，西方媒体大肆炒作解放军飞机威吓台湾，但不提三航母演习和在中国飞机的“关注”下进入南海。

如果说“国庆大出动”还是有所指的，过去一年里，解放军飞机在台岛西南到东南的训练已经常态化了。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引子，该出动就出动了，就是备战。这是最实实在在的备战信号。

另一个信号是：别玩切香肠。

菲律宾在南海切香肠，丢了黄岩岛；越南在南海切香肠，丢了好几个岛礁；日本在钓鱼岛切香肠，结果中国海监在钓鱼岛常态化了；美国在南海切香肠，结果中国把岛礁堡垒化了；美英在香港切香肠，结果中国直接出台国安法，斩断了美英的黑手；美台在台海切香肠，现在的飞机大举出动就是反应。

另一个信号就是，你敢切香肠，我就敢翻桌子，而且不是你不切香肠了我就住手了。你可以挑起事端，但结束就由不得你了。

中国不搞以牙还牙的对等反击，要出手，就要使对方痛彻心肺。

这代表了实力的深刻变化。武统从来就是选项，也从来就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动用的选项。在李登辉时代，解放军需要准备付出巨大牺牲，克服巨大的不定性，才能实现武统。今天，武统依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但已经是很确定的了。随着军事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武统轻而易举的那一天并不遥远。

这意味着解放军即将进攻台湾了吗？未必。对于大陆来说，确保而且使得台湾和美国确信台独必打、武统必胜是为了不打，在把台湾关进统一的笼子里之后，继续两岸的和平不仅避免生灵涂炭，也避免大陆的发展进程受到打断，这是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需要的是时间。再给中国10年和平，中国可以跨越人均2万美元的门槛，不仅GDP（不管是名义还是PPP）超过美国，工业和科技发展也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再给中国30年和平，中国经济可能达到美欧的总和，世界就是完全不同的样子了。台独也根本不是问题了，还不用等到那么久。

彩虹-10无人机6

彩虹-10被称为“中国鱼鹰”，其实这要和贝尔MV-22“鱼鹰”挂钩，也应该是第二代“鱼鹰”了。“鱼鹰”无疑是革命性的，但也因为几次恶性事故，差点革了自己的命。鱼鹰最大的特点是翼尖可倾转发动机-旋翼组合，这即是“鱼鹰”的奥妙之所在，也是“鱼鹰”的麻烦之所在。

“鱼鹰”优点和缺点都来自翼尖发动机-旋翼组合

翼尖倾转旋翼使得“鱼鹰”可以在螺旋桨飞机和直升机之间无缝切换，但旋翼尺寸也把飞机的基本设计限制死了。要作为直升机用，旋翼直径应该更大，但这样翼展就太长了，不可能横转过来与机体平行折叠，在舰上占地太大。作为螺旋桨飞机，旋翼尺寸应该更小，降低巡航阻力，但作为直升机使用就不行了。最后是两头不讨好的折中。

另一个问题是沉重的发动机在翼尖，还要倾转，机械上很不友好，而且喷口朝下时，炽热喷流要烧融甲板，或者使得水泥地面烤裂，碎片在气流冲击下四处崩飞，很危险。

第二代倾转旋翼用伞齿轮，只倾转旋翼，不倾转发动机，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同时参加竞争的Karem方案则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这也是彩虹-10的方案，只是Karem仅仅是纸面方案，彩虹做出来了

在美国陆军的FVL直升机竞标中，贝尔用倾转旋翼但不倾转发动机的V-280竞标，解决了“鱼鹰”必须连发动机也一起倾转的问题。Karem则在倾转的发动机外再接一段固定翼，与发动机一起倾转，使得旋翼尺寸与翼展“脱钩”，在巡航时可用较大的翼展换取更高的升阻比和航程。这也是彩虹-10的技术路线，只是Karem只有纸面方案，彩虹做出来了。

这样，翼展可以大于旋翼半径，提高巡航升阻比，增加航程，而不影响垂直起落，因为增加的固定翼段在发动机和旋翼倾转的时候不形成遮挡。

这个设计容许旋翼直径缩小，偏向于优化巡航效率，而不是垂直起落，特别有利于只要能垂直-短距起落就行，而不要求悬停和直升机特殊机动的设计。这正好是舰载预警机的定位。

空警600在气动布局上与E-2系列高度相像，这只是最优化后趋同的结果，谈不上抄袭

舰载预警机里，最成功的是E-2系列。历史上还有过其他尝试，但最终都向E-2趋同，不是抄袭或者抄近路，而是在相似的要求下，最优化后就是这个趋同的结果。中国的空警600将成为003上最重要的新质舰载机，极大地提升中国航母编队的战斗力。

问题是，这个最优化实际上只是最不坏的。作为预警机，平台需要长航时，高升限，这就需要很大的翼展，但航母上翼展没法大，太大了就要扫过飞行甲板了，如果不是直接撞上舰桥的话。

另一个问题是：E-2、空警600还是“预警机越大越好”的思路。预警机越大，雷达天线越大，探测距离越远，机组人员的空间也越宽松，机载设备也越多、越强大。问题是，成本也越高，也越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越需要远离战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进三步退两步的游戏，抵消了探测距离的优势。

随着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数据链的发展，用较小的无人机取代大型有人平台，将预警机相对靠前部署，用缩短的距离补偿降低的雷达天线尺寸和功率，用人工智能进行机上数据预处理，提取特征信息后用数据链下传到航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靠前、网络化的若干架无人预警机替换孤零零的有人预警机。

有人预警机是因为空情复杂，而雷达的数据量太大，直接下传到地面站的话，通信负担太大，也太不可靠。另一个问题是，数据下传有视线内通信的问题，预警机和地面站必须互相在视线以内，使用太受局限。通过卫星中继不仅有通信带宽的问题，还有滞后问题。这还只是预警机到地面站，地面站到空中作战机群也有问题，但问题小得多，因为这不需要太大的数据量，只要简洁的作战指令。 

人工智能有能力把雷达数据凝聚为少量有用的关键信息，下传的带宽要求就低多了。视线内的问题可以通过中继解决，空中预警机组网预警恰好可以互相中继。

组网预警的另一个好处是增加部署的灵活性。舰载预警机与航母的相对位置是个麻烦事，太远了，覆盖不利，航母背离预警机一侧的预警范围大幅度缩小；太近了，容易暴露航母位置。组网的话，与航母的相对位置就模糊多了，有利于在战术灵活性和航母保护之间综合平衡。

无人预警机对损失的承受力相对提高。无人预警机也不是没有空中战斗机保护的，网络化的预警机降低被偷袭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预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无人预警机还可通过空中加油而大幅度延长留空时间，而不受飞行员生理极限的限制。较小的无人预警机则是的增加航母搭载数量成为可能。

无人预警机倒是不必垂直起落，但航母上弹射和拦阻索作业花费的时间长，能有垂直起落能力分担出动和回收负担是很大的加成，尤其是在性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彩虹-10这样带外翼的倾转旋翼布局恰好提供了一个非但不影响性能而且得到加成的机会。

单纯带外翼加大了翼展，还是不解决甲板上扫过面积太大的问题。但舰载机常用折叠翼，E-2的折叠翼还是很特别的扭转-后折。

常规的折叠翼就是从外向内、从下向上折叠，但E-2由于雷达罩的存在，只能这样拧一下再向后折叠

对于固定翼飞机来说，E-2这样的折叠方式只能缩小甲板上的占地面积，对于飞行性能没有影响，不可能在起飞后再打开。但带外翼的倾转旋翼就不一样了，起飞和着陆并不依赖机翼的气动升力，可以把外翼折叠起来，在空中再打开，然后才转入螺旋桨状态的平飞。这可以大大增加翼展，提高航程和留空时间。在降落时，带转入直升机状态后，先将外翼折叠，然后再垂直降落。

由于外翼的展开和折叠是在直升机状态下进行，外翼垂直向上，不提供升力，所以没有升力机制转换的问题。在展开和转入平飞是，外翼从垂直转向大迎角，最后转向水平。在此过程中提供低速飞行时格外需要的额外升力，帮助在过渡阶段直接转入爬升。在平飞转入折叠过程中，在提供气动减速的同时，提供额外升力，也为旋翼卸载，帮助稳定降落。

更加激进一点，发动机也是固定的，就像贝尔V-280那样，只有旋翼倾转。外翼继续像E-2一样，在舰上扭转、后折，只有在空中才展开和收起。这样在结构上更加接近E-2，只是螺旋桨改成通过之字形伞齿轮带动的倾转旋翼。在旋翼桨叶折叠后，还可把内侧固定翼段向上折叠，降低舰上占地。当然，这对结构的复杂性和刚度的要求更高。

直升机状态下旋翼和雷达罩避免冲突是一个问题，但这是有办法解决的。在极端情况下，起落架重新安排，雷达罩放在机身下都是可以的，还避免了对机翼的气动影响，也简化了垂尾设计，还避免了机体对雷达的遮挡作用。

这也是垂直起落后的特殊加成。对舰载固定翼飞机来说，雷达放在机体之下是不可能的。起落架在舰上高下称率着舰时受到强烈冲击，必须安装在机体最坚固的部位。机体下再弄一个大大的雷达罩，不仅要加长起落架，还占用了结构受力最有利的部位，这是不行的。7 M( u, w+ j& e; t3 j1 n$ ?3 b" U

垂直起落的起落架设计就简单多了，从设计时就考虑的话，甚至用不着像“墨林”AEW或者卡-31那样，需要用机械升降和偏转，那是从有人直升机改装的，起落架和机体都是现成的，要大改不容易。在主动电扫时代，用固定的机腹雷达罩就行了，宽度超过机体也没关系，只要和起落架不冲突就行。

“墨林”AEW这样别扭的设计是受到直升机原设计的限制

卡-31这样也不是个事

E-2的双发短舱也是起落架舱

带外翼的倾转旋翼也可以把起落架与发动机短舱整合到一起，大大增加机下安装雷达罩的空间。如果发动机固定而只有旋翼倾转，起落架和机腹雷达罩的问题更加容易解决!

这样的带外翼的倾转旋翼大型无人机不仅是舰载预警机的理想构型，也是舰载加油机、反潜机、运输机、侦察巡逻机等的理想构型。在理想情况下，可以共用基本平台，研发出不同的改型。甚至用更换嵌入式任务模块的办法，在出动前挂装相应的任务模块，就可作为预警机、加油机、反潜机或、运输机、侦察巡逻机等出动。

由于垂直起落性能以“能在舰上垂直起落就行”为设计基点，对悬停和直升机特殊机动没有要求，更没有突击机降才有的速降要求（这是使得“鱼鹰”进入涡流环的大问题），旋翼直径可以减小，缩短双发之间的距离，转速也可以加快，降低巡航阻力，也更加便于气动上的优化。

任务模块化的设计其实在60年代就有了，西科斯基S-64是按照空中吊车设计的，没有固定的机舱，在使用中吊挂不同的模块或者集装箱，就可以干不同的活，从运输重物到消防，很灵活

现代无人机更是有嵌入式货物模块的做法

无人预警机其实已经有了。俄罗斯在2021年8月的莫斯科军展中，展出了Gelios无人预警机，采用大型刀状机腹天线。这还是固定翼的，需要较大的扫过面积才能上舰使用。刀状天线也只有侧向雷达视界，对飞机的回形针航迹的限制较多，还是不够理想。中国的主动电扫天线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与带折叠外翼的倾转旋翼相结合，可以提供更为理想的舰载无人预警机。

俄罗斯的Gelios无人预警机

在某种程度上，设想的无人预警机就是把机背雷达天线翻到机腹，再结合带折叠外翼的倾转旋翼

这样的舰载无人预警机也可供空军和陆军使用，不需要机场跑道而又能实现长航时，对什么军种都是有用的。更是可以在具有足够大直升机甲板的水面战舰上起飞，自带无人预警机的055编队的海上控制能力可以顶半个航母编队了。

中国在赶超中，必须重视外国的先进经验，也切莫忽视新质科技提供的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国庆阅兵上，攻击-11惊艳亮相。但电视里和后来的图片里，对后缘的气动控制面的情况看不真切。能看到几道浅沟形，但不能确认是否有气动控制面的折线。

坊间一直有流传，攻击-11没有活动的气动控制面，采用的是更先进的流体控制。活动翼面是莱特兄弟时代就发明的气动控制方法，当然不是莱特兄弟发明的，是寇蒂斯发明的。两边为此还打了好一段官司，双方的互相“维权”差点扼杀了一战前的美国航空工业。

流体控制是用射流改变固定翼面上的流动走向的新方法，通过引射来实现气动控制。这确实是更先进的方法，还在研究之中，英国BAe已经推出MAGMA无人机，用于研究流体控制问题。

BAe的MAGMA是有尾飞翼:

用于研究流体飞控技术

BAe的方法是在“海狸尾”的位置让发动机喷流流过一个向下的弧面，弧面上有一个射流喷嘴。在喷嘴不喷气的时候，喷流按照康达效应，吸附于弧面流动，形成向下的喷流转向，形成抬尾的力；在喷嘴少许喷气的时候，康达效应减弱，喷流转向角度降低，形成水平向后的推离，这是平飞状态；在喷嘴最大喷气的时候，康达效应消失，喷流转向向上，形成压尾的力。MAGMA还有吹气襟翼，用于增升。

流体控制也可以用于发动机的推力转向

BAe的方法是发动机喷流的外流动转向，射流方法也可以用于发动机喷流的内流动转向控制。既可以沿切向注入高速流动，把喷流向壁面吸引（c）；也可以用更加简单粗暴的沿轴向注入高压气流，把主喷流向既定的方向推转（d）。（a）为无偏转喷流，(b）为用导管偏转形成的推力转向，这是当前的主流方法，差别只是如何形成导管的偏转。

但攻击-11采用的还是常规的气动控制面，没有采用流体控制。中航大概听到了有关传说，特地在珠海辟谣，把模型上的气动控制面转一个角度，让人们看个真切。一般航展模型还不费这个事，翼面都是在中立位置的。

攻击-11无疑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巨大成就，但不必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这不是科学态度。攻击-11采用常规气动控制面，一点也不降低其价值。

倒是起落架舱外有一对隐约的开缝线，这是否意味着机翼可折叠，是否意味着攻击-11是为上舰设计的，很引人遐想。舰载飞机常用的双前轮也是明明白白显示了的，陆地使用不必费这个事，攻击-11的起飞重量并没有那么大，单前轮还简单、轻巧一点。

毋庸讳言，只要中国一办奥运，不管是夏奥还是冬奥，西方反华势力必然要作一番妖。好玩的是，每次也正好在西方最倒霉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是金融危机，现在当然是新冠危机。这东西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掐时间都没法掐的。不过危机归危机，西方还是要闹妖。眼下当然是各种抵制冬奥的呼声。老实说，没有疫情的话，按照常规邀请各国政要，大家都为难。即使哪个国家政府不想抵制，也会受到各种压力。也避免了运动员、运动队以中国疫情为由抵制。中国这边当然不光有面子问题，还有冬奥期间本来只能听由西方记者到处乱窜。倒是不怕他们全面报导，但他们就是要片面报导，还真是没有办法。

现在有了东京奥运的先例，又有正在猖獗的第四波，中国理直气壮地宣布限制措施：

1、所有运动员都要两针（或者疫苗种类规定的全规格）免疫，入境后封闭管理

2、所有记者、官员、工作人员（包括中国工作人员）同样处理

3、未全规格疫苗的21天集中隔离，期间无法训练，无法开展工作

4、所有组织、政府都“非必要，不前往”

5、观众只对两针后的中国人开放

看到东京奥运后，我就想到了前几条，现在果然做到了。这些措施不仅保证冬奥安全，也避免了抵制不抵制的问题，还理直气壮地限制BBC之流的恶意报导。反正现在来中国的人多了，讲中国故事的节目也多了，不需要通过冬奥来宣传中国了。

但我没有想到最后一条，以为冬奥也将是无观众的。这一条加得好，加得妙！

中国是疫情起始地，这一点西方人民很清楚。中国是主要人口大国中疫情控制最好的，基本清零，这一点西方人民要么只有模糊的认识，要么根本不清楚。中国抗疫胜利的实情是西方媒体刻意不报导的，2020年7月武汉召开盛大的水上音乐会，被当时西方媒体作为中国不负责任来报导的，而不是抗疫胜利后的狂欢。

冬奥反而成了西方媒体无法不报导的盛会。观众席上满满的中国人，很难不对已经快两年没有多少体育盛会的西方引起巨大的心理冲击。这两年里，西方几次试图恢复体育盛会，但不仅浅尝辄止，而且每次都弄出新的一波传染。中国就是要向全世界展示：不怕你们胡咧咧，我们不仅照样挤满了体育观众，还没有赛后传染问题。狠狠展示一把“中国优越性”。

这也是“中国例外”的盛会，只有中国人能狂欢，西方人只能旁观，对一向自以为高中国人一等的西方会是比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更大的心理冲击。

当然，通过冬奥把冬季运动带到中国，这本来就是中国的目的，也可能成为新的旅游、休闲经济增长点，这一点也只有通过中国观众才能做到。

下一次中国申请奥运会是什么时候？可能西方要想尽办法阻挠了，不为别的，就为不再次撞上经济危机、疫情这样的倒霉时刻。这也太巧了：二战后西方两次最倒霉的时候，还都是中国办奥运的时候。怎么没人来阴谋论一把？

拜登现在头痛的事情一大堆：

1、国债天花板、政府停摆和债务违约

2、35000亿3B（比2B还多1B，牛吧）计划

3、中期大选

4、美墨边境上的海地难民

5、美中第一阶段协议12月底到期

其他问题都是短期的，只有中国问题是长期的。美国政府至今还没有明确、一致的中国政策。中国到底是一个需要打败的敌人，还是一个需要共存的异类？前者好像做不到，但后者好像达不到美国的目的。怎么办？

在冷战时代，乔治·凯南的围堵理论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理论基础，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的苏联政策成型，以后不管是肯尼迪时代还是尼克松时代，不管是卡特时代还是里根时代，美国的苏联政策只有策略调整，没有战略方向的调整：也就是说，围堵，冷战，不惜热战，但不挑起热战。

冷战后的开始时期，美国还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没有系统的中国政策的必要。小布什时代据说着手了，所以他提出战略竞争者的说法，但911打断了。奥巴马从来就是个说得多做的少的人，亚太转移说了，也做了一点，但最终还是没有完整的中国政策，所以亚太转移的最终目的还是不清楚。特朗普是个横冲直撞的人，但也是个把战术当作战略的人，依然只有大动作，但没有完整的中国政策。现在轮到拜登了，这个睡不醒的老头更是事事慢一拍，还是没有中国政策。任命坎布尔被看成美国要形成中国政策的风向标，但到现在为止，依然还是只有具体的事务政策，没有整体的战略方向。到底是以把中国打败为目标，冷战还是热战，打不败又怎样共存，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不解决，美国的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对华政策就是浮萍，接下来要是与中国谈第一阶段的延长或者第二阶段，都不知道把立足点放在哪里好。

新冠后，都在说，疫情一过，各国立刻回到疫前状态，然后变本加厉与中国脱钩，现在的加深对中国的依赖是暂时的。

这个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也符合各国（尤其是欧美）的心态。问题是，疫苗并没有成为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主要欧美国家在接种率达到70%上下后，就再也上不去了。民间接受疫苗的人早打了，抵触疫苗的人再鼓励也不打。尽管现在第四波里主要感染者和病重、死亡者都是未接种者，依然没有使得抵触疫苗的人去打疫苗。由于这依然是很大的群体，导致疫情居高不下，经济和社会影响看来一时半会还过不去。这个一时半会还不是几个月，一两年都是可能的。

在供应链方面，印度“好转”了，但还是踉踉跄跄；孟加拉随印度；越南“陷落”了；其他“中国替代”国家都各有各的问题。

供应链低端从中国转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要还在低端产业，但现在这些低端产业也“出口转内销”了。这是的美国（还有欧洲）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加深了，而且可能固化，而不是暂时的，因为主要的“中国替代”国家的疫情控制比欧美更糟，恢复比欧美更迟，更不稳定，生产的小船说翻就翻。

在这种情况下，延长第一阶段协议没有多大意义，据报道，中国已经“缺额”至少30%，没有买足“应买”的美国产品。第二阶段协议更没谱。但不延长，美国已经无法再用增加关税对中国施加压力了，压力统统回到美国身上；而中国有充分的自由度，想多买美国产品就多买，不想就少买，反正除了美国限制的芯片，就没有什么中国想买而在美国之外就买不到的。那美国更亏了。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想到中国来谈生意，同时抱怨中国政府阻挠中国航司购买波音飞机，使得美国损失了几百亿美元。波音在2018年以后就没有再向中国航司卖动一架飞机，但这其实是冤枉了。如果说开始的时候还有贸易战因素，疫情后，都没人坐飞机了，谁还买飞机啊，根本不用中国政府阻挠。

雷蒙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访问中国，她要带一帮CEO来，但现在肯定是落地先14+7，还来吗？来了也不知道谁会和她的CEO谈，除非是猪牛肉、大豆、玉米，想推销美国产品，中国还担心数据安全呢，GE CT的事可没人忘记。再说，美国要担心中国地铁、公交大巴和变压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中国难道不应该担心美国拖拉机、医疗器械、波音飞机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吗？

拜登“擅长”外交和安全议题，一上台也花拳绣腿打了一圈，但总统最终是要把经济搞上去才行。克林顿的名言说得好：It's economy, stupid。拜登还没有stupid到这句话都不懂。但离开中国，美国经济拉的上去吗？现在看来，连维持都难。拜登想科技脱钩，但经济挂钩，因为特朗普试过经济脱钩了，行不通。问题是，美国经济已经两极分化了，可出口的要么是农业，要么是科技，光靠农业出口可是压不住。科技出口方面，能出口的要么中国没兴趣，要么索性是美国技术、中国制造，中国真想要的美国又不愿出口，怎么办？

现在美国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DadaAid组织发表报告，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实际援助超过美国、日本的总和，过去5年里是800多亿对600多亿的差别，可能还得加上欧洲才压得住中国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是对企业和金融的商业投资，所以不列入政府经援。按照DataAid的说法，这是要躲避国际监督。不过DataAid没有说美日欧的商业投资是多少。但意图很明显，要美日欧增加对一带一路的援助，用“高质量的援助”与中国竞争影响力。

这是要了美日欧的亲命了。美日欧是ODA（政府援助）为主，商业投资不愿进入是因为风险和投资回报。中国的大头是ODA以外的商业投资，要求对方担保和抵押。按照西方的说法，这是准备趁你病要你命，准备用债务陷阱扣占抵押。这是低估别人的智商了。商业投资的目的是回报，不是收回抵押。如果风险大到根本看不到回报，抵押多半也是无利可图的。中国和美日欧的差别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在于中国可以更加长线，而且中国投资的成本更低，因为中国援建和物资的成本更低。欧美要是按照商业条款运作，根本不可行，赔死了，所以只有ODA的政策性援助。

但DataAid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给美日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管是ODA还是政府担保的商业投资，都要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No money! Which part of NO MONEY don't you understand？

能不焦虑吗？

“枭龙”时来运转了。9月头上，阿根廷政府预算里出现6.64亿美元，用于购买12架“枭龙”Block 3。9月底，传说伊拉克也签订了12架“枭龙”Block 3的合同，同样是6.6亿美元。加上此前出口尼日利亚的3架“枭龙”Block 2（可能后续订单35-40架）和缅甸的7架“枭龙”Block 2（5架单座，2架双座，总订单16架），“枭龙”的出口算正式开张了。

“枭龙”的身世是军迷们熟悉的故事，“枭龙”在空战性能上对标F-16也得到巴基斯坦的确认，不过“枭龙”在空战中是否开光，现在还是扑簌迷离。这没有影响“枭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枭龙”Block 3的主动电扫雷达和其他增强进一步吊起胃口，可以使得第三世界国家一步到位进入三代半战斗机，这是离隐身的四代最近的距离了。

“枭龙”常拿来和F-16比，这其实有点关公战秦琼。“枭龙”在能量机动性和载弹、航程方面拼不过F-16，但在雷达、火控和中程空空导弹方面至少碾压早期F-16，甚至不怵后期但还没有主动电扫雷达的F-16。作为中小国家的防空战斗机，“枭龙”的购置和运作成本都低，没有政治条件，还有“新机加成”，确实是很有吸引力。F-16在航程和载弹方面其实超过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枭龙”对苏-30MKI更是这样。

米格-21当年也是这样走红的，比纸面性能更强的米格-23还要受欢迎。

“枭龙”Block 3不为人们注意的优点是：中国机载武器的谱系越来越完整，性能越来越强大。在美苏争霸的年代，人们对F-4对米格-23、F-16对米格-29、F-15对苏-27孰优孰劣争论得不可开交，雷达性能也拉出来大比拼，实际上忽视了一点：机载武器和特殊系统。这方面美国是占绝对优势的。

珠海展示的完整的空空导弹系列只是冰山一角

基本的空空导弹差距还不算太大，但各种空地武器的差别就大了。在各种侦察、目标指示、干扰、导航吊舱方面，差距更大。F-15E挂上LANTIRN吊舱，可以夜间贴地飞行，用红外探测和识别目标，用激光指示目标和制导，使得F-15E如虎添翼，打击能力盖过专业的F-111和A-6B。F-14挂上TARPS吊舱，航母就有了自己的专业规格侦察机，尽管实际上是兼职的。

俄罗斯至今依然在这些方面是缺门，欧洲好一点，但也达不到美国的水平。但中国赶上来了。看看珠海，琳琅满目的导弹、吊舱使人感到密集恐惧症。如果说“枭龙”本身性能是躯干的话，记载武器和特种外挂就是四肢。加在一起，“枭龙”就真厉害了。

在系统集成的重要性超过飞机本身气动性能的现在，“枭龙”最大的优点在于在体系上准备好了升级。Block 3有主动电扫雷达，这是很重要的。主动电扫雷达不仅提高探测性能，可以多目标交战，可以空空-空地兼用，还可以作为导航、数据链、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航电在架构上的先进性提供了未来整合或者更换更高性能的模块的路线图。这好比电脑采用了PC体系，以后可以用换卡、加内存、加硬盘、换电源、甚至换CPU来按需、按钱升级。更早的Commodore、Atari、Apple II就要拔掉重来了。这正是二手F-16的问题，在架构上对升级不友好。

军售从来都是与政治相连的。据说阿根廷“枭龙”的生意里，包括中国对阿根廷的基建投资。伊拉克“枭龙”估计也会有类似条款。一带一路是经济引导，现在加入军售助推，经济与军售互动，这是一个新生事物。阿根廷、伊拉克本来属于欧美圈子里的，尤其伊拉克已经装备了F-16（全新的，36架F-16 Block 52，不是二手），要是买“枭龙”，这是大事情。

不管西方如何鼓噪，第三世界国家现在是看清楚了：与其等西方迟到的施舍，不如跟着中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是一个争论了十几年的问题，现在亚非拉国家听烦了喋喋不休，闷头跟着中国干了。这在西方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圈里是看不到的，但已经是fact on the ground了。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赚钱不是万能的，等着撒钱是万万不能的。TG当年不是掌握了话语权才把国民党打出南京的，农村包围城市就是这么厉害，现在这农村扩大到全世界了。呃，这不是TG的阴谋，而是美欧蓄意要围堵闹的。当年老蒋不围剿，TG可能就一直窝在江西了，也就没有延安、东北、出关的事了。人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别逼中国。

彩虹无人机是航天科技旗下的，这是中国无人机的生力军，很能打。彩虹-4、彩虹-5在中东大出风头，成为第一代中国新质军工产品的佼佼者。在憋了三年之后，彩虹在珠海再次放出大招，彩虹-6和彩虹10很出风头。彩虹-7缺席，但总师说到，一两年内可以看到实机首飞，这是比到珠海刷脸更重要的事情。

彩虹-4已经出口到缅甸、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

彩虹-5更大、更猛，留空时间达到60小时，改进型将延长到120小时

彩虹-6速度更快，升限更高，载弹量更大

彩虹-7还只是模型，但展示的潜力更加令人遐想

彩虹-10则是垂直起落的，指向另一个发展方向

但最有意思的彩虹是这个小不点：彩虹817。

彩虹817，最小的彩虹可能体现了最天才的设计。本来已经很小巧，不用时旋翼可以折叠起来，进一步减少尺寸

小东西很小，中国乒乓球队的水杯大小，重量约0.8公斤，载荷约0.2公斤，典型的微型无人机的个头

看来彩虹817不是“嫡系”，是“旁系”，否则不会用跳出常规命名序列的817，而不是彩虹-11、彩虹-12什么的。但这个迷你彩虹说不定是最重要的彩虹，形成比什么彩虹都大的影响。

首先，在设计上，这堪称天才，打破了一系列常规。

很多评论都指出，共轴反转双旋翼太复杂，使得这个设计“不必要地高配”，这是完全错失了设计的精妙之处。

直升机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需要一定的手段产生反扭力，最常见的就是用尾桨

也可以用串列双桨，这样前后双桨都用于产生升力和推力

或者并列双桨

当然还有俄罗斯卡莫夫最拿手的共轴反转双桨

直升机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需要一定的措施产生反扭力。最常见的是用尾桨，但还有串列双桨、并列双桨、共轴反转双桨。彩虹817与卡莫夫的共轴反转双桨最相似，但也只是相似。两者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的东西。

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可以垂直地起飞、降落，这个道理很简单，做到也不难。难的是如何使得垂直起飞的直升机向前飞，如何控制俯仰和横摇。光靠旋翼和尾桨是不行的。

* e0 O  W. R! m

主轴（绿色）带动旋翼桨叶（灰色）旋转，飞行员的飞控是的控制连杆（黄色，下）上下偏转“固定滑盘”（蓝色，也叫下滑盘），这里固定只是不随着主轴和旋翼转动，旋转滑盘（红色，也叫上滑盘）随主轴和桨叶转动，但倾转角度通过滚珠由贴住的固定滑盘决定，俯仰控制连杆（黄色）拖动桨叶边旋转边上下挥舞，实现桨盘指向的改变。桨叶本身还可以改变迎角，以控制出力

共轴反转双旋翼就需要上下两套这样的复杂机构，看着就头大，这是卡-26

伊戈尔·西科斯基在30年代发明了这套复杂但有效的机构，至今依然是直升机的基本结构。问题是，一套这样的机构已经够复杂了，卡莫夫这样的需要上下两套。加上轴套轴的驱动机构，机械复杂性确实很高，用于轻巧、廉价的直升机不合适。

但这是在有人直升机年代的限制，全电无人机时代就新时代新招数了。

仔细看看，没有任何控制连杆和滑盘结构

在全电时代，可以用固定在中轴上的盘式电动机驱动旋翼，这个不难想到、做到。上下两个盘式电动机反转，就自然抵消扭力了，而且中轴和机体并不转动，有利于载荷观察。控制上下电动机转速的差异，可以使得机体绕轴转动，这个也不难想到、做到。但如果单是要做到这些，彩虹817只需要“一坨”机体，并不需要哑铃形的上下两坨。垂吊在旋翼下的一坨还有利于自然稳定。为什么要多出来上面这一坨呢？

反常即妖，彩虹817的“妖”正在上面这一坨。

反转双旋翼做到了稳定，接下来就是要有办法改变姿态。气动是一个办法，滑动配重是另一个办法，只是在飞机上很少用而已。其实，在莱特兄弟之前，李连达尔已经用滑翔机飞了好一阵了，就是用改变身体位置控制横滚和改变方向的。弹道导弹再入时，也用这个办法改变姿态，因为再入初期没有气动控制力可用。

下面是educated guess了，因为彩虹并没有说他们是怎么做到姿态控制的。但设想哑铃的上面这一坨里有一个滑轨，用步进电机控制滑块的移动。这样，有上下旋翼差速控制把滑轨对准前进方向，滑块向前滑动，就可控制机体前倾，双旋翼就在产生升力的同时，产生前飞的推力了。

这里有十字形的两根滑轨，倾角控制更加方便，但未必必须，只要一根加上绕轴控制就可以了，当然控制律要复杂一点

这未必是彩虹发明的，其他地方也看到有这样用滑块控制重心移动而改变飞行姿态的。可以用十字形的两个滑轨，两个滑块，控制比较方便；或者将滑块控制与绕轴控制结合起来，节约重量，降低复杂性，但控制律要复杂一点，控制精度也要低一点。看彩虹817上面一坨挺高大，估计是十字轨。

这里是另一个差别：在理论上，在下面这一坨里加上十字轨，也可以做到滑块姿控，就像上图所示。还更加紧凑。但重量垂吊在旋翼下，容易过度稳定，滑块需要移动很大幅度才能起作用。上下平衡的哑铃型降低稳定性（但不是不稳定），滑块移动幅度不需要那么大，就可以达到相同的姿控效果了。

这样的飞行和控制机制在理论上也可以用到大型直升机，但大型直升机的全电驱动问题现在还解决不了，有人的要求和无人的也不一样，所以这是微型无人机独特的机会。

但这样一个微型无人机的用处可太大了。首先，这东西军用的话，除了遥控和载荷要达到军标外，其他民标就可以了。故障了，损失了，换一个再上，反正也没几个钱。丢失了，缴获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东西也不重，无人机加载荷才1公斤，和过去的反坦克手雷差不多，完全在步兵可携带范围里。15分钟的续航时间对步兵班也够用了。如果是机械化步兵班，车上装一箱也没有多重。

但步兵班手里有几个这东西，那就厉害了。带上摄像头，可以飞过去到前面院落或者山坡上的山洞口看个究竟，带上榴弹则是巡飞弹了。估计是遥控的，但要改造成自主制导也没有什么难的。步兵把手里“战略步枪”拍下来的目标图像通过数据链上传到迷你彩虹，然后放飞，接下来就是到敌人面前炸个满脸花了。只要距离在步兵轻武器射程内，遥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飞到半途打开红色闪光灯指示自己的位置，便于遥控，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和火力。谁都不会看着这么个小东西飞过来而无动于衷的，但这就是步兵班发扬火力和机动的时候了，乘敌人注意力被迷你彩虹吸引过去的时候，摸上去打，或者趁机脱离战斗。

这还可以从飞机上抛下来，用翼伞减速还可以滑翔一段，避免飞机飞越阵地。然后把遥控权交给地面的战友，由他们控制去打击所需的目标。试想：

“喂，小飞哥，抛7个宝葫芦下来呗。”  

“饿了吧忙着呢，我们美团要不要？”

“我们不挑食，谁来都行。

“来啦，接着。”

这等于飞机帮着送弹药了。

彩虹817也有广泛的民用应用。这样的廉价双旋翼比大疆那样的四旋翼的成本还要低，作为玩具或者工具，有广泛的民用前景。

连接翼作为概念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无侦-7是第一个实现的

“神雕”双体无人机是另一个突破常规思维的产物

如果说飞鸿901巡飞弹还能找到外国现有产品的影子



飞鸿97这样就直逼世界领先水平了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航空科技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在常规飞机方面，中国航空还是追赶为主。但在无人机方面，由于门槛低，应用范围大，货架元件齐备，新发明的门槛很低。同时，军民应用的需求旺盛，使得各种新发明都有机会得到检验，优胜劣汰。无侦-7这样的连接翼在航空科技界里讨论了很多年了，但中国直接就做出来了，彩虹-10的带外翼倾转旋翼也是，还有至今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雕”双体无人机。现在又加上彩虹817。几近内卷的激烈竞争也逼迫厂家创新，彩虹817这样的新质无人机会越来越多。好事！

接下来要在小涡扇、小涡桨方面取得突破，还要在飞控、载荷方面更上一层楼。飞得高高的，让美欧担心如何拖住中国的发展步伐吧，中国只需要考虑如何领先。

中国人现在很焦虑。高端机床要焦虑，高端材料要焦虑，科学仪器要焦虑，工业软件要焦虑，都在担心被掐脖子。连高端消费品有时也要焦虑一把，倒不是担心被掐脖子，而是担心钱都被外国高端品牌赚去了，中国人只落得赚点辛苦钱。

必须说，这些焦虑都是有道理的。

高端机床、科学仪器与先进制造、科学研究好比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没有博导，靠自己努力，也是可能出成果的，但要艰难得多。那个学位就不去说他了，未必那么重要，牛顿不也没有博导、没有博士学位嘛。

但有博导引入门，毕竟路要好走的多。有好走的路，可以走得更轻快，更高远，为什么偏要走羊肠小道呢？这道理不复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也确实是这么走过来的。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博导来自欧美。

博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路上的先行者。开路的第一代博士是没有博导的。在开路的过程中，第一个成为第二个的博导，第二个成为更多人的博导，就是这样一波一波不断开进的。

精密的科学仪器也是这样来的。第一个做实验的人靠自己搭仪器，这本身就是开路的一部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最初的仪器不够用了，需要精益求精。边磨刀，边砍柴，这就是开路的过程。磨刀多了，磨出经验来了，也有能力为别人磨刀了，顺便开卖，贴补科研，这就是科学仪器商业化的开始。逐渐地，仪器制造公司壮大、合并、专业化，设计和制造规范化了，推销也给力了，一方面更大的用户圈提供更多的反馈，使得仪器精益求精，一方面四出寻找合作机会，推出新质科学仪器，进一步扩大用户圈。新质科学仪器可能在实验室里没多久，就有专业仪器公司商业化了，并使得更多的科研人员能够借刀砍柴，砍更多的柴，然后回馈，磨更好的刀。

工业软件也是这样。一开始诞生在研究人员的象牙之塔里，有的是给自己用的，有的是教学演示用的，在得到工业界的认可后，逐渐扩大使用范围，逐渐商业化，得到更多的人使用，得到反馈后进一步优化，最终成为业界标杆。

高端机床、高端材料也是一样，没有相应的先进制造需求，是不可能产生高端机床和高端材料的，即使在实验室里做出来，也只是为国争光的“玩意儿”，缺乏经济价值和实用前景，最终免不了在实验室里诞生，在实验室里枯萎。

毋庸讳言，中国在这些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经常有人列清单，指出在xx方面中国（乃至全世界）依靠yy公司，基本上都是欧美或者日本公司。

中国经济如今坐二望一，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大部分科技领域里，都是后来者。先行者走得更高、更远，尤其在前沿，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别人走到这里，是靠自己一路磨刀砍柴。中国有条件借刀砍柴，当然照借不误。借不到刀了，对眼前的砍柴是耽误了一些功夫，但并不需要过于焦虑。没有了外国博导，我们自己也在砍柴中产生自己的博导。本来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中国这个过程已经启动了，而且这是别人已经走通的路，不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嘛。

时间是宝贵的，但磨刀不误砍柴工。中国不仅能磨出自己的好刀，等到中国的磨刀功也练出来了，砍柴功就更上一层楼了。

事实上，中国的砍柴功已经令西方害怕了。美国号称“要从实力出发”，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拉着欧洲“减慢中国创新步伐”，这不是实力，而是虚弱。

中国在高端机床、高端材料、科学仪器、工业软件方面确实大面积落后于西方，这是因为中国的砍柴还刚到这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刀砍柴，造成了现在的被动。你可以指责中国在国家层面或者企业层面的短视，但国家是不可能也不可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的micromanagement，结局都看到的。在企业层面，企业存在的目的不是创新，不是爱国，而是盈利。不能盈利的企业就死翘翘了，也谈不上创新和爱国了。创新的目的最终还是盈利，爱国其实也是为了盈利。这没有什么不可启口的。冒险开拓不仅有成功的，更有失败的，在有更加低风险的发展路径的时候，要求企业舍易求难是不现实的。在没肉吃的时代，大碗吃肉才是王道，烤乳猪、东坡肉什么的都是瞎琢磨，折腾五分熟的牛排该配鱼子酱还是松茸就更不着边际。

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砍柴已经砍到了美欧最先进水平的背后，再往前一步就踩到美欧的肩膀上了。美欧不肯再借刀了，尽管借刀并不是白借，是赚了大钱的。美欧要封锁（或者时兴说法：技术脱钩），这次是认真的。然后呢？

无人机其实是很好的比照。

在眼下的珠海航展中，中国无人机军团显示出碾压性的实力。不能说在各方面都领先世界了，但在总体水平和规模上已经是绝对的世界第一梯队了。然而在十几年前，中国无人机其实和现在的中国高端机床、高端材料、科学仪器、工业软件的处境很类似，甚至还差一点。

那时中国已经有了低水平的无人机工业，从60年代打下来的“火蜂”开始，中国就逆向仿制了无人机，还有一些简单的活塞式发动机的无人机，但水平也就冻结在那里了。没有办法，百废待举，根本轮不到无人机成为重点。

在贝卡谷地之战后，中国军方认识到无人机的重要。趁着和以色列的关系良好，在1994年买了一批“哈比”无人机。这是贝卡谷地之战的明星，在攻击叙利亚导弹阵地上的雷达作战中建立奇功。

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无人机，但10年后，需要技术升级了。2004年，中国的“哈比”在送回以色列技术升级的时候，被扣押了。这是“费尔康”预警机毁约的同一个时期。以色列在2005年归还了这批“哈比”，技术升级没有做，是原物归还。以色列是在美国压力下不得已这么做的，但也在现实中封锁了中国无人机发展之路。

由于无人机在当时并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这事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但无人机确实是中国军事现代化需要的。与有人机相比，无人机的天花板很高，但门槛较低。很快，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军工投资和科研进入了快车道，无人机首先成为珠海航展上的雨后春笋，十几年后，嫩笋长成了毛竹林，开始十面埋伏了。

这也是一个磨刀和砍柴的过程。在珠海，观众只看见一架架形形色色的无人机。如今的中国无人机，只有想不出来的，没有造不出来的，更没有酒香而干吆喝的。很多航空科技史上研究已久但从未实现的气动布局都在中国无人机上成为现实，比如连接翼的无侦-7，双体的“神雕”，带外翼的倾转旋翼的彩虹-10，无滑盘、滑块姿控的彩虹817，等等。无侦-8是明显的用火箭发动机先过渡的高超音速无人机，就等装上超燃冲压了。很炫的无尾飞翼则有攻击-11、彩虹-7，后者首飞在即，前者已经装备部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部队的无尾飞翼攻击无人机。但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无人机背后的设计方法、货架子系统和元器件、制造体系。中国在无人机方面，刀已经磨出来了，而且磨出了屠龙宝刀。

中兴被美国的禁运差点打趴下了，华为还挺着，但挺得很艰难。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中国5G在借刀的过程中领先美国和整个西方了，美国再不把刀藏起来、拒借，中国就要领先得美国追赶都费力了。现在轮到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磨刀了。磨得出来吗？肯定不会轻而易举，西方走到前沿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但这刀是磨得出来的。十年够吗？不知道。但比照中国无人机，中国芯片的现状其实比无人机在“哈比”时代还要好一点，种子条件更好，阳光和雨露更加充沛，需求端的饥渴更大更深。都说力大飞砖，在追赶前沿的时候，还真是力大飞砖，因为已知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就是要在磨刀的过程中，从打铁、选磨刀石 、练磨刀技法一起吃下来。

工程技术和先进制造是干出来的，不干就没有进步。不要缅怀中国曾经在世界哪一样先进技术问世几年后就首次研制成功，那没有用。科技只有形成自我生长的生态才能发展，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生产力和需求没有到这个程度，没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生态。现在有这个条件了。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有什么本钱做什么事。现在不是焦虑的时候，是挽起袖子干的时候。低于中国的高端机床、高端材料、科学仪器、工业软件行业来说，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机会。在有外国更好、更可靠、更成熟的刀可借的时候，中国自己磨的刀用户还看不上。现在没刀可借了，实际上复刻了开路初期的场景，只有自己磨刀了，还没有前路到底是通途还是死路的问题。不怕美欧到后来再借刀，以扑灭中国的磨刀人，因为他们这也是最后一把刀了，再借，箱底就压不住了。

20年前，标题可能应该是《中国军事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部份》了。这20年，变化是真快。现在再把《突破重围》拿出来看看，真是感慨万千。其实电视剧里，范英明的部队绝对是当年王牌军的标准。那还是连里要养猪种菜的时代。大比武里，炊事班在野战条件下，挖灶、现做现蒸小笼包子是战斗力考核的一部分。

还有人记得这个电视剧吗？

还有人记得里面有他吗？难怪看《扫黑风暴》时，感觉他那么脸熟

那个时候，原装苏-27是天顶星技术。倒不是说苏-27在世界上有多天顶星，但那对中国就是天顶星，一点不夸张。

就是到了《士兵突击》的年代，解放军还是在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是引进的“现代”级第一艘刚交付的时候，中国海军就指望着这些“航母杀手”呢。那也是“基洛”级潜艇作为中国海军绝对尖刀的时候。

中国苏-27的雷达罩有很销魂的一钩，这曾经是天顶星级的存在

中国海军也指望“现代”级这个“航母杀手”

现在，炊事班大概还在苦练野战条件下做小笼包的本领，不过生煎包、狗不理包、菜包都成了理所应当了，野战条件下做冰皮月饼也提不起人们的好奇心了。原装苏-27基本上都退役了，组装歼-11A也成为鸡肋，其实组装了一半中国就反悔了。“现代”级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被改装成“超级新青年”了，“基洛”级好像也改装了，只是潜艇总是神秘兮兮的，干什么都不声张。

今天，中国空军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空军的第二强大的存在，其实海军也是。中国陆军就不大声张了，在是不是公开跳出来声称“我就是世界第一”的问题上还有点忸怩，但美国陆军是不敢毫不犹豫地自称第一了。

但中国还是有短板的。

排名部份先后，但先看轰炸机。

中国不仅需要B-2、B-21那样的隐身轰炸机，中国还需要B-52那样的重轰炸机。B-2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需求，B-21更适合。B-2是美苏核大战思维的产物，美国需要在F-22敲掉苏联预警机的同时，由B-2深入苏联内陆，猎歼机动发射的洲际导弹、攻击指挥通信节点等，因此需要大航程和大载弹量，因为B-2设计的时候，主要攻击武器是炸弹和短程攻击导弹，美国对巡航导弹和域外攻击武器还没有现在的认识。

B-21则是为21世纪设计的。与其说是轰炸机，不如说是具有重磅打击能力的C4ISR飞机，打击和情报并重，尤其是利用超强隐身能力和很长的留空时间抵近监视，或者引导打击，或者直接出手。

中国需要B-21，但不是B-2。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区别恒大

美国离中国太远了，中国连空中加油基地都没有。轰炸机到美国飞来回，航程要30000公里以上才有用，这还没有考虑突防的问题。这是不现实的。中国需要的是能打击关岛到迪戈加西亚的航程，最好能到夏威夷和澳大利亚的航程。同时中国的战区打击力量越来越强大，载弹量不用太大，但航程和留空时间要大，用轰炸机作为“空中特种部队”抵近引导，必要的时候直接出手，反而是最有效的办法。直接丢大量的炸弹并无必要。轰-20应该是这样的轰炸机。

美国空军早就在想B-52退役的事了，但在可预见的将来，B-52反而是唯一可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平台，还要扛长工呢

但中国也需要B-52这样的重轰炸机。不是说在航空技术上要“照抄”一个B-52，谁都没有那么蠢，但在概念上可以有。也就是说，常规的高亚音速轰炸机，但有特别大的载弹量和翼下、腹下携带超尺寸、重型弹药的能力。这才是重磅打手，不仅可以在轰-20的引导下在防区外发射大量弹药，还可以在没有防空威胁的情况下玩一把地毯式轰炸。轰-6已经改不动了，得轰-21接班了，不能总是让俄罗斯人问：“你们已经不用图-16了吧？

其次是核动力攻击潜艇。

“卡特”号是“海狼”级3号艇，比1号艇“海狼”号和2号艇“康涅狄格”号加长了30米，一般认为这是任务舱，部署特种部队用的。要是改成VPM，可以根据任务需要，装载导弹，或者搭载特种部队，那就理想了

中国有093，据说095也快了，但标杆无疑还是美国潜艇。“弗吉尼亚”级速度不是最快的，但安静没说的，加上VPM后，多面手也是没说的。中国需要的是“海狼”那样但加上VPM。

航母是最拉风的，大驱也是可见度极高的，但核动力攻击潜艇才是现代海军的杀敌主力。核潜艇隐蔽、快速、火力强、用途广泛，难怪AUKUS是个大事件，并不是可以随便不当回事的。因为中国的实力，AUKUS翻不了桌子，但这与核潜艇堪大用是不矛盾的。

核潜艇是反潜、反舰、特种部队远程投放、情报收集、敌情监视的最有力利器，VPM这样的大桶垂发还特别有利于携带各种对地攻击导弹，使得核潜艇成为打击陆地目标的准战略平台。中国增加350枚井射洲际导弹绝对是对美国的巨大威慑，但中国增加60艘最高水平的核潜艇，这才是使得美国睡不着觉的，因为核潜艇的威力大，但使用门槛低得多了。

轰-20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但毕竟是很近的事情了。希望中国的“海狼”也早早蛰伏与大洋中。澳大利亚即使有8艘核潜艇，只要中国时不时派个三两艘到澳大利亚海边转转，那8艘就不敢跑远了。

还有弹道导弹潜艇和潜射洲际导弹。

哥伦比亚级将是新的标杆，图中实际上是俄亥俄级，发射的也是巡航导弹

中国有094和巨浪3。和轰炸机一样，已经算解决有无问题了，但不够给力。“俄亥俄”级是现在的标杆，“哥伦比亚”级是新的标杆；“三叉戟D5”是现在的标杆，美国还要研发下一代潜射洲际导弹，可能和陆基一起研制。

中国需要15000-16000公里级的牵涉洲际导弹，才能确保从南海击中美国全境。更要紧的是足够数量和足够安静的潜艇。这方面，中国还欠缺一点。

这三块短板补起来，别的就问题不大了。当然，还有全域指挥控制系统、空间作战、网络作战等，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补起来了也不知道，哈哈。

再过20年，可能标题又要变了：《中国军事需要注意那些方面不让对手赶上》。

在喀布尔时刻之后，欧盟需要自己军队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8月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相当于欧盟外交部长）博雷利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阿富汗的混乱撤离为欧盟敲响了警钟，欧洲需要发展独立于美国的军事能力。在9月2日举行的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上，他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敦促欧盟建立自己的5000人的快反部队。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后就一直呼吁建立“真正的欧洲军队”，还批评北约已经“脑死亡”。在2018年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的时候，马克龙提出建立独立的欧洲联军，以应对俄中美，还得到默克尔的支持。

对此首先表示反对的当然是北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认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欧盟军队是在“建立平行机构和重复的指挥机构”，这种“重复的努力”会损害各方合作的能力。北约欢迎欧洲在防务领域做出更多努力，但这种努力永远无法取代北约。斯托尔滕贝格并不隐晦地指出，需要做的是确保欧洲和北美团结在一起，而北约80%的防务开支来自非欧盟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土耳其、挪威、冰岛等。“任何削弱北美和欧洲之间纽带的企图不仅会削弱北约，还将分裂欧洲。”

喀布尔时刻之后，欧洲对美国陷入了深重的信任危机，这是西贡时刻之后从来未有的。

欧洲军团：谁也不愿意交出指挥权

欧盟是欧洲团结的产物。二战后，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的领导下，法德之间达成历史性的和解。以此为基础，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1952年结成欧洲煤钢共同体，这六个国家后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核心六国”，欧盟则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治架构。但欧盟是欧洲的政治经济存在，不具有军事力量。

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就力主欧洲独立，包括由“核心六国”组成的独立军事力量，但直到1987年，密特朗与科尔达成协议，建立法德旅（Franco-German Brigade），第一支“欧洲军”才建立。法德旅在2009年组建完毕，由一名法国将军指挥，旅部设在德国巴登-符腾堡的缪尔海姆。2009年，一个德国营移防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这是二战结束以后第一次有德军在法国驻扎。2014年，法国从德国撤回1000人，此后法德各在对方留一个500人的部队。总兵力还是4000人（一说6000人）。

法德旅下辖法国的第3骠骑兵团、第1步兵团、德国的第291轻步兵营、第292轻步兵营、第295炮兵营、第550装甲工兵连，另有一个法德混成后勤营。这是一个机械化步兵旅，配属有两个连的PzH2000自行榴弹炮和一个连的M270火箭炮。

法德旅还在继续运作，但不大成功。德国军人里法语并不普及，法国军人里德语更不普及。作为北约成员，两国军人倒是都能用英语沟通，英语也是北约的工作语言，但作为欧洲独立的军事象征，法德旅又没有英美人员的参加，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就别扭了。不过没有英国的欧盟继续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这点别扭也就忍了。问题是法德旅主要是一个政治存在，并不是有效的作战单位。

但欧洲军的梦想还在继续。1992年，欧洲军团（Eurocorp）司令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组建，1993年开始运作。欧洲军团的核心部队（也是唯一真正下属的部队）就是法德旅，另有一个指挥支援旅。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军团的指挥权属于成员国，不隶属于欧盟或者北约，不是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卫政策（CSDP）的一部分，也不是CSDP下属的永久性结构合作（PESCO）的一部分，但可以应欧盟、北约、联合国、欧安会的要求而出动。

欧洲军团是欧洲的一个跨国军事组织，其共有约一千名士兵，驻扎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图源：维基百科）

欧洲军团的成员国有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西班牙，伙伴国家有希腊、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奥地利、加拿大、芬兰曾经是伙伴国家，现在退出了。2004年的斯特拉斯堡条约规定，只要现成员批准，任何欧盟成员都可申请加入，成为成员国。

欧洲军团受共同委员会指挥，委员会由成员国组成。成员国和伙伴国在需要时贡献作战部队。在理论上，法国第1装甲师、德国第10装甲师、比利时第1中型旅、西班牙第1机械化师、卢森堡一个侦察连都可划归欧洲军团指挥，峰值兵力可达60000人。不过这些部队在平时都归各国指挥，只有在战时移交指挥权后才划归欧洲军团指挥。在吸取了法德旅的教训后，欧洲军团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

欧洲军团倒是参加过实战的，如波黑维和、科索沃维和、阿富汗ISAF治安战、北约快反值班部队、马里维和等。

欧洲还有欧洲宪兵（European Gendarmerie Force，简称EGF）、欧洲海上力量（European Maritime Force，简称EMF）等跨国军事和准军事力量。EGF相当于武警，EMF相当于海上警卫队，与欧洲军团一样，EGF、EMF都不属于欧盟或者CSDP架构，但可“应邀”提供协助。

还有更多的欧洲军的构架。2010年，萨科齐和卡梅隆签订兰开斯特宫协议，规定成立共同联合远征军（CJEF），包括地面、海上、空中和后勤力量，但这也同样不是常备军，只是能够迅速召集的远征军。同样，CJEF只隶属于英法和未来加入的成员国，不属于欧盟或者北约。

德国与荷兰在2016年组建了第414坦克营，有100名荷兰军人和300名德国军人组成。说起来，这是德国兵员不足和荷兰坦克不足的产物。这比法德旅的运作要平顺的多，一是因为规模小，层级低，容易打造凝聚力；二是因为没有语言障碍，荷兰语和德语足够接近，双方可以直接沟通。这倒是常备军。

这些欧洲联合但不属于欧盟或者北约的军事架构是很奇怪的，但对欧洲人来说并不奇怪。历史上欧洲君王经常只有少量亲兵，内战外战的时候需要邀集贵族支持。君王得到自带亲兵的贵族加盟后，才能组成真正可以打仗的大军。英国国王是这样，欧洲国王也是一样，只是邀集的不只是本国贵族，还有外国的国王、王子（日耳曼诸侯中常见的封号，在国际关系中地位比国王低，但拥有一样的实权，尤其是军权和财权）。在这个意义上，欧盟有点像历史上架空的虚权君王，还不容易得到诸侯勤王。

欧盟有下属的欧洲防务局，统筹欧洲防务和推进防务合作，但没有实权。欧盟有CSDP的政策架构，下设PESCO等防务机制，但一大堆眼花缭乱的名目都是纸老虎，没牙齿的。现代欧洲与历史欧洲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诸侯抓紧自己的军权、财权，放弃铸币权而改用欧元已经是天大的牺牲了，要求连军权也放弃，那真是A Bridge Too Far了。博雷尔要求的5000人欧洲快反部队是现成的，法德旅、第414坦克营、CJEF都可以成为基干部队，但谁都不愿把指挥权交给欧盟。

欧洲防御局，成立于2004年，总部设在布鲁塞尔，欧防局的使命是支持欧盟成员国提升军事实力，以满足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需要(图源：欧防局官方网站)

欧洲军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欧洲军定位的错乱，这是最大的问题。

欧洲利益不总与美国一致，这没有疑问。欧洲需要自己的独立军事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这就不那么确定了。如果说保卫欧洲利益指维护欧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实际上不是欧洲军的任务，欧洲军也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这是北约的任务。说白了，欧洲已经没有能力保卫自己了，只有通过北约架构依靠美国才能保卫欧洲。

但如果保卫欧洲利益指维护欧洲的域外利益，要是欧洲利益与美国一致，欧洲反正是搭便车，维持现状足矣。要是欧洲利益与美国不一致，这倒是需要独立的欧洲军事力量了，不同的欧洲跨国军事力量也正是以此原则打造的。问题是，任何军事力量的第一使命永远是保家卫国（欧盟可以看成一个超级国家），然后才谈得上保卫海外利益。即使是美军也是一样。美国由于地理红利，本土受到的威胁水平很低，海外军事存在的第一目的依然是确保任何战争的主战场在海外，不使战火波及美国。如果欧洲军的第一任务是海外干涉，存在的理由就很苍白了。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欧州军的主要使命是用于与美国利益不一致的海外干涉，还不只是美国放手而听任欧洲填补空缺的情况，这对美国利益就是侵蚀，最终必然侵蚀美欧防务合作的政治基础。

把欧盟变成有牙老虎也会使得欧洲一山二虎，另一只老虎自然就是美国。欧盟这只老虎和美国这只老虎如何在欧洲共存，这是欧洲不愿去想的问题。这与经济、文化、科技竞争不同，那是两只老牛在同一片草地上吃草。

在技术上，欧洲军的军事指挥权也是敏感的问题。即使欧洲军的成员国愿意移交，各国还同时负有北约义务。同一支部队听命于不同的指挥链是军事上的大忌，但要求成员国在军队建设上搞双份，一份对北约负责，另一份对欧洲军负责，这是不可承受的军费负担，也根本过不了民意关。

远征军也不只是各国贡献装甲师的问题，需要完整的空中力量、海运力量、情报指挥等支援保障体系，欧洲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从前南斯拉夫战争到利比亚战争到叙利亚战争，欧洲一次又一次尴尬地发现，离开美军作战体系的保障，欧洲几乎无法独立发动一场现代战争。在喀布尔机场，欧洲军队也完全被动，美军主动“站好最后一班岗”已经对欧洲盟军很照顾了，美军撤离后，欧洲盟军独立地继续留在机场，撤出更多的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建立完整的欧洲作战体系大大超过了欧洲的负担能力，实际上也超过了欧洲现在的军事技术水平。比如说，在隐身战斗机、预警机、战略运输机、战略轰炸机、侦察卫星、军事通信卫星、导航卫星、航母、盾舰、两栖战舰、核潜艇等方面，欧洲或者是空白，或者存在严重不足，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缺乏填空补缺的计划。购买美国装备不仅有钱的问题，还有使用上的限制，不可能以此成为真正独立的军事力量。

欧洲军的根本症结在于欧洲的政治野心与经济、科技现实脱节。如果现在还是欧洲列强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欧洲军的问题，既不会有欧盟存在，也不会有北约存在。英法德会继续争霸，但只要有需要，各家都有能力自行派遣远征军，遍及全球的殖民帝国和历次战争就是这样打下来的。

今天，欧洲还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是世界的一极，但战略思维与战略资源严重脱节，政治野心与政治决心严重脱节，计划和宏图制定了一大堆，但既缺乏政治决心，又缺乏具体的执行力。只要有必要，美国有能力甩开欧洲单干，这是因为美国有这个本钱。但是欧洲没有。在心比天高力比纸薄这一点上，欧洲与印度很相像，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欧洲军也很难得到新欧洲的支持。必须说，欧洲军事独立是老欧洲的想法，新欧洲可是一心指望美军保卫他们的。冷战后的北约东扩使得老欧洲不再面对苏军入侵的威胁，新欧洲一方面成为老欧洲的缓冲区，另一方面以激烈反俄反共作为投名状，任何可能导致美军淡出欧洲的想法对他们都是致命的。

欧盟的主题是欧洲团结，欧洲团结的目的是达到欧洲独立，但军事上不独立还不是欧洲独立的最大难题，欧洲在这个科技正在主导生产力的时代，面临科技上也失去独立的问题。这是釜底抽薪的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未来的欧洲不是能不能独立的问题，连富庶都难保持。

第一次工业革命由蒸汽机带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由内燃机和电气化带动，都是在欧洲启动的，造就了欧洲的繁荣，欧洲至今仍然在吃红利。第三次工业革命由电子化和计算机化带动，美国是领导者，欧洲落后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数字化为特点，主战场在中美之间，几乎没有欧洲什么事。欧洲很明白：靠普拉达、拉菲甚至法拉利、劳力士是没法保持欧洲的繁荣的，旅游更是在往后看。但再工业化是美国和欧洲都在挣扎的问题，欧洲的问题更大。

人工智能被视为是继电力和互联网之后对人类社会产生颠覆式影响的技术，早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图源：VCG）

喀布尔时刻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在阿富汗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处于冷战后的巅峰，正在享受“历史的终结”。这没有欧洲多少事，但毕竟美国是“我们村的老大”，欧洲跟着沾光。这也是章家敦出版《中国即将崩溃》的时候。

美国是在噩梦中度过阿富汗战争这20年的，欧洲则是在梦游中度过这20年的。喀布尔时刻把欧洲拉回现实：欧洲不能指望美国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牺牲美国利益和牺牲欧洲利益之间，美国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欧洲利益，连事先招呼和事后安抚都没有的。欧洲更没法独立保卫自己的利益。

欧洲怎么办？老实说，除了继续呼吁，欧洲上下并不存在更大的政治决心。各种共同防务机制还将继续纸老虎下去，直到下一个喀布尔时刻。斯托尔滕贝格对欧洲军的反对点中了要害：欧洲无法负担这样的平行架构，欧洲也不可能在美国占绝对多数的股份公司里有更大的发言权。

直到AUKUS时刻

法国的大单潜艇生意“被盗”，这样规格和性质的毁约是史无前例的。法国也毁过约，出售给俄罗斯的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在克里米亚事件后毁约了，最后转售给埃及。但俄罗斯并非盟国，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在西方被认为是侵略和非法侵占，所以这样毁约是“合理”甚至“正义”的。澳大利亚不同，这是“具有共同价值和利益”的盟国，这样卑劣的毁约就太背信弃义了。现在还不清楚法国毁如何索赔，澳大利亚是否会赖赔，未来澳大利亚的商业信誉会如何受到损害，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马克龙在康沃尔G7上与拜登勾肩搭背，以为很亲密，法国军舰与核潜艇还到南海巡航，但美英澳在那时已经秘密形成核潜艇共识了，法国被彻底当猴耍了。法国很愤怒，召回了驻美国大使，这还是1778年以来第一次。法国也召回了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已经谈了3年的欧盟-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议可能要黄，法国还取消了法英国防部长会谈。

法国不是失去理智，而是醒来发现自己在美国盟国体系里的真实地位，也被迫重新评价法国的真正利益和威胁所在。马克龙本来就是属于“轻戴高乐主义”，现在有可能重拾戴高乐主义的旗帜，强力推动欧洲战略独立，而且是以欧盟为平台而不是法国单干的战略独立，一方面为法国赢回荣誉和欧洲领导权，另一方面也凝聚日益四分五裂的法国民意和族群。没有什么被外侮更能凝聚一个骄傲的民族的了。

欧洲战略独立需要有牙齿，需要在欧洲主导的政治架构之下。欧洲战略自主首先要担负起欧洲防卫主力的重任，而不只是欧洲自主的海外干预，现有的欧洲军团与欧盟的尴尬关系是不能成事的。博雷利的5000人欧洲快反部队也只是欧洲指挥下用于海外干预的准军事欧洲宪兵力量，也谈不上是欧洲战略独立的军事中坚。欧洲战略独立的关键在于摆脱欧洲安全对美国的依赖，美国的背信弃义和英国的背后捅刀不仅是针对法国的，也是针对整个欧洲的。

法国不代表整个欧洲，但法国是法德轴心的传统政治极，法德轴心则是欧盟的核心，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都还是外围，新欧洲只是“附件”。二战严重削弱了法国，但法国依然是欧洲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北约起始于英法之间的敦刻尔克条约；欧盟起始于法德主导的欧洲煤钢联盟；欧元是在法国的政治领导和德国马克的信誉下联手推动的；欧洲先进制造的最亮点空客更是法国领导的。

法国也拥有欧洲唯一完整的军事科技和制造体系，英国军工体系已经成为美国附件了，德国军工则是不完整的。法国军事技术足够先进，问题在于国内需求不足以支持可持续的发展。法国军工需要空客化，不仅是“为欧洲的军工”，更是“欧洲人的军工”。军工不是商贸，直接与地缘战略和政治取向相关，只有重建欧洲战略独立，才有“欧洲人的军工”的可能性。法国军工必须放弃拘泥于全自主的传统观念，走出碎片化的众多双边和多边合作，走向可持久的泛欧洲合作，彻底解决可持续发展和规模经济的问题，并以军事装备的欧洲化引导欧洲战略独立的实质化。法国军工的空客化也可成为欧洲先进制造的起飞线。

由于法国经济的相对滑落，德国不再单纯是欧洲的经济发动机了，在法德轴心中的政治发言权大有提高，尤其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但德国的政治兴趣大多集中在欧洲内部事务，最多延伸到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出于对自身历史的敏感性，德国一般避免对国际安全事务做出过于强势的表态。

近年来，中国成为欧洲政客中的政治话题，尤其在德国。得到美国的支持还是德国政客很看重的。但中国话题的性质不同，主要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和军事的。在当前的德国大选中，中国话题始终热不起来，很说明问题。在经济上，中国制造正在扎实提升层次，已经侵蚀德国制造了。德国制造的精华在于机械的精密度和可靠性，但中国制造的机械质量在迅速提升，代表未来的数字化技术则是德国无法比拼的。

这样的弯道超车很使德国忧心，不仅出口市场被挤占，国内的基本盘都有可能不保。但在军事上，再怎么牵强附会，中国也对欧洲没有军事威胁，这个文章没法做。在政治上，无非是“共同价值”那一套，在香港、新疆事务上闹妖是一回事，提高到军事层面就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德国政客可能通过欧盟平台在务虚的层面上高调挑战中国，但在务实的德国政府层面上，还是相当谨言慎行的。默克尔时代结束了，但默克尔并不是因为执政失败而离去，而是因为从政已久、身心疲惫了。16年总理当下来，功劳没人数，过错人人记，这是正常的。人们产生“默克尔疲劳”，她对党内和友党的控制日趋减弱，这也是正常的。但这与2020年特朗普被选下去，或者2016年希拉里落选，是完全不同的，那是选民拒绝现有政治路线的延续。

德国总理默克尔12月30日向德国民众发表了她任期内最后一次新年致辞。她总结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是她执政以来“最艰难的一年”。（图源：路透社）

如果默克尔不执意离开政界，这次大选会遇到强劲阻力，但很可能依然是最强劲的候选人。这正好说明德国公众并不急于在政治上大转向，并不介意某种形式的“没有默克尔的默克尔主义”。默克尔也不是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开始的，新的德国总理并非不可能在上台初期有哗众取宠的动作，以积攒政治资本，但现实是最教做人的，不久就会回到稳健路线。当然，这样的预判很快就要揭晓，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这意味着德国将不介意法国主导欧洲战略独立的议题，巴黎-柏林轴心而不是布鲁塞尔才是决定欧盟基本政治方向的。在特朗普时代，德国吃过美国贸易战的苦头，德国最关心的欧洲经济战略独立最终需要欧洲政治军事战略独立为后盾，德国不可能在依靠美国保护的情况下赢得贸易战中的对等地位。因此，欧洲战略独立的基点并不是针对谁，而是独立于美国主导。

AUKUS涉及防止核扩散，间接地也涉及导弹技术控制。据传协议也包括向澳大利亚转移“战斧”巡航导弹，由于核潜艇的性质和作战使用特点，这大概率不只是传言。澳大利亚核潜艇和“战斧”巡航导弹对欧洲不是威胁，但打开的潘多拉之盒对欧洲是巨大的威胁。在欧洲的门槛上，不乏急于跨过核门槛和导弹门槛的国家。美国为了对抗中国，不顾欧洲安全，前有退出为欧洲安全量身订造的“中导条约”，现有澳大利亚核潜艇和“战斧”巡航导弹，欧洲很难不考虑美国对欧洲安全利益的漠视。

欧盟和法国一样，也被当猴耍了。欧盟刚对中国梗起脖子，在中欧投资保护协议、新疆、香港、印太战略等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就被美国在事关欧洲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直接无视，很难不感到寒心。9月20日，欧盟各国外长在联大会议间隙举行闭门会议，就AUKUS展开讨论。会议结束后，博雷利表示，欧盟各国外长“明确表达了与法国团结一致”的立场。

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拜登在推动美日澳印半导体供应链，没有欧洲什么事。欧盟也开始推动《欧洲芯片法》，将欧盟的半导体研究、设计和测试能力联系起来，由欧盟与各国协调投资，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最终建立先进的欧洲芯片生态，不仅确保供应链安全，也将催生为突破性的欧洲技术开发市场。这不是商业行为，只能放在欧洲战略独立的大框架下理解。欧盟推迟了原定于9月29日与美国举行的首届“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的筹备工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德国议员兰格9月21日表示，欧盟与澳大利亚之间也“出现了信任问题”，双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预计将被推迟。

拜登的“美国回来了”很使得欧洲一些人、国家和组织感到鼓舞，急于抓住美国这根大杠杆，实现各种小利益。但AUKUS揭示了美国对盟国划分为三六九等，“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盟国关系成了“大家为一人，但一人只为自己，会拉上有些人，其他人只是利用而已”。拜登的虚伪可能是美国的历史性失策，比特朗普蛮横的功利还要富有伤害性。

欧洲重建战略独立需要从政治决心、军事技术、经济资源、民意所有方面同步推进，欧洲一直缺乏这样的勇气和齐心，喀布尔时刻证明了美国无视欧洲十分焦虑的难民和恐怖主义威胁，AUKUS证明了美国无视事关欧洲生存的核扩散和导弹扩散威胁，欧洲战略独立或许得到了意外的动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资料图）

在戴高乐时代，法国就努力推动欧洲战略独立，但在苏联入侵的威胁之下被看成无理取闹，法国只有单干，很无趣也很无助，最后在萨科齐时代“回到北约”。在后冷战时代，法国试图通过欧洲旅这样的措施再次推动欧洲战略独立，但俄罗斯已经不成威胁，欧洲处在历史上最安全的时代，还有北约罩着，欧洲战略独立师出无名。喀布尔时刻之后，欧洲战略独立师出有一点名了，但还是不足；AUKUS可能是关键的临门一脚，欧洲战略独立总算师出有名了。

都说危机是危险和机遇并存，这是法国的机遇，更是法国领导欧洲的机遇。幸好英国脱欧了，否则还碍事。不断有人猜测，法国会不会怒而再次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体制，这也太小看法国了。马克龙可能在心里悄悄吼了一嗓子：“法国回来了”！

英国海军正在舰船更新的周期中。不是因为扩军备战，而是因为上一波的寿命到期了，必须造新的顶上。6艘45型驱逐舰已经完成了，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就是它了。接下来是12艘23型护卫舰了。这些都是在90-00年代初完成的，按照30年服役周期，马上就要进入退役期了。

英国海军的12艘23型护卫舰已经寿命到期了

23型护卫舰共建造了16艘，一艘已经退役，3艘出售给智利了。这是反潜护卫舰，但也是英国第一种装备垂发的战舰，尽管只是短程的“海狼”。英国本来打算建造13艘下一代护卫舰，其中8艘反潜型，5艘通用型，但两者共用基本船型和武器系统，实际上只有声纳不一样。但2015年的国防评审决定把计划一拆为二，8艘反潜护卫舰成为现在的26型，5艘通用护卫舰则为新的31型。

原本要用26型护卫舰替换，但没钱了，只要把计划一拆为二，8艘26型作为反潜护卫舰

反潜护卫舰的作战定位很明确，这也是英国海军护卫舰的传统使命。26型护卫舰延续了现代护卫舰越早越大的趋势，从23型的4900吨增加到8000吨，除了英国海军的“看家宝”114毫米舰炮外，还有2座24管垂发，用于发射Sea Ceptor中近程防空导弹。另有一座24管Mk48垂发，可发射巡航导弹、反舰导弹等重型导弹。

宽大的通用任务舱是挺有创意的概念，已经在其他新一代护卫舰中得到采纳

比较特别的是，26型护卫舰的航空设施可容许CH-47F“奇努克”直升机上舰，也便于无人机运作。宽大的任务舱容许灵活容纳从直升机到小艇到潜航器的各种作战载荷，或者集装箱式作战模块。

26型已经被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海军采纳，分别建造9艘和15艘，在三国同步建造中，预计在20年代中期开始服役。

但26型护卫舰成本高昂，12.3亿英镑的单价竟然比45型驱逐舰的10.5亿还要高，实在是有点离谱。这反映了西方海军造船行业的困境：技术研发、人员队伍、生产设施、供应链都需要钱，使得单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单价使得军方的订购越来越少，分摊的基数也越来越小，形成恶性循环。

既然不能造更多的26型护卫舰，只能另外想办法，8艘护卫舰是不够用的。于是有了31型护卫舰。为了降低成本，英国海军要到国外去寻找低成本设计，这应该是有皇家海军以来的历史上第一次。英国最后找到的是以丹麦的“艾维尔·惠特菲尔德”级为基础的设计，单价只有2.5亿英镑。

26型不够，那就再接着造31型

这是以丹麦“艾维尔·惠特菲尔德”级为基础的

通用护卫舰是好听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火力强一点的巡逻船，打杂的。说是超级海警船也可以。舰载火力应该好看点，貌似防空制海都能干一点，但不用考虑高烈度战争的问题，主要是显示存在和海上执法用的，包括国际维和与联合国禁运行动。

31型有5700吨，全柴动力，28节，续航力9000海里（17000公里），具有一门57毫米炮，24管Sea Ceptor，还有一些辅助的小口径炮、机枪之类，用于海上执法作战。机库里可以携带一架直升机，任务舱里可带三艘小艇，或者无人艇、潜航器什么的。

看着挺像样的一艘军舰，为什么造价那么低呢？这又不是中国，据说054A的造价才14亿人民币，约合2.12亿美元，1.56亿英镑。奥妙在于丹麦的原始设计，这不是按照军标设计的，而是按照民船设计的。

军船与民船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抗战损性，还有就是电磁兼容性。军舰是要打仗的，打仗是要挨打的，挨打不能立马就散架，如何在被击中的时候控制战损扩散，如何制定合理的堵漏和防火要求，如何抗沉，这些都是军标里更加强调的事情。民标也有这些内容，但民船的考虑是质量和事故情况，与军标的挨打考虑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电磁兼容性是另一个问题，不过要是船能造大一点，电磁兼容性就容易解决了，距离为王。

用民标造军船可以大大降低造价。比照汽车的话，装甲悍马要25.2万美元一辆，这是宾利W12发动机的宾利添越的价位了，“女王路虎”或者奔驰GLS撑死也就一半那么多，要是丰田Seqoia或者GMC Yukon那样的“大块头”SUV，1/4的价就能拿下。

14000吨的“鹿特丹”号“好便宜”，才美国“圣安东尼奥”级的1/10都不到

民标军船现在是欧洲很流行的做法，尤其是两栖攻击舰。14000吨的西班牙“加利西亚”级/荷兰“鹿特丹”级两栖攻击舰只有1.32亿美元一艘，25000吨的美国“圣安东尼奥”级就要16亿美元一艘，最后一艘更是达到20.2亿美元，吨位差别只说明了一部分差距，主要还是军标造价高得多的缘故。但民标战斗舰艇丹麦还是第一家，现在英国跟进。

丹麦还利用民标的灵活性，使得“艾维尔·惠特菲尔德”级的设计高度模块化，想用什么装备随便上。但民船就是民船，不管堆砌了多少武器，这还是薄皮大馅的“伪军舰”，不能真打架的，否则细皮嫩肉一蹭就歇菜了。

但英国也就这么些钱了，否则真要把海警船开上去了。

不过舰艇数还是不够用，2020年11月，约翰逊内阁提出要再接着造5艘32型护卫舰，把驱护舰队从19艘提高到25艘。还是没钱，还是通用护卫舰，但比31型还要降格。31型还要到全球巡航，估计以后英国要在远东保持存在也是这货。但32型是用于在英国领海巡逻的，还真就是海警船换个大点的炮。

32型护卫舰其实还没影，这是艺术家的想象

要不跟中国商量一下，弄些二手的056吧。

“胜利”号

在英国海军的作战序列里，头号位置是保留给“胜利”号战列舰（ship of the line）的，这是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旗舰。现在是作为博物馆的，实际上已经不下海了，但在舰队中的位置是永久保留的。纳尔逊要是知道他的皇家海军如今拿夷蛮民船充数，不知道是不是会索性自己朝自己开一枪得了，省得法国狙击手的麻烦了。

本帖最后由 晨枫 于 2021-9-22 15:47 编辑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1_09_22_608173.shtml

按总人口排名：

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广州。北上广都在内，但川军威武，重庆、成都都列入了。

按城区常驻人口排名：

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北上广深统统入列，另加重庆。新增的直辖市不是吹的。

按阴阳平衡排名：

阴盛阳衰：大连、沈阳、哈尔滨、济南、成都。北上广深都不行啊，要找妹子还得闯关东，或者闯关东的前一站：山东。成都也行，就看你川妹子是不是hold得住。

阳盛阴衰：东莞、深圳、佛山、广州、杭州。怎么回事？广东不是妹子进口量全国领先吗，还是不够？杭州不是以阴柔著称吗，怎么也挤到这里来了？不知道苏州该排哪里。

上海、北京都是中不溜，北京比上海略好一点。

要投胎，请到这里来，保证宠得外焦里嫩：

上海、哈尔滨、沈阳、大连、北京。上海人看来是真心不喜欢生孩子啊。再有就是闯关东的也不喜欢生孩子。皇城根脚下的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皇亲国戚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多生吗？

最会生的国民楷模在这里：

郑州、长沙、济南、重庆、西安。那谁，老是拿河南人开涮，人家哪点不如你啦，至少在生孩子这样中国当前的头等爱国大事上遥遥领先了。要学习，不要讥嘲。还有，看到橘子洲头那么多好孩子，毛主席应该欣慰了。对了，吃辣是不是容易多生孩子？长沙、重庆、西安都是吃辣的地方，济南也不差，不知道郑州人吃辣有多厉害。

最成熟稳重的是这些地方，60岁以上扎堆，能不成熟稳重吗？呃，为老不尊的不算哈：

大连、上海、沈阳、哈尔滨、重庆。东三省再次一马当先，上海、重庆也不甘落后。上海街头到处是大爷大妈，看来大连、沈阳、哈尔滨也不差啊。

养老最好的要数这里，因为老人少啊，物以稀为贵：

深圳、东莞、佛山、广州、郑州。广东人看来是真心不喜欢变老啊，广东人到60岁了都去哪啦？深圳、东莞的老人率是断崖式下降，不奇怪，年轻城市嘛，而且东莞的拳头产业老人扛不动。

“我们只要城里人，乡下人请走那边”。

深圳、东莞、佛山、南京、北京。这些地方城区常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深圳基本上没有非城区人口，东莞和佛山也很少，10%左右。这些是大量打工人涌入的新兴大城市，非城区的农业人口的比例就直接冲淡了。接下来是南京，然后北京、武汉、上海、广州、天津都差不多在20%上下，这些属于传统城市的比例。

非城区人口比例最高的为：郑州、重庆、哈尔滨、长沙、青岛。至少郑州和重庆是因为大量并入临近的县才有这么多人口的，难怪非城区人口那么多。要是制造业向广东城市那样发展起来，立刻就是超级人口中心。

七普的数据很有意思，能读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趋势。估计还会有更多数据披露。

奥巴马时代得美国国防部采购总管弗兰克·肯达尔在拜登时代再度出马，这次出任空军部长。一上任，他就对空军的高超音速武器计划发表两点意见：

1、    到目前为止的研发进展很不如人意

2、    空军需要对高超音速武器的作用重新思考

中国不是最早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但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东风17的震撼问世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所代表的先进技术令美国惊慌。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匕首”和“先锋”只是具有一定高超音速滑翔能力的弹道导弹，东风17的乘波体技术才是预示未来的。

美国试图急起直追，动员了从DARPA到三军、从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到航宇公司的所有动员得起来力量，八仙过海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在大量得浪费和重复劳动后，美国沮丧地发现，现在已经不是50-60年代了，发狠投资已经不解决问题了，空军AGM-183接连在试验中出现令人难以启齿的失败就是例子，连导弹与载机不能分离、发动机不能点火这样的初级错误都出来了。

但美国毕竟是美国，科技实力还是刚刚的。睡久了，醒过来需要的时间长了一点，也需要活动筋骨才能施展起来，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可以解决的。砸大钱不能解决问题，就砸双份大钱。肯达尔的第二个问题才是要命的。

肯达尔是管钱出身的，他需要把花钱的目的弄明白开开单是合理的。但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已经打乱了美国的阵脚，在病急乱投医中，正常研发进程中的其他武器系统受到了冲击，而心急慌忙上马的新质武器研究到底能干什么用并没有想好，这只是条件反射式的冲动。

中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目的很清楚。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与东风16弹道导弹或者长剑10巡航导弹的射程范围相似，但在作战使用上互补。东风16的射程远，但弹道高、弹道固定，相对容易预警。长剑10的精度高、成本低，无法远程预警，但速度慢，相对容易拦截。东风17介于两者之间，，但突防能力超过两者，可能最终用于挖眼、拔点打击，以便东风16发挥反应速度优势和长剑10发挥精度和成本优势。

海军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也是一样，这是舰队的长剑，为更多的飞航式反舰导弹开路用的。

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空海军具有现成的远程打击能力，高超音速导弹的作用不太明确。

美国陆军正在同步发展“战略大炮”、中程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相互关系很不清楚。美国海军的高超音速导弹用“北极星”作为助推级，需要从战略导弹潜艇发射。美国现有“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潜艇有4艘因为限制核武器条约而改作巡航导弹潜艇使用，即使不算艇龄已老、即将退役的因素，美国海军舍不得转用，“弗吉尼亚”级增加VPM都补不上这4艘“俄亥俄”级退役时的巡航导弹发射能力缺失。

搭载“三叉戟D5”的潜艇更不可能专用，那些都是“一个也不能少”的战略打击平台。而且从战略平台发射战术性的高超音速导弹，如何避免对手误以为大规模核打击已经开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海军高超音速导弹研制成功，发射平台是一个问题。

美国空军好一点，AGM-183可能和巡航导弹配合使用，由B-52发射。但肯达尔还是要知道，有多少目标，需要多少导弹，需要多少运载和发射平台，为什么要用高超音速导弹而不是其他武器，而不能只是“先解决有无问题”。

美国空军会想明白的，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用出乎美国意料的新质武器研发可以严重打乱美国的步调，在所有方向上都需要钱来研发和部署的时候，有奇效。在高超音速方面，中国还要继续保持压力，不仅用高超音速技术改进战术导弹，还要用来发展新质洲际攻击能力。同时，发展大气层边缘的气动辅助变轨技术，用于部分轨道武器、增程洲际武器、轨道侦察机、反卫星武器等，还要发展多级入轨技术，用于低成本卫星发射、轨道装配技术等，使得美国在高超音速领域一步被动，步步被动。已经建成的JF-12和即将建成的JF-22高超音速风洞是中国保持领先和主动的物质基础。

另一个方向是非核电磁脉冲武器。尼古拉·特斯拉和埃尔文·马克思在100年前的发明是先驱，爆炸磁通量压缩发生器的理论问题也在50年代就解决了，但在工程实现和大功率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方面，美国还是领先的，中国正在突破中。没关系，美国在高超音速方面也曾经是领先的，只是睡觉了。非核电磁脉冲武器方面也一样，中国在这里下力气了，就不会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是直奔一飞冲天、绝尘而去的。

中国兵术的精髓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军备竞赛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良计。中国常规军备的研制和装备已经给美军造成沉重的压力，在航母、轰炸机、核潜艇、核武器方面再加加火，高超音速、非核电磁脉冲这些是有可能造成里根星球大战式的奇效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论持久战

（一九三八年五月）

*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问题的提起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1]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它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2]。”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3]。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4]。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5]。台儿庄胜利^[6]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7]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8]。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9]，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10]，太平天国^[11]，戊戌维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它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14]，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它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它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它倾向和其它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它缺点，我尚有其它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它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它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15]，他们的政府^[16]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17]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18]。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它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犬牙交错的战争

（五一）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它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它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为什么无间断？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20]，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五八）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能动性在战争中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六○）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和政治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1]。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2]，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23]，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战争的目的

（六八）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七一）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它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它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约国变成了绝对优势，德国则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德国失败，协约国获胜，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它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它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24]，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25]，楚汉成皋之战^[26]，韩信破赵之战^[27]，新汉昆阳之战^[28]，袁曹官渡之战^[29]，吴魏赤壁之战^[30]，吴蜀彝陵之战^[31]，秦晋淝水之战^[32]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33]，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35]，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36]。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它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它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37]，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38]，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九一）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它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39]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战，歼灭战

（九七）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而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40]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着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这五个——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一○六）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它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它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41]。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一○七）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拚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一○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42]，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结 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一二○）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注释

^[1] 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注〔1〕。

^[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5〕。

^[3] 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参加抗日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国论思想不但是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在某些中层社会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经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抗日战争中节节失败，而日军则长驱直进，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华北和华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

^[4] 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内的。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击日本。他们只看见国民党暂时抗日的一面，忘记了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错误的估计。

^[5] 这是蒋介石等人的意见。蒋介石国民党既已被迫抗战，他们就一心希望外国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今属山东省枣庄市）一带进行过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7] 徐州战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至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8] 这是当时《大公报》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评中提出的意见。他们从一种侥幸心理出发，希望用几个台儿庄一类的胜仗就能打败日本，免得在持久战中动员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阶级的安全。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普遍有这种侥幸心理。

^[9]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12] 戊戌维新也称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3]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4]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同时宣称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在“策划抗战”，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15] 这里主要是指美国。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国每年输入日本的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战争物资占一半以上。

^[16] 指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17] 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国首相。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对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侵略，实行妥协政策。

^[18] 毛泽东在这里所预言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中国方面可能的向上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实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不但没有向上变化，反而向下变化了。因为这样，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觉悟。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第三部分关于这一切事实的分析。

^[19] 这个比喻里所引用的神话故事，见明朝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第七回。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本是个猴子，他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

^[20] 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发表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文。

^[21] 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页）。

^[22] 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3] 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24] 见《孙子•谋攻》。

^[25] 城濮在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退却九十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的打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了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26]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1〕。

^[27] 公元前二○四年，汉将韩信率部与赵王歇大战于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赵军号称二十万，数倍于汉军。韩信背水为阵，率军奋战；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其腹背受敌，遂大破赵军。

^[28]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2〕。

^[2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3〕。

^[30]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4〕。

^[31]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5〕。

^[3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6〕。

^[33]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曾与英、普、奥、俄以及欧洲其它很多国家作战。在多次战争中，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都不如他的敌人，但都得到了胜利。

^[34] 公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坚出兵攻晋。他依仗优势兵力，非常轻视晋军。晋军打败了秦军的前锋，从水陆两路继续前进，隔淝水同秦军对峙。苻坚登寿阳城（今安徽省寿县）瞭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觉得是遇到了劲敌，开始有惧色。随后在淝水决战中，强大的秦军终于被晋军打败。

^[35] 蒋介石、汪精卫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进行十年的反人民战争，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统治。这就使得中国人民没有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这个历史错误是应该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负责的。

^[36] 宋襄公是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37] 见《宋史•岳飞传》。

^[38] 见《礼记•中庸》。

^[39]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山东省。多年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里，他就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国土，从济南一直逃到山东、河南的边境。

^[4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41]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42] 国民党政府扩军的一种办法，是派军警四处捉拿人民去当兵，捉来的兵用绳捆索绑，形同囚犯。略为有钱的人，就向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行贿，出钱买人代替。

美英澳安全协议（建成AUKUS）在世界上激起强烈反响，奇怪的是，印度政府至今没有对此表示态度。莫迪这星期要赴美参加拜登召开的美日澳印四国首脑会议，有可能莫迪要听拜登的当面解释后，印度才会正式做出反应。

美国为对付中国操碎了心，四国同盟就是主要的盟国架构

但AUKUS表现的明白无误的亲疏可能使得美国指望冲在反华最前线的日本和印度有点不同的想法

印度自诩世界一极，也是有核国家，核潜艇“歼敌者”号已经服役，二号艇“寻智者”也刚海试完毕。但前海军参谋长阿龙·普拉卡什指出，印度多次请求美国提供核潜艇技术，但美国一再拒绝，指出美国从不出口核潜艇技术，即使对盟国。即使印度与美国签订核合作协议和4个基本框架协议，美国也不松口。

2008年的美印核合作协议涵盖民用核技术，条件是印度把民用核技术与军用核技术区分发展，所有民用核技术的发展置于国际原子能署的监管之下。协议确实不包括军用核技术。后来的几年里，美印签订和4个框架性协议，规定在军事技术方面深度合作，但依然不包括军用核技术。过去，印度有点失望，但考虑到美国对盟国“一视同仁”，也不能有太多的想法。现在美国“突然”对澳大利亚打开核方便之门，对印度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必须说，“歼敌者”是外形有点怪诞的核潜艇，太多的凹进去凸出来

但这是印度的核潜艇

核潜艇对印度特别重要。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半岛，一面是孟加拉湾，一面是阿拉伯海，前面则是浩瀚的印度洋。中国不把印度当作威胁，但印度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威胁。问题是，喜马拉雅山是天险，印度一侧仰望中国，还紧贴着印度最发达的德里-加尔各答一线；但中国一侧俯视印度，还是人烟稀少的西藏和南疆。即使不考虑中国在近20年里获得的军事技术优势，就军事地理而言，印度也处在不利地位。但在海上就不一样了。

印度洋是中国通往中东石油和欧洲市场的关键海上要道，但中国的出海口都面向东方和南方，远离印度洋。在第一岛链还是主攻战场的时候，中国海军是没有余力多考虑印度洋的。对于印度海军来说，除了美国海军，在印度洋里就差不多就是独大，直到澳大利亚海军冒出来。

澳大利亚对印度倒是没有多少威胁，但对于自认为是印度洋这一山上唯一的虎的印度，澳大利亚这第二只虎的出现总是有点别扭。更重要的是，美国在AUKUS里表现出来的明确无误的对澳大利亚的器重。

美日澳印四国联盟是特朗普时代搞起来的，拜登时代再次强调了重要性。这是美国对付中国最重要的盟国架构，但AUKUS把美日澳印一刀两半了。日9月17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通话中，还欢迎AUKUS，但9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通话后，辛格仅表示“印度正在研究AUKUS”。

印度不傻，四国同盟对印度也是“方便同盟”，与美国互相利用而已。印度坚持战略自主，只是对印度利益最大化而已。从独立以来，印度一直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过去与美苏平起平坐，现在与美中平起平坐。这样的战略定位要求印度海军成为“印度洋的海军”，核潜艇是刚需。

“查克拉I”号在80年代末还是挺先进的

“查克拉II”号也曾经使中国流口水

1988年，印度从苏联租界了670级（北约代号“查理I”级）核动力攻击潜艇，这艘艇号K-43的潜艇在印度命名为“查克拉”号。这是世界上第一型可以在潜航中发射反舰导弹的潜艇。租期从1988年到1992年，期间印度积累了最初的核潜艇运作经验。到期时，苏联已经解体了，潜艇归还俄罗斯，很快就被拆解了。

2011年，印度租借了第二艘俄罗斯核潜艇，这一次是971I级（北约代号“改进阿库拉I”级）K-152“涅尔帕”号，在印度依然称为“查克拉”号，有时也称“查克拉II”号，印度海军延续英美海军的传统，重要的舰名会重复使用。这是在1993年就上船台的“老资格”艇，因为苏联解体而搁置了很久，几乎报废，但在最后关头因为印度租约而完成。这也是最后一艘971系列。据说质量问题成堆，竟然中国还躺枪了，因为说是用了中国钢板。这是不可能的。潜艇钢板不可能进口，中国也不可能出口。

这艘倒霉的潜艇在2008年海试的时候消防系统发生事故，关舱并释放哈龙灭火剂，20人窒息而死，其中3人为海军人员，其他为船厂文职人员，另有21人受伤。这是“库尔斯克”号事故后俄罗斯潜艇的又一次大事故。在事故后的2012年，潜艇交付印度海军，租期到2022年结束。不过2019年，在印度海军手里又出事故，进港时撞破了声纳罩。

据报道，印度计划在2026年再次租借一艘俄罗斯核潜艇，型号不明。同时，印度海军在2004年开始建造第一艘自主核潜艇“歼敌者”号（INS Arihant），2009年下水，2014年开始海试，2016年2月海试完成，8月开始服役。二号艇“寻智者”（INS Arighat）2009年开始建造，2017年下水，当年开始海试，2021年3月完成海试，但估计2022年8月才能开始服役。

“歼敌者”和“寻智者”都是6000吨，但这不是攻击潜艇，而是弹道导弹潜艇，携带12枚K15短程弹道导弹，射程750公里，或者4枚K-4中程导弹，射程3500公里。三号艇和四号艇已经在计划中，进度不明，应该携带24枚K15或者8枚K-4或者8枚K-5（射程5000公里）。

这对印度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射程很尴尬，要打中国沿海目标，只有开到中国沿海才能管用。这还不算，印度还是需要反潜反舰为主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印度洋很大，常规潜艇在远洋总是力不从心，核潜艇就给力多了。除了训练核潜艇人员，发挥核潜艇的无限潜航时间作用也是印度不断租用俄罗斯核潜艇的重要原因。在卡吉尔冲突后，“查克拉”号（第二艘）就和法国技术的“蝎子”级一起出动，搜索疑似巴基斯坦潜艇，但好像最后无果而归。

印度自己的海洋防御压力较低，核潜艇也可以前出到中国南海和东海骚扰，为陆地战线减轻压力，更不用说威胁从亚丁湾和波斯湾到马六甲海霞、巽他海峡、龙母海峡的中国海运要道。

“蝎子”级是法国70年代成功的“阿戈斯塔”级的后继，说来有趣，那艘疑似的巴基斯坦潜艇就是“阿戈斯塔”级，印度是从法国组建组装了，计划总数6艘，已经建成5艘，还有1艘在建。这就引出一个有意思的可能性：既然美英可以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法国也可以向印度转移核潜艇技术，何况印度还是核国家。

“梭鱼”级是法国最新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比“袖珍核潜艇”“红宝石”级大一倍

对于法国来说，为澳大利亚“短鳍梭鱼”级的前期准备不至于白费，常规动力的“短鳍梭鱼”级与核动力的“梭鱼”级除了动力系统基本相同，法国可以把“梭鱼”级的产量（包括建成和组件）至少翻倍，也实质性地增强了在印太的影响力。

即使澳大利亚没有放法国潜艇的鸽子，澳大利亚是法国能做生意但不能影响的，这法国很清楚。印度尽管自主意识很强，印度军事技术水平总是落后于战略也行，而法国的相对于美俄中之外的独立地位对印度有吸引力，在冷战时代就引进过“云雀”直升机、幻影2000战斗机，现在则有“蝎子”潜艇和“阵风”战斗机，再加“梭鱼”核潜艇是很自然的选择。

印度已经装备“阵风”战斗机

“蝎子”级（在印度称为“卡尔瓦里”级）也已经成为印度海军的主力潜艇，采用“梭鱼”级水到渠成

这对印度也是有利的，加强在美英澳印四国同盟里的话语权。在美国当老大的圈子里，话语权需要重要性、实力和独立性并重。

当然，法国也要准备好比“阵风”引进生产更艰难、痛苦的谈判过程，但这或许是法国愿意付出的代价。在喀布尔和AUKUS之后，法国可能有意再次推动欧洲战略自主，但这不光是欧洲内部整合的问题，也需要一个外部的着力点。能把印度争取过来，或许既还老冤家英国一刀，也给美国上点眼药，想想就不困了呢。

恒大大概还不是中国最大的公司，但“之一”肯定是算得上的。恒大遇上危机了，已经开始拖累整个房地产行业了。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周一前市暴跌逾6.0%，今年迄今累计跌幅达33%。中国恒大股价大跌17%，至2.11港元。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Sunac China Holdings Ltd., 1918.HK, 简称：融创中国）跌10%，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Guangzhou R&F Properties Co., 2777.HK, 简称﹕富力地产）跌7.3%。物业管理公司股价亦走低，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Country Garden Services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6098.HK, 简称：碧桂园服务）股价大跌12%。同日，香港恒生指数也重挫超过800点，下跌3.3%。

恒大的跌势还没有触底。上周大跌近30%，周一继续下跌超过10%，至此，恒大距离2020年最高点的市值已经蒸发90%。

在恒大危机中，金融业也深受牵连。恒大财报显示，在1.97万亿的总负债中，有息负债总额（债券、银行贷款等）为5718亿元。根据恒大去年年底给政府部门的信件，恒大负债涉及超过128家银行和逾121家非银行机构。

周六（9月18日）晚间其子公司恒大财富又发布了启动实物资产兑付的公告，也就是将恒大的住宅、公寓和商铺等产品按售价打折后兑付给投资者。实物资产冲抵时，住宅、公寓分别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7.2折和5.4折，商铺和车位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4.8折。

恒大集团周六公告称，有六名管理人员提前赎回12笔恒大财富投资产品，公司已要求该六人提前赎回的所有款项必须限期返回，并给予严厉惩处。

值得一提的是，同为港交所上市公司的江西省的地产巨头新力控股集团周一暴跌87%，在收盘前被紧急停牌。该股在上周分别被标普和惠誉将至“负面”评级。

长期以来，房地产的畸形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毒瘤。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在6月发表调查，指出2020年中国住房市值高达62.6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33.6万亿美元）和英法德（合计31.5万亿美元）之和。中国住房总值与GDP的比例为414%，也显著高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148%、233%、271%、3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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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主要国家在金融危机或者地产泡沫破灭前，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达到阶段性的峰值后出现下降趋势，跌到谷底后逐渐恢复到之前水平。具体来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美国住房市值与GDP比例最高为169%，日本为216%，德国为207%，英国为269%，法国为362%。在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前，住房市值与GDP比例一度高达391%。

从住房市值占股债房市值的比例看，2020年中国为66.6%，高于美国的27%、日本的37%、英国的49%、法国的56%、德国的64%。中国住房市值与股债房市值的比例较高，主要是因为住房市值高，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直接融资比例较低，股票、债券市值较低。

有意思的是，任泽平曾经是恒大首席经济学家。

恒大的危机是从流动性短缺开始的。恒大在2015年成立恒大金服，2019年改名恒大财富。据恒大的港交所公告，“本集团的两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为第三方发行理财产品提供的担保义务，相关金额约为人民币9.34亿元”。而恒大财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杜亮与维权者交涉时称，恒大很难一下子拿出400亿元兑付理财产品。也就是说，9月8日开始未能按期兑付的理财产品9.34亿元，这是引发目前舆情的导火索，而恒大还未兑付的理财产品总额在400亿元左右。

恒大1.97万亿元的总负债相当于南非GDP，或者中国GDP的2%，400亿理财产品相当于恒大负债的2%。

难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2008年的4万亿肯定是火上浇油了一把。同时，香港的楼花模式传入大陆后，中国房地产开启了借债买地-预售楼盘-收回投资-杠杆化借更多的债、买更多的地、开更多的盘。这样的激进扩张实际上是庞氏骗局，但在中国房地产也一遍一遍上演，在此过程中，“房地产只涨不跌”的预期建立了，预期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逐步酿成现在的困局。

中国并非没有警觉，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上世纪以来，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2008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为了给这头灰犀牛上套，不造成“大到不能倒”的祸害，中国不断出台严厉措施，尤其是去年8月出台的“三条红线”：

1、    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

2、    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3、    现金短债比小于1

如果踩了其中一条，年负债增速不得超过10%，如果踩了两条，不得超过5%，如果三条全踩，不得新增有息债务。

恒大三条红线全踩了。这意味着恒大突然没法“借新还旧”，资金链断裂了。近期对房价的严厉打压使得住房销售的回款也开始下跌，对恒大更是雪上加霜。

最大的疑虑是：一旦恒大破产，是否会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

恒大1.97万亿的总负债中，有息负债总额（债券、银行贷款等）为5718亿元。此外，还有一万多亿来自恒大利用监管较少的影子银行进行的融资，其中就包括信托、理财产品和商业票据。就商业票据而言，恒大开给供应商、合作方的商业凭证，约定到期付款，并无担保，风险极大。很多中国企业，比如从事代理销售的易居，从事装修的金螳螂，从事建材的三棵树，都累积了数十亿至数千万不等的商票，一旦无法偿付，数以千亿的坏账，势必冲击整个行业。

最大的担忧还是房地产行业崩溃，恒大的贱卖可能导致其他高杠杆的房企们崩溃，使这个占中国经济四分之一的行业陷入瘫痪。目前，已有中国多地政府出台政策，“防止房价过快下跌”。

据财报数据，恒大还有4568亿的土地储备，再加上146个旧改项目，总货值近2万亿元。此外还有诸多已建成的商业地产和所持股份，比如位于香港的总部大楼，价值在百亿左右。据估计，截至2021年6月底，恒大正承建140万个商品房单位，总值1.3万亿元人民币（约2000亿美元）。这些数据有点混乱，恒大否认破产重组，但承认正在积极接触潜在投资者”出售资产，包括恒大新能源汽车和恒大物业的部分股份，以及位于香港湾仔的中国恒大中心办公楼。

恒大有三条出路：

1、    狼狈倒闭

2、    有序倒闭

3、    政府接盘:

多年来，中国政府拒绝为不负责任的企业接盘，这是对的。狼狈倒闭的影响太大，也应该避免。有序倒闭比较可能。这可以是多种方式，比如银行延展还贷期限，某种过桥贷款，最主要的还是友商接盘。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房地产巨头中的碧桂园和万科也踩了三条红线，只是还没有遇到流动性危机而已。碧桂园说明年年中以前“脱红”，万科说明年春天，希望都能脱险。但这样一来，有财力接恒大的盘的可就不多了。

如果把恒大可出售资产打散了出售，可降低友商接盘的门槛，也扩大可接盘的友商圈子。这依然还是有友商坐视价格进一步下探的问题，谁都不想在价格还没有探底的时候接盘。问题是恒大等不下去了，时间上不能衔接的话，狼狈倒闭的可能性大增。

另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接盘，但这是在大打折的情况下接盘。政府接盘在西方也是有先例的。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加拿大通用汽车就是联邦和安大略省政府共同接盘才救活的。政府接盘的做法和商业接盘有所不同。政府接盘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在股价回升（加拿大通用汽车是以政府入股形式接盘的）而且稳定后，再次出手，政府离盘，公司恢复正常的商业经营。

对于恒大的情况，政府不宜以入股的形式接盘，但可以各地政府把本地已建成的商业地产和土地储备以高度折扣的价位分散接盘，恢复恒大的现金流，避免下游商家的现金流危机。然后，以此作为未来本地房地产价格调控的资产逐次投入市场，压抑近年来的恶性涨势，也避免无控跌势带来的广义经济影响。

恒大的股东肯定要大放血，权当多年来从房地产赚取的暴利对社会的回馈了。资本的大放血不是一般人关注的问题，“小本经营”的散客很可能有很多也血本无归。政府好多年前就再三强调，投资有风险，炒股要谨慎；房住不炒。但挡不住逐利的疯狂。



恒大的教训会对整个房地产和投资圈的疯狂有所抑制，在大但还没有到不能倒的时候就戳破泡沫更是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大事。必须说，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弄到今天这个地步，责怪某人某地或者某项政策没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话挺冷酷的，但确实事实。在风险承受范围内的叫投资，在风险承受范围外的叫投机。投资要保护，投机要教训。个人层面上的悲剧值得同情，但群体性的疯狂只有血的教训才能刹住。

房地产畸形吸收投资，对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是抽吸作用，不是好事。尽管有恒大，中国的游资还是在横冲直撞，把投资引向价值投资、长线投资，或许也是恒大危机的副产品。

澳大利亚将在美英的技术援助下，建造8艘核潜艇。首艇计划2040年完成。这只是莫里森在说。政客的承诺轻于鸿毛，这是常识，2040年只是最好情况。即使兑现，比照英国“机敏”级，大概每两年可以完成下一艘，这样，计划大约在2054年前后完成全部8艘的建造。这是很乐观的估计，实际上首艇大概率推迟完成，间隔也会多于两年，“机敏”级前3艘为一批，间隔2年，4号艇要4年后才完成，6号艇和7号艇之间则间隔5年。这里面有初期磨合的因素，造船厂产能的因素，还有预算的因素。现实一点估计，澳大利亚8艘核潜艇不大可能在2060甚至2070年前完成建造。那是距今快40甚至50年以后了。澳大利亚核潜艇的任何地缘战略影响都必须放到这个时间框架下来看。

从1978年开始算，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只有43年。这时间当然不短，也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笔还在继续描画更加精彩的图画。在理想情况下，这是澳大利亚核潜艇全部形成战斗力所需要的最短时间。

中国海军在过去10年里爆发性发展。在这10年里，航母从0到2+1，055从0到8（尚未完全服役，但已经全部下水），052D从0到18（全部服役，另有数量不明在建）。遗憾的是，核潜艇拖了后腿，093只有从0到6，好在095已经在路上了。

不管有没有澳大利亚核潜艇这一茬，中国都必须大力发展核潜艇，这是反击美国海军干涉的需要。中国已经在关键的自然循环艇堆、大直径厚板焊接、泵推等方面取得关键进展，不管095是不是“目标核潜艇”，与世界最先进水平齐肩的新一代核潜艇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肯定不需要等到2040年，很可能2030年前就能看到。比照055的密集建造，新一代核潜艇的密集建造指日可待。这是对标美国最先进水平的，也是在数量上要对标的，要压制澳大利亚这2040年后才姗姗来迟的8艘，也就是顺手的事。

更重要的是，谁都没法预料，在未来40-50年里，中国会发展到什么高度。瑞银报告预测，在2030年前，以名义汇率计算的中国消费总额可与美国相当，这10年里的增量就是6万亿美元。2030年中国名义GDP超过美国也是大概率的事，即使维持现在的国防开支对GDP的占比为1.3%的状态，考虑到国内军购实际上应该用更加反映国内购买力的GDP PPP来比较，中国可用于砸核潜艇的钱就很可观了。中国根本不需要提高到美国的3.5-4%，只要提高到澳大利亚的2.1%，就直接把这8艘核潜艇砸气化了。

但这只是中国视角，地缘影响要放宽眼界。

澳大利亚政府在招标12艘“攻击”级柴电潜艇的时候，过程是透明的，是得到议会和公众支持的。900亿澳元毕竟是巨大的开支。但现在的8艘核潜艇没有经过议会或者公众意见征询，是莫里森直接与拜登和约翰逊达成的协议。协议最后是否得到执行，并不是莫里森就能说了算的。不说别的，拨款就需要议会批准。这不是把12艘“攻击”级的预算搬过来就可以的，且不说8艘核潜艇的建造和运作开支大概率远远超过12艘柴电潜艇。

核动力和柴电动力是两个层面上的时，就好像需要驾照、上保险、停车位、4S的轿车和“怎么都行”的助动车的差别。造船厂、潜艇基地、艇员训练都需要升级更新，指挥控制也需要适应长时间潜航的特殊需要，动辄潜航一两个月的核潜艇需要建立极长波通信设施。柴电潜艇经常需要上浮充电，正好恢复通信联系，即使AIP也顶多一两个星期，并不需要机场波通信。这一切意味着澳大利亚海军需要全面的体系级更新才能有效使用这8艘核潜艇，这不是原“攻击”级预算里预期的。

在新冠期间，澳大利亚在前期侥幸躲过，但后续波次还是波及了澳大利亚，对经济的最终影响还难以预测。作为支柱的出口经济则受到来自中国的寒流打击，连长盛不衰的铁矿砂出口都受到影响。5月以来价格下滑40%以上，很可能长期化，因为独占世界钢铁半壁江山的中国正在压产能、去碳化。去碳化是世界大潮，在钢铁扩产方面，连欧美也爱莫能助。可以预期的经济压力将迫使议会收紧钱袋子。

另一个巨大的不定因素是民间的反核情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存在强大的反核民意。新西兰走得更远，拒绝任何与核沾边的外国军舰进入新西兰水域。美国军舰因为拒绝确认是否携带核武器而被拒之门外，核动力舰船更是免提，美澳新条约因此事实停摆。

澳大利亚没有那么极端，但反核民意依然阻止了澳大利亚对核电敬而远之，尽管澳大利亚拥有世界33%的铀储藏，也是仅次于哈萨克斯坦和加拿大的第三大铀生产国。莫里森在宣布核潜艇事宜的同时，特意指出澳大利亚依然坚持不发展核武器和民用核电的原则，但核潜艇是否能过民意关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可能成为下次大选的分筛器。

事实上，在美英澳三方对协议的台词中，也可以看出微妙的差别。拜登和莫里森强调地缘政治因素，但约翰逊意外地没有附和，只是强调英澳传统友谊和对英国的技术出口的拉动。约翰逊为什么刻意回避地缘政治和冲突因素，值得揣摩。

更值得揣摩的是澳大利亚对于冲在与中国冲突最前沿的民意。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不仅坚定地站在美国这一边，也坚定地充当新冷战的尖兵。澳大利亚民意对占美国这一边或许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但对主动卷入新冷战就未必了。

澳大利亚偏居一隅。正是因为天涯海角，当年才成为英国犯人的流放地。但这也使得这片土地久享和平。二战中日本飞机在达尔文港丢下的几颗炸弹是澳大利亚人对战争的唯一体验。作为英联邦军队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军人一直随英军南征北战，但保卫澳大利亚本土通常不是太大的问题。即使在二战高峰，澳大利亚本土遭到入侵也只是理论上的威胁，离实际发生还有很大距离。

但在导弹与核时代，情况不一样了。如果澳大利亚主动找中国的麻烦，中国是绝对有能力找澳大利亚的麻烦的，而且是大麻烦。澳大利亚公众支持Pax Americana，但未必愿意在中国的枪口根本不对着澳大利亚的时候，一跃而起为美国挡子弹，而核潜艇正是澳大利亚主动赴汤蹈火的标志。

核潜艇对保卫澳大利亚没有多少用。12艘“攻击”级比8艘核潜艇有用，20艘更小、更便宜的德国214型或者瑞典A26型实际上对保卫澳大利亚更加有用。核潜艇对澳大利亚最大的用处在于深入南海，配合美国海军作战，或者独立对中国作战。中国会做什么呀的反应无法预料，但肯定不会被动挨打。澳大利亚只要比照中国对嘉手纳和关岛的美国空军怎么反应，就大致可以推算对澳大利亚会怎么反应了。没错，东风17不能打到澳大利亚，东风26都勉强，但不要忘记现在离2040年还有20年，而20年前解放军的战役导弹火力才够覆盖台湾岛。

“保卫共同价值和利益”，这是美英澳右翼常用的口号，核潜艇也毫无疑义是针对中国的，问题是：

1、    在哪里保卫澳大利亚价值，在澳大利亚，还是在南海？

2、    中国在什么地方威胁了澳大利亚的利益？核潜艇如何保卫？

右翼肯定会用价值的普世性来回避“在哪里保卫澳大利亚价值”的问题，但这一说辞在喀布尔时刻后很苍白。澳大利亚面对只有毛驴和AK47的塔利班都无法保卫澳大利亚价值，到南海又如何可能？

中国的事实上经济制裁弄得澳大利亚很痛。由于先前铁矿砂的价格还飙升了，澳大利亚在进出口金额上还“赚了”，但铁矿砂只惠及一小部分人，农民、酒庄、煤矿工人、教育界、旅游界、房地产界都“受害”了。最后决定澳大利亚民意的是人数，而不是钱数。中国制裁未必赢得朋友，但核潜艇肯定不可能赢回失去的出口，而极大增加的国防开支将由纳税人负担，这也是铁板钉钉的。

但澳大利亚走上核潜艇道路意味着在未来50甚至100年里，澳大利亚实际上失去主权和战略自治。中国是21世纪印太的最大决定因素，核潜艇把澳大利亚逼上了反华的独木桥，很难退下来。问题是，美国对印太和澳大利亚的承诺能维持多久？

在越南战争的高峰，没人对美国的承诺有怀疑；在阿富汗战争的高峰，没人对美国的承诺有怀疑。但美国从越南撤出了，美国也从阿富汗撤出了。美国撤出越南的时候，阮文绍政府很快垮台了；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时候，还没有撤完，加尼政府就垮台了。美国会有一天甩下澳大利亚吗？现在看不会，但30年后呢？50年后呢？即使是最铁心支持的以色列，老布什也有过因为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的事情不合，而切断援助。奥巴马也不顾以色列的强烈反对和再三恳求，与伊朗缔结核协议。澳大利亚能承受放弃战略自主和万一美国背叛的代价吗？

在技术上，核潜艇也把澳大利亚绑上了美国的战车，因为澳大利亚没有能自主运作这8艘核潜艇的可能，澳大利亚既没有技术保障的能力，也没有作战控制的能力。8艘澳大利亚核潜艇最后事实上成为8艘澳大利亚自带干粮为美国购置、实际上出于美国控制之下的核潜艇。

现有的6艘“柯林斯”级柴电潜艇肯定在2040-2050年前就要退役了。在莫里森宣布核潜艇的当天。流传出澳大利亚将“邀请”美国海军核潜艇进驻西部基地，事实上填补空缺。这将对澳大利亚的反核民意是第一个面对面的考验。

跳出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已经表示严重关注，但财力所限，作为可能有限；韩国一直在考虑核潜艇的问题，但技术上还有距离，也由刺激朝鲜核升级的顾虑；日本在技术上其实离核潜艇更近，但国内反核民意比澳大利亚还强大。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技术，但把日本、韩国拒之门外，如果日本、韩国通过自己的力量搞成了，难说对美国的盟国关系是更加凝固，还是更加离心。在盟国中分“内戚”和“外戚”，有可能是拜登最糟糕的战略抉择，赢得一个铁杆跟班，但失去大量一般盟国。这不是“美国回来了”，而是“跟我回美国”。

核潜艇对更加一般的核扩散的影响就更加深远了。如果“核闸门”打开，受害的国家就多了，但这一切起始于美英率先打破防止核扩散的国际共识。

8艘核潜艇将撬动的不只是南海，也将影响澳大利亚未来的走向，甚至可能迫使澳大利亚人民选择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地缘战略影响更是波及全世界。

在美英澳宣布三国安全协议的同一天，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很多人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是中国的反击，这是不对的。美英澳的协商是秘密的，在公布之前谁也不知道，连当事人法国都只是在公布几小时前才得到的通知，中国不可能更早知道。中国早就表示加入CPTPP的意愿了，习近平在2020年底APEC上也公开表态了，中国也已经和多个成员国谈过，现在只是正式了。

CPTPP来自TPP，TPP是美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体系，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高规格的自由贸易体系，成员国间95%的货物实行零关税，而且对知识产权、数据流动、环境、政企关系都有比一般自贸协定更精准、更高标准的规定。美国退群后，日本接棒，把20条针对知识产权、由美国强力主张但他国多持反对意见的条文冻结，将TPP改组为CPTPP。

CPTPP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成员国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等11个国家，覆盖4.98亿人口，区内GDP总值10.6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英国已经申请了，预计2022年底前批准。少了美国，CPTPP虽然分量大减，但仍是全球第三大自贸区。中国如果加入，人口立刻增加14亿，GDP总值也增加14万亿，立刻超过全球经济总量30%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还在高速增长中的。瑞银预测，到2030年，中国消费总额将产生6万亿美元的增量，总量与美国齐平。也就是说，比现在进一步增长超过40%。

在某种意义上，现在可能是中国申请加入的最好时机。申请加入永远有被接受和被拒绝两个可能。CPTPP是一票否决制。CPTPP的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各有各的理由赞成，也各有各的理由阻挠。中国已有的巨大经济体量和近期就可实现的增量是巨大的蛋糕，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世界经济范围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对于受到疫情沉重打击的各国是救命稻草。对中国来说，现在是申请加入最有意义的时候；对CPTPP成员国来说，现在也是拒绝中国加入成本最高的时候。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如果中国加入CPTPP，到2030年时，中国国民收入有望增加2980亿美元，CPTPP其他成员也是受益匪浅，有望增收6320亿美元。

CPTPP对中国的好处也是显然的。社科院苏庆义指出，在不同情景下，中国加入CPTPP对于GDP增长的拉动达到0.74-2.27%，出口增长4.69%-10.25%。

中国崛起了。中国崛起的关键是经济，不是政治或者军事。中国要继续崛起，也需要从经济入手。CPTPP成员里的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预期在2022年获准加入的英国与中国还没有任何形势的自由贸易关系，这是有用的架构。在美国挑起冷战2.0的现在，中国发展与各国的经济联系，把各国经济利益与中国捆绑，实际上还有增进国家安全的作用。

但毋庸讳言，中国顺利加入和被拒/长期拖延申请的可能性各半。

美国几乎不可能不设障阻挠。在中国正式申请后，布林肯明确表示，美国不加入现在状态下的CPTPP。在依然包括知识产权条款的时候，美国的加入尚且高度争议，取消后，争议更大。拜登或许想参加，但现在不是消耗政治资本的时候，只能搁置。但中国加入而美国置于门外，这是美国不可接受的。美国可以通过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否决，也可用加强对华排斥条款胁迫，比如对越南出口到美国的货物中中国成份进行限制，使得中国加入的好处反而成为负担。

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也各有接纳和拒绝中国加入的理由。一方面，这些国家都不缺进一步借中国经济东风的理由，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都在政治上陷入与中国的不同程度的纠纷。澳大利亚与中国已有自由贸易协议，但中国照样实行严厉制裁，或许成为澳大利亚否决的足够理由。反过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机制是双边的，CPTPP是多边的。澳大利亚很想与中国谈贸易的事情，中国置之不理，但在CPTPP架构下，中国就不那么容易不理了，所以当前的贸易纠纷反而可能成为澳大利亚支持中国加入的理由。对日本、加拿大、英国也一样。现在只有加拿大吃到中国贸易制裁的苦头，要是孟晚舟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就没事了，但未雨绸缪还是要的。

CPTPP条款与中国经济和法律现实的冲突也是很现实的障碍，但未必是不可克服的。CPTPP限制国有企业获取政府补贴，但中国经济从来不是靠政府补贴的。用工业政策启动一个新行业是各国惯例，也是容许的，所谓政府补贴是长期行为，不是启动行为。中国如果长期靠政府补贴，这几十年来早就把政府那几个小钱补贴光了，该破产几十遍才对，而不是经济从不入流直冲坐二望一。

增加国企透明度是需要的，但中国的超级制造业国企大多是军工方面的，对CPTPP影响不大，服务型超级国企面向国内，在CPTPP构架下，外销不是大问题，外国商家进入有问题，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大国市场国内垄断是惯例，别人打开大门也进不来，不是自由贸易的问题。电信、广播不是一般商业，谁都不可能一开放到底。商务人员进出境管理是可以更新的，对CPTPP成员公民提高通行便利度是可能的，但疫期限制不可能变，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规定。

消除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这是说不清楚的问题，而且中国现在市场自由化程度很高了。像路透社报导的中国要求X光机和磁共振成像设备在内的数百个项目的国产化率最高达到100%的问题，这必须放到美国技术封锁的大环境下看。这不是自由贸易的问题。中国不能等到美国像禁运科学仪器一样禁运医疗设备的时候才想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只要美国、德国不是CPTPP成员，日本可能例外，其他CPTPP成员的产品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中国动用国产化比率的大杀器了。

政府采购对外企和本国企业同等待遇问题，任何自由贸易都有国家安全例外规定，CPTPP也一样。中国政府采购不会规定不准买进口茶水机，因为按照成本和适用原则，根本不可能有进口茶水机比中国茶水机更适合的可能。但IT涉及国家安全，有一定的要求完全合理。政府采购汽车有规格规定，一般公务汽车里，进口也不可能打得过国产和合资，但国宾级又有国家安全规定了，所以也不是问题。

禁止将设立数据中心作为电子商务企业市场准入条件，这是一个问题，但很可能是CPTPP本来就需要更新的条款。在TPP谈判的时代，数据安全还不是问题，全世界也差不多只有美国玩得动数据中心，后来还有中国。现在数据安全、数字商业成为全球性问题，各国都在重新考虑，估计CPTPP也会更新规定，这未必会成为中国加入的障碍。新成员加入的时候，本来就是要重新确认所有条款的，或许正好是机会。

禁止要求电商企业转让或获取软件源代码，这是必须的，也是双向的。同时，国家安全的合规要求再次适用，要看情况了。

为海外经营者提供更宽泛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必须的。强制知识产权转移问题，这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买家是有权提出要求的，卖家也是有权拒绝的。只要这不是政府行为，就不是CPTPP管得了的。不能因为买家恰好是国企就认定这是政府行为。

但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申请被直接拒绝的可能性不大，但被长期拖延的可能性不小。

中国一旦加入，CPTPP内的“力量平衡”就彻底一边倒了，中国占领大半壁江山，这是不符合现在CPTPP“当家人”日本的利益的，也未必符合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越南的利益。最好情况是美国也申请加入，然后中国和美国同时加入，避免美国和中国互相否决的尴尬情况。

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因为国内政治压力，不可能重启CPTPP的加入。特朗普MAGA的回声犹在，工会和铁锈带失业的压力犹在，制造业回流的念想犹在，现在折腾CPTPP是白白浪费政治资本。美国只可能在基础设施重建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可能重启CPTPP加入，而且必须加回CPTPP相对于TPP取消的20多条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可能还会要求更多与时俱进的条款，比如数据安全。可以预期，美国在5年内很难重启加入程序，达到美国所要求的TPP 2.0又需要至少3-5年，2030年前很难完成加入。

这意味着中国在2030年前也很难加入。本来英国在2022年底前可能刚完成加入审批，按照正常速度，中国也需要3年左右才可能完成加入程序，加上中国法律与CPTPP的冲突解决，再加3-5年很正常，所以中国本来也不用期望在2028-30年前完成加入。只要不在美国之后加入，就是胜利。这可能才是中国“抢先”申请的真实动机，使得CPTPP很难在美国迟迟不申请的情况下，最后还是让美国先加入。

这是很关键的10年（实际上只有9年了），关键在于中国要兑现增长期望。如果兑现了，哪怕是打折兑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再反对，就要树敌了，因为不仅害己，还害了CPTPP里一众其他国家。那时候要么CPTPP“被迫”接纳中国，要么被边缘化，提高RCEP 2.0的地位。现有的RCEP是第一步，肯定是要向更高标准提升的，那可就是中国主导的规则了。从这个意义上，制造世界经济版图的裂隙，形成“中国板块”，可能也是中国申请加入的小心思。

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可能是中国下一步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本来没有打算“颠覆”世界秩序，只想多做生意。无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意做大了，不想掺和世界政治秩序也不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小心体现了一把。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如同闪电般地攻占喀布尔之后，萨利赫出逃潘杰希尔，并与随后乘直升机赶来的小马苏德合流。当时的塔利班在军事上实际上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外界评估的塔利班不足7万的兵力，被如同胡椒面一样稀释在阿富汗破碎而贫瘠的土地上，而美军也尚未撤离，尽管其他“大帅”已被击退，塔利班的大量兵力也依旧要维持对这些少数民族区的占领和控制边境线。在阿富汗中部地区，塔利班的全部军力几乎都被调到喀布尔去和美国人对峙了。

阿富汗的绝大多数地区处于权力真空状态，而这对于投机主义者而言，无疑是个好机会。8月16日，萨利赫宣称加尼外逃后自己将接任阿富汗代总统，并将与小马苏德成立“民族抵抗阵线”，并宣称自己将会奋战到底。

进入喀布尔，是塔利班都没有想象到的仓促情况 图源：社交媒体

参与这场战争，小马苏德自然有着充分的理由——首先，他是阿富汗民族英雄马苏德之子，而马苏德是被塔利班杀害的，对“杀父之仇”进行报复在中亚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但选择萨利赫作为合作搭档显然不是一个好选择，此人和CIA还有喀布尔的权贵走得太近，只和城市中产关系较近，对于拉拢城市内外的无产者只会起到反效果。

不过与萨利赫联手自然也有些好处，在他的运作下，在全国各处流窜的原阿富汗国家安全局（NDS，一些信源认为是袭击巴基斯坦中国工人事件的参与者）下的特种部队与CIA系的臭名昭著的武装团伙“霍斯特保护部队”（KPF）开始迅速向山谷地区集结，成为了战斗力远胜于小马苏德的少量家族私兵与山谷内临时民兵的重要力量。他们甚至还拥有6架直升机和8辆坦克。

手头的作战力量，以及和塔利班之间的血仇，导致萨利赫妄图在潘杰希尔翻盘 图源：社交媒体

小马苏德本人8月18号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信心满满地宣称，自己拥有6000多名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还表示：“我将再次与对塔利班作战的战士们在一起，追随父亲的脚步。我们保有从我父亲时代就开始收集的弹药和武器储备，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我将血战到底！”

塔利班缴获的抵抗军黑鹰直升机 图源：社交媒体

潘杰希尔山谷距离喀布尔不过五个小时的车程，而塔利班当时在喀布尔只有不到4000名武装人员，其总兵力也不过七万余人，这样一支在卧榻之侧的重兵集群无疑是致命的威胁。此时的塔利班还不可能对那条四通八达的山谷实施封锁，老马苏德和他那强大的塔吉克山地兵是许多塔利班老兵的心理阴影。

本着负责任和避免冲突的态度，塔利班于17日下午向潘杰希尔山谷派出了代表，希望双方可以坐下来谈谈。同日，小马苏德的助手马赫迪·侯赛尼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马苏德已经在和塔利班进行谈判，要求后者不能进入潘杰希尔山谷，并同意组建多党制政府。”

对于饱经战乱的阿富汗而言，这无疑是一丝取得和平的曙光。然而这一曙光只维持了一个下午，就彻底消散了。

再一再二的交火

8月17日夜间到18日凌晨，“民族抵抗阵线”突然派出一个皮卡分队出谷，进入北方的帕尔旺省，他们在夜间袭击了一队巡逻人员，而后又进入附近的村镇射杀了一些他们认为亲塔的人。随后便宣布夺取了帕尔旺省的首府恰里卡尔，并切断了萨朗山口的亚洲76号公路。

这次袭击只造成了9人死亡，却被印度媒体和转发的媒体无限放大，在舆论上形成了“反塔武装真正夺取了一个省”的效果。在和谈中突然发动进攻着实让人感到不解，或许只能理解成萨利赫和小马苏德想通过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的实力，并试图通过这种行为获取外界的支持，并呼唤塔吉克与其他族裔军阀的残部反对塔利班。

印媒成为潘杰希尔谷地战事的主要虚假新闻发布源 图源：社交媒体

尽管塔利班在18日中午就夺回了土地，但“抵抗阵线”的行动并非一无所获。到了19日，俄罗斯、法国、英国都纷纷站了出来，宣称塔利班没有控制阿富汗的所有领土，并要求塔利班“立即进行全国对话，以便组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而后，英国人更是提出“应在潘杰希尔设立一个安全区，保护对塔利班反感的异见人士”。而未完成人员撤离的美军也派出大量F/A-18战斗机在喀布尔上空示威，并投入直升机回收能联系上且未投降的前政府残军运往潘杰希尔。

此时塔利班的处境无疑是十分被动的，小马苏德狮子大开口地提出了他的“三大诉求”：1、临时政府的代议制新议会中30%的人需要是由马苏德推举的前北方联盟区域人员；2、潘杰希尔地区完全自治且保留武装；3、所有任命的官员需要获得抵抗阵线同意。

这确实挺像是“划江而治”的，我不确定这是政治欺骗还是那时候的塔利班在国际压力下真的比较软，他们的代表表示愿意接受第二和第三项诉求，但对第一项有异议，希望可以再行磋商。而马苏德方面也表示磋商可以继续。塔利班也就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并派出了老政客斡旋。

虽然当时的新闻宣称萨利赫要“战斗到底”，但其真实目的是割据 图源：CCTV

就当时的情况看，似乎是马苏德占了上风，但实际上不满第一条诉求的并不只是塔利班，还有北方的塔吉克人。小马苏德可不是老马苏德，他在2016年之前从未回过阿富汗，他留在阿富汗的亲属们与美国人一起盘剥着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曾担任阿富汗副总统的塞阿·马苏德(Ahmad Zia Massoud)更是一个把塔吉克和旧北方联盟各部的权力随意出卖、大肆敛财的败类，在2009年访问阿联酋时甚至将携带的5200万美元的现金挥霍一空。塔利班肯定不会让出自己的席次，受损失的席次只能是那些不跟着马苏德干的塔吉克人的。

或许是对塔利班不接受自己所有条件感到不满，小马苏德的军队在8月19日下午，又对北方的巴格兰省发动了一轮进攻。这次进攻规模不大，但性质颇为恶劣。一个打着白旗身着前政府军服的悍马排在前，一个悍马连远远地跟在后面，前面的队伍在遭遇塔利班的巡逻队后表示自己是来投降的，希望可以去塔利班在当地的办事处休息和商谈，朴实的普什图巡逻兵相信了他的话。

当他们抵达Andarab县塔利班行政办事处后突然使用爆炸物和枪械发起袭击，随后他们又占领了没有驻军的Pul-e-Hesar和Deh Salah两个县。号召当地人加入起义，与塔利班对抗。此举共造成塔利班20多人死亡，20多人受伤或被俘。

当然，攻占这一村落被宣传为抵抗军打死200人 图源：社交媒体

不过，比起军事上的行动，政治宣传要夸张得多，他们宣称自己攻占了帕尔旺省省会恰里卡尔市，塔利班昆都士市长起义，自己击毙塔利班300人，俘虏1000人，吹完了牛还继续乐呵呵地表示自己愿意坐下来继续谈判。

当天下午，路透社还特意去采访了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德米特里·扎尔诺夫（Dmitry Zirnov），问他对于“潘杰希尔的勇敢抵抗者的伟大胜利”是什么态度，但这位大使只是回答：“事实上，潘杰希尔民兵靠的是萨利赫逃离喀布尔时从国库中偷走的钱。反叛分子的军事前景和军事潜力很小。”

德米特里的推断算是比较准确的。这一行动彻底激怒了塔利班，他们将完成了行动的昆都士机动兵团调到了巴格兰省，该兵团有3000多人、200多台车辆（对外宣称是6000人、700多台车）。它们星夜兼程赶到当地，在清晨就沿着公路展开攻击。

意识到对方“是玩真的了”的“民族抵抗阵线”立即脚底抹油，却把自己新派过来巩固占领的民兵和从当地新拉的民兵丢了下来。这些部队被塔利班迅速包围，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半打半劝中于23日停止了抵抗，少数人成功撤往潘杰希尔。另有一些人直到25日才被逮捕。

在此之前，小马苏德除了发布几段阅兵的视频和展示本方进入阵地的T-62坦克外，几乎无所作为。

到23号，塔利班的作战部队开始向潘杰希尔进发 图源：社交媒体

这次行动堪称大翻车，从战术上，“民族抵抗阵线”夺取的3个县在不到3天的时间内就再度易手。而在战略层面上上，“民族抵抗阵线”抛弃同胞和部下的做法让塔吉克人彻底不再相信他们。抵抗军的色厉内荏也算暴露无遗，同时促使塔利班开始抽调兵力，对谷地实施包围和地面封锁。

既然敌人可以通过舆论攻势搞乱我们，那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舆论攻势搞垮敌人呢？或许正是因为这一逻辑，塔利班先是在20日宣布追认马苏德为烈士和殉道者，随后又在21日宣布小马苏德已经同意了塔利班的和解条件，愿意投降。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既稳定了塔吉克族的民心，也让退入山谷的军队开始担心小马苏德将自己抛弃换取直接利益，一些KPF和NDS人员随即开始搭乘美方的飞机从没有被封锁的空中走廊外逃。

但小马苏德和萨利赫显然不愿意放弃，他们继续在各个山口部署兵力，准备以拖待变。他们很清楚，塔利班的新阿富汗政府需要展示自己的包容性，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给自己一个不同寻常的条件是展示包容性的最好方法。

进攻开始

8月23日，塔利班开始推进，部分区域发生零星交火。25日，他们占领了山谷东北侧的绿洲和当地马苏德基金会的花园，并架起迫击炮。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担心塔利班攻进来，小马苏德派出的当地长老代表在26日宣布了双方已达成共识，将和平地解决问题。而到了27日，小马苏德又否认双方达成协议。在喀布尔发生了ISKP的袭击后，塔利班开始优先解决首都区问题，双方讨价还价的“静坐战”一直维持到了美军撤退的8月31日。

进入山区的塔利班，装备了不少悍马 图源：社交媒体

在这期间双方也并非全无冲突，潘杰希尔外围的河流上拥有十几座大大小小的桥梁，一些抵抗军试图破坏这些桥梁或在桥梁周边布雷，塔利班使用迫击炮驱散，抵抗军使用63式火箭炮还击……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交火连排一级的规模都达不到。即便在潘杰希尔山谷外围打得最凶的Khawak山口，双方的伤亡也才勉强达到两位数。

在此期间，小马苏德和萨利赫疯狂接受媒体采访展示自己，希望获取同情和支援。而塔利班则切断了山谷的网络和电话信号，尽可能阻止山谷内外联系。

塔利班的军事准备则更为实际，他们的指挥官效仿老马苏德，以塔吉克族山民为主体，成立了数个山地兵队，并在8月30日开始将之秘密投入作战。这些士兵不穿防具，只携带必要的武器和弹药和物资，在夜间利用夜视设备爬过陡峭的岩壁并隐蔽，从海拔2300米的位置爬到3660米的位置，并在那里静候后续部队，直到成连排规模的部队完成地形跨越才开始进攻。

这些士兵悄无声息地从守军的后方高地上出现，攻击他们的车辆，摧毁它们的掩体，攻占他们的阵地。那些在山谷口戒备了十几天，自认为可以固守天险的部队被完全打懵了，几乎在一个小时内，位于山谷最南部的Shutur重要阵地和中北部的Khavak地区就先后被塔利班山地兵攻下，潘杰希尔省自此山门洞开，外界部队得以对山谷发起进攻。在这两次行动中，塔利班共缴获两辆作为铁碉堡的已损坏的坦克，击毙和俘虏了50多名抵抗力量人员。

31日，美军撤退以后，塔利班开始攻势，当天打下几个地区 图源：社交媒体

到9月1日，塔利班精锐部队携带夜视仪打下潘杰希尔最高的高地 图源：南海的浪涛

从东南方向进攻的塔利班山地兵直接翻越了海拔4247米的雪山攻击河谷侧翼，在高原之上一夜行军25公里以上，这在之前的山地战争中是不可想象的。

“民族抵抗阵线”的部队采取的是沿着高地和公路的预设阵地自上而下、层层设防的静态防御阵地战策略。少数机动支援部队都被部署在村落里，搭乘皮卡和悍马车机动，塔利班不合常理的进攻方式让守军无所适从，抵抗军指挥官瓦希德汗在接到关口遇袭的命令后率部沿着公路行军中遭遇塔利班山地兵的火箭筒和重机枪袭击，3台悍马被全部击毁，而他本人也在混乱中被击毙。

萨利赫和小马苏德却把剩余的坦克部队部署到了其他未被突破的通道口进行示威，包括那台网红T-62M，只使用轻步兵、武装车辆和轻型火箭炮与塔利班占领高地的部队战斗，而塔利班则做出了轮换，将装备较好的甚至配有防弹衣的老练步兵作为前排。他们并不急于攻入河谷的居民点进行巷战，而是缓慢而有效地平推，并将山地兵作为防渗透的预备队和随时插入敌军侧翼的尖刀。

抵抗军祭出了“坦克堵口”大法 图源：社交媒体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民族抵抗阵线”还在网上吹嘘着一个又一个“大捷”，并提出了第四个诉求：塔利班政府不得派人进山和监视潘杰希尔山谷，且不得调查进入的避难者。

9月1日夜间，潘杰希尔山谷的部队在火箭炮掩护下发起了夜袭，试图夺回白天丢失的高地，被塔利班装备美制夜视仪，使用缴获自守军的高射炮和重机枪的精锐部队逐退。而后塔利班又发动进攻，攻入大片区域，当夜双方均称大捷，抵抗军还宣称塔利班政权即将灭亡，西方媒体一度非常相信这个说辞。

然而第二天早上，南方和东方山口的守军惊恐地发现，自己每天都会按时抵达的补给突然中断了，而塔利班的D30榴弹炮却已经在山谷外的阵地上完成了部署，准备开火了。

总攻击

9月2日上午的战斗可以说是整场争夺中最为激烈的战斗，在东侧，山地步兵迂回攀登，向潘杰希尔省Anaba区的Darband地带包抄，爬上了山脊。而在西南战线，塔利班部署了3门D30榴弹炮进行间瞄射击，以此掩护山地兵对山头进行争夺。双方的山地部队大量使用了SPG-9型无后坐力炮，爆炸声此起彼伏。除此之外，“抵抗阵线”还出动了他们仅有的2门冰雹火箭炮，对塔利班实施火力覆盖。

战斗从清晨打到天黑再到中午，一处由T-55坦克残骸（不确定是否可以使用）为核心的南部山口核心高地被塔利班攻占的照片得以见诸于网络，高地上还有两台武装皮卡和十几名抵抗人员的尸骸。

9月初，使用迫击炮反击的潘杰希尔抵抗军 图源：社交媒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部队之间缺乏联系，“抵抗阵线”在3号的战斗中依旧喜欢沿着公路使用他们的武装车辆，而这自然使他们遭受了损失。

一段塔利班武装人员拍摄的视频显示，一整队的悍马被高地上的机枪压制在公路上，并起火燃烧。印度媒体迅速举报了最早发出这段视频的账号，随即声称这是小马苏德的部队伏击塔利班的“大捷”，并宣称击毙塔利班450人。但这并不能阻止塔利班凌厉的攻势，整个山谷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几乎完全易手，塔利班经过三昼夜的山地进攻，逐个攻克高地，成功突破抵抗军的防线，扫清对两条公路的威胁。

9月4日，沿着山脊打入潘杰希尔的塔利班 图源：社交媒体

9月3日夜间，右路军首先攻入河谷内的Anabah区。晚九点，小马苏德再次派出军使，表示愿意和谈，要求塔利班停止进军。塔利班表示，停火可以持续一个半小时。

但谈判无果而终，塔利班再次发起了攻势，他们从西南部、南部、东北部、北部等几个方向进入潘杰希尔，占领了该省7个县中的4个。

直到此时，小马苏德的喉舌们还在吹嘘“击毙塔利班1200人，塔吉克族塔利班指挥官Aminulla Safidchahr率413名官兵阵前起义入伙”等假消息。但差不多同一时期，谷底里失去斗志的部队已经开始逃亡了，塔利班占领了几处空空如也的阵地，回收了一些他们抛弃的装备。

被打死前还在宣布打死1000塔利班

一直到9月4日，“抵抗阵线”重兵设防的谷口自始至终没有受到塔利班的进攻，直到得知后方出事才开始撤退。他们爆破了大量的路面和山地，但绝大多数的障碍物都在几个小时内被工兵清理掉了。

许多坦克和装甲车都在撤退行动中被放弃，而攻入山谷的缺乏重武器的塔利班，则直接使用这些被遗弃的重武器和火炮对它们昔日的主人进行打击。

下午时分，从南路左右翼方向进入该省的部队开始在Anaba区中心会合。至9月4日夜间，全省至少80%的地区已被塔利班控制。

当然，在社交媒体上，此时的战况是“抵抗阵线已经将1000多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困在了潘杰希尔省内，并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

抵抗军遗弃的T-62M1 图源：社交媒体

9月5日，当巴基斯坦记者抵达谷口采访时，塔利班已经开始将缴获的部分坦克和装甲车辆撤出这一区域了。但这天的进攻起初并不顺利，几乎所有的通道都被守军布满了地雷。塔利班只能一边扫雷一边缓慢推进。

在潘杰希尔省首府Bazarak外围2公里处，塔利班暂停了进攻，因为小马苏德在4日再次派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求和谈，但双方的和谈只在自媒体上公布十几分钟后就告破裂。至5日下午4点左右，塔利班开始进攻Bazarak。但和之前一样，他们似乎并不急于进攻，而是一步一步逐个区域清剿，确保侧后的安全。

9月5日深夜10点，小马苏德突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准备好了谈判，表示“如果塔利班停止行动，撤出潘杰希尔，我们就立即停止袭击”，并依旧坚持四大诉求。这一行动应该是萨利赫布局和准备的。当天晚上，全喀布尔过半的宗教学者——从极端的到所谓温和的，都开始站出来做好好先生了，表示现在阿富汗已经没有占领军了，大家不要手足相残。

还记得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前线吃够了停火亏的部队已经懒得听对方的废话了，但塔利班的高层表示第一条砍到10%可以谈，第二、第三条没问题，第四条做梦。而小马苏德则表示“四大诉求缺一不可”。半个小时的网络谈判随即破裂。塔利班随即再次发动进攻。

至次日凌晨2点，塔利班几乎占领了整个Bazarak，但击毙的敌人并不多，打死的“大鱼”也不多，也就是几个原喀布尔的黑帮头目、几个腐败官僚和一两个新闻发言人而已。他们的新闻发言人十分尽责，直到被手榴弹炸死前两分钟还在发推说“歼灭塔利班数千人”。

潘杰希尔谷地的战斗差不多也就在此刻结束了。

尾声

萨利赫在6日夜间发推称自己遭遇了无人机袭击和“防空导弹”的攻击，并严厉谴责巴基斯坦的干涉行动。说实在的，这活干得挺糙的，证据是处理过的游戏录像，比之前白头盔在叙利亚干的活都糙。而小马苏德则还在嘴硬说塔利班占领潘杰希尔是谎言，并表示自己还会坚持战斗。尽管他父亲的坟墓都已经被塔利班占领了。

次日中午，塔利班进入了当地的省政府大楼，但他们并没有找到“抵抗阵线”的指挥者，只找到了一些死于互射者的遗体。

9月6日，塔利班进入省政府大楼，包括发言人在内的一票抵抗分子被塔利班士兵抵近炸死

萨利赫的活是糙，但糙不代表不能闹，这位政客“祸水东引”的技术还是不错的，至少他舍得花钱。

在之后的7号和8号，大量资金流入了各个NGO。谣言满天飞，喀布尔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巴基斯坦侵略”和“声援潘杰希尔”大游行，毕竟巴基斯坦又不可能像美国一样进来杀了他们。而中国也跟着无辜躺枪，“塔利班邀请中国进驻巴格拉姆”“塔利班已经沦为中国傀儡”的新闻，也充斥着网络。

世界名画：马苏德宣称巴基斯坦的“枭龙”被抵抗军打下来了 图源：社交媒体

山谷里的塔利班部队搜了几天也没有找到小马苏德和萨利赫，但停机坪里少了的两架直升机似乎表明，他们也许早在9月2日拍完宣传照之后就已经坐飞机逃走了。

7日到8日，“民族抵抗阵线”在媒体上继续发文，宣称他们发起了绝地反击，夺回了省内70%的土地。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大批躲入山中的抵抗军因为受不了无人区的恶劣气候陆续向塔利班缴械。而塔利班对于他们的处理倒也相对大度，收枪、发钱、走人，一气呵成。他们似乎不想进山清剿，而是等着山里没吃没喝的人自己出来。毕竟，马苏德和他的士兵们吃苦耐劳，小马苏德和他的士兵们却并非如此。

塔利班在潘杰希尔的军事斗争上以运动战对阵地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在政治上却依旧处于被动，与转入地下的抵抗分子与专业的“颜色革命”NGO们的斗争，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提出共同富裕，并在互联网经济、饭圈经济、手游经济、补课经济、名人偷逃税收等方面接连出重拳，在上海、深圳以后证交所的情况下，在北京开设第三个证交所。中国在下大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扶摇直上，人民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但无可否认的是，贫富差距也在拉大，上升通道受到威胁。

中国的成功秘诀在于政府的执行力和社会的上升通道。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如果说世界第二，那就没人敢说第一，但腐败是会侵蚀这种执行力的。已经雷厉风行十年的反腐没有搞成一阵风的运动，一直在路上，这是很令人欣慰的。名人收入更多，如果是从正常通道获取的合理收入，无可厚非；如果通过偷逃税收，那是侵蚀社会公正的毒瘤，必须割除。上升通道则是不同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正在产生世界上最大的富裕群体之一，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史所罕见，充分证明了上升通道的宽畅。另一方面，随着野蛮生长时代的过去，上升通道有变窄的趋势。需要的不是恢复野蛮生长，而是规范生长，公平生长，可持续生长，这正是眼下各种重拳的目的所在。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世界上属于现象级了，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是巨大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在野蛮生长中形成垄断、数据安全和社会责任问题，急需规范化发展。中国曾经很鼓励打造“航空母舰”级的超级经济实体，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有助于抵抗规模大、资金充裕、经验丰富的外国经济渗入的。但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垄断妨碍竞争，垄断还形成“大到不能倒”的经济实体，反过来劫持国民经济。比如说，如果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突然下线，可能中国很大一部分零售经济都要停摆，这是不可接受的。

饭圈经济难说是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但这不仅是畸形的，对实体经济形成不利挤占，还在形成社会问题，尤其是低龄化、高消费化、大规模组织化、非理性化的问题，成为社会歪风。现在的一刀切未必是好办法，或许可以把饭圈、app等作为盈利实体，征收一般的商业税之外，额外征收很重的限制消费税，就像征收奢侈税、烟酒税、博彩税一样。

手游不是中国独有的，但发展到中国这个程度可能是独有的。手游与饭圈一样，已经成为虚拟毒品，正在危害整整一代未成年人。除了征收限制消费税外，还要像烟酒的年龄限制一样，限制消费。现在的18岁以下人士每周限时3小时就是第一步。

补课则是另外的问题。中国人重视教育，这是好事。但补课文化不仅是学生和家庭负担的问题，更是教育私校化的问题，事关社会公正。确保下一代具有拉平的起跑线是社会公正的第一步，事关重大。拉平起跑线不是抑制英才，而是弱化甚至消除财富、家境、背景等外在因素对下一代成长的影响，也是促使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更均匀的分布，拉高平均水平，校长和教师轮岗是良好的起点。

外媒所谓打击补课是为了加强党对教育和课程的控制，这是对所有中国事务泛政治化的习惯性指责，根本不值一驳。补课的重头是数学和英语，与政治毫无关系。即使补课中有政治课，那也是为了各级考试中政治考卷得高分，绝对贴近大纲和时事要求，只可能强化党的宣传，根本不存在与党竞争思想教育的问题。

如果说打击补课经济直接事关上升通道规范化、公平化的问题，规范互联网经济、打击饭圈经济、制约手游经济则是对上升通道的间接贡献。

上升通道说到底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善，这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靠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是靠环境的友好。饭圈经济和手游经济已经成为虚拟毒品了，相关消费实际上形成对脆弱群体的隐性勒索，只是富了少数利益群体。

毒品、赌博、色情行业之所以有害，是在于对脆弱群体聚沙成塔的榨取，众多的涓涓细流最终汇集到毒枭、赌王、老鸨的腰包里，成为不义之财。但容易受害的弱势群体也通常是低收入群体，本来可以用于走通上升通道的财力被无谓浪费了。

世界上容许博彩的地方很有一些，但无不是靠吸引外来者发财的，面向本国人的博彩也必然受到抑制，没有能靠在本国人中的博彩而共同富裕的，毒品合法化、娼妓合法化也都是一样。

互联网经济与博彩不同，这里的问题除了垄断，还有泡沫发展，过度抽吸财力、人力资源，挤占实体经济。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如果投机倒把能最快获得最大利益而不至于犯法被抓住，肯定就一头扎进去了。资本的无序流动能带来最大的短期利益，但未必有助于长期健康发展。美国经济的一大堆问题都源于空心化，以及衍生的中产阶级萎缩。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老路，在互联网经济还没有“大到不能倒”的时候，就规划健康发展，避免野蛮生长和过度抽吸资源。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地方。

房地产经济也是一样。对房地产经济的畸形发展的打击不仅事关社会公正，也是避免资本畸形流动和畸形集中造成的抽吸效应。

光堵漏还不行，还需要开渠。新开设的北京证交所就是干这个的。中国已经淘到了第一桶金，中国也有众多有前途但缺乏资金的“小巨人”，无数科技转化为产品都卡在商品化这一关，而这正是资金能派用场的地方。不管美国还是欧洲、日本，很多关键技术并不掌握在大公司手里，大公司掌握的以总体层面的关键技术为多，大量“小巨人”则拥有关键的元器件技术和技术诀窍。“小巨人”还会成长为“大巨人”，如今大名鼎鼎的ASML在80-90年代也还是“小巨人”。中国需要大量的“小巨人”，“小巨人”也是高质量、可持续的中产阶级的温床，北交所就为“小巨人”催生器而建立的。

现在有三次分配的说法。一次分配是按劳分配（包括按技能、资本分配），二次分配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含义则不大清楚，有说法这是指慈善和捐款。慈善和捐款是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资本的合理导向可能才是三次分配的真正含义。

这一切最终是要导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靠劫富济穷得来的。通过合理的税收达到一定的财富均衡是必要的，但合理税收的目的不是为了抑富养穷。中国崛起的最大诀窍在于扶贫脱贫，而不是劫富济穷；在于产生更多的财富，使更多的人得益，使得人口的大多数成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均贫富。用数学上的概率分布曲线来说明，共同富裕不是削峰填谷，而是在提高正态分布（钟形曲线）的均值的同时，缩小方差（为钟形曲线瘦身），也就是说，富人和穷人都是少数，中产阶级不仅是多数，而且收入水平较高。

富人总是少数。如果穷人是大多数，不管富人的财富是否正当，即使把富人的财富都分光了，穷人只是不那么穷而已。靠分财是不能致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简单的均贫富，而是为了打破生产资料的不正当、不合理占有，通过生产资料的合理分配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提高生产力水平。简单的均贫富只能把国家锁定在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中国的大锅饭时代、古巴和其他例子已经够多了。

共同富裕的关键不是减少富人，而是减少穷人。只有大多数人都属于高质量就业、高收入的中产阶级，才是有意义、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干出来的，这不仅需要政策，也需要资金。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产生了第一桶金，现在要把这第一桶金用在关键的地方，继续高速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这也是提高就业质量、提高收入的关键。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催生的中产阶级是最可靠、最可持续的中产阶级。家族和个人赚到第一桶金后，还不能吃喝嫖赌、投机倒把，国家更是这样。

共同富裕也是干出来的，不是消费出来的。消费刺激生产，但最终还是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生产，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健康消费，才能够促进可持续的高质量就业。

社会主义与富人没有仇，社会主义的目的从来就是共同富裕，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受益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本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但什么事情都要一步一步来。在普遍贫穷的时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打破低水平平衡的唯一办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先富带动后富，这可以通过先富的主动进取和社会责任感，但更需要通过政策和体制，避免第一桶金的不合理流向绞杀真正影响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把第一桶金引向促进国家和民族长远健康发展的方向。从长远来说，这实际上也是有助于第一桶金变为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所以当前对资本管理的严格化、规范化并不是对资本的打击，而是避免资本的无序流动和短期行为。无规矩不成方圆，资本更是这样。

都说中国在摸着鹰酱过河。比照美国，美国崛起就是中产阶级崛起的历史，就是共同富裕的历史；美国的衰落也与中产阶级衰落和贫富悬殊相关。

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是大问题，但两级分化的问题不在于社会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有多高，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有多低，而在于高收入阶层占社会总财富和低收入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壮大的中产阶级正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

有意思的是，中国和美国都处在重大转型的关键点上。中国的大动作都是从内部开始的，中国深谙练好内功、自我调理的意义。美国则习惯于首先在国外寻找替罪羊，只有到薅不到羊毛的时候，才会自我改革，但常常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看到一个消息：女儿因为父亲每月只给1000元而大吵。必须说，我对现在大学生一个月需要多少花销才是正当的没有感觉。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妈每月给我13元，饭钱、买书都在里面了，那时宿舍不要钱，自然也没有学费一说。

13元够用吗？每天食堂吃大锅菜，这是够用的。四年下来，我还攒了几块钱的小小积蓄，从来没有每月13元花光过。当然，那时没有手机话费一说，没有游戏充值一说，没有朋友出去聚餐一说，公交花费都不需要，因为学校离家近，骑自行车就行了。

到读研的时候，有津贴了，每月48元，我觉得是富人了。家里的钱当然不用再给了，每月也肯定有结余。食堂有小灶了，偶尔也会去开荤，外面去吃饭还是没有的。那时没有这个习惯，也没地方去，不像现在，五步一店，十步一堂。每年买新衣服、新鞋？好像没有的事，不穿破了是不会想到要去买新的。谈女朋友？她的工资比我还高，不过我们基本上是“干谈”，几年恋爱谈下来，前后一共在外面吃过不超过一个手能数过来的次数，一半还是她请我的。

出国时，揣了老外公给的100美元，加上先期出国的朋友那里借的200美元，准备应付第一个月的开销的。导师很贴心，一落地，就发了第一个月的800加元TA钱，顿时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了。

800加元一个月的日子过去很久了，但回想起来，充满的不是艰辛，而是温馨。年轻真好，充满希望真好。这是题外话了。但看到女儿和父亲因为每月1000月而大吵，还是有点想法。

据说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儿子要穷养，女儿要富养。说的是儿子要培养艰苦朴素，要懂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如此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富养了容易成为纨绔子弟。女儿既然是千金，就要精心呵护，优裕才能优雅，才能有见识，懂得美，懂得欣赏，懂得辨别，也就懂得了自我保护，而不会被外界的种种所诱惑。

必须说，这是荒唐的，更是迂腐的。女儿如果那么就容易被物质的东西诱惑了，这教育本身就是巨大的失败，因为永远有比你更有钱的人家，永远有比你更有钱的人渣。

不管男孩女孩，首先培养的是具有独立人格、自尊、自信、自爱、自强、自立的人，这对于男孩女孩是没有差别的。时代不同了，体力不再是个人发展的最大障碍，而男女在脑力上没有本质差别，至少在人们崇尚的白领领域，不存在男的干得了而女的干不了的事情。中国那么多优秀的女总师、女学霸、女总裁就是例子。在国外，我也见过很多女农民、女园丁，身体比我壮实多了，能干我根本干不了的活。她们依然充满女性。

现在女孩也不需要刻意培养女红之类，不是那个时代了。女孩更不能刻意培养成弱势、需要男孩帮忙的样子，“否则你要找不到男朋友的”，哪有的事！能自己做的，就不求人帮忙。女孩也是可以自己做很多的。这不是说女孩应该培养成“男孩样”，因为也不再有刻板的“男孩样”了，女孩就应该培养成她自己的样子。

我有一个女儿，从小就是这么培养的。既不比男孩差，也不比男孩强，她就是她。她的好朋友里，男孩、女孩都有，当然还是女孩多一点，毕竟更加玩得起来。我们算小康之家吧，对她以需要、适用为度，穷养还是富养不是考虑因素。她在高中时，有一段时间特别追名牌，我们不让她养成这个坏习惯。进大学了，她因为学习不错，拿了一堆奖学金，学费、住宿、基本餐饮、书费都自己用奖学金解决了，我们给她每月400元的零花钱。在加拿大，当然是加元，但不能折算成人民币来比较。按照实际购买力的话，大概相当于600人民币？这个不确定。四年大学下来，她竟然存了小小一笔钱。

我们告诉她的是：18岁以后，应该自食其力。大学期间有点特别，但父母给你钱，不是欠你的，而是恩惠。以后你回想起来，大学四年最值得你自豪的不是多少考分，不是你有了多少吃喝玩乐、狐群狗党，而是你靠自己的力量供完大学。现在这确实成为她最自豪的事绩，比以后考上医学院还要自豪。

她以后考上了医学院，还是每月400元。这5年里，大笔的奖学金没有了，零星的还拿到一些，不够学费和生活的。但有很优惠的教育贷款，让她借点钱，自己背一点压力，懂得钱不是树上长出来的道理。她在毕业后还贷没有压力，否则我们肯定会出手帮忙的。医学院的奖学金其实不少，但这里是龙虎窝，竞争的门槛高了好多。这些孩子都不是只会死读书，看他们自己的联欢晚会，吹拉弹唱、翩翩起舞，都好厉害，绝对准专业水平。

到了专科研修时，自己有收入了。不算多，但够用，相当于入门级工程师的收入。4年下来（没错，加拿大的医生是大学4年，医学院5年，专科4年，家庭医可以2年，怎么算都好长），自己不光还完了教育贷款，还这投资那投资，都是小钱，但比可能毕业20年还在还教育贷款的同辈要强多了。我们提出过帮她先把教育贷款还掉，她以后还我们就是，避免利息。她不干，不肯功亏一篑。她现在的收入比我高多了，女婿的收入比她还高多了，专科不同，收入差别蛮大的。

她的社交也没有因为钱没有同学多、出手没有同学阔绰而掉线，本来就对认钱不认人的圈子不感兴趣。她也不自卑、内向，在大学里的时候，挑头拉起一个CBC（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学生会，搞得挺热火的，常和大陆学生会、港台学生会同台唱戏。在医学院里，她也竞争过学生会，没选上，同学们都太厉害了。

更没有找不到男朋友的问题。她也从来不会因为别人更有钱而自卑。事实上，她大学四年谈了四个男朋友，我们还嘲笑她，忙得过来嘛。男朋友对她的最大意见就是：不让他们买东西给她，送她礼物总是那么费劲。吃饭更是要分账的，除非生日、节日什么的，她不喜欢吃男朋友的。

她来问我们意见的。每个男孩都有优缺点，在老爸眼里，永远没有“够好”的男孩。但我最主要的意见就是：“你能想象20年后还能和他在一起吗？这是最重要的条件。”有两个是合不来，被她蹬掉了，另外两个是熟人，半推半就谈了一段，但最后还是谈不下去了，友好分手。至于不熟悉的来碰瓷、被她挥手赶走的，那就不计其数了。

在医学院里，还挥手赶走了几个，但最后找到了真爱。这次是她主动找同学传口风的，喜欢就勇敢追。男孩很腼腆，但心中暗喜欢，所以没费事就“拿下”了。如今已经结婚了。男孩很优秀，在公认地狱刑期的住院医期间，别人还在战天斗地为完成当天的活儿挣扎的时候，他已经在玩游戏了，因为活儿都干完了，还干得很漂亮。女儿自己老实承认，没有他聪明。

但女儿也不弱，专科研修结束后，得到多伦多两个医院的邀请加盟，还有温哥华一个医院的邀请。这不是通常的申请后的job offer，而是对方通过熟人主动邀请。加拿大公立医院里的专科职位很有限，得到邀请堪比大学邀请参加教职。她最后选择了维多利亚，那个地方太宜居了，我们也想退休后搬到那里去。

回到女儿需要富养吗？不需要。女儿需要的是自尊、受尊重。自尊从哪里来？从自己的学识、成就、独立人格、自食其力来。女子无才便是德是早就过时的迂腐，女子有才才有自尊，才会受到尊重。女孩的美貌问题怎么办？自尊、自信、自爱、自强、自立的女子才是最美丽的。

都希望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但怎么样的孩子才是成功？不是腰缠万贯，不是颜压四方，而是自尊、自信、自爱、自强、自立，是个有用的人，是个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人。女儿从小我对她最大的要求就是比我成功，要比我做成更多能使自己感到骄傲的事情。她比我成功。我很高兴，因为这也是我的成功。

在说到女儿是不是应该富养的时候，很多人指出，富养不只是钱的问题，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富有，而不只是花销上的富有。这是似是而非的。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这两句话是放在一起说的，所以富还是穷，都要用同一个标准。如果富是指精神上的，那对女儿重要，对儿子也同样重要，应该是不管女儿还是儿子，都要富养才行，就没有穷养一说了。

精神上的富有是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的富有不是多看几本书、多背点唐诗就有的，也不是学点钢琴、画画、舞蹈就有的，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也不够。有条件的话，这些都需要，尤其是看点书、背点唐诗并不需要多少条件。精神上的富有来自于自尊和自信。自尊是对自己人生的肯定。尊严不同于威势，威势来自于别人的畏惧，而尊严来自于自己的成就。每个人的成就不同，但每个人的成就都是有价值的。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而取得的最大成就都是值得别人尊重的，更值得自己的肯定。

自信是对自己建立成就、应对意外的能力的肯定。教育、环境都有助于培养自信，但自信最终始于自尊，建立了一点哪怕是小小的成就之后，就容易建立信心：“我能建立更多的成就。”

成就是什么？成就因人而异，不是钱越多、权力越大，成就就越大，更不是吃过别人问所谓为的山珍海味、去过别人望尘莫及的天涯海角、能拉起一大帮狐朋狗友呼啸而来绝尘而去，就是成就。直白一点说，成就就是在别人都有可能实现的地方，只有你做到了。把一个差班的学生拉入上进通道，哪怕他们没有都考上985，但从此走上了有用之才的道路，这就是成就。把一个早餐摊用美味、干净、公道的价格和勤快的服务做得红红火火，使得匆匆的人们能每天吃饱了去建立他们的成就，这也是成就。打通14nm、7nm甚至更加精细的国产化芯片工艺以打破美国的封锁，研发成功高超音速导弹，这更是成就。

但这些成就是平等的。成就有大有小，但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是不是你的之分。以你的最大力量，做成最大的有用有益之事，这就是你的成就。你不需要和别人比较谁的成就更大，只需要与昨天的你比较是不是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没有什么比突然发现昨天的你怎么那么笨更有成长感、满足感的了，因为今天的你更加成熟、更加自信。也没有什么比突然发现你曾经那么光芒四射、而现在暗淡无光更有挫折感的了，因为在下坡路上，看到的只有尽头。没有任何外在障碍阻止你取得你的成就，障碍只在你自己。成就之路更是各有不同，各有崎岖，只有你自己能走通。但所有的成就之路都开始于自尊、自信。说起来，这有点像鸡与蛋的故事，所以在孩子教育中，建立自尊和自信比开拓学识和见识更加重要。学识和见识是随着人生增长的，但缺乏自尊和自信就关上增长学识和见识之路的门了。

孩子的自尊和自信首先来自父母。

不知道有多少父母在敦促孩子学习或者上进的时候，会像祥林嫂一样地叨叨：你要如何如何，看看人家xxx，都如何如何啦。父母是孩子最大的榜样，尤其在孩子还幼小的时候。从爱因斯坦到雷锋，世界上有很多好榜样，但任何遥远、虚幻的榜样都不如自己的父母来得直接，喋喋不休、不着边际的比较可能把人烦得直接就顶撞回去了。

孩子更不是父母实现自己破灭的梦想的工具。孩子是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人生。对孩子的尊重是孩子自尊的开始，这一点要切记切记！为孩子规划人生、实现自己的梦想是每一个父母情不自禁想做的事情，但也是很危险的事情。人生的路很长，多少人是沿着同一条路“从一而终”的？多少梦想像弹球机里的球一样，在现实里被一再偏转了方向？父母的父母可能也规划过他们的人生，但他们的人生最后还是自己的，与更上一代的规划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到了自己做父母，就期望不一样了呢？父母能把孩子领上门口，甚至门里的一两步，已经是巨大的成功，孩子的人生之路只能让他们自己走，父母的职责就是摇旗呐喊，或者在孩子遇到风浪的时候敞开避风港，让他们修整后再次出航。把孩子作为父母的成功工具是自私的，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很可能导致悲剧的，越是聪明的孩子，悲剧越大。

人生也是一个过程。过程由每一个时刻串联起来构成，每一个时刻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错一步错一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人生的每一步都不大会是完美的，人生也是在不断地“亡羊补牢”中弥补各种不完美，重要的是不断努力，永不放弃。成就必然来自努力，不努力的父母不可能获得成就，但在挫折中继续努力而最终获得成就，这或许是对孩子最大的激励。

父母的成就是孩子的骄傲。在还不能区分成就与财富的时候，孩子的炫富其实也是在炫耀父母的成就。有成就的父母对孩子的鼓励和教诲也更有意义，更有份量，“我做到了，你能做得比我更好，这不是过高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父母的成就对孩子的重要性还在于两代人的互动。以“为了孩子”的名义，父母可以走两个极端。一是把孩子撒手交给更上一代，自己出去拼搏，“我这么拼都是为了你”。另一个极端是放弃事业，专心管孩子，“我放弃了xxx都是为了你”。这都是不对的。“为了孩子”而对孩子不管不顾，实际上是自私。这么说或许不公平，但从孩子来看，还就是这样。“为了孩子”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对孩子也是不可承受之重，是对他们不公平的负罪感，还白白放弃了父母用自己的成就给孩子做榜样的机会。

父母的自尊和自信来自自己的人生成就，“我这辈子算是完了，全指望你了”的话，这是对孩子最大的祸害。缺乏自尊、自信的人是不能给别人带来自尊、自信的，如果带来了，那也是偶然的。有遗传就有变异，孩子“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但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偶然，而是助长必然。孩子看到自尊、自信的父母，“父母能，我也能，说什么也不能比父母更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正是父母对孩子的最大期望吗？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对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

记得大学时代看上译版电影《简爱》，邱岳峰和李梓的配音，如今是经典了。电影里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相信也对人们都有用。《简爱》里另一句话的影响同样巨大：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简爱在说感情，但这对人格、尊严、成就感也是一样。

自尊和自信是为了快乐人生。人人都希望快乐人生，但快乐人生不是一生锦衣玉食、狐朋狗友，而是成就感。做成一件有用的事，受到很多人真诚的肯定，这是比一顿大餐、一只包包、一次豪华旅游更有满足感的事情。这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自尊和自信，增强了做成下一个有用的事的能力。

最低限度，不断努力的父母不会受到孩子反驳的尴尬：“你自己不努力，天天叫我努力！”

911二十周年纪念日的两天前，拜登终于打通了电话，与习近平进行了90分钟的电话会谈。上一次还是在春节期间。据报道通话时间是两小时。节日电话少不了问候语，这一次就不会有那么多客套了。习近平请拜登转达对“艾达”飓风中受灾的美国人民的慰问，接下来估计就该直奔主题了。

但主题是什么？这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打成的？中美双方都语焉不详。

先看新华社通稿的官方用语。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0日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这是美国主动发起的对话，白宫方面也确认了。“坦诚、深入、广泛”是指免了客套话，“战略性沟通和交流”则是各自表述、没有共识。这不意外，干货在于：拜登指出“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重点在于避免冲突。

在拜登的三管齐下对华政策里，有对抗（confrontation）、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llaboration），但在白宫发言里，用的是冲突（conflict）。原话是“the two leaders discuss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both nations to ensure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这与新华社通稿里“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是一致的。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用语中，冲突（conflict）一般是军事冲突的保留词，贸易战什么的都不能用冲突这样的说法。

在美国的恶意冲撞下，美中之间合作的单子越来越短，对抗的单子越来越长，竞争的单子越来越滑向对抗，但冲突的单子倒是很短，而且只有可能的冲突，没有现实的冲突。美国没有准备好打仗。中国也没有准备好打仗。不管强硬势力如何叫嚣，谁都不想打仗，尤其是在中美之间。但美国不断制造“不惜打仗”的压力，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迎战。

中美之间只有两个地方可能打起来，一个是台海，一个是南海。两者有关联，但又不一样。南海可能引爆冲突，但不大可能升级为大战。台海则不同，反而是在“只冒烟、不见火”和大爆炸之间两极震荡，很少灰色区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海分裂现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台湾纳入外国反华势力范围、成为反华基地更是中国决不接受的。解放军再走向全球，台湾永远是第一重点。解放军的实力也做到了“最后一根导线”，只要台独跨过红线，在第一时间就能以雷霆万钧之势粉碎台独，统一祖国。这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但结局是迅速而且确定的。

美国是否军事介入不改变中国的决心，只改变中国的战术和部署。但对美国就影响大了。美国是否愿意为台独破釜沉舟，这是只有美国人才能决定的事情，中国网友就不必去帮美国人“决定”了。中国能做的，就是进一步强化粉碎台独的能力，进一步完善战争准备。只有确保在任何情况下战而胜之，才可能赢得和平统一。近年来，解放军大量的作战飞机大量进出台海。进行实战训练。2020年月380架次，2021年前九个月已经超过420架次了。这是切实的、可见的作战准备，而不是什么威嚇姿态。在中越自卫反击战前，解放军也是在前沿的战争准备动作频频的。这一点，台湾看得见，美国也看得见。

在南海，美国海军战舰频频以“航行自由”为名，冲撞中国岛礁的12海里线。新闻报导说的多为中国抗议，不提的则是中国海军的各种“围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急于与中国谈，一部分原因就是要中国“节制”，避免意外事故。这当然是虚伪的，美国军舰不到中国门口来蹭门框，就不会有意外事故。

美国想多擦枪，但不想走火。在特朗普时代，美国不断摆出“我就是擦枪，而且不怕走火”的架势。不管是真不怕，还是说说而已的不怕，当中国也回敬以“我也不怕走火”的架势的时候，美国犹豫了，要“管控意外冲突”了。挺好，中国不怕冲突，但也不想冲突。

拜登电话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恢复美中之间工作层面的对华和谈判。避免冲突当然是一部分，降低经贸对抗是另一部分。美商给美国政府很大的压力，国会和媒体是另一方面的压力。问题是，美国的经贸实在太需要中国帮忙了。

在不久前彭博社对中国美国商会125家美国公司的调查中发现，38%认为尽快举行美中峰会至关重要，47%认为取消贸易战中的双边新增关税最重要，54%认为恢复政府间对话最重要，62%认为恢复商务签证和旅行最重要。图中没有揭示的是，80%认为双边的新增关税有害于他们的生意，以前的调查中，至少40%认为新增关税对他们的生意没有影响。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商界和民间-媒体的分裂很有意思。民意是美国政策的政治基础，经贸是美国政策的经济基础。这两个基础一致的时候，一切都好办；对立的话，美国政策就要错乱了。现在正是在这样的错乱中。

拜登的如意算盘是拖，一方面延续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以博取民意，出问题可以直接甩锅给特朗普，另一方面伺机调整以换取经贸上的好处，为自己捞取政治稻草。但实在等不下去了。在气候问题上，拜登本来以为能稳赚不赔，中国会合作，但中国明确表示：中国有自己的气候政策和时间表，在美中对抗的大气氛下，任何气候合作都只能是偶然的、不经意的。中国将不理睬美国的计划和压力。美国最怕而且感觉到中国已经在做的是，中国有可能把气候上的做法延伸到经贸上。中国鼓励经贸，但与美国的任何同步都是偶然的、不经意的。这是美国不能承受的，美国需要中国在美债、人民币币值、进出口等方面合作。

中国的不合作或者消极合作不只是有近期的底气，更有长期的底气。世界最大投行之一瑞银发表报告，预期到2030年，中国可达美国现在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超过17万亿美元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10年里，中国家庭消费（不包括政府开支）的增长就可达6万亿。中国将在未来10年里为全球消费增长贡献27%，于2030年达到全球消费的17%，2019年是12%。报告是基于女性消费和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推算的，房租、奢侈品、宠物、健康食品和旅行、住宿、休闲开支显著上升，人均消费开支显著上升，更多资金配置于投资，有利于资产管理和保险板块，财务上更精明的女性和“国潮”将有利于中国化妆品和运动服装。算下来，如果中国有6亿家庭，每个家庭年增长1000美元（6000多人民币）的消费，似乎并不是那么离谱的预期。

这对美国商界既是机会，更是挑战。挑战不仅来自于受到美中大环境毒化而下降的直接营销，更在于降低的市场份额。商界是不进则退的世界，哪怕自己的实际营销不变，竞争对手更加壮大就是对自己竞争地位的侵蚀，这关系到进一步的产品和市场开发的能力。

消费者是所有生产的最终市场。中国市场已经是世界第二，未来10年里新增的6万亿相当于现在的中国消费者市场增加一半，这是经济世界里的惊天大变化。这正是双循环的威力所在。即使这在美中欧里三边均分，也是一块大到砸死人的蛋糕，美国商界绝对无法坐视，不能接受只有“看吃”的局面。

这是拜登当选后第二次与习近平通话，上一次是在近7个月前的春节期间。那一次，电话后的白宫声明里，除了一开头的春节问候，紧接着就是严词厉句，强调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健康与生活方式，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然后把美方关注点一个一个数出来，包括胁迫性与不公平的经济行为、香港、新疆、台湾、区域，虽也提到要联手抗疫、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武器扩散等。最后表明对华接触将以务实、结果为导向，力求促进美国人民和盟友的利益。

在人们还在疑惑这是不是供“内部消费”的政治辞令的时候，美中之间的阿拉斯加会谈、天津会谈、两次气候特使会谈都是火花四溅。现在轮到中国出牌了，两份清单，三条底线，加上王毅对克里说的“不要旧账未了，又添新账”。而且中国用实际行动亮明态度，这不是供“内部消费”的政治辞令。

在第二次电话里，习近平引用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们对当前“疑无路”的局面已经很熟悉了，但对是不是“又一村”还是雾里看花。有意思的是，电话后，白宫照例再次发表声明，只有简短的五句话，承认美中双方在利益、价值观、观点上有分歧，并指美国一直在致力于负责任地管控与中国的竞争，两位元首今天的通话就是有关努力的一部分，讨论重点是对双边竞争的负责任管控，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

即使算上习近平和拜登一人一半的说话时间和算上翻译的时间，90分钟的对话里，拜登也不可能只有这五句话。公布的内容越少，说明对话的内容越敏感，越“过于先进，不便展示”。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新华社通稿与白宫声明的“一话两表”。新华社提到习近平在气候议题上的大段论述，白宫只字未提；新华社也提到拜登表示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白宫声明也没有提到。这肯定不是新华社自说自话的发挥，但也说明了双方对于通话的不同立场：中国的重点在于在划出禁区的同时扩大合作单子，美国的重点在于缩小对抗单子、管控竞争单子。双方都没有提到的是贸易战、香港、新疆，是否在这些领域休战甚至转入某种合作，只能看日后的发展了。

哪怕是电话，这样的最高层对话也不可能是提起电话就开侃的，而是事先都预先通报底线的。达不到底线的话，那是“线路不通、无人接”的。拜登上台后，就不断急于与中国在各个方面首先展开部长级对话，同时推动最高级对话。中国一直不接茬，美国不展示足够的诚意，中国可没有兴趣给美国施压的机会。事实上，美国高层已经在私下抱怨，中国一味要求美国让步才肯实质性对话。当然，从中国角度来看，美国也在一味要求中国让步。正是双方的这种互不让步导致了如今的僵局，而且连对话渠道也几乎堵塞。

如今，按照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说法，“美国总统拜登今天终于忍不住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电话了。”

但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吗？中国轻信美国说辞的时代过去了，三个公报后转身就出台《台湾关系法》而中国无可奈何的时代过去了。拜登付了话费后，得拿干货出来，才有又一村。该合作的地方合作，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该对抗的地方对抗，但避免冲突，这不仅是拜登的策略，也是中国的策略。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在8月31日召开的珠海航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空军已经历史性地跨入战略空军门槛。这一表态引起轰动，更是引起人们对轰-20是否将在航展上展出的遐想。实际上，这可能都在被自己心中的“战略空军”而误导了。

美国曾经有战略空军司令部，负责战略轰炸机、加油机和洲际导弹。这是唯一明确使用战略空军这个说法的地方。苏联有远程航空兵，一般认为这与苏联的战略火箭军一起，与美国战略空军对标。很多人据此质疑，在中国空军还不具备足够有效的战略轰炸机的现在，中国是否有资格宣布已经建立战略空军。但中国概念的战略空军不是这回事。

在2018年11月11日“庆祝人民空军成立69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空军宣布了建立强大空军的三步路线图，明确指出：

第一步，到2020年基本跨入战略空军门槛，初步搭建起“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空军架构，构建以四代装备为骨干、三代装备为主体的武器装备体系，不断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第二步，在实现2020年目标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全新的空军军事力量体系，推进空军战略能力大幅提升；再用一段时间，全面实现空军军事理论、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基本完成空军战略转型，到2035年初步建成现代化战略空军，具备更高层次的战略能力。

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战略空军，成为总体实力能够支撑大国地位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空天力量。

可以看到，中国战略空军的重点不是远程打击，而是空军作为独立的战略方向。换一个说法，就是空军的任务不再只是保障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而是真正的独立军种了。

这对中国空军真是历史性的转型。

中国空军开始于陆军的空中力量分支，这其实是于各国一致的。英国是老大帝国，英国的建军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影响，也对世界各国都有影响。在历史上，英国并没有正规军，国王有亲兵，各地贵族也有亲兵。需要打仗（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时候，国王召集效忠贵族的亲兵，一起组成联军，以国王的名义出征。

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不仅诞生了莎士比亚，也诞生了皇家海军，这是听命于国王（或者女王）的军种。但在陆地上，直到克伦威尔的议会军，才建立起常备军。这也是海军与陆军分家的开始，与其说军种是军事需要决定的，不如说是政治需要决定的。这也是海军被成为“资深军种”（Senior Service）的由来，在有些圈子里，被戏称为“一等人”，陆军自然就是“二等人”。

飞机发明不久，就在一战中得到应用。皇家飞行队（Royal Flying Corp）在1912年作为工兵的下属单位组建，皇家海军也同时组建了皇家海军航空兵（Royal Naval Air Service）。在一战末年的1918年，皇家飞行队和皇家海军航空兵合并，组建为皇家空军。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独立于陆军和海军的空军。1924年，皇家空军组建舰队航空兵（Fleet Air Arm），但在1939年移交皇家海军，从此，皇家空军成为专职的陆基航空力量。

美国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历程，但空军单独组建要到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战时美国空军是以陆军航空队（Army Air Corp）的身份作战的。不过，陆航名义上属于陆军，实际作战已经脱离了陆军的指挥，成为独立兵种，就像海军陆战队与海军的关系一样。也因为这样的时间顺序，空军在一些圈子里被戏称为“三等人”。海军陆战队被称为“四等人”有点冤，海军陆战队的组建实际上要早得多，但这个黑锅已经推不掉了。

英国皇家空军在两次大战之间其实经历过一段低潮，在二战前夜才得到重视，真正作为独立军种参加了二战。在战时，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作为战略打击力量，成为在战争早期就发动对纳粹德国反击的主要力量。皇家空军轰炸柏林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德国空军改变计划，从消灭皇家空军战斗机转向轰炸伦敦等城市目标，最终成为不列颠之战的转机。

在二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战略轰炸成为在盟军登陆反攻前对德国和日本的主要打击手段。这段战争经验是战后把陆军航空队拉出来单独组建空军的重要原因，更是单独组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要原因。

在新中国，空军在1949年11月11日组建，但是必须说，这只是陆军的空中力量分支，地位相当于兵种，而不是独立的军种。直到军改之前，总参和大军区首长都是陆军将领担任的，海军的作用是在海上保护陆军的侧翼，空军的作用是在空中保护陆军的侧翼，主要决战都是陆军的责任，因为海军很可能不能独立抵挡住强敌入侵，空军更没有这个能力。

军改把总参改组为联参，大军区改组为战区，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是思想上的改变：陆军只是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海军和空军都负有独立战略方向的使命。或者说，联合作战不再是单向的空海军支持陆军作战，而是所有军种支援负责战略方向的主战军种作战。对于不同的战争设定，这个主战军种可以是陆军，也可以是海军，或者空军。

这要求空军具有在陆军和海军的支援下，独立发动和赢得战争的能力。这要求空军能“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具有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等能力，具体装备什么飞机、什么导弹反而是次要的。装备是重要的，但空军的定位决定装备，而不是装备决定空军的性质，这才是中国语境下战略空军的意义。

作为对照，中国海军有海军航空兵，中国陆军有陆军航空兵，但海航的任务是保障舰队作战，陆航的任务是保障地面部队作战，所以都是战术性的兵种，而不是战略性的军种。反过来，火箭军肯定负有战略打击任务，但也负有战术和战役打击任务。之所以单独成军是因为火箭军也陆军、海军、空军一样，具有独立发动和赢得战争的能力。战略支援部队则不同，尽管具有独立发动和赢得网络战、信息战、空间战的能力，主要任务还是支援各军兵种作战，所以不是独立军种，只是一个特殊的跨军种的兵种。

因此，申进科的话与轰-20是否即将出台没有关系，他只是在说明中国空军完成了向独立军种转型的第一阶段。轰-20会有的，但这不是中国空军是否为独立军种的原因，就像中国空军有了轰-6几十年了，并未因此成为战略空军。

中国空军向战略空军转型是从2000年空军司令刘顺尧在新加坡提出“攻防兼备、首战用我”的时候开始的。海湾战争和前南战争使得中国重新认识了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但苏-27的引进才使得中国空军对攻防兼备、首战用我从抽象的设想变为具体可运作的理念。歼-11的国产化，中国自行研制的歼-10、歼-20、歼-16，使得中国空军有能力将理念转化为初步的实践，空警2000/200/500、运-20和即将到来的轰-20将实践的范围和深度极大加大，军改则在体制上保障了战略空军的实现。

中国空军已经实现了战略转型的第一步，构建起以第四代装备为骨干、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架构。下一个里程碑为2035年，需要建立起现代化的战略空军。从实际建设速度和战略需要来看，这个时间点或许会提前到2030年。歼-7、老轰-6应该都退完了，应该歼-8也退完了，实际主战装备将以3.5代而不是基本的第三代为主。这不是终点，中国还将在205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战略空军，这就是赶超那个时候的世界最先进水平了。

除了潘杰希尔山谷，塔利班基本上控制阿富汗全境了。各地可能还有小股军阀和前政府军势力，但大规模的武装抵抗力量只有潘杰希尔山谷一个地方。在这个苏军和塔利班1.0的伤心地，西方热切看到塔利班再次折戟而归。

潘杰希尔山谷在喀布尔东北

这是名副其实的山谷

谷里有肥沃的谷地

更有险峻的山岭

潘杰希尔山谷在苏军入侵年代就很有名，武装到牙齿的机械化苏军屡次进攻，都被打得吐血而归。在塔利班1.0时代，这也是唯一从未被塔利班控制的地区。现在塔利班已经包围了潘杰希尔山谷，切断了交通和通信，但没有发动总攻。塔利班要求守军放下武器谈判，这是在招降纳叛了。除了各种政治考虑，是否投降最终可能要看军事考虑。如果塔利班打不下潘杰希尔山谷，那是大概率等不到投降的。那塔利班2.0能打下潘杰希尔山谷吗？

潘杰希尔山谷属于北方塔吉克族的地盘，在历史和文化上与塔利班的普什图就不对眼。在苏军入侵期间，马苏德领导的北方抵抗力量成功地打退苏军，除了斗志和战术，很大原因在于苏军战术。

苏军擅长机械化重兵集团的大纵深穿插。这在平原上是很厉害的打法，但在山区就有问题了。机械化部队只能沿河谷穿插，对方不仅可以退到山上避其锋芒，更可以在沿路不断打击第二梯队和后勤部队，最终使得机械化前锋泄了气。在苏军时代，连围困都难，因为巴基斯坦在100公里之外，高山上的补给线根本就不走大路，很难切断。

塔利班1.0席卷阿富汗靠的不是军事胜利，而是政治胜利。打跑苏军后，军阀之间的混战和腐败弄得民不聊生，以宗教和清廉为号召的塔利班成为一股清流，很快扫走了各路军阀。当然，塔利班很快把原教旨主义强加在所有阿富汗人的头上，严刑峻法遭到痛恨，最终葬送了自己。然而从头到尾，塔利班1.0在军事素养上是乏善可陈的，这真是一拥而起的乌合之众。

塔利班2.0的军事素养很少见到认真的分析。面对优势美军，塔利班也很少进行大规模攻防作战。但塔利班的小分队（到连营级）应该还是过硬的，否则跟美军根本撑不了20年。而且塔利班的特长还就是山地小分队作战。

山地战本来就难打，机械化地面部队行动受限，重火力射界受限，空中机动受到肩射防空导弹的威胁，不熟悉地形很容易吃亏。即使有GPS、空中引导，地图上看起来十来米的高差不是事，但眼前十来米的峭壁要是上不去、下不来，还真是没办法。

但这是对正规军来说的。即使在拥有大量缴获装备的今天，塔利班军事力量依然是轻步兵为主的，更加准确地说，是山地步兵，估计连炮兵都很少。塔利班也是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里打出来的。这决定了塔利班2.0如果进攻，潘杰希尔山谷2.0将是与苏军和塔利班1.0完全不同的情况。

首先，塔利班不可能机械化快速突击，塔利班也根本没有这个条件，几千辆悍马加几十万M4突击步枪是谈不上机械化突击的。其次，潘杰希尔山谷不能指望来自巴基斯坦的支援，来自美国和西方的支援也不大可能。第三，潘杰希尔山谷的抵抗力量将与塔利班打一场轻步兵对轻步兵的山地占，而战斗经验和指挥协调方面，塔利班可能还占优势。

在过去20年里，塔利班一直在作战，而且主要是在山里，只是近期才打进平原。相反。潘杰希尔山谷里，并无反抗美军的需要，也较少塔利班的存在，战斗经验方面反而欠缺。塔利班的进攻更像湘西剿匪，而不是胡宗南打延安。

塔利班据说有7万武装人员，难说这到底有多准确。这既可以是塔利班的全部武装力量，似乎不大可能，7万在一个星期里击溃30万似乎夸张了一点；也可能只是塔利班的机动部队。如果是后者，调动到潘杰希尔山谷啊方向，会对反对派武装是很大的压力。如果是前者，要维护全国治安秩序的塔利班根本没有足够的部队封锁和围攻潘杰希尔山谷。

好在塔利班现在没有急于进攻，反对派武装也不急于扩大战斗。最好双方能达成政治协商，阿富汗实在是不需要内战。但如果需要，塔利班还是打得下潘杰希尔山谷的，当然代价不会小。山地里的轻步兵战斗本来就是拼消耗的，伤亡小不了。

美国完全撤出后，中国成为阿富汗的最主要域外势力，中国将重踩阿富汗这个帝国陷阱的说法也此伏彼起。中国始终与塔利班保持接触，也始终保持距离。即使在现在，中国也没有如塔利班期望的那样，立刻给予外交承认，立刻启动全面合作。塔利班2.0与塔利班1.0有显著不同，但中国还需要时间、尤其是塔利班的具体行动来确认。中国是睁大了眼睛、带上望远镜和放大镜来到阿富汗的。但这还不是中国不会重踩阿富汗陷阱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早就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

中国不是说说而已的，中国确实是这么做的。尤其在近20年，西方经常试图对中国施压，要中国出手干涉朝鲜和缅甸内政，中国坚决顶住了。中国更是在保卫主权和内政自主上，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是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这其实不是中国的发明，主权原则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代就确立了。但对于主权的尊重还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在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互相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水到渠成。在实力悬殊的国家之间，是否还能坚持互相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就不好说了。西方从来没有做到过，还正是只有中国做到了。

或许有人认定，这是出于中国抵制西方政治压力的需要，出于抵制西方压中国和平演变的需要，或许不是没有道理，但这是中国对外的。轮到中国在客观上有条件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促成对中国有利的改变时，中国依然坚持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这就不好用抵制西方压力来解释了。

这是因为中国从自己的经历认识到，各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不管是外来力量，还是内生力量，都不能无视历史，超越现状，不能以貌似正确但脱离地气的顶层设计强迫实现超前于现实的社会变革，而是必须尊重本国人民和经济社会现状的选择，才有可能使得任何社会变革获得成功。这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悟出的最大道理。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搭脉摸索现状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摸现状。这个道理不仅对中国适用，也对外国适用，因此是中国外交的基准原则。

从70年代到现在，除了塔利班主政的90年代，阿富汗一直是实行世俗化的。阿富汗妇女穿着时尚的超短裙在喀布尔街头的图片已经很出名了。任何社会都有领先潮流的人，问题是要有人跟上来，才成为主流。但是在阿富汗，世俗化最终没有成为主流。

苏军侵阿期间，圣战者以宗教为凝聚力，以抗苏为号召，最终把“不信安拉”的苏军赶出了阿富汗。战后，圣战者的腐败和胡作非为最终激起塔利班的反击，更加虔诚、笃守教规的塔利班上台，但最终也因为倒行逆施而被美国特种部队、空中力量伙同北方联盟联手打到托拉博拉山洞里去了。然后就是美军占领20年，再次推动世俗化。然而，塔利班以宗教为凝聚力，以抗美为号召，最终把“不信安拉”的美军也赶出了阿富汗。

塔利班的“复辟”很说明问题。几十年的世俗化，尤其是近二十年对塔利班的妖魔化，并没有使得阿富汗摆脱宗教的力量。在西方语境里，塔利班是靠胁迫才卷土重来的，这是说不通的。在塔利班刚从山洞里爬出来的时候，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控制各地和所有人口中心，打破塔利班的胁迫太容易了。但塔利班越打越壮大，美军和政府军反而越打越缩回大城市去了，美军最后索性一路缩回喀布尔的绿区，连省会和交通要道城市都放弃了。这只可能是一个结论：美军及政府军得不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而塔利班至少在反对美军占领这一点上得到人民的支持。美军空降的西方民主和生活方式不得到阿富汗人民的大多数的认同，这也是超越阿富汗的社会发展现状的。

但塔利班不是现代政治组织，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难以成为现代国家，这也是事实。问题是，这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外界必须尊重，并和平共处，中国身体力行。

但和平共处也是有条件的，互相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双向的。中国对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尊重主权和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塔利班也必须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尊重中国的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具体来说，就是隔断与疆独的关系，隔断与ISIS和巴塔的关系。

这对塔利班或许有一个心路历程。中国也有过革命输出的年代，但很早就放弃了这样错误的做法，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放弃革命输出开始的，。放弃宗教输出是塔利班要立身于世界的必由之路。塔利班已经承诺了，现在就看是否做到了。

但塔利班的组织性、纪律性是一个疑问，高层决定的政治路线，到基层是否能得到贯彻，这关系到塔利班作为整体是否能做到承诺。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江西时代未必铁板一块，但长征把不坚定分子都筛除出去了，陕北的老红军是一支具有坚强信念、严密组织和钢铁纪律的队伍，这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始。这不等于不犯错误，但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意味着令行禁止、一往无前、不忘初心、有错必究。

塔利班的组织性、纪律性外界所知不多，塔利班是否能在权力的诱惑下不流于腐败也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但塔利班1.0也不是因为腐败而被打进托拉博拉山洞的。塔利班从被击溃、重组到现在，也经历了20年残酷斗争的磨练，直到不久前，都不存在下山摘果子的合理期望。对塔利班的组织性、纪律性应该有合理的认识。

但说到底，这是阿富汗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中国与之合作的永远是全体阿富汗人民，而不只是某一政治组织或者力量。只有阿富汗人民才能决定阿富汗的道路和未来，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很简单：

1、    互利互益的经贸和文化往来

2、    互相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

塔利班隔断与疆独的关系，一切都好说，帮助阿富汗人民重建家园是中国乐意做的，也是中国擅长做的。中国与理念不同的邻国和平共处、在保持经贸联系的同时拒不干涉对方内政的政策是一贯的，是有先例可循的，如朝鲜和缅甸。这是塔利班热衷于邀请中国参加重建阿富汗的最主要原因，也是阿富汗不是中国的陷阱的原因。

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了。阿富汗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不管人们对塔利班怎么看，塔利班已经事实控制阿富汗了，正在组建新政府。塔利班是天使吗？塔利班是恶魔吗？可能都不是，真相在两者之间。以塔利班1.0的历史表现来全盘否定塔利班2.0，或者以塔利班2.0的口头承诺来全盘认可，都是不妥的。

现在是听其言观其行的时候，也需要长期观察塔利班的承诺是否权宜之计，但现在也是引导塔利班走上正确道路的时候。对于塔利班来说，正确道路就是建立包容、温和的政治架构，避免政治复仇，保护妇女的学习和工作权力，保护所有族群和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塔利班确实在这些方面都承诺了，接下来不仅是塔利班怎么做的问题，也是外界帮助塔利班怎么做的问题。孤立塔利班、迫使塔利班走向敌对不好。这也是中国独特的机会。

塔利班看到了中国的独特重要性。8月30日，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在《南华早报》的“亚洲这星期”节目上说到：“我们准备好了与中国就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地区和平与帮助阿富汗重建方面交换意见”（We are ready to exchange views with China on how to forge ahead in terms of boosting our mutual relations, establishing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its assistanc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沙欣还说到：“我们伟大的邻国中国能在阿富汗重建和阿富汗人民的经济发展和富裕中提供建设性和正面的作用。（我们）期待中国发挥作用”（China, our great neighbouring country, can have a constructive and positive ro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and also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It is expected [that] China [will] play its role）。

沙欣重申塔利班不容许恐怖势力利用阿富汗作为攻击外国的基地，塔利班“已经对所有人发出明确信息，没有任何人能利用阿富汗领土危害邻国和其他国家“（given a clear message to all that no one can use the soil of Afghanistan against neighbouring and other countries）。

同样据《南华早报》8月30日的另一报导，喀布尔还有少量留下没走的中国商人。塔利班在喀布尔一进城，就直接找到中国商人，向他们发放营业许可证。塔利班还承诺保护，要中国人有事找他们。中国人也说到，塔利班进城后，没有发生抢劫。市面上有食品紧缺问题，有商家上铺板的，但没有抢劫问题。就喀布尔的中国人的观察而言，到目前位置，塔利班说到的都做到了。

塔利班的地区指挥官还拜访了喀布尔的中国-阿拉伯经贸促进委员会（一个口气很大但看来是地方商会的组织）的办公室，表示愿意提供任何需要的帮助，承诺维持秩序。塔利班指挥官特地提到，他们不像前政府军警，他们不收保护费，也不蹭吃蹭喝。这些在美军占领期间都是常规。

西方报导指责塔利班搜捕前军警高管，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受害人不经审判就枪决。这些可能也是真的。这可能是塔利班纪律松弛、高层决策贯彻不到下层人员，也可能是特例。

现在只能说，塔利班进城后，大体做到了不扰民。这是塔利班建立包容、温和统治的第一步。

西方对于在阿富汗的惨败恼羞成怒，有意严厉制裁， IMF已经停止发放援助了。但西方也忌惮中国放水，使得西方前功尽弃。时代不同了，即使美国把阿富汗排除在美元支付体系之外，人民币元素就足够使得阿富汗度过难关。货物禁运更是白搭，连西方的大量基本物资都是中国制造，只要中国不禁运，西方如何禁运？

阿富汗是农业国，但阿富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危害全世界。塔利班曾依靠严刑酷法禁止鸦片，只获得有限的成功，因为阿富汗农民缺乏离开鸦片的生路。塔利班完全可以在严刑酷法禁绝鸦片的同时，引用中国的扶贫经验，改鸦片为经济作物种植，这样才有希望根除鸦片种植，帮助阿富汗的农业走上正常发展的道理。塔利班的包容和温和未必包括制毒贩毒、偷盗奸淫，在这些方面，严刑酷法反而是有用的。

阿富汗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矿物资源。据报道，阿富汗有世界最大的未开发铜、媒、铁、天然气、钴、水银、金、锂和钍资源，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在美军占领期间，中国投资阿富汗铜矿，十几年只投不产，其中不小的原因是美国和亲美的阿富汗当局作梗，制造困难。这又是塔利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连矿场和沿路治安都包干下来了。

在水利、路桥、电网、医院等方面，中国的援助空间更是大得很。塔利班或许严苛，但并不腐败。塔利班一旦认真搞建设，或许速度是惊人的。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1年上半年，中国和阿富汗之间的贸易达到3亿美元，同比增加44%；投资则达到4.3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已经确定美军撤离但塔利班还没有发动进攻的时候的数据。

在短期内，中国还可以提供人道援助，尤其是食品、药品和日用必需品，帮助阿富汗度过眼前的短缺。

但中国并没有急于在外交上承认塔利班。中国需要与地区国家协调才好外交承认，尤其是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中亚国家，否则容易引起分歧和被动。

对于塔利班来说，中国的正式外交承认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实质性承认。在这方面，中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大使馆没有撤离喀布尔，塔利班一进城，就首先会见了中国大使。中国特使也在与塔利班积极接触，当然还有此前的王毅在天津会见巴拉达尔。

中国对塔利班避免国际孤立很重要。如果安理会通过制裁塔利班的决议，中国会遵循的，就像在朝鲜核问题上一样。但中国在国际上积极表态：当务之急不是孤立塔利班，而是各方与塔利班对话，引导塔利班走向共赢的方向。这对塔利班正是比外交承认更有用的实际行动。

即使美欧在安理会推动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中国也有很大概率会否决，因为塔利班并没有像朝鲜核武器那样对地区和世界安全的造成威胁。美欧也正是看到了中国的态度，不愿把中国推上塔利班与国际沟通的唯一桥梁地位，没有在制裁上多做文章。当然，尚未完成的紧急撤离时，也不便过于强硬，在撤离完成之前还需要塔利班的合作。

美军完成撤离后，美欧对阿富汗的影响大概率需要通过中国，但中国并不热衷于为美欧施加影响。王毅在与布林肯通话中，特意指出合作需要看美国的态度，需要看美国对中国的两张清单和三条红线的响应。美国很难对中国的两张清单和三条红线做出明确的正面响应，在当前政治气氛下，这是政治自杀、但在人道问题上，中国或许还是愿意合作的。布林肯在NBC访谈中提到，在8月31日期限之后，依然有约300美国人因为各种原因留在阿富汗，美国 “有一种办法“帮助他们离开阿富汗。布林肯没有具体说明，很有可能是在与王毅的通话中，赢得中国同意斡旋，促请塔利班对这些美国人放行。这是出于人道，中国不做用人质勒索的下作事。

除了在帮助美国人撤离方面，中国在反ISIS方面也在与美国进行心照不宣的合作，事实上这是中国、塔利班、美国的三方合作，因为打击ISIS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ISIS与美国不共戴天，ISIS也是塔利班的死敌，ISIS更是与疆独如胶似漆。美国反ISIS和美国反塔利班是一个路子，战术上不断获得成功，战略上敌人越打越多。在喀布尔机场爆炸后，美国的反ISIS无人机攻击最后的牺牲者是一家人。

但塔利班反ISIS不同。塔利班和ISIS在活动区域、运作方式上相似，不搞美国人不接地气的名堂，而是脚踏实地，拔草除根，在库纳尔和南贾尔哈把ISIS打得抱头鼠窜，看来还真是“恶人得有恶人治“。

塔利班重建阿富汗的挑战还在于平息动乱，收拢民心。阿富汗战乱了几十年，大小军阀遍地，民间武器众多，北方军阀的挑战尤其大。塔利班已经在收缴民间武器，从苏军入侵时代就遍地开花的武器作坊可能也要清除。更大的挑战在于清楚地方军阀。

新中国建立之初，也有匪患问题，更有遗留国军残部流窜。解放军的剿匪经验对塔利班也是有用的。剿匪的关键在于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只有赢得人心，才能剿灭匪患。赢得人心更是重建的关键，避免土改扩大化、镇反扩大化的错误也对塔利班是非常有益的经验。

简单地说，中国有很多值得塔利班学习的，中国经验是更接地气的经验。迅速使得阿富汗恢复和平与稳定符合中国利益，所以中国也乐意分享经验。这是双方的机会。

同时，中国的援助会是实实在在的，但又是循序渐进的。中国不大包大揽，中国更需要对塔利班2.0的性质、信用有更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在阿富汗重建中的作用是中国一带一路宏图的试金石。

阿富汗号称“帝国的坟场”，这是因为英国、苏联、美国都试图把自己的设计强加在阿富汗头上。中国不是帝国，中国也不想做帝国，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上的。中国未必认同塔利班的政治理念，塔利班也未必认同中国的政治理念，但国与国之间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而合作的。只要有利于两国人民，这样的合作就是健康的。

中国从一开始就坚持与塔利班对话，在美军占领期间也没有中断。中国也明确表示阿富汗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中国有与朝鲜、缅甸等在政治上并不志同道合的国家在互相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友好合作的历史，这正是塔利班选择中国的理由。中国的政治合作与西方不同。对于中国来说，政治有意识形态的政和国家运作的治两部分，中国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也反对其他国家搞意识形态输出，但中国乐见良政的交流，以及在良政引导下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这是塔利班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19世纪是Pax Britanica的时代，大英帝国用舰队打出了日不落帝国。20世纪是Pax Americana的时代，美国用美军为后盾的跨国公司打出了日不落帝国2.0。21世纪是Pax Sinica的时代吗？现在说是或者不是都太早，但中国不用大炮打出帝国，不用跨国公司巧取豪夺出一个帝国，而是在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互益发展中携手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世界。这或许是Pax Sinica的真谛。或者用中国人更加熟悉的老话说：这是王道所在。

8月2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

布林肯表示，在美从阿撤军撤侨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美认为安理会应对外发出明确、统一的声音，表明国际社会期待塔利班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撤离，确保阿人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确保阿领土不能成为恐怖袭击策源地，不能成为恐怖主义避风港。

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引导。美国尤其需同国际社会一道向阿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道援助，帮助阿新政权架构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遏制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尽快走上和平重建道路。事实再次证明，阿富汗战争并未实现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的目标。美北约仓促撤军很可能给各类踞阿恐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可乘之机。美方应在尊重阿主权独立前提下，拿出实际行动，助阿制恐止暴，而不应搞双重标准或选择性打恐。

王毅说，美方对阿当前乱局的成因是清楚的。安理会如果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盾，有助于阿局势平稳过渡而不是重陷动乱。布林肯表示理解并尊重中方在涉阿问题上的关切。

关于中美关系，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中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如果美方也希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方应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

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政治溯源是美前政府留下的政治包袱，美方越早卸下这个包袱，越有助于走出目前困境。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停止向世卫组织施压，停止干扰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和全球溯源科学合作。

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

喀布尔机场的撤运进入尾声了，这也是军事上最危险的时刻

喀布尔机场外还是有大量平民等待撤运

美军警戒线在最后撤离关头时必须撤除，这可能就是大混乱的时刻

在最后美军登机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况就非常难办。塔利班在从外圈逼近接防，民众的行动可能更加疯狂，飞机是否能起飞都难说，比如有人把行李扔进发动机，或者劫持车辆开上跑道：“要是我不能走，谁都别走

避免疯狂民众造成飞行事故，本来就是紧急增派美军进入机场的主要原因

离美军最后撤出喀布尔机场只有三天时间了。喀布尔机场的美军人数有3000人和5000人的不同说法。不管是多少人，最后的撤出在军事上是很棘手的行动。这分几个情况：

1、塔利班被动合作

塔利班与美军形成心照不宣的合作，塔利班负责机场外围警卫，美军负责内圈警卫。到最后撤出的时候，塔利班按兵不动，等美军完全撤出了，再接管机场。

这对美军是很有利的，也是很有可能实现的情况。美军急于平安完成撤运，塔利班也不急于在这个时候与美军大打出手，双方默契，井水不犯河水，就能使得这个双赢的局面自然来到。问题在于机场上还没有撤运出去的平民。

英国、法国、加拿大已经终止撤运了，连士兵都撤回去了。这未必见得是抛下美军，有可能是美军要求的。考虑到撤军行动中“最后一架飞机”的复杂情况和各种可能性，全部由美军负责，不需要考虑盟军协调问题，行动比较干净利落。盟军当然也乐得早早开溜。

接下来，美军也要开始撤出装备和部份人员，十来架直升机是肯定不能留给塔利班的，十来辆装甲车也最好带走，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已经留给塔利班太多装备了，再“送上门”一些是政治上高度不正确的事情。炸毁机场上原CIA设施也是在为最后行动做准备。

这决定了留下的平民已经基本上没有搭乘飞机离开的机会了。如果还留在机场，眼看着前来接防的塔利班，绝望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大量平民无理性冲上停机坪和跑道的话，美军就很难处理。开枪驱赶平民是巨大的丑闻，但不管的话，美军就走不了了。

一切撤退作战中，最难做到的就是有序的脱离接触。如果缠上来的是敌军，美军还能用狂轰滥炸实行短暂的隔离，为地面上最后的部队争取时间逃脱，但如果缠上来的是己方平民，这就是任何战术动作都没法解决的战场道德问题了。

请塔利班清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把急于逃离塔利班的平民直接交给塔利班处置了，在政治和道义上都没法交代。

2、塔利班主动合作

塔利班与美军明确合作，直接进入机场，接管内圈防御，掩护美军登机。在战术上，这更加安全，美军不仅可以安全撤离，还没有平民缠上来的问题。但这比塔利班被动合作更加引起美国国内的政治争议，这是直接把美军的安全委托给塔利班了。

如果塔利班这么值得信任，美军也根本没有必要开赴喀布尔机场，直接由塔利班负责让想走的人去机场，美国只需要派飞机拉人就行了。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撤运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塔利班和美军也根本达不到足够的互信，使得主动合作成为选项。有说法在喀布尔机场的爆炸后，美军立刻对附近的塔利班武装警卫射击，这是28名塔利班武装人员丧生的主要原因。塔利班估计也不会被动挨打，在对射中打死若干美军人员，所以美军丧生的13人中有被塔利班打死的，平民则在交叉火力中有更多的人丧生。

这是1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单次战斗中的最大伤亡，美军的过火反应很正常，在美军眼里，根本不可能区分武装的ISIS-K人员和武装的塔利班，已经发生爆炸了，只有先开枪再说。反正塔利班也不是好人，打死的都不冤。塔利班自然没说的，自动还击。据报道，CIA局长伯恩斯在8月23在喀布尔与塔利班的政治领导人巴拉达尔秘密会面，估计就美军和塔利班的事实合作达成协议，可能还留有紧急热线。这时就是热线派用场的时候了，赶紧澄清，赶紧双方停火，但已经死了170多人，另有150多人受伤。

自杀炸弹的威力很大，但捆绑在身上的自杀炸弹的威力还是有限，爆炸高度也只可能在齐腰，杀伤效果会被挡在前面的人群吸收很多，在人群中难以对紧贴的一两层人群之外的人造成太大的杀伤，即使在喀布尔机场这样人群密集的地方，也难造成超过几十人的丧生。170多人丧生大大超过绑在人体的自杀炸弹的威力，所以双方对射造成更多伤亡的说法是可信的。:

但在现在的情况下，美军和塔利班都不想把事情弄大、弄复杂化，影响最后的顺利撤军，所以不约而同地把事情压下。日后相信会有更多揭秘。但这也说明了双方严重缺乏互信，美国很难将美军战斗人员的安危托付给塔利班。

3、塔利班被动对抗

据目击者报导，喀布尔机场爆炸后确实有枪声。当时的说法是ISIS-K分子在事发后，利用混乱，开枪扫射，制造最大伤亡。但这个可能性较小，ISIS-K人员要带枪穿过塔利班警戒线不容易，爆炸后开枪扫射也不利于制造最大伤亡，引爆更多自杀炸弹才对，所以美军和塔利班对射的说法未必空穴来风。

这也说明了意外事件导致冲突失控，塔利班的自卫反击扩大化、升级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

机场上有3000美军也好，有5000美军也好，都还是有限的。在空旷的机场，美军也缺乏据守的工事。贴身的成千上万的平民更是麻烦，留在火力区是人道灾难，放到防线后方很可能混进塔利班和ISIS-K武装分子，危害更大。

喀布尔机场不是军事设施，只有这样的防御设施是不够的

更大的问题是，这时撤运平民的行动就变成撤运美军了。不光有前述平民蜂拥挤踏的问题，还有塔利班的敌对火力。美国空中火力可以发挥作用，但在这样短兵相接的步兵战斗中，误伤难免，火力区里的平民死伤更是不得了。

最大的问题是，即使顶住了塔利班的进攻，机场美军最后还是要撤出来才行。在交火的情况下，跑道还能不能用就成问题了。

C-17具有短距起飞能力，但满载的话，也需要几百米才可能拉起，更需要几千米才可能爬升到脱离轻武器火力的高度。机场上有3000美军也好，5000美军也好，要守住入口和停机坪已经很吃力，还要守住跑道沿线，根本没有这个兵力。但C-17要是被重机枪甚至火箭筒打中，就麻烦大了。要是迫击炮或者火箭弹破坏了跑道，机场美军是不是有足够的抢修器材维持飞机起飞都不好说。这个办法靠不住。

喀布尔到白沙瓦只有200公里出头，到巴基斯坦边境突出部只有100公里出头

另一个办法是用直升机撤运。喀布尔离白沙瓦200公里出头，山区重载的直升机的航程可能勉强够用。另一个办法是在巴基斯坦边境的突出部建立前进基地，供直升机落地加油，这样离喀布尔只有100公里出头。美军也有能力在短时间里突击运进大量直升机，用于撤运行动。美军是不是与巴基斯坦有协议，能在紧急撤运时以白沙瓦为基地，现在还不清楚，但这样的安排是完全可能的。

但直升机不仅有在交火区域登机、起飞的安全问题，还有沿途遭到防空火力拦截的问题。立刻升入中空可以避开大部分轻武器火力，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另外还需要安排战斗搜救力量，万一有直升机故障或者被击中而迫降，就要在敌人火力下捞人了。这些都是高度复杂的作战行动，但也都是美军的实力做得到的。

机场美军有一些装甲车，必须从陆路突围的话，这些就是突击力量了

甚至还有“阿帕奇”，但掩护突围的话，需要沿途空投燃油

如果这也做不到的话，只有机场美军在空中火力掩护下，杀出一条血路，冲到巴基斯坦。这看似不可思议，但不是不可能的。1975年以色列突击队长途奔袭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时，就考虑到万一不能从机场起飞回撤，就依托仅有的几辆装甲车从陆路杀出一条血路，冲到友好的肯尼亚。那还是在没有任何空中火力掩护的情况下，当然，乌干达政府军也比较拉跨。

机场美军的条件要好得多。兵力强大得多，还有可靠的空中火力掩护。塔利班没有空中力量，也没有重装甲。对付正规美军重兵集团的突围，除了装备重机枪的皮卡，没有多少重武器可用，而美军在空中力量和情报引导下，是有把握避开伏击的塔利班重兵集团的，空中火力更是可以对塔利班重兵集团造成重大杀伤。通过空投，沿途的补给更是不成问题。这当然是最万不得已的情况，但还真是在美军掌控之中的。

4、塔利班主动对抗

与被动对抗相比，这是更加凶险的情况，塔利班将不是仓促反击，而是有预谋地组织进攻。在军事上，与被动对抗相似，只是烈度更高，塔利班更加有备而来，而美军应对更加仓促。就当前的政治态势来看，这个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就不多着墨了。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机场美军的最后撤出在军事上都是艰难的行动。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这几天一切任务中的重中之重，也是五角大楼的重中之重。要是有任何闪失，拜登的政治生命就彻底完了，而且都不像卡特在德黑兰营救之后要到大选的时候在算账，可能马上就要算账了。

最可能的情况是塔利班的被动合作与主动合作的某种结合，在美军的最后时间里，机场防务逐步移交塔利班，而塔利班在接防中保持距离，避免意外，并同时把不能撤走的平民逐步疏散回喀布尔市内。据报道，美军已经把喀布尔机场的三个出入口移交给塔利班了，或许就是迹象。其实只要美国放弃对抗，美军撤出后，喀布尔机场还在，塔利班放人，从正常航班离开，不是没有可能的，撤运行动或许并无必要这样军事化。

接下来的几天非常值得关注。

ISIS-K在喀布尔机场制造爆炸和枪击事件，已有170人以上丧生，其中包括13名美军人员，另有大量人员受伤。这对美国是巨大的头痛。美国既不能抽调兵力追缴，陷在阿富汗更深；又不甘咽下这口恶气。但对塔利班来说，喀布尔机场的爆炸凸显了打击ISIS的必要，这倒是挑战与机会并存。

塔利班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ISIS（ISIS-K是ISIS呼罗珊分部的意思，“主管”伊朗、阿富汗和部份中亚）也是，但两者还是不同的。塔利班是民族主义的，只效忠于阿富汗，暂且称为伊斯兰民族主义；ISIS则不受国界和民族限制，以“伊斯兰输出”为首要使命，暂且称为伊斯兰国际主义。这不是简单的教义差别，而是根本的路线斗争，是合法性之争。两者是互不相容的死敌。

喀布尔机场的爆炸声一响，美军和塔利班竟然不可思议地合作上了，尽管目前的合作还有限，还限于心照不宣的程度。塔利班武装人员也有至少28人在爆炸中丧生。按照美军安葬共同战斗中牺牲的盟军战友的传统，这28人在理论上还能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呢。当然，这最多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

喀布尔机场爆炸后，美国这一头倒既不是塔利班的挑战，也不是机会。美军还是要在8月31日完成撤退，美军撤出后，美国和塔利班之间还是很难在短期里有任何有意义的接触，毕竟仇杀的时间太长了。与世界上很多热点不同，这一次欧洲也帮不上忙。欧洲也在塔利班那里说不上话。美欧大概率会推动各种制裁，这个弯子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内是转不过来的。流亡欧美的阿富汗人及其支持者也会形成利益集团，推动敌对，就像古巴、越南流亡者所作的一样。

唯一能说上话的其实只有中国。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的处境比欧美好点，但都由于宗教、民族、历史的原因而有很大障碍。比如说，伊朗裔的哈扎拉人与塔利班不对付，乌兹别克、塔吉克影响很大的北方部落也与塔利班不对付，巴基斯坦有巴塔和俾路支问题，俄罗斯则受到侵阿历史的拖累，塔利班本身就是从苏军侵阿期间难民营里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开始的。

塔利班夺权后，有三大当务之急：

1、    避免内战

2、    稳定民生

3、    争取外援

美军撤出后，阿富汗可能陷入三边内战：塔利班vs北方联盟vsISIS-K。

塔利班势力最大，地盘最大，但缺乏执政经验，经济濒临崩溃，民心惶恐，马上就要体会“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了。

北方部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决心与塔利班死磕。在90年代塔利班统治期间，潘杰希尔山谷就是塔利班唯一始终拿不下来的地方。现在北方部落得到溃逃的政府军的加盟，但今日的北方联盟实力也远远不及当年了。北方联盟有可能得到中亚国家的暗中支持，甚至俄罗斯的间接支持，以确保塔利班不至于忘乎所以。美欧只要有渠道，也可能继续援助北方。北方联盟很难有当年杀出潘杰希尔山谷而席卷整个阿富汗的机会，但与塔利班还是能互怼一段时间的。

ISIS-K本来势力就不大，被美国人打掉七七八八，但残余力量还是足以在喀布尔机场这样的软目标下手，狠狠给美国人放了一把血。ISIS-K的“正规”武装力量很小，不可能和塔利班硬抗。ISIS-K也太极端，北方联盟难以与之合作，所以塔利班与ISIS-K之间应该是单挑，ISIS-K以游击为主，塔利班反游击。

反游击打的不是军事，是政治，是民意。ISIS-K的活动区域与塔利班相仿，基本盘的重合度很大，就要看两家的民意基础了，这就牵涉到民生和外援的问题。

塔利班上一次被轻易打出喀布尔，逃到山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民生搞得惨不忍睹，这一次要站住脚，不会再那样罔顾民生了。但塔利班不懂经济，缺乏技术，美军从喀布尔机场撤出后，自己管不了机场，已经在要请土耳其派人来帮忙了。其他方面，大到宏观经济，小到技术设备，都玩不转，需要帮忙的地方太多了。

长期发展是一个问题，短期救急是另一个问题。阿富汗的人均收入比人均GDP还高，是因为在美国占领期间，阿富汗政府开支的3/4来自外国援助，另一个说法是欧美对阿富汗的援助与阿富汗的国民总收入（GNP）相当。这里面有很多都浪费了，或者用于反塔利班的战争，但阿富汗经济高度依赖外援是肯定的。

阿富汗是内陆国家，交通不便，但通过中巴公路转转往白沙瓦公路进入阿富汗，也就是一拐弯的事情。中国制造能把阿富汗的民生需求包干了，一点压力都没有。很多在20年美军占领期内被阿富汗人熟悉的品牌可能根本就是中国造的，这下是无缝对接了。这不是无偿援助，阿富汗能用矿产和农产品偿还，国家恢复和平后，在中国技术的帮助下，阿富汗恢复经济是做得到的。

阿富汗能想象到的人才中国都有，派点专家顾问组也没有压力，权当扶贫了。美欧实行金融制裁也不怕，用人民币就是了，一点压力都没有。甚至具体到学校，美国占领期间，阿富汗教育最大的成绩就是培养出大批讲英语的翻译和大批用英语写作的女记者，似乎这就能改变阿富汗了。其实阿富汗需要的是大批农业技术员、汽修技工、水电网操作工等，这些都是中国老师可以帮忙培训的。

中共解放全国后，很快上马一五，得到大量苏联和东欧专家的帮助，对从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起到关键作用。塔利班现在也需要这样的转型，只有中国有可能提供这样的帮助，从人才到物资到金融。中国是塔利班最大的机会。

对中国来说，花点钱不是问题，把阿富汗纳入一带一路更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但塔利班必须管束住疆独，绝不能让疆独利用阿富汗到中国作乱。塔利班也需要管束住巴塔利用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西部的部族地区作乱和危害一带一路项目。

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曾经是疆独的大后方，塔利班至少是纵容疆独以阿富汗为基地、作乱新疆的。疆独对塔利班来说，就和基地组织一样，只是又一个以阿富汗为基地但在外国作乱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天下伊斯兰战士是一家”。疆独与塔利班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不符合，但也谈不上不冲突，因为疆独并不争夺塔利班领导权。他们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塔利班是一致的，但要说有多亲也未必。输出伊斯兰极端主义是ISIS的头号目标，但不是塔利班的。然而，要是疆独危害塔利班得到中国帮助而巩固统治，这就危害塔利班的利益了。

疆独和ISIS之间的粘性更大，这是与ISIS的伊斯兰国际主义理念直接相关的。从打击ISIS入手，打击碍事的疆独，抑制巴塔在阿富汗的活动，对塔利班来说，这是解锁与中国合作的关键，也容易躲过欧美政治压力，连欧美也不能反对打击ISIS。这也容易得到阿富汗国内的支持，ISIS太极端了。

从教义政治、民族情节来说，对塔利班也没有放不下的包袱。纵容疆独属于“伊斯兰输出”，这不是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塔利班的重点，放弃了也就放弃了。疆独在种族上与北方部落中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族更加接近，而塔利班是南方的普什图族。

被塔利班打出来的疆独有可能与北方部落合流。同时，塔利班对ISIS-K的打击可能导致巴塔与ISIS的合流，后者与北方联盟-疆独遥相呼应。这是中国必须严加提放的动向。

中国没有浪费时间，已经通过上合组织加强与中亚国家和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就是在防止疆独借道北方部落、ISIS借道巴塔危害中国及地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中国也对与塔利班的合作若即若离，一方面积极鼓励塔利班走向温和，另一方面不开空头支票。有说法中国现在实行“建设性干预”，一方面在外交、经贸层面积极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坚决拒绝介入别国国内政治，美国式的动辄制裁甚至军事干预根本免谈。

在塔利班方面，塔利班2.0还是依据伊斯兰律法来治理国家，但对伊斯兰律法的解读是由塔利班能决定的。现在看来，伊斯兰律法没变，但塔利班2.0对伊斯兰律法的解读与塔利班1.0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承诺妇女的学习和工作权力，不容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对外国攻击（所以不再“天下伊斯兰战士是一家”），温和包容的新型政府架构，这些都是值得鼓励的新解读。

但重要的是看塔利班2.0是如何做的，而不只是如何说的，更要看塔利班2.0是否除了教义外，具有应有的纪律性、组织力和执行力。中国在看一步走一步，塔利班也在走一步看一步，希望在地区安全和民生经济方面，双方相向而行。

帮助阿富汗恢复稳定，重建民生，这是有利于中国利益的。阿富汗有3800万人口，生育率居高不下。过去十多年里，世界各国已经有220万阿富汗难民流散。自8月中塔利班“进城”以来，喀布尔机场的空运已经撤出10万阿富汗难民。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21年底前可达50万，当然不再是通过空运。避免难民潮冲击巴基斯坦、伊朗、中亚、乃至中国新疆，这才是当前的大难题。

据8月22日央视报导，中国的JF-22超高速风洞项目在2018年3月启动，已经进入现场安装阶段，预计2022年建成和投入使用，可用于30倍音速的高超音速研究。航空航天世界正在进入高超音速竞赛，第一枪是中国打响的，那就是2017年3月6日由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简称AIAA）和中国工程院主办、厦门大学承办的第21届国际航天飞机和高超音速系统与技术大会。会上中国大大方方地展示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验成果，美国大吃一惊，急起直追。JF-22的建成对中国保持领先十分重要。

航空技术突破音障后，一路高歌猛进，直到撞上热障。飞行速度和高度的上限大体稳定在双三（三倍音速、三万米高度）后，就不再增加。另一方面，弹道导弹的速度和高度都要高得多，射程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都在大气层外，但基本上只能沿固定的抛物线弹道飞行，只有很有限的变轨能力。这也是弹道导弹防御的基础：只要探测和确定弹道导弹的初始轨道，就能精确计算出整个弹道和目标，并由此精确计算反导弹的发射时机、飞行轨迹和拦截点。高超音速就是要填补双三和大气层外飞行之间的空隙，兼有速度和机动飞行的优点。以美国HTV-2为例，释放速度为M20，纵向射程近万公里，横向机动距离达到5400公里，使得以固定弹道为基础的传统导弹预警和反导计算失去了意义。不过这是理论性能，HTV-2的两次试验都失败了。

由于与空气的摩擦生热，高超音速飞行注定只能在3万米以上的高空实现，不仅环境温度低，空气也稀薄。在通常的大气层内飞行条件下，空气分子间距可以忽略不计，空气动力行为好比波动。但在特别稀薄的高层大气里，空气分子的间距不再可忽略，在高超音速飞行的强烈压缩作用下，空气的行为好比波粒二象性，大为复杂。同时，空气的热力学性质与空气动力学性质互相作用，所以有时候也一并考虑，统一为空气热动力学，也称高温气体动力学。

飞行体速度超过音速后，都会形成激波。低超音速时，激波锋面后的空气流动还可以作为亚音速处理，这是超音速战斗机机翼、战术导弹弹翼的设计基础。高超音速后，不仅机翼、弹翼的阻力急剧提高，升温散热问题也解决不了，必须另外想办法。

机翼（或者弹翼）只是产生升力的最常见的手段，另一种做法是直接由机体（或者弹体）产生升力，这就是升力体。一些导弹在平飞时仰着头，弹体在迎风阻力增加的同时，也在动压下产生直接升力，这样的导弹设计就采用了升力体的原理。这也是压缩升力的雏形。

更加完整的压缩升力更进一步。升力体对空气的压缩造成横向流动，被垂下的翼尖“兜住”，无法逃逸的空气显著强化了升力的产生。XB-70“北欧战神”轰炸机是第一个采用压缩升力原理的飞机，但这并不彻底，机翼还产生较大的升力，压缩升力只是补充 。

压缩升力适合双三以上的高速飞行。事实上，速度太低了，压缩升力反而不工作，这也是XB-70只采用不彻底的压缩升力的原因之一，轰炸机是要从零到双三之间全范围工作的。但速度提高到M6以上的话，老问题回来了，下垂的翼尖成为阻力和气动升温集中的热点，结构和散热都成为问题。这就是乘波体上场的时候了。

激波是飞行器对空气高度压缩的结果，可以看作空气中随飞行器顶点移动、无形但致密的伞面，理论上密度达到无穷大。换句话说，“坐”在激波伞面上可以和“坐”在地面上等效，这就是“乘波”的意思。坚硬致密的激波还成为吸收与空气磨擦生热的主体，航天器再入时巨大的火球实际上是在激波锋面上形成的，而不是在航天器本体，航天器躲在锋面背后，实际上相对“凉快”。

但只有在设计时有意利用激波产生升力和实现有效的气动控制的飞行器才是有意义的乘波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成体（主要为圆锥及各种变体，带或不带刀形尾翼）能通过迎角或者再入角产生激波升力，但只有有限的气动控制和机动能力，要算入乘波体是很勉强的。

简单激波是上下对称的锥形，但这是只考虑二维的情况。在三维空间里，对于尖锐的简单圆锥飞行体来说，激波形状是规整的圆锥形，速度越高，圆锥越尖锐。由于圆锥绕轴线一圈在各个方向上的性质是相同的，这样的三维问题可以简化成二维问题，所以旋成体技术相对简单、成熟，已经得到大量应用。具有末端制导的多种“东风”、俄罗斯“匕首”和美国陆军还在试验中的AHW导弹都采用旋成体技术。

乘波体为了达到更大的升阻比，通常为扁平形状，可以像锲形一样具有平直的前缘，或者像箭簇一样，平面形状大体为三角形。

“锲形体”由简单平面构成，前缘锋利，各个平面的激波分析依然较简单，面与面之间的交接、转折处复杂点，只能在各种简化、近似的基础上，用试验数据修正了。“锲形体”是早期乘波体的主要形状，上表面平坦，下表面前倾。在理想情况下，下表面正好“坐”在下激波的锋面上，好像飞机的地效一样。下表面与下激波锋面之间的压力高，这里也是发动机进气口的理想位置。美国X-43、X-51、美澳合作的早期HiFIRE都是“锲形体”或者某种变型。

“箭簇体”实际上形状很复杂。俯视为三角形，侧视是锋利的刀刃向前的刀形，但从前后方向看，上表面向上隆起，下表面可能是扁平、凹起或者向下隆起，取决于不同的空气热动力学设计水平。

旋成体是轴对称的，相对简单，也是蹭高超音速热度的多种导弹的构型，如美国AHW导弹，但升阻比较低

锲形体曾经是乘波体的主流，如美澳合作的HiFIRE.

但箭簇体的升阻比最高

东风-17算哪一种呢？嗯，猜猜看

下表面扁平的设计最简单，但飞行器内有效容积很小，难以搭载有效负荷，实用价值受到限制。下表面凹起而形成缺口向下的月牙形的话，可以利用一点压缩升力，大大降低了飞行器下表面与下激波锋面精密匹配的要求，不过有效容积更小。有效容积和设计难度都最大的是向下隆起，通常在两侧还有一圈尖锐的刃边，不仅要求在三维空间里对乘波体下表面和下激波锋面精密匹配，还要求刃边能与侧面的激波锋面密封，达到压缩升力的效果。

这只是维持稳定、平直飞行所要求的基本气动问题，机动飞行是另一个问题。不管用什么办法，单纯改变飞行器的指向是不管用的，没有足够的侧力，基本飞行轨迹依然按照惯性向前侧滑。

侧力在本质上是在侧向上产生的升力，产生侧力的机制与产生升力的机制是一样的，但用于克服重力的基本升力还是要继续提供。换句话说，稳定转弯时，升力的垂直向上的分量用于克服重力，水平分量才是转弯所需的侧力。两者之比代表了飞行器产生侧力的能力，战斗机用g代表的机动性就是这个意思，9g意为可产生9倍于重力的侧力。深究起来，这又回到升阻比上去了，没有足够的升阻比是不可能有多少余力产生侧力的，这也是旋成体的机动性在本质上受到限制的道理。

乘波体利用激波产生升力，也利用激波产生侧力。改变飞行姿态时，激波形状随之改变，在过渡过程中还可能产生扭曲，这就需要主动控制激波形状和位置了，难度比利用激波飞起来要高一个等级。

这些还只是理论上的难度，理论化为实际又是一层难度。即使在相对成熟的亚音速和低超音速飞行领域里，理论还是过于理想化、简单化。F-35的设计是基于亚音速和低超音速飞行时的空气动力学已经高度成熟的假定，所以原计划里试飞只是验证，并不期望发现问题。但在实际试飞中，发现颤振问题，这是气动与结构弹性交互作用的问题，设计时考虑到的，但理论还是没有做到紧贴实际，最后要返工。

高超音速飞行是很陌生的领域，大量理论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实际问题已经等不及了。问题是实飞实测的代价太大，一般的风洞根本模拟不了高超音速条件，所以高超音速飞行长期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理论缺乏实际数据的检验，实际试飞只能小步蠕行，每一步都都发现理论没有预见到的问题，前进很费力。中国的JF-12和JF-22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大量地面模拟的条件，不仅可以验证一大堆现有理论，还可发现一大堆理论都没有预测到的问题，为进一步研究指明方向。

其实航空从一开始就是与风洞密切相关的。奥托·李连达尔等人通过身体力行，从一次一次的亲力亲为的滑翔中摸索升力理论；茹科夫斯基从数学推导升力理论；但莱特兄弟用自己制作的风洞进行了大量的测试，这才有了人类第一次受控的动力飞行。

传统风洞可以比作用鼓风机对着大管子吹，在亚音速时，管径收缩导致流速加快，代价是被“憋气”的鼓风机需要增加功率。在超音速时，大管子不再是简单的喇叭形，而是两头大、中间小的钟漏形。前段管径收缩，流速加速，在喉道达到音速，然后进入后段，在扩张中加速。这是拉瓦尔喷管的原理，喷气发动机也是这样达到超音速推力的。问题是这要求鼓风机的功率极大地提高。

这是拉瓦尔喷管的一头，可以看到右侧管径收到最小的喉道

JF-12也是差不多的样子，但JF-22的驱动能力要大10倍

试验用的飞行器模型放在扩张段的末尾，但这是在JF-12里，JF-22还没有造好呢

但这对低超音速还好办，高超音速就不行了，急剧增加的阻力将“吃掉”所有的功率增加，使得流速再也上不去了。高超音速风洞需要用爆轰驱动激波，产生极高压，然后通过拉瓦尔喷管产生高超音速。

典型爆轰是瞬间的，极高压的释放时间太短的话，还没有达到稳态高超音速，已经完事了，这是不行的。有用的高超音速风洞必须达到足够长的稳态时间。日本的高超音速风洞只能达到2毫秒的延续时间，美国能达到30毫秒，但中国在2012年已经建成投用的JF-12能达到100毫秒。JF-22的延续时间还没有公布，相信也是遥遥领先的。如何将瞬间的爆轰转化为平稳的释放，这就是中国的秘密了。

JF-12和JF-22的速度范围衔接，覆盖从M5~30的高超音速范围。那JF-12和JF-22有什么用呢？用处可太大了。

在央视上，JF-12和JF-22是人畜无害的和平利用空间的好孩子，这当然没有说假话，但JF-12和JF-22的军事用途可太大了

在央视上，JF-22是用于高超音速飞行器（<M12）和天地往返飞行器（<M25）的研究，这当然是对的。这可以大大降低卫星和空间站发射的成本，还可用于高超音速客机。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最大的用处还是军用。顺便提一句，这里的两张图都是出于保密好传统而唬人的。左面的天地往返飞行器绝无可能在M25的速度下不烧融或者散架，右面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则直接是美国X-51的截图，技术水平已经低于中国的东风-17和星光2号了。

节目的最后部份谈到高超音速飞机，但图像是俄罗斯的PAK-TA超音速运输机的想象图，原版是这个样子的：

要求速度达到M1.6，具有隐身能力，三台超大涡扇提供推力，两台翼根发动机采用类似F-117的扁平喷口。要求在2024年投入量产，最终形成80架飞机的机队，可把400辆“阿尔马塔”坦克运到世界任何地方。这是根本没谱的事，找个印度团队画PPT都比这靠谱点。央视把这拉来说明高超音速客机，很幽默啊。

但真正有料的是这张展板：

JF-12和JF-22完整地覆盖了整个高超音速的范围（M5~30），将成为中国高超音速技术发展的杀手锏

高超音速一般指M5~30的速度范围，其中M5~10是当前的重点，高超音速武器主要在这个速度段。在可预见的将来，吸气式高超音速飞行器基本都在这个速度段里。助推-滑翔飞行器在从助推转入滑翔时，速度可以高达M20，但在这个速度下，只要能稳定转入滑翔就是胜利，此外没有太大的机动飞行要求，真正的机动滑翔是在减速到M5~8以后的事情，此时通过高升阻比达到很大的滑翔航程和机动飞行。

不光是飞行器设计，超燃冲压发动机也得益于高超音速风洞。超燃冲压的关键在于进气道减阻和燃烧室维持稳定的燃烧，需要在进气道和燃烧室里对气流和激波精确控制。但缺乏高超音速风洞使得设计只能拍脑袋，因为数字模拟出来谁也说不好到底有多精确。高超音速风洞使得进气道和燃烧室的设计精确化了，还可以对各种非理想条件进行研究，使得超燃冲压能在不利条件下也稳定可靠地工作。

JF-12是中国高超音速技术领先的关键，但是JF-22将更上一层楼。

航天飞机再入时，速度达到M26，洲际导弹再入时的速度也差不多在M25~26。只能按照预设程序再入和简单机动可以满足最低要求，但还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的。

航天飞机再入时，主要考虑是尽快把速度和高度降下来，而不在此过程中造成过度升温，因此用预先精确规划好的S形机动，这也使得航天飞机只能在规定的位置返回，在指定的机场降落，并不能像航天飞机里的“飞机”所暗示的那样，在任意机场降落。摆脱预规划机动的限制，可以大大提高航天飞机的可用性。

洲际弹道导弹再入基本上是简单弹道，谈不上机动。助推-滑翔的洲际导弹再入的时候还是限制于简单机动，要速度降下来后才能大幅度横向机动，使得弹道的很大一部分依然是可预测的，有利于反导，不利于突防。但要是再入时不必限制于简单机动，而是直接转入高机动滑翔，弹道的不可预测性极大提高，军事价值就高得多了，但这也要求解决M20~25级的气动控制问题。这就是JF-22的用处了。  

东风-17采用另类的助推-滑翔：大气层内起滑。导弹在火箭动力下起飞，在大气层边缘关机，利用重力自然转向水平，然后火箭发动机再次启动，水平加速，直到燃料耗尽，转入滑翔。这避免了再入问题，也有利于早早开始横向机动，但不能利用大气层外无空气阻力的优点，难以做到射程-投掷重量的最大化，速度上也因为全程受空气阻力影响而受到限制。高抛再入-立刻机动滑翔有利于增加射程。

更加有意思的应用是图版右侧的气动辅助轨道转换飞行器。轨道飞行器的变轨很艰难，需要抛射大量燃气才能形成足够的动量。卫星的星载燃料不可能太多，几次变轨就用完了，但突发目标经常需要变轨才能及时覆盖，否则要等轨道倾角自然变过来，花时间很长，很不方便。

打水漂时，如果石片入水的时候带一点侧倾角，弹起的时候就会转弯，这是气动辅助变轨的基本原理

但气动辅助变轨就不一样了。这是在浅再入中利用大气层的密度差打水漂，但以一定的侧倾角度打水漂时，弹起来的时候会在气动反弹力下变一个角度，重新入轨的时候就完成了变轨。浅再入时需要用反推力减速脱轨，重新入轨的时候需要加速入轨，都需要消耗燃料，但比用反推力直接变轨节约燃料多了

气动辅助变轨使得轨道飞行器变为轨道战斗机，军事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侦察卫星，这可以迅速改变侦察区域，或者极大缩短重访间隔。作为反卫星武器平台，这可以抵近击毁甚至捕获敌对卫星。作为卫星补给运输机，这可以为自己的高价值卫星补充燃料、更换易损部件，延长在轨寿命。作为部份轨道武器平台，这可以在战时变轨到攻击位置，投放重力再入的战斗部，敌人基本上没有预警时间。

但气动辅助变轨的难度也不言而喻。这是在再入速度下、在大气层边缘完成的，速度高，大气的波粒二象性明显，有大量的空气热动力学现象和控制机制需要研究。在较低速度下的打水漂尚且不容易精确控制，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打水漂，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这是JF-22大显身手的地方。但就是对JF-22，也是接近运作极端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高超音速风洞能作这样的研究，不管哪一个国家的理论研究多少发达，没有实验数据校验，理论的作用是有限的，靠不断实飞就耗资太大了，谁都耗不起。

神秘的X-37具有“任意变轨”能力，就是采用气动辅助变轨技术

美国神秘的X-37据说就是气动辅助变轨的技术验证机，首先升空，但中国也在轨道上成功进行了技术验证。问题是这样的技术验证还远远不够，有了JF-22，中国可以极大地加速气动辅助变轨这项空间战关键技术的实用化。

对于这样处于理论和实践绝对前沿的极端技术，夸张一点地说，有没有JF-22这样的高超音速风洞好比叙利亚乒乓球队和中国乒乓球队的训练环境。没有的话，只能在昂贵和稀少的实飞中积攒数据。有的话，则可以横着试、竖着试、斜着试，迅速积攒大量数据，并根据已有数据优化进一步的试验，充实完善理论，指导进一步试验，直到形成决定性的技术突破。

可以想象，中国的气动辅助变轨技术如果不是已经领先世界的话，也将在很近的将来绝尘而去。这是重要性绝不亚于乘波体、超燃冲压的尖端技术，更是军事技术的新高地。

当然，可以与民用共享的卫星发射技术也得益于JF-12和JF-22。图中的多级入轨和上升-再入飞行器都可以用于低成本卫星发射。据报道，与常规的火箭发射相比，成本可降低90%。那是把卫星发射做成白菜价了，有钱人家过生日放一个卫星未必再是说笑话。

连气动辅助变轨也有民用前景，比如说在一次发射中携带多颗卫星，反复变轨，多次精确释放卫星，减少卫星用自身燃料入轨的消耗。还可以做好人好事，清扫轨道垃圾。

说“中国厉害了”容易挑起口水战，但说“JF-22厉害了”，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东风17采用乘波体

美国陆军的LRHW采用CHGB弹头，还没有达到实战部署，还是最有古风的旋成体

东风17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确认的实战级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的“先锋”说得不少，但从未展示过。东风17是助推-滑翔弹，采用了升阻比较高的箭簇形乘波体，滑翔性能大大超过锲形体，更是比颇有古风的旋成体领先两代。美国着急上火想赶紧部署的LRHW的“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CHGB）还在用旋成体。

典型的箭簇体

但东风17又不是纯箭簇体那样的乘波体，而是有一对小小的弹翼。俗话说，反常即妖，这一对小弹翼有讲究。

在高超音速下，箭簇体产生的激波“屏蔽”了弹翼，弹翼在激波的尾流里，不能提供多少有效的升力。反之，没有激波的保护，气动压力是要把弹翼撕碎的。在高超音速段，估计箭簇体是产生升力和用激波变形实行机动的主要机制。但滑翔弹是要减速的，全程高超音速既没有必要，也不能达到最大射程的目的，问题是箭簇体一旦速度降低到M3-4，升阻比恐怕就不行了，箭簇变秤砣了。但M3-4依然是很高的速度，继续滑翔还有好大一段射程可以实现。高超音速下，精度也难保证，突防成功但没有准头，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用处不大。

在理想情况下，在较低的速度范围里，比如M1.5-3，专用弹翼产生气动升力，延长射程，并精确控制最后命中点。

问题在于如何在高超音速机制和常规机制之间平顺转换。

猜想：

东风17在高超音速滑翔到箭簇体速度快要hold不住的时候，实际速度依然较高，但高度也有所损失，这时拉起，用动能转换为势能，然后改平，在较高的高度但较低的速度下转入气动滑翔阶段，继续飞行。在接近目标的时候，转入俯冲，利用重力重新加速，直至命中目标。气动滑翔段弹翼的控制效能很高，容易实现精确命中。这样在突防、射程、精度之间达到较好的平衡。

缺点是末段的速度可能不超过一般的高空超音速巡航导弹。突破一般的点防空还是没有压力的，转入俯冲攻击的时候，角度和速度都在典型点防空系统的弱端。但要是有S300、爱国者一级的重型防空导弹的保护，在高空末段超音速巡航的时候就被拦截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牺牲一点射程，在高超音速段还有很大存速的时候就拉起，转入俯冲的高度更高，俯冲速度更快，但保留了气动控制的精度，可能还是可以有效突防的。

这也在突防和射程之间可以有效平衡，不错的选择。

美国不顾欧洲盟国的恳求，执意要在8月31日截止期前完成从阿富汗的撤退。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完成”撤退了，不再安排后续撤运航班，还有人没撤的话，只有“等待通知”了。但更大的问题是：ISIS-K在喀布尔机场发动自杀炸弹攻击，美军已有13人丧生，15人受伤，另有至少近百名准备逃离阿富汗的平民丧生，还不清楚其中多少是阿富汗人，多少是外国人。



美国说这是ISIS-K干的，ISIS-K也“认领”了。这或许是确实的，真不是塔利班干的。塔利班和ISIS-K是死对头，后者是ISIS（也称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K”指“呼罗珊”，是伊朗到阿富汗这一带的古称。美国必须把这锅扣在ISIS-K头上，这当口再把塔利班扯进来，还在机场的5000美军可能就脱不了身了，即使塔利班有嫌疑，也只有忍了。

拜登赌咒发誓要追捕元凶，这是说说而已。还有一个星期不到，阿富汗就没有美军存在了。几千几万美军驻扎阿富汗的时候都没有肃清ISIS-K，人走茶凉了反倒做得到了？真是想多了。

美国接下来面临三大问题：

1、    撤退是否继续，还是就此赶紧走人？

2、    如何防止ISIS-K的进一步攻击？

3、    最后的撤退如何安排？

拜登说撤退还将继续，这可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即使到8月31日再最后走人，还有很多想离开阿富汗的人没法撤出。据报道，可能还有多达25万阿富汗人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为美国占领军工作过，他们都属于高风险。但还有大量经济难民也在向喀布尔机场汇集。过去十几年里，阿富汗难民一直是大问题，不能排除聚集在喀布尔机场外的人群中有不少是经济难民。他们本来就想到欧美去，远离战乱和贫穷，有欧美军用飞机的便车可以搭，不比跋山涉水走到土耳其再进入欧盟强？在这种情况下，要甄别是否为美国人服务过，属于“有资格撤退”的，成为不可能的任务。把成千上万曾经出生入死为美国人干的阿富汗人丢下，拜登这锅是背定了，但能撤多少算多少，这还是拜登做得到的。

现在就终止撤运的话，政治代价太高。阿富汗人的愤怒拜登已经顾不上了，但美国和盟国中的反对压力太大，对美国信誉的损害太大，美国仅剩的颜面都要荡然无存了。拜登的整个撤军已经够丢人了，弄成丢人的平方，连民主党都不愿掩护拜登了，说不定要倒戈，本来就软脚的拜登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但现在继续撤运，还在喀布尔机场的美军肯定面临极大风险，再次遭到ISIS-K的攻击是大概率事件，再死上几个、十几个，拜登的政治生命就更完了。

接下去要硬撑到8月31日的话，当务之急是解决机场安全问题，但增兵不是选项。美军即使增兵以便前出到机场外围，依然还是有一个警卫圈边界的问题。喀布尔落到塔利班手里的时候，美军突然增兵喀布尔机场，已经是高度冒险的行动，再要增兵，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很难接受的风险。最低限度，增兵越多，8月31日之前的撤军负担也更大。现有兵力到时候安全撤出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在下面要谈到。

对ISIS-K的自杀炸弹毫无应对是不行的，但这也不是空中力量或者特种部队使得上劲的地方。从军事角度上来说，美军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美军可能被迫求助于塔利班提供外围警卫。美军已经在与塔利班分享有关ISIS-K的情报了，分享的内容、方式和渠道相信会是日后种种揭秘的上佳题材。在阿富汗最后的美军要靠塔利班保卫安全，这对美国民众是难以忍受的，对现役和退伍军人更是奇耻大辱，但这又是没有办法的。

塔利班也未必信任美军分享的情报，或者有真诚意愿保卫美军的安全。ISIS-K是塔利班的仇人，但美军是更大的仇人。仇人相杀，为什么不虚与委蛇、乐观其成呢？机场爆炸的丧生人员中，有塔利班的武装人员，塔利班算对得起美军了，要塔利班做更多，恐怕不易。

唯一可能刺激塔利班与美军合作的，是ISIS-K抢功的可能：“是ISIS-K最后把美军赶出阿富汗的”。这对塔利班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为保卫美军而和ISIS-K开打是对塔利班是更难忍受的，可能在塔利班内部都会产生合法性质疑，也给塔利班的今后留下巨大的污点。从塔利班的角度出发，很有可能得出结论：即使要清剿ISIS-K，也要在美军撤出之后。

实际上，即使塔利班有心与美军合作，能做的也很有限。在还有大量平民向喀布尔机场汇聚、机场外聚集大量闲杂人等的时候，混进自杀炸弹几乎是不可能防止的。塔利班可能会趁势要求清场，与机场内的美军之间形成无人的隔离带，只放行“批准人员”通过。这有利于美军安全，但在欧美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这等于把成千上万决心逃离塔利班的阿富汗人以及来不及撤出的外国人都主动交给塔利班了。

ISIS-K还可能用迫击炮、火箭弹之类攻击机场内目标，只要停机坪、跑道上有一发炮弹落下，情况立刻就复杂化了。但这也是塔利班无法控制的。塔利班自己也刚进城，没有现代化的机动装备，美军尚且做不到根除反美武装的迫击炮、火箭弹袭击，塔利班有何本事？

即使ISIS-K没有再度攻击，美军硬撑到8月31日，最后的撤离也是艰巨的行动。

这基本上是现状的延续：在警卫机场的美军和外围的塔利班之间，还有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和来不及撤离的外国人。塔利班最大的合作就是在最后一个美军登机前按兵不动，但那成千上万的平民必然会不顾一切地涌向最后几架C-17。事实上，疯狂的蜂拥踩踏可能还等不到那一刻，在机场美军收缩警卫线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从美军角度来说，最后的撤离是相当艰巨的行动。为了掩护撤离，美军运进了5000多名士兵，还有十多辆装甲车、十来架直升机。一架C-17可以载运2架“黑鹰”，可能还有指挥车或者指挥方舱，这就是至少10架次C-17了。这些东西装载快不了。剩下的5000美军按照轻步兵计算，也需要40-50架次，装载快一点，但还是需要时间的。

在理想情况下，美军的撤运行动把机场的平民都撤运干净了，塔利班在外围按兵不动，然后美军有序撤离。现在这已经没有可能了。美军几乎不可能与疯狂逃生的平民脱离接触，而不能脱离接触的撤退是军事上最大的噩梦。

在逐步收缩警卫线的时候，如何保证登机部队的安全，如何阻止人潮蜂涌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要是到了美军最后向逃难的平民开枪，才能阻止人潮涌过来，那就不是西贡铁拳的问题了，而是喀布尔机场大屠杀。如果外围有ISIS-K甚至塔利班制造恐慌，本来就生怕被拉下的平民更要疯狂蜂涌过来了。在真正的战场战斗的时候，可以用空中火力形成隔离带，掩护部队撤离，但在喀布尔机场，美军敢对平民用空中火力隔离吗？不隔离的话，又怎么办呢？

这一切起始于塔利班抢在美军撤出前神速进城，把拜登的算盘彻底打乱了。

拜登说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中国，这只是一小半理由，大半理由是美国呆不下去了。还在奥巴马时代就呆不下去了，但拖拖拉拉到特朗普时代才与塔利班达成撤军协议。不过规定撤军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阴谋。如果特朗普连任，这锅反正是他的，可能协议归协议，到时候和塔利班互相指责破坏协议，再拖拖拉拉弄上几年，看情况再说。如果连任不成，他就可以甩锅了。

拜登则是在顺水推舟。本想在阿富汗政府军掩护下，先平安撤出阿富汗，紧接着喀布尔政府倒台就甩锅给特朗普。没想到政府军太拉跨，塔利班抢先了，拜登的锅还没有甩出去，手倒是真真被烫着了。

过去两周可能是拜登政治生涯里最困难的时光，接下来的五天将使得过去两周好比云淡风轻。美国在阿富汗已经成了溃逃。本想在夺门而出的时候，把门开久一点，好让更多的人逃出来，自己的道义赤字减少一点，但在门口挨了重重的一脚，好痛，甚至没有真正的还手之力，但一点不值得同情。面对只有自杀炸弹的ISIS-K，面对幸灾乐祸的塔利班，美军活成自己最鄙视的人，叫阿灵顿国家公墓里的新魂老鬼情何以堪？

最近巴黎又出现了伊斯兰的恐怖事件。想想也是奇怪，世界性的宗教不少，基督教、佛教、道教、犹太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都没多少负面新闻，甚至皈依者还在增加。和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关于它的，不是恐怖主义，就是战乱和贫困，或者是海湾国家式的愚蠢炫富呢？

伊斯兰教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第二代的人工宗教。这是什么意思呢？

几个世界性的的宗教，如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等等，都是出现在公元前。而只有伊斯兰教出现在七世纪。这中间的时间差，简直就是元朝和我们现代之间的距离。

其他宗教出现的时期，是德国哲学家与历史学者雅斯贝斯(KarI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age)，大约是公元前800-200年。在这段时间里，原来住在遥远并且显然是不通闻问的人们，在精神上与思想上都有重大的突破。有几个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时期在中国有孔子和老子，在印度有佛陀，在伊朗有琐罗亚斯德，在以色列有众位旧约中的先知，而在希腊则哲人备出。他们以不同的思路，回答了关于人生意义、世界起源，人与人、平民与统治者等各种关系的难题。这就奠定了旧大陆接下来数千年的文明走向。虽然这几家看起来好像很不一样，其实，如果与电脑或手机来做对比的话，它们都可以看做是思路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社会凭借这些操作系统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

但是，这些轴心时代的思想者，因为他们都是原创的思想者，而且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影响力都还不大，所以他们主要是提出了一些大致的思路和方向，更多的思想细节都是由他们的一代代门徒发展出来，中间当然就出现了很多争论、改变和派别分裂。他们的思想可以类比成开源的安卓系统，谷歌写出源代码后，接下来的不同公司就按照各自的偏好和需求把它改造得改得面目全非，比如三星、MIUI、HTCSENSE等等。这在造成很多纷争的同时，也给了它们不断试错和适应时代演变的能力。也因此，虽然现在的各种佛教已经和佛陀那个时期很不一样了，但佛陀在菩提树下的点滴思考，直到今天依然滋养人们的心灵。其他宗教和哲学也是这样。

而轴心时代过去了几百年后产生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宣布自己是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先知，所以他去世后，上帝想要传达给人类的启示就已经完成。伊斯兰教的全部教义都只能来自他口授的古兰经和记录生平的圣训。所以一开始，伊斯兰教就像苹果的IOS一样走了闭源路线，创立之初就排除了接受外界改变的可能性。这是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重要差别，为什么呢？

首先，伊斯兰教不是原创的，而是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下形成的二次宗教。穆罕默德接受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大部分设定，只是加上自己结合阿拉伯地区传统的更多解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伊斯兰教的理论体系会更严密一些。比如说，比起基督教的承认耶稣也是神（导致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分裂），伊斯兰教宣布穆罕默德确实是人而不是神,这就实现了逻辑上更彻底的一神论。

更重要的是，穆罕默德与摩西和耶稣两位先辈有个很大差别。摩西并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就去世了，耶稣则被钉上十字架，接下来的几百年下来基督教一直是个受迫害的少数宗教。但是穆罕默德在他的有生之年，在现世得到胜利与权力，所以他在行使先知的精神权威时，也行使政治上的统治权威，这样他就就以先知的身份，对很多详细琐碎的事务都做出判断和决定，也同时指定了他的信徒生活中的种种规则。

所以，我们可以把伊斯兰教类比成像IOS一样，创始人是个注重细节的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的产品做了事无巨细的干涉，而且不许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所以，由于伊斯兰教的极大成功，可以看做是已经实现了IOS这样的市场规模和封闭系统。

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教作为曾经是设计非常好的社会操作系统，也要归功于它的闭源。还是拿IOS来类比。IOS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闭源造成的使用体验的统一，同时设计师从自己的判断出发针对易用性做的各种人性化设计，使得对智能手机不太娴熟的用户也可以轻易使用。伊斯兰教其实也是这样。

伊斯兰教宣布，它的理论来源就是来自穆罕默德的言行，除此以外均不承认，其他教义很难影响到伊斯兰的原则，这就实现了彻底的闭源。除此之外，不像其他宗教可以使用各民族语言，虽然《古兰经》有各种语言译本，但在清真寺里只能使用阿拉伯语来做宗教语言，所以伊斯兰化的话，就会多少有点阿拉伯化，再加上只要是信徒就是平等的兄弟的理念，这样就为遍布世界各地的信徒提供了统一的用户体验。此外，伊斯兰教对信众的从生到死的生活准则都做了规定，这样只要当上信徒后，不管是在北非沙漠还是东南亚海岛，每日的生活和遇到的各种情况就都有同样的规章可循，每天有很多时间都要围绕着自己的信仰运行，所以不管是什么民族，皈依了伊斯兰，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都会趋同。

伊斯兰系统的高明，从它的流布历史可以说明。欧洲有一种说法是伊斯兰教因征服而传播，这是有误导性的。虽然伊斯兰教传行天下，开始相当程度上无法离开平行进行的征服行动。但是阿拉伯征服者最原始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借由武力来树立伊兰教信仰，而是为了获得战利品。因为阿拉伯帝国里对穆斯林的税收很低，而对其他教徒税收高，所以执政者根本没有动力去劝人入教。除了早期的中东地区，伊斯兰流传到其他地区基本上是和平的。中亚边境上的突厥人，是自己接受了伊斯兰教后才进入阿拉伯帝国，从此成为伊斯兰最忠实的战士。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除了中亚移居来的征服者，很大比例是当地那些在印度的种性制度下受压迫的人们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而加入伊斯兰的。更典型的例子是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和印尼。伊斯兰在那里传开的时代，和西方航海者到达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但是由于伊斯兰教的特性更适合他们的社会，东南亚人反而在西方大举入侵的大航海时代接受了伊斯兰。

08-09年，很多中国女生第一次用的智能手机都是IPHONE,因为这款手机很容易上手，不像当时其他诺基亚或HTC手机一样要自己琢磨好久。同样，除了中东地区，伊斯兰流传的地方，皈依者都不是从所谓的其他高级宗教改宗来的，而是原来处在精神荒原中的部落民。因为伊斯兰教义的简洁性，和信仰生活的详细规定，那些中亚、北非或东南亚的部落民加入伊斯兰后，马上就可以像模像样地进入比较文明的社会模式，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精神上很大的提升。(反过来，这也是伊斯兰教对类似汉族这种已经有丰富传统的民族毫无吸引力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考虑周全的用户体验吧。

那么，这个中世纪的完美系统，是怎么在近代失落的呢？

事实上，西欧文明的崛起，是人类史上的特别现象。所以不仅仅是伊斯兰文明，儒家、印度教、东正教文明也都受到同等的冲击。但是，只有伊斯兰适应冲击的纪录特别差。儒家文明虽然也有过挣扎的痛苦，但算是已经走在现代化的道理了。印度教或佛教国家也没有伊斯兰国家那么痛苦。

伊斯兰在近代的失落，正是由于它在中世纪的成功。进化论上有句格言：“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成功”。一个生物如果完全适应它的环境，一个动物如果把它的全部能力和精力都集中使用在眼前的某一件事，它就不可能再有力量去对付任何突然发生的变化。

伊斯兰作为完美的封闭系统，先天地带来了两个特点，第一就是细节和主题难以区分，改变细枝末节和改变整个程序一样要经过困难的流程。而如果源代码已经由创始人在1000多年前锁死了，那改变的可能性简直就是抓头发把自己提离地面。

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伊斯兰教书记员全都着手狂热地收录他的言论和轶事，直到与他同时代的最后一人去世为止，然后就整理成圣训来指导一代代穆斯林的生活。这中间会有一些由于穆罕默德作为普通人的好恶带来的各种瑕疵。比如，穆罕默德在处理一位意志坚强的老妇所提出的诉讼遭到困难之后，他一时冲动，宣告老妇都不能进天堂，因为天堂是宁静的处所。后来，他后悔不该作这样的断言。然而时至今日，在老妇是否有灵魂这一点上，伊兰教各宗派教义仍不一致。（林顿《文化树》）

所以要做个好穆斯林，就要在每次引进任何新做法时都斟酌再三是否违背无所不在的教义，那就很难试错了。说起和西方接触学习的话，那么比起东亚国家，奧斯曼土耳其在地理上离西欧近得多了，但是，经过几百年的点滴学习，土耳其人还是沦为“西亚病夫”，最后只好认识到他们采取的学习措施“每一次都太少而且太晚了”。只有在凯末尔的极度西方化政策下，土耳其人才多少摆脱了这个怪圈。而从1920年来过去了一百年，好像穆斯林世界里好像也还是只有土耳其勉强可以算是现代化的国家。

其次，当时的进步现在可能就成为落后。我们现在觉得伊斯兰是压迫妇女的，但是在创立之时并不如此。圣律允许伊斯兰教妇女有着某些权利，譬如财产事务方务方面的权益，这可是同时代的欧洲和其他地方妇女所未享有的。但是，在妇女普遍受教育和工作的当代，这些千年前的详细规定就变成了束缚。其他宗教为什么没有这种问题？因为它们的创始人没有空讲这么详细的问题。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对谁都是很痛苦的，要放弃很多传统，改变很多想法。可是，如果在你信仰的宗教的圣书里，对你的各种尝试已经明确地说，不行，不行，那么怎么一步步开始呢？

那么，有没可能穆斯林慢慢地选择像其他宗教的信徒一样，皈依到更自由化的宗教，或者干脆彻底世俗化远离宗教呢？很难很难。这就涉及到伊斯兰在用户粘性上的优点。

如果我们把宗教看成像操作系统一样，有争夺用户的本能。那么，不管好不好用或者对用户是不是最佳选择，只要用户多，这个操作系统就是成功的。

逻辑上说，宗教信徒人数的增减取决于几个条件。如果信徒生养的儿女众多，子女也都能成为虔诚的信徒，或是让其他宗教教徒或本来不信教的人信仰自己的宗教，信徒的数目就会增加。如果没有新信徒加入，或是徒改信其他宗教，信徒的数目就会减少。据演化学家威尔逊的研究，一个宗教能够成功吸引众多信徒，与其宣扬的教义是否脱离现实无关，而是那样的教义与宗教实践能否激发信徒投入、生育下一代、拉拢其他宗教的人或不信教的人，以及能否建构一个功能健全的社群。

伊斯兰教既是信仰，又是律法，为人类制定了从生到死的生活准则。在这个体系下，每个人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会花费在宗教上。这样的话，只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绝无可能去信仰其他宗教。而如果成年后想要离开这个宗教，不说遇到暴力因素，也意味着要背弃自己的家庭和全部社会关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选择。

同样以iOS为例。苹果设备只能用iOS，没法刷机到其他类型的系统。如果你不想在使用iOS，除非把现在手里IPHONE换掉。如果你还有其他IPAD设备，又有大量照片已经在iCloud里了，就很难下决心脱离iOS系统了。但是你如果是用安卓设备的话，那就可以不时刷到其他系统试试，选择可能性就多了。

而如果是伊斯兰内部的自由化运动呢？如果我们记得我党党内历次斗争的话，就会认识到，在这类认为世界上有唯一真理在握的思想体系里，“左比右好”都是个固定规则，选择表现得更激进更正统肯定更安全。大众往往会被激进的一小伙人绑架，而不是去听自由化人士慢慢说理。就连个iOS，不是也经常有果粉引用乔布斯，坚持iOS 7之前拟物化的设计风格么？设想一下，乔布斯要是手痒生前写个苹果十条，把他的偏好规定为才是纯正的苹果风格，那库克现在早被骂死了。

那么，伊斯兰世界就没法改变了么？不然。伊斯兰现在最大的软肋，就是威尔逊总结的最后一点：这个宗教能否建构一个功能健全的社群。

什么时候果粉们会不得不放弃iOS呢？假如虽然这个系统用得顺手，但是已经过时，没法使用社会主流的应用，那么iOS就像前几年的黑莓一样，自然会被抛弃。

伊斯兰这个操作系统，其实已经出了几百年问题。但是，如果不是凑巧伊斯兰国家有不少都有这种丰富的石油资源（不只是海湾国家和两伊，尼日利亚和印尼也依赖这种自然资源），那么，伊斯兰世界的发展水平，就要比我们如今看到的远远低得多了。而且由于西方世界在过去一百年走向自由和开发，反而使得其实除了不要命外没有什么实际战斗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可以潜入西方领土，制造类似911和查理报社这样的杀害平民事件。

作家奈保尔在他写于1979年的游记《信徒的国度》里无情地断言，伊斯兰国家已经失败并将继续失败。他描述道，伊斯兰世界“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外一种新颖而强大的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着这种文明。”何谓依赖？“巴基斯坦人感情上拒斥西方和西方人所倡导的普世文明。西方文明动摇国本，威胁社会秩序。偏偏西方文明同时又不可或缺，因为巴基斯坦需要西方人的机械、商品、医药。、战斗机、移民侨胞的汇款，以及有望治疗缺钙的美国医院和能够提供大众传播硕士学位的美国大学。”这样一来，就伊斯兰整个团体而言，“意即整个团体将沦为寄生虫。寄生，却自居为主人，这就是虚伪。”虚伪何以见得？“激进派的毛拉，大限将至就飞到波士顿治病；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誓言‘横扫全世界所有国家，百战百胜’，使用的是法国造的战斗机……层层堆叠的虚伪，难道不是来自文明本身的缺陷？”

这种寄生和虚伪最典型的视觉例子，是已经成为圣战者标志的AK47步枪，这可是完全没有一点伊斯兰色彩的现代工业制品，60年前就出现的俄国工业制品。而且这种相对简单的制品他们也是进口过来的，而不是自己制造的。更有甚者，为什么圣战者偏爱AK47呢？这里面有难以启齿的技术上的弱点。

美军在2010年准备把伊拉克政府军的武器由AK47换成M16，发现伊拉克士兵很难接受。M16是比AK47要准确和精密，这样一来，M16就需要比较精细的保养，这种并不复杂的要求对于伊拉克士兵来说就是个大负担。而且，M16设计中的使用方法，是良好训练的士兵进行准确点射，而伊拉克士兵已经习惯了使用AK47来不经瞄准地四处扫射，M16可不适合这种扫射类的使用。但是，仔细想想，作为现代专业军人，连好好保养和准确使用自己的工具都勉为其难，这是有多可悲。而恐怖分子对AK47的偏爱，也正说明说明了他们技术上的无能。

现在喧嚣一时的伊斯兰国ISIS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他们的资金来源，要么来自海湾地区金主，要么来自自己占据油井的收益（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有西方这个能源市场），要么就是通过抢劫和勒索这种盗匪手段。他们的武器来源就是缴获的政府军的美制武器。而宣传手段呢？就是西方发明的各种社交网络，并且在上面招揽那些在西方的福利制度下衣食无忧但是无法融入社会的移民后裔来当圣战者。这其实也是一种寄生基础上的恐怖组织，细思令人爆笑。

当然也不用太吐槽伊斯兰国家。他们之所以过渡得这么辛苦，反而也是因为他们的条件不够恶劣。100多年前，我们也是遇到了这个坎。当时义和团乞灵于各种古老神明，杀害境内的外国非武装平民和外交官，执政者还向多国宣战，跟现在的原教旨主义者有什么差别。只是当时我们处在一个更残酷的世界，遇到了八国联军的血腥反击，大师兄们四散奔逃。所以全民族痛定思痛，意识到改造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古老文明的唯一出路。

从这点来说，伊斯兰的困境是特殊的，又不是特殊的。他们的特殊性在于宗教的闭源性确实给他们的转向制造了更多困难。而拥有石油资源，理论上给了他们很宝贵的缓冲空间，实际上又冲淡了他们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这些年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猖獗，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整个伊斯兰文明的危机感的加深。齐泽克在查理报社的恐怖事件后写的文章指出：”如果今天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真的相信他们找到了步向真理的道路，那么为何他们还会感受到来自不信教者的威胁，为何他们还嫉妒这些不信教者？相比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恐怖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深深地受到困扰的、受到迷惑的、和对不信教者的罪恶的生活着迷的。所以，恐怖分子的激情强度见证了真正的信心的缺席。原教旨主义者的问题，不是所谓他们比我们低劣的问题，而是他们暗地里认为自身比我们低劣。”

可见，即使是最狂热的伊斯兰信徒，也认识到了自己所在的社会操作系统的巨大缺陷。正如如一位神经症患者的感叹“生活真可怕,生活是那么地充满现实！”他们要么闭上眼睛不看现实，要么就迁怒于现实。可是，随着生活情况的不断恶化，那么，当不了鸵鸟的伊斯兰世界，要如何面对现实呢？

再啰嗦一下，就宗教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是不能和科学一样。科学是要有可证伪性，宗教则一定要有不可证伪性。比如上帝和天堂的存在，自然是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但是，伊斯兰教把自己也承认是凡人的一千多年前的穆罕默德捧到了绝对正确的位置，和不断变迁的现实比照下必然会出现很多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是伊斯兰操作系统的原始BUG。按照汤因比的说法，这种以人为神，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

塔利班如摧枯拉朽一般，用AK47加毛驴在闪电战中一举占领了阿富汗全境。世界在一片震惊中愕然发现，拜登不见了。说好的“美国回来了”呢？要领导世界的美国总统缩到黑洞里去了？

6月的时候，美国情报系统估计喀布尔能坚持6-12个月，一个星期前，预测缩短为3个月。战场实际凸显了美国情报评估有多离谱，更显示了“美国领导”有多离谱。

美军占领20年后，喀布尔以惊人的速度落入塔利班的手中。图片来源：路透社

这次阿富汗变天对拜登和民主党是致命的，共和党一面在“寻找拜登”，一面已经打出了“乔·拜登是个失败者”的口号。

拜登上台半年多，确实挺失败的。拜登是个老牌政客，在内政、外交、经济、安全各方面，都以全面重新评估为名，延续特朗普时代的政策，并在实践中“相机微调”。所有功劳毫不谦虚地揽为己有，出了问题则是“现在政策还在重新评估中，所有政策错误都是前任的锅”来推脱。问题是，这个似乎包赚不赔的策略已经越来越压不住了。

疫苗似乎压下了美国的日增率，但德尔塔变异使得日增率再次回升

在内政上，抗疫和中美洲非法移民是最大的问题。在抗疫问题上，拜登上台后的前几个月里，美国疫苗接种全面铺开，但这已经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拜登没把接种率提高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水平，反而德尔塔变异使得日增率有重回1月份高位的趋势。这次党争都救不了驾，因为拜登没有借口了，也没有招了。如果疫情继续肆虐，美国的长期经济社会损害就成为拜登的罪状，连推到特朗普头上都不行了。

美墨边境上的非法移民问题再次恶化

由于美国媒体的“配合”，中美洲非法移民问题不再上头条，但人数实际上超过了特朗普时代，仅7月就达近20万，为20年来最高纪录，其中有很多是孤身的儿童，使得遣返都不好办。拜登在竞选时代和上任初期的言行也鼓励了更多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这个问题现在被掩盖了，但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在经济上，美国从谷底反弹造成短时间的虚假繁荣，疫前就积存的经济问题反而浮现了。最要命的是，2008年后，美国政府为刺激流动性，注入了天文数字的资金，造成了美国经济非常依赖政府刺激。

耶伦在美联储主席任上时，多次试图将超低的基础利率恢复到接近正常的水平，抑制泡沫，恢复金融工具的调控空间，但因为美国经济无法承受撤火的负担而举步维艰。疫情以后，美国政府为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再次大撒钱。

表面上，这维持了社会稳定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但也造成了低端就业缺乏动力和低收入群体对政府撒钱的依赖。与上一次大撒钱的影响主要在工商界不同，这一次影响的是消费者，直接关系到美国经济最大、最直接的拉动力：社会消费能力，也关系到社会稳定，撤火更不容易。

更大的头痛来自于通胀压力。美国享受“印钞红利”已经很久了，长期债台高筑而危厦不倒，这也是大撒钱的物质基础。但美国不是见好就收，从“有节制”地印钞转入无节制的海量印钞，无可避免地造成美元泛滥和美元信用的降低，带来美元购买力的下降。海运成本飙升（8月前半月有所跌落）不仅造成进口的消费品价格上涨，还带动本土生产成本的间接提高，其结果是牛肉、水果等美国自产消费品的价格也普遍上涨了。

海运成本飙升正在推高美国通胀（图为40英尺集装箱的海运费用，单位为千美元，深蓝、中蓝、浅蓝为为中国/东亚到美国东海岸、西海岸和北欧的运费，灰色为全球集装箱运费指数）

贸易战中施加的关税不仅没有迫使中国让步，还由美国消费者买单。美国商界在政府集体施压，30多个制造业商会，致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7个零售业商会另外致信戴琪，强烈要求与中国重开贸易谈判。

据美国媒体5月报道，有3700多家美国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发起诉讼，要求取消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关税。在关税问题没有谈妥之前，各界则要求赶紧解决部分产品关税豁免的燃眉之急，有关豁免已经在2020年底过期。

有意思的是，40多名美国参议员也在4月联名写信给戴琪，要求尽快解决贸易战的问题，其中包括共和党内有影响的重量级参议员林赛·格拉汉姆和马克·卢比奥。这些反华小丑肯定不是为了发展健康的美中关系，实在是美国自己快要扛不下去了。

更加使美国工商界担忧的是，第一阶段协议在2022年2月18日到期。美中都对延续第一阶段协议或者开启第二阶段谈判毫无表示。第一阶段协议结束后，中国不再有任何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美国也不再有避免增加更多中国产品关税的承诺。

中国削减购买美国产品是说干就干的事，贸易战期间中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继续增加关税则是不可能了，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都得不到支持，再猖狂的反华政客也不叫嚣这事了，在工商界和民间更是得不到支持。接下去怎么办？

前不久，美国贸易代表处首席中国事务顾问伍人英“因为家庭原因”辞职，他被提名为副贸易代表，直接分管美中贸易事宜，他的任命正在国会审议批准期间。审议需要听证，他需要公开陈述对于美中贸易症结的认知和解决的打算，他选择了逃避。面对太多的“不可能的任务”，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在美国的所有反华措施中，关税其实是最可能产生杀伤力的，但没有伤到中国，反而伤了美国自己。

中国是美国政治的最大议题，美国朝野离开中国议题已经不会说话了。美国实行了很多反制中国的措施，其中特朗普关税是最具有实质性的。

撤销关税尽管对美国有百般好处，中国在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关税害人害己，中国的反关税是被迫自卫反击，但美国主动撤销特朗普关税无法不被看作美国首战的完败，拜登也无法因为这一最大败绩而逃脱被共和党猛烈攻击。

如果美国被迫主动撤销关税，就会像被迫从阿富汗逃走一样。美国朝野一方面都在要求“体面和有序的撤军”，因为这战争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必然对经济领域的“喀布尔时刻”发动猛烈攻击，因为美国实在是失败得太丢人了。

在外交和安全方面，拜登高调重回世界舞台，但他心思全部集中在反华统一战线上，罔顾盟国和伙伴国家的真实诉求，受到不冷不热的待遇。阿富汗溃退使得拜登本来就不多的前功不仅尽弃，还亏欠了巨大的赤字，美国的信誉受到了严重损害。

“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保卫民主”，这是美国惯用的口号，很多地缘政治议题更是在这虚幻飘渺的口号下暗度陈仓的。阿富汗是美国扶植起来的空降民主，20年大兵保驾最后还是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仓皇逃走，美国对民主的承诺成为了彻底的空话。

美国不愿意取消关税的另一个原因正是担心出现经济上的“喀布尔时刻”。美国盟国中不乏反华政客，如德国的卡伦鲍尔。作为国防部长，她要重建德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反击莫须有的对德国的“中国军事威胁”，作为觊觎总理高位的重要政客，她要对中国产品施加关税。

“默克尔之后”的德国政治走向还很不确定，德国的走向不仅决定德国的未来，也决定欧洲的未来。“岗位上的紧急培训”几乎肯定会使下一任德国总理意识到德中关系的重要性，默克尔也是在上任后才逐渐转向的。但美国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撤销关税，无疑是对拜登的反华联合战线在经济层面拆砖揭瓦，影响反华大业。

但与眼前的阿富汗危机相比，这些“近虑”反而成了拜登的“远忧”，因为阿富汗困局有他一份。

2001年9月11日之后第5天的9月16日是星期天，也是911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基督教信徒上教堂的日子。自称“重生基督徒”的小布什不仅誓言要扫除世界上的恶势力，还说道：“这场十字军东征，这场反恐战争，将持续一段时间。”（“This crusade, this war on terrorism, is going to take a while.”）。

除了在“政治正确”圈子里受到斥责外，这段话在欧美没有引起多特别的反应，但在穆斯林世界激起一片冷颤，勾起千年前的痛苦回忆。小布什的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最初定名为“无限正义”行动（Operation Infinite Justice），也充满了宗教情结。行动是后来才改名为“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

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被AK47加毛驴的塔利班从阿富汗打跑了，这是十字军之后基督徒在穆斯林的土地上第一次战败，小布什关于十字军和无限正义所代表的欧美优越感被踩在地上摩擦，其中的象征意义在欧美和穆斯林世界都不容忽视。

阿富汗战争也是北约第一次以集体防卫的名义发动的域外战争。北约部队并没有参加伊拉克战争，英国部队是以英国名义而不是北约名义参战的。北约也是美国最可靠、最使唤得动的军事联盟。

阿富汗战争的完败不可能不对北约未来的域外战争行动产生影响，把北约“引到中国”正是拜登的盟国战略的关键。“喀布尔时刻”也很难不对美日印澳四国联盟任何可能的域外行动产生影响。

小布什挥军打入阿富汗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少量特种部队在空中力量和北方联盟的支援下，轻易打败了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富汗美军的最大作战任务是在托拉博拉山洞里追杀本·拉登，塔利班死灰复燃是后来的事情了。

小布什得意洋洋地驾机登上“林肯”号航母宣称“任务完成”，似乎还是不久前的事情

塔利班的死灰复燃是必然的，美国的空降民主无法解决阿富汗根深蒂固的腐败，另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就成为阿富汗人民的希望所在。奥巴马当时面临两个选择：

1、军方建议的大兵扫荡的清剿路线

2、副总统拜登和情报系统建议的特种部队追杀路线

拜登和情报系统的建议和欧美在新冠抗疫中的“共存”路线相似，基点是承认对基地和塔利班不可能清零的现实，重点在于用无人机和精干的特种部队追杀基地和塔利班的领导层，控制反美活动，在长期斗争中建立亲美、“民主”的阿富汗。

军方则建议清零路线，要求大兵压境，利用尚存的优势和基地、塔利班的弱势，一举消灭之，然后重建阿富汗，制造撤军条件。

奥巴马最后采纳的是军方建议。这成为美国反恐战争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军费、伤亡激增，兵员短缺，最后正常军备建设为反恐让路，奥巴马也规定了撤军期限。

美国很快发现，清剿路线走不通，基地组织式微了，但塔利班越打越强大。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日子里，美军已经开始撤出主力，结束主要战斗，断臂止损。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提出要从阿富汗撤军，但说说容易，上任后反而束手束脚，一直在全面撤军和留下驻军控制局势之间犹豫。美国最后在2020年2月在卡塔尔的多哈与塔利班达成协议，规定美军在2021年5月1日撤军完毕。

在大选期间，特朗普搁置了撤军，大概不想让阿富汗迅速恶化的局势影响大选。拜登上台后，在5月1日之前完成撤军太仓促，把撤军期限推迟到了8月底。不过拜登沾了两身臊：

1、作为副总统，奥巴马期间劳而无功的大打出手还是有他一份，奥巴马没有采纳他的提议并不足以给拜登卸责。

2、现在的仓皇败逃是在他作为美军最高统帅的时候发生的，同样，协议是特朗普时代签署的这一事实也不足以给拜登卸责。

“谁丢了阿富汗”必将成为美国本已不缺题材的两党恶斗的最新火爆题材，但拜登的最大问题是：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大选可能受到影响。民主党在众议院只有微弱多数，在参议院更是依靠副总统的法定席位才有区区一票的优势，这一票还有很多使用限制。

拜登的总统生涯才刚开始，没法承受跛足总统的困境，但这看来难免了，这会对拜登任期后两年的一切重大政策决定都形成重大掣肘。至于拜登竞选连任，恐怕已经不用想了，哈里斯也难免池鱼之殃。

美军撤出阿富汗必将导致阿富汗的加尼政府的垮台，这不意外，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会那么快、那么彻底。美国情报系统的一个月塔利班兵临城下、三个月喀布尔沦陷的评估已经对拜登很不利，但“喀布尔时刻”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将严重冲击白宫的正常运作。

接下来，重开美中贸易和政治对话、美日印澳四国联盟实质化都将搁置，甚至参议院已通过但还在等待众议院通过的1万亿“重建美国”法案可能都要靠后排队了。美国国会的政治舞台和拜登的政治精力将被“喀布尔时刻”占领。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拜登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立刻露面，为事态和未来定调。美国政府好像只有布林肯了。作为国务卿和首席外交官，布林肯对阿富汗事态是说得上话的，但阿富汗早已超过外交问题，眼下的紧急撤退更是军事行动，国防部长奥斯汀说话更合适。最应该说话的还是作为政治最高领导和军事最高统帅的总统。

事出突然，布林肯作为美国政府里的大才子都语无伦次了，连“美国好歹比苏联在阿富汗的时间长一倍”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在911后的最初时刻，小布什也不见了，一时间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代表了美国的面目，不过他好歹还是镇定的，没有语无伦次。

成功有千百个父母，失败只有一个孤儿

拜登在戴维营不是问题，戴维营有足够的通信设施指挥美国政府上下，召集官员和媒体更不是问题，一句话的事情。但美国官方只公布了拜登在空荡荡的视频会议室里与哈里斯等人视频通话的图片。“成功有千百个父母，失败只有一个孤儿”，拜登这时一定对此深有感触。

这是一个在豪华客厅里看新闻的睡迷糊了的退休老头，而不是一个危难中指挥若定的总统。拜登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指挥控制能力必定成为共和党大做文章的话题。好打瞌睡不是问题，但“失败的拜登”必将成为共和党大肆炒作的话题，也将成为民主党中期大选甚至下一次总统大选的最大痛点。

拜登在塔利班坐进喀布尔的总统办公室一天之后，终于发表讲话。除了为撤军辩护外，拜登特别强调建立民主和统一的阿富汗并不是美国的使命，这是在替所有前任（包括他自己）撒谎。拜登坚称要继续在阿富汗推动民主，但“现在我们要专注于可能做到的事情” （“Now we are focused on what is possible”）。

拜登宣称，美国将继续支持阿富汗人民，将继续通过外交、国际影响和人道救援保持领导权，将推动地区外交和交往来阻止暴力，将继续为阿富汗人民的基本权力发声。

“人权必定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但推动人权不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军事行动”（“… human right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foreign policy, but the way to do it is not through endless military deployments”）。

相信台湾一些人在听到这里的时候，会暗暗地代入，感到的只能是深刻的寒意。在2万亿美元和2000多人丧生、20000多人受伤后，美国一句不能无限期军事卷入就拍屁股走人了。

美国面对的只是AK47加毛驴的塔利班，没有任何大国支持。但台湾海峡对岸的解放军本身就是大国的现代化武装力量，时刻准备好无限期的军事斗争，只要统一祖国有这个需要。

同时，拜登说到，“美军撤离从来就没有一个好的时间”（“There was never a good time to withdraw US forces”），这是大实话。但谁都知道，在台湾问题上，美军最好的撤出时间是从不介入。

拜登的失败不只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美国的失败。拜登政府正在全面重审所有美国主要政策，这不仅是政府换届的常规操作，也是必然。特朗普的政策貌似毫无章法，到处碰壁，这只是表面上的风格问题，实质问题还是在于美国的路越走越窄。

在强大的时候，横着走都没有问题，一切选择都是可行的，在落难的时候，侧着身走都有能否挤得过去的问题，更要担心看不见路而一脚踩空就爬不起来。美国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主要政治决策都是出于无奈的被迫选择。

这使得拜登的全面政策重审和重启格外艰难。美国情报和白宫政治判断的离谱也将严重损害盟国的信任，影响盟国的政治走向，谁都不想下一个“西贡铁拳”砸到自己的头上。

“西贡铁拳”只是拳头

喀布尔机场就直接用枪口瞄上了

拜登本来就不是因为远见和领导才能而当选的。在民主党内的初选中，他都已经因为大幅度落后于桑德斯等党内竞选人而准备退选了。特朗普的“醉拳派”右翼路线已经给美国捅下了太大的娄子，桑德斯的“鸡血派”左翼路线更使得美国朝野惶惶不可终日，这才有了拜登的重见天日。

他的当选是美国“政治失调”而病急乱投医的结果，美国还在继续失调中。美国本来就没有气定神闲的时间了，但“喀布尔时刻”彻底打乱了步调。

从1961年肯尼迪向越南派遣美国顾问和特种部队到1973年尼克松把美军全部撤出越南，越南战争经历了12年。西贡在两年之后陷落。越南战争失败是战后美国的最低点，现在看来，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喀布尔在美军还没有完全撤出的时候已经以更加羞辱的方式陷落了，9·11的20周年纪念日将成为美国难以启齿的羞辱日。苏联在撤出阿富汗的两年之后解体。两年后，美国会是什么样？解体大概不至于，但那时的美利坚是合众国还是“离”众国？

新冠最早在武汉肆虐，最近又因为漏进来的德尔塔变异而把中国弄得全民皆兵。然而，中国两次通过雷霆手段迅速清零，凸显了清零路线的有效性，但清零路线vs共存路线还是在争议中。中国的清零实践不仅证明了清零的可能性，也通过疫后恢复证明了清零的有利性。从控制理论出发，也可以认识清零的可靠性。

在数字化的现在，自动控制已经深入从电饭煲到空间站的各个层面，但背后以数学为基础的控制理论其实是一样的。这就是数学的抽象化的威力。反过来，控制理论也早已走出工业自动控制，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甚至可以用于公共卫生。在某种程度上，防疫抗疫也可以用控制理论来分析。

控制理论的精髓在于反馈与动态。从小妈妈就教训我们，走路要看路。不光要想好往哪里走，还要边走边看是不是走偏了。走偏了就赶紧调整步子，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直到走到目的地。边走边看就是反馈，用于与目标相比较，及时调整步子。

在防疫抗疫中，常听到要科学决策，说白了，就是根据病例新增数量、重症率、死亡率等关键数据，确定当前采用的措施是否足够。如果新增率高于预期，那就是措施还不够有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如果低于预期，就可以考虑放松措施，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这就是一个反馈控制的过程：连续观察，连续调整措施。

当然，走路看路只是对反馈系统最粗浅的描述，如果这就是控制理论的全部，那自动控制未免也太容易了。

动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有些事情立竿见影，一巴掌打上去，立刻就感到了痛；有些则从长计议，好多水浇下去，但庄稼要好几天才能返青。这就是说，事情的发生不仅有因果关系的驱动，还有一个时间因素。这个时间因素使得反馈系统有一个控制器参数调试的问题，调试得好和糟的差别很明显。有的电梯到达楼层时，稳稳当当地减速，干干净净地停下，既不拖泥带水，又没有顿挫感。有的就不行了，到达楼层时，还要上下抖晃几下才能到位。这就是控制器参数与电梯的动态特性没有匹配好。

但要匹配好，首先需要对电梯的动态特性有精确的了解，其次需要控制器对电梯动态特性的漂移（比如说，由于载员多少、设备老化等因素）不敏感，才能做到。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大厨在做菜出锅时，经常不是在菜做好的那一刻，而是在九分到九五分熟的时候，然后利用菜里的残存热量在出锅和装盘的时候靠“热惯性”完成最后的一分。这是因菜而异的，而且不仅要大厨随时观察成色（反馈），更是要凭身经百战后的经验（控制器参数调试）。

回到防疫抗疫问题。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对人类是陌生事物。在最初出现的时候，人们对其特性没有认识，好像在黑暗里突然被恶狗狂咬，马上就遍体鳞伤。随着检测手段的发达，灯光逐渐亮起来了。恶狗太敏捷，还看不清恶狗从哪里扑过来，但至少能看清哪里被咬，还能看到恶狗一闪而过的身影正在哪里出没。

直到现在，人们对新冠依然有很多疑问，远远谈不上精确了解，信息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有效的反馈控制的第一个条件。疫苗对新冠的有效性也只是具有初步数据，对于已知和还将出现的各种变异的有效性的认知更少，特效药则还没有出现，各种防疫抗疫措施的最终效果还有很多猜度的成份。也就是说，控制器的参数调试还没谱，有效反馈控制的第二个条件也不完备。

新冠还有一个问题：潜伏期。一般认为，新冠的潜伏期不超过14天，但也有潜伏期更长的报道。为了保险，有的地方把观察期延长到21天。潜伏期是特别麻烦的事情。反馈控制的关键在于看到当前偏差和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要是隔好久才能看到偏差，看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作出的调整一定不能及时，非常容易矫枉过正。

潜伏期对应于控制理论里的滞后。大滞后的系统很难调试。按照无滞后系统调试的话，一定导致大幅度的振荡，严重的时候，振荡幅度会越来越大，那就是失控了。比照新冠抗疫，就是疫情一涨，马上措施严厉化，立刻万马齐喑；疫情一好转，立刻放松措施，导致疫情反弹。欧美国家抗疫一抓就死、一放就飘、一波比一波严重就可以比照为糟糕的大滞后系统的控制器调试。

在控制理论里，大滞后系统的控制器调试需要“放松”，需要有定力。看准了方向后，沉稳、坚定地施加控制作用，宁缺毋滥，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被眼前的暂时现象所扰乱。但这也要求在最终达到目标之前，对暂时的偏差有较大的容忍度。在理论上，对滞后过程有预估控制之类的方法，但对被控对象和滞后时间都有较高要求。由于实践中做不到精确了解被控对象和滞后时间，还是用各种“松弛调试”来回避敏感度的问题，回到对暂时的偏差有较高的容忍度上来。

但这在防疫抗疫中是很难容忍的。即使政府和科学界能一眼看到未来，看准了方向（实际中好像没人做到），在疫情飙升的时候也难有定力，很难不情不自禁地加强措施，然后就是经济和社会压力迫使再次放松措施，直到下一轮。

但这是线性系统的控制理论，也就是说，系统响应是“一分劳作一份收获”那样成比例的，不会出现“欠一百块钱被债主追着欺负，欠一百万被债主追着讨好”那样的事情，后者就是非线性响应的一种。非对称响应也是非线性的一种。比如说，新冠病例新增率最低为零，不可能出现负数。

也就是说，回到新冠的防疫抗疫，如果病例新增率要维持在每天一千人，那可以近似为对称响应的线性系统；但要是病例新增率要求清零，那就是非线性的。

新冠还有另一个问题：无症状感染者。这在新冠初期很使中国措手不及，因为从病毒上同族的萨斯在潜伏期不传染，也没有无症状感染者的问题。无症状感染者到底有多少传染力，现在还没有定论，但肯定是会传染的，这好比控制理论里的不可测干扰，不到后果显现，根本不知道干扰的存在。这是很恼人的问题。

回到清零还是共存的问题，首先，共存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理解。一个是被动的共存，也就是说，承认新冠像蚊子、苍蝇、老鼠、蟑螂那样的“四害”一样，不可能彻底消灭，人类只有学会如何控制危害。这与清零不矛盾。清零是人们主动的行为，暂时的疫情只是被动共存的现实导致，目标还是清零。也就是说，蚊子苍蝇老鼠蟑螂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但看到了就要打，这就是主观上清零，但客观上共存。

共存的另一个理解是，既然共存了，只要疫情不击穿医疗系统，就可以“听之任之”。换句话说，目标不是清零，而是“可以接受”的新增病例数量，具体数量由各国各地的人口、医疗条件和社会接受程度而定。这就是主动共存了，好像家里的灰尘一样，眼不见为净，也就是当前所说的共存路线。

中国的新冠抗疫是除四害式的清零路线，欧美的压扁曲线则是眼不见为净的共存路线。眼下的清零与共存之争也在于是否应该存在“可以接受”的新增病例数量。

如前所述，新冠的防疫抗疫好比大滞后系统的控制，要把输出（病例日增数）维持在设定值，只有采用“松弛调试”，容许动态偏差的存在，但经济、社会、选票政治和党争压力很难容许这样的定力。

疫苗可以显著降低系统的不确定性（发病率“应该”大幅度降低），但受到疫苗有效性和拒绝打疫苗群体的影响，社会上持续存在的大量不明病例（无症状、轻症、拒绝就医等）使得打过疫苗的群体也持续处于较高的风险水平。疫苗好比防弹背心，通常能保命，但一枪爆头的时候还是不管用，也不能防止四肢中弹。疫苗也一样，防止重症和死亡比较有效，但要完全防止发病，可靠性还是不足，也需要人口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接种。

穿上防弹背心了，还是在流弹横飞的战场上横着走的话，难免还是要中弹，要受到伤害。在疫苗有效性不确定和缺乏特效药的现在，只能说稳定维持“可以接受”的日增数量而且避免大幅度波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欧美式清零路线对应于控制理论里的连续控制，控制量是连续可变的。比照生活中的例子，就好像汽车的定速巡航，一旦设定到100公里/小时，速度低一点，会自动增加一点油门，由于爬大坡而速度掉很多，就会增加很多油门。但还有另一种控制：断续控制，控制量则只有“开/关”、“启/停”等有限的不连续的状态，像室内空调。设定到28度，实际温度上升到28度以上时，空调启动，跌到27度以下时，空调停机。

连续控制的精髓在于精准控制、恰到好处。只要路面平整，没有强烈阵风，汽车状态良好，是有可能精确控制在100公里/小时的，但测量滞后、不可测干扰等会使得精确控制很难做到。

断续控制则有意地矫枉过正，并不纠结于精准，只要求被控变量维持在可接受的偏差范围内。即使在理想情况下，开关式空调也只能把温度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只要不在乎开关频率，这个范围是可以缩小的，但依然有一个范围，做不到精确控制在28度。

但断续控制也是有好处的。断续控制不需要对被控过程有精确理解，只要定性理解就可以了，也因此对被控过程的各种不确定性不敏感。前面提到的滞后也是一样。在空调问题里，滞后使得观测到的温度落后于实际，看到28度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已经上升到29度了。但延迟的开机依然会把温度压下来。看到27度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已经跌落到26度了。同样，延迟的停机依然会最终把温度推上去。滞后使得温度不再能控制在27-28度之间，而是26-29度之间。不可测干扰也一样，等到意识到有干扰的时候，停机开机有所延迟，温度动荡幅度有所增加，但还是可控的。断续控制不尽理想，但不会失控。这对于新冠的防疫抗疫特别重要。

对于新冠这样的大滞后、高度不确定的控制问题，确定一个“可以接受”的数量然后精确控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认准清零，疫情一冒头就扑灭之，在动态中还会有暂时的病例，但这还真是唯一可靠、稳定的防疫抗疫方法。由于病例数不可能是负数，零病例反而成为可以精确控制的目标，不同的清零措施的差别只是归零所需时间和经济社会代价。

病毒的潜伏期依然是个问题，任何强有力的措施只有在出现病例的时候才会启动。潜伏期意味着发现病例的时候，实际病例数已经对于已发现病例数。“一刀切”的防疫抗疫手段反而不受这样的信息不确定性的影响，在“通吃”中统统扑灭，只是在动态中病例数有所增加，归零所需的时间更长。

清零路线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在疫情爆发地区反复普检，在人人过关中筛查无症状感染者，将不可测干扰变为可测干扰，并对干扰实施抑制，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在武汉疫期，所有确诊和疑似病人统统收治，避免在社会上成为新的感染源，方舱医院发挥了巨大作用。武汉之后，普检成为甄别疑似病人的主要手段。

这不等于清零路线可以在任何时间都做到完全清零，可以做到的是在一旦疫情复燃时，可以迅速归零，然后保持较长时间的零病例。中国的清零路线在实践中也做到了，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

清零实际上是唯一可以确保达到目的的新冠防疫抗疫手段，压扁曲线式的共存反而是很难做到的，没有国家能做到稳定可靠地把病例数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

清零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是很大的，但共存只是把短痛化为长痛。以加拿大为例，多伦多、温哥华等大城市的累计封禁天数并不少，几个封禁期之间的部份解禁期都保留了很多限制措施，如果算起来，可能需要折算分摊到封禁期和解禁期。这样算下来，中国的解禁期与封禁期之比可能大大高于加拿大。欧洲国家也相似。美国不能算，宁肯多死人，也不肯封禁救人，不可取。

新冠对生产、生活的冲击很大，谁都希望尽快回到疫前的正常状态，一有疫情就重手抗疫也确实带来很多不便。但在可靠、广谱的疫苗和全球范围的高接种率之前，在可靠、广泛供应的特效药出现之前，清零路线是最可靠也是成本最低的防疫抗疫路线，中国的两次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与控制理论一致的。

一、张文宏医生的言论及对群众对防疫措施的疲惫

最近，张文宏医生的言论引起了一些争论，成了一个舆论焦点。对这个事情众说纷纭，我也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理解。

疫情已经一年半了，再几个月就快两年了，很多人对于疫情管控政策觉得疲惫了、厌倦了，不知何时是头。这次Delta疫情爆发，来势凶猛，各地的防疫工作又有所加码，譬如作者前段去了一次上海，回北京后马上被街道通过大数据发现。我是“到访过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被街道拉去检测核酸（要求回来一次，第7天时一次），还要求天天报体温。社区工作者都非常不容易。

这个措施，比之前的政策是进一步加强的。它确实对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有些影响，也会影响到经济运行。其实我们和朋友在一起聚会也经常会议论：“哎呀这疫情何时到头啊。”“这么搞长期也不是办法啊”；“国外一早躺平了，现在好，群体免疫了，人家不管不顾最后倒没事了”；“咱们也不能永久不开国门啊”；“这样对经济影响确实很大啊”；“美国现在经济复苏强劲了，我们反而受影响”。……这些都是典型的抱怨。我身边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另外还有悲观和怀疑情绪：“这灭活疫苗也不知道对Delta管不管用”。有的人甚至会说：“哎呀不如放开算了，与病毒共存算了。国外也都这样。”

这些坊间言论都挺有代表性的。笔者在与朋友聚会时，偶尔也会附和说说。这就是大家疫情之下的情绪的正常表达。大家的讨论并不旨在提供专业的意见，更不是在表达什么政见，都相信国家最终会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选择。

而实际上，这些言论都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何？因为我们总体上是享受到“坚决清零”防疫措施的好处的：我们是全球疫情防控做得最好的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最大的保护。我们去年的GDP是主要国家里唯一正增长的。我们享受到了疫情防控的这些好处。我记得去年二月份李文亮逝世时，疫情到了最低谷，但到了二月末三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并在欧美广泛爆发时，人们的看法得到了根本扭转，看到只有中国政府才是真正关注人民生命安全的，并且看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大家都庆幸自己在中国。

但一年多了，人们开始倦怠了。因为病毒实在离我们太远了。只是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海外疫情如何严重。完全变成了一些数据。除了武汉市民之外，我们的全民其实对COVID-19都没有什么直接体会，只是因为参与疫情防控遇到了一些麻烦而已。

如果COVID-19疫情真的在中国再次爆发，政府躺平，会如何？大规模的感染、住院率极速上升，医院濒临崩溃，死亡人数数万、数十万，无数家庭失去了老人。请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关注生命安全，非常尊重老人的儒家社会。请问届时会怎么样？

毫无疑问，社会舆情会完全反转。人们会把矛头全部对准政府，因为认为全能政府要承担一切责任，而且舆论还会政治化，转化为对体制的不满。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去年李文亮医生逝世时的情形。

谁又会是对政府最积极的批判者？我相信还是那些对中国体制一直怀疑和批评，对西方比较向往的人。包括方方这样的作家。我相信，同样是这批人，在疫情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但这个时候又会冒出来了，他们也更有可能是西方的“躺平”、“群体免疫”和“病毒共存论”的同情者。

二、实际问题所在：不是和“病毒共存”，而是如何防止境外输入

笔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而非医学界/卫生界的专业人士）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政策是可以执行的，包括对Delta变种。

最近几周，加强管控后，新增本土病例马上就被压下去了。作者经常往来的几个大城市——北上广深，都没有新的案例，事实上我们已经把Delta初步控制住了，正在清零。所以，从控制疫情的角度看，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这个措施是可行的，包括针对Delta。只要我们愿意采取措施，我们都可以防住Delta的，所要探讨的只是社会代价问题。

其实只要人们的生活恢复往常，短期的悲观情绪和怨气就会减少，舆情就会改善，讨论的迫切性马上又会削弱。疫情一反复，人们因为倦怠就会开始抱怨。

疫情防控是一项公共卫生政策，这种政策不能跟着老百姓的情绪走。如果跟着老百姓情绪走，那怎么不在2020年1月武汉封城前夕来个武汉市民大投票呢。那谁会同意封城呢？那还有什么专业性和科学可言呢？还有什么公共卫生政策可言呢？

第二，不能泛泛地说“和病毒共存”。

我理解这里所说的所谓“共存”，并不是说具体某个人和COVID-19的关系，而是指一种公共卫生政策：我们容许病毒在人的世界里传播，承担一定的生命安全风险，但不打算完全消灭它（eradication），也不会采取特别激进的防控措施。

但要问的正确问题是：和什么样的病毒“共存”？显然，COVID-19 Delta变种这个具体的病毒是不能和我们“共存”的，因为它的传染性、重症率、死亡率是初版COVID-19的数倍，对社会公共健康的危害极大。我们的社会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代价。

尤其是，COVID-19最主要伤害的是老年人群体——特别是高龄群体，而高龄群体注射疫苗的比例恰恰又是比较低的，因此他们仍然是病毒高危群体。我们一旦“躺平”，病毒就会首当其冲地伤害这些人。

另外还有一个疫苗与Delta的关系。到底打了科兴、国药等国产灭活疫苗的人群面对Delta时的防护性如何。我觉得现在数据量可能还是不够的。科学家还在动态研究，需要有更大的数据支持。这种研究，是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一切基础。在完全搞清楚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冒风险的。

何时可以谈论病毒共存？其实是COVID-19病毒真正“流感化”的时候：病毒的毒性大大下降了——无论是打了疫苗的，还是没有打疫苗的。这时我们才有可能去探讨和它“共存”的可能性。但在Delta出现时讨论这个是不合宜的。而且会造成舆论和见解上的混乱。

第三，公共卫生政策反映了一国的制度、治理和价值观。我们去年初已经完成了公共选择。

公共卫生政策首先是要站在科学的基础上的。针对这种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管控肯定会有社会代价的，其实是一项有权衡取舍的公共选择。要解决的问题：

1）我想保什么，可以放弃什么（我的priority）;

2）我的能力让我能够保什么，不能保什么（我的capability）。

显然，不同国家和社会的选择是不同的。

1）我想保什么：中国的选择是：保全体民众的健康。生命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的基本底线。其中，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我们是一个尊老社会，特别关注老人的安康。我们的老人很多也是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与子女分开，独居或居于机构养老场所）。中国社会愿意为了保护老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每个人让渡一些自己的权利、自由、隐私，社会承担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那些觉得西方模式也不错的人，给你们一个选择，你们愿意带全家老小，特别是家里的高龄老人，一起去美国、英国居住么？我表示怀疑。因为作为中国人，你们也是尊重老人的。所以这些连精致利己都不算，纯粹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西方是不同的，西方要保许多其他的东西。譬如说保个人的各种自由，保个人的隐私，要大算经济账，但老人是可以放弃、可以牺牲的。

2）我能保什么：我们发现，中国的举国体制、数字化治理、个人能够让渡部分的权利与自由、众志成的心理，使得中国居然可以实现“清零”，并最终在各方面获得一个均衡。

但西方实际上是没有这个选择，它做不到这些，不可能全面控制疫情，一定要付出巨大的人命代价。而且如果防疫效果也不佳，还要牺牲经济，那还不如老早“躺平”，选择“群体免疫”，但不惜牺牲老人。

中国还能做选择，其实是能力的体现，是一种“奢侈”，是“强者的烦恼”。而我们也早在2020年1月对武汉封城时就已经做了这样的公共选择了：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做出了公共选择：我们将用最严格的方式对抗COVID-19（“SARS化”），而非“流感化”的应对方法，以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体特别是老年群体的生命安全。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今天再翻过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些莫名奇妙的。难道我们一开始就选错了？难道搞了半天死了上百万人的西方是正确的？中国社会能够接受死上百万老人么？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莫名奇妙。

第四，真正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国外的输入性疫情。

我们不可能因为西方社会的制度、价值观、能力、选择（西方人想保什么、能保什么）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公共卫生政策。这其实本质是个制度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它就和西方不会采取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也不会采取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一样的。

现在中国能做的，就是继续观察海外疫情的发展，病毒本身的发展，做好严防死守。要看到现在的疫情全部都是海外输入的，所以还是一个如何“给国门戴口罩”的问题。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会延续这个政策。我们不可能冒着医院崩溃、大量老年人死亡、稳定出现问题的风险去加强国际旅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

中国有14亿人。美国3亿，大欧洲5亿，日本1亿多。整个发达国家经济体加在一起也就10亿多，还不如中国人多。我们和那些依赖人口流动的欧洲国家（譬如依赖旅游业的意大利）是不同的。所以，内循环是可能的。总之，中国的操作空间更大，选择更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选择显然不是关闭国门，而是为了应对最坏的情况，进一步加强严防输入，甚至进入某种程度的关闭国门，进入更大的内循环。

至于未来再怎么办，譬如如果五年后疫情还在的话该怎么办。那当然是动态观察，到时再说，根本就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三、如果COVID-19出现在古代人的社会会怎么样？——传染病的社会学

有时我会思考这个问题（但很可惜我还缺乏必要的知识）。因为COVID-19主要是打击中老年的，特别是7、80岁以上的人口。年轻人的重症率、死亡率是非常低的。

原始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就20~30来岁吧。壮年就死了。遇到COVID-19的话根本不会是个“病”。如果发展到有城镇出现的农业社会，人口居住更加密集，是会出现大规模传染的。但假设人均寿命仍然是30~40岁，那这个病毒和“不存在”也是一样的：可能许多人都感染了，但是没有人因此而死亡。大多人的症状很轻。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传染病学的角度看，这个病存在，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病根本不存在……同时，人们很自然的就因为不断地传染而形成了某种群体免疫，并且能够代际相传。

从病毒的角度而言，为了广泛传播，也要找到一个均衡点。如果宿主被很快杀死，是不利于传播的。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假设大量的人被感染，且病毒的“毒性”更大。那在自然选择下，一方面活下来的人会取得抗体，另一方面毒性更大的病毒也自然淘汰，更加温和的变种留了下来。最后，与人类找到某种“共存”的关系。

迄今我们还会感冒。造成感冒的病毒有两百多种，包括许多类别的冠状病毒。我猜想，许多病毒是非常古老的，早就和人类形成了“共生”关系。

但这是把人类变成自然的试验田，让病毒自然繁衍发展，让人类在病毒侵袭下自然的死亡、淘汰……最终形成这样的关系。

病毒是古老的，但在COVID-19出现的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大变样了。

人类非常的长寿，出现了大量的70岁以上的高龄群体，一个在几千年之前“非常温和”，甚至可以“社会性不存在（socially non-existent）”的病毒会变成一个“毒性很大的烈性呼吸道传染病”，专门打击这部分群体。

人类也有能力通过科学手段发现、识别这个病毒，并且不能放任不理，由其在人类社会里蔓延、肆虐众生，通过为数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大规模感染、大量的死亡（导致病毒转向更加温和的变种）以及自然的群体免疫去与病毒建立一个更温和的关系。此时的人类，要在这个瞬间节点抑制这个病毒：人类不仅仅会采用各种医疗手段（medicine）去应对，还要建立系统的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政策与体系，开展系统性的防控。

在古代人类社会，这是不可想象的。二十一世纪二零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政府非常注重人民生命安全及福祉的社会，也是一个非常尊老的社会。而政府又具备足够的公共政策手段，那么可想而至它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它一定会打破病毒在纯自然状态下与人类的互动发展的逻辑。过程中，它也会为这个选择承担一定的代价。而之所以有这个选择，也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了。

我觉得从这个大力士角度讲，中国已经比西方要更加先进了。我们其实在做一些他们无法做的社会选择。

四、关于张文宏医生

跑题了。讨论了这么多问题，让笔者回到张文宏医生的争议。

中国抗疫体制是非常特殊的，它体现了我们举国体制的特征、能力与我们的文化。

这其中，坚持、众志成城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它需要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共同应对疫情。如果没有这种众志成城，没有这种意志力，没有政府自上而下的约束与加持，防疫抗疫早就失败了。

为什么张文宏医生的言论有如此大的争议？笔者的理解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言论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出来，使得我们的防疫体系在心理上出现了一道裂缝。

我们不论他言论的初衷是什么，但当下的时点是比较特殊的：Delta比较厉害，人们防疫很疲惫了、离真实的疫情太远了使得麻痹了、胆子大了，一些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等等。这就使得他的言论有了支持响应者，并构成了对我们防疫抗疫长城的冲击。笔者以为，言者可能无心，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并不打算挑战我们的防疫体系，而只是和我们一样在发表一些见解。但他和我们的区别在于，他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他被认为是疫情防控权威，一言九鼎，可以带动舆论。一些抱有怀疑和悲观情绪的人会被他的言论所带动。他直率的表达风格更会让受众觉得他说出了真话。

而实际上，我们看，张文宏是个医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生的领域是治病，个人医疗，medicine。

而传染病防控属于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是一种公共政策，与经济、政治、社会其他政策高度相关。

张文宏医生经常提到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实际上，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https://www.jhsph.edu/ 与医学院（School of Medicine）https://www.hopkinsmedicine.org/som/ 是两个学院。这完全是两个领域。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ttps://www.hsph.harvard.edu/ 与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https://hms.harvard.edu/ 是两个学院。

笔者之前也不了解的，在哈佛的时候接触了两个学院的学生，后来参与了一些行程培训课程，才发现内容完全不同。虽然也有不少学生有医疗背景，但公共卫生的领域更广，完全是公共政策的范畴。

翻译一下：怎么给一个病人治病，和一个国家或社会怎么制定一项合理的传染病防控政策，是两码事。前者是medicine，后者是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依赖的不仅仅是医疗技术，还要有政治制度赋能和支持的。

张文宏是个医生，他医术再精湛，对传染病理解再深，也还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我理解他可能都不属于公共卫生这个圈子的（卫生部、卫健委、CDC这些才是公共卫生领域）。他的知识肯定是会有短板的，在成名后，他不可避免的会在媒体的邀请下，讨论一下他并不是最专业的内容，特别当他有了足够的自信，同时也有表达欲望的时候。例如政治、制度、治理、公共选择、经济，社会，这些其实很难是一个专业领域医生熟知的话题。

他在去年3月份对美国的一系列评论，说美国的医疗多么先进，如何能够从容应对疫情，劝网友不要为美国操心。

“若是美国的疫情严重了，它们肯定也是会调整相应的应对措施的。所以说美国是有把握应对它们的疫情的。

所以说美国自己都不用担心的事情，中国网友也不用对它们操碎心的。毕竟他们比谁都爱惜自己的性命。

若是美国民众感觉形势不对了，肯定会抄家伙搞事情的。所以，所有的事情，尽在美国掌控之中。”

显然，张文宏医生完全不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制度，更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他就是在想当然。笔者去年的文章是（《美国对抗COVID-19无力的12个原因及疫病的“社会建构”》）分析了为什么美国不可能很好的防疫。

他所讨论的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不是一个个人医疗问题。

而实际上，防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了，是一个大政治问题。

张文宏是一个医生，他的专业在细分的微观领域。他肯定会认为美国的医疗科技先进，从medicine的角度看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他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因此会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当然，张医生说什么都可以，笔者只是在说明，他是有知识短板的。事实已经印证了他的错误。所以他在其他公共政策问题上也会错判。

每个人都有知识短板。关键是要能够看到自己的短板，不要过于自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你不是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说啥都可以。如果你是公众人物的时候，言论就要注意了。

我们再看看张文宏医生的其他言论，其实可以发现，他是比较偏好美国的。按照他的医学背景，以及年龄段（1969年生人），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年纪的人还是以崇尚西方居多的。这并不是什么政见，只不过是一种倾向：他的成长经历会使得他自然地认为西方的东西普遍更科学、更好、更合理，政府也更强大，治理更人性，人民素质也更高。这是根深蒂固的。它不是政见，只是时代的烙印。笔者以为这其实就是某种代沟。

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以及巨大的代际变化（新一代年轻人对中国模式更加自信），张文宏医生的说法就会让人有些不适了。我觉得我们既可以理解张文宏医生的说法，也不难理解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

笔者觉得张文宏医生一战成名，接受各种访谈，成为一种流量经济，其实是危险的。很容易会介入自己不那么熟悉的话题并犯错误。公共卫生、中美制度比较这些也都是比较敏感的、涉关政治的话题，作为公众人物，谈论起来要比较小心的。他毕竟是一个医生，细分领域的专业人士，我觉得他很难有这么多的政治敏感度，看问题总是难避免局限性的。也许他还被热心的网友给“鼓励”了，认为尺度大一点，讲点自己的心里话，会有更好的效果，社会也能欢迎和包容。但张医生还是太单纯了。

五、笔者再总结一下大的脉络：

1、中国的COVID-19防疫政策不是医疗（medicine），而是公共卫生问题（public health），隶属公共政策

2、防疫公共卫生政策还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关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各种底线思维，还与外交、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挂钩，早就上升为大政治了

3、国民享受了举国体制下众志成城疫情防控措施的以来的所有好处，对COVID-19有点麻痹放松，对防疫手段有点厌倦，也受到国外躺平主义下“病毒共存论”的影响

4、但实际上人们只是有所倦怠，疫情真的爆发，导致生命健康的损失，人们立马会开始指责全能政府，甚至把问题政治化

5、在这个关键节点，必须坚持中国一贯的防控政策，避免功亏一篑。必须教育好群众，稳住人心，不能有倦怠，更不能有战败主义

6、张文宏医生发表了关于“与病毒共存”的说法，刚好契合了一些民众的想法，迎合了他们的倦怠心态和“厌战主义”

7、张文宏医生是抗疫以来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享有巨大的影响力的。他所发表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对当下的大国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迎合了民众的想法，引发了讨论。他的言论为我们的公共卫生政策长城上敲出了裂痕。这个裂痕一旦出现，我们的防疫长城就会被削弱：所有的人，从百姓到监管机构的基层人员都会动员。这种影响是张文宏医生没有想到的

8、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有关部门也请高强等退休官员/老专家来发表意见，正面回应、驳斥张医生的言论，引导舆论

9、张医生过往的所谓“亲美言论”也被一些网友摘抄出来，对他本人发动了责难与攻击，质疑他的根本立场，还有挑战他的博士论文的。其中有一些内容，可以被归为“网暴”范畴

10、喧嚣之后，“与病毒共存”这个说法也就不会再在公共领域出现了。政府要做的事是统一思想，让大家众志成城，继续维护中国得来不易的抗疫成果。

六、关于言论空间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现在舆论打击张文宏医生，有很大的问题的。这样好的医生居然也因言而被攻击。我看朋友圈，不少人在发文支持张文宏。

对此，笔者的看法如下。

1、人出了名，获得了流量，在聚光灯下，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任何说错的东西都会被人们用放大镜去检视。这就是出名的代价。所以，发言务必要谨慎，要注重场合，不能什么都说，不要对不完全熟知的问题发表言论。就算非要发表言论，也要免责，“我真的是胡说八道的啊”

2、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下，发表亲美言论，特别是经不起推敲、立场大于事实的对美国比较友好的言论，会引起不少人的不适。你发这样的言论，就准备好承担后果。另外，现在中国年轻人对美国也不能说就是不理解的。如果你也不算是这方面特别的专家，少说

3、要有政治敏感度。公共卫生政策现在是大政治，都已经算是基本国策了，这是不能随便去说的。可以讨论，但要注重场合。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要注意影响

4、我们的社会没有讨论空间？公共政策有没有动态修正的可能性？当然有啊！参加闭门的专家研讨会，给卫生部门提建议。上书，写内参。有无数的渠道。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言论限制，政府是动态研究观察，吸收各方面的信息，以求做出最准确的决策判断的，以张文宏的身份地位，有大把的渠道可以向上递送他的观察和建议，都会受到重视，得到反馈。但涉及基本大政方针的东西是不适合在公共领域随便说的。因为大多人没有足够的知识与判断力。他们会认为张文宏医生都这么说了，这就是代表正确的东西了。张文宏医生的说法可能在社会引发分歧甚至混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专业人士，他应该在专业圈、决策圈的范围内提交他的专业建议，而不是在公开场合下向不特定人群公开表达可能本来也不太成熟的意见。他更关心的应该是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决策，而非满足自己对外讲演的一时快感。但无论如何，笔者以为张文宏医生的渠道都是打通的

5、张文宏是共产党员，他说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员要先上，冲到一线。那么这个时候也一样，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纪律问题。不能妄议大政。可以提意见，但要遵循流程。最后要以大局为重的。这就是政治站位

6、他有没有遭受网络暴力？笔者以为，有就有吧。你有没有在公众场合被攻击。网络暴力是虚拟的，是键盘侠的战役。出了名，有了流量，就做好准备因为一言不合被网友抨击吧。笔者也被网友抨击，这很正常，不算什么。网友可以捧你，也可以杀你如果这都不能承受，就不要加入到这样的世界里

7、张文宏工作受到影响了么？肯定没有啊。网上挨了挨骂而已。他的职级照旧，工作照旧，生活早就。他依然可以组织、发起、参与各种专业讨论。他要发声，我相信凭借他的影响力，中央都会听取。他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他需要更加“内敛”一点，注意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不是一个要证明你存在的议题，而是一个全国一统的整体布局。但无论如何，网友无需多虑。张文宏不会受到什么实质影响，除了……

8、除了博士论文。这就是一码归一码的问题了。如果犯了错误，那就要承担代价。我看网上有说“20年前的标准不同，难道要追溯应用现在的标准么”？这就不对了，难道20年前就允许抄袭了？如果张文宏医生确实犯了错误，我们拿着一纸说明，坐时光机飞回20年前，当时的学校领导会承认？当然不会。学术标准是一贯的，只是存在一个能否验证及评价的专业问题。对于张医生的博士论文，笔者的看法是，交由复旦大学去研究、判断、决策，做出结论。如果确有问题，那就处理。不要试图把自己的论文和国家联系起来，不要妄想责成国家为自己背书

9、国家如何决策？有关部门最后一定会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要看到，张文宏医生是疫情防控大计里有功之人，他其实没有必要在公域发表各种不完全熟知和有把握的意见，更不应该随便发表对中国大政不同的意见。如果他希望对国家更好，希望公共政策更加合理，希望自己改变政策制订，就应该多利用他的资源提建议，直接找到渠道为政府服务，而非通过民间传话

10、防疫公共卫生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政策领域。在未来的中央全会里，有可能就该问题进一步深化，使之成为当前中央的核心部门。

以上是本篇。很困，晚安睡觉！

与狼共舞：谈中国与塔利班的合作

随着塔利班闪电式的卷土重来，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与塔利班合作、如何合作就成为很现实的问题。

塔利班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90年代执政期间，曾经干下很多人神共愤的事情，这也是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的时候，靠少量特种部队、空中力量，就在北方联盟的支持下，轻易打跑了塔利班。现在，塔利班回来了。塔利班还是同一个塔利班吗？

塔利班意为学生。塔利班的主体是苏军侵阿时代难民营伊斯兰学校的学生，恪守伊斯兰律法，成为反抗政府腐败和社会秩序崩坏的有力力量。但塔利班的严刑苛政在笃信伊斯兰的阿富汗民间都遭到强烈反对，与其说塔利班是被美军和北方联盟打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的。在塔利班被推翻的时候，塔利班的阿富汗已经成了空城计，一推就倒。

20年后，角色反转，美国扶持的喀布尔政府重蹈腐败的覆辙，成为空城计，在塔利班的凌厉攻势下，一推就倒。重新进城的塔利班不仅是伊斯兰律法的学生，在战火和挫折中也成为人间琐事的学生。说到底，要在人间建立神国，还是要赢得人心才行。塔利班是因为赢得人心而重新进城的，也需要人心才能重新坐稳喀布尔。

一进城，塔利班就明确宣布大赦，所有前政府工作人员、前军警都欢迎留下来，参加重建阿富汗；妇女有学习和工作的权力；所有阿富汗人和外国人都受到保护；不容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做损害任何国家的事情。这与90年代的塔利班完全不同了。

另一方面，塔利班也宣布，决不实行民主，阿富汗将重回按照伊斯兰律法的统治。这则是回到人们熟知的塔利班了。

那塔利班是变了，还是没变？应该说，塔利班变了，又没变。可以说，新塔利班实行的是坚持塔利班领导的改革开放，鼓励和谐共存与和平发展，但不容许以颠覆塔利班统治和伊斯兰律法为目的的政治反对力量。这是鸟笼里的自由，鸟笼多大则是由塔利班规定的。阿富汗街头公开挑战塔利班权威的反对派示威遭到开枪镇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中国与新塔利班能合作吗？

华春莹借俄罗斯等国政要和国际媒体之口，肯定当前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各方面的表现，认为塔利班目前的做法是良好的、积极的、务实的。尽管阿富汗局势还没有彻底明朗，但认为塔利班不会重演过去的历史，如今的塔利班比上次执政时期更加清醒和理性。这是清晰的中国愿意与塔利班合作的信号。

中国也需要与塔利班合作。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关系到瓦罕走廊的安全，也关系到巴基斯坦和一带一路。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使得重回和平与发展道路的阿富汗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伙伴。但新塔利班想与中国合作吗？

塔利班的政治领导人巴拉达尔一个月前访问中国，与王毅会谈，对中国做出的承诺基本上都在进城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显示了塔利班愿意与中国合作。巴拉达尔与奥马尔共同创建了塔利班，是塔利班里的二号人物，负责塔利班的实际运作。

塔利班更是需要与中国合作。

巴拉达尔在同期访问了伊朗、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利班是逊尼派的，伊朗是什叶派的。虽说塔利班决心打造更加包容的伊斯兰政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太久太深，也没有成功合作的先例。

塔利班是在抗苏时代难民营的伊斯兰学校里诞生的，俄罗斯与塔利班之间存在天生的尴尬。合作是可能的，但障碍也是巨大的。

塔利班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千丝万缕，合作是自然的。问题是，巴基斯坦自身发展不好，并无能力帮助塔利班。所谓塔利班是在巴基斯坦支持下才壮大的说法是西方视角，对“逆势生长”的反对势力总是要找一个大国背景的“爹”，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是因为苏联的支持，越南打败美国是因为中苏的支持，塔利班的再次进城自然也需要一个“爹”，那就非巴基斯坦莫属了。事实是，巴基斯坦是打开盒子的潘多拉，但塔利班的壮大不是因为巴基斯坦的支持，巴基斯坦也没有这个国力支持，毕竟塔利班对抗的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巴基斯坦有实力间接对抗美国，那就不是巴基斯坦了。同理，阿富汗的重建负担也不是巴基斯坦背得动的。

另外，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复杂关系也是巴基斯坦的心病。巴基斯坦塔利班在西部的部族地区活跃，与南方的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一起，挑战伊斯兰堡的统治。巴基斯坦既需要拉住阿富汗塔利班，断绝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后路；又要小心不至于肉包子打狗。在这个问题上，巴基斯坦面对的是与中国一样的难题。但中国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中国有阻止塔利班支持疆独的问题，瓦罕走廊也只有短短一段接壤，中亚和克什米尔方向已经得到相对有效的管控。

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强大得多的实力，只有中国才能真正有效地帮助塔利班控制阿富汗。

塔利班依然没有控制北方。潘杰希尔山区的北方联盟今不如昔，但得到投奔的阿富汗政府军的加盟后，依然是可能对塔利班造成威胁的。塔利班只有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和民情，重启和平与发展，才能避免再次被打出喀布尔的命运，这一点塔利班是清楚的。

塔利班也面临立刻到来的西方制裁。IMF的资金已经停止发放，德国也宣布立刻停止援助，阿富汗中央银行的几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被美国冻结。阿富汗像伊朗一样被排挤出美元结算体系也是很可能的事情，继续维持开锅是近在眼前的挑战。

只有中国能填补这个空缺，并帮助阿富汗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不会撒钱援助，而是帮助阿富汗人民生产自救。中国的扶贫经验和体系是现成的，中国在阿富汗投资的大矿更是现成的桥梁。

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项目长期以来推进困难，但障碍与其说来自塔利班，不如说来自美国控制下的阿富汗前政府。如果塔利班要作乱，戒备森严的绿区尚且漏洞百出，远在天边的矿区更是塔利班可以轻易攻击的目标，但是塔利班并没有。现在更没有理由。

阿富汗更需要建设的人才，不管是20年前结下的梁子，还是20年里欧美化教育的结果，阿富汗人中，教育程度较高、专业能力较强的群体可能对塔利班并不友好。除了前政府工作人员、前军警，专业人员可能是现在最基于离开阿富汗的，也是最有希望在欧美立下脚跟的。

塔利班已经邀请他们留下，共同建设新阿富汗，但能吸引多少人留下就不好说了。强留的话，人在心不在也是没用的，寻机出逃只是时间问题。塔利班现在并没有阻止阿富汗人离开，可能正是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放异议群体走，反正留不住，自己培养心态上更加友好的群体，这是对塔利班更好的选择。在这方面，中国不仅可以提供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帮助短期运作，还可以帮助培养阿富汗的土生人才，日后接管自己国家的运作。

中国外交的最大特点就是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内政，不要求对方改变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中国在缅甸做到了，在朝鲜做到了，在阿富汗也做到了。当然，尊重是双向的。中国对塔利班的最大要求也是一样。现在看来，塔利班有意做到。但塔利班是否真的做到，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要是塔利班旧病复发呢？中国与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早已经在部署安全合作，塔利班再次犯浑的话，这才是美国大兵从来做不到的铜墙铁壁。

另一方面，别忘了TG也有过整风扩大化、土改扩大化、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今日成熟的中国是在昔日错误的路上走过来的。对待塔利班，也应该给一个机会，同时对塔利班拒不悔改有所准备。

狼是凶狠的，但狼也不是只有凶狠的一面。中国需要学会与狼共舞。

（观察者网讯）当地时间8月19日，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在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纪念日之际，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塔利班官方推特截图

如果说瓦特蒸汽机代表第一次工业革命，那内燃机和电力就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和计算机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网络化则代表第四次。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德国和美国。如果说到这时为止，世界还是列强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曾经自信满满，自信还将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甚至独享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但中国的意外强势崛起使得美国焦虑万分。

每一次工业革命不仅上技术引导的，也是基础设施铺垫的。离开了煤矿和铁路，就谈不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德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则是公路和电网铺就的。半导体和计算机对能源和交通等硬基础设施的依赖降低，但对军事和民用消费的拉动更加依赖，对投资越来越大的供应链也更加依赖。

基础设施不仅需要建设，还需要保养和扩充。半导体供应链更是需要不断升级。盈利丰厚，但耗资也动辄过百亿美元。一旦断片，重建非常困难。美国正是这个情况，只能依赖盟国甚至敌友不明的中国才能形成完整的供应链，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困境是自找的。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制造业只是逐利的一种方式，还是很辛苦的方式。投资和金融就快捷、省力得多。看准明星股，果断投资，然后盈利，直到盈利枯竭或者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时果断出手，转向下一个目标，这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传统方式。

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环境下，去工业化是必然的。英国也是这样从日不落走到日落的，现在轮到美国了，带来最终动摇美国国本的中产阶级萎缩问题。在1970-2016年间，美国中产阶级就业分布中，生产线工人、操作工/维修工、零售、办公室文秘这四大部类下降，保洁/保安大体持平，上升的是家政、技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换句话说，不经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和大专，技工的收入不低，但一般需要大专教育）而升入中产阶级的上升通道越来越窄，蓝领中产阶级的萎缩成为美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仅剩的蓝领中产阶级（如家政）集中在低收入端，家庭收入的提高主要与妇女就业有关，而不是收入水平的提高。

反映到美国的公司构成，就是制造业公司大批萎缩甚至消失。

战后到50-60年代，美国主导世界上大部分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造业和市场，如电话、交换机、家电、计算机、汽车、轮船、飞机等。AT&T的贝尔实验室和RCA的沙恩诺夫实验室主导了电子行业的研究和发明。贝尔实验室的数据网络、晶体管、蜂窝电话（手机的关键技术）、激光、数字信号处理等发明奠定了现代ICT的基础，沙恩诺夫实验室则发明了彩电、液晶显示、薄膜电路、微波炉、半导体等。

美国不仅在技术上领先，还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大的市场，同时主导世界上的相关贸易，是真正的双循环。通用电气、IBM、威斯汀豪斯、RCA、摩托罗拉、Zenith、Sylvania、Xerox、Hoover、惠普、柯达、Ampex、AT&T（西方电气）、福特、通用汽车、克莱斯勒都是行业翘楚，仅航空工业方面，50年代就有波音、道格拉斯、洛克希德、北美、康维尔、沃特、共和、诺斯洛普、格鲁曼、马丁、贝尔、西科斯基、休斯、皮亚塞基等一大串大公司。后起的还有微软、英特尔、德克萨斯仪器等。"

如今，消失的巨头名单越来越长。

RCA消失了，沙恩诺夫实验室随之消失。摩托罗拉离消失只差一口气，消费电子部分卖给联想，半导体卖给恩智浦。Zenith消失了，高清电视关键技术卖给LG。Sylvania消失了，现在成为贴牌品牌。柯达发明了数码摄影，但为了不影响利润丰厚的胶片业务，坐视数码摄影的窗口关闭，最后破产了。AT&T的话务端被拆分了，其制造部分西方电气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和交换机制造商，现在消失了，贝尔实验室也随之消失。IBM曾经主导大型机和PC，也是半导体的重磅玩家，现在不造计算机和半导体了，几乎破产，PC部分卖给联想了。曾经从洗衣机到电风扇、发电机到航空发动机通吃的通用电气萎缩得不成样子了。威斯汀豪斯也没有了。

仅半导体而言，美国产量曾经占世界过半，如今只有12%。

专攻高端是不归的死路。越是高端，越需要宽广深厚的基础，把基础转移到低成本国家最终不仅培养对手，也侵蚀自己的根基。专攻研发、靠IP吃饭也是难以为继的，最终要变成闭门造车。

美国还有有制造业强项的，杜邦、陶氏化学、埃克森、雪佛龙、P&G、J&J、波音、洛克希德等都是行业翘楚， 这是由地域门槛和技术门槛决定的。

全球化意味着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和生产流向最低成本的地方，而生产成本最终包括运输成本，美国的能源、农产品成本优势和紧贴市场使得有些制造业成为美国的天然强项，比如石油、日用化工、食品等。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电力价格是世界最低之列，又接近产地和消费者，中国和其他国家较难竞争，埃克森、陶氏化学等都有地理之利。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日化产品还有习惯和口味问题，使得中国肥皂、牙膏之类很难进入美国市场。这是地域门槛。美国政府定立了2035年无碳电力和2050年全面碳中和的目标，但美国汽车的无碳化可能会远远晚于欧洲，因为美国汽车已经与美国石油工业深度绑定，市场门槛高不可攀，这是一样的道理。

技术门槛更加为人们熟知，波音、洛克希德、杜邦、通用电气（航空发动机）、英特尔、德州仪器、高通等都是例子，但空心化和悬浮化也蔓延到了这里。高通是fabless，只设计，不制造。与其说中国ICT依赖高通芯片而发展，不如说高通依赖中国ICT制造而生存。英特尔的CPU依然领先，但在芯片制造方面已经落后于台积电了。杜邦集中于专业化学品，避开了大宗市场。洛克希德面向军工，这是美国不会外包的产业，旱涝保收。德州仪器还相对小众，从上到下一手抓，没有空心化和悬浮化。通用电气的航空发动机也是，但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少了。

美国制造业巨头的兴衰史是美国经济的兴衰史。奥巴马、特朗普、拜登都想重建美国制造业，但都成为泡影，其中原因很多，缺乏自下而上的供应链可能是最大的原因。最高端的制造业利润最丰厚，但这是需要下家才能生存的。美国掌握了极紫外光源，荷兰ASML是下家，台积电、中芯是ASML的下家，华为、小米等是台积电、中芯的下家，经过销售渠道，才到达消费者。这只是芯片到手机的供应链。拜登试图用行政手段和政府补贴硬性要求台积电在美国（比如在亚利桑那）重建芯片制造，但解决不了供应链下家的问题，这是不行的。如果美国芯片工厂最后还是要到中国来销售出产的芯片，美国还是没有解决供应链问题。但重建整个供应链，这是拜登-国会的1万亿统统投进去都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

产业政策不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德国都通过产业政策实现了工业起飞。美国在历史上就研究过是否可能通过产业政策重夺制造业高地的问题，都因为投资明星股-薅羊毛-转向下一个明星股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真正主旋律而无法实现，政府导向的产业政策必然要引起非公平竞争的争议，更是要成为掌管钱袋子的国会内党争的主战场。这是美国的定体问，奥巴马解决不了，特朗普解决不了，拜登也解决不了。历史上，英国在认识到制造业不断衰落时也解决不了。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还将继续，制造业巨头的进一步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阿富汗战争打不下去了，美国必须撤军。这是十年前就清楚的事情，美国磨磨唧唧到现在才撤军，还是没有避免被只有AK47加毛驴的塔利班扫地出门的羞辱。美国会反思吗？会的。美国有反思的习惯。当然有避免再犯同样错误的用意，但也是党争的必然。要攻讦政治对手，总是要说出个子丑寅卯的。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两党的屁股都不干净，但还涉及到很多超越党派、属于“美国信念”的东西，能反思到什么程度就值得观察了。

1、为什么要到阿富汗去打仗？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代，美国已经插手了，但911是入侵阿富汗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点上，估计美国人不会否定，战争的起始是自卫反击。但战争很快就变味了，变成越南战争那样，战争的目的模糊了。

美国的入侵很顺利，塔利班很快垮台，本拉登逃进山区。美国不能住手，因为还没有击毙本拉登，也没有消灭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再次攻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问题在什么时候这个可能性才算消失，这成为战争无限延续的关键转折。

本拉登是基地组织的创始人，也是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精神领袖，要根除基地组织，必须抓住或者击毙本拉登；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所以要根除基地组织，必须根除塔利班；要根除塔利班，必须建立民主、世俗、现代的阿富汗；这也是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涉足重要，制约伊朗，剑指中俄，为美国的战略版图补上关键的一环。这样，战争从自卫反击转向打造新帝国，美国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也一步一步踏进了mission creep的陷阱。

在击毙本拉登的时候，基地组织已经式微，但这也是塔利班卷土重来的时候。这时美国已经卷入太深，但伤害尚且不大，是见好就收的最好时机，但这正是最难的。见好的时候既可以是起飞式发展的转折点，也可以是悬崖边上的最后一步，什么样的预测取决于“知己知彼”，这正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美国具有发达的情报和分析系统，对于战术性的态势发展能精确预测，但战略性的态势预测不仅取决于数据，还取决于判断，这才是美国经常被自己误导的地方。

在越南战争后，主持入侵的肯尼迪时代参联会主席麦克斯韦·泰勒上将在反思越南战争时说到：“首先，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打又一场朝鲜战争，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其次，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南越盟军……我们对北越的了解更少。胡志明是谁？没人知道。所以，知道我们弄清楚敌我友，我们最好不要涉足这样的脏活。太危险了。”在奥巴马时代担任阿富汗事务顾问的道格拉斯·卢特中将则说：“我们对阿富汗从根本上缺乏理解，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阿富汗做什么。”相隔50年，反思竟然如此相似，充满讽刺。

美国人的优越感、使命感和美国价值的普世感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美国战略误判的根源，要反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不反思，阿富汗战争这样的错误还会再犯。

另一方面，如果阿富汗战争的目的是消灭基地阻止和抓捕/击毙本拉登，2011年击毙本拉登后，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和作战的合法性就有疑问了，但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2、民主值得保卫吗？

如果街上抓一个美国人问，阿富汗战争值得吗？十之八九会说不值得。但要问民主值得保卫吗？十之八九会说值得。要是再问阿富汗政府为什么不值得美国保卫？估计多半就眨巴眼睛了。在美国大兵的虎视眈眈之下，阿富汗政府可是正宗的美国定义的民选民主政府。

如果说塔利班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美国就是民主教极端主义。民主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但民主是什么？民主政府是什么？这些从来就没有清楚的答案，就像在基督教极端主义的中世纪欧洲，谁也说不清楚“信上帝”是什么含义。多少邪恶都是“以上帝的名义”（in God’s name）、“替天行道”（doing God’s work），如今的美国也是一样。

但这个问题比美国为什么要到阿富汗去打仗更有现实意义，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立陶宛等，只是谁都不知道多少年后美国人会把台湾、立陶宛也划拉到阿富汗那样“不值得保卫的民主”行列去。

另外，“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也和“基督徒不打基督徒”一样不靠谱，十字军劫掠君士坦丁堡就不说了，欧洲的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更多的战争都是基督徒打基督徒，只是“我的上帝比你的大，你是假基督徒”。俄罗斯、伊朗都是民选政府，只是被欧美打入“假选举”，尽管他们不比阿富汗或者其他美国空降的民主更假。

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是否可算“民主国家打民主国家”，也是一笔糊涂账。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始祖英国的政治制度在这几百年里没有改变过。

既然民主可以打民主，民主还值得保卫吗？如何保卫？

3、美国输在哪里？

如前所述，美国擅长反思，但总是纠结于战术层面，幻想战术改进能避免下一个反思。在越南战争时代，美国人自认为在军事上打赢了每一场战斗，但在政治上输掉了（美国和越南的）人心。 “媒体作梗”、“不支持我们的士兵”是另外两个主要影响。

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媒体从一开始的狂热支持，到后来的含蓄支持，总体上没有扯过后腿。在任何时候，美军官兵（包括退伍军人）都受到了朝野的坚决支持。但战争还是失去了人性，在战斗上也越打越窝囊，从占领全境逐步退缩到喀布尔的“绿区”。连塔利班受到境外大国支持这样的理由都没法找，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境外大国支持。巴基斯坦不管是不是支持塔利班，孱弱的国力也根本不可能与美国相比，支持与不支持差别不大。

8月16日，由美国国会设立的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组（SIGAR）发表140页报告，提出7大失败原因：

1）    缺乏政策和战略上的定力和连贯性，引发一系列质疑和缺乏信心

2）    急于求成，低估重建所需要的时间，在需要一个20年计划的地方，用的是20个一年计划

3）    忽视可持续发展，只完成项目，不问实效，熊瞎子掰玉米，吃一路丢一路

4）    缺乏本地人才

5）    无法提供广泛的安全感

6）    不了解阿富汗的历史、文化、背景，空降西方做法，不能及时调整政策

7）    缺乏审评和监督，不能及时纠错

必须说，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但也都没有触及根本，还是悬浮在技术和战术层面。再来一次阿富汗战争，20年后还会是同样的审评。事实上，这已是SIGAR从2008年成立以来发布的第11份报告，负责人约翰·索普科（John Sopko）在过去10年里曾作证过50多次，充耳不闻不是因为没有听见，或者装聋作哑，而是触及美国的三观，没法改。

4、盟国主义在哪里？

美国打进阿富汗的时候，是得到盟国支持的。北约被拉近阿富汗有几分勉强，但也不能说抵触。但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时候，是受到所有盟国反对的，尤其是出兵还死了人的盟国，如英国、加拿大。但盟国也是自私的，一方面不愿意自己的牺牲都成为无谓的，另一方面自己早早撤军了，英军早就撤出赫尔曼德，加拿大也早就撤出了坎大哈。

盟国主义对美国和盟国的意义是个问题。谁都希望盟国在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谁都希望自己的决策少受盟国左右，只有在自己和盟国利益高度重合的时候，盟国才真正成为盟国。但美国和欧洲盟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利益不重合的地方太多。比如说，塔利班重回阿富汗后，欧洲可能面临更大的难民问题，但美国的问题相对较小。这是欧洲反对美国撤军的很大的理由。

但在阿富汗局势危急直到喀布尔易手的前几天，拜登连在留过学、出过力、有“特殊关系”的英国都没有磋商过，而约翰逊似乎也“打不上电话”，很使得人们对拜登的“美国回来了”感到疑惑。但对美国人来说，一切又再自然不过：你们自己早早溜号，现在要我怎么办？

5、美国到底有多盲目？

阿富汗局势的闪电式崩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可能连塔利班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说明了美国和整个西方对阿富汗真实局势的盲目。阿富汗实际上已经在唱空城计有一段时间了，在很大程度上，塔利班不是打进各大城市和喀布尔的，而是走进去的。

都说阿富汗30万政府军只有1万多特种部队是可靠的。1万多特种部队在近30万草包部队的支持下，“都是猪也得抓一阵子”了，但还是几天就江山易色，只可能是空城计的锅。

美国预计到塔利班会卷土重来，但没想到那么快，欧洲也是，以至于紧急撤侨都需要紧急增派快反部队到机场维持秩序。这还是在喀布尔塔利班按兵不动的情况下。

美国对迫在眉睫的紧急态势能如此盲目，盟国也同样盲目，不能不使得人们对美国和盟国掌控世界大势能力的怀疑。如果美国和盟国能如此盲目，与比塔利班凶险的中国硬碰的时候会是什么解决？

“对中国更加重视”不解决这个疑问。美国在阿富汗经营了20年，在最后一刻依然有几千驻军。即使不管阿富汗其他地方的死活，对于塔利班可能迅速席卷美军周边这样的死生大事不可能不重视。

美国抛弃阿富汗使得台湾格外忧心。当前台湾是美中大竞争中的重要棋子，但台湾也曾经是这个棋子，被抛弃了，谁说不可能再次被抛弃？上一次被抛弃的时候，解放军还远没有完成现代化，下一次可能与美军齐肩了，甚至超过。那时台湾怎么办？与美国的20个一年计划不同，统一祖国是中国的一个永久性计划，直到台湾解放。

喀布尔时刻后，美国必然陷入反思。越南战争后的反思没有能避免越南战争2.0，这就是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后的反思能避免越南战争3.0吗？可能不能。如果避免了，一定是因为美国国力衰竭了，打不动越南战争3.0了。

“太快了，都来不及准备。”

这几天，全球对阿富汗局势变化最大的感慨，恐怕就是这句话了。

塔利班一夜入城，喀布尔目前局势如何？在阿华人安全是否有保障？阿富汗当地人又是如何看待美军的这次仓皇撤退，对塔利班新政府有没有期待？

观察者网特别连线在阿富汗从事外贸生意的余勇先生，请他介绍当地情况。

【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整理/ 王越、张依】

喀布尔最明显的变化是不堵车了

观察者网：您在阿富汗多久了？常驻喀布尔吗？

余勇：我是2017年1月开始来阿富汗的，每次过来有时候呆三两个星期，有时候呆一两个月。这次是2019年5月到这里，到现在为止呆了两年零三个月，本来打算春节回去，后来疫情就开始了，回国也不顺畅，这次就一直也没回国，除了逢年过节去过几次迪拜，其他时候都常驻喀布尔。其他地方像坎大哈、赫拉特、甘孜尼、贾拉拉巴德都会去，但基本上是去一些大城市。

我现在主要做一些贸易，就是把中国的医疗物资、玩具这些东西卖到阿富汗，然后把阿富汗的一些生鲜像松子什么的卖到国内。我们会经常和当地人打交道，像经商的、政府官员、平民百姓，都有打交道。

观察者网：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外界的评价很多都在感叹塔利班推进的速度，毕竟美国的预测是90天，没想到10天都不到。您之前在喀布尔，听到的风声是怎样的？气氛紧张吗？

余勇：8月15日之前，塔利班陆续在一些地方作战，刚开始那两三天，尤其古尔邦节之前还有点焦灼。之后基本上是摧枯拉朽，很多城市都是不战而胜了，速度非常的快。特别是从上周下半周开始，新闻报道有时候就像数城市的名字一样，十二点一个、一点一个、一点半一个，几乎都是不抵抗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军事的胜利，而是一个政治的胜利，军事上基本就没打。

气氛上来说，确实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毕竟在政府军的统治下时间长了，大家知道加尼政府是怎么回事。塔利班进来之后，刚开始大家不了解，也都不太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有一些不确定性。现在塔利班也宣布了一些政策，大家也都比较欢迎。但是因为毕竟刚两天，到底执行得怎么样，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疑问的，也都在观察。

观察者网：塔利班目前都公布了哪些政策？

余勇：比如说从8月16日开始，政府、外国公司雇员都可以正常上班、正常外出；商店也可以正常营业；妇女也可以上街。还公布了电话，如果被打扰了就可以打电话，他们会马上过来处理，基本上都是一些安民的措施。

观察者网：塔利班进城后，有没有外界传言的抢劫和暴乱的情况？

余勇：说实话并没有看到。喀布尔不是第一个占领的城市，塔利班先占领了别的城市，最后占领了喀布尔。现在除了机场之外，基本上都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

别的城市占领之后也是类似的政策，执行的还可以，相对稳定。有的城市可能有个别的小偷趁火打劫打劫，塔利班抓着之后，也是把脸抹黑了游行。所以我觉得现在即便有些人蠢蠢欲动，可能也不会在这两天以身试法。

观察者网：喀布尔整个城区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勇：15号塔利班进城，最明显的感觉是不堵车了，毕竟平时有好多人上下班，第一天大家也都在观察，所以上街的人少。但商店、门口小卖部、超市都开着，大市场我倒是没去，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小商店里东西也都挺全的，来的人也是稀稀拉拉的，也没有一下子拥进好多人买了就跑，价格也没什么变化，跟平时一样。比如当地人每天必吃的馕，之前是10阿尼，现在还是10阿尼。

经过一个短暂的混乱和不确定之后，大家的生活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但因为毕竟政府部长这些都得换，我现在递交什么文件，也不会有人来处理，所以真的去政府办事还是去不了，也没有意义。大家都在观察，等新政府成立了，各个国家政府是不是承认？有没有什么政策？这些都尘埃落定了，正常的商务活动才能重新开始，现在只是说生活上没有什么问题。

观察者网：有没有出现外界担忧的报复行为？包括针对平民的或者一些外国人员？

余勇：之前见到过这样的报道，但是很少。现在塔利班的政策是只要你放下武器就既往不咎，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我个人觉得，毕竟美国人在这儿待了20年，给美国公司服务过的人太多了，而且要么是精英阶层，要么就是有技术的，这些人都报复掉了国家也就完了。所以我觉得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应该会有一个民族和解的过程，塔利班现在感觉也是有心好好去建设一个新政权。

观察者网：看到有一张图是有人在喀布尔街头粉刷掩盖有违伊斯兰教的宣传画，但是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身份。您有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塔利班曾经在宗教信仰方面比较极端，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善？

余勇：因为喀布尔街头很多墙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画，主要是加尼政府画的宣传画。你说有些画被涂掉，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是我觉得被涂掉也是有可能的。总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宣传画，被涂掉也很正常。

宗教方面，现在看肯定是有改善的，原来可能塔利班在执行一些教义上是比较严格的，比如妇女上街要求必须得有男性陪同，还必须把整个脸都遮严，而且女孩也不能接受教育。现在塔利班说妇女可以接受教育，上街也没问题。昨天我也看到有几个女性上街了，有年轻女孩，也有妇女，就是包了下头，脸都没有挡着，也没有男性跟着。街上一直有塔利班在巡逻，他们也没有管。我觉得至少现在这种执行状况来说，应该是比以前有改善的，宽松很多。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7日，阿富汗喀布尔，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举行首次记者会，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们在院子里种满了菜，生活物资有保障

观察者网：您现在安全状况如何？

余勇：阿富汗乱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平时也都有一些安保应急的准备，所以说安全状况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小卖部也开着，我觉得生活物资上应该也是有保障的，我们甚至都没有储备物资，就囤了几桶水。我们住的地方也有院子，中国人院子是不能闲着，我们在里面种了些黄瓜、辣椒、西红柿，基本生活物资是有保障的。

观察者网：早在5月份，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就发出了安全提醒，很多在阿华人也在之前陆续离开了，您当时没有离开的考虑是什么？

余勇：因为我们跟商务伙伴都是有合同的，我们很多物资还都在从中国往这边运的路上。如果当时离开了，一是违反合同联合国那边会罚款；二是货运到喀布尔，我们都跑了，谁来接货？所以当时就没走。

观察者网：战乱对货物运输有没有影响？可能会推迟或者进不来？

余勇：有影响，肯定是要推迟的。平时我们从中国发海运，一个集装箱过来大概是35天左右，现在得60天，还不一定到，时间拖了一倍。当然还有疫情的原因，现在整体国际上货运都不是太通畅。

因为我们做的是外贸，是跟联合国一些国际组织签约，到时把货物交给他们，他们给我们付款。现在这些组织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们的工作也都处于暂停状态。

观察者网：目前中国驻阿大使馆还在正常运行，有没有对在当地的华人提供什么安全帮助？

余勇：我们和使馆之间建了一个微信群，现在群里还有十几个中国人，分别住在三四个地方，相对比较集中。群里有使馆工作人员，他们说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就可以联系中国大使馆。据我所知，现在可能也没有人联系使馆需要帮助，都处于一个自我保护的状态。

本来在阿富汗华人就不多，疫情的时候走了一波，基本上都没回来，去年年底又走了一波，也基本上没回来。7月初已经有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回去了，又走了200多人。央企、国企应该已经走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主要是我们这种民营企业，因为订单合同等各种原因没走。8月15号之前还有个别人离开阿富汗去第三国，现在回国很困难，需要转机。

观察者网：这几天喀布尔国际机场撤离的一条视频传的很广，甚至出现了美军开抢、有人从飞机上掉落的事情，您身边有人在机场离开吗？他们目前是什么情况？

余勇：我身边确实有朋友离开，都是阿富汗的有钱人。他们听到消息就赶紧往机场跑，8月15号当天到机场，可能现在还在机场里。能在这一天走的大部分都是有钱人或者有签证的，其他人往机场跑也没有意义，连海关都过不了，更别说上飞机了。当天确实是有一波人紧急往机场撤，不管有票没票，机场也确实挺乱的。当时好像塔利班还没有去构筑防线，美国人也没有去维持秩序。

后来美国公布消息，可以接纳给政府工作过的或者给相关公司工作过的阿富汗人。没有签证也可以来，只要你从机场能走。这时候就有大批的人开始往机场跑，但这时已经有美国人维持秩序了，塔利班也在维持秩序了。很多人穿越封锁线就往里冲了，有点像当年柏林墙那种场面。机场那边开枪了，听说还死了几个人。

当时进去就进去了，没进去我觉得现在想冲进去也不可能。现在商业飞机没有了，都是军用的运输机。昨天晚上我们听飞机声音就没停，一架一架地飞，还是紧急地往出运输。我觉得在机场要是没签证，他们应该也能走得了。

观察者网：据您所知，您身边的人离开阿富汗都会去哪里呢？

余勇：之前没有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是去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联酋的迪拜，毕竟都是伊斯兰国家，有很多共同的理念，所以去的比较多。

对很多阿富汗人来说，撤军更像是一次突发事件

观察者网：阿政府执政20年，当地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差距有多大？

余勇：首先有钱人和普通人生活差距很大。可以这么说，阿富汗大部分有钱人比中国的有钱人有钱，穷人也比中国的穷人更穷，居无定所。两极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因为这里也不计划生育，一家有个八九个孩子都很正常。生了孩子，阿富汗人倒是对教育很重视，家里再苦都得供你上学，大部分是这样。但是年轻人上学之后很多没有工作，就在家呆着。大部分家里的状况确实也就是解决个温饱，有的甚至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有工作的人，比方说在政府部门的中产阶级，他们就相对富裕一点。所谓富裕，工资也就是一个月从四五百美金到六七千美金这种阶层。

再往上就是有钱人了，就没法说多有钱了。但是因为伊斯兰的教义规定逢年过节有钱人一定要拿出自己资产的2.5%救济，买成牛、羊、食物发给穷人，很多人还是在严格执行。还有一些村长或者当地酋长，他们很有钱，可能这个村一到星期五或者某个日子，一定要吃一次流水席，免费请大家吃饭。会有一些这种调剂，所以说底层人觉得自己有多苦？未必见得。

至于说这20年生活是好了还是坏了，只能说有的人越过越好，他就感觉好；有的人越过越差，他就感觉坏。

实际上这20年可以分成两个时代。美国人刚来的卡尔扎伊时代，那时候大家确实明显感觉生活好很多，随便一个本地工程师刚进入公司就能拿5000美金。到了加尼时代，工程师工资起薪只有300美金，差距还是很大的。

从这个角度看，加尼时代确实生活更苦一些，卡尔扎伊时代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很多当地人不这么比。阿富汗人不会说苏联人在时怎么样，美国人在时怎么样，或者塔利班在时怎么样，他们往往会回忆50年代的国王时期是什么样，有多么好，喀布尔甚至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他们会回忆那些东西，往往不回忆战争，可能之后的日子都是战乱，他们觉得都差不多吧。国王时期确实非常好，无论是世界还是阿富汗自己本身都挺好的。后来不管是谁执政，只要打仗，那就一定不如和平时期了。

观察者网：阿富汗人会怀念或者坚持自己民族的东西吗？还是说接受“帝国坟场”的宿命？

余勇：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普什图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土库曼族，有20多个民族。这些民族很难捏到一起，有很多不认同感，甚至阿富汗人自己都说这个国家最好是分裂成几个国家。阿富汗各地的军阀，其实就是某个民族代言人。他们以自己这个民族利益为中心，国家利益第二。再加上有些国外势力支持他们，所以对于未来的新政府来说，将来要统一整合起来，有效消除民族矛盾，是一个很重的任务。

观察者网：美军驻阿富汗20年，通过您近年的观察以及和当地人的接触交流，他们对驻阿美军是什么态度？

余勇：有的人在美国人那里能挣到钱，就挺喜欢的。有的人就不太喜欢，因为美国人肯定有很多行为不好。有人恨美军，也有人爱美军，这个很正常。

他们其实是从各个角度出发来评判美军，有人从宗教角度考虑，你就是个异教徒；有人从经济角度考虑，觉得你拿钱来了；还有人从军事角度，觉得美国人在这里更稳定安全，也有人觉得美国人在这里带来的反而是不稳定不安全。大家确实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立场，看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判断都不一样。

所以不管美国人怎么做，都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这是一定的。而且将来不管是谁来执政，在这个国家做多少好事也有人不喜欢你，做多少坏事也有人爱你，这个是没法避免的。因为他们确实考虑问题角度太多，也很难达成普遍共识，看法比较分散。

2009年8月6日，在阿富汗坎大哈东南约100公里的斯平布尔达克郊区，一个孩子看着第五突击旅的军用车辆驶过他的村庄。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有些讽刺的是，美国撤走了自己的军队、外交人员，甚至使馆里的狗，但是却留下了曾经为驻阿美军服务的人员，这些人很担心会遭到塔利班的报复。您身边的朋友是如何评价美军的撤离和“抛弃”行为的？

余勇：美国人说撤离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在特朗普时期就说他们要撤离，特朗普还没当美国总统时就主张撤离，但是他当了美国总统后却还增兵了。所以大家其实是不信美军会撤离的，直到5月1日那天美国人真的开始撤离时，大家才发现：哦，美国人真的要走了。以前你说美国人会撤，很多人都会嗤之以鼻，认为这不可能，是没有的事儿。所以其实对很多阿富汗人来说，这就是一个突发事件。

另外拜登刚上台，美国马上就撤了，我觉得美国这任政府对整个撤军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规划。美国人连自己怎么撤可能都还没规划好，更不要说那些跟美国人干过活的人了。撤退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不是一两天就能安排好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真正的撤离过程中才发现这个问题，有的人被安排了，有些人正在被安排，有些人还没有安排到。再加上这次塔利班进来得非常快，那些正在被安排的人完全是措手不及。而且即使对于很多已经准备好国外护照，随时可以走的人来说，都没有想到8月15日的态势会那么快，所以机场才能那么乱。要是大家知道8月15号会这样的话，可能有些人早就走了。

这不是军事胜利，而是政治胜利

观察者网：现在很多文章都在分析塔利班获胜原因，比如民心所向，政府军缺乏领导、依靠外援、腐败问题，从您的观察来看，您认为为什么政府军如此不堪一击？塔利班获胜的原因是什么？

余勇：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胜利，不是个军事胜利。如果真要打的话，政府军有好几十万，塔利班不到10万人，这个完全是不对等的，更不要说装备问题。喀布尔驻扎着几十万政府军，而外头围城的塔利班，可能至多2万至3万人，但是一天的功夫，一枪没开就把首都拿下了，我觉得这跟战斗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一个政治胜利。

实际上双方是完全没打，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不堪一击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击。政府军基本上就没开枪，甚至很多有抵抗的地方都不是由政府军抵抗的，而是老百姓拿着枪。从战斗力来说，我们只能说政府军的战斗力深不可测，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个档次上，因为他根本就没打。

而且政府军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发饷了，他们本身的工资也不高，大概每月在200-300多美金。可能长期不发饷，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确实也没什么士气。但是军人好歹还是得听指挥，如果长官让打，多多少少也得比划一下，但他们完全连比划都没有，可能长官连命令都没下。

所以我看很多媒体也在讨论政府军如何不堪一击，我觉得这场胜利跟军事没有太大关系。这个军事相当于没发生过，讨论政府军的战斗力价值不大。重要的是塔利班这次完全是个政治胜利，他们到了哪个地方，跟省长谈完了之后，对方差不多就交枪了。还有一些外国势力在各方面的影响，也让政府迅速的投降，所以政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观察者网：塔利班坚持20年，自身组织也在变化，逐渐执行比较温和的政治决策。您了解到塔利班的决策转变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塔利班占领的地方，执行的如何？

余勇：要说经济的话，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和塔利班控制的地方都不是太好，整个阿富汗经济都不好，大环境如此，他也不可能说搞得很红红火火。再加上政府军控制城市多一些，塔利班控制的是农村，比经济的话，农村也比不了城市，所以只能说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另外本身阿富汗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生存空间也有限，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要说治安的话，塔利班控制区会更好一些，什么小偷小摸、打砸抢基本没有，他们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其他的都差不多，没什么感觉。

对于塔利班在农村的组织管理模式，我知道他们有基层组织在村里头驻扎着，再深入的我还真不知道，比如他们怎么训练，训练什么，怎么管理的。我们这些商人去了，只关心怎么能把货物运出来，然后在过程中能少交点税，不被人打劫了，对于基层组织是怎么运作的还真不了解。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7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民外出上街，塔利班士兵在街头巡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塔利班“赢在民心”，您身边人对塔利班主要持什么态度？塔利班是如何“获得民心”的？

余勇：我觉得还是分几个阶层，比如那些特别有钱的，已经拿了外国国籍的，或者说现在正在往外跑的，你说赢得了他们的民心，谁说了也不会信吧？这些都要跑的人，显然不在赢得民心之列。拿了外国国籍的这些人已经都不是阿富汗人了，他也无所谓阿富汗的事。

还有就是一些老百姓，比方说在政府工作的或者说做着小买卖的中产阶级，他们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还是要生活，只要能够继续在政府工作，或者继续做自己的生意，能让他们安居乐业，他们无所谓谁来当老板。底下的民众如果生活能更好，他们就更高兴；反之，如果生活变差了，肯定就有不满，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说塔利班赢没赢得民心，还是要看后面的执政。这不好一概而论，而且变化太快了，几天的功夫这个国家就变天了，但大家的思想在几天内很难有太大改变。但是我觉得，从塔利班一开始到现在，他们政治上应该是更成熟了。

观察者网：塔利班已经表示将很快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公布了一些新政，还表示将实行“赦免”。对塔利班新政府，阿富汗当地人或者在阿的外国人持什么态度？有什么期待吗？

余勇：其实要把阿富汗管理好，确实需要很大的智慧。这个国家现在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它要发展经济，肯定需要争取国际上更多的援助。那么无论是欧美的、中国的、还是俄罗斯的等等，这些国家的援助他都需要，不然很难支撑发展。

我们在这边经商，肯定是希望这个国家欣欣向荣、各方面好起来，大家都可以吃的更好、住的更好。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是希望不管谁执政，都可以把这个国家搞好，这是我们的期许。

观察者网：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会继续留在阿富汗做外贸吗？

余勇：短期来说，现在国际航班也不通，回国比较折腾还要隔离，还不如暂时就先呆在这里等待时局更加明朗。

塔利班新政府还在一个成立的阶段，等它成立了，各个国家还要表态。所以说，现在它还是一张白纸，我们就看这几天它会有什么变化。如果形势好的话，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展很多工作。

阿富汗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而且本身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有金矿、铜矿、铁矿、锡矿、铅矿，还有一些农产品，比方说紫草、松子，好多东西都是中国需要的，把它运回去就行。而且这边的工业基本上是零，重工业就不用说了，新工业都基本上是零，97%的商品都要从中国进口，有大量的商机，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我的观察，我最悲观的估计是到12月份、差不多今年春节前的时候，这些事情应该会尘埃落定，到时候再根据局势做进一步打算。